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今人所作的易注，有下列三种：
1.高亨著《周易古经今注》（开明书店1947年）及《通说》（文通书局1944年），《通说》是《今注》上册）。
2.闻一多著《周易义证类纂》（《闻一多全集》。开明书店初版。古籍出版社再版单行本。1941年作）。
3.李景春著《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
按上列三书代表三派：高亨是文字训诂家，闻一多是社会史家，李景春是哲学派。高、闻之注在抗日战争期间作，李书在解放后1961年作（我只见其《续一》一册）。
闻一多治学范围颇广，对甲文、金文、《诗》、《易》、《庄子》、《楚辞》以及唐诗，均有精研。在西南联大讲学时，参加新民主主义运动，反对法西斯统治，为蒋匪帮特务所暗杀。高亨精于校释先秦诸子，其注《易》也用此法。李景春，据说是在山东某校讲马列主义哲学的。
《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著作，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有极宝贵的古代社会史、哲学史以及文学史的史料，应该值得重视。前人把它歪曲了，颠倒了，错误地利用了，现在应该恢复过来，整理出来，给以批判的总结，还它一个科学的地位。这是尊重历史的一个任务。今天注释《周易》，应该朝这方向走。但是从今人的注解来看，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
读高亨著《周易古经今注》及《通说》
高亨《今注》，其特点在于训释字义，而不取《易传》旧说。自序云：“雅好小学，素向清儒尚朴之风，欲绳前修翼文之武。”又说：“自两汉以还，经生过崇《十翼》。依传说经，牵经就传。其所言者乃周末之《周易》，非周初之《周易》也；其所见乃变相之《周易》，非原形之《周易》也。”
今人论《易》有心得者，有两个共同的见解：一、由于有甲骨卜辞的比较，因此确认《周易》的性质是一部筮书。二、打破了支配二千年的《易传》之说，力图从卦爻辞本身寻求原义。
高注接受了这两个见解。文字训诂，清儒王引之等文字学家已开其端，不过还不彻底。高亨向慕朴学之风，专解字义，其得在此。但其失也在此——朴学家治子史，颇多窜改原文，对群经则取审慎态度，而高亨以治子史方法注《易》，则并《易》文也往往更动。况且，文字训诂当然是读古书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但像《周易》这样反映古远社会生活的著作，单凭一般文字训诂的知识还远远不够，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做根据，才能理解《易》文的真义。此外，《周易》是从许多旧筮辞选取材料，经作者匠心组织才成为有体系的作品，必须探索出它的组织体例，才能理解无误。高亨也注意及此，作了“筮辞分类表”。可惜他的分析并不科学，反把许多意义贯连的卦爻辞硬为割裂，分装到所谓“分类”的框框里，以致支离破碎，不成句读。另外，卦爻辞除了记事筮辞外，又有作者总结经验和发表思想的话，这是作者的思想。高亨不从这些话谈作者思想，却要从“具体事物”象征出“抽象道理”，无中生有，强为解释。
总之，高注专从文字训诂，不采《易传》旧说，对《易》作了全部“今注”。这些训诂，有得有失。
其训诂有相当精确的，例如：
解“大有”说：“古者谓丰年曰有，谓大丰年曰大有。《诗·甫田》‘自古有年’，《有駜》‘岁其有’。毛传：‘岁其有，丰年也。’《春秋》桓公三年经‘有年’，宣公十六年经‘大有年’。《公羊传》：‘此其曰有何?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丰年也。’《穀梁传》：‘五谷皆熟为有年也，五谷大熟为大有年。’”
解“匪其彭”说：“此匪字疑借为昲为炥，古字通用。《仪礼·有司彻》：‘䨾用席。’郑注：‘古文䨾作茀。’即其左证。《说文》：‘炥，火貌。’引申为曝，而字作昲。《方言》十：‘昲，干物也。’《广雅·释诂》：‘昲，曝也。’……《释文》：‘彭，子夏作旁，虞作尪。’《集解》彭作尪。亨按，尪为正字，旁、彭皆借字也。古者跛男作巫称尪。”引《左传》、《礼记·檀弓》载古代焚曝巫尪祈雨。高虽不明“大有”为农业卦，但解“大有”为大半年，“匪其彭”为曝尪祈雨，是确切的。
解“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说：“甘犹严也，从甘得声之字多有强制之义。”引《说文》的拑、箝、钳等字诂为例，“甘临犹云严临”。实则甘借为拑，即拑制压迫之意。又说：“《说文》：‘忧，行之和也。’《说文》引《诗》‘布政忧忧’，今《长发》作‘敷政优忧’。”说：“忧、优古通用。《尔雅·释言》：‘优优，和也。’和谓宽和。《周易》此忧字，即宽和之义。以严临民，政急刑酷，则民困而怨上，是无所利。若能易之以宽和，亦可无咎。”
其他如：
解“屦校灭趾”之屦为娄，拖曳。
解“何天之衢”之衢读为休，句义同于《诗·长发》的“何天之休”、“何天之宠”与《仪礼·士冠礼》的“承天之休”。
解“晋如愁如”之愁借为遒为揫，“谓以兵胁迫敌国使之屈服也”，引《诗·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遒”为证。
解“家人嗃嗃”，嗃读为嗷，“众口愁哀之声也”。
解“利用为大作”，谓“大作即今语所谓大建筑也”，引《诗》“作于楚宫”、“作邑于丰”等为证，“古谓造物为作”。
解“萃有位”即萃于位之意，引《诗·北山》“或尽瘁事国”、《四牡》“尽瘁以仕”为证。
解“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谓株木为刑杖，幽谷为“圜土，狱城也”。
解“臲卼”为臬兀，臬是木橛（木桩）。
以上这些，均为正确的训诂。这里不惮烦地缕举，意在说明注者在训诂上是有功力的。
《周易》文字不多，四百五十条卦爻辞，四千一百多字。文字也并不艰深，没有什么奇僻的字眼，除了很少的几个词，绝大多数仍是今天所常见的。它所以难解者，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所反映的社会，所发挥的思想，以及它的结构、组织方法比较特殊，不是一般古书所有，有不少辞句不能按一般规律来理解。从这方面看，高注所得不多。
《周易》的编排体例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高注不明《周易》有不同的编排组织体例，仅作孤立地条别地说解，故许多说解难通。这是高注的缺点之一。
姑举一例来说，如卦爻辞有“辞同义异”之例，但并不是所有辞同则义不同，要按具体情况分别解释。临卦初、二爻同说“咸临”，高注说：“《周易》通例，一卦之筮辞，其文有相同的，其旨趣必异。”并举谦六二说“鸣谦”，上六也说“鸣谦”为例。但在谦卦，他解头一个“鸣谦”为名谦，“谓有名而谦，即有令闻广誉，则自以为不克当也。上六云‘鸣谦’义同”，又不以为辞同而异义了，何以为例？实际上，这也不是辞同异义，因为后一个“鸣谦”是引用前文的。高注解后一个“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说：“有名而谦，则四方向风，万民慕德，有东征西怨之思，箪食壶浆之迎。”这完全误解了。其实谦卦是讨论何为谦德的道理，是作者发挥思想的卦。鸣应读为明，《易》鸣、明多通假，如“明夷于飞”之“明夷”借为“鸣鴺”，“鸣豫”借为“明豫”（与“冥豫”相对）。此“明谦”谓先明而后谦，以明智指导谦，即作者“鸣（明）谦”、“劳谦”、“㧑谦”三者结合的谦德论。在敌人侵略时，明辨是非，耐劳刻苦，㧑（挥）奋杀敌。后一个“鸣谦”是“引用前文而省辞”，实际上举一而兼三。这是《易》例之一。读《易》要统观全书，通读全卦，不能孤立地单看一爻一句。故读鸣谦为名谦，“有令闻而谦”，是错误的。解“咸临”为威临，谓咸“当为威，形近而讹。威临者以威临民也。民未顺命，故临之以威”，也是错的。临卦是《易》作者发挥他的政治理论，讲两种治民之术。前讲德治，后讲人治。两个“咸临”，一借为感化之感，一借为諴和之諴。这都是德治，故贞兆说“贞吉”，“吉，无不利”。咸不是威之讹。而且下文“甘临，无攸利”，甘借为拑制之拑，与咸临相反。高亨既解甘为严，严与威相差几何？何以一好一坏？这是自相矛盾之解，远非《易》旨。训诂家不明《易》的组织体例，不通读全卦，不认识《易》作者有他一贯的思想，要针对现实发表主张，仅从文字上咬嚼，说某乃某之讹，某为衍文，某处有缺文，以校释子史之法读《易》，擅自更改，这是不对的。《易》以卜筮书免于始皇焚书之厄，与其他先秦古书不同，读者应特别审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不要随便改动。《易》有讹字，但不多。如大畜的“曰闲舆卫”，曰乃日之形讹，郑玄作“日”是对的。因大畜是农业卦，“日闲舆卫”意谓天天娴习车战防卫之术，以防敌人抢掠粮食。渐之“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陆乃阿之讹，因“陆”与上文犯复，而“阿”才与“仪”协韵，阿比陵高，符合爻辞用阶升式编排的体例。需之“需于沙”，沙乃沚之形讹，因沙或作 ，误沚为 ，又转为沙。需乃濡湿之濡本字（旧解为须待，是错的）。为沚水所湿，掉在洲沚。而沙不湿人。这些可证是讹字，应更正。《易》文尚简，很少衍文，也看不出有什么缺文。有几个卦没有卦名，是因《易》简净省辞而不标。说者谓缺卦名，不对。
高亨注《易》，在读不通时，喜欢更改原文，说讹，说衍，说缺。例如：
大畜之“曰闲舆卫”，高注云：“曰疑当作四，形近而讹。四借为驷。”不如郑玄作日之当。说见上文。震卦辞“震来虩虩，笑言哑哑”八字，高注云“涉初九爻辞而衍”，列举“四证以明之”，说是“辞意相啎”、“辞意重复”等等。其实不然。震列举了人们对雷电的四种不同看法，卦辞说三种，初九爻辞说第四种。卦辞头两句列举了两种相反的看法，一怕一不怕，是看法不同，不是“相啎”；初九说第四种人的看法，由怕变不怕，中有“后”字，明其变化，因此也并不与前文“重复”。卦辞和初九先总叙，下文再进一步描写这四种人。震是一个精彩的卦，表现出作者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高亨不了解作者有这种思想，所以对卦爻辞疑为衍文了。震卦下文有“震遂泥”，高注知遂借为隊即墜，但解为“巨雷作，人惊而陨落于泥中也”。但《易》说的是天空的雷电从天而降，通向地里去，像掉到泥里一样。这是雷电的一种自然现象，最危险，毙人畜，毁屋树的。人们怕的是这个，所以“震来虩虩”，但不是吓得掉到泥里。下文又用“震索索，视矍矍”来描写“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的那种人，镇定而又小心谨慎（索索，郑玄读作蹜蹜，行步敬慎之意）。矍矍从瞿，鹰隼之视，即看得远，看得准，形容人眼光锐利，有头脑，所以闻雷不惊。但高亨说这是“怯懦者之象也”。“蹜蹜乃恐惧存于心而形于足也。矍矍者恐惊存于心而形于目也”。把镇定者看成了怯惧者。
明夷一卦，以多义词标题，是《易》的一种组织体例。明夷二字是多义词，但高亨把明夷均解为鸣雉。而在一个卦里，改了好几个字，又增了好几个字。如：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本意是在南狩区射猎，获得大首兽。明夷读为鸣弓。高亨读“明夷于”为句，说“于”字下脱一“飞”字。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腹借为 ，地室。明夷，大弓名。心是心木，制弓的上等材料。猎人出门，得到好材料心木，马上回家动手制弓。高注则解“之心”为小心，改之为小，说是形讹。
六五：“箕子之明夷。”之，往也。箕子到明夷国去。高注又说“之”下脱“获”字，谓箕子获得鸣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不明，晦”是说天黑了，不明而晦暗了，即“太阳下山”，是多义词“明夷”的其中一义。高注解“不明”为雉不鸣，改晦为悔，谓“不鸣即处悔之时。”“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本来是描写太阳一天的升降，也即旅人一天的行程。“明夷”是写行旅和狩猎之卦，故以太阳一天的行程写旅人的行程。而高亨则改地字为渊，引《夏小正》、《月令》等说雉入大水、入淮化为蜃作证，又引《诗》天与渊对文为比。
于简短的几条爻辞，改了三字，增了二字，又硬把几条爻辞归入古代故事类。不明体例，强经就我，只好不断地肢解原文，越说越远。
《周易》的编排体例有好些，其中重要的一种，是按事类编排。《易》有各种事类卦，如：小畜、大有、大畜、颐等为农业卦，需、复、睽、丰、旅等为行旅、商旅卦，师、同人、离、晋等为军事卦，蛊、家人、渐等为家庭卦，贲、归妹等为婚姻卦之类。不明古代社会，不明政治背景，不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来分析，这又是高亨注《易》的一个缺点。像贲写对偶婚，井写阶级斗争，固非高亨所能明，写贵族内讧的，如“或跃在渊”，“或”是贵族，是贵族有被迫投河的。高沿用《易传》，解为龙，说龙跃于渊，“得其所之象”。“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乃贵族派系之争，高注：“言君之宠命变易无常也。”均误。写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的，“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翩借为谝。因有人巧辩，大家失了警惕，疏于戒备，结果敌人来了，连邻人同盟者也一起遭殃，有人被俘。高注：“不富以其邻者，邻人盗其财物，以致家贫也。孚读为浮，罚也。頨頨而美者，本富家人也。今也不富，以其邻之盗其财物也。是固邻人之恶，然亦以其人之不自戒也。盗物者宜罚，不戒而被盗者亦宜罚。”高注把被敌人抢掠而与邻人一同遭殃说为被邻人盗去财物，还说盗财物者和被盗者都要处罚。这就可笑了。实则富借为福；以犹与；不戒以孚，读为不戒而孚。王引之对此已有确诂。还有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是引用这一爻的，意为在敌人侵略的情况之下，要抗击，不能谦让。“侵伐”意为反击，防御战。这是“引用省辞法”的《易》例，要明其义，须读所引的全文。这是引用来论证上文说的新谦德论，即不能片面讲谦，要与明、劳、㧑三者结合。高注：“因邻国寇掠其财物而贫，是国之不富以其邻也。有邻如此，名正而言顺。故曰，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是仍以邻为邻国，把联盟者说成敌人，而防御战变为侵犯了。以友为敌，把同盟者诬为敌人而侵伐之，敌人却逍遥事外。这是什么注解？这就是因为只知训诂而不知哲学思想，不了解谦卦的论旨，不了解作者的用意，故成谬解。
此外，关于生产活动，高注也未能了解。如：
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有云无雨，是旱象。“我”是贵族，土地所有权归贵族。而高注说：“事在酝酿之象。大雨之前，云多起于西方，故言西郊也。”
解“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为“拘系而囚之，亦罚之一种也。富以其邻者，盗邻之财以富其家也”，不知这其实是说保护庄稼之事。把抢粮的敌人击退，捉到俘虏绑起来，跟邻族联防，共同防御，打败敌人，故说与邻族共享福乐。富借为福；孚是俘之本字，不训浮罚。高训孚为罚，错。
解大有之“厥孚交如威如”为“言君上之罚明且严也”，谓交读为皎，明也。不知这又是保护庄稼事。交读如绞，绞紧俘虏，与“挛如”义近；威如，是说俘虏挣扎不服。
又解大畜之“不家食”为“今人往往受术士之指示，某日不食于家，而食于外，以避灾眚，古人盖亦有此类事”，不知这写的是农民生产劳动，在地里耕种，就在田头吃饭，不回家吃，即《诗·甫田》所谓“馌彼南亩”之意。
如此之类，均注解错误，不必枚举。
《周易》关于行旅商旅的专卦最多，如，需、复、丰、旅等，以及随、明夷之大半，还有蹇以商旅为材料而讲对立转变之理的。
需写早期的行旅、商旅，全为纪实。而高亨却讲“象”，即他所谓的“设象之辞”，从“具体事物”而“象征”出“抽象道理”来。关于“设象”，下面再谈。先说他对需的一些注解。
需，是濡的本字，从雨，而声（而或即天，古篆天、而形近），故需训湿。需借为须待之须，是后起的假借义。高亨不取本义而取借义，解为“驻止”，错。卦辞“有孚。光亨”，高读为“有孚光。亨”，解孚为浮罚，光为觥，意为“将有饮酒之罚”。高注将《易》的许多孚字作罚解，均误。孚是俘本字，从爪子。子是人，或为卵；或用作名词，或用作动词；或借为呼，或引申为信，为乳哺，但没有一处可解为浮罚。“有孚”者，行商获利也。“光亨”犹元亨，光训广，元训大，广大近通。高训亨为享祀，也多误。亨有作享义的，但此不训享，应训吉亨之亨。需六爻的组织，作者的编排是分前后两部——前三爻写行人途中所遇：一、在郊野为雨淋湿；二、误落于洲沚（沙是沚的形讹），为水所湿；三、陷于泥涂，为泥污湿，以致被寇抢劫。后三爻，写晚上投宿的遭遇：四、被人打伤，一身血污，从地室（穴）逃出来；五、主人好客，用酒肉款待，酒醉饭饱；六、三位客人，不期而至，主人一律殷勤招待。但又分为三个环节：前二，小意外；中二，很倒霉；后二，幸遇。这是连环式的结构， 。这种巧妙的组织，《易》不多见，只有离卦相类。高亨解“需字皆驻止之义”：一、“需于郊以象人处旷平之境也。旷平之境，利于久驻。”其实，郊野只是路过，行人并不想在郊野久驻。他要去做买卖，久驻在郊野做什么?“利用恒”者，因为遇雨，郊野无处避雨，只好继续走。这是行旅常事。二、“沙上难行。需于沙，以象人处艰遴之境也。言，疑当作 ，乃诃谴之义。人处艰遴之境，小受诃谴，庶知戒慎，而终获福。”既处艰难之境，还要受诃谴，那又是谁谴责他呢？沙非驻止之处，解不通，只好讲“象”。实际言不借作 ，言借为愆。“小有言”者，偶犯小错，掉在洲沚水里。这是偶然之事。三、“需于泥，以象人处困陷之境也。愈陷愈深，寇将乘之。”泥是泥泞之路，并非泥潭，怎见得“愈陷愈深”?愈陷愈深就没命了，还等“寇将乘之”?如说驻止于泥路已经滑稽，更何况是“愈陷愈深”的泥潭。解需驻止解不通，只好不解，而去说“象”。这样训诂，实在是“处困陷之境”了。实则作者把商人的几种遭遇一层深一层地叙述。濡于郊野，走泥路，这种苦头商人尝惯了，最倒霉的是有寇盗抢劫。但这都是纪实，没有什么“象”，并非“设象”之辞。
高注需六四爻，一解血为 ，即阈，说：“‘需于血，出自穴’者，言先留止于阈间，又自穴出外。此滞留家门而有所待之象也。”这是“设象”。又说：“血读为洫，洫，沟也。穴，窦也。‘需于血，出自穴’，言其需在沟洫，其出自穴窦也。此殆古代故事。盖有人遭难潜逃，自窦中出，隐伏于沟内，得以免祸。”在他的分类表列于“设象之辞”，用第一解。但无论哪一解，均不通。需为行商专卦，后三爻写行人晚上投宿人家的遭遇。四爻写的是不幸的遭遇：“需于血”者，商人被主人打伤，一身血污。当又是抢劫，而且动武。这比“致寇至”更为不幸。“出自穴”，从地穴室跑出来。没被打死，货财被抢，人被打伤。九五爻高注：“‘需于酒食’者，酒食在前而驻止，不饮不食也。是人既醉饱而酒食有余也。”后一句解得对，而前一句不对。这写的是主人好客，以好酒好食待客。客人酒足饭饱，醉得一塌糊涂，为酒所湿，不是“酒食在前而驻止，不饮不食”。不饮不食只能说止，不能说驻止。驻止于酒食，语不可通。
再说“设象之辞”。高亨《通说》的《筮辞分类表》分筮辞为四类：一是“记事之辞”，记古代故事。其实卦爻辞大多数是选自旧筮，有少数是作者当时的新筮及作者的立言，发表他的思想。这些旧筮，在占筮时是今事。《易》没有古事。“丧羊于易”、“丧牛于易”，王国维说是殷王亥的故事，是错误的。这记的是周太王被狄（易）人侵迫，迁于岐山的事。太王是文王的祖父，并不古远。《易》所记最古的事是“高宗伐鬼方”和“震用伐鬼方”，同一件事。殷高宗约相当于太王的高祖或曾祖时期，也不算“古”。二是“设象之辞”，据高说是：“臆造事物以示休咎也。”“以具体之事物，表抽象之原理。”“其所言之事物虽非实有，而是能否有也。”“《周易》设象之辞亦有二类：一曰就物设象，如乾之言龙，渐之言鸿，是也；二曰就人设象，如需之言需，咸之言咸，是也。”按《易》只记“具体事物”，即占后的事录，没有“表”什么“抽象原理”。例如所谓需卦的五条，实际所写只是行商者所遇，是事实。而所谓“象人处艰遴之境”，“象人处困陷之境”等，只是高亨的“臆造”。又如他举了两例睽六三、困六二，说：“‘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此一具体事物也。逆物而行，且有大力者掣之，则将蹈于刑，乃其所表之抽象原理也。”“‘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此一具体事物也。逢颠沛之艰，而所依非人，则将丧其室，乃其所表之抽象原理也。”（《通说》）看高亨《今注》：“见，疑当作其，盖‘其’损为‘具’，因讹为‘见’也。‘其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句法相同。”又擅改原文，大谬。睽写旅人所“见”，所“遇”，三“见”，三“遇”。不读全卦，何谈“句法”？句法是旅人先见到舆，再见到牛，再见到人，“见”字贯串全爻。他又说：“其舆曳者，其车自后引之也。”这里又擅改曳为臾，谓“自后引之也”。明明是车子拉着东西走，从哪里看到是“自后引之”？又说：“掣，本强制强牵任己而不从人之义。其牛掣者，其牛强进而不肯从驭者之意也。”这是强解。《释文》：“掣，郑作㸷，《说文》作觢。”《说文》解为“一角仰也”。《释文》引作“角一俯一仰也”。义同。说“牛掣”，自以作㸷作觢为正，而掣是借字。《易》多用假借。从㓞（契），声与制通。觢，角一俯一仰，形容牛拉得很费劲，并非“强进而不肯从驭者之意”。高注下文“其人天（剠额）且劓（割鼻）”为“足致天劓之刑”，也不对，明明是说这个赶车的是烙了额，割了鼻子的奴隶，并非“将陷于刑”。纵使如高注所说的“后曳”，“前掣”，也跟天劓之刑连不起来，更无“抽象原理”。其实高注这一条是从程颐《易传》套来的，不过程颐觉得天劓之刑不大通，改说“重伤”。高亨又觉得“重伤”不合原文，故仍然说刑。但这同样说不通。其实这条爻辞，作者作了非常细致的刻划。写旅人在路上远远看见一辆拉东西的车子在前面走。先只见车子，走近点，见到牛了。再细看，牛拉得很吃力，一只角高一只角低。牛拉不动，赶车的下来帮着推，于是见到人了。再细看，才看清这汉子是烙了额，割了鼻子的。这是具有艺术技巧的描写，比《春秋经》的“六鹢退飞”还要工巧，更有意义，它反映了奴隶被残酷压迫的社会现象。而且曳、掣、劓协韵，以下四爻都有韵，可见作者造文之用心。在上下文写旅人喜惧心情的变化，刻画其心理，又是一种艺术。还有，全卦像一篇旅人日记，在体裁上也是特殊的。这些未被训诂家所理解，而去“臆造”“抽象原理”，这恰恰是高亨先生所批评前人《易》说舍浅近求深远、舍简易求繁难的老路。这是新义理派、象征派之弊。
象征派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割裂文义，把一条意义贯连的卦爻辞硬分割为不同的辞类，截头斩腰，以致支离破碎，句不成句。文理不通，怎能“设象”，表“抽象原理”?高亨《分类表》分筮辞为四类：（一）记事辞（古代故事），（二）设象辞，（三）说事辞，（四）断占辞。兹用数字表辞类，用破折号“——”表割裂文义，举数例看所谓“设象辞”：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一）——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四）
这写田猎：鹿借为麓。“即麓无虞”，到了山麓，没熟悉山林的虞人，这就需考虑要不要进入山林中去。君子是机智的。考虑的结果，认为不如离开的好，进去有困难。这意义是连贯的，那末，上半设什么象呢?后半又为什么“不如舍”呢?《今注》：“逐鹿无虞之助，而鹿入于林中，则不可获矣。几、近，古通用，几疑皆借为祈，言君子求鹿不如舍之也。乃往而求之，则鹿难得也。”这是上下连贯的，不是上半设象。又说：“人有所求，而无助之者，且所求又在难得之数，则求之徒劳而无功，不如勿求。”照这说法，是上下文还是要连起来才成义，为什么上半设象，下半断占，割为两截?
视履考祥，（二）——其旋元吉。（四）
按这条爻辞，《通说》的所谓“设象”以及《今注》的所解均误，断句也错。应读：“视履，考祥（详）其（而）旋。元吉。”上文有“素履”、“夬履”，与“视履”相类。祥也作详。祥借为详，古常相通。“元吉”，贞兆词，犹大吉，不连“其旋”读。“视履”者，正视考察自己的行为践履。怎样考察?“考详而旋”，周详而又反复地考察，这样就大吉，好极。这与“夬履，贞厉”相反。夬，快的本字。从夬之字，决、赽等都有快速义。夬履，言急躁不加考虑的莽撞行为，这是危险而败事的。视履，考详而旋，则好。一反一正对言。《易》作者极重视深思熟虑的，在观卦，他反对愚昧和片面的观察，主张看得广大。在豫卦，说游移不决不好，深思熟虑好。作者又极重视行为修养，履是行为修养专卦之一，其他还有无妄、谦、节、小过等。读《易》要通观全书，得出作者的思想要点才成。他总结经验、政治理论、分析问题、科学知识，就是“考祥而旋”的表现。他是善于思辨的思想家，我们不能光从占筮来看作者。因此，《今注》注解本爻说：“考疑当训登，祥疑借为庠。视履考祥者，视焉履焉以登于庠，得预于养老之礼也。其返也，醉饱而已，自大吉。”不通。即如所说，这又是设的什么“象”呢?仍不可通。
晋其角。（二）——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四）
《今注》：“晋其角者，兽进其角而有所抵触也，进其兵而有所侵伐者似之。角之坚，犹兵之坚也。角之不锐，犹兵之不锐也。以坚而不锐之兵攻伐邑国，以其坚也，必无溃败，虽危亦吉且无咎；以其不锐也，难于克敌。”此高注不明角字之义，以为角必是兽角了，因而又以为“设象之辞”。但又因说“伐邑”，所以又有“坚而不锐”的两种“原理”。看来“似之”，其实不然。其关键在于角不是兽角，也非“设象”。晋其角，应读晋则角。晋卦讲军事，晋是进攻，角者较量也。言进攻战前必较量敌我的力量谁优谁劣，谁弱谁强。《孙子·虚实篇》说：“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张预注：“有余，强也；不足，弱也。角量敌形，知彼强弱之所。”策，策度，估计；“得失之计”，敌人战略计划的得失。又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形篇》），“上兵伐谋”（《谋攻篇》）。晋则角，即谋划好才进攻。《孙子兵法》首先讲计，“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篇》）。五事指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制。“维用伐邑”，维，思维，考虑，计划；考虑怎样的打法。“厉，吉；无咎，贞吝”，指考虑到各种情况，有利有不利，即得失之计，有余与不足，则强弱之处。这说的是战略，并非以兽角“设象”。而其辞义连贯，也绝不能腰斩分为两类辞。
《易》所谓“就物取象”，并非设象。“乾”之龙，是龙星，星占。《易》有星占、鸟占、梦占等，我名为“象占”，是筮辞中的一类辞。“渐”之鸿，原来是为标题，作者仿起兴式民歌而创作“鸿渐”句冠于六爻，截取渐字为题，鸿非设象，而是起兴。
因此，《易》并没有“设象辞”，也没设象表抽象原理。
读闻一多著《周易义证类纂》
闻一多说明他注《易》之宗旨：“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之目的解《周易》，不主象数，不涉义理。计可补苴旧注者百数十事。删汰芜杂，仅得九十。”宗旨鲜明而正确，是继郭沫若用《周易》材料讲古代社会之后而卓有成绩的《易》注。
郭沫若在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有分析《周易》一篇，为今人研究《周易》开山之作，一反旧说，扫除封建社会穿凿附会为统治阶级宣教的糟粕，为研究《周易》辟一新途径，诚为卓识。郭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虽明而未融，较闻氏为胜。但郭氏说解极少，闻氏则详尽。惜闻氏仅得九十事，为蒋匪帮特务所暗杀。假如他能在解放后继续研究，以他的功力和博学，接受马列主义理论（这是必然的），给《周易》作全注，其贡献于学术界必大。我研究《周易》，就是沿着郭、闻两家的路线走的。遵照毛主席清理文化遗产的指示，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给《周易》作全注，成《周易通义》一书。又编《周易类释》，即本闻氏《类纂》之意。
闻氏之书，分“有关经济事类”、“有关社会事类”、“有关心灵事类”三类，类分若干项，共廿二项。每项或解一条卦爻辞，或只解一句、一词，或集相类的辞语汇释，没有解一个卦的。由此可见他尚未寻究出《周易》的组织体系，只是孤立地解释卦爻辞。这是今人注解《周易》的一个普遍现象，即使高亨《今注》注解全书，也只一条一条解释。尤其他硬分辞类，往往割裂辞义，把一条完整的卦爻辞割为几截，更不用说全卦了。这是通病，故往往误解。但是《周易》是有组织的著作，例如它多数卦按事类编排，少数用形式联系，按它的组织体系去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意义。孤立地看，就可彼可此，看似可通，实则未当。
闻一多长于训诂，又注意研究古代社会，故他的成绩显著。虽只得九十事，约有近一半解得正确或基本正确。其缺点：一是孤立解释，未得《易》的组织体系；二是他的社会观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兹分别评其得失。
一、训诂的得与失
乾是星占卦，闻一多归于占候，解乾为斡，龙为龙星，很正确。这是从来没人讲到的。他说：“卦名之乾，本当为斡。斡者转之类名，故星中北斗亦可曰斡。古人想象天随斗转，而以北斗为天之枢纽，因每假北斗以为天体之象征，遂亦或变天而言斡，《天问》‘斡维与系’，犹《淮南·天文篇》‘天维绝’。《说文》乾之籀文从昍，盖与晶同。晶，古星字。疑乾即北斗星名之专字。商亦星名也，其籀文、卜辞并从昍，与乾同意。”又解爻辞的龙为龙星，“古书言龙，多谓东宫苍龙之星。乾卦六言龙，亦皆谓龙星。”他据《史记·天官书索隐》引石氏曰“左角为天田”，《封禅书正义》引《汉旧仪》“龙星左角为天田”，证“见龙在田”之田即天田。“苍龙之星即心宿三星，当春夏之交，昏后升于东南，秋冬之交，昏后降于西南。”他引《后汉书·张衡传》“玄龙……涉冬则淈泥而潜蟠”，《说文》“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明“飞龙在天”是春分之龙，“潜龙”是秋分之龙。又引《天官书》“东官苍龙……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说明“亢龙。有悔”的亢龙即直龙；“群龙无首”的群龙是卷龙，卷龙不见首。卜辞龙字，“其状尾交于首，卷曲若环”，当即卷龙。总之，龙是龙星无疑（但他这里上了旧说的当，也是缺乏比较分析，认为“或跃在渊”也是龙。不知“或”在《易》多指贵族，乾三四爻说人不说龙，“或”即君子）。闻一多虽然不知《易》有象占一类辞，但他是头一个理解《易》有星占的。
关于器用，他有一些确解，如“包荒，用冯河，不遐遗”。他知包借为匏，因为“以杞包瓜”《子夏传》包瓜作匏瓜。引《诗·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庄子·逍遥游》“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卢（络）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等，说明“古者以匏济渡”。“包荒，用冯河”即以匏瓜渡河。“不遐遗者，不遐，不至于也。”引《诗·抑》：“不遐有愆。”“遗读为隤，坠也。言以匏瓜济渡则无坠溺之忧也。”闻氏在“车驾”项解“革言三就”的“革言”为革靳，亦佳——“古音言与斤近，故言声与斤声字每通用，或竟为同字。”引誾誾与欣欣同为谨慎之意，狺狺与㹞㹞同为犬吠。 与龂同（《集韵》），《大师虘豆》：“用 多福”，“ 即旂”（按旂借为祈）。靳，《说文》：“当膺也。”当膺一作当胸，即马胸带，也叫缨。《士丧礼》下篇：“马缨三就。”礼家说：“缨，当胸，以削革为之。三就，三匝三重也。”（《周礼·巾车》“锡樊缨”郑众注）池按，此革九三爻辞，是说车战失利，后来发现马胸带绑得不紧，车走不快，故“革靳三就”，绑紧了，果然胜利。“革”讲应变不应变问题，这是用车战为例，说要变。但闻一多没有理解“革”的总旨，故下文说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时，就解错了。他说：“虎变、豹变，即虎鞹、豹鞹也。”以为变与辨、斑声通。斑，虎文；“虎变豹变，犹言虎文豹文。”又引《玉藻》：“君羔幦虎犆，大夫齐车鹿幦豹犆。”幦，车的覆笭；犆，缘饰。说：“大人虎变即君车以虎皮为饰，君子豹变即大夫士车以豹皮为饰。”又说：“小人革面，面读为鞔。革鞔即车之以革为覆者。又谓之饰车，特其饰未盛，故为小人所乘。”又引《诗·采薇》“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说：“君子谓将帅，大夫也；小人谓士卒，士也。此‘小人革面’，小人正谓士。”还引《象传》“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而为之训解：“‘顺以从君’者，大夫豹幦车在前，士革鞔车自后从之，所谓属车是矣。”这里闻氏上了《象传》的当。须知《易传》是为统治阶级宣教的，其中尤以小《象》为最肤浅恶劣。它不解《易》，相信它的话就会上当。以闻先生的博通，却没通读全卦，而一条爻辞也只读了半截，未免粗心。革卦谈可变不可变、应变不应变的问题。前一大半举国之大事，如祭祀、战争为例，有可变应变的，末了二爻则说不应变的。虎变、豹变，是像虎豹一样发威咆吼，盛怒也。大人君子是容易发火的。作者警告他们，发火是不成的。大人发火，在战争上是不会有所俘获的。“未占有孚”意思是打败仗。《孙子·计篇》：“怒而挠之。”杜牧注：“大将刚戾者，可激之令怒，则逞志快意，志气挠乱，不顾本谋也。”李筌注：“将之多怒者，权必易乱，性不坚也。”为将的易于发火，对方正可利用他的弱点，用各种方法，搞得他暴跳如雷，头昏脑胀，失了理性，就能打败他。“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革面犹变脸。将帅发火，士兵也会变脸反抗，不听命令。这样的军队，征战必然失败的。这就是说不能变，不应变的。闻一多未从全卦全爻来分析，尽管旁征博引，还是错了。而且照他的解释，单写大人坐什么车，小人坐什么车，毫无意义。《易》记载的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政治现实，没有单纯描写物件的。如坤的“括囊”、“黄裳”，实际是记录人的衣食问题。还有一层最值得注意，作者对那些大人君子没有好感，因为贵族内讧，争权夺利，而又腐朽无能，把国家搞垮了。作者揭露他们的内讧丑态和罪恶，号召大家打倒他。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即指斥他们作威作福，压迫人民，不是写他们的车子怎样漂亮。《象传》作者正怕小人革面，故歪曲为“顺以从君”。闻先生却上了当。
关于田猎、牧畜、农业、行旅，材料很多。尤其是农业，专卦就有五个，行旅商旅更多。闻一多引得比较少，因不大了解，注释也多误，把讲政治的临卦也当做农业，误以为临是瀶；也有读半截，不看全卦全爻，如在临卦的“知临，大君之宜”，不解释“大君之宜”，训敦为怒，说至、知并是敦的一声之转，于是至、知、敦三“临”，均解为暴风雨。实则临卦讲临民的政治思想。作者总结经验，针对当时的黑暗政治，提出自己的政见，在当时有现实意义，也表现出作者政治思想比较进步。前三爻讲德治，后三爻讲人治。“大君之宜”包括“至临”、“知（智）临”、“敦临”三者，这是《周易》的一种体例。临卦不能当作农业卦解。临不是瀶。说为瀶，则“大君之宜”既无着落，而前部的“咸临”、“甘临”，也全不可通。不明《易》的组织体系，孤立训释的毛病便暴露出来。他的误解，是由于卦辞有“至于八月有凶”，与农业有关。不知《易》又有一种体例是“附载”，即在卦的主旨外，有时附载一二与主旨无关的筮辞。不明此例，就反而把附载的词语误解成卦的主旨了。
关于刑法的几条，闻氏说对的多，也有不对的。说得不对的，如坎卦的初、三爻“习坎，入于坎窞”、“险且枕，入于坎窞”。他以为“坎窞”是迭韵连语，坎窞是窖牢，“习坎”又同于“入于坎窞”，即入狱。不知坎卦是用坎穴为各事的联系，事类不一。习坎犹重坎，坎中又有坎。窞即陷，动词，言入于坎中又陷落坎中之坎。窞字象人在两穴之中，上穴下臼，臼也是坎。习训重，不训袭。枕借为沈，深也；重坎，故深。头三爻写渔猎时代打鱼的艰险。六二的“求小得”，即打鱼。田猎，大得；打鱼，小得。三爻同一事类，中间插入“求小得”是兼指三爻说的，这是《易》例，正如临卦的“大君之宜”兼指至、知（智）、敦三者说。坎卦以“坎”穴为联系，而又按时代发展叙述，头三爻写渔猎之事，四、五爻写农业之事。故“入于坎窞”不是入狱。第四爻则写关俘虏入坎即地穴室，使之投降为奴隶，这像入狱了，但并非真正的入狱。闻一多解六四爻辞很好。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樽酒簋贰”王弼注：“一樽之酒，二簋之饭。”说对了。“用缶”，王引之说樽和簋都是陶器，更清楚了。闻一多进一步解明下半句。他解约为取，约从勺声，从勺之字有取义，如勺为挹取（《说文》），酌、钓并训为取（《礼记·坊记》郑注、《淮南子·主术篇》高注），汋训为盗取（《周礼·士师礼》郑众注）之类。“纳约自牖”即纳取自牖。“酒食而必自牖纳取之者，盖亦就在狱中者言之。古狱凿地为窖，故牖在室上，如今之天窗然。”他据《集解》引崔憬说：“内约，文王于纣时行此道，从羑里内约，卒免于难。”羑里即牖里。按闻氏此解是对的，考古家在陕西发现不少地穴式住宅，有挖得很深的竖穴，像口袋形，当是窖藏的穴。把俘虏放进这种地穴而用酒食款待，等他愿降为奴隶才放他。“终无咎”即俘虏归顺。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是取得奴隶劳动力的方法。坎卦辞“有孚，维心，亨”即指用“维心术”对待俘虏。因为要用奴隶从事于农业生产。坎九五说的是填陷坑，垦丘地耕种。可惜这一爻闻氏没说对。坎上六则说对了一半。我们下文再谈。
闻一多解睽九四“遇元夫”，元读为兀，引髡又作髨，䡇即軏为证。正确。“元夫犹兀者，断足之人也。”又说：“兀夫即六三‘天且劓’之人，亦即初九之‘恶人’。”均确。元、兀，是一声之转，元平声，兀入声。在这里，他通读了全卦，前后比较，知“恶人”、“元夫”同于“天且劓”的人。但还差一步，因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只以为这是一般的受刑者，而不知这都是被奴隶主加刑的奴隶，正如对于在地穴被禁的他以为是一般人，而不知是战俘，是要其归顺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的。当然亦不知作者是从社会发展观点编排坎卦，故对前三爻误解为入狱。这是他留学时学的资本主义社会学所学不到的。
二、不明周易组织体例之失
从《易传》以后，前人说《易》都用爻位说作解，看似得出《周易》的组织体系了，其实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其说是不通的。今人讲《易》，不明组织体例，孤立地解释语词，因而有说对的，有不对的；即使说对，也莫明所以，或说得不够。上举闻氏说的一二例子，就是这样的问题。这里再谈他一些因不明体例而误解的。
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是流行的一首婚歌，作者引来代表婚礼。中孚是讲五礼的。闻一多解好为玉，解靡为麾即挥，谓“犹言我与尔饮而尽此玉爵之酒”。又引《曲礼》“饮玉爵者弗挥”，谓防其损伤。但快情之至，就不管挥杯时损坏不损坏了。这是对的。但他解“豚鱼，吉”时，谓豚鱼读为屯鲁，金文每言屯鲁，屯鲁和眉寿、康右（佑）、万年等连言，乃福寿之意。还说中孚下体为兑，《易林逸象》云兑为鲁，可信。不知中孚为五礼之卦，应以王引之《经义述闻》说豚鱼为行礼常用之品为当。“中孚”，忠信也。礼以诚信为主，从内容标题。而豚鱼为行礼常用物，是精神和物质兼说。闻氏未明中孚为五礼之卦，也不知“鸣鹤”是一首婚歌，字义解对了，于全卦则未全懂，因而对于六三的“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的注解也未全对。他说：“罢读为鼙，鼓与鼙，泣与歌，连类对举。泣歌者敌囚也。或鼓鼙而喜，或歌泣而悲，胜败分而哀乐异也。”又说：“中、得，声转，通用。此爻盖读中孚为得俘，故以‘得敌’解之。”不知三、四爻说的是军礼，以“得敌”胜利写军礼。罢可读为鼙，也可解为退师，即班师退兵为罢。或，有也。在得敌时，有的还鼓而追击，有的则已经班师了。泣者，喜极而流泪也。泣、歌，同写胜利者的欢乐之情，不是敌囚又哭又歌。
“中孚”不能解为得敌，“中孚”是从内容给全卦的标题，如同用“小畜”、“大有”、“大畜”作为农业专卦的标题，用“乾”说天、“坤”说地一样。关于标题（即卦名）这一组织法，古往今来还无人了解。《序卦》、《杂卦》所说的题义，有不少是不对的，应从每一卦的卦爻辞来理解，这是解释卦爻辞的一个标准。标题与卦爻辞密切关联，标题包举全卦，卦爻辞环绕着题义编排。多数卦有一个范围，讲一类事，标题包括其内容。内容较杂的，可从标题的多义词来理解。只有少数卦，题义与内容无关，而用爻辞中的多见词作为形式联系。
闻一多又解“素履”为丝履，“夬履”为葛履，引《诗·葛屦》及《大东》“纠纠葛屦，可以履霜”，《吕氏春秋·离俗篇》“梦有壮子……新素履”及《周礼·屦人》“掌王后之服屦：赤舄……素履，葛屦”为证。这里闻氏犯了三误：第一，古代履、屦二字字义有别。屦为名词，即鞋；履为动词。《诗》、《易》是这样用的，后来才混同，屦履不分[1] 。《吕氏春秋》、《周礼》是战国后的书，故混称了。第二，《易》不会随便写一种物件的。坤的“黄裳”，实际指人们在大地劳动取得的衣服，与“素履”、“夬履”不同类。第三，履卦的履，是践履，引申为践履之道，即行为。卦除“履虎尾”等象占辞（古人对于梦与行动分不清楚，故履也说梦占）之外，说的是践履之道，即行为。闻氏没弄通卦的总义。“履道坦坦”，即践履之道，简言为履。“素履”，纯洁的行为。素，洁白，纯净。行为纯洁，则“往，无咎”。“夬履，贞厉”，夬，快之本字。从夬之字，决、赽等，急速也。夬卦的“君子夬夬独行”、“苋（萈）陆夬夬中行”，指行得速，跳得快。“夬履”是行为急躁，急躁则危险败事。相反，“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观察自己的行为，周详而反复考虑考察，那就极好。总之，这素履、夬履不是丝履、葛履。
明夷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闻一多引《诗·车攻》“大庖不盈”毛传和《公羊传》何注，说杀牲有三种射法，从左腹射进去射中了心，死得快，鲜洁，是上杀，供宗庙；从左股射到肠胃，污泡，死迟，是下杀，充君之厨，从而认为“夷于左股”是下杀，“获明夷之心”是上杀。获，中也；中其心。“于出门庭，于读为呼。此言入腹获心，射得上杀，获者呼获，声达于门庭之外也。”闻一多把这两条爻辞归为田猎。这是误解。第一，明夷卦写行旅和田猎两类事，田猎也是行旅在外，故并于一卦。前后四爻写行旅，中二爻写狩猎事，但又不同。闻把六二也当田猎，而只解中间一句，不管上下文，不对。“明夷”二字，歧义最多。卦名只取其形式联系，与内容无关。“明夷，夷于左股”者，行人看到太阳（“明”）下山（“夷”，灭也）了，赶快拍马回去。谁知跑得太快，跌伤了左股（“夷于左股”）。怎样伤的?骑马摔伤的。“用拯马壮”，拯同于乘，壮借为戕，伤也。必须通读全卦全爻才能会意。故六二既非田狩，而“夷于左股”也不是杀牲，不是射兽。断章取义则大病。第二，六四虽与田猎有关，但非杀牲射兽。腹借为 ，地下室。《诗·绵》“陶复陶穴”，复，也借为 。明夷，大弓名，即《考工记》所说的王弓、唐弓之类。夷之本义为大弓。闻氏不得其解，避而不说。心，心木；制弓的上等材料。《考工记》说制弓的最上等材料是柘木，《说文》：“朱，心木。”朱、柘，声转。心，当即朱，即柘木。猎人在出门时发现了制弓的上好材料心木，马上拿回去到左间地室里动手制弓。这就是爻辞之义，而不是射左腹中心的上杀。“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为一句，不是呼获声达于门庭之外。
闻氏对于坎卦未能通读。解头三爻既误（见上文），解九五爻“坎不盈，祗既平”也不确。他采于省吾读祗为灾之说，谓“此爻之坎，指坑谷。水溢出坑谷，则泛滥为患，今坑谷不溢而患已平，故曰‘无咎’”。引《孟子·离娄下》“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为说。赵注释“盈科”为“盈满科坎”，闻说：“坎科一声之转，盈科即盈坎。”但按孟子之意，只是说泉水连续不断地流，流满了坑就流到四海，并没有说源泉泛滥成灾。源泉不为灾，为灾的是暴雨、久雨、山洪暴发。而这里说的也不是源泉盈科。坎指捕兽的陷阱。祗，当照郑玄读为坻，小丘也。这说的是由渔猎时代转到农业时代的事。坎卦头三爻写打鱼，是渔猎时期的生活。到了农业时代，过去挖的陷阱，不需要那么多，填了一些，留下一些。因为还有它的用处，一则还要捕兽供食用和制衣服，二则防止野兽毁坏庄稼，故说“坎不盈”。而丘陵地带则尽量开垦为田地耕种。“祗既平”，既，尽；平，锄平为田也。第四爻说到用维心术使俘虏降服为奴隶，取得农业劳动力。蒙卦说“发蒙，利用刑人”，刑人即奴隶；发蒙，指斩伐草木，垦荒。坎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仍是要使俘虏归顺为奴隶，可是俘虏始终不肯归服投降，“三岁不得”，得不到他归服的心。这说明奴隶少了，奴隶主耐心等候也没用。这就到了奴隶社会快将崩溃的前夕。闻一多只看到丛棘，知道是入狱，但把“不得”读为不直，谓“三岁不得其平”，就误解了。作者是把有关坎穴的事，用社会发展变迁观点编排的，故像坎这样的卦，既要知道《易》的组织体例，又要懂得社会发展史。
“明夷”的歧义多，事类不一。“坎”有各种坎，事类更杂，故读者颇感困惑。“晋”义单一，事类只一种，应该不难明。而且最普通训晋为进，旧说虽不明是什么事，但进义无异辞。闻一多独不取通训，另作新解而至不可通。晋讲的是战争进攻的战术战略。《易》有几个写战争的专卦，如师、同人、离，而晋是其一。作者对于战争有相当高的军事学识，在《孙子》之前，《易》讲军事，值得注意。如说“不利为寇，利御寇”，有反对侵略，主张防御的正确思想，而且这是作者的重要思想之一。他提出新谦德论，就以防御战作为论证，而新谦德论又是他的思想合于辩证法的理论。古代讲谦德的，似乎还没有这样精辟的。但关于军事理论，闻一多不太理解。如“师出以律，否臧，凶”，本来是说行军要有纪律，而闻不取此说，却采“律”是六律之说，误。对于晋卦，所解又全错了。由于不明《易》以事类组织，他根本不知晋是讲军事的卦。孤立地解卦爻辞，似乎可通，其实不对。他解晋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说“锡兼予、求二义，此锡字当训求”，引了一些金文为例。其实金文用锡作赐义的更多。“锡马”，是康叔封于卫时，成王赐给他的许多物品之一。他将所赐的马用一日多次交配的方法，使马群蕃殖了。“锡马”，是已然之事；“蕃庶”，也是已然之事。而“求”马蕃庶，则为未成之事，不应说求。为什么闻氏要训锡为求?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说：“晋搢古今字，是晋、接义同。卦名曰晋而卦辞言接，义正相属。”这是附会。“昼日三接”是说明蕃庶之法，他既解接为交合，又解为搢接、搢捷，是模陵两可之谈。晋应训进，不是搢接、搢捷。晋所以说“用锡马蕃庶”者，因为这是讲战事。古代用车战，要用许多马。“用锡马蕃庶”，是为了供战争之用，与卦的总义有关，不是一个字义的联系。《易》有解释题义之法，多数在有歧义时解释其中一义，但不是用“义正相应”的方法。
闻又举晋卦三爻作解，但只取其一部，不解全爻。如晋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他解晋为抑，为俯，说“摧训折训落，与晋训抑训俯义近，故晋摧并举”，却未解释“罔孚裕”句。其实应该这样解：进攻战要摧毁敌人的力量，但不用抢掠物资。裕，《说文》：“衣物饶也。”战术上，要摧毁敌人力量；战略上，要知道战争的目的不在抢掠物资。这是精于军事学的理论，跟野蛮人为抢人财富而发动战争，有天渊之别（恩格斯说，野蛮人认为抢夺邻人财富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而且更荣誉）。《孙子·军争篇》说：“饵兵勿食。”抢掠物资，会中敌人饵兵之计。闻一多不知“罔孚裕”之意，故置而不解。其实这正是关于战争的话。不知晋讲军事而作别解，就无法解通。
晋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闻不知“愁”的字义，谓《说文》“榗，木也”，朱骏声说即梓木。“是榗楸亦一木。然则愁谓之晋，犹楸谓之榗矣。”精于训诂的闻先生，在此碰壁，苦思不得，苟且了事。其实，晋、摧、愁，均为动词，故用副词“如”。但以愁为楸，以晋为榗，就不通了。榗、楸与晋训抑，摧训折，更无法相通。其实，愁借为揫，《诗·长发》：“百禄是遒。”遒，《说文》引遒作揫。遒也作逎。“遒，迫也。”揫，围束也。《诗·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即四国被迫而屈服。《易》此说进攻而围迫敌人，使之降服。揫比摧更好，《孙子·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说“晋如揫如”，正是孙子谋攻的战术战略。闻一多又说：“以六二‘受兹介福于其王母’推之，‘晋如愁如’盖谓祭时持事谨敬之貌，‘晋如摧如’亦然。”这个说法全出推测。“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也是战事，是武王克商后祭于文王母及妃的事。文王母、妃同为殷女。武王克商，故祭其殷女的祖母及母。这一句，《易》作者有两种用意：第一，这是与战争有关的大事，晋为军事卦，故举以为例（晋卦其他爻辞，是以事实为根据而作出的理论。此则举一事实）。看似说祭，其实写周克商的大战。这一战，武王迫纣投降，俘虏了殷纣很多兵，即孙子所谓“全国”、“全军”的“善之善”战略。第二，《易》例有一种“连类插叙”法，凡是大事，不能不写，而又用不了一个专卦来写，就用“连类插叙”法。如“丧羊于易”、“丧牛于易”，是周人被狄人侵迫而迁于歧山的大事，一次插叙在写养羊的大壮卦，一次插叙在讲行旅的旅卦。同样，周克商是大事，因为是讲军事，故在此晋六二爻插叙；又在讲对立转变的既济中插叙，即“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闻一多又解晋九四的“晋如鼫鼠。贞厉”，训晋为肃，“当为肃拜之肃”。说：“拜时如鼫鼠拱立而手不至地。凡拜，以下为敬，故拱慢而肃敬。‘晋如鼫鼠’犹言拱而不肃，斯乃不敬之甚，故曰‘贞厉’。初、二两爻居下，曰晋，曰摧，曰愁，皆下手低拜之貌，而摧为下，尤甚于愁；九四居上，则拱立而不下手。此又辞义之可征于爻位者也。”训晋为肃拜，已可笑了，还要说鼫鼠拱立，以至牵于爻位，更可笑。试问有多少爻辞可用爻位解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于是有《易传》的爻位说，已不通之极，难道我们又来一套新爻位说?晋卦第三、四爻讲士卒素质，六三：“众允。悔亡。”众，奴隶；允借为 ，进也，意同于晋。用奴隶兵进攻，必然失败。这当即殷纣败灭之事。九四：“晋如鼫鼠，贞厉。”士兵胆小如鼠，进攻也必然失败的。这是作者从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两爻应连起来读，同说军事。五、上爻也说军事，同样也不能孤立解释，又说祭祀，又说肃拜。六五爻“悔亡，失得勿恤”，闻一多解“失得”失作矢，亦误。谓战争失败，但败勿馁。
三、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失
闻一多所据以“钩稽古代社会史料”的，只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学说，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故对于许多史料不了解，解释的也不对。
他把屯六二、睽上九的“匪寇，婚姻”跟震上六的“婚姻有言”比对，引铜器铭文之婚媾和师尹、朋友、兄弟、诸子等连言，以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说“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解震上六的“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愆）”，说：“‘无咎’承‘震不于其躬’言之，‘婚媾有言’承‘于其邻’言之。是婚媾即邻，邻亦亲也。‘匪寇婚媾’犹言其亲非仇耳。旧谓婚媾为嫁娶，寇为劫掠，省动词。近人遂据以说为抢婚之俗，疏矣。”
池按，这应分别说：第一，震上六爻辞原来是说一种迷信，即闻雷惊惧，以为有雷公打死人。“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有一个人的邻居被雷打死了，没打死他。闻氏解婚媾为亲戚是对的，“婚媾有言”，是指这个人认为被雷打死的邻居（即他的亲戚）是有罪的。第二，“近人遂据以说为抢婚之俗”，近人指郭沫若。郭用《易》讲古代社会，还没有分清楚劫夺婚与对偶婚的不同，误认为对偶婚同于抢婚。刚好相反，原文的“匪寇”，是说不是抢婚，“婚媾”是对偶婚。由于劫夺婚与对偶婚同一起源，源于原始社会中期，形式也相近，都带着武器。“匪寇，婚媾”，作者正是说明这两种婚俗的不同。第三，闻一多把“匪寇，婚媾”与“婚媾有言”同列，解婚媾为亲戚，在震上六爻是对了，其他却不对。《易》三次说“匪寇，婚媾”，屯、睽二爻外，还有贲六四，说的均为对偶婚。屯六二写求婚，睽上九写订婚，贲全卦六爻写对偶婚的亲迎过程。对偶婚不见于文献，资本主义社会学不会有，无怪他认为说抢婚者为“疏”。
他解贲六四的“白马翰如”之翰亦训白。但说白马白如，不大像话。他又说“翰为白色马”，但说白马白马如，岂不更不像话?翰应解为昂头飞奔，《诗》有“如飞如翰”语，翰与飞同义。翰从羽，也作鶾，作雗。《尔雅·释鸟》：“雗雉，鶾雉。”注：“今白鶾也。江东呼白雗，亦名白雉。”翰，雉鸟；名词。马也叫翰，《檀弓》：“殷人尚白，戎车乘翰。”动词则训飞。“白马翰如”，写对偶婚亲迎时在途中的情况，新郎和小伙子骑着白马飞驰。用马驰衬托出人的英俊。下句就是“匪寇，婚媾”。《易》三次用此语，均为对偶婚。睽上九：“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脱）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闻把“往遇雨”句移于“见豕负涂”下，说豕是天豕，将雨之象。又说鬼是舆鬼星，“舆鬼主察奸谋，弧主备盗贼，故上言载鬼，言张弧说弧，下复言‘匪寇婚媾’。舆鬼为天目，主视，而睽本训惊视之貌，则此爻言‘载鬼一车’，又与卦名之义相应矣”。他认为这是占候，其实这又是对偶婚的事。“匪寇，婚媾”一语，关系全文，而闻氏却未加解释，只轻轻滑过。星占和婚媾怎样联系呢?没说通。睽也不训惊视。训睽为惊视，为《象传》所愚。《说文》训睽为不相视，言睽违在外，与家人见不到。作名词，则睽即旅人。睽，行旅卦，写旅人在途中所“见”所“遇”。上九写一“见”一“遇”。遇雨是一事，不能移于“见豕”句下。“见豕”之“见”贯通到“婚媾”，是所“见”之事，如移“遇雨”于“见豕”句下，则文不成义。豕是婚礼之物，与贲上九的“白贲”（贲借为豮，即“豮豕之牙”的豮）同。旅人见到一辆车子运载着几头猪，后面又来了一辆车，上面站满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张弓搭箭像要射人一样。旅人吓了一跳，赶快大喊不要射，他们才放下弓箭。一打听，才知道不是抢劫的，而是订婚去的。“负涂”借为负拕，运载也。鬼是图腾打扮，对偶婚是族外婚，打扮自己氏族的图腾（动物）以示族别，故别人看了像鬼一样。《易》中三次写对偶婚，社会史料非常宝贵。但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才能了解。
《易》又三次记劫夺婚，闻氏引了一条，但没解通。蒙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他把头一句去掉，说：“‘金夫’、‘不有躬’，语皆无义。疑夫当为矢，躬当为弓，并字之误也。金矢即铜矢，谓铜镞之矢。有矢无弓不能射，故占曰‘无攸利’。”闻氏本“不主象数”，但由于没办法讲通，竟然也乞灵于《易传》的《易》象之说：“蒙下坎互震，上艮互离。《说卦传》曰‘坎于木为坚多心’，谓棘也；《九家逸象》坎为丛棘，义同。古矢以棘为之。坎为棘，即为矢。《说卦》坎又为弓，《九家》坎为弧，弧亦弓也。此《易》象之最著明者，惜今本爻辞讹舛，遂致文不成义，而象亦无所取证焉。”可见不明古代社会史者的苦恼。其实爻辞开端就说“勿用取（娶）女”，是婚姻事，是劫夺婚，即抢婚。只因他不信抢婚之俗，故无从理解。“蒙”有二义：本义是草木丛生于冢土上，又引申为蒙昧之义。卦辞说明蒙昧一义（不明《易》例者对此也困惑）。爻辞以二义为组织，一说垦荒，斩伐草木；一说蒙昧事。垦荒为农业事，农业过定居生活，故二、三爻说纳妇与取女。“纳妇吉，子克家”是正式婚娶，而“勿用取女”是劫夺婚。“见金夫，不有躬”者，金训武，遇到武装者的抵抗，抢婚者连性命也不保。作者认为抢婚是愚蒙的事，故举以与正式婚姻作对照。这是卦爻辞的组织，不明《易》例与抢婚之俗，当然无从理解，只能乱改原文而又乞灵于象数。
讼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按讼写斗争事，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贵族内讧。本爻写贵族内讧和阶级斗争。“不克讼”，贵族讼争的失败者回到采邑里，邑人趁他失势逃跑了，一下子跑了三百户。邑人多奴隶，这又是奴隶以逃亡反抗统治者。“无眚”，没灾祸。这跟无妄的“邑人之灾”相反。那时是邑主得势，他失了牛，冤枉邑人，邑人倒霉。现在西周末年，形势不同了。邑主没落，邑人集体逃亡，他也没办法。如果再作威作福，就将会发生暴动，如井卦所说，邑人把邑主赶走。闻一多解这一爻，不用“逋”训逃之说，理由是“训逋为逃，则是内动词。内动词不得有宾词。今观‘逋其邑’之语，逋显系外动词，而以邑为其宾语”。池按，内动、外动，古语当没那么严格区分的。如受字，接受是受，授与之意也用受；锡训赐，也训求；孚，俘人为孚，被俘也是孚。闻氏说：“逋当读为赋。盖讼不胜而有罪，乃归而赋敛其邑人，于是财用足而得以自赎，故曰无眚也。”不知奴隶社会的邑人完全隶属于邑主，根本没有私有财产。土地也归贵族所有。小人没有财产，从何赋敛?
闻一多又把比六三的“比之匪人”、否卦辞的“否之匪人”和涣六四的“匪夷所思”比较，说：“匪人犹匪民。之犹于也。亲比于匪人，故凶。‘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匪人为有罪之小人，故不利君子贞。古字‘人’‘夷’不分，匪夷亦当作匪人。”把匪人说为有罪之小人，完全错了。君子、小人，是对立阶级。作者怒斥了君子，闻氏则说成小人，这是错误的阶级观点。按比有二义，一为亲比，一为阿比。比卦以二义为组织，主张上下亲比，国内外亲比，而怒斥营私结党、狼狈为奸的阿比者，即那些内讧的君子、贵族当权派小集团。“比之匪人”者，阿比是匪人。之犹是。下文“比之无首”，犹言比则无首，阿比的匪人没好下场。“否之匪人”，犹言否是匪人，即“比之匪人”的匪人。其意为，什么是坏东西?坏东西即阿比的匪人。“不利君子贞”者，君子们如果是阿比的匪人就不利，也即比则无首之意。下文的“休否”，意思是不要做匪人，不做匪人则“大人吉”。“倾否”，倾覆、打倒这些匪人。这是斥责当时的大人君子。夷训常，如“遇其夷主”，即常接待客人的主人。涣讲水灾，水淹到高丘上来了，真非平常所想得到的大水。匪夷不是匪人。匪夷如解作匪人，匪人所思，思什么?不成文义。不连上文读是不通的。
闻一多把两条有关战争的重要爻辞作妖祥解，也不通。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他引《周礼》眂祲“掌十煇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七曰弥……”，把其中的弥解为“弥离”，犹朦胧。月色无光，即此爻之离。之犹而。“日昃之离”，“言日西昃时迷离无光也”。说鼓是日食时伐鼓于社、伐鼓于朝的鼓。“缶亦鼓之类，古亦谓之土鼓。”又引《周礼》女巫“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注：“冀以悲哀感神灵。”疏：“忧愁之歌。”说：“鼓缶而歌，亦谓忧愁之歌。日离为天之灾变，故必鼓缶哀歌，以诉于神灵而救之。”又说“大耋之嗟”，耋“为跮，即跌字。嗟当为蹉，即大跌而蹉”。又说，“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引《书·无逸》疏、《左传》昭公五年疏）。“此言日西昃时，昏暗无光，若不叩缶哀歌以救之，则必猝然蹉跌而下，如人之颠仆失据者矣。”真是迂曲。古人有日食伐鼓的迷信，却没有日落“叩缶哀歌以救之”之事。太阳下山，无论怎样叩缶哀歌，它还是蹉跌而下。古人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我们也不可作这种谬解。按离是战争之卦，离，古与羅、罹通。初、二爻写对敌戒备（闻也有注，谓错为䇎，敬为驚，履为履虎尾。入“道德观念”。黄离解为日占。均误。不论）；三、四爻写敌人袭击；五、上爻写对敌反击。离是罹战祸。九三爻义是：日昃黄昏，敌人袭击，遭受战祸。青壮男子上前御敌去了，后方的情况：妇孺鼓缶唱歌，同仇敌忾，上年纪的老头则叹息自己太老了，不能上前线杀敌。缶不是伐鼓的土鼓，是陕人即周人特有的乐器。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记事。不写前方，只写后方，用以反映这是全族全民的抗战，并以“不……则……”的语法，体现同仇敌忾，情绪激昂。此爻今王弼本有“凶”字，大误；古文本、郑玄本无。盖经师误解“大耋之嗟”之义，以为嗟叹不是好事，妄加凶字。不知嗟是叹息年老，不能上前线杀敌之意，是积极的态度。这一“凶”字，也使说《易》者没人能理解《易》文的精义。但我们从全卦的组织和语法看，可得正解。九三写敌人袭击，与九四为一环，而又与前二爻写对敌戒备相承，分前后为两部。全卦是连环式的组织，与需卦组织相同。这是《易》文一种巧妙的组织体例。闻一多的注解，则把全族抗敌的精义搞得无影无踪了。
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丧牛于易”，今人都采王国维的说法，认为是殷先王王亥的故事，闻一多又从《山海经》讲王亥“两手操鸟”、《天问》“何繁鸟萃棘”二书说亥恒事皆有鸟，卜辞王亥名有从鸟作 者；又传说简狄吞燕卵而生契，是为殷祖……以此种种，认为殷先世以鸟为图腾，故解“鸟焚其巢”为“以鸟喻殷人，犹言王亥丧其居处。焚疑读为偾，‘鸟焚其巢’即覆其巢。《周易》引之，以为灾异之象”。其实王亥故事之说已误，因此而说是“灾异之象”，更误。周人占筮，无缘去说殷人远祖，他们自己的祖先不说，何以说异族?王亥被“有易”所杀的“有易”在河北，与陕西的“有易”不同。易同于狄。“丧牛于易”是说周人自己的大事，即太王被狄人侵迫迁于岐山的事。爻辞写狄人焚杀抢掠，周人受害，全族被迫迁徙，成为“旅人”。“鸟焚其巢”，是烧光。火烧到树上，鸟巢也烧了。“先笑”，他们在豳地生活得很好的；“后号咷”，狄人侵略，周人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哭喊奔逃。这里的“丧牛”、大壮六五的“丧羊”，是抢光。爻辞是写一个故事，不能截取其中一句，说为灾异。
从上说的看，可见闻一多的注释，有得也有失。
读李景春著《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
虽则我没见到李景春书的第一册，没见他的说明，但他的基本观点和内容是这样的：
1.卦爻辞是周文王作的，《易传》是孔子作的；
2.《周易》是哲学书，与占筮无关；
3.他认为《易传》说的就是《周易》的哲学思想。根据《彖传》、《象传》解释经文，也引用《文言》、《系辞》、《序卦》、《说卦》、《杂卦》等传，尤其是《序卦》。李很注重卦序。
4.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辞句解释《周易》，虽然有时也说一两句“古代的辩证法是不完全的，《周易》哲学中这种认识，只是一些初步的、朴素的辩证法因素”，或是“猜测地提到”，实际上他认为《周易》哲学深合于辩证法思想，从书中满纸都是马列主义辞句可见。
5.文字训诂非所注意。偶尔为了说明他的哲学观点，作了自己的训释，但错误很多。
若以李景春的说法，三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中国就出现了一位“马克思”——周文王，可以雄视古今，睥睨世界。而孔子，虽然说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却原来他老夫子把《易》翻了又翻，“韦编三绝”，居然写了自相矛盾、丛杂不一的七种传，还自称为“子”（先生）。
文王作《易》之说，除了《系辞传》和汉代的一些说法外，没有其他论证。其实这个传统神话，迷信旧说的孔颖达已经不敢相信，在《正义》序说：“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他举了四证证明文王作《易》之说不妥，只好改为“父统子业”，由“周公述而成之”，以弥缝旧说。但其实卦爻卦还有在周公之后的事，如交易用资斧铜币，非周初所有。许多反映贵族内讧、阶级斗争、王臣隐遁等事，要到西周末年才有这种现象。《易传》丛杂，不出一手，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已发其覆，今人更指出《易传》非孔子作，论证确凿。而李仍迷信旧说，不可理喻。
《易》为占书。春秋用《易》筮，孔子引《易》文也说“不占而已矣”，可见他认为《易》是占书，不过他不用占筮的观点读它，而把它当做伦理教科书罢了。今人用甲骨卜辞作比较，完全证实《周易》是选用旧筮辞编成，也用来占筮。不用占筮的观点读它，就无从理解。例如，它反映了历史社会现实，用了不少占筮的专门术语。如不用历史观点，不从占筮角度读，怎能解释呢?李景春把《易》当做哲学书，把记事说成哲学，把占筮术语说成哲学义理，又把《易传》思想当做《周易》哲学，混淆了历史，又随意把马列主义辞句乱套，实在不能卒读。
先列举一些他所套用的马列主义辞句，再举一两卦看看他的解释。
一、滥用马列主义辞句任意发挥
讼卦辞：“有孚窒惕，中吉终凶。”他说：“窒为止，惕为惧。在这里要止，要惧，要不终，总之是不要坚决地斗争。”他解孚字均训为信，不通。刚好相反，原文意为虽然警惕戒备，俘虏还是逃亡了。这是民族斗争的事。窒借为恎，“恎惕”连词，戒惧警惕也。又说：“不利涉大川，是畏难怕事。”原文其实是占涉川不利。
讼六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他说：“是斗争没有解决。逋是避开。其邑人三百户，是偏僻的地区。无眚，是免去灾害。这是说，从初六到六二，斗争是进一步展开了，可是斗争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斗争中我方遭到暂时的失利。在敌大我小的时候，是不宜硬拼的，于是就暂时避开到个偏僻地区去养精蓄锐，以备再起。”他把爻位说改为发展变化说，实质一样，只不过改用新辞语罢了。实际原文意为两个贵族争讼，那个败讼者回到采邑时，邑人趁他失势，集体逃亡，一下子跑了三百户。邑主对邑人也没办法，不敢对他们怎么样。这反映了两种情况：贵族内讧和邑人以逃亡反抗奴隶主。这就是西周末年的现象而不是文王所及见的。李说“我方”，谁是我方?有三百户逃亡，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邑，怎见得是“偏僻地区”?爻辞又怎见“暂时避开”，“养精蓄锐，以备再起”?
讼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李景春说：“食旧德贞是守其旧分，安养生息。”连句读也没弄清楚。训贞为正亦误。应当以“食旧德”句，“贞厉，终吉”句。“食旧德”是猎人猎不到禽兽，只好吃旧时所得的。
师：“师。贞丈人吉。”李景春又读“师贞”为句，解为“贞是正，就是说战争应当合于正义”。这里“师”是卦名，他却读为“师贞”，又说什么“正义”战争。他知道说得有毛病，赶快补充说：“它只是猜测地提出。”是猜测也罢，不猜测也罢，总之读“师贞”为句，一误；训贞为正，二误；解为正义战争，更误。两个字犯了三误。解“师”字再犯第四个错误，他说：“师，众也。战争拥有群众，说明战争是有力量的，这种战争是能够无敌于天下的。”师是军队，怎能训群众之众?他还用师卦画（坎下坤上）附会说：“民中有兵，犹地中有水。水入地中，地水交融，犹兵在民中，民兵一致。”尤为荒谬。又解讼初六的“师出以律”说：“律是纪律。有纪律的军队，内有整齐的军心，外合融洽的民情。军民一致，齐心克敌，这种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军队。”好家伙，在文王时还有“军民一致”这一套?
李景春解比“比。原筮，元永贞，无咎”为：“身具元德，能识比者之情意，使比者得保永贞，主持团结，加强团结，巩固团结，故能无咎过，故能以团结达到胜利。”解小畜说：“畜有止意，有待意，有养意。这表明事物是有变化的。在它表示为前进的力量时，在一定条件下，小可以转化为大，弱可以转化为强，下可以转化为上，使自己争得成为全局主导的方面。可是在转化的前夜，因为条件还未完全具备，时机还未到来，力量还不够充分，所以还需要畜止，还需要畜待，还需要畜养。”“可是在这个小畜的时候，胜利已在望了，只需再前进一步，掌握主导，争取自己成为主导的方面，已经成为现实的问题。”
解履卦说：“履是践履，是指出实践作用的重要性。实践是基础，是认识的基础，是理论的基础。”履卦辞的“履虎尾，不咥人。亨”原是一个梦占，并无奥义。李解为：“胜利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要在实践中取得胜利，必须与困难和险恶作斗争，才能渡过难关，战胜危险。只要有雄心壮志，加上谨慎小心，就可以克服险难，夺取胜利。”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原意是说，祭祀时灌酒不荐牲，因为要用作人牲的俘虏，在捉到时打伤了，头青脸肿，不能用。颙是大头。李景春说：“颙是仰望。孚是诚意。坦白无私的检查。”“与群众共同进行的检查，不仅加强了自己，而且进一步获得了群众的信仰，群众的仰望。”
以上所引，都是滥用马列主义辞句，任意穿凿发挥。
二、对卦序的附会
他说：“‘需’为饮食之道，猜测地提到解决群众生活需要是一个大问题。‘讼’，又猜测地提到，在已分为上层集团和下层集团的社会中，在解决生活需要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引起斗争。”“由‘屯’卦顺进，经过‘需’卦、‘蒙’卦……以至‘泰’卦，在这里由量变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进至了质变。‘讼’卦是斗争，‘师’卦是武装的战斗。由批判的武器进到武器的批判。‘比’卦是内部团结。欲求得对敌战斗的胜利，必须巩固自己内部的团结。‘小畜’卦是畜积力量。对付强大的敌人，应当在内部团结中畜积力量，以准备最后的成功的一击。‘履’卦是在实践中完成最后的一击，由于已具有足够力量，必须不失时机地投入行动，予敌人以最后的一击。‘泰’卦是由于胜利而得到安泰，在这里达到一个顶峰，量变转化而为质变，弱小的力量变成强大的力量，从属的力量变成支配的力量，服从的地位上升到统治的地位。在纪元前十二世纪，西周战胜殷商，领导当时的人民战争取得胜利，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因而人们从实践经验中得出了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的朴素的认识。这就是原始的、朴素的、不完备的辩证法。它形成《周易》哲学的基础。这是一个进步，是一个飞跃的进步，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泰’卦到‘否’卦，不是渐进的量变，而是飞跃的质变。从‘泰’卦到‘否’卦的质变，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互相转化而产生的。”“‘同人’与‘否’，其义相反。由‘否’进到‘同人’又是一种质变。‘否’闭之时，上下不交，不能自存。欲求自存，必与人同心协力，同心协力是度过难关所必需的。”“‘同人’既能聚众，‘大有’则为众所归，就是说它受到群众的拥护。”“在‘大有’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骄傲，‘谦’德是骄傲的反面，它是永远向前看的一种美德。”“‘豫’是豫见，是豫见事物发展前途和方向的能力。由于有大，具有丰实的基础，所以具有豫见的客观条件。由于能谦，能虚心地观察事物，所以具有豫见的主观条件。这样，豫见的能力就养成了。‘豫’是豫乐，是处在一种愉快舒适的环境中。在豫乐时，不止看到豫乐，而且要想到困难。应当想到豫乐是由过去艰苦奋斗中产生出来的，为了进一步发展就要更进一步地提起奋斗精神，而不要松懈下去。应想到新的困难将来还会要有的，要警惕，要振作，要精神饱满地严肃地戒备着。”“豫见，只有结合群众的智慧，尊重群众的智慧，才能达到确切的豫见。”“‘随’卦进入修整的时期。整是整顿，这时必须从事整顿。所以继之以从事整顿的‘蛊’卦。”“经过修整，正气获伸，到了‘临’，就到了其事大通的顺遂时机了。”“‘观’是检查。在胜利来临以后，应当进行检查。这包含自我检查以及吸收群众参加检查。这种检查要检查优点，也要检查缺点。”“检查是从根本上、起源上检查，是检查事物的主要方面，而不是检查事物的现象，事物的次要方面。”
其实按卦爻辞看，各卦的内容应该是这样组织的：
需是行旅卦。需为濡本字，取形式联系，不是“饮食之道”，更不是“解决群众生活需要”。奴隶社会，行旅商旅是贵族的事，与群众无关。讼讲斗争，有生产斗争（田猎），有阶级斗争，尤以贵族内讧为多。作者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揭露贵族的丑恶。师，军事卦，讲战争。“比”有二义：亲比和阿比，作者政治思想，一面希望上下能亲比，国内外比；一面批判那些营私结党狼狈为奸的阿比者。小畜是农业卦，畜是葘的简体字，田里滋生谷物之意，不是积蓄力量。履讲践履行为，修养之道。泰与否是《易》的三对组卦的一”对。作者用一些事例说明对立和对立转变的道理。西周末年有一种新思想，从自然物理观察到事物对立而会循环转变的。《诗·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与泰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是同样的思想表现，而且这种思想同样为政治观点服务，就是看到周王室陷于危亡的境地，对统治者当权派提出警告。但这不是什么“量变变质变”的思想，不是“积畜力量”，“最后一击”，“由胜利而得到安泰”，“达到顶峰”。由否而同人，也不是什么“质变”。同人是军事卦，“同人于野”是到农村召集农民，挑选士卒，准备打仗。大有又是一个农业卦，“大有”为丰年，大丰收，并非“为众所归”，“受到群众的拥护”。试看丰收了，统治者（大人）庆祝，而“小人弗克”。农民没份享受，哪能“归”?哪能“拥护”?“谦”也不是“永远向前看”，不是“虚心地观察事物”。作者反对一般的片面的谦德，而提出新谦德论，批判片面讲谦德的错误。“豫”也不是“豫乐”（这是旧说），更不是“豫见”（这是李景春附会的）。“豫”讲对问题的考虑。反对犹豫不决，主张要深思熟虑地预先考虑。没有“艰苦奋斗”、“奋斗精神”，更没有什么“结合群众智慧”，“尊重群众智慧”。奴隶社会，贵族看群众是愚蠢的，是“童蒙”。随是商旅卦，写贵族随同做生意，贩卖奴隶，不是“休整”。“小子”，小奴隶；“丈夫”，大奴隶。“获”，获利。旅馆失事，奴隶乘机逃跑。有的绑住，有的跑了。并不是“只看到小的方面，局部方面，看不到大的方面，全局的方面”，或“不从小的方面看问题，而从大的方面看问题”。“要畜积力量，为胜利作准备”。作者还分析了奴隶的两种来源，一是商人贩卖，一是从战争捉到的俘虏。“孚”，俘虏，不是“高度自信”。“嘉”是嘉国，是方国名，即离卦的“有嘉”。嘉在此不是“欢欣鼓舞”。蛊，家庭卦，不是“从事整顿”。“临”是临民治术。作者提出德治和人治，并不是“向前进取，大得胜利”。观讲政治怎样观察，观察什么，并不是“检查”，“吸收群众参加检查”，“检查优点，也检查缺点”。总之，李景春附会卦序之说，尽是错误。
三、曲解易文全卦举例分析——“大畜”、“谦”
现在举两个卦作全面分析，看李景春怎样滥用马列主义辞句，曲解《易》文，发挥“哲学”：
大畜，是农业专卦，与小畜同类，李景春把“小畜”之畜解为畜止、畜待、畜养，“大畜”则说是“深深地扎下根，是广泛地储备力量”。其实，畜是葘的简体字，见《说文》，训田里草木多益，即田里滋生谷物。是农业卦，故以标题。葘义久湮，无人能解。旧训蓄积，误。《易》卦多以事类编排。周人很早就以农业为经济生产基调，始祖后稷，被歌颂为农业英雄（《诗·生民》），后来成为农神。社稷代表国家，社，地神；稷，农神。考古家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粟壳和白菜、芥菜种籽，有简单的谷物加工工具，证明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周易》有五个农业专卦，并有宝贵的经验，可以互相印证。这当然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经师儒生所能了解，以《易传》为根据而讲哲学的人，更不会理解《周易》的古代社会史料的价值。
大畜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李景春说：“它既利且贞，是有伟大前途的。大畜就是根深，既有深厚的根，就能开茂盛的花，结丰硕的果。”“家食是家的范围内进食，家的范围内施用，是小范围。不家食，是在国的范围内、天下的范围内进食，国的范围内施用，是大范围的。利涉大川，所畜既大，宜施于时，济天下之艰险。”
池按：“利贞”是一词，指利于卜问，不能分为“既利且贞（正）”。“利贞”、“吉”，贞兆词，占筮得的吉兆。“利涉大川”，占行旅，于此为附载。“不家食”，农民在地里劳动，就在田头吃饭，不回家吃，即《诗·甫田》所谓“饁彼南亩”。
大畜初九：“有厉，利巳。”
李景春说：“有厉，即面临着危险的礁石。巳，是停止，即在礁石前不宜冒昧地冲去，而应停止这种冒昧行动，巧妙地绕过礁石前进。在‘大畜’之初，力量还未畜好，是应当采取慎重灵活的态度的。”
池按：厉，危；这指有敌人要来抢掠。农业卦都说到抵抗或防备敌人抢掠，因农业生产最怕敌人抢粮。巳借为祀；当有忧患时，古人常祭祀祈福。李景春则是用《象传》爻位说加以附会。
大畜九二：“舆说（脱） 。”
李景春说：“ 是车轴缚系之物。在行进中发生故障，就不能勉强行动。这时在‘大畜’中畜积的力量还是不充分的。”
池按：工具粗劣，发生车掉了轮子的事故。有时夫妻两口子互相埋怨吵架（小畜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这写农民生活。
大畜九三：“良马逐。利艱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李景春说：“逐为追逐。舆卫，为以马驾车。‘大畜’进到九三，已经畜积得相当有力量了。它已成了一个进行追逐的良马，可以胜任地走上艰险的途程。它已成了一个善于驾车的马，有利于走上前进的道路。”
池按：此爻有四事：（一）“良马逐”：逐，交配，用良种马交配繁殖马群。牧畜属于农业范围。（二）“利艱贞”：占旱吉。艱从 ，古旱字，经传作暵，《说文》解为曝干田，即旱。卜辞贞 ，《易》作“利艱贞”，同。旱是农业大问题，易常占。（三）“曰闲舆卫”：曰乃日之形伪，郑玄作日。由于常有敌人抢掠，故要天天娴习车战。上三事属于农业。（四）“利有攸往”：占行旅，附载。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六五：“豮豕之牙。吉。”
李景春说：“童牛是小牛，在小牛的角上加以横木以禁其伤人。大畜进至下（?）卦，是到了已可以使用其畜积的力量的时候了。四爻为下（?）卦之始，即开始使用。这时对力量还是应该爱护，不能妄用。如小牛在开始长角，即加以牿，使觝触之性不发，易禁而不至损伤。在使用力量时发现偏差，即开始纠正，不使偏差扩大。”“豮豕，为对豕加以阉割。豕，刚躁之物，其牙猛利可以伤人。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见效浅，唯加以阉割，去其躁性，则牙虽存而不致伤人。这是说在制止因妄用‘大畜’的力量所发生的偏差用时，不采取硬性强制，而采取灵活的有效的方法加以克服。”
池按：小牛要加牿，古今少见。发挥为“发现偏差”，更是无根之谈。至于解“豮豕之牙”为阉割猪而牙存也不伤人，不但没有训诂知识，连文法学的基本常识也没有。文义文法都不通，还谈什么哲学?童借为犝，公牛；性野，易伤人，故用木架（牿）架住它的角。应读为“犝牛则牿”，之犹则。豮从贲，贲同于奔。好奔突的猪会毁坏物件，故用木架架着它的嘴巴。“豮豕则牙”，牙同于互，牙、互，象木格子形，即枑。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李景春说：“何为当。衢为四通八达的道路。当天之衢，为虚空之中，云气往来，天空任鸟飞，极其广阔之至。这样就是驰骋天衢，亨通无碍。由于‘大畜’，遂其大用了。根已深了，因而丰收在望。”
池按：他这不是说农业丰收，而是“大用”。他是沿用此爻《象传》“道大行也”的说法。但《象传》本来就不通，李景春想升天去驰骋的想象，更比《象传》还要夸张了。
古人靠天吃饭，农业有收成就感谢老天爷。何借为荷，受也。衢，瞿声，瞿与休声近义通。人在木下为休，荫庇之意。这与《诗·长发》“何天之休”义同，也同于《仪礼·士冠礼》的“承天之休”，即得天的荫庇福佑。
大畜是实实在在讲农耕、牧畜、练兵的农村面貌。
李景春好讲哲学思想，我们就举一个哲学思想的卦来谈：
谦是讨论谦德的卦。
一般认为，谦就可以君子有成（成就），有好结果；认为谦而又谦，就是君子所应有的态度。此种一般谦德观，即《彖传》所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给谦大唱赞歌。李景春根据《彖传》讲的，加以发挥：“有崇高之德而不自以为高，谓之谦。有德有才而能谦，有功有劳而能谦，作出谦以待人的榜样，这样就能团结其余的人，同心合力，携手前进，谦而又谦，谦和之至。这种自处至谦，用以待人接物，必能为众所钦服，必能团结广大的群众。这样，它就能涉大川如履平地，能克服所遇到的困难。”
李景春总喜欢说团结群众，用现代词语，用马列主义辞句来附会《周易》，实际却完全误解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周易》有哲学思想，而且有的还是有高水平的思想，有辩证法因素的思想。但《易》的哲学思想是植根于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的，不空谈哲理，其哲学思想是间接地从周人长期的实践，经作者的辨析得出来的理论认识。谦卦的“新谦德论”就是其一。《周易》从农业生产，保护庄稼，总结出一个正确的理论：“不利为寇，利御寇”（蒙上九），即反对侵略，主张防御。为寇，不利；防御，利。他从这个认识出发，从防御战的论点来讨论谦德，发展出新谦德论。
谦卦先提出一般谦德观，作为引端；然后提出新谦德论；最后以防御战作论证。体例组织如下：
《易》作者不满于片面讲谦，提出新的谦德论：一、“鸣谦”，鸣借为明，必须先明智，辨别是非。不明而谦，是糊涂虫。二、“劳谦”，劳，勤劳，劳苦。要能刻苦地工作才能谈到谦。不劳而谦，贪安享乐，让人做自己不做，美其名为谦，实际上是懒汉。三、“㧑谦”，㧑同于挥，挥，奋也（《说文》）。要有奋勇争先精神，才说谦。不㧑而谦，躲在人后面，畏畏缩缩，这是懦夫。明谦、劳谦、㧑谦，三者是相结合的，九三的“君子有终”，即是包括六二、九三、九四三者说的（《易》有同类辞骈列而中间一爻多一句的，是包括前后而省辞之法，是《易》的体例之一。参见拙作《周易释例》），与谦卦辞引端的“君子有终”词义不同。
看李景春是怎样解呢？他说：“谦德纯厚，有其中必发于外，人心好之，群称其美，谦而有声，所以为‘鸣谦’。这种谦德是贞正而且吉，即是说它既正确又能获得卓越的效果。‘九三’是以阳刚之位具有谦德的。它在工作上处在人的前面，它在享受上处在人的后面。建立卓越的功迹而不自居功，历尽一切的辛劳而不自言劳。以这种谦德作为常行，始终不变，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㧑为施展，发挥，为见于行动。㧑谦，为动息进退必施其谦。这种谦德能在行动中使谦和的作风贯通于上下。它能以自己的谦德配合在上位的行动，加强对下的团结。它能以自己的谦注配合在下位的行动，加强全体的一致。”这是把鸣谦解为有名而谦，劳谦为有功劳而谦，而㧑谦则是施展其谦。前二为名词，后一为动词，在词法上不相同，而字义均误，当然更不明《易》例。至于滥用马列主义辞句，把工作在前，享受在后的共产党员的风格往古人身上套，全书满纸都是这一类话。大概他所懂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辞句，都想尽往《周易》里套。也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的书。把绝不可能有的思想硬塞进去，这不但是美化古人，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
李景春解谦六五说：“《周礼》上说：‘贼圣害民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在这里所说的侵伐，不是侵略，而是援助被压迫的邻境人民，抵抗其暴君。这是一种正义的战争，特别是当其用兵是‘不富以其邻’，即是说并不是想从中取利，而是为援助邻境人民仗义而行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种说法，倒像是帝国主义企图干涉别国内政时找的借口!实际谦六五“不富以（与）其邻”是引用泰六四爻辞，是《易》的“引用省辞法”。原辞说因为失了警惕，被敌人侵犯，损失惨重，有人被俘，连联盟的邻族也一同遭殃，“不富”即“不福”。谦这里引来是说，在敌人侵犯情况下要防御、抵抗，而不能谦让。“利用侵伐”是防御反击战。
他又解谦上六说：“邑国是自己的疆域内的一部分领土。古诸侯各自为国，邑之（?）在国中者。如有非理不义之行，得自行用兵征讨。‘上六’居‘谦’卦之上，谦德广大，声闻于民，所以为鸣谦。可是在自己的内部，有部分地方，它是不谦的，它是非理不义的。这样它就败坏了全体的名誉，破坏了全国的团结。如果这部分人顽固不听说服，在不得已时只好用兵征讨。”
这是不明古训而妄为说解。古代邑国往往同义，不分大小，不是一定邑在国中。如《书·召诰》称“大国殷”，《多士》作“天邑商”，天邑即大国。邑和国是一个范围的地区。邑与国对，则国大则邑小，但国与邑没有严格的区分，师上六“开国承家”，开国是封邑，胜敌赏功，封以采邑。贵族以邑为家，故说家。家即采邑，并没有成为一国。这“征邑国”，邑国是同义连词，不是征国中的某一邑。而且这里说的是敌国，不是自己的地方。“鸣谦”，不是“谦德广大，声闻于民”，是节引上文六二。，这也是引用省辞法，引“鸣谦”则包括“劳谦”、“㧑谦”在内，即新谦法论。“利用行师征邑国”，即反击敌人，不仅打退他，还要追到他老家去。《周易》用防御反击的战术论证新谦德论的道理，在逻辑上很有说服力。李景春硬说某邑非理不义，破坏全体名誉，要征讨它。把敌人当自己，对外变为对内，这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法西斯统治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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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履部》有确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