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训诂，前人所擅长，尤其是后汉经师儒生。群经注解，多传自汉魏，字书也不少。但解《易》者多泥于《易传》，虽许慎、郑玄对于个别字义犹有确解，但一涉卦爻辞，便成曲说。《象传》与王弼注尤为荒谬。其原因在于以爻位说为统治者宣教，思想错误，解释便没有不误的。历代相传，如出一辙。注解虽多，全无是处。今人训诂，以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所得较多，因为他着眼于“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为目的解《周易》”，又长于训诂，“不主象数，不涉义理”，打破前人的陈说，虽所释仅九十条，成绩已很可观，半数都是相当精确的。但闻氏缺失，一则他所谓社会史，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史观；二则他未能通读全《易》，寻究它的组织体系，只是寻章摘句，孤立解释，故不免有误。例如，临卦，他解了四条爻辞，是他对一个卦的各爻通读最多的，其余多解个别的一句，不解全爻辞，更不是全卦，但解“临”为瀶，即霖雨，谓“甘临”为厌瀶，雨太多了；解“至”为恎，“敦”为怒，“知”为疾，说“至临”、“知临”、“敦临”都是暴雨之意，这就全错了。一、没通读全卦，前有两爻说“咸临”，他不得其解；二、“大君之宜”，连不上去，只好不解。割断文义，更不知省辞之例；三、六个“临”平列，各有分别，不能把三条爻辞作一解。《易》文简练，含义丰富，决不会这样拖沓丛杂的。这就是不明《易》的组织体系，孤立解释之过。又如，从贲摘出“白马翰如”一句，训“翰”为白；从井摘出“往来井井”，训“井井”为营营，一归牧畜，一归行旅。他根本不知贲为对偶婚之卦，井为阶级斗争之卦，只摘出一句而不管上下文。“翰”不训白，翰是“如飞如翰”之翰，昂头飞驰，而且以马驰衬出骑马者的英俊。“往来井井”不训营营，而是邑人驱逐邑主，国王给邑主换了个邑，他调走时，邑人没再难为他，让他井井有条地离开了。这是不明历史唯物主义古代社会史之过。高明如闻一多，独辟蹊径，学问淹博，犹有此失，因知要理解《易》义，仅精通文学诂训还不成，还一定要依据两事：
一、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根据。《周易》是古代社会史料，反映我国奴隶社会史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本不可能理解。前人生于封建社会，为统治阶级服务，思想错误。借古代语言，扮演新的角色，故所说尽是胡谈，无一是处。今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武器，然后可以攻下这个为前人所筑的重重障碍的迷宫堡垒。
二、要董理出《周易》的组织体系，看作者根据什么材料，怎样编排组织，处在什么政治社会背景里，著作的目的何在。凡著一部书，一定有它的组织，并非杂乱无章。尽管原始材料是孤立的，散杂的，但编成一书，就不能无组织，不能胡乱堆砌。虽则最早的著作，组织并不严密，编排并不很完整，但它是有条理之作，可无疑义。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整理出它的条理来。通过分析、综合，还是大致可以得出它的组织体系的。按照它的组织体系进行解释，才能比较接近真义。否则个别辞句的训诂虽似可通，合到全爻全卦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前人注解固然谬误，今人训释也未必全对。故文字训诂必须以上两事为前提，缺一不可。
按照上面两个标准，举一些例子看古今《易》说之得失。得者少，失者多。所谓得，也仅为个别字句的偶合，于全卦全爻难得一确当的解释。因为没有人懂得《周易》的组织体系，更没有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易》。郭沫若先生摘录若干《易》文讲古代社会，但他没有注释[1] 。用新理论读《易》，开始于郭先生，成绩很好，惜只限于寻章摘句，又无注释，语焉不详。高亨先生著《周易古经今注》，对于个别的卦，如复、临，能注意到全卦总义，但没能寻究出《易》的组织体系，又只单纯从文字训诂下工夫，不明古代社会史，谨守清儒朴学之风，往往说某字疑讹，某字疑衍，某句疑缺，擅改原文；有时陷入前人恶习，“不求之于简易而求之于繁难，不求之于浅近而求之于深远，不求之于朗明而求之于神秘”（这本来是他所反对的。见《通说》自序），从具体事物中臆造出“抽象事理”来。总之，前人之病，在于以“爻位”宣扬伦理礼教；今人之病，在于孤立解释卦爻辞。前人注释之误，随便举例，如坎前三爻写打鱼生活，旧解不离爻位说。“求小得”，程颐《易传》：“君子处险艰而能自保者，刚中而已；刚则才足自卫，中则动不失宜。”是此类谬说的代表，不必多论。以下举今人所说失当的为例：
“金矢”、“黄金”，铜镞，田猎工具。王弼注：“金，刚也；矢，直也。”非。解“得黄金”为“能行其戮，以金为斧钺”，更谬。王夫之《周易稗疏》已知“金矢”为“以金为镞之矢”，而不解“黄金”。高亨谓“黄金”为金粒，不明《易》的换辞法。郭沫若知“黄金”即金矢，但说“无网罟之类的文字”，以“君子用罔”为“存疑”，不知“罔”借为网，字无可疑。小过上六“飞鸟离之”，“离”即网罗。他又说：“猎具又用着良马之类，可知渔猎已成游戏化。”游戏化是对的，但“良马逐”（大畜九三）并非田猎，而是用良种马交配繁殖。马交配必追逐，故以“逐”为交配。“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晋），即用良马配种蕃庶。“锡马”是好马，“接”，交配，同于逐。高亨说：“良马逐者，谓驾良马有所追逐也。马良行速，其途虽艰，亦无害，故曰‘良马逐，利艱贞’。”更非。“利艱贞”，另一占筮，不连上读。《易》有一辞数占之例，而大畜是农业卦，“艱”从 ， ，古旱字，卜辞作 ，经传、《说文》作暵，《易》作艱，均训旱。此为旱占，农业事。闻一多录明夷六二、六四一条半爻辞，说解均误。他引《诗·车攻》毛传、《公羊传》桓公四年何注射兽事解“左股”、“左腹”。但“夷于左股”句下有“用拯马壮”，“夷”借为痍，伤也。“壮”借为戕，也训伤。“拯”与乘声通。全文是说在黄昏时伤了左股，因骑马跌伤的。可见这是人受伤而不是射兽。而且射兽从左贯到右，射死它作为食物，不仅射伤而已。他引了半截爻辞，不管下文，这是摘引法的大毛病。按明夷的爻辞组织，初、二爻说的是行旅，三、四爻说的是狩猎事，故六二不应归于田猎。六四是关于田猎事，但也不是射兽。《毛诗》、何《注》说，杀兽为膳的射法，有“上杀”、“中杀”、“下杀”之分，用途不一样。“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是制弓，不是射兽。“腹”不是心腹之腹，这与《诗·緜》“陶复陶穴”之“复”同为借字，正字是 。窑洞地穴式的房子，有复室，“左 ”是左间。“明夷”，弓名。《考工记》有王弓、唐弓等，是大弓。“夷”的本义为大弓，“明夷”与王弓、唐弓同为弓名。闻谓“获明夷之心”即何注所谓“中心死疾”，于“明”字无解。“心”是心木，制弓最上等材料为柘，《说文》：“朱，心木。”朱、柘，声近，心木即朱木、柘木。全文意思是：猎人在出门时得到制弓的上等材料心木，非常高兴，马上回到窑洞左间屋里动手制弓。闻氏解“于”为呼，说：“此言入腹获心，射得上杀，获者呼获，声达于门庭之外也。”不对。呼门庭，义也不顺。
郭沫若于“耕种”仅引“不耕，获；不菑，畬”一条而断言：“《周易》的时代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牧畜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仅见一些儿萌芽。”这是不了解《易》文之故。闻氏虽多引了几条，而误解“临”字为瀶，实际只两条说对，一条引对了，而说解未是。又在“坎不盈，祗既平”（坎九五）引“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的赵注：“盈满科坎。”又引于省吾读祗为灾、患，说“水溢出坑谷，则泛滥为患，今坑谷不溢而灾患已平，故曰无咎。”但孟子只说源泉虽小，流之不息。流满了科坎就流到四海。由少到多，但源泉慢流，不会泛滥成灾的。而爻的“坎”不是水盈科，而是渔猎时代挖的捕兽陷阱。这是说时代已过去了，用不了那么多的阱，填一些，留一些，还有捕兽的用处。“祗”，应照郑玄说“当为坻，小丘也”（《释文》）。坻既平，谓丘陵地则尽量锄平它。平丘为田，如颐六二“拂经（刜径）于丘”，开辟丘地为一块一块的田。填坎平坻的是人，不是水，不是源泉。源泉不为灾，只有淫雨山洪泛滥才成水患。爻辞是说：要填一些陷阱，尽量锄平丘地，以便耕种。这是发展农业的事，不是水灾。孟子的话也不能引来作说明，孟子只是说积少成多，由“盈科”而“放乎四海”，没有泛滥为灾的意思。而且他的用意着重在“不舍昼夜”，即孔子临流兴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意，故不能用来解释爻辞。
农业卦，《周易》有蒙、小畜、大畜、大有、颐五个，还有占“艱”（旱）等，其实农业发达得很，决不能说仅仅一些“萌芽”。考古家在西安半坡村发现成堆粟壳，还有菜籽，认为在仰韶文化时期他们就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周人始祖后稷被歌颂为农业英雄。《易》的几个农业专卦，证明他们农业的发达。不过这些农业卦，一向没人懂得。“蒙”从草从冢，即草木丛生于冢土上。蒙卦说垦荒。大有卦讲农业丰收。“大有”，大丰收。古代称丰收为“有”，为“有年”，《诗·有駜》“岁其有”，《毛传》：“丰年也。”《甫田》：“自古有年。”《春秋经》桓公三年“有年”，宣公十六年“大有年”，《穀梁传》：“五谷皆熟为有年也。五谷大熟为大有年。”“有”，人手持月。月是农具，耒耜之类。持耒而耕，故以“有”为丰收。颐卦讲开田种植，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并提防敌人的抢掠。“颐”训养，粮食丰足营养好，表现于颐颔丰满，圆鼓鼓的，故叫“朵颐”。“畜”字之义久已湮没，幸《说文》保存畜的重文 字，从兹田，田里滋生草木即谷物之意，畜是 的简体。金文作 ， 即兹之简。农业卦，故以“小畜”、“大畜”标题。畜义既失，而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生，经师没有人懂得这些农业卦，对于卦爻辞的解释，尽是胡说八道。高亨知道“大有”之义为丰收，但不知“大有”为农业卦，他解“匪其彭”，据虞翻及《集解》彭作尪，认为即昲（曝）其尪，很对。古代天旱焚巫曝尪求雨，大有丰收，经过旱灾才转好的。《易》占“艱”旱多吉，又说“艱则（亦）无咎”（大有初九），当因他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对救旱很有经验。闻一多解“尚德载”（小畜上九），据《子夏传》、京房、虞翻等本，“德”作得，谓“德载”即得菑，“雨后尚得施耕”，很对。德载也即得栽，声通。在农业五卦等有关四十多条卦爻辞中，就只有三两条今人才作了确解，可见文字训诂对于《周易》真是难乎其难。但我们如果明白它的组织体系，从生产劳动观点看问题，这些卦爻辞就不难全部作出正解。闻一多不知颐是农业卦，不知农业生产要提防敌人抢掠，解颐六二就错。训“颐”为齿，还以卦画附会说象齿形，把“拂经于丘。颐征凶”破读为“拂经于丘颐”，改“征”为贞，谓“历年弗至于老寿，故曰贞凶”，这就是不知全卦总义而孤立解释之误。高亨也不懂，说拂经为叩胫，丘颐为丘颙，更支离。实则“拂经（刜径）于丘”即卦辞“自求口实”，自己生产想办法。“颐征”是说敌人抢粮。一面生产，一面防敌。全卦就这两义反复讲论。农业卦，古今注解，完全不明，只有个别辞句偶然说对。
至于对偶婚、劫夺婚、阶级斗争、科学知识等等，好些也是注家所不了解的。旧注当然完全不懂，今人只有郭沫若提到“阶级”，这是他的卓识，但他只是单辞列举一二，对于整个卦没提到。《易》有几个卦讲阶级压迫或阶级斗争的。如剥写贵族对农民征调徭役。困讲镇压人民的强制机器——刑狱。讼讲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贵族内讧。尤其特别的是井卦写被统治者邑人对统治者邑主斗争的胜利，写了邑主对邑人压迫的罪行。个别辞句，有解对了的，有不对的。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传》：“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说是邑人讼上，但谁归谁窜?窜到哪里?混淆不清。孔疏更谬，句读为“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邑人”为一词，凡三见，分割为二，句读就错。郭沫若说对了，“在支配者出去争讼，失败了回来，（邑人）便逃走了三百家”。闻一多读“逋”为赋，理由是“逋”是他动词，谓赋敛其邑人财物以自赎。不对。古代没有严格区分自动他动，如俘人、被俘均为孚，接受、授予均为受。而奴隶社会邑人没有私有财产，无从赋敛。这说的是邑人以逃亡反抗邑主事。高亨注说：“有为大夫者，受封邑三百户，虐其邑人，邑人讼其主于公所或王所，其主败诉，邑被夺，且将获罪，乃归而逃，其邑人遂免于灾眚。”邑人被虐是事实，但奴隶社会的邑人，尤其是奴隶，还没有可能跟贵族争讼于王所。王是袒护贵族的，不会因邑人之讼其主而夺邑主之邑，治邑主之罪。归是邑主之归，逃是邑人之逃，不是邑主之逃。“无眚”，是邑人逃跑了，却没发生暴动，或没惩罚未逃亡者。逃亡者虽然三百户，但不是全部，没有全部跑掉。邑人有农民，有奴隶，逃亡的当只是奴隶。井卦写邑人赶走邑主，那当是以农民为主的邑人。“井”写阶级斗争，没人了解。闻一多对于“井渫不食，为我心恻”（九三）有确解，训“渫”为污，“心恻”为沁测，淘深井水，但只解了半条爻辞。
至于对偶婚、劫夺婚，除非读了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否则便不能了解。可惜郭沫若还没说得很对，把对偶婚说为“男子出嫁”，只节引部分辞句。对贲卦，没有了解它是亲迎过程，而且对偶婚并不是“男子出嫁”，只是到女家就婚，结婚后就带了新娘回来的。郭也没有提到劫夺婚，把劫夺女子跟正式聘娶混而为一。还没有人看到《周易》里的对偶婚、劫夺婚的宝贵史料。闻一多把对偶婚与古代说婚媾是亲戚之意混而不分。在某些情况，婚媾指亲戚（如震上六），但对偶婚是一种婚姻制度，不能混同。
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对《易》文训诂的困难，必须先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根据，还要明《易》的组织体系，然后运用我们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分析，才能得其义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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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