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华佗（字元化）著，成书年代不详。
全书三卷，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医论，共四十九篇，主要论述各个脏腑的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等法，同时联系脏腑生成和病理的虚实寒热，分析症候和脉象。后一部分介绍各科治疗方剂及其主治病证，包括内、外、妇、儿、骨伤、五官、口腔等科较常见的病证及其主治方药。
本书最早以脉证为中心来分述五脏六腑病证的寒热虚实性质，形成了系统的脏腑辨证理论，对后世脏腑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脏腑辨证、宋代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儿科脏腑辨证，均吸取了本书的精华。金元时期的张元素，在其所著的《医学启源》中，几乎全部引用了本书脏腑辨证的內容。书中还认识到天人统一的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和寒热虚实辨证法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为建立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逻辑体系作出了典范。
本书介绍的病证，以内科杂病为重点，如阴厥、劳伤、传尸、中风偏枯、脚弱、水肿、痹症、痞症、癥瘕积聚等；并兼论外科常见的疔、痈疽病证及妇、儿、骨伤等各科病证。书中所列方剂，大多配伍严密，有较详细的服用法，便于读者使用；而其中不少方剂不见于其它方书，临床用之又颇有效验，弥足珍贵。
对于本书的作者，历来认为是后人托名之作。有人考之谓华佗之弟子吴普、樊阿等依据华氏遗意录辑，后人撰抄而成。
现有《医统正脉》、赵孟頫抄本等多种刊本，以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铅印本较为流行。
隋•巢元方等著，约成书于610年。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和证候的著作。全书五十卷。卷一至卷二十七为内科诸病。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为五官科疾病。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为外科和伤科诸疾。卷三十七至卷四十四为妇产科诸病。卷四十五至卷五十为小儿科诸病。共计71类疾病，1739种病证。在编写上，本书以病为纲，每类疾病之下分述各种病证，然后再论述每种病证的概念、病因、病机和证候，包括诊断和预后。
该书最大的贡献，首先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与详确。书中所列的主要病类，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哕、痔漏、痈疽等，以内科为主，包括外、儿、妇产、五官、神经精神等各科疾病的内容。如妇产科分为妇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其中有月经不调、白带、阴挺、乳痈、妊娠恶阻、难产、产后恶露等，可见所载疾病的范围相当广泛。本书对疾病记载的详确，从对消渴病、麻风等病的描述可见一斑。如“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变多发痈疽。……有病口甘者，……此肥美之所发。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如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令人顽痹，或汗不流泄……身体遍痒，搔之生疮……顽如钱大，……锥刺不痛……眉睫坠落，……鼻柱崩倒……从头面即起为疱肉，如桃核小枣”。其描述之祥，如亲见其人；其确切，也令人叹服。
其二，对病源的认识，除根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对病源进行解释外，还有所创新。如“瘟病候”中，认为某些传染病，是由“乖戾之气”所引起的，这些物质“多相染易”，并且可以服药预防。关于寄生虫病的感染，明确指出疥疮中“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排得”。又说患寸白虫（绦虫）病，是因吃不熟的牛肉所致。“漆疮候”说：“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已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禀赋有关。
其三，本书关于治疗方面的内容偶有论及治则和汤剂，但每病后，大多附有“补养宣导”的其体方法，特别是对导引、按摩、推拿极为重视。
本书以《内经》基本理论为本，详加阐述病证的病因病机学说，对某些问题的论述，颇为科学可贵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但唐以后的许多医学著作直接或间接引用过本书的原文和观点，至宋代更被指定为专业医生必读之书，定为国家考试医科学生的科目之一。本书在国外亦有一定影响，日本的《医心方》亦大量引用本书的内容。
本书以198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南京中医学院校释本较为流行。
宋•陈言（字无择）撰，成书于1174年。
原题《三因极一病源论粹》，又简称《三因方》。全书十八卷，分一百八十门，录方一千五百余首，包括内、外、妇、儿诸疾。每种疾病有论有方，条理清晰，一目了然。
三因之说出《金匮要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三因者，一曰内因，为七情发自脏腑，形于肢体；一曰外形，为六淫起于经络，舍于脏腑；一曰不内外因，为饮食饥饱，叫呼伤气，以及虎狼、毒虫、金疮、压溺之类。”陈氏立足三因，结合病证治疗，重点讨论。强调临证施治必先详审其三因之所在，认为能否抓住病因是保证疗效优劣的根本关键。指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倘识三因，病无余蕴”，所谓“分别三因归于一治”的基本含义，故名《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他对三因的鉴别是：“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自脏腑部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跗着，畏压溢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大大发展了张仲景的病因学理论，为后世病因病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书所载的不少方剂为宋以前医学文献所不备。后世推崇本书为“文词典雅而理致简赅，非他家俚鄙冗杂之比。”后世的严氏《济生方》多取材于此。总之，本书无论是从病因学说的阐发上，还是临床诊治上都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
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医学启源
金•张元素（字洁古）撰，约成书于1186年。
本书三卷。上卷为天地六位脏象图、手足阳明、五脏六腑十一经脉证法、三才治法、三感之病、四因之病、五郁之病、六气主治要法、主治心法九门。中卷为内经主治备要、六气方治两门。下卷为用药备旨一门。
张元素在《内经》理论指导下，受到《中藏经》、《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等书的启示，结合自己的经验心得，总结以脏腑寒热虚实论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理、病理、辨证和治疗各成系统，初步完善了脏腑辨证理论。如论述肝脏，张氏首述肝脏生理，次述其六种病理表现，再述肝脏的虚实寒热及是动所生诸病，最后指出肝病的种种演变及预后，对肝病的治疗提出原则性措施。“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肝欲散者，急食辛以散之，川芎。补以细辛之辛，泻以白芍药之酸。肝虚，以陈皮、生姜之类补之。”张元素这种从生理到诊断，从病理到辨证，从预后到治疗，各成系统的论述，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张氏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也有不少独创和发挥。张氏运用《内经》关于药物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及五脏苦欲理论，对药物进行归类，并指导制方。其巧妙地把五运六气理论扩大运用到制方遣药方面。言药，则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言制方，则分风、暑、湿、火、燥、寒六气制法。张氏对药物学理论的另一突出贡献是首先提出药物归经说和引经报使理论。如羌活为手足太阳引经，升麻为手足阳明引经，柴胡为少阳、厥阴引经药，独活为足少阴肾引经药等。张氏的这些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在今天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本书以195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铅印本较为流行。
洁古家珍
金•张元素撰，成书年代不详。
书凡一卷。载有中风、破伤风、历风、伤寒、咳嗽、吐、热、疟、眼、衄血、消渴、疮疡等十二论。先论后方，其论简明扼要，颇为精辟，其方富于独创，自成家法，多切实用。如“热论”云：“有表而热者谓之表热，无表而热者，谓之里热，有暴热者病在心肺，有积热者病在肾肝。……有病久憔悴，发热盗汗谓之五脏齐损，此热劳骨蒸之病也。瘦弱虚烦，肠癖下血，皆蒸劳也，治法宜养血益阴，热能自退，此谓不治而治也，钱氏地黄丸主之。”又如“咳嗽论”，指出脾湿为痰，但有风、热，湿等痰之别，宜随证而治。“咳而无痰者，以辛甘润其肺，咳而嗽者治痰为先”。此确为经验之谈。其组方十分严谨，如湿痰、气痰、寒痰同用半夏、南星。但湿痰加用白术健脾燥湿，气痰加用橘皮理气，寒痰加用官桂去寒，一味之差，主治迥异。足见张氏用药之灵活圆通。
张氏学术思想除深受《内经》影响外，其受仲景、钱乙、河间的影响于此书中亦可窥见，如“风门”以小续命汤治八风五痺痿厥等疾，以六经见证加减，其所创之九味羌活汤乃师仲景大青龙汤法所化裁；“小儿四时用药”，多采钱乙之方，其黄芪汤是由钱乙泻白散演变而来；“疮疡证”的主火论及自制新方，是受刘河间的影响。可见其融各家之长，并结合自己实践而勇于创新，对后世影响很大。
1938年涵芬楼《济生拔粹》影印石刻本为流行本。
金•张从正（字子和）著，成书于1228年。
本书为张氏与麻知几、常仲明等医家讨论医学，讲求医理的言论编辑而成，共十五卷。其中前三卷凡三十篇为张氏亲撰，后十二卷为张氏友人、弟子据张氏记述整理而成。
张氏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善用汗、吐、下三法。本书详细介绍三法的理论和各科临床实践，论述和见地甚为精辟。书中有三大特色：首先，张氏强调疾病的产生是由于邪气侵犯人体而致。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无论是在天之邪（风寒暑湿燥火），在地之邪（雾露雨雹冰泥），或者水谷之邪（亦称人邪：酸苦甘辛咸淡），这些致病因子，全非人体固有。一经致病，以攻为上，病去则止，一反当时的“强补”之风。同时，张氏还强调人体应以气血通达为常，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昌”的论点，指出：攻下之法是“使上下无碍，气血宣通，并无壅滞”。由于其临证善用攻下，被后世称为“攻下派”。
其二，运用汗、吐、下三法有独到之处。人体有邪，当以攻为先；然病有在上、在中、在下之不同，病有轻重深浅之异，故张氏提出以“三法”祛邪。张氏在临床应用上，扩大了三法的应用范围。张氏认为凡风寒诸邪病在皮肤间、经络内的，可用汗法；凡风疾宿食，病在胸膈或上脘的，可用吐法；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疾病，可用下法。同时指出：凡是灸、蒸、渫、洗、熨、烙、针灸、砭射、导引、按摩等解表之法，都是汗法；凡能引涎、豁痰、催泪、喷嚏等上行之法，都是吐法；凡能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等下行之法，都是下法。还总结出汗、吐、下三法常用药，如吐法的栀子、黄连、苦参、大黄、常山、瓜蒂、远志、芫花等，下法的大戟、牵牛、巴豆、甘遂等。其运用“三法”之娴熟程度，到了左右逢源的境地。
其三，表现在对情志疗法的贡献上。张氏在《内经》情志五行相克理论指导下，具体提出“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胜喜，以迫邃死亡之言布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在张氏治疗的医案中，以喜胜悲治息城司核心下痞痛案及根据“燥者平之”理论，治张某恐惧证案，是非常典型的病例。
张氏虽以攻邪著名，亦并非视虚而不顾。张氏以攻邪为第一，补虚为第二，认为邪未去而先投补，往往是以粮资寇，反而助邪伤正，唯有纯虚无邪者，方可进补。张氏对补虚之法，论述甚简，而其观点却颇有新意。张氏谓“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其“养生当论食补”的著名论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当然，张氏在扶正与攻邪、补与泻的关系上，其理论有一定的偏面性，而以三法代替八法，亦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宗其学者，不知察脉虚实，论病久暂，概以峻利施治，遂致为世所藉口。
本书以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的铅印本较为流传。
金•李杲（字明之，号东垣）撰，成书于1247年。
本书又称《内外伤辨》，三卷。卷上为辨阴证阳证、辨脉、辨寒热、辨外感八风之邪，辨手心手背、口鼻、筋骨四肢、头痛，辨气少气盛，不恶食、不渴、劳役受病，辨证与中热等十三篇论述。卷中为饮食劳伤、四时用药加减、暑伤胃气等论并附方。卷下为用药所宜所忌，附内伤用方，以及酒客病、临病制方、随时用药等。
全书以脾胃气虚立论，着眼于内伤与外感病证的鉴别，认为“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则六腑阳气皆绝于外，营卫不守，诸病由之而生。”虽有恶风寒，身疼痛诸证，实为“无阳以滋于皮肤”，绝不同于外感风寒之证。所以他强调外伤风寒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饮食失节，中气不足之病，当补不当泻。世医不辨内外伤，以饮食失节，劳役所伤，中气不足当补之证，误认作外感风寒有余之病，重泻其表，使营卫之气外绝，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本书的基本论点，故其辨证诸论，强调外感内伤证脉的不同。在论治方面，中卷着重补脾胃之虚，二十四首方剂中，均于补气健中药中辅以升发清阳之品，反映了他重脾胃阳气，“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指导思想。下卷着重疗饮食之伤，计载枳术丸等二十三方，在消导的方剂中，不仅不用峻药攻伐，反佐以健脾厚胃之品。全书阐述医理深微，列方切于实用，是研究东垣学说及临床参考的主要论著之一。
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重版流行。
金•李杲（字明之，号东垣）撰，成书于1249年。
李杲，金元四大医家之一，倡导“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观点，强调补脾益胃，故后世称为“补土派”。本书是他的代表作，集中体现了以脾胃为本的观点。全书三卷，以脾胃虚实传变为纲，概述了胃气是脏腑内外供给物质营养的源泉，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系，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如因于饮食、劳倦损害胃气，可导致脾胃受病，从而阐发了脾胃对整体机能的重要作用。本书的要点主要有四：
1.脾胃与“元气”的关系：李氏指出：元气是决定人体健康与否的关键，而脾胃又是决定元气虚实的关键。书中曰：“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又曰：“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疾病所由生，这是李氏阐述脾胃与元气关系的基本观点。
2.脾胃在升降运动中的枢纽作用：书中曰：脾胃居于中焦，是升降运动的枢纽，升则上输于心肺，降则下归于肝肾。若脾气虚，升降失常，内而五脏六腑，外而四肢九窍，都会发生种种病变。李氏的这一观点，是临床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理论上他善于阐发升发脾胃之阳，治疗上喜用升麻、柴胡以遂其升生之性，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内核。
3.提出了“益元气、泻阴火”的基本理论：李氏认为阴火的产生，系由于饮食、劳倦失调而致伤脾胃，脾胃中元气下陷可导致肾肝的相火离位，上乘脾胃，干扰心包，而谓阴火。临床常见“阳气下陷，阴火上乘”的病理状态。”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这是李氏立论的要点。在治则上，提出了“升阳”与“泻火”，先以“益元气”为主的见解，元气旺，自然阳气升而阴火降，故创造了“甘温除热法”，这又是一个他的学术思想的精髓所在。
4.善用补法：李氏的治则，来源于他的理论基础，以脾胃为内伤的病理机制，使他创立了一系列补土的方法，如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是他的代表方剂，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习用。
李氏的脾胃学说，具有独到之处，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本书确有特殊的贡献和价值。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1976年有注释本，均较流行。
金・李杲撰，成书于1251年。
本书共三卷，分二十一门。卷上首列饮食劳倦、中腹胀满、心腹痞、胃脘痛四门，突出阐述了其脾胃学说的理论；卷中自头痛门至妇人门；卷下自大便结燥门至小儿门。每门之下，发有总论，以证候为主，详论各证候的病源、治疗，后载列处方。方中药味虽多，但配伍精当，多为李氏创制，后世用之辄效。
本书贯穿着李氏内伤脾胃学说的基本论点，如汗泄烦渴，少气心慌，神疲嗜睡，懒于动作等，都是劳倦伤脾的症状表现。因而发挥“经”旨，指出：“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倦，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内热、无气以动，懒于语言，动则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皆因妄作劳役，形气俱伤，而胃中之气散解，不能滋荣百脉，灌溉脏腑，护卫周身之所致也。”又如劳动没有节制，汗泄过多，律液耗伤，卫阳散解，元气内伐，阴火上凌，可造成“火与元气不两立”的病理形态。并且创制甘温补中”的治疗方法。“中满腹胀论”中，论述胀满是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聚而不散所致。“脾胃虚损论”中，极言寒凉峻剂之害。“经漏不止有三论”中，论述经血因脾胃虚“下陷于肾与相火相合，湿热下迫，经漏不止”的机理。眼耳鼻门，论述了眼病和脾的关系。提出“五脏六腑之精气皆禀受于脾，上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目者血脉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于目矣。”在论治方面重在益气升阳、调理脾胃者多。如神效黄芪汤治麻木不仁，两目紧急缩小，羞明畏日，隐涩难开，或视物无力，睛痛昏花，目少精光。益胃升阳汤治血脱。凡先他病后及脾胃者，或发病脾胃后生他证者，均从脾胃论治，此为本书的特点。
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流行。
金・李杲撰，成书于1315年。
本书据《元史艺文志》及《古今医统大全》记载：原有九卷。而目前通行本如《济生拔萃》本。《医统正脉》本等均为一卷。1959年人民卫生岀版社据明抄善本补入原序四篇及九卷本目次和第一卷正文，并与有关刊本进行互校、增补，是比较接近原书的一种刊本。
本书依据《內经》的理论，结合作者的学术观点，论述了医学之源、三焦病等基础理论性问题，阐发脏腑、经络，病机等学说，指出了因时、因人、因病等不同情况而变化用药的方法。全书共载方七十五首。
书中阐述了中风的病机，认为“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在“中风同堕坠论”中将中风与肝脏瘀血的机理相联系，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这些不仅在理论上有他的创见，而是作者临证经验的总结。由于作者开创了补土学派，故在论病因时，着重于“饮食所伤”；在论用药原则时，主张“温补脾胃”。因而书中列方以温补为多；医论以补脾为主。对后世很有启发和影响。
1959年以人民卫生岀版社铅印本较为流行。
元•罗天益（字谦甫）撰，成书于1281年。
罗天益乃李杲门人，独得李氏之正传。本书承袭了东垣理论，集录诸家之说，结合自己的临证心得和经验良方编纂而成。全书共二十四卷，卷一至卷三为药误永鉴，阐述了临床上用药应注意的一些问题；卷四至二十为名方类集，古今之方，择之甚精，并详加论述方义，读之使人甚明；卷二十一为药类法象，每药说明其功用主治、加减及炮制等；卷二十二至二十四为医验记述，遇如是病，用如是药，获如是效。另有附遗一卷，系后人重刊时所增，阐发仲景以下诸医家治内伤外感中暑各经验方，庶免浅学之辈，妄投七剂，误伤人命。
罗天益全面继承了东垣学说，且有所创见。其论脾胃所伤，有饮与食之分；论劳倦所伤，虚中有寒热之辨，较东垣所论更详细而有条理。《内经》“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罗氏认为“饥则损气，饱则伤胃”，必须节注饮食，勿饥勿饱，定时定量，才能防止伤损后天之本，保证身体健康，罗氏还主张力戒苦寒宣发攻下及嗜酒过度，认为“久饮伤神损寿”，“过伤之毒一发，耗真之病百生”。这亦是葆养后天、达到延年益寿的具体方法，很有独特见解。
罗氏善于合参脉证，对病因病机的辨证分析准确而周密。如“温中益气治验”，“ 胻寒治验”及“中寒治验”等案，均以《内经》《难经》之说，结合脉证，以及禀赋、时令、六淫、情志、饮食、劳倦等多方面因素，正确分析，提出“随所宜而治之，可收十全之功“（“凡治病必察其下”案）。又善从脉象探求病本（如“用热医热从乎中治”案等），并从脉证推侧疾病的吉凶（如“主胜客则逆”案〉，这些均显示了其高超的医术。
1959年商务印书馆有铅印本。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排印本，1987年有校点本，均较流行。
元·王好古（号海藏）撰，成书于1291年。
王氏早年师事张元素，后复从学于李杲，于医学造诣甚深。本书以十二经为纲，皆首以伤寒，附以杂证，大旨祖长沙绪论。所论“伤寒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吐”篇中曰：“大法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以汗及吐、下汤剂皆中病而止”，寥寥几笔，却精辟地论述了运用汗、吐、下三法的原则，对后世医家很有启发。对三法的应用则曰：“若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宜附子汤”，“若少阴病脉细、沉、数，病在里，不可发汗，宜当归四逆汤”。“若四逆厥及虚家不可吐，厥者宜当归四逆汤，虚者附子汤”。“若咽中有动气，不可下，咽中闭塞不可下，宜乌扇汤”。“诸四逆厥者不可下，虚家亦然，厥宜当归四逆汤，虚者宜附子汤”。可见，王氏以十二经为纲，对伤寒、杂证的论述比较全面，对汗、吐、下之法运用准确、灵活，如无丰富临床经验不会有此建树，
本书原为十二卷，初撰于公元1291年，后因原稿亡佚，“予职州庠，杜门养拙，虀盐之暇，无可用心，想象始终，十得七八，试书首尾，仅得复完”。于1297年刊行。其自序云：“予自河南与诸友兄弟等日从事于患难之场，随病察诊，逐脉定方，开之劫之，薄之发之，以尽其宜，吐之补之，汗之下之，以极其当，攻守不常，出没无定，不啻胸中自有十万精锐，其敌可却，其胜可决，而其安可图，故曰《医垒元戎》，良医之用药，若临阵之用兵也”。王氏之论述是建立在高深的理论和丰富临床经验基础之上，故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本书世多传钞本，错漏伪字颇多。较好的版本为《济生抜萃》、《东垣十书》和《中国医学大成》本，均收载本书。
金•王好古撰。成书于1308年。
本书是集李杲医学论文之专著，其伤寒证治尤详。书凡两卷，上卷从“臣之可法”至“太阳六传”集论文三十六篇。论以脏腑、病源、病证及仲景之法为主，收载仲景《伤寒论》七十九个方证。下卷论文五十八篇，以经络、脉证为主，对于难解的论说，往往用图解以助说明。并附录十六种杂证。
王氏对经典之论造诣很深，如对“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中的“不足”，认为是太过自伤。对“痛随利减”之“利”字训作“通”、“导”是非常确切的。书中对“太阳证六传”，“太阳病当汗不当汗”，“阳明证气病误用血药”，“血病误用气药”，“少阳半表半里”等理论均作了详细的发挥。故本书是一部理论联系实践，尊经而不泥于经，有独特见解的实用之作。
书中序文中说：“人徒见是书为伤寒之法，而不知上合轩岐之经，中契越人之典，下符叔和之文”可谓对该书的概括。
本书虽云王氏辑集李杲之医论，由于“旬储月积，浸就篇帙”，书已失传，复经王氏自为录辑，实乃王氏之作。书中将许多杂病分别归纳在六经中进行论证治疗，从而扩大了《伤寒论》以六经分证的应用范围。可见王氏学术思想实基于张仲景的《伤寒论》。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较为流行。
金•朱丹溪（名震亨，世居丹溪，人称丹溪）撰，成书于1347年，1481年经明•程充编校刊行。
本书系丹溪弟子据其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及平素所言纂辑而成。书凡五卷，卷首收载十二经见证、不治已病治未病、亢则害承乃制、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能合色脉可以万全、治病必求于本等六篇医论。而后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妇、儿等科，分列近百种病证，逐一论述其证治。内科证治中，特别强调相火之生理与病理变化，指出：相火妄动则为害。进而申述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观点，力倡养阴的学术思想。例如在临床治疗中，对于邪火亢盛，真阴不足之证，善用滋阴降火法。提出：“阴虚火动难治，火郁当发，看在何经，轻者当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有补阴、火即自降，炒黄柏、生地黄之类。……虚证本难治，用四物汤加黄柏降火滋阴，龟板补阴，乃补阴中之阴。黄连、黄芩、黄柏、栀子、大黄降火，非阴中之火不可以用。”可见丹溪治火，为人所不能及。后人之养阴、救津、填精等法与其影响有关。
朱氏临症不仅善治火热之疾，而且更长于以气血痰郁论治杂病，书中所载朱氏对杂病治疗方面的一系列创见及其行之有效的方药，有些仍为目前广大医务工作者所沿用。
本书是现存资料中反映丹溪学术成就较为全面的重要著作之一，为后世学者研究、探讨丹溪学术的主要参考文献。
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较广。
金•朱丹溪著，刊于1358年。
全书二卷，共列各科病证六十三种。卷上二十七证，卷下三十六证，又有医论六篇。书中每病证论述次序为脉诊、病因、证候、治法，故名曰《脉因证治》。
本书对病证的辨证治疗，强调脉、因、证、治四者的完整性，体现中医“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特点。四者中尤强调首察脉象。每一病证，常先列出常见脉、易治脉、难治脉、生脉、死脉等不同表现，据脉辨证。书中列五脏证、七情证、杂证、杂治、察视、汗等六篇专论，体现了朱氏重内伤火热，善以气血痰郁治杂病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书按四时气候，详列诸病，先脉，次因，次证，次治，颇有条理。而分属处未免牵强，如霍乱泄泻属夏三月，伤寒属冬三月，已为拘滞。至于以癫狂、惊痫、痔漏、脱肛分属冬夏，益为无说矣。春三月之证，分别真阴、元阴，真阳、元阳，其意主先后天，立说亦牵合，不能了了。”
至于本书的作者，一般认为本书非朱氏原著，系后人集《丹溪心法》、《活法机要》、《格致余论》有关内容而成。故有人认为本书是丹溪以上各书之节本。本书中载有左归丸、右归丸之类，为非朱氏原著增加了佐证。
本书收入《周氏医学丛书》、《中国医学大成》中。
明•虞搏（字天民）撰，成书于1515年。
本书共八卷，按内、外、妇、儿四科分别介绍近百种病证，收罗一千余方。书中论述，主要以《内经》为本，佐以诸家之说，博收广集，傍通已意。书前首列医学或问五十一条，阐明前人“言不尽意之义”，然后分门论证。每门先论证，次脉法，次方治，皆采历代名医之语。如伤寒宗张仲景；内科杂病宗李东垣；小儿科多本钱仲阳。其余诸病，悉以丹溪要语及其所著方论为主，同时选录刘守真、张子和，李东垣三家之方列之，以备参考。并附虞氏家传经验和自己的学术见解、验方和验案。
虞氏私淑丹溪，对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发挥，独其一格。例如在卷一“医学或问”中所指出：“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者，在天地则该乎一体而论，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亦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是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君子汤以补气中之阴。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物汤以补血中之阴。”可见虞氏将丹溪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发挥为阳有余是指气中之阳有余和血中之阳有余，阴不足是指气中之阴不足和血中之阴不足。这一见解对临床亦有指导价值。
196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明•韩懋（字天爵）著，成书于1522年。
本书为韩氏搜辑家传有效方案，结合个人临床心得编撰而成。全书两卷，分九章，共九十五则。上卷，分绪论、六法兼施、脉诀、处方、家庭医案五章，论述了脉法、处方用药、医案规则等事宜。下卷，分悬壶医案、药性裁成、方诀无隐、同类勿药四章，记载了韩氏施治验案、用药心得、所用方剂。
韩氏对医案书写规则论述颇详，他发展了医案程式，提出六法兼施并十分重视四诊对病证的鉴别。认为：“六法者，首填某地、某时、审风土时令也。次以明聪望之、闻之，不惜详问之，察其外也。然后切脉、论断、处方，得其真也。各各填注，庶几病者，持循待续，不为临敌易将之失，而医之心思既竭，百发百中矣。”韩氏善用补法，对常用补药的配伍和用法深有研究；重视用药与人之体质、年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关系，提出“老年宜专调气”，“中寿之年，惟宜补剂”，善用五谷、五果治病，如治一淋证患者，嘱其专食粟米粥，绝他味，其人病情旬余减，月余痊。韩氏制方颇具深意，其自制的三子养亲汤为后世广泛应用。另外，书中还介绍了半夏曲制法、固本丸制法、枳术丸烧饭法以及食疗中对黄牛肉、梨汁等的临床应用。
本书有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流行。
明•楼英（字全善）撰，刊于1565年。
本书四十卷，卷一至卷九为阴阳脏腑部，分述诊法、治法、寒热、劳瘵、久疟诸证证治、刺灸、调摄等内容。卷十至卷廿九为各脏腑有关病证的证治，其中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五官科等病证。卷三十至卷三十三为伤寒部，以伤寒病证为主，兼述温病、暑病、瘟疫等。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九为妇、儿科病证治。卷四十为运气部。每部之中治法方药，又各有区别。治法皆以正门为主，支门为辅。例如心痛为正门，其下卒心痛、胎前心痛、产后心痛等便为支门。治法则以心痛正门为主，而卒心痛、胎前、产后则旁考以佐之。凡门分上下者，其上为《内经》的原法，其下则为后贤的续法。至于有病在本条，而方见于别条的，就详载目录，以备检阅。又有方名而无药名的，另外补遗，以备参考。凡《经》衍文错简、脱简者，均以理考而予释正；传失《经》旨，众论有矛盾的，各正之以《经》加以明辨。这样就可使读者曲畅旁通，精粗相因，巨细毕举，同病异法如指诸掌。所以被誉为“医学类书中之最有法度者。”
楼氏辨证论治重视脏腑病机。例如咳嗽，认为“有一咳即出痰者，脾胜湿而痰滑也；有连咳十数不能出痰者，肺燥胜痰湿也；滑者，宜南星、半夏、皂角灰之属燥其脾，若利气之剂所当忌也；湿者宜枳壳、紫苏、杏仁之属利其肺，若燥肺之剂所当忌也。”又如癃闭，认为合而言之为一病，分言之有暴与久之分，因为闭者，暴病为溺闭，滴点不出。俗名“小便不通”；癃者久病为溺癃，淋沥点滴而出，一日数十次或百次。并认为“小便不通，腹下痛，状如覆碗，痛闷难忍者，乃胃干涸，膻中气不下”所致。治疗主张用木香、沉香酒调下；或八正散，甚者宜上涌之，令气通达，便自通利。并说：“小腹痛胀，如覆碗为实。其法有二：气壅塞于下者，用吐法以提之；血瘀于下者，用桃仁之类以破之。”这是从脏腑气机进行辨证论治。可见楼氏分病辨证，重视病机。
本书采集的资料丰富，对总结继承明以前各家学说，及指导临床辨证施治；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可供临床参考。
1937年世界书局有铅印本出版。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点校本出版，流行较广。
明•周慎斋（名之干，号慎斋）述，约成书于1573年。
本书系由周氏口授，门人记录，并经后人整理而成。全书十卷。卷一载“脏腑阴阳”、“亢害承制”、“气运经络”等篇；卷二论望色切脉。卷三以歌诀形式阐述二十六字元机。卷四叙述用药权衡与药物炮炙。卷五阐述古方。卷六载寒热、辨内外伤等，卷七至卷十，列九十八种病证的证治，并附以验案或方剂。
周氏深得薛氏薪传，善用六味、八味、补中益气诸方，变化心裁，自出新意，不拘成方。其论医理，多本阴阳五行之说，阐发扶阳抑阴与亢害承制之理。如周氏治一小便不通，渐成中满，腹坚大如石的患者，认为无阳则阴不长，无阴则阳不化，用滋肾丸，立见显效。周氏治病十分重视脾胃，从生理、病理分析，到辨证、治疗与用药，无不一一贯之。他说：“神气之所以因之衰旺者，胃也；能治病者，必不可忘胃。”“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方无一失。”“凡治百病先观胃气之有无，次察生死之变化，所至重者，惟中气耳。”周氏好用单方验方，多属简便易行，确有实效者；对用药剂量、服药方法等，亦颇具巧思，给人以启发。周氏将平生经验归纳为理、固、润、涩、通、塞、清、扬、逆、从、求、责、缓、峻、探、兼、候、夺、寒、热、补、泻、提、越、应、验二十六字元机，更有其独到之处，可供临床医生参考。然本书体例多为条文或札记，系统性较差。
本书较流行的版本为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
明•龚信（字瑞芝）撰，刊于1576年。
书凡八卷。卷一述脉诀、病机、药性、运气、中风。卷二至卷三论内科时病及杂病，计三十二种。卷四载内科疾病二十种、外科疾病四种。卷五论杂病和上窍五官诸病，计二十二种。卷六专论妇科，述九种经产疾病。卷七专论小儿，载儿科病证二十种。卷八论十九种外科病之证治，兼载数十种外科轻微病证之简易治法、各种膏药之配制、救济饥民的方药等。
本书对历代名家所论，博采众长，上至秦汉，下至金元，通论合编、门类齐全。无论脉诀病机，药性运气等基础理论，还是内外妇儿各种临床病证，论之精细，治疗详明。例如便秘，有虚实之分，治疗中列举了润肠汤治虚症老人大便闭结；润肠丸治老人血少肠胃干燥，大便秘结；东流饮治大便热结之闭塞；厚朴汤治胃虚而闭不能饮食，小便清利；三和汤治七情之结，心腹痞闷，大便秘结；六磨汤治气滞腹急大便闭结；通幽汤治大便难，幽门不通；活血润燥丸治久病腹中有实热者等等，确属临床常用之法。
龚氏论病，均按脉、病、治、方四项内容进行阐述，首明脉象，次析病机，继立治则，后述方药。龚氏还认为脉诊可“以处百病而决死生，”故本书论脉甚详，以脉断病，不但切合临床实用，而且是一大特色。
龚氏对中风有新的创见，指出“治疗之法，重在活变，若重于外感者，先驱外邪，而后补中气，重于内伤者，先补中气而后驱外邪。”反对刻舟求剑，胶柱不变。防治方法指出“凡人初觉大指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少力，或肌肉微掣，此中风之先兆也。或先服竹沥枳术丸及搜风顺气丸，何中风之有？”论点精辟，经验丰富，富有临床实用价值。
以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为流行本。
明•龚廷贤（号云林）撰，成书于1587年。
龚廷贤世医出身，生平著述颇多，本书是他的代表作。龚氏参阅上自《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下迄金元四大家等历代医学著述和方书，吸取前人有关论述的精华部分，参以己见编纂而成。以“凡疾者疗之，沉疴顿越，如草木之逢春”，故名。全书共八卷，卷一首以“万金一统述”为题，概括性的论述天地人、阴阳五行、脏腑功能、主病脉证等理论性问题；次载药性歌、诸病主药、形体、脏腑、经脉等总论。卷二至卷八分别论述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证190余种，每种病证述及病因、病机，一并载其治法方剂于下，后附医案以阐其意旨。书末附“云林暇笔”一节，主要有医家十要，病家十要等内容。本书是一部价值较高的综合性参考书，对后世医家有较大的影响。
本书的编写平中见奇，常中存妙，如卷一“药性歌”录常用药二百四十种，编成简括歌诀，扼要说明了药味的性味，主要作用和主病，既可作为初学中医者掌握药物性能的入门读物，也可供临床医务工作者借鉴。
《万病回春》辨证清晰，方药精当，充分显示了龚氏高超的医疗技艺。如内科证治的中暑病，有属汗法的香薷饮，有属清法的人参白虎汤，这些都是其主要方剂。暑伤气，热伤阴，因而又设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之类。龚氏用药灵活，善于化裁，如治痰湿的二陈汤，就是在原二陈汤的基础上加白术、苍术、砂仁、山药、车前、木通等药，并注明泻下不止加肉蔻、诃子，或选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滑泻不止灸百会、天枢、中脘、气海。足资可见他丰富的临床经验。
本书是一部价值较高的临床参考书。
以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较为流行。
明•龚廷贤撰，成书于1615年。
本书是龚氏晚年的著作。全书共十卷：卷一总论脏腑、经络、诊断、治则等基础理论；卷二至卷六为内科杂证；卷七为妇科诸疾；卷八为儿科；卷九为外科；卷十为民间单方、杂治、急救、灸疗等分。
本书的特点有二：一是龚氏十分重视基础理论的论述，在“医说”一章中，概述了由“神农尝百草”、《内经》，直到《难经》、《伤寒》、《金匮》及后世医家的贡献。对基础理论中的重点内容如“脏腑论”、“血气论”等作了专门论述。二是重视老年病的治疗和摄护。书中有“老人”篇，专论老人摄养；有探讨衰老机理的“衰老论”；对老年病如卒中、消渴、虚损、皮风等证治，简明实用，先论理，后列方，并附有医案，是研究老年病的一分宝贵资料。
龚氏对衰老首责脾肾，指出“两肾之间，白膜之内，一点动气如筋头、鼓舞变化，开閤遍身，熏蒸三焦，腐化水谷，外御六淫，内当万物”。比较详尽地论述了人体衰老与肾阴、肾阳的关系，而治疗喜用温补。对老年摄养重视节慾惜精，动静结合，力主戒酒，并指出“男子破阳太早则伤其精血，女子破阴太早则伤其血脉……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对早婚和弱婚者，指出可影响身体健康和减少寿命，这一论述在当时则为难能可贵。同时说明龚氏重视精血、肾阴肾阳和脾胃生化在衰老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楚，并多以歌诀形式阐述，便于诵记，读而不厌。主论精详，选方又多切于实用，是一部很好的临床参考书。
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明•孙志宏（字克容）撰，成书于1629年。
孙氏“幼业制举，长乃专医”。其治学，善于博采诸家之长，对戴元礼、薛立斋二家的学术经验尤为膺服。其父孙桂岩，嘉靖间以医术名于时，原有编撰方书济世之宿愿，惜未能实现。志宏秉父愿，搜集古今群书，反复演互，编成是书。其自序谓：“其书备而不冗，约而不漏，义类浅显，人人可解，若射必有彀”，故名曰《简明医彀》。
全书八卷。卷一为“要言一十六则”，重点论述养生、察病、辨证、制方法则、补泻药的用法、汗吐下三法之运用、药物炮制、煎服大法等，为全书之总括，且为经验之谈。卷二谈六淫致病和病症，卷三为七情九气致病和病症。卷四为虚损。卷五为诸痛及五官、口齿症。卷六述婴科，详细论述初生之后的各种疾病。卷七列女科，详述经带胎产的常见病。卷八阐外科，论阴阳虚实以及灸针砭刺等法。全书述症简要，方治详备。每症后设主方，后附成方及简效方，其方均为自订方，立方缜密，用药灵活，迥然有别于一般方书，对于临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论述病证，“首《内经》要旨，次先哲格言，次感受根源，次本证形状，次治疗方法，次脉理大体，悉从简经明白……。”临床部分又以介绍方治为主，各种病证列有主方、成方及简便方，便于医者作较多的选择。所列主方，多系参酌古今文献，结合个人经验体会的自订方，虽无方名，但组方缜密，遣药灵活，或附加减用法，均能切中病机。
本书医理简明，方药精练。书中之主方充分反映了孙氏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临床医生的学习与提高，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点校本出版流行。
明•李中梓（字士材）著，成书于1637年。
全书十卷。卷一为医论及图说，其中医论十四篇。卷二为脉诊、色诊。卷三、卷四论述常用药物三百五十余种。卷五论伤寒。卷六至卷十论内科杂病三十五种。各卷均先取《内经》条文，次采各家名论，并参以己见或医案举例。
李氏在书中明确提出“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和“气血俱要，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等著名论断。治先天本分水火，治后天本分饮食劳倦。水不足而火旺，用六味丸壮水以制阳光；火不足而水盛者，用八味丸益火。饮食伤者，虚中有实，用枳术丸消而补之；劳倦伤者，属虚用补中益气汤补之。其论中风一症，则辨别真类；泄泻之治，立法昭明；心胃之痛，详加注别；咳嗽腹痛，皆分别外感內伤；肿胀之症，分别虚实寒热。明•秦景明云“先生大意，多得之王宇泰准绳，而立论则宗薛氏十六种。”李氏宗薛己、张介宾之说，主张脾肾并重和阴阳并重，以阳气为主的学术思想，是温补派的著名代表。本书简明扼要，颇受初学者欢迎。但书中的观点新意不突出，且有些提法欠妥。如虚劳吐血条下，首列苏子降气汤，极为不可；又曰犀角之性，能升散一切有余之火，阴虚者则不得不诫等等，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书有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流行。
清•喻昌（字嘉言）著。约成书于1658年。
本书六卷。卷一，叙述口诊之法律及《内经》、《伤寒》之证治法则。卷二至卷六，以六淫及杂证为纲，分为中寒、中风、热暑湿三气，秋燥及疟疾、痢疾诸门，分别阐述其证治。每门之下，先论病因、病理及其演变，次论法，再次言律。喻氏自谓“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道医者之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昌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明察秋毫，足使临诊者不敢轻试。”
喻氏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医家，他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独遗燥气，大胆提出“秋伤于燥，冬生咳嗽”的观点，指出历代诸贤随文作解，皆谓秋伤于湿，是“弗察其讹”。喻氏所制的清燥救肺汤，清燥热，养气阴，疗效卓著，影响极广。在《大气论》中，以比喻的手法，生动地说明了胸中大气的重要作用，并立辛温通阳之法，对后世医家颇有启发。如后世张锡纯议“大气下陷”病证等，即是受其影响。
他还认为“治病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书中阐述和发挥了明以前经典医籍中有关脏腑经络的论述。如对脾胃的论述：“夫人天真之气，全在于胃，津液之多寡，即关真气之盛衰。而胃复赖脾以运行其津液，一脏一腑，相得益彰，所以胃不至于过湿，脾不至于过燥也”。指岀了若“守东垣一家之学，遇胃病者咸用补法”的流弊。
本书论析明白透彻，书中所制订的“法”和“律”，对一般医生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存多种清刊本，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有排印本出版流行。
清•陈士铎（字远公）撰，成书于1687年。
本书又名《辨证奇闻》、《辨证冰鉴》，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凡十四卷，分一百二十六门，载七百六十余证。卷一至卷十为伤寒、内科杂证、五官疾患等。卷十一至卷十二为妇科。卷十三至卷十四分别为外科、幼科。其中对每一病证，先列症状，次以阴阳互根，五行生克之理，辨析证情，确定证候性质，随即立法处方，说明方药作用，以及配伍关系。每一证除有一个主治方外，还附有一备用方，以资互参。本书的内容重在辨证，以“辨病体之异同，证药味之攻补”为特点，故名《辨证录》。
书中虽以《灵枢》、《素问》、仲景之说为立论根据，但师古人意而不泥古人法，“辨论证候，均岀新裁”，随证用药，极为灵活。如卷一“伤寒门”第七证“冬月伤寒发厥，面青手冷，两足又热，人以为直中阴寒也，宜用理中汤治之，而不知非其治也。此乃肝气邪郁而不散，凡邪在半表半里之间也。若用理中汤治之，必然发狂而死矣。夫直中阴寒之证，未有不从足先冷者也。今两足既热，其非直中肝经明矣。……治法用小柴胡汤加减，以散半表半里之邪，而肝气自安，外邪化为乌有。”可见阐理透彻，辨证精细，并施治灵活。且书中内容近似医案，故对临床很有指导价值。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清•陈士铎述，约成书于1687年。
本书假托岐伯口授，张机、华佗、雷公、秦越人、孙思邈等发明。书前有岐伯、张机序各一篇。有人认为该书实际系傅青主的遗著，经陈氏补充整理而成，也有人认为傅青主著作是从本书摘录。
全书共六卷。卷一至卷五统述正医、反医、内治、外治、急治、缓治等128法；卷五后半部分论述中医基础。卷六论述伤寒、杂病等证治。
本书所列之方，多不经见，书中议论亦不同凡响，其中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编写上，不以疾病分类，而以治法为纲，于医理认识与临床实践均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书中所言治疗法则，除有内治外治、劳治逸治、急治缓治外，还有因人而治的男女治法，老少治法，产前产后治法，贫富治法，因时而治的春夏秋冬治法，因地而治的东南和西北治法，因病而治的寒治、热治、正治、反治等等。马弘儒以为“内外之理咸备，正反之论有条，缓急奇异之推求，各尽其极，叹斯人之用意，良厚且閤”。书中还提出以“霸治法”治疗大渴、大吐、大泻等急症；“吸治法”之治疗产后胎盘不下、脱肛；“傅治法”之治疗肺痈等，以及提出儿科望山根的诊断方法，颇切实用。本书在扬州流传甚广，对扬州医家影响较大。
本书内容繁杂，文字艰涩，又诡称前圣所授，涉于荒诞，令人难于捉摸。《四库提要》曰：“方术家固多依托，然未有怪妄至此，亦拙于作伪矣”。当然，这于当时的文字狱亦有一定的关系。
清季广陵温热派名医闵纯天，羡此书之别开生面，而又病其庞杂与部分处方之药量太大，不便推广，于是将原书主要精华部分加以整理，辑成《重订石室秘录•临证一百二十八法》；闵氏原拟删节后，另题以《石室余录》之名单行，惜着笔未竟而殁。
国内现存各种刊本多达30余种，以1984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为流行。
清•张璐（字路玉，号石顽）撰，撰于1695年。
本书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共十六卷。编纂系统，内容丰富，流传颇广。全书系征录历代有关文献百余种，参以张氏临证经验，历时七年，十易其稿，编撰而成。分论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的证治，并附治例与方剂。其中，眼科治例系其子张倬补辑，痘疹系另子张柔补充。另专方一卷，以病集方，方有方解。祖方一卷，所谓祖方，乃介绍方之原委，辨析配伍，详述应用。
本书有1955年锦章书局铅印《张氏医书七种》等流行本。
清•高世栻（字士宗）讲授，其弟子王嘉嗣等摘录汇集成书，约成书于1699年。
全书不分卷，设阴阳气血、脏腑经络、三焦、命门、五运六气、原病、治病、外感内伤、诊脉大法、内科诸证以及幼儿、胎产等四十三论，详述用药方法及辨药大略。
本书力除只阅方书而不明经论之弊，阐明中医学基础理论以开后学门径，介绍临床有关病证的辨治经验以启发医者。本书论述详明简要，善于辨别疑似之证，深究疾病原委，反对成方套用，强调辨证施治。有人评论曰：“虽语焉未详，然已启《灵》、《素》诸书之端绪，而指人以升堂入室之所自矣。即其中矫枉过正交辞不无一二，然绎其首尾全文，实为补弊救偏而发，初非举一废百之偏词，固与《灵》《素》诸书大旨，有相合无相悖也。”本书对研究医理、指导临床，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有1983年人民卫生岀版社岀版的《侣山堂类辨》合排本。
清•高鼓峰著，成书于1725年。
本书不分卷，设专题二十余篇，分别论述诊法、方论及内、妇、儿科等常见病的诊治，特别是根据临证经验，阐理鲜明，见解独到，所谓《心法》名篇，揭示出了书中的大意要旨。
书中论述重在辨证施治，介绍常用方剂和临证治疗心得。其中有论、有法、有方、有案。高氏的临证治疗，别具一格，其从五脏生克的关系出发，各选用五方，共以二十五方主治五脏诸病，这在医籍的记载中很有特性；其中尤着重于养肾疗法，并大加阐发，常规中寓有发挥，看得出他的学说是以元气为主。写作上，高氏很少引经据典，而重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和经验体会。高氏夙以奇论鸣世，而治疾又独擅其奇，富有独创精神，有人以为本书“议论颇偏”“词多偏驳”，其实所谓的“奇”与“偏”，只是高氏不囿于经旨的框框、似欲出前人之蕃篱而已。这种“奇”与“偏”的观点，是值得医家学习效法的。
本书曾由胡珏订正并加评注，与高氏原著有所不同。
本书收入1896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石印本《医林指月》中。
内景图解
清•顾松园（名静远，字松园）著，成书于1718年。
本书是《顾氏医镜》第三卷中的一个部分。是论述生理、解剖比较完整的专著。书中上图下解，后附歌诀。如“手太阴经肺图”，解云：“肺形四垂，附着于脊之第三椎。中有二十四空，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为脏之长，为心之盖。肺叶白莹，谓为华盖，以覆诸脏，虚如蜂窠，下无透竅，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呼一吸，消息自然，司清浊之运化，为人身之橐籥。引经报使，用升麻、白芷、桔梗、葱白；寅时气血注于肺”。歌诀云：“手太阴肺中焦生，注云：起于胃之中脘也，手之三阴，从脏走手。下络大肠还贲门。注云：在本经曰脉、在他经曰络。上膈属肺从肺系，注云：喉咙也。横出腋下臑内行。注云：胁之上曰腋，臑内，膊之内也。凡诸经脉，阳行于外，阴行于内。肘臂寸口上鱼际，注云：寸口，即动脉也；鱼际，手腕之肥肉隆起处者是也。大指内廉爪甲根。支者别从腕后出，注云：支者，如木之有枝也。次指内廉接阳明。注云：十二经者营也，故曰营行脉中，首言肺者，肺朝百脉也。循序相传，尽行肝经，终而复始，又传于肺，是为一周”。顾氏认为：脏象内景及经脉不明，动手便错，故以内景绘图注释，经络歌括，重为考订，学者但能熟此，便皎然于心目矣，且文字通俗，浅显易懂，既适宜于初学中医者的阅读，又适合针灸医生的临床参考。
本书有1924年上海扫叶山房《顾氏医镜》铅印本、196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顾松园医镜》校订本较为流行。
清•程国彭（字锤龄）著，成书于1732年。
全书五卷。卷一总论，阐述八纲辨证、八法治病和保健预防的要点法则等内容；卷二辨析《伤寒论》六经证治；卷三至卷五，分述内科、外科、妇产、五官等科常见病的辨证论治。程氏深感“医道贵精思审处而自得之”，业医30余年，自觉有所悟，乃著成本书。
本书在医理、治则上均有创见和发挥。在诊断上，他将传统的辨证方法，明确地归纳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成为诊病之“八纲”，是对中医诊断学的一大贡献，八纲辨证法一直沿用至今。他所归纳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的“八法”治疗，比较全面而扼要，且各法正反俱论，知其所当用或不当用，审常知变，颇有助于临证。如论“和”法：“伤寒在表者，可汗；在里者，可下；其在半表半里者，唯有和之一法焉。仲景用小柴胡加减是也。然有当和不和误人者；有不当和而和以误人者；有当和而和，不知寒热之多寡，禀质之虚实，脏腑之燥湿，邪气之兼并以误人者，是不可不辨也。”在临证各科中，列述常见病证一百余种，每证分别记述病源、病状、诊断和治法，下附一、二主治方剂，并详载各方加减法。选方无论是自制还是成方，大多为程氏“苦心揣摩所得，效者极多”，所创止嗽散诸方，疗效显著，至今仍为广大医家所喜用。本书论述简要，治法切实可行，自清以来，一直作为初学中医之必读参考书。
本书流传较广，现有二十多种版本，有些版本中附有程氏《外科十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有影印本出版流行。
串雅内外篇
清•赵学敏（字恕轩）撰，成书于1759年。
全书共八卷。系赵学敏同宗“走方医”赵柏云的口述及其手抄方书，并参考《百草镜》、《极生海》、《养素园》、《江闽方》以及社会上流传的验方而成，实属走方医的经验汇编。取名《串雅》意在表白走方医别具特色和深入民间“救世济危”的雅行。
“顶”、“串”、“截”为走方医治疗疾病的三大方法，也是本书主要内容。顶即“顶药”，赵氏释曰：“凡药上行者叫顶，故顶药多吐。”“串”即“串药”，赵氏云“下行者曰串，故串药多泻”。“截”即“截药”，赵氏说：“截，截绝也，使其截然而止。”即阻截疾病，使病停发，驱邪于外，清除病灶之剂。
因走方医大多缺乏系统理论。论治一般只言某方某药某法专治某病，多不注重或不会辨证，故本书未将方药分证类例，而主要是从用法和方药效果的角度进行分类编次。
《内编》四卷，卷一、二及卷三前半部份，介绍走方医以截药治疗内外科疾病诸法。卷三后半部记载顶药和串药诸法以及治疗内科病的单方。卷四为医治杂病、外科、意外损伤及奇症怪疾的单方。
《外编》亦四卷，有时病、疫疠、杂证、暴死、虫疾、外科、妇科、儿科、虫蛇咬伤等病。治法有内服、外敷、熏蒸、洗涤、熨贴、针灸、引火、填塞、食疗等。且记载了一些具有一定实效的“假药”制法。
本书所辑的走方医的各种疗法和方药，均具简、便、廉的特点，其中不少为医书不载的民间有效验方。如五倍子研末，涂脐治盗汗；吴茱萸贴足心治咽生疮，陈小麦粉治毒痈发背等等。
《内篇》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外篇》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二者均较流行。
清•徐大椿（字灵胎）撰，刊于1764年。
徐氏博学多才，尤精于医，行医五十余年，富有临床经验。他重视医学理论的研究，勇于实践，在医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平生著述颇多，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书凡八卷，卷一为通治方；卷二为风、痹、历节、痿、厥、虚劳、消症；卷三为伤寒、百合、感冒、寒热、霍乱、痓、癃闭利淋；卷四为湿、暍、痎疟、痢、癫狂、癎、痰饮、咳嗽、疝；卷五为喘、臌胀水肿、肺痿诸血、噎膈呕吐、泄泻；卷六为积聚癥痞、虫、诸病、脚气；卷七为疫疠鬼痊、诸疸、情志卧梦、五窍病、杂病；卷八为妇人病和小儿病。全书按病分门，分述病名、病因、病证、治法与主方。每病以《内经》论述为本，以《难经》、《伤寒论》、《金匮》索求治法，未备者，又取六朝唐人方以予补充，对宋以后诸家方则“择其义有可推试多获效者附焉”。
本书论病广泛，取材严谨，并有自已独特的见解。书中“通方”中选取了诸多的治疗老年病方及延年益寿之方，如宝美髯、三才封髓丹等，是防治老年病，研究老年养生的宝贵资料。同时书中对小儿种痘论述颇精，指出：“痘疮无人可免，自种痘之法起而小儿有避险之路，此天意好生有神人出焉，造良法以救人也。然人往往以种痘仍有死者疑而不敢种，不知苗之不善，非法之不善也，况即有死者不过百中之一，较之天行恶痘十死八九者，其安危相去何如也”。可见其重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本书是徐氏较有影响的医学著作。特别是对方剂的取材，对那些杂药奇法，效未可知者；方中有难得之药者；及大药重剂，修治艰钜，非救病之急剂者与飞练、禁咒等一概不录。本书具有探本溯源，简括明备，务求实效，易于通晓等特点。所附注语，又能疏通证明，具有精理。本书最宜临床参考。
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清•沈金鳌（字芊绿，晚号尊生老人）撰，刊于1773年。
本书为《沈氏尊生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题曰“杂病”，实泛指一切疾病，非与外感而立之杂病。沈氏认为：“无论何因，凡发生于皮毛、肌肉、经络、脏腑的病证，在辨证治疗中极易杂乱混淆，故统之曰“杂病”。基于这个原因，故撰此书，分证以探其由来，审其变迁，从流溯源，而后明其治法，变杂乱为明晰。
书中论述内科杂病及五官科等病的源流、证治，其以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六门分列诸病。每门分若干病证，如脏腑门又按肺、大肠、胃、脾、心、小肠、膀胱、肾、心包、三焦、胆、肝的次序分为十二类，每类之下，再分列常见病证。每病各著源流一篇，并详述病证原委，悉其形证，考其主治，因病用方，理法方药非常契合。同时在介绍方治外，并附导引等治法。
本书论述较为完备，颇多可取之处。其临证重在辨明其源流。如论“脾”，在指出脾“赡运用，散精微，为胃行津液”，“以升为德”，“当水谷之海”、“十二经根本”，“后天之本”的同时，又指出“脾统四脏，脾有病必波及之；四脏有病，亦必待养于脾”，其论可谓简明。如“泄泻”一证曰：“泄泻，脾病也，脾受湿不能渗泄，致伤兰门元气，不能分别水谷，并入大肠而成泻，故口渴，肠鸣、腹痛、小便赤涩，大便反快，是泄固由于湿矣”。又指出虽然风、寒、热、虚均可致泄，但“苟脾强无湿，四者均不得而干之”。病因既明，而后分型论治。“其湿兼风者，飨泄也……宜平胃散加羌、独、升、柴；其湿兼热者，……宜六一散或胃苓汤加黄连”等。所论源流清晰，辨证精详，立法确当，方药可取，既尊古经之旨，又参明己见，广为发挥，确有燃犀烘幽，启蒙解惑的作用。
本书每门之末，又附养生导引之术，提倡综合治疗，亦是别具特色。此外，书中强调预防，主张“守静定息，节饮除欲，则百病不生。”反映了沈氏既长于辨证用药，又善为气功导引之术。本书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重要的实用和参考价值。
本书收载于《沈氏尊生书》中，有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排印本较为流行。
清•陈念祖（字修园）著，成书于1808年。
全书八卷。卷一为中医基础理论。卷二至卷四，为内科杂证。卷五至卷七，系各证诸方。卷末为补遗并外备诸方，以及妇科诸病的方治。本书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字，对中医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引导后学知其易而造诣其难，则易者不易而难者不难，故名《医学实在易》。
本书以“深入浅出，返博为约”为编写宗旨，论证以表、里、寒、热、虚、实、盛、衰为提纲，以所属诸证分别归入以上八类之中。论脉以浮、沉、迟、数、细、大、短、长为提纲，以同类诸脉附之。纲举目张，易于掌握应用。每证之后节录《内经》原文“以示穷流必溯其源。”并附有每证之歌诀，便于记忆、理解。徐序谓：“举八脉之显证可见者为诸脉据，举一证之确然不移者为诸证据，线索在手，操纵自如，‘易'之至也。”又有人评曰：“连篇累犊而不繁，寥寥数语而不漏。”本书是自学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流行广泛的医学启蒙普及书。
本书有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流行。
清•江涵暾（字笔花）撰，成书于1824年。
江氏是清代官吏，服官于粤。中年后习医，颇有心得，博釆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程钟龄诸家之论，参以己意，撰成《医镜》，供人借鉴，故以书名。全书凡四卷，卷一总论四诊的运用，辨证候的表里虚实寒热及内伤、外感等证方药。卷二论述脏腑证治，以脏腑十二经分部，具体阐明了各病证的鉴别及其治法；按脏腑辨证用药，列补泻“药队”和方剂。卷三为儿科证治，从初生到小儿常见病，予以论述；卷四为女科证治，包括总说、经、带、嗣育、胎前、产后诸证。本书内容精要翔实，文字浅显易懂，故流传较广。
书中多釆集诸家学说，从临床实用出发，无浮辞泛论，纲举目张，层次分明。江氏认为，任何疾病不离乎表里、寒热、虚实，最关键的是审知病在何脏何腑，证既洞澈，药自效灵。故治病不在多立病名，多立方书，而是以形求理，以简驭繁，欲其精以穷其变。用药主张须量其材力之大小而宜。他认为，药物之用有一利，亦有一弊。如大补、大攻、大寒、大热之品，误用而能伤人。他善于辨别脏腑的表里寒热虚实，选方用药也必依脏腑辨证。所以，各“药队”分“猛将”、“次将”。例如心部药队中的补心猛将为北五味，补心次将为枣仁、柏子仁、远志、丹参、龙眼肉，麦冬、当归、白芍、茯神。泻心猛将为石菖蒲、黄连、木通、朱砂、犀角，泻心次将为山栀仁、连翘心、通草、车前子、竹卷。江氏如此详细列药，以示后人不可孟浪，必斟酌分量，庶知利害。
总之，本书的特点是：辨证精细，用药切当。篇幅不多而条理井然，是一部较好的医学门径书。
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较为流行。
清•章虚谷（名楠）撰，成书于1825年。
本书有初集、二集之分。初集书成于1825年，二集书成于1835年。书中主要论述了中医基础理论、诊法、内、外、痘疹各科，尤其对伤寒和温病阐发尤多。
章氏推崇张仲景的辨证论治学说。认为“治病者，必审其现证。……药随病变，朝夕不同；惟求其当而已。……仲景之法，全在审证立方，其邪既变，故方药亦变。”章氏在温病方面推崇叶天士、刘完素、朱震亨、张介宾、李东垣等学说，但批判接受，取长补短，并非盲从。如张景岳在治疗上强调“扶阳抑阴”。章氏指出：“景岳昧于《易》理，执迷《丹书》‘先天为阳，后天为阴’之言。又要穿凿扶阳抑阴四字，遂臆造阴多阳少、阳弱阴强等似是而非之说。”认为“阴阳之道，本无有余、不足”，“一阴一阳之为道，则阴阳贵平，非固有尊卑，而当扶之、抑之也。”又引《内经》说：“经言：‘阳杀阴藏’是阳又主杀矣。则必扶阴抑阳，方为善乎。”语虽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章氏对内科杂证的辨证论治，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例如论虚损，指出：“治损者，先辨阴阳，次分上下。阴虚者，最忌助气；阳虚者，大禁寒凉。上损，则清金为先；下损，必固肾为本。”又说：“正亏为虚，邪盛为实。……正虚者，有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之异。阴阳虚者，须培肾元。……气血虚者，须调脾胃。”又说：“纯虚者，补之尙易；纯实者，攻之不难。无如纯虚纯实之证少，而虚实错杂之证多也。正虚挟邪，执用补法则锢其邪；执用攻法则正气脱。”这些都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总之，章氏对医学阐发有不少特点，他遵古而不泥古，能大胆揭露诸家流弊，阐明经旨，有助临床，是一部值得学习的好书。
本书有1929年绍兴墨润堂岀苑石印本流行。
清•王清任（字勋臣）著。成书于1830年。
全书两卷。上卷主要辨析古人在脏腑解剖和生理方面的错误，并叙述了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及膈下逐瘀汤主治的各种病证。下卷，重点论述半身不遂的病理及治疗，对瘫痿、瘟毒吐泻转筋、抽风、痘、妇人胎产疾病、痹证等也有所论及。
本书中反映了王氏的学术观点及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首先，王氏纠正了前人医著中对人体脏器记载存在的大量错误。他认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枉行？”为此，王氏历尽千辛万苦，顶着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亲赴义冢察看死尸，历四十余年著成本书。王氏在书中纠正了肺有六叶两耳、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脾闻声则动、肺中有24孔、尿从粪中渗出等错误论断，发现了人体内部的“卫总管”（腹主动脉），“荣管”（上腔静脉），“遮食”（幽门括约肌），“津管”（总胆管），“总提”（胰脏），“膈膜”（横膈膜）等结构。尤其对膈膜的记述相当准确，曰：“人胸下膈膜一片，其薄如纸，最为坚实”。同时，他再次肯定脑子主宰思维记忆的功能，认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此谓补前人之未备。
其次，王氏丰富和发展了补气活血、祛瘀活血法理论在临床的应用。王氏认为“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因此，他多从气滞血瘀和气虚血瘀两个方面来论其病机，所制方剂，亦多具补气、理气、活血、化瘀的作用。如治疗半身不遂的补阳还五汤及其衍方十余首，其中除急救回阳汤外，全以黄芪为主药，剂量最大者用至八两。王氏对有关血瘀所致病证的论述，较前人更为丰富；其所制的血府逐瘀、膈下逐瘀、少腹逐瘀诸方，更是流传广泛，深为医家所推崇。
另外，王氏治吐泻转筋，分攻补两法；谓小儿抽风非中风，以大补元气一方治之；论痘非胎毒，痘浆非血化等，亦足供临床医家所参考。
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及观察条件诸因素的限制，王氏也有论述错误之处。如他误认为“心无血”和“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而其他医家提出肺“吸之则满，呼之则虚”的正确意见，王氏却认为是错误。然白璧微疵，本书仍不失为一部颇有创新精神、实用价值较高的重要医著。
本书对后世影响较大，解放后屡次重版，以1966年上海科学技术岀版社铅印本最为流行。
清•林珮琴（字云和）撰，成书于1839年。
林氏由儒而医，勤学不倦，灯下披阅方书，数十年如一日，至老弥笃。其学“贯串于《灵枢》、《素问》、《难经》之书，以意为变化，而不泥于古。”所著《类证治裁》八卷，分门别类地叙述内科、妇科，外科的各种病证。书中釆摭历代医著，择其精要，参以己见，识证精确，运用治法适当，在临床参考书中颇具影响。
林氏治学，主张“博”“思”二字。提出“学不博无以通其变，思不精无以烛其微，惟博也故腕妙于应，而生面别开，惟精也故悟彻于元，而重关直闢。平时灼有定见，临证不设成心，诊毕矣，审用何法，法合矣，选用何方。权衡乎禀禀厚薄，病之浅深，治之标本，药之浮沉，及一切正治从治，上取下取，或上病取下，下病取上，或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乃知执一者拘，多歧者泛，师心者愎，随俗者庸。至于体贴病情，曲折都尽，习圭所授，立起沉疴。”可见林氏不是深于学，精于思，难臻此境。
林氏宗经立论，酌古用方。他认为，辨别证候是临床处方用药的关键环节，提出：治病之难在于识病，而识病之难在于辨证。故在每一类病中，首先概要地论述其病因和脉证辨治，继之详细分辨每类病中的重点证候，介绍治法和应用方剂，并附有医案以互相参照。因此，本书是一部辨识病证，运用治法的必读之书。
198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点校本出版流行。
清•费伯雄（字晋卿）撰，刊于1863年。
费氏是晚清以来孟河四大医家之一。世代业医，至伯雄已历七世。禀承家学，究心《灵》《素》，服膺长沙，而于历代诸家及时贤之长，则兼而取之，故能学贯古今，名噪咸丰、同治间。费氏因感当时医学芜杂，医者不善继承前人学术，乃集其平生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医醇》二十四卷，未及付剂，即毁于兵燹。晚年追忆《医醇》中语，但“不及十之二三”，遂取名《医醇賸义》，计四卷。论理平正，切于实用。
本书系作者平生治疗经验心得。以“首察脉，次辨证，次施治，此三者为大纲。列述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候以及虚劳内伤等诸杂证（伤寒除外），讨论病证，随载自拟效方及成方，皆平实可依。治病讲究实效和变通化裁，自谓“就治字中，又分三层，曰理、法、意。医有医理，治有治法，化裁通变，则又须得法外意也。”语极中肯，较有参考价值。在临床上，费氏十分重视调营之法在治疗中的作用。他认为：“人之一身，大俞十有二经，络三百五十三溪，全赖营血灌输，方能转运。”其作用有二个方面，即二荣者发荣也，非血则无以润脏腑，灌经脉，养百骸，此滋长之义也。一为营，营者营垒也，非血则无以充形质，实腠理，固百脉，此内守之义也。”因此，诸如眩晕、肝风内动、痿、虚劳、痺症、咳、呕、吐逆、肝胃气痛、关格，月经不调、外伤、目疾，以及小儿解颅、龟背等症，无不着意调营，广泛使用。
调营以治肝，亦是费氏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有抓住主证治疗的，如羚羊角汤、滋生青阳汤等；有结合兼证治疗的，如茱萸附桂汤、涵木养营汤、解郁合欢汤等；也有联系到其他内脏的，如抑木和中汤、调营敛肝饮等。调营治肝的药物，如当归、川芎、红枣、丹参、芍药等血药，亦为费氏所喜用常用，即使肝胃不调与肝胃气痛方中，亦皆用之。其经验均来自临床实践，故近代名医秦伯未氏盛称“《医醇賸义》里有不少肝病处方，配伍严密，值得探讨”
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较流行。
中医临证备要
秦伯未等著。刊于1963年。
本书主要是帮助读者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之后，在临床上如何运用辨证论治方法来诊治疾病。书中以形体部位，分为全身、头面、目、耳、鼻、口唇、舌、牙、咽喉、颈项、肩背、胸胁腋乳、腰、腹脐、四肢、手足、前阴、后阴、肉脏、妇科证状等二十门计四百一十七证。其中以内科为主，择要地结合了妇、儿、外和眼、喉等科，并以方药为主要疗法，斟酌附入了针灸和推拿等一些治法。内容切合实际，可备临床参考，因名《中医临证备要》。
本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研究的成果和编写者个人的经验，加以简要的论述，对于每一类证状，先作概括性的介绍，然后分别说明其原因、病理和治法，既全面，又简明。方剂亦相当丰富，有通治方，亦有主治方，也酌收一些验方和单方，并力求针对病证常用有效者为标准。如“眉棱骨痛”用选奇汤；“妇人阴癢”用溻癢汤熏洗，都是屡试不爽的有效方。有些证状不出方剂，则注明参阅他条；有些方剂用量，因古今度量衡制度不同，各地区的传统习惯也有岀入，特别是病情的轻重、体质的强弱，年龄的老少等不同，故附方一概不注用量。对于特殊的方剂则仍附药量和治法、用法，以免影响疗法。明确反应了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证论治的特点。
篇后附有“辨证论治浅说”，提岀：一，首先抓住主证进行询问。获得材料进行全面研究，作出初步印象。二，对病人所述的材料，结合兼证包括脉、舌、气色等进行辨别，作出诊断。三，根据诊断定出治疗方针，然后根据治疗方针选方用药。同时结合实际病例，说明在临证时如何抓住主证，探讨病因、确定证候，进行治疗的示范。因此本书具有临床手册的作用，可供中西医临床参考之用。
197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本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