汉初，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兼并战争和楚汉战争之后，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儒家为了争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把《周易》捡了出来。《易传》的头几篇是秦汉之间和汉初的作品或口传的记录。一、宣扬伦理礼教等级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二、吹捧易道广大悉备，无所不包，想凌驾于各家学说之上。同时，偷偷地采取道家学说放进《周易》之内。《系辞传》是汉初《易》说丛抄（《系辞》、《文言》同为丛抄，内里不少互相分歧、自相矛盾的话。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已有指出），其中有不少吹捧“易道广大”的话。
基于这一观点，就有了易“一名而含三义”的说法：“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序引《易纬乾凿度》及郑玄《易赞》、《易论》）《乾凿度》的解释是：“‘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孔颖达又引《系辞传》的话作说明：“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这都是汉儒的说法。从“定”、“位”、“尊卑”一类的话，清楚地表明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卦爻辞没有这种思想。虽则奴隶社会分为君子、小人两个阶级，但“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小人可以反抗。井卦更讲邑人赶走邑主，国王也没办法，只好把邑主调到别的邑去。作者认为这是“王明，并受其福”，王的明智，使大家有好处。虽则有阶级调和论思想，但这哪里是“贵贱位矣”?“一名三义”之说，只是汉儒的附会。
在汉之前，《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郑玄注引杜子春说：“《连山》，宓戏；《归藏》，黄帝。”认为是三个时代三种占书。郑玄注：“易者，揲蓍变易之数可占者也。名曰‘连山’，似山出内（纳）气也。‘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但他认为的著作年代，“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这显然又是强解。殷用龟卜，可能“归”借为龟。但龟卜无书，卜法与《周易》不同。《礼记·礼运》载孔子答言偃问礼，说：“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说者谓《坤乾》即《归藏》，以“坤”为首。先坤次乾，取地厚载物之意。《连山》则以“艮”为首，与《易》卦次序完全不同。殷用龟卜，断然没有与《周易》相类的书。
“三易”之说，实出伪托。伪托之来，出于战国。晋初有盗发掘汲县旧冢的，发现了魏襄王墓里藏了许多竹书，其中有《周易》，又有“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的《易繇阴阳卦》二篇[1] 。可见战国时有仿《周易》而作的占书，所谓《连山》、《归藏》，即《易繇阴阳卦》之类，故意把八卦次序颠颠倒倒，以别于《周易》。乾坤为次是合理的，坤乾倒置就不对了，以“艮”为首卦更没道理。不过战国时人乱造占书，当是一种风气。《周礼》“三易”之说，《礼运》“坤乾”之论，是这样来的。这些书并不流行，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北堂书钞》艺文部引桓谭《新论》：“《历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太平御览·学部》引《新论》：“《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历山》即《连山》。这话很怪，如书藏于兰台、太卜，刘向、班固等不会不见。如果桓谭的话可信，更足证《连山》、《归藏》是战国时人之作。而且也是夸张，《周易》才四千一百多字，一部八万言的巨著，绝不会出现于夏殷之世。据《左传》、《国语》所载《易》筮、孔子引用的《易》辞，以及《周礼》“三易”之说，“易”义是占书，而不是“一名而含三义”。但“三义”之中，“变易”一义，的确是《周易》的重要观点，不过不是《系辞》、《易纬》所说的“气”，更没有什么“不易”之“位”，“简易”之“德”。
“变易”思想，来源于周初。周人从弱小到强大以至灭商，他们从夏商周的兴亡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认识到“天命靡常”（《诗·文王》）、“惟命不于常”（《书·康浩》）。《书》、《诗》里这样的话很不少。以前一直相信天命，《西伯戡黎》载祖伊看到周文王日益强大，恐慌起来，告诉殷纣说，天将要把我们的命运结束了吧?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而殷终于灭亡。周人得到新的认识，认为天是不可靠的，天命会改变的，可靠的在于“德”。《书》、《诗》里常提“德”。《召诰》周公告诫成王：有夏、有殷都曾得到天的福佑的，可是一个一个灭亡了。“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再三再四地说“德”。《诗·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维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纯。”《烈文》：“丕显维德。”《敬之》：“示我显德行。”总之，天命无常，不可信靠，会常变的。要敬德，用德。这是周初的新认识。这种思想，《易》作者继承了，而又有新的发展。在天命无常会改变的认识之外，他从物理和生活上认识到事理会对立转变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九三）是他的新认识，而且用这一观点——对立和对立转变，来组织一些卦。这一认识是他同时代的共同思想，如《诗·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即“无平不陂”之意。但应该注意，这并不是空谈理论，而是针对当时的政治说的。诗人说得很清楚：“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哀今之人，胡憯莫惩?”他还从“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一直到“楀维师氏”，一个个指名姓点出来，宣布他们的罪状。《周易》为体裁所限，不能像诗歌那样畅所欲言。我们要从整部《周易》看，从各卦爻辞揭发的关于贵族的罪行和矛盾斗争的现象，就可知对立转变的话，实际是指周室由盛到衰，即将危亡了。关于贵族恶行和内部矛盾斗争，留待下章说，这里说说卦爻辞中对立和对立转变的思想。
《周易》有三对组卦——“泰”、“否”，“损”、“益”，“既济”、“未济”。这些组卦跟其他以事类组织的不同，其内容是散杂的或比较散杂的，没有一定范围，完全用对立和对立转变的观点来组织。其标题（即所谓卦名）是互相对立的，其内容或从对立说，或从对立转变说，也不是只说一面，“泰”说泰，也说否，“否”说否，也说泰；“损”说损，也说益，“益”说益，也说损。“既济”、“未济”也一样。例如：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泰九二）
“包”借为匏，葫芦瓜。“荒”，空也。“冯河”，徒涉渡水。用挖空的匏瓜绑在身上渡水，就不致于坠溺。“不遐”，不至于。“遗”借为隤，坠也。渡水不溺，是泰。“朋亡”犹丧朋；朋，货币。“尚”，助也。商人做买卖失利，好在半路上得人帮助。这是由否变泰。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泰六四）
“翩翩”借为谝谝，巧言善辩者。因为有人讲了一些空谈大话，说没有敌人来的，大家失了警惕。结果，敌人侵袭，与（“以”）邻人一同遭殃（“不富”，不福）。没有戒备，被敌人俘虏了一些人去。这是“泰”说否。又如：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损六三）
同行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第三者顾此失彼。一个人感到寂寞，有困难没人帮助，需要有同伴。这是有时会损，有时要益。作者分析情况，作出理论：“酌损之”，有时要勘酌减损；“弗损，益之”，有时不能损而要益；“弗损益之”，有时不能增益，也不能减损。就是说，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也就是说，有时要变，有时不能变。革卦说的是变不变的道理，革者变也。举祭祀和战争为例。周人有一种传统的陋俗，以战俘为人牲祭。但兵凶战危，作者尤其反对侵略战，故说“巳（祀）日乃孚”，万不得已要用人牲，才去捉个俘虏。意思是这个陋俗有改变的必要。战争用车战，车战要把马胸带勒紧，车马才跑得快，才能打胜仗。如发现带子绑不紧，就赶快改正，把带子勒得三重三匝。这是要变。但是有不能变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贵族如常常发火，像虎豹一样变脸发威，失了理性，引起士兵反感，不听命令，战争一定失败。这是不能变的。
既济、未济记殷高宗（盘庚后第三代）跟周人联军攻打共同的敌人鬼方，得到胜利，是既济（成功）。这时周人还弱小，过了好些年，太王被狄人侵迫，太王带了全族迁到岐山下周原去。但又说：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既济九五）
东邻是殷，西邻是周。这是说，周既济，殷未济；殷为周所灭，对立说。但和伐鬼方的事联系，是殷由强盛转变到衰亡，周则由弱小转变到强大。对立转变。蹇卦以行旅、商旅为例，说由难行到易行，由难得到得利，就是对立转变。
益卦先记了一些周初强盛的事实，有立庙筑城或迁殷遗民和周公东征胜利获俘等，末了却说：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
这写的是西周末年贵族当权派的罪行。《易》说“或”，多指贵族，为了讳饰，不说君子而说“或”（参《周易释例》）。某当权派排除异己，专攻击人，而他又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以致被攻击的无人敢帮助，怕连累自己，《诗·何人斯》所谓“其心孔艰（险）”，“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示）人罔极（莫测）”那种人。恶人横行，“不用其良”，国家便陷于灭亡的危机。全卦之意，指出周室由极盛将变为衰灭。对立转变之理，实际指周王朝由盛变衰说。“周易”者，周室将变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