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今论》，论今人研究《周易》的一些著作得失。
二千年来，解《周易》之书很多，但一句话，都错了!除了很少的文字训诂可供参考外，可说没有符合卦爻辞的意义的。其所以错误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封建社会的经师学者的立场观点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是借用《周易》的语言宣传封建礼教制度、等级伦理。二、《周易》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反映了奴隶社会的历史现实、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其次是作者的相当进步的思想和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古代学者既不明较早的社会历史，而读书的目的在注意行为修养教训。例如孔子虽然要找历史文献，但他读《易》的目的在“可以无大过”。对《易》的有关行为修养的话，他可能吸收了一部分。不关行为修养而是生产斗争的，他也当作行为修养读。在他当然可以得到好处，可是这不是《易》义。封建社会的一些《易》说是这样读的。三、《易》之为书，选自新旧筮辞，经作者匠心组织，有它一定体系，如多数卦按事类编排，有农业、商旅、战争、婚姻、家庭、政治及政治思想、行为修养等。有少数卦事类不一，则用形式联系。还有其他一些体例。这些体例，要从卦爻辞比较分析才能找到。过去不明《易》例，春秋讲象，战国讲阴阳、刚柔，秦汉讲爻位。这是前人所谓《易》例。但从卦爻辞说，这都不成为例。由于不明卦爻辞的组织体例，前人说《易》就多错误。
今人说《易》，多不采旧说，要从卦爻辞找《易》义。尤其用社会发展史观来读《易》者，所得较多。只有个别迷信旧说的，既掉在泥潭里不能自拔，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加以附会，遂尽成谬论，比封建学者更加荒谬。
今人研究《周易》，最先是郭沫若。他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摘取他了解的卦爻辞，讲古代社会，写《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文（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讲“《周易》的社会生活”，颇多精论。他的选材间有未当，有不少珍贵材料还不理解，未能选用，因而所得的结论说“《周易》的时代是由牧畜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牧畜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仅见一些儿萌芽”，认为《周易》“当于野蛮时代之中上段”。这就很不确当了。《周易》中关于农业的材料很不少，专卦就有五个。周人早已以农业为生活基调，《易》有宝贵的农业经验总结。关于商旅的更多，已进到以铜币为货币，有旅馆、商场。工业比不上殷人，但有宗庙、大屋等建筑物，牖户门庭等设备，交通有车子，有纺车织出黄裳及一些用品。《周易》不但反映了奴隶社会初期，而且到了崩溃的前夕，奴隶以集体逃亡反抗奴隶主。这是郭沫若自己已说到的，怎能定为野蛮时代中上期?野蛮时代是原始社会时代。
但郭沫若的主要贡献，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周易》，扫除封建时代的旧说，开辟研究的新途径。可惜他分析的多，解释的少，读者还不大能理解。尤可惜的，他后来又写《周易的制作时代》一文，把《周易》的著作时代定为战国，把自己以前的说法否定了。战国已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是他肯定了的，怎能反映奴隶社会生活?当然更不能反映原始社会生活。不过他虽然一直还坚持这个观点，却虚心地来信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答他一信，认为他所持的理由并不充足。他对我主张《周易》作于西周末年之说表示怀疑，我也作了解答。
相信《周易》著于战国的有平心。他除了根据郭说外，又作了补充。也说有春秋的故事，不相信孔子曾学过《易》。但他的证据都不充足。他于1963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周易史事索隐》、《关于周易的性质、历史内容和制作时代》。因为他相信郭沫若的说法，认为《周易》有春秋故事，又根据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认为《周易》是一部史书。由这一观点，又去找了三几件他的所谓历史，补充郭、顾两说。但因卦爻辞有许多话不好解，于是他推想《周易》是“用谐隐文体、占卜外形而作的史书”。他既去索历史之隐，又去说明谐隐。所谓谐隐，就是他读不懂的，就认为这一定像春秋战国说的，既诙谐、诙诡而又隐约其文、隐蔽其事的话。他又根据所谓史书的观点连结起来，于是作出这样的判断：文体是谐隐，外形是占卜，内容是史书，著作时代是战国。《周易》成为“四不象”的怪物。他的思路，是由别人的“战国时作品”和“有历史故事”两点，形成“史书”的论断。因为有好些文句读不通，就认为这一定是谜语。不是时人对《周易》有“谜书”之说吗?别人认为难解的书，就形成了他的“谐隐”文体的概念，而战国作品这一说，变成他的论证之一，因为如果按文王作《易》之说，或周初的说法，则“谐隐”体就不成立。但《周易》是筮书，他又无从否定，只好说是“占卜外形”。不知这“四不象”的论断，根本是说不通的。如果细心一想，第一，“谐隐”文体跟“史书”就自相矛盾。史书是庄严而真实的，决不能用谐隐文体来写，更何况又是占卜的外形。古今中外没有这样的笨伯，也绝对不可能写成这样的史书。因而文章中的论证尽成谬论。没有文体知识，也没有历史常识。《易》有少数历史故事，丰富的社会史料，但它是占书，不是史书。古代占卜，占后记所占之事，如甲骨卜辞，有史料价值，是很珍贵的古代社会史料。《易》是占书，大部分为记事和哲理散文，一部分是作者把旧筮辞作了艺术加工，成为韵文，但不是谐隐文体。其中有不少假借字，有几个借代词，却不是谐隐。辞多假借，古书常见，这是读古书的常识。借代词则是修辞的一种方式。还有“辞同义异”、“省辞法”等，是《周易》的一些特殊的组织体例，为读《易》者所应知。凡此种种，不能因为自己不懂就通通归于谐隐，说不是谐隐就不可解。不可解只能怪自己无知，不能硬说作者用谐隐文体。作者据事直书，或发表理论。它是庄严而真实的，近于史家的直笔，哲学家的论文，文学家的艺术，绝不是谐隐。作者记录了社会现实，揭露了贵族的丑恶，直斥君子的罪行，分析了问题，发挥自己的思想。他的目的固然在“兴治”，“弼违”，而方法却不是用谐隐。谐隐之说，于事、于理、于时、于文，均不可通。
《周易》的确是相当难解的古书。它反映的社会古远，它写作的时代最早，它的文辞简约，组织特殊，又是占筮之书，人们不屑读。先秦学者，很少谈它。始皇焚书，经籍沦亡，它才为人重视，作了传注。而作传注者目的是为统治宣教，愈说愈远离它的本义。前人既不是为了解释它，给它蒙上重重烟雾，今人读它，不免捕风捉影，难得其真。迷信古人的，既盲从《易》传，又自作聪明，用马列主义辞句妄加附会，给古人贴金，其说更为荒谬。注《易》的李景春是其代表，讲哲学史的任继愈也是这一类。摆脱旧说从事新解的，有文字训诂家的高亨，专解文义。惜既不明古代社会史，也不明《周易》体例，又想从具体事物中钻求出“抽象原理”来，因而又是一种附会。以“钩稽社会史料为目的”的闻一多，方向比高亨为正，也精于训诂，所注虽不多，所得颇有可观。可惜只是寻章摘句的训释，未能从全卦全爻去理解；而所据以讲社会史料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学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故训释字义虽精，却往往有误解原文。治哲学史的冯友兰，对《易》文不得其解。勉强一谈哲学，就被《易传》所俘虏。关锋、林聿时，也未能对卦爻辞有什么研究，仅据高亨《今注》。高注既误，他们也跟着错。他们的所谓《周易》哲学，只是臆造出来的。他们连冯友兰在内，把《周易》的著作年代硬定为西周初年。周初相信天命，他们认为不会有什么进步思想的。不知《周易》并不是著于周初，而是著于西周末年，时间已过了二百多年。《周易》作者颇善于思辨，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因而《易》中所表现的思想，有相当高水平的思维，不能与周初思想等量齐观。作者虽未能超出神权时代，但他能接受当时的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科学精神，有打破迷信的意图，对社会习俗有意改革。他特别重视思考，强调要周详反复地考虑，要看得广大，反对愚昧和片面地看问题，又要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有的事物是应该变，可以变的，有的却是不应变，不能变的。由此可见作者的善于思辨。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上，表现出他的卓识。例如，他从农业生产总结出一个理论：“不利为寇，利御寇。”就是反对侵略，主张防御战，非常正确。他又由这个观点分析关于谦德问题，不赞成片面讲谦，而要以明智、勤劳、㧑奋为前提，应谦才谦，不应谦就不谦。对敌人，在抗战时就不能谦，要抗击敌人，要勤劳刻苦，要奋勇杀敌。这是他的新谦德论，明、劳、㧑三者结合，合于辩证法的思想。总之，《易》作者有一些相当高水平的思想。可惜讲哲学的对这些不了解，不从卦爻辞去理解，只是根据道听途说讲《周易》哲学，甚至用马列主义辞句乱套，怎不错谬。
我读今人的《易》注及讲《易》哲学之书，不禁发生感想：我国几千年历史，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作出批判的继承，这是我们的任务，但是首先要有正确的观点方法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没有正确的理论做根据，绝不可能读懂《周易》，无论怎样精于训诂也不成。今人高、闻两家之注在文字训诂上很有功力，但注《易》所得甚少。郭沫若虽只是初步作了分析，但他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因为方向、方法对了。
但是，绝不能用马列主义的辞句往《周易》乱套，这是绝对不许可的。李景春的错误，还不在于他对古文字的无知，不明《周易》体例，而在于盲从《易传》，又滥用马列主义辞句来附会。任继愈讲《周易》哲学也是一样。譬之一栋腐朽不堪、行将倒塌的房子，喷上油漆，加上彩绘，夸为美厦，岂不荒谬。至于冯友兰、关锋、林聿时之谈《周易》哲学，则由于不能用心研究，误信古人或今人之说，缺乏辨别的能力，成为道听途说之谈。他们是讲马列主义哲学的积学之士，不过不会运用这个武器进行研究，因而说《易》毫无所得。所以掌握了武器，乱用是大错误，不会运用也不成。
《周易今论》对时人著作多所指摘，并不是与时人为难，目的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清理历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但怎样进行清理?既不能盲从古人，更不能用马列主义的辞句乱套，要细心分析，研究工作一点不能偷懒。《今论》所说，不过是举《周易》作为清理文化遗产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