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上下二篇，与《易传》分开。附传于经，出于汉代经师之手。《汉书·艺文志》载《易经》十二篇及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十翼”即《易传》十篇。《彖传》、《象传》依照经的分篇法，各为二篇。《系辞》分量较多，析为二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为一篇。共七种十篇。传以辅经，翼，辅也，故名“十翼”。十翼编集，疑为刘向校书时的叙录。《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这是汉人传说，但“系”决不是《系辞》，“说卦”、“文言”，也不是二传之名。司马迁著《史记》时，只有《彖》、《象》二传。《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系辞下》有同样的话：“子曰：‘天下何思所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但司马谈引的是《易大传》，不说《系辞》。故“系彖”之“系”，与“序”同为动词，不是《系辞》。“说卦”、“文言”，也不是篇名。王充《论衡·正说篇》：“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隋书·经籍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这里泄露了一个秘密：《说卦》之下三篇，实出于宣帝之后的儒生之手，假托从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西汉末谶纬之说盛行，专造一些鬼话骗人，如说孔子为汉制法之类。老屋发现《说卦》三篇，同样是鬼话。他们挂着孔子作《易传》的招牌，是一种骗术，使人尊信。如果说是自己作的，那就没人尊重。但本来没有的作品，现在忽然加多了，要人相信，不能不造出一种鬼话来。王充说是一篇，可能这个鬼话最初是《说卦》作者造出来，后来又续添了《序卦》、《杂卦》两传，顺着这个鬼话加进去。到了刘向时已封住了。但在《说卦》之前，武宣之间，儒生又辑录了汉初到武帝时讲《易》大师的一些语录，编成《系辞》、《文言》两种。这就是《易传》编集的经过。
一 、易传溯源
孔子晚而喜《易》之说虽属假托，但孔子晚年读《易》当是事实。《论语》所载孔子所说的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跟他引“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有恒的必要（《子路》），意旨一致。他是把《周易》当修养书读，而不管占筮的。可能因为这是占书，没有拿来教门人，当然更不会作传。
孔子门人传《易》的，据汉人的说法，有商瞿，瞿以后就有点乱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汉书·儒林传》则说：“鲁商瞿……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刚好倒过来。子思、孟子都没提到《易》。直到战国末，荀子才引《易》，说《易》，但也很少。他对于《易》的态度与孔子一样，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这是儒家的传统。孔门学习的方法，一贯是体会而引申的，就是不照原来的意义，从此及彼，透过原义而体会引申出另一种意义来。如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前两句描写美人的媚态（见《诗·硕人》，没有后一句），后一句说从素白底子上彩绘。孔子答复了后一句说“绘事后素”，先有素，后有绘。子夏说：“礼后乎?”是不是先有好行为然后才能说到礼呢?孔子很高兴，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礼跟原文全无关联。孔子引《易》“不恒其德”，也可说是一种引申，因《易》原文是说狩猎。荀子引《易》“复自道，何其咎”，“道”是道路，农民从田间归来，但他作道义解：“《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大略》）秦穆公不听蹇叔的话，袭郑为晋截击，大败。后来悔过。荀子把“复自道”说为复归于道义。又，“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非相》），原文说农民收获，不坏不好。他引来讽刺腐儒做人滑头，不敢说话。他还演释《易》义：“《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大略》），这就与《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男下女”相同，又是《序卦》所本。荀子这一说法，当是战国末的新《易》说。《彖传》就是这一新说的集大成之作。
春秋时《易》筮和引《易》约有三种方式为《易传》采用的：一、用卦象、卦德作解。如，震为雷，为车；坎，水；坤，土；屯，厚；豫，乐之类（《晋语四》）。《象传》多说卦象，《彖传》说卦德，《说卦》则汇合各说。二、引申辞义，不照原文解。如，以“元亨利贞”为四德，一字一义（《左传》襄九年鲁穆姜语）。《易传》解贞兆词都不用原义，“贞”全训正。又如秦医和给晋侯看病，引蛊卦，说是近女色，淫溺惑乱的蛊疾。但“蛊”原训事，蛊卦讲孝子继承父业之事。《象》大传说某卦在君子在君后要怎样怎样做，全用引申法。三、照原文之义解。如，晋师救郑，副帅原縠刚愎自用，不听命令。知庄子引“师出以律，否臧凶”论晋师必败（《左传》宣十二年）。《易传》多曲解，只极少部分能略知原义。
战国中，出现了一派阴阳家，于是有以阴阳说解《易》的。晋初在汲县魏襄王墓发现几十车竹书，其中有《周易》二篇，又有《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易繇阴阳卦》是阴阳家仿照《周易》而作的占书，故杜预又称之《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魏襄王是战国末年人（公元前317—前294年），可见在他之前，有以阴阳说《易》的，那时还没《易传》。其中又有两种与《易》有关的书：《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序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1] 。这说明在战国初、中期有人搜集关于卦象、卦法之类的资料，有人搜集关于卜筮的资料。《师春》录自《左传》，编者当是《左传》作者吴起（郭沫若说）[2] 的朋友或弟子。吴起历仕魏文侯、武侯，长期驻守西河以拒秦。后为王错所谮，去魏即楚。他搜集各国史料著《左传》。当他离魏时已在晚年。为人谮害，他的书没人敢提，故师春录其中卜筮事就用自己的名。《卦下易经》所集资料当比《说卦》为详，但汉人没有见到这本书。《说卦》是汇集汉初经师的说法而成，《左传》的卦象、卦德说，没有都收进去，这当由于《左传》在刘歆之前还不易见，而且是没有地位的书。刘歆极力推荐它，为今文经师所攻击。故《说卦》是汉宣时的作品，不过在战国时已有人编写这一类的传，但没有附于《易经》而流传。总起来说，战国中期，《周易》逐渐成为流行的书，故有人仿作，有人搜集有关资料，有人用阴阳说、刚柔说来解释，但还没有《易传》。
《周易》在春秋时只是一部占书。筮短龟长，地位还比不上龟卜。占筮官外，仅有很少贵族知识分子读它。战国时，阴阳家利用了它，于是有《易》以道阴阳之说。儒家从孔子到荀子，一直没重视《周易》，因为儒家只喜欢讲政治伦理、行为修养，不喜欢卜筮。
二 、易传的编著
《易传》的编著当始于秦。《彖传》是头一种，《象》大传（解卦辞）可能也是秦时作品。作者是儒生。
秦始皇在未统一六国时读了韩非的作品，很欣赏，把韩非弄到秦国去。谁知李斯妒忌这位老同学（都是荀子学生），把他害死。始皇统一天下，采用了韩非的学说，实行君主专制，严刑峻法，又采用阴阳家五德终始之说，改正朔，易服色，尚黑，数以六为纪，以为水德之始，热闹了一番。方士也活跃起来，迎合始皇心理。齐人徐巿等劝始皇求神仙，始皇派徐巿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谁知徐巿一去不返。“博士七十人”，当是齐鲁儒生，也想表现一下，由博士齐人淳于越做代表，奏请分封子弟功臣。不想闯下祸事，丞相李斯驳复，说他们道古害今，虚言乱实，要禁止，提出烧书之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后来又因方士侯生、卢生等神仙术不验，诿过于始皇，跑掉。始皇“案问诸生，传相告引”，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人。赵岐《孟子题辞》说：“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齐鲁儒生倒了大霉。当时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易》是卜筮书，幸存。儒生没书可读，就研究这部他们一向不重视的《周易》。《易传》之作，就利用这合法地位。他们不懂占筮，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刚柔、上下、卦象、卦德等说，发挥他们的政治伦理、行为修养的思想。《彖传》、《象》大传所说的是这一套。
就《易》的原义说，《彖》、《象》大传都是不符合的，但从另一方面说，作者们并不是为解《易》而作，他们是穿古代服饰，借古代语言，扮演新的角色的。这是说，他们在秦皇的淫威统治之下，借讲解《周易》的外衣，说儒家政治伦理的话，实际是用来批评始皇严刑峻法的统治是反古之道，大失民心的。在现实中，他们碰了钉子，不敢明说反对时政了，但借着“卜筮书”的烟幕，仍然可以发表议论。他们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观察时势，钉子不能硬碰，卜筮的“神道”可以借为宣扬儒理，使天下人服从他们，反对始皇。这是合乎“天之神道”的。他们期望着有这么的一天到来，“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彖》）。汤武革命，是顺天应人的，即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耳，未闻弑君也”之意。这以独夫纣暗指秦皇政。汤武革命说，无疑出于“孟子徒党”，齐鲁儒生。《彖》常说“时义”，即是说，《周易》之义也合于当前的“时义”。孟子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易》之“时义”，也即孟子所重的“时”义。《彖传》有个特色，不少时候说到天道、地道，有时把天地和鬼神及人道并提（谦《彖》），有时说“天文”、“人文”，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他们指着秦皇骂：你等着吧，天道、人道是不能容的。有人在陨石刻上“始皇死而地分”，又有人在华阴平舒道上夜里持璧给秦皇使者转交滈池君说：“今年祖龙死。”（《史记·始皇本纪》）很可能都是这些儒生弄的把戏。
《象》大传多说“德”和“民”，如“容民畜众”，“懿文德”，“定民志”，“作乐崇德”，“振民育德”，“厚下安宅”，“多说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反身修德”，“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这一类话不少。又说“先王”、“后（君）”、“君子”。说“德”，针对秦用刑法；说“民”，针对始皇君主专制；称“先王”，就“道古非今”了。卢生等方士批评始皇：“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拿这些话跟上引《象》大传的话以及其他所说，刚好对照，就是以儒家之说反对秦始皇的暴政。故从《易》义说则非，以时代说则是。他们是用来暗中批评时政的。
《象》小传（解爻辞之部），上面已谈到，它是汉初之作，用“爻位”说解爻辞，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为等级伦理宣教。作者可能是制朝仪的叔孙通及其弟子。为汉制朝仪是实施，《象传》则是理论的宣传。借《周易》的语言，制造了一套理论，作为制度的根据。汉初的经济建设，萧何、曹参等政治家用道家学说作为休养生息的根据。叔孙通等则为汉高祖制造了一套礼仪，又制造出一套理论，互相配合。叔孙通本来是秦博士，原想在秦朝施展出他的抱负，可惜碰上始皇这个独断专行的君主，又有李斯这个掌大权的丞相，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大事故，他能“备员”保命，没被“告引”，已经万幸。汉初，他乘机出来，带着他的弟子，制了朝仪，又作了《易》传。他们把秦朝博士们写的一部《易》传，没敢公开的，连同他们自己写的，合称为《象》。本来在鲁国的《周易》叫做《易象》，为《易》作传名为“象”，是很自然的。秦朝博士写的两部传都叫“象”。《系辞》说：“彖者言乎象者也。”彖、象，异词同义。但叔孙通的弟子们自知资望不够，不敢公然说是他们作的，假称是“圣人”作的。他们所谓的“圣人”，原来是指他们的老师，即他们称为“识时务”的“圣人”叔孙通。后来就说成是孔子。孔子作《易传》的传说，当是这样演变而成的。或者就是他们编造的。假托古人以自重，如医书多神农黄帝所作，神仙方士造出黄帝升仙之说以神其术，说封禅的有七十二君。如此之类，不一而足，都是说谎骗人的。叔孙通是一个利禄之徒，说谎当然是他的本领。
《彖》、《象》当是秦博士及其弟子所作之传，汉兴后另有别的经师讲习，著《易》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易》书十三家近三百篇。这时盛行“灾异”说，《汉志》所载多这类书。但今传《易传》，没有这种色彩。这当因《易》灾异学自孟氏、京房等才大力鼓吹，早期的师传不讲这一套。“言《易》者本之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皆著《易传》数篇”，皆见《汉志》。丁宽传多至八篇，名《小章句》。“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这是汉初最著名的《易》学家。孟喜又“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可见另有一派讲灾异的，不属田何所传的一派。京房受《易》于焦延寿。“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房以明灾异得幸”。京房《易传》讲灾异，《汉书·五行志》转载了不少。
总之，汉初《易》学，大别为二：一派是经师所传，是正宗，讲等级伦理。其说虽失传，一部分为《系辞》、《文言》所辑录。一派是隐士独得，是别派，讲阴阳灾变。其书也失传，一部分为《五行志》所转载。经师所说，与秦博士所著《彖》、《象》大传，殊途而同归。秦博士发挥儒家思想，寓“贬”于正，用以反对秦的暴政。经师讲授，著《易传》，宣扬教化，用以拥护汉的统治。灾变之说，来自阴阳家，用以讽谏统治者。手法不同，其目的与经师没有两样。其始，经师既要宣扬教化，也为《周易》吹捧，想争取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到了取得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以后，就改用阴阳家手法，想更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灾变说，统治者很讨厌听。经师又自相攻讦争宠。如孟喜不但长于《易》学（许慎《说文》用孟氏《易》，其说的确较他家为胜），其父还“善为《礼》、《春秋》”。喜从田王孙受《易》，“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刚好“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汉书·儒林传》）。所谓“改师法”，就是不用经师宣扬教化之说而讲灾变。统治者不高兴听，孟喜弄巧反拙，连微不足道的博士官也当不上。
《系辞》、《文言》是辑录之书，很清楚。《文言》把关于乾、坤二卦的各说汇集起来，有分歧矛盾的。这就强有力地证明是丛抄性质。《系辞》内容繁杂，有概论，有个别的卦的解释，有卦的起源说，有《周易》的著作时代的推测，有占筮法，有爻位说，等等。最突出的是，把《易》吹捧为无所不包的天书。例如：
夫《易》广矣大矣！ 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像这类的话还有不少。为什么把《易》吹棒得这么高妙广大呢?要知汉兴几十年间，一直是道家之说支配了一切，最高统治者信奉黄老之学。大学者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论六家之要指，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各有褒贬，认为各有长短，独于道家推崇备至，说道家采取了各家的长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没有贬语。他对于儒家尤为不满，除评其长短外，还指出儒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完全用道家思想批评儒家。这一时期，儒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没有地位。所以儒家抬出一部《周易》来，极力吹棒，其用意是可知的。
经师辑录遗说，可以从司马谈引《易大传》语也见于《系辞》而推知，还可以从《淮南子》引《易》文又见于《易传》而确定。淮南王刘安聘明《易》者九人讲《易》，号“九师说”。《汉志》载《易传》有《淮南道训》二篇，今《淮南子》犹有《易》说约二十余条，都是汉初经师的遗说。如《缪称训》：“黄帝曰：芒芒昧昧，从天之道，与元同气。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这以“同人于野”和“从天之道”、“言同略，事同指”互相发明。《集解》引郑玄注：“天在上。火炎上而从之，是其性同于天也。火得风然后炎上益炽，是犹人君在上，施政教，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为人和同者，君之所为也。故谓之同人。”郑玄说和《淮南子》同。又引《易》“即鹿无虞”爻辞说：“其施厚者其报美，其怨大者其祸深。”把“舍”的舍弃之义解为施舍，与《象传》往往曲解原文是同一种方法。
还有一条跟《序卦》相类——“动而有益，则损随之。故《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同《序卦》所说“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又《人间训》引孔子读《易》之言：“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用《易》“无往不复”之义，《淮南子》重在说明剥复相反，《序卦》重在说明卦序，都是袭用汉初之说。
更明显的，如《泰族训》说：“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四时合信。”明、灵、信为韵。这当是汉初传文。《象传》是用韵的，《文言》则改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四时与日月相次，鬼神放在后，次序较好。改“信”为序，义较显。大人与“鬼神合灵”，令人误会，故改为“吉凶”（当然，灵训明是用换辞法，但使人费解）。这显然是根据旧文而改动的。就这些例子比较，今所传之《易传》，无疑有所本，而《系辞》、《文言》，则是汉初经师《易》传的辑集。
《说卦》以下三篇后出，前已说明。《说卦》说八卦的卦象、卦德，是汉初至武帝时各说的汇编。它所说的德、象，多于《左传》的《易》筮，又有未采入的，也比《彖》、《象》多，这正是汉经师逐渐加添的。又正因为逐渐加添，故后来又有所加。《释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多出三十一个卦象、卦德。《序卦》所说之序，用各种方法贯连起来，《正义》引孔氏，把这些序分为六门，有“相因”、“相反”、“相须”、“相病”等，可见只是为了贯串。韩康伯按卦形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变”，驳斥这种卦序说之非是。现在看来，《序卦》说固然牵强附会，“二二相耦，非覆即变”也“非《易》之缊”。说卦画，是以两卦相对为组织，但卦画只是为占筮数策用，《易》之缊在卦爻辞，在作者怎样组织这些辞，而不在卦画。卦画和卦爻辞是两个系统，无内在意义必然的关系，故爻位说是荒谬的。据说有所谓《归藏》以坤为首，《连山》以艮为首，八卦次序也可以随便变换。那还有什么卦序可言?其实如果按震雷、巽风、艮山、兑泽的取象说，应该震巽相次，艮兑为序，而《易》却不是这样，这又是什么“序”呢?故《易》卦画二二相偶，前后不为次序。其辞也有两卦相配的，如乾、坤，临、观，家人、睽，震、艮。尤其是三对组卦：泰、否，损、益等，对立不可分。但全《易》则无前后相连的次序。
《易传》七种（实八种，《象》应分为二），按内容和著作先后，可分为三部：《彖》、《象》写于秦及汉初，为反对或拥护时政而作；《系辞》、《文言》、《说卦》，是辑录汉初至昭帝时经师《易》说而成，内容丛杂，为昭、宣间经师所编集；《序卦》、《杂卦》是宣帝时或稍后经师所编写，为了整理关于卦名的意义而作。在此之前，卦名意义并不明显，又有分歧，如《彖》、《象》对于卦名仅有很少的卦名作了解释，如“屯”说“难生”；“蒙以养正”；“师，众也”；“比，辅也”；“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观颐，观其所养也”；“习坎，重险也”；“离，丽也”，或明解，或据所说可以知其义。但如“剥，剥也”，“大过，大者过也”，就等于白说。诸儒于卦名决不能无说，见仁见智，又必多异论。《序卦》编者想把异说划一，又按卦序贯连起来，一举两得。《序卦》与《彖传》有同有不同，不同的如：“屯”，《彖》训难，《序》训盈。其余如，“需”：须——养，“坎”：险——陷，“明夷”：入——伤，“解”：开——缓，“巽”：顺——入。《杂卦》同样要解卦名之义，又与《序卦》有不同。如“屯”，《序》训盈，又训物之初生，《杂》训“见而不失其居”。“蒙”，《序》训释，《杂》训“杂而著”。其他不同的，如“需”：养——不进，“师”：众——忧，“比”：比——乐，“畜”：积——寡，“履”：礼——不处，“谦”：谦——轻，“豫”：豫——怠，“蛊”：事——饬，“临”：大——与，“观”：可观——求，“噬嗑”：合——食，“剥”：尽——烂，“咸”：感——速，“晋”：进——昼，“明夷”：务——诛，“困”：困——相遇，“井”：井——通，“鼎”：鼎——取新，“震”：动——起，“丰”：大——多故，“旅”：失居——亲寡，“巽”：入——伏，“兑”：说——见。从此可见，各派对于卦名之义颇多异解。甲派想统一于己说，乙派则提出异议。到最后编成“十翼”，取兼包并蓄之意，让它同列。平心而论，互有得失。以卦爻辞组织难求，两者又多误解。《序》训“师”为众，“蛊”为事，“晋”为进，是对的；《杂》训“噬嗑”为食，“巽”为伏，对；训“豫”为怠，得其一义（豫有犹豫、预计二义）。总起来说，经师解释卦名，错的多而合的少，因为他们不明卦的组织和总义。
综上所说，《易传》各篇都有它写作的时代背景，都出于封建时代，主要是发挥儒家的政治伦理行为修养思想，目的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统治者宣教。他们既不了解《周易》所反映的奴隶社会生活、作者思想，又不细心分析卦爻辞的组织，当然所解尽是穿凿附会。因此，《易传》是秦汉儒家思想，不能根据它来解释《周易》。两个时代，两个社会，两种思想。《易传》的说法影响了二千年来说《易》者，故研究《周易》，这头一个障碍应该打破。今人虽多不盲从《易传》，无形中仍受它的影响。
1962年4月15日至6月5日草《周易通义》一书成。1963年1月5日写《周易通论》一文，时脊髓灰质炎病已十年。后陆续写《周易释例》（初名《读易札记》）二十多则，因改写此文，采用《释例》若干则。时两腿瘫痪已四年，患病已十八年半。
——1970.8.1，李镜池，时年六十八
广州华南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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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晋书·束皙传》，杜预《左传集解》后序。
[2] 郭沫若：《青铜时代·述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