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伤寒
东汉·张仲景（名机）撰，约成书于三世纪初。
本书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一部分。《伤寒杂病论》晋时已散失，经当时王叔和的收集整理，使原书中的论伤寒内容得以保存下来，称为《伤寒论》。目前《伤寒论》通行的有两种版本：一为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伤寒论》（简称“宋本”），一为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简称“成本”）。
《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载一百一十三方，应用药物八十二种。书中作者运用《素问·热论》的理论，博采众方，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外感热病的发生、发展、预后、治疗等进行了精辟的阐发。首创了对伤寒病的六经辨证方法，将外感疾病所表现的具有规律性的各种症候，归纳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证，每经结合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以条文形式对各证逐一进行辨证论治，即有“同病异治”，又有“异病同治”，确立了伤寒病的治疗规范，将理、法、方、药有机的结合起来，成为一部临床巨著。
书中创立的一百一十三方，不但组方严谨，效用颇佳，而且其治疗原则，对临床各科均有指导意义，如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理中汤等已成为广泛应用的名方，至今仍被医家所推崇。
本书总结了汉以前有关热性病的理论和经验，充实和发展了《内经》热病的学说，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对推动临床医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成为中医的著名“经典”。
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有赵开美影宋刻本出版流行。
宋·韩祇和著，成书于1086年。
本书又名《伤寒微旨》。全书二卷，十五篇。卷上，分伤寒源、伤寒平脉、辨脉、阴阳盛虚、治病随证加减药、用药逆等八篇。卷下，分总汗下、辨汗下药力轻重、温中、大小便等七篇。书中间附方论。本书从脉证分辨，以脉为先，总为发明仲景未尽之意，而随时随证又为变通于其间，对仲景学说有所推阐。韩氏善于以《内经》旨意解释《伤寒论》，如其对《伤寒论》六经的解释，即遵《素问·热论》之理论，以经络阐释之。
本书可与庞安常《伤寒总病论》互为参阅。南唐李思训认为庞、韩二氏“二公虽不足为汉之仲景，亦足以为今之仲景也。”元·王好古《阴症略例》中引录本书论述颇多，甚宗韩氏之说。然元·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认为韩氏“以温暑作伤寒立论，而即病之伤寒，反不言及，此已是舍本徇末，全不能窥仲景藩篱，并未悟出仲景立法本旨。”不过，本书仍不失为研究《伤寒论》的一本重要参考书。
原书早已亡佚，现在所见之书是据《永乐大典》辑录而成。常见版本为上海千顷堂书局1914年石印本。
伤寒总病论
宋·庞安时（字安常）著，成书于1100年。
全书六卷。卷一叙述六经分证。卷二论汗、吐、下、温、灸等治法。卷三论述与伤寒有关的一些杂证。卷四至卷五列述暑病、寒疫、温病证治。卷六载伤寒杂方、妊娠杂方等。
庞氏依据张仲景六经分证法，说明病证由五脏六腑传变而来，治疗上主要用汗、吐、下、和诸法，根据具体情况，随证治疗。处方多采用《伤寒论》原方，并说明药物佐使加减的关系，同时还补充了不少自己的验方及诸家之效方。
本书的突出贡献是庞氏对《伤寒论》的内容有不少补充发挥，并提出一些新观点。他认为广义伤寒的病因是“寒毒”，只不过由于感受邪气的时间、地域、体质不同，而表现出伤寒、中风、风温、温病、湿病、暑病等不同的证候，治疗上只要抓住“毒”这个共性，即抓住了本质。指出“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说明素体盛衰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同时感受寒毒，冬时即发为伤寒，因春温气诱发则为温病，因夏暑气诱发则为热病；山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平居者多中湿中暑之疾，指出发病与四时气候、地域居处有密切关系。庞氏还将温病分为两种，一种是触冒寒毒；至春及夏至前发的一般温病，一种是感受异气而成，以具有流行性、传染性为特点的温病，率先提出温病当与伤寒分治的观点，对后世温病学派的形成影响颇大。庞氏在临证实践中认识到，温病一类以温毒最为险恶，并将其归纳为青筋牵、赤脉攒、白气狸、黑骨温、黄肉随五大证，治疗上使用大剂量清热解毒，辛温散毒，善用大剂量石膏，对后世余师愚治瘟疫而创清瘟败毒饮有直接启发作用。
1956年商务印书馆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伤寒类证活人书
宋·朱肱（号无求子）撰，成书于1108年。
又名《南阳活人书》、《无求子伤寒百问》、《无求子伤寒活人书》。后经王作肃增注，题为《增注类证活人书》，收入《古今医统正脉》丛书中。
全书二十二卷，设一百问。卷一至卷十一以问答形式，剖析伤寒的各种相类证候。卷十二至卷十五解释《伤寒论》113方。卷十六至卷十八载《外台秘要》、《千金方》等各家之方126首。卷十九至卷二十一介绍妇人与小儿伤寒及其治疗方法，并论小儿疮疹。卷二十二“为李子建伤寒十劝篇”。最后附《活人书释音》、《伤寒药性》，以音释生字和简列药物性味。本书于各卷之首设该卷内容提要，卷一和卷二附有经络图和脉穴图。全书通过问答形式，阐明伤寒各证和诸种杂证的诊治方药。
朱氏研究《伤寒论》的特色是着重探讨六经的实质，认为六经是以经络为基础的，《伤寒论》所言之三阴三阳即是人体三阴三阳六条经络，开创了六经经络说之先河。同时对伤寒之脉象、表里分证、阴阳分证，以及治法，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后世影响较大。
1955-195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有排印本较为流行。
宋·许叔微著，成书于1132年。
本书以七言歌诀的形式阐述伤寒的证状，全书五卷，歌诀100首，每20首为一卷。卷一、卷二，为伤寒辨证总纲歌诀。卷三至卷五，为各种证候之歌括。本书主要是“取仲景方论编成歌诀一百证，以便后学之记习，其中间或有仲景无方者，辄取《千金》等方以编入”。在论述方面，也间取巢元方、朱肱等人的观点加以补充。如第三十证：食积、虚烦、寒痰、脚气“四证似伤寒”，即采录朱肱等人的论说补入。五十一证“发痰证”中，则补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有关温毒热疮发斑的内容。许氏重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把其内容编排在“表证歌“、“里证歌“、“阴证似阳歌“、“阳证似阴歌“等歌诀内，并根据其临床经验，对真假寒热、阴阳疑似证的）鉴别，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许氏重视八纲辨证，但不废六经之说，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本书对指导初学者的临证实践有重要作用。
本书有1956年商务印书馆《许叔微伤寒论著三种本》流行。
注解伤寒论
金·成无己著，成书于1144年。
本书以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为蓝本，对《伤寒论》原文进行逐条注释，故名《注解伤寒论》。全书共十卷，二十二篇。
本书是全面注解《伤寒论》的第一部著作。其突出贡献在于用《内经》《难经》之说解释《伤寒论》的内容，使《伤寒论》的理论第一次得到阐发与说明。成氏根据《伤寒论》原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之语，始终运用《内经》、《难经》的理论注解各条文方证，力图忠实于仲景之原意。成氏采用以经注论的究方法，不仅使《内经》、《难经》、《伤寒》一脉相承，融会贯通，同时尚阐发了仲景原文的微旨大意。成氏认为，《伤寒论》详于述症、设方和用药，而对于病因、病机及方理的论述略简，故在全面注解《伤寒论》时，将《伤寒论》的临床诊治内容与《内经》、《难经》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加充实了《伤寒论》的理论体系。他不仅以经注论，而且以经注方。如注解桂枝汤时云：“《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风邪”，注解四逆汤云：“《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又曰：寒淫所胜，平以辛热。甘草姜附相合，为甘辛大热之剂，乃可发散阴阳之气。”
《注解伤寒论》的问世，更加阐明了《伤寒论》的理论，从而颇被医家所重视，并对其研究而蔚然成风，为后世伤寒学派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人对成氏的成就评价颇高，清·汪琥曰：“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创始耳。”本书对学习和掌握《伤寒论》原意有很大帮助，现已成为学习《伤寒论》的选本。
本书以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最为常见。
元·王好古（号海藏）著，成书于1236年。
全书一卷，王氏有鉴于一般研究《伤寒论》多详于三阳证，略于三阴证，而阳证易辨易治，阴证难识难疗，故专以阴证设论。全书总计42条，一方面采前人之说，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见解一一加以评述，对阴证的阐发颇为全面，书末附有临证治验。
王氏受张元素脏腑虚损论、李杲脾胃气虚说影响，重视内因在阴证发病中的作用，认为阴证“在人本气虚实之所得”。对阴证的变化、假象，论述尤详。如“论元阳中脱有内外”篇：“或有人饮冷内伤，一身之阳，便从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是谓阴证，则易知之；若从外走，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医者不察，便与表药双解等，复使汗出，三焦之气绝，以此杀人者多矣。”制方五十首，大多侧重于温补脾肾，如返阴丹、回阳丹、火焰散、霹雳散、正阳散、附子散、肉桂散、白术散等八方，是王氏治阴证的代表方，方中多以大温大热的附子为主药。另外，王氏在服药方法与服药时间上，亦均有严格的要求。
书较系统地总结了元代以前有关阴证的论述，有论有辨，证方俱备，审证用药，结构严谨，是研究伤寒阴证的重要文献，亦是研究杂病阴证的重要参考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本书以1956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较为流行。
明·方有执（字中行）撰，成书于1592年。
方氏以为治伤寒要“心仲景之心，志仲景之志以之”，认为经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已非仲景原本，应还其本来面目而研究之。故潜心研究二十年，遂重予考订和编注。
全书八卷。方氏将原书太阳病中的“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三篇，列为第一、二、三卷。阳明与少阳二篇合为第四卷。太阴、少阴与厥阴三篇合为第五卷。有关温病杂病的条文，认为是“此皆旧本错杂乱出”，遂将其条文以及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诸篇，合成第六卷。将辨痉湿暍病证一篇与辨脉法、平脉法二篇，合为第七卷，将汗吐下可与不可诸篇，合为第八卷。书末所附“本草钞”，将《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以及九十一种药均备录而解释之。有“或问”四十六则，设问答以发挥书中未尽之意。有“痉书”则辨痉与惊风之疑似。
方氏重点着眼于“卫中风”、“营伤寒”、“营卫俱中伤风寒”的观点，以此作为调整《伤寒论》太阳篇的依据，将各有关条文以类相从。凡桂枝汤证及其变证一类的条文，列于“风伤卫”中；麻黄汤及其有伤寒二字列于条首的条文，列于“寒伤营”中；凡青龙汤证及“脉浮紧”、“伤寒脉浮”诸条文，则汇于“风寒两感营卫俱伤”中。后世伤寒名家喻昌在此基础上则明确提出了“仲景立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鼎足大纲三法，分治三证”的“三纲鼎立”说。方氏把风寒伤营卫提到整个太阳病的共同病理基础来认识，深刻揭示了太阳病的发病、传变与转归的规律，是对仲景学说的一个发挥。方氏对《伤寒论》的重订，绝非只是条文的编排或篇章的移动，而是反映了他对伤寒病的发病及传变规律实质的认识，这是方氏重订《伤寒论》的贡献所在。
本书问世后，引起后世医家极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从而促进了仲景学说的深入发展。
1957年人民卫生出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清·柯琴（字韻伯）编著，成书于1674年。
本书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书。《伤寒论注》四卷，成书于1669年。书中柯氏对《伤寒论》原文逐条论注，颇多发挥。特别是“以证为主”，而以相关各条归类阐析，条理井然，立言明彻。《伤寒论翼》二卷，成书于1674年，为《伤寒论注》的补充论述。主张《伤寒论》之六经辨证方法是为百病立法，而非单指伤寒。《伤寒附翼》二卷，成书于1674年，是论方专书，主要剖析《伤寒论》诸方，对每方均分别列述其组成意义和使用法则。
柯氏的可贵之处是富于创新精神；其主要贡献是对《伤寒论》一书提出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拘经，汇集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对《伤寒论》条文进行重新编次。柯氏反对三纲鼎立之说，力主因证立方之论，重视辨证施治，医不执方。同时认为仲景六经为百病立法，非单适用于外感热证，扩大了《伤寒论》的应用范围。从而为六经正义，提出了腰以上为三阳地面，腰以下为三阴地面，分属六经，创立经界学说，阐明仲景六经不能以经络来概括。认为《伤寒》六经是辨证的纲领，论治的准则，与《内经》六经为经界之经不同。并且对合病、并病的定义作了阐发。提出“并病与合病稍异者，合则一时并见，并则以次相乘”。
本书观点新颖，论说有据，又文畅词雅，是研究《伤寒论》的名著之一，颇受后世医家推崇。在柯氏分类编次的思想启发下，后世有按法类证编次的，有分经审证编次的，有按因类证编次的，更有按症类证、按理类证编次等，从而促进了对《伤寒论》的研究。
本书有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流行。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清·沈目南（字明宗）撰，成书于1693年。
全书共八卷。沈氏十分推崇方有执、喻嘉言二家研究《伤寒论》的观点及方法，本书的编次亦与喻嘉言《尚论篇》大同小异，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论述太阳病。
沈氏认为《伤寒论》中所谈的六气外感，主要是“风伤卫、寒伤营”，“而括燥湿于寒伤营，春夏温热该于风伤卫”。批评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编次不明，故在编注时，突出六经主病，颇多个人见解。书中以太阳阳明、正阳阳明、少阳阳明阐发阳明病；置合病、并病、坏病于三阳经之后，以明邪在三阳之出入进退。每篇之中，均取其脉证正治之法置于前，以误治、变证、救逆之法隶于后。本书与喻氏《尚论篇》相较，喻氏重视以法释治，沈氏则重视以经释证。本书虽无新的见解，然书中说理明白易懂，编排上有条不紊，各卷、篇之首的大意简明扼要，有利于初学者学习，是一部学习和研究《伤寒论》较好的参考书。另外，沈氏提出的《伤寒论》中所论外感，不仅指寒邪，而是包括六淫之邪的观点，在临床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书以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为常见。
清·尤在泾（名怡）著。成书于1729年。
全书八卷。卷一和卷二为太阳篇，卷三和卷四为阳明篇，卷五为少阳篇，卷六为太阴篇，卷七为少阴篇，卷八为厥阴篇。
本书的特色是将《伤寒论》条文归属于治法之下，强调治法在《伤寒论》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治法归纳为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七类，使《伤寒诒》的治疗法则更加明晰。尤氏所立以上诸法，是在辨明各经病变的本证、变证、坏症、兼证、病因异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临床颇有指导意义。尤氏论伤寒，反对风伤卫，寒伤营之说。他认为“寒之浅者，反伤于卫，风之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营之虚者，寒亦不固。但当分病证之有汗无汗，以严麻黄、桂枝之辨；不必执营卫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反对方有执、喻嘉言之论。另外，尤氏研究《伤寒论》，着眼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精神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故有其实用价值。
本书以197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铅印本流行。
伤寒论浅注
清·陈念祖撰，成书于1803年。
全书六卷。卷一，为凡例、读法、张仲景自序、辨太阳病脉证，计四十一节。卷二，辨太阳病脉证，计八十一节。卷三，辨太阳病脉证，计五十九节。卷四，辨阳明病脉证，计八十节。卷五，辨少阳病脉证十节、辨太阴病脉证八节、辨少阴病脉证四十五节。卷六，辨厥阴病脉证五十五节、辨霍乱病脉证十一节、辨阴阳易差后劳复七节、痉湿暍篇等。书中删去了《伤寒论》中的平脉辨脉篇、伤寒序例，诸可、诸不可等篇。
陈氏注解《伤寒论》属维护旧论观点，更接受六经气化理论，注文以张隐庵、张令诏为主，兼采各家之说，认为二张俱从原文注释，虽间有矫枉过正之处，而阐发五运六气、阴阳交合之理正与《伤寒论》“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之旨吻合。陈氏于《伤寒论》原文中加注诠解，以阐述《伤寒论》要旨，原文与注文可以连续，亦可以分读。另外，陈氏对“传位”、“直中”的认识亦颇有见地。陈氏谓：“直中二字，《伤寒论》虽无明文，而直中之病则有之。有初病即见三阴寒证者，宜大温之；有初病即是三阴热证者，宜大凉之，大下之。是寒热俱有直中，世谓直中皆为寒证者，非也。有谓递次传入三阴，尽无寒证者，亦非也。”
本书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1938年上海大文书局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清·陈修园（名念祖）著，约成书于1803年。
又名《伤寒真方歌括》。全书六卷，以《内经》理论为依据，以标本中气、经络学说为基础，采用综贯衍绎的方法，把《伤寒论》各篇条文，按不同的内容分成若干段落进行综合分析，既说明了条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又指出了辨证要点。书中立足于六经气化理论，创分经审证之法，充分体现出方证的联系及其传变、转归的机理，使学者能融会贯通而得其要旨。本书将《伤寒论》方剂与主治编成歌诀，后附方注及证候辨治，以串解形式阐明作者观点，故名《伤寒医诀串解》。书中文字通俗流畅，说理浅显明了，易于读者理解和记诵，在当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
吴考槃撰，刊书于1924年。
书凡十六卷。卷一至卷九辨太阳病脉证并治法；卷十至十二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法；卷十三辨少阳病脉证并治法；卷十四辨太阴病脉证并治法；卷十五上下两卷辨少阴病脉证并治法；卷十六上下两卷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法。重编了原《伤寒论》的三百九十七法，考订了一百一十三方，删去了前面的脉法、序例，痉湿暍和后面的霍乱、劳复、可汗等。每条经文之后，注以名家之议论精要者。书中发挥经义、羽翼圣心，是一部集伤寒论注家之大成，故秦伯未氏对本书的评论是：“吴君此书，兼收并蓄，不主一家言。比之叙争讼之人于一室，置读者于裁判地位，细聆双方执词，定其曲直，曲者闢之，直者彰之，破千古之歧说而归于一，倘亦整理中医书籍之嚆矢也。”
192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有石印本出版流行。
伤寒杂病论集注
黄竹斋著，成书于1926年。
全书18卷。作者上考《灵》、《素》、《本草》、《难经》、《甲乙》，穷究其本源，下据《玉函》、《脉经》、《巢氏病源》、《千金》、《外台》，校正其乖讹，参阅古今上百种方书，从前人的注释中选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注文，加以归纳后，成为一部注解的汇集，其中亦不乏作者自己的见解。本书的特点，一是将各种注解集在一起，可以开阔读者的思路，易于领会原文本义，避免偏从一家之说。其次书中的注文分有“正注”和“旁证”两类，层次清楚，重点突出，使读者易于掌握要点。本书是一部学习《伤寒论》较有价值的参考书。
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二）金匮
汉·张机撰，约成书于公元2世纪。
本书简称《金匮要略》，据考是汉·张机《伤寒杂病论》中的一部分。《伤寒杂病论》是由“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内容组成，原书早已亡佚，晋代王叔和搜集整理了“伤寒”部分的内容，编次了《伤寒论》，而“杂病”的内容直到宋代林亿时才得以校订，将断简残卷经过整理后，厘为三卷，定名为《金匮要略方论》。
本书是中医最早论述杂病的专著，内容广泛而系统。全书设二十五篇，载病六十余种，列方二百六十余首。
本书的特点首先辨病，然后辨证。书中所论疾病有痉病、湿病、暍病、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疟病、中风、历节、血痹虚劳、肺痿、肺痈、咳嗽、上气、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腹满、寒疝、宿食、五脏风寒、积聚、痰饮、消渴、小便不利、淋病、水气、黄疸、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呕吐、哕、下利、疮痈、肠痈、浸淫疮、趺厥、手指臂肿、转筋、阴狐疝、蛔虫，以及妇人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小便难、产后痉病、产后郁冒、产后大便难、产后腹痛、产后中风，产后下利、带下，转胞、经痛、阴吹、阴寒、阴中生疮、咽中如有炙脔、脏躁、吐涎、痞病等。每一病既论病因、病症，又论病机和诊断，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理论依据，认为疾病的产生都是脏腑病理变化的反应，在此基础上详加辨证、如水气病，有心水、肾水、肝水、脾水、肺水之分。同时尚对疾病的病位和类型亦有所判断。
在治疗上，根据辨病与辨证相参确立治疗原则。本书的治疗特点是一方治多病，或一病用多方。如葶苈大枣泻肺汤，既用于痰饮病，又用于肺痈病，充分体现了“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治疗原则。书中的方药，大多实用有效，后世不断采用，如以蜀漆散治疟疾，以大黄牡丹皮汤治肠痈，以泽泻汤治水气病，以白头翁汤治痢疾，以茵陈蒿汤治黄疸等等，临床至今仍在应用，而且疗效甚佳。
本书不仅在辨病和治疗上，对临床有指导性作用，而且提出了早期治疗、治未病脏腑以防止病势发展的重要原则，从而发展了《内经》“治未病”的思想，这对于临床的诊治更有较高的价值。
本书是后世杂病和妇产科学的基础，它使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更为深入，影响较大，成为学习中医的必修书目，也为中医的经典著作之一。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流行。
元·朱震亨撰，明·戴元礼校补，成书于1358年。
本书为综合性医书，论述临床各科病证。全书三卷。卷一、卷二以内科杂病为主，兼述喉科及外科的一些病证，如中风、六郁、内伤、伤寒、温病、咳嗽、痢、泄泻、伤食、五疸等症。卷三为妇科及小儿科，包括妇科经、带、胎、产病及儿科吐泻、黄疸、急慢惊风、疳病等症。
书中分证论治，所列各证，有论、有方；每病之下，先述病因、病机，次言脉证、治则，后立方药，即理法方药俱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震亨以补阴为宗，实直开补真水之先，其以郁治病，亦妙阐《内经》之旨”。朱氏书中所论及他拟订的大补阴丸、越鞠丸等，均充分反映了朱氏的学术思想特色。同时，本书曾被其门人戴元礼所补订，其补订的内容，亦颇精当可取，对朱氏学术思想多有发明。书末尚附有“火岂君相五志俱有论”、“气属阳动作大论”、“血属阴难成易亏论”、“滞下辨论”、“三消之疾燥热胜阴论”、“泄泻从湿治有多法论”六篇医论，为戴氏所撰，亦很有见地。
本书曾因避清代康熙名讳，将“钩玄”改为“钩元”。《薛；氏医案丛书》收入本书时，将书名改为《平治荟萃》。
198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金匮要略编注
清·沈目南撰，成书于1692年。
初名《张仲景金匮要略》，1693年重刊时改题本名。全书二十四卷。卷一，首列叙例、时令病、问阴阳病十八、望色、闻声、问治未病、五脏病喜恶、五脏攻法、误治救逆、切脉、厥论、喘论等篇。卷二至卷二十四，每卷列病证一篇。
沈氏以为世传的《金匮要略》刊本“编次失序”，与张仲景原意不合，认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谓“叔和更作序例，濒举汗吐下诸条为蛇足，予以一概删去”，“惟以仲景原论合梓是书，乃补《灵》、《素》不足。故余每于注证之后，引经文混合一论，以证轩岐仲景本一源而出，俾后之学者，一览晓畅”。沈氏将《金匮要略》重予编排，以序例冠于首，将以下的方论部分略予贯串整理，使之趋于条理。这是沈氏研究《金匮》的突出贡献所在。沈氏所加注文，多为其本人研究《金匮》的心得之言，发明颇多。如对“小建中汤”的注文，沈氏在论述其病因病机、组方意义后阐发道：“盖营卫阴阳两建之方，欲补其血，则加当归芍药之类；欲补其气，则加参芪甘术之类；欲补其阴，则加地黄知柏之类；欲补其阳，则加桂附之类，以此类推，变化无穷矣。”
本书以《中国医学大成》本较为流行，曹炳章在收入本书时改名为《沈注金匮要略》。
清·尤在泾纂注，成书于1726年。
本书简称《金匮心典》。全书三卷，共二十二篇。卷上，载“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至“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七篇。卷中，载“奔豚气病脉证治”至“水气病脉证并治”七篇。卷下，载“黄疸病脉证并治”至“妇人杂病脉证并洽”八篇。删去原《金匮要略》中最后三篇（论述有关食疗和食物禁忌）以及后人增添的一些内容。书中编集了一部分前人对《金匮要略》的注释，结合个人心得，予以阐发，同时又校正了原书传写之误，比氏自序谓“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故名。
本书是尤氏集十余年研究《金匮》的心得之作，全书解释清楚，条理通达，力求得其典要，抉其精义，切合临床。注释时先分析其症状，次则论述治法，再次议用方，言简意明。清·徐大椿评论本书谓：“其间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本书是注释《金匮要略》中较有影响的著述，学习和研究《金匮》的辅助读本之一。
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排印本出版流行。
清·尤在泾撰，成书于1768年。
本书为内科杂病专著。尤氏曾注释《金匮要略》，名《金匮心典》，为补充该书之不足，又撰是书以为辅翼。全书八卷。卷一为中风、诸湿。卷二为痰饮、诸血、大便下血。卷三为膈噎反胃、虚劳、发热、疟疾。卷四为尸疰、癫狂惊痫、黄疸、消渴、水病、胀满、积聚。卷五为头痛、眩晕、耳鼻舌口齿咽喉诸病。卷六为心痛、胃脘痛、腹痛、腰痛、胁痛、四肢肿、脚气之源、痹症。卷七为咳嗽、喘、呕吐、泄泻、痢疾诸症。卷八为梦遗精滑、便秘、闭隆遗溺、疝证。最后附有“诊候生死要法”一篇。
是书为尤氏参考历代方书，参以个人心得经验编撰而成。每门首列统论，其次分述各种病证和治法，后附尤氏按语。对内科疾病分类较细，论述简要清楚，选方精当实用。所提出的治法，如治“卒中”的“开关、固脱、泄大邪、转大气、逐痰涎、除热风、通窍隧、灸腧穴”八法，治痰的“攻逐、消导、和、补、温、清、润”七法，均为尤氏的临证经验。对临床医师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957年上海卫生岀版社有铅印本岀版流行。
清·陈念祖撰，成书于1803年。
全书十卷，书中删去了《金匮要略方论》中的后三篇，同时于第22篇（妇人杂病脉症）中增补了妇人阴挺论等内容。
本书选集了前人有关《金匮》注文，参以己见，以浅显的文字阐述《金匮》要旨，是学习《金匮》的辅助读本。其注释体例，以小字附在《金匮》原文中，使之原文、注文并读，更易理解。
书中所选的前贤著述，陈氏认为均系能阐释本文奥旨，且立论平正者，对理解原文大有裨益。本书正文之前所列的“金匮要略浅注读法”七则，对《金匮》一书中脉因证治、分篇原则、标本之说等内容以及学习方法均作了精辟论述，是陈氏研究《金匮》的精华所在。
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流行。
曹颖甫（字鹏南）编注，成书于1936年。
全书不分卷，自“脏腑经络先后病起，至“妇人杂病”止共载二十二篇。
曹氏注解《金匮要略》，能结合个人临床心得，力求提要钩玄，分析精义，并部分地校订了原文，纠正了前人一些错误或不当的注解。本书的特点是以临床治验验证《金匮》理论。如曹氏认为：一物瓜蒂汤治太阳中暍，仅使微汗而已，并无催吐之功。甘草粉蜜汤中的“粉”是铅粉，不落赵以德注为胡粉的窠臼。蒲黄散之“蒲”为大叶菖蒲，一改尤在泾香蒲之旧说，蜘蛛散之蜘蛛并无毒，治狐疝如神。曹氏善用经方，名闻于当时，被誉为曹派，影响较大。
1956年上海千顷堂书局将本书与《伤寒发微》合刊出版，为铅印本；1956-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重印。
金匮要略简释
秦伯未编著，刊于1957年。
作者根据《金匮》原书所列的病类，分为痉病、湿病、暍病、疟疾、历节病、虚劳病、妇科病等38种。除按照原文分门别类列举证治，并加以扼要的解释外，还依据个人的治验，列出对各病的治疗方法及所用方药。阅读本书，不但可系统扼要的了解《金匮》原意，而且还可以了解近代中医对上述各病的治疗。作者认为，学习《金匮》应深入理解其原文旨意，正确对待经方派与时方派，这样有利于临床的诊治。此外，作者还将原书方剂归纳在一起，每方附上主治，便于阅读。本书是初学《金匱》者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
195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排印本流行。
金匮要略语译
中医研究院中医教材编委会编，成书于1959年。
本书是《金匮要略》的语译本，设有原文、注释、语译、按语几部分，其原文部分以明代赵开美刻本为主，并参考其它版本和注本作了校正。原文之后，即有注解和语译，各篇中均有按语，提示本篇脉因证治的重点，对同一类病证则予以鉴别比较，方后附有方解。本书校勘精当，立论平允，语言通俗，说理晓畅，是学习《金匮》较好的参考书。
本书于1959年初版，于1974年重版；重版时在原书基础上作了较大程度的修订，补充了大量研究《金匮》的新成果，使之更为充实。
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1974年又再版修订。
（三）温病
伤暑全书
明·张凤逵（字鹤腾）撰，成书于1623年。
本书共上、下两卷。上卷载“春夏秋冬温暑凉寒四证病原”、“天时”、“地气”、“辨寒暑证各异”、“暑证”、“暑厥”、“暑风”、“暑疡”等十余篇医论，阐明暑证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下卷，论治暑主方，并附“服药总结”、“古今名医品汇”、“名医类案”等内容。在编写体例上，先采各名家论暑原文，后附作者品评。本书对暑症的辨治较为全面，故名《伤暑全书》。
作者在自序中云：“伤暑一症，医书止列小款中，世皆忽之，一遇是证，率目为伤寒，以发散等剂投之，间加衣被取汗。甚之用灸，以致伤生者累累不悟，可不悲欤？”于是，张氏遂潜心于此道的研究。在全面、深入地钻研了先贤对暑症的各种论述后，认为暑症为夏日“暑火所感而成，与冬之寒气，毫不相涉”，应属新感范畴。在论述暑症时，除常见的暑厥、暑风等以外，还记载了“常有此证，从无此名”的暑疡、暑瘵等病，并详细描述了其发病特征。本书收暑病之广，述病症之详，为他书所不逮。
书中广载诸名家的治暑名方，如介和汤、香薷饮、益元散、藿香正气散、清暑益气汤、生脉散之类，并概收诸名家的论暑高见，不愧“全书”之称。周禹载谓：“张凤逵《伤暑全书》，申明理蕴，精确不磨，虽有小疵，不掩大德。”
此书后经叶霖增订，名曰《增订伤暑全书》。
本书收入1937年大东书局铅印《珍本医书集成》丛书中。
明·吴有性（字又可）著，成书于1642年。
本书专论温疫，为温病学重要著作。全书二卷，补遗一卷。卷一载论文五十篇，卷二载论文三十三篇。全书似随笔札录，不甚诠次。内容包括温疫的病因、初起症状、传变诸证、兼证、治法，以及妇女、小儿时疫特点，调理法等。
吴氏在书中明确指出温疫与伤寒有霄壤之别，列举温疫与伤寒相反的十一种情况（包括脉、舌等的不同），认为温疫是由感染异气所致，“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氏把异气又称为杂气、戾气、疠气或疫气）。不同的疠气，有不同的致病力，侵犯不同的脏腑经络，引起不同的温疫病。“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耳”，“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为某病”，“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认为痘疹与疔疮等外科化脓感染也是由戾气所引起。“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也”。
书中阐明“异气”为病，病邪不由皮毛而由口鼻而入，不依六经传变而是伏于膜原表里分传。疫疠犯体，“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挟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诊断上重视舌苔的变化，以测病邪的轻重及发展趋势。“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感之重者，舌上苔如积粉，满布无隙”。“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邪渐入胃”。
治疗上提出温疫先里后表，里通表和的治疗总原则，以驱邪为第一要义，早下急下，表不解有里热即可下，“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则投是药”。吴氏自制的方剂如疏通膜原的达原饮、表里分消的三消饮、升散温毒的举斑汤，疗效确凿，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吴氏用药上，除擅用大黄攻下驱邪外，亦善以梨汁、蒜汁、甘蔗浆、西瓜汁之类养阴生津，成为后来吴瑭创制雪梨浆方、五汁饮方的范式。
吴氏的《温疫论》在温病学史上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对后世的温病学家，诸如余师愚、戴北山、叶天士等，产生了重大影响。吴氏的“疠气”学，比细菌和其它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早二百年，他的科学创见，难能可贵。将外科感染的病因，摆脱了千百年的“火”邪致病说而归之于“戾气”，更为卓越的责献。
本书清代编《四库全书》时，将下卷安神养血汤、太极丸等条，以及成书后陆续补入的正名、伤寒例正误、诸家瘟疫正误等篇，并为一卷，以作补遗。
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流行。
清•郭志邃（字右陶）著，成书于1675年。
本书为治痧专书，全书三卷。上卷，载“痧症发蒙论”和“玉衡要语”，以明痧症的病因、病机、诊法和治法。中卷，述各种痧证的症状，并附以治疗验案。下卷，为治痧方药。卷后，为“痧胀看法”及“痧胀兼证及变证”，并附医案，以补前三卷之未备。痧证为病，常作肿作胀，故称“痧胀”，“玉衡”，表明作者编书时旨在使医者治痧胀有法可依，权衡度测，不越规矩。
痧证的记载始见于明末，无专书，郭氏在前人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参以个人心得，提纲挈领，推究始终，著成本书。书中阐明痧证的病因为天地间的“戾气”，为热毒之邪，痧证有传染性。指出痧证发病途径是自口鼻而入，病变部位或在肌肤，或在血肉，或在肠胃经络及脾肝肾三阴，提出根据病情轻重不同，施行刮痧、放血疗法和内外兼治等治疗方法，书中详述各种痧证以及兼证、变证，载方56首，药70余种。由于本书取材丰富，论述详明，后世治痧诸书，多祖述本书，《松峰说疫》中所记载的刮痧放痧等疗法，亦渊于此。
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瘟疫明辨
清•戴天章（字麟郊）著，约成书于1722年。
本书又名《广瘟疫论》、《医学瘟疫指南》。全书四卷。卷一，论瘟疫早期证候特点、瘟疫性质、感人途径、瘟疫兼挟证。卷二，辨析瘟疫传表之证。卷三，辨析瘟疫传里之证。卷四，论瘟疫的治疗、虚实疑似辨、瘟疫后遗诸证诊治、妇人儿童瘟疫诊要。卷末，附本书所用之方。
戴氏宗吴又可之说，然又有所发挥。书中从气、色、舌、神、脉五个方面提出瘟疫早期诊断要点，详述瘟疫的常见症、疑似症、危重症、后遗症，总结出治瘟疫汗、下、清、和、补五法，并载方八十余首，较吴又可论治瘟疫更为详备。戴氏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发现，治瘟疫不可拘泥于伤寒“下不厌迟”之说，创造性地提出瘟疫“下不厌早”，对后世影响颇大。然戴氏把温疫病因归之于“湿温二气合成”所致，反而不能自圆其说。
本书经陆九芝删补后题名为《广温热论》；何廉臣在陆氏的基础上，博引前人名著，综合印证，重为订正，著成《重订广温热论》。此书重新感伏气之说，治疗宗丹溪养阴法，戒燥热，颇受后人推崇。
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有铅印本出版，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重印本较为常见。
温热论
清•叶天士（名桂）述，相传系其弟子顾景文录其口授而成，约成书于1746年。
本书一卷，书中提出了温病的传变规律，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辨治纲领，阐明了辨舌、验齿、察斑疹白㾦对判断病邪深浅、预后凶吉的意义，同时还论述了妇女胎前产后、经水适来之际所患温病的证候和治疗。本书是继吴又可《温疫论》后又一重要温病专著，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叶氏在学术上勇于创新，自成一家，首先提出温病的传变规律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指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如犀角、玄参、羚羊角等物，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制定了汗、清、透、凉四法。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兼证的治疗大法，“在表初用辛凉轻剂，挟风则加入薄荷、牛蒡之属；挟湿加芦根、滑石之流，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叶氏之前，只有“一切温病须刻刻顾及津液”之说，叶氏则明确指出：“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以察舌验齿作为辨识胃津、肾液存亡的主要根据，吴鞠通受其启发，养胃津用沙参麦冬汤，增肾液用加减复脉汤。湿家忌下，张仲景早已列为治禁，叶氏则得出湿家可下、下之宜轻宜频、粪燥下止的结论，后人试之颇多效验。湿性粘滞，最易阻遏阳气，治温病医家常感通阳最难，叶氏别开蹊径，提出“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独特见解，使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被清代医家周学海称之为“治温病中半截要著”。叶氏十分重视观察舌、齿、斑疹、白㾦在诊治温病中的重要作用。“黑斑而光亮者，热胜毒盛，虽属不治，若其人气血充者，或依法治之，当可救。”“若黑而隐隐，四旁赤色，火郁内伏，大用清凉透发，间有转红成可救者”。白㾦以晶莹饱满者预后良好，白如枯骨，空光无浆者，气液竭，预后差。叶氏的这些论述，大大丰富了温病诊断学的内容。在遣方用药上，叶氏善于巧制新方，以用药清灵、疗效卓著见称于世。
叶氏的温病理论，受刘河间、吴又可等人的影响较深，“温邪上受”之说，即是受吴氏邪从口鼻而入的启发。叶氏学说影响深远，继承招述者代不乏人，如章虚谷、吴鞠通、王孟英、周学海等，近代则有王香岩、裘吉生、何廉臣等，后人称之为“叶派”。
本书最早见于华岫云编之《临证指南医案》（1766年），名《温热论》，世称华本；次见于唐大烈《吴医汇讲》（1792〜1801年），作了一些修饰移辍，名《温证论治》，世称唐本。王孟英辑入《温热经纬》，更名为《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以华本流传为广。
清•薛雪著，撰年不详。
本书专论湿热时病。不分卷，设四十六条，分论湿热诸证之治，每条之下均附有薛氏自己的注解。本书详论湿热病之性质、特点、感人途径、湿热主证、兼证的治则方药，并于最后详析湿热所致的痉、厥、疟、痢诸证的辨治。
薛氏十分重视湿热病发病的内因，他说：“太阴内伤，湿邪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此皆先有内伤，再感客邪，非由腑由脏之谓。”太阴内伤主要是指足太阴脾及与其相表里的腑胃，“湿热病属阳明太阳者居多”，认为脾胃是湿热病病变的中心。在辨证上，薛氏首明湿热病的主证，“湿热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苔白，口渴不引饮”，再辨其兼证，“病在二经之表者，多兼少阳三焦，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兼少阳者多见耳聋、干呕；兼厥阴者多见痉厥。对湿热证的治疗，薛氏提出宣透、芳化、淡渗、清热四法，并以治湿健脾为中心。同为化湿之法，随病位不同而异。邪在气分，用芳香透化的霍香、佩兰、荷叶；邪在膜原，用宣透膜原的厚朴、草果、槟榔；邪入营血，参以银花、连翘、菖蒲透热转气；浊邪蒙窍，配以菖蒲、郁金、皂角。在祛湿的同时，念念不忘健脾以治本，不论病在上焦，或中焦，或下焦，均加用苍、朴、夏、苓之类健脾之品。本书在论述湿热病的辨治时，将八纲、脏腑经络、六经、三焦、卫气营血多种辨证方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互相阐发，择善而从。对湿热病的论治，条分缕析；极尽变化，论其常，治其变，有评之谓“其见之也确，其言之也详；其治之也各得其宜，可为后世法。”
本书原本无从获见，首刊于舒松摩《医师秘籍》中，凡三十五条。后王孟英《温热经纬》中所载称其为湿热病篇，增为四十六条，其中增加了痢疾、湿温、暑月病证等内容。《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章虚谷《医门棒喝》、吴子音《湿热赘言》等书中均有收载，惟内容稍有出入。
清•余霖（字师愚）著，约成书于1794年。
本书专论发斑疹性瘟疫，共上、下两卷。上卷，论疫疹病源、诊治要点、常见症状辨析。下卷，述疫疹差后诸证的治疗、斑疹形色的辨别，疫疹诸方析义。后附余氏亲治的十一例疫疹重症验案。余氏自谦“千虑之一得”，故名。
余氏宗吴又可“疠气”之说，然又有所不同。余氏认为“疠气”乃为五运六气太过不及所形成的“不正之气”，终属外在火热之邪。明确指出温疫与伤寒的区别。余氏认为太阳阳明头痛不至如破，而疫则头痛如劈，沉不能举。伤寒无汗，而疫证仅下半身无汗，上半身往往多汗，尤以头汗为甚。少阳之呕，胁必痛，疫证之呕，绝无胁痛。太阴自利，多见腹满，疫症自利腹不满。
余氏认为“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故立清热凉血、泻火解毒为治疫疹的大法，创制了著名的清瘟败毒饮方，方中重用石膏，并根据病情轻重，分大中小剂之不同。“六脉沉细而数，即用大剂；沉而数者用中剂；浮大而数者用小剂”，附设了五十二种加减法。书中对疫疹重症论述颇详，设专篇论述观察斑疹的形色以测预后，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王孟英誉其“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询补昔贤之未逮，堪为仲景之功臣。”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清道光延庆堂本影印出版，为常见本。
清•吴瑭（字鞠通）著，成书于1798年。
温病学名著之一。全书共六卷，卷首引证《内经》经文，以溯温病学说之源。卷一至卷三分条论析温病三焦辨证和治法，并加吴氏自注。计：上焦篇法五十八条，方46首；中焦篇法一百另二条，方88首，外附3方，下焦篇法七十八条，方64首。卷四杂说，设短论18篇，讨论温病有关理论，卷五为解产难；卷六为解儿难，结合温病理论研讨产后调治、产后惊风及小儿急慢惊风、痘疹等。本书编写体例仿《伤寒论》，于每种病之下，细设条文，辨证论治；条文之中，首立病所、病因，次述脉证，继明治法，再列方药，且自注此病病机、鉴别诊断及方药之理。
吴氏在书中首创温病三焦辨证说，并提出具体治法。吴氏认为，温病顺传规律是“上焦病不治，则传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提出三焦温病的治则是，“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在这个治疗原则思想指导下，吴氏创制了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定风珠、加减复脉汤等著名方剂，疗效甚佳，至今仍为广大临床医师所喜用。
在临证实践中，吴氏总结出辛凉保津、急下存阴、甘寒生津、咸寒滋阴诸法，丰富了清热养阴法在治疗温病中的应用，有别于伤寒之扶阳保阳。吴氏集伏气、新感、戾气学说于一书，重视气候、环境、体质诸方面对疾病的影响，立论明确，治法简洁，曹炳章称其为“极便初学诵读，是使治温病者，不致盲人瞎马，误入歧途”。
吴氏的三焦辨治说，完善了温病学说理论体系，汇八纲、卫气营血、三焦、脏腑经络辨证于一书，又未舍去六经辨证，为融通中医诸辨证理论提供了门径。吴氏的温病理论受吴又可、叶天士影响极大，书中有不少理论及治疗，系直接采自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可以说是对叶氏温病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实践者。本书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颇大，曾由此而引起学术界“伤寒温病”之争。
本书以清嘉庆十七年壬申（1812年）淮阴汪廷珍刻本为最早，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出版，1956-1957年有影印本发行。
温热病指南集
清•陈平伯撰，成书于1809年。
全书一卷。首列温热病大意一篇，次为风温证条例十二条，论述风温诸证证治，介绍其立法及具体方药，逐条予以辨证分析。后列湿温证条例三十一条，内容与《湿热条辨》大致相同。书末附培荪案温热赘言三十一条，察舌一条，辨脉四条。
本书仿《伤寒论》体例，有纲有目，分析脉证，辨其表里虚实、用药机制，在风温、湿温两证的病因、病机探讨方面有独到处。如陈氏认为风温病病理变化的关键是风温邪客肺胃。“风温证，身热，咳嗽，自汗，口渴，烦闷，脉数，舌苔微黄者，热在肺胃也”。治疗原则“当用川贝、牛蒡、桑皮、连翘、橘皮、竹叶之属，凉泄里热”。对风温病的兼证亦辨析详明，“风温证，热久不愈，咳嗽唇肿，口渴胸闷，不知饥，身发白疹如寒粟状，自汗，脉数者，此风邪挟太阴脾湿，发为风疹。”书中所论简明扼要，切合临床实用，是温病学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吴子音《温热赘言》、王孟英《温热经纬》对本书均有收载。
霍乱论
清•王孟英（名士雄）著，约成书于1838年。
本书为治霍乱专著，共两卷。上卷为病情、治法两篇，以研究霍乱为重点，选录了《内经》、《伤寒论》、《医彻》、《玉衡》等十余种医著资料，详论其病因、病机、辨证、治法和方药等。下卷为医案篇，引述了历代名医论述及王氏医案；药方篇，介绍了霍乱常用药的药性及方剂。
王氏首先提出霍乱有寒热之分，“热霍乱流行似疫，世之所同也；寒霍乱偶有所伤，入之所独也。”打破了《病源》、《三因》纯为风冷之说的框框，发展了霍乱证治理论。指出饮水“臭毒”是霍乱发病的重要因素。提出多种治疗方法，其中不乏简单易行而行之有效者。如“生大蒜杵烂，贴两足心；吴茱萸一两研末，盐卤和，涂两足心；辣蓼草八两杵烂，木瓜四两，老酒二斤加水煎，乘热揩熨患处及手足偏身”。提出的预防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当此流离播越之时，人居最宜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食开水，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精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解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天时潮蒸，室中宜焚大黄、茵陈之类，亦可以解秽气，或以艾搓为绳，点之亦佳”。“无论老少强弱之人，虚实寒热之体，常以枇杷叶汤代茗，可杜一切外感时邪”。所选26味治霍乱主药亦有特色，如“原蚕沙，诸霍乱之主药也”，“黄芩，温病转霍乱之主药”，“石膏，暑热霍乱之主药”，“滑石，湿热霍乱之主药”，“薏苡仁，霍乱转筋，溺秘者之主药”等，使初学者用之有据也。
清道光年间，王氏曾在天台著《霍乱论》；咸丰间至上海，适遇霍乱大流行，王氏将旧书重加订正，并补充很多内容，名之曰《重订霍乱诒》，公之于世，救人无数。1958年上海科学枝术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温热经纬
清•王孟英编著，成书于1852年。
本书是温热病的专著。书凡五卷。卷一为“内经伏气温热篇”，选辑《内经》中有关温病的原文。卷二为“仲景伏气温病篇”、“冲景伏气热病篇”、“仲景外感热病篇”、“仲景湿温篇”、“仲景疫病篇”，择《伤寒论》（包括王叔和所撰的“平脉法”、“辨脉法”和“伤寒例”等篇内容）和《金匮要略》中有关温病的条文而录之。卷三为“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卷四为“陈平伯外感温病篇”、“薛生白湿热病篇”和“余师愚疫病篇”。卷五为“方论”，详述本书所载诸方的药性和方义，共载方113首。本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其间王氏加以注释，故名《温热经纬》。
书中所选典籍原文，分条辑录，逐条注释析义，王氏自谓“其中注释，择昔贤善者而从之，间附管窥，为加雄按二字以别之。”王氏对温病的研究，既博采诸家，又能钻研深理，自出新意。如他认为“阳邪为热、阴邪为暑”的说法不妥，暑即是热，不可妄立阳暑、阴暑之名，且认为云暑多兼湿则可，“暑必兼湿”不可。综观全书，王氏之论多属允当，为后人荟萃诸家之说的范本。
本书以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刻本为最早，现在流行的有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66年铅印本，1987年浙江科技出版社《近代中医珍本集》亦选有本书。
清•雷丰（字少逸）著，成书于1882年。
本书专论时病，共八卷，根据《内经》论四时病大意，先分述各种时病的病因、病理、症状以及立法依据，次列作者自拟的“诸法”和常用成方，最后附以个人治案。书中的医案病轻病重并收，选一方而方中之利害必参，立一法而法中之用意必释，“切于实用而多效”。书末有13篇附论，亦反映了雷氏的学术观点。
雷氏幼承父学，以治时病见长，尤特重时令。同是散寒因时而异，伤寒用麻黄汤；春温、风寒则用辛温解表法，方中以葱豉代麻黄；治阴暑，用辛温解表法去防风加藿香、香薷。同是秋季，秋分之前四十五日，宗《内经》“秋伤于湿”之旨，化湿为主；秋分至立冬，遵嘉言“秋伤于燥”之说，治燥为主。遇到疑难症，亦常以时令辨之。湿温与诸温挟湿临床很难区别，雷氏认为湿温发病以夏末秋初之界为妥；而温病复感湿，当云温病挟湿，病时在暑；素伤湿又加中暑者，当云中暑挟湿，病时在夏。而温病挟湿治宜清凉透邪，中暑挟湿宜清凉涤暑，湿温宜清宣温化。雷氏还告诫人们，非其时而有其气，治当随之而变。春应温反寒成寒疫之证，用辛温解表法；春应温而过热成风热之证，宜辛凉解表法；冬应寒而反温成冬温之证，当先辛温解表法散其表寒，再以凉解里热法清其内热。本书简明实用，流传甚广。
1883年有许莲书屋刻本。1964年、1972~198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温热逢原
清•柳宝诒撰，约成书于1900年。
全书三卷。上卷引录《内经》中伏气温病，以及《伤寒论》中暴感暴热、兼感湿温等原文，并博引各家学说后阐发己见，广为注解。中卷辨正《温热暑疫全书》、《伏邪篇》、《初寒绪论》中有关温热病的条文，对吴又可、周禹载等人的学术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下卷就某些有关温热病的病因、症状、疗法等内容加以论证，重点讨论伏气温病。柳氏在书中对温热诸候，变证挟证，辨释特详，且颇多个人见解，不失为一部温病学重要参考书。
本书收入《三三医书》、《中国医学大成》丛书中。
张氏温暑医旨
清•张畹香著，撰年不详。
本书一卷，不分门类，为张氏临证经验随笔所录。主要论述常见外感性热病的证治，内容包括温邪瘄疹风温、热入血室、痢疟暑湿、伏暑等类。张氏为古越治伤寒温暑之先辈，临证经验丰富，书中除详辨舌苔，细述治法外，对论述各地风土习惯、用药特色诸方面，颇有独到处。本书不尙虚论，唯务实用，书中附有医案，对纠正时弊、启导后学，大有裨益。曹炳章《中国医学大成总目提要》称本书“实为嘉惠后学之作”。
本书收于《中国医学大成》丛书中。
秋瘟证治要略
曹炳章（字赤电）著，约成书于1918年。
全书分秋瘟之定名、病原、病理、诊断、证治及秋瘟现症之鉴别、秋瘟之预防七章，主要阐述了秋季温热病的发生原因、病变机制、证治方药，以及症状鉴别诊断。书中强调年岁时气与体质因素与发病的关系，提出秋季温病有偏燥偏湿之不同，患者体质有阳虚阴虚之差异。曹氏谓：“瘟疫病之与体质，有肥瘦之关系、强弱之关系。肥瘦关系者，在平时阳虚多湿疾，阴虚则多内火”。在诊断上，曹氏除重视脉、舌外，还注意观察患者的便溺、遗精、带下。“亦有热不自持遗溺者，其人必昏沉呓语，遗不自知；亦有因热毒下陷逼肾，引动相火，男子遗精，自己不知，妇女带下，绵绵不断者，清解疫毒之中，必须兼加连柏，以坚阴清相火”。本书内容论述简炼实用，在当时流传广泛。徐有成在序言中说：“凡得是书者，会而通之，推而广之，亦可兼治春之风温及春温，夏之暑风及暑温，秋之秋燥及伏暑”。
1987年浙江科技出版社收入《近代中医珍本集》丛书中。
温病论衡
谢诵穆（字仲墨）撰，刊于1936年。
本书共六章。第一章“温病学说思想之变迁”，叙述了从《内经》《难经》到戴北山、陆九芝为止的二十八家温病学说之本义，然后在结论中发表自己的见解。第二章“温病病名名实之歧异。”讨论了湿温、风温、温毒、温疟、冬温五个古今名实淆乱的温病。第三章“伏气与外感”，为研究温病病因之专篇，其中对伏气学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第四章，“伤寒温病与时行”，列述了前代医家的各种论说，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五章“清代温病书中所包含之疾病”，剖析叶派之学说，认为其中至少包括了肺炎、肠伤寒、猩红热、脑膜炎、丹毒、霍乱、痢疾、疟疾、中暑、耳下腺炎、黄疸、胸膜炎等几种病在内。第六章“叶派温病治术之批评”，指出了叶派治术中的不足之处，并加以批评。本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书后附《湿温论治》，分引言、证状、诊断、治疗、方选、药选和医案等七类，指出湿温实隶属于伤寒，而为伤寒分证之一。
1936年知行医学社出版。
温热论新编
金寿山编著，刊于1960年。
全书十二章，依次为温病大纲、逆传入营、流连气分、邪留三焦、里结阳明、卫气营血看法、论湿邪、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㾦、论妇人温病，书末附方剂索引。
《温热论》为温病学派的代表作，作者认为系统性不强，故重新整理、编次章节，使其条理分明，层次井然。在编写体例上，首列原文，其次为各家注释，选有代表性者辑入，再次为按语，把原文与各家学说，进行分析归纳，联系临床实际，使之古为今用。每章之后，另撰“衍义”，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适当地将原文用现代文辞畅衍其义，以便学者理解。
又由于原著中对于具体方药介绍不多，故金氏参合个人经验心得，融会叶氏原意，引伸补充，增附方剂。本书章节分明，文字浅显易懂，书中所论，颇多己见，从而阐发了叶氏之精义，可供学习温病者参考。
196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四）专病专论
金•刘河间（名守真）撰。约成书于1186年。
本书不分卷，主要内容阐述三消病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方药。
刘河间是金元四大医家之一，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河间之学术思想源于《内经》，衍于伤寒，其倡导“火、热”之说，对三消病的认识亦不例外，他认为：“三消渴者，皆由久嗜咸物，恣食炙煿，饮酒过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积久石热结于胸中，下焦虚热，血气不能制石热，燥甚于胃，故渴而引饮。若饮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饮水多而不甚饥，小便数而渐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饮水不绝，腿消瘦而小便脂液者，名曰肾消，如此三消者，燥热一也。”确认燥热是三消之病因。论病机，则曰：“盖燥太甚，而三焦肠胃之腠理，怫郁结滞，致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渗泄浸润于外，荣养百骸，故肠胃之收，燥热太甚，虽复饮于中，终不能浸润于外。故渴而不止，小便多出者，如其多饮，不能渗泄肠胃之外，故数溲也。”
三消之治，刘氏则认为宜用清热之剂而止渴，兼通经之痺，采用神白散、猪肚丸等八方，共计三十六味药物，以大黄、黄连、瓜蒌根、黄芩、石膏、甘草、知母、泽泻、滑石为主。且主张药与饮食皆宜清淡，这在当时已注意到饮食与消渴病的关系，确是一种伟大的发明。本书颇有临床价值。
本书收载于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儒门事亲》一书中。
元•葛可久（字乾孙）撰，成书于1348年。
又名《治痨症十药神书》，是一部治肺痨的专著。凡一卷，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排列，立方十首，分治肺痨各证。十方即：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和汤、保真汤、太平丸（又名宁嗽金丹），沉香消化丸、润肺膏、白凤膏、补髓丹。附方有：平骨散方、四君子汤。葛氏于每方后详述其组成、药量、服法和辩证加减用药，附有汤头歌诀和加减歌。
十方中三方是止血剂，三方是止嗽剂，三方是营养剂，一方是安眠剂。葛氏主张肺痨呕血、咳血者先服十灰散止血，如不止须加花蕊石散止之，血止后用独参汤补之。咳嗽用保和汤止咳宁肺，肺燥阴虚者用太平丸、润肺膏润肺扶痿，痰涎壅盛者用消化丸去痰，对体虚骨蒸之证用保真汤、补髓丹治之等等。此外，葛氏在本书“引言”中，认为老年肺痨之因，多因青壮年时“不守真元”，嗜欲惑乱精神所致，强调防重于治。
本书专题论治肺痨，清代名医叶天士很推崇本书的方剂，临床多予采用。
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流行。
明•龚居中（字应园）撰，成书于1630年。
本书又名《痰火点雪》，龚氏认为，痰火是导致虚损痨瘵的主要原因，他说：“痰火者，痨瘵之讳名，病之最酷者也”。故以名书。各凡四卷，其一、二两卷类列了有关痰火痨瘵各证的鉴别诊断与治疗，大都以脉验证，因证立法，由法定方。因此，在每条证论之后，各列主方、捷方，并附治验，以反复说明正治、从治各有所宜。第三卷除列有部分分论与杂证补遗外，特别着重叙述了痰火痨损的脉候，兼列补泻用药等项，示人以准则。第四卷为灸法及“却病秘诀”，主要介绍了气功可以祛邪治病，增进健康，延年益寿。
龚氏对痨瘵病机的认识重在金水二脏。认为痨伤精气血液，遂致阳盛阴亏，火炎痰聚；以标本论，则火为痰之本，痰为火之标，而其阴虚，则又为致火致痰之本。故全书以水亏火炽金伤立论，提出益水清金降火的治疗原则。他说：“凡痰火之证，始于阴虚，于法当补。但证有虚实，法有宜忌，倘不以脉症互参，孟浪报剂，则触处成滞，宁无颠覆之患乎？盖脉之可补者，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虚而不足，可补者也。当君参、芪，佐归、芎、芍、地，务使阳生阴长，其病乃愈。若于此不补，或恣用苦寒，则虚虚之祸，岂不旋踵而至耶？其脉之不可补者，弦长紧实，滑数有力，皆火郁内实，不受补者也”。可见龚氏强调正虚，却无偏执之弊。故本书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较为流行。
明•绮石著。约成书于1644年。
本书凡二卷。上卷首叙“治虚脉法总括”，“脉法分类”，“治虚有三本、二统”等三十二论，叙述脉法、病因、治疗大法和预防原则，然后讨论了吐血劳嗽，骨蒸遗泄、传尸尸疰等各种虚痨证的证治，均一一辨析，悉以中医“八纲”为讨论中心。继述“知节”、“知防”、“知护”、“知候”、“知守”、“知禁”等调养措施。下卷叙“虚劳本治方”及其加减运用和十八种治虚药物的临床应用以及用药禁忌。
本书总叙三个重点：一为虚劳病机的阐发，指出引起虚劳的病因有六种，即先天、后天、痘疹病后、外感、境遇之因、医药之医，此称为虚劳六因说。二为虚劳论治大法，提出治虚劳的“三本二统论”。“三本”即指肺、脾、肾。前人论脾肾者多，论肺者少，而作者独详于肺，提出阳虚统于脾，阴虚统于肺的观点。三为虚劳的预防，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预防措施，即“六节”、“七防”、“知护”、“知候”、“知守”、“知禁”。其中六节指节嗜欲，节烦恼，节忿怒、节辛勤、节思虑、节悲哀，以防情志、思虑、劳伤而致病。“七防”即“春防风，夏防暑，又防因暑取凉而致感寒，长夏防湿、秋防燥、冬防寒、更防非节之暖”而致病。“知护”即强调“四时贼风每从风池、风府而入，秽恶不正之气，每从口鼻而入，或气因食郁，寒自足生”当注意保护。“知候”，是指要了解时令，节气变化对病证影响最大的有三：“一为春初，木盛火升；一为仲夏，湿热令行；一为夏秋之火，伏火烁金”当注意调摄。“知守”有二：“一服药，二摄养，二者所宜守之，久而勿失也。”“知禁”为“一禁燥烈，二禁苦寒，三禁伐气”。以上六种措施，不仅对虚劳，而且对其它疾病的调养，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本书主旨：治阳虚以健中扶脾，治阴虚则清金保肺为原则。对学习虚劳病的辨证论治与临床实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清•姜礼（字天叙）著。约成书于1790年。
本书不分卷，以论述中风、虚劳、水肿臌胀、呕吐、噎膈反胃的证治为重点。同时，简述了霍乱、呕逆、噫气、嘈杂、咳嗽、梦遗，小便癃闭诸疾。姜氏勤求古训，结合临床，其理论遵《素》《灵》之旨，治法本《难经》之说，辨治从越人、仲景之法，并据东垣、丹溪、立斋、喻昌之言，纳绮石之“治劳三本”、生生子之“治劳三愆”，赵献可之“龙雷相火论”，缪仲醇之“治血三法”，陈修园之“诸虚劳用药”等，熔古今论治之精华为一炉，内容非常丰富。
书中论病，概念清楚，说理透彻，立法妥当，方药可行。如其论中风云：“及余考之《内经》、《金匮》诸篇，其论偏枯猝仆诸证，未尝专主于风立说。及余每验中风之人，于未中之先，必有先征，或十指麻痹，或肌肉蠕动，……诸多隐微见于一二年前，人多不觉，直至一时触发，忽焉倒仆。其若果为外中风邪，何以预为若是也？且每见中风之人，必中年以后，或肥盛之躯。岂外风之来，必中年肥盛者方感之耶？若此，则中风之证非特外风所中也明矣。”如此指出了中风病的实质。又论臌胀，谓其“外虽坚满，中空无物”，治宜“补其脾”，兼“养金以制木”，使脾胃无贼邪之害，滋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权。书中力戒不察病情，滥用攻利之剂。姜氏曰：“病者苦于胀满，喜行利药，以求通快，不知宽得一日半日，其胀愈甚，而病邪愈盛矣，真阳伤矣。”此说颇有裨于临床。又如对虚劳之治，提出：“凡治虚损之病，当从《难经》治法，损其肺者益其气（四君子汤加黄芪、麦冬、五味、山药之药）；损其心者，调其营卫（八味汤加枸杞、枣仁、石斛、柏子仁）；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建中汤、参术膏之类）；损其肝者，缓其中（四物汤倍白芍、甘草、枸杞、山萸）；损其肾者益其精（熟地、牛膝、人参、五味、菟丝子、苁蓉之类）。并强调“凡虚劳之症，以脾肾两脏为两大纲。……治脾之药，多碍于肾；治肾之药，多碍于脾；善用者必使治脾之药无碍于肾，治肾之药无得于脾，斯为上着。”这些都是姜氏临床中的经验之谈。
本书内容翔备，理法可师，是一部较好的论治风劳臌膈四大难证的专著，可供临床医生参考。
195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清•唐宗海（字容川）著。成书于1884年。
书凡八卷。卷一，总论阴阳水火气血，男女异同，脏腑病机，脉证生死，用药宜忌等。二至五卷，分论“血上干证治”，“血外渗症治”，“血下泄证治”，“血中瘀证治”，载“吐血”、“呕血”、“经闭”、“胎气”等共三十三证。六卷为“失血兼见诸证”及与失血有关各证。第七、八两卷为“方解”，编列本书引用各方，附以解说。
本书是血证专著。唐氏认为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不外阴阳水火二气的不断运动所形成，但二者之间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如血的运行，有赖于气的统率；气的安谧，有赖于血的濡润。血液运行不息，才能输送营养于全身；阳气安谧，才能维持一身的生理活动。如果血瘀或气郁，都可逼血妄行而造成各种血证。唐氏对这些问题，体会甚深。他说：“运血者即是气，守气者即是血。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为水虚”。又说：“气为血之帅，血随之而运行。血为气之守，气得之而静谧；气结则血凝，气虚则血脱，气迫则血走（吐血）”。可见气血两者之间卿关系，是一阴一阳相互维系，只可相得，不可相失。
在治疗方面，唐氏尤重视调理脾气；补虚应以培补脾肾。此外他又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步骤。他认为出血证，特别是大出血证，往往气随血脱、危急异常，”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唯以止血为第一要法”（吐血）。血止以后，已离经脉而未出体外之瘀血，必须及早消除，免得以后变证百出。这是第二法。血止瘀消以后，若元气运行仍未安谧的，须防血再鼓动，所以宁血为第三法。出血以后，往往出现阴虚症状，阴虚则阳无依附，久则阳气亦虚，所以以补虚为收功善后之法。方药的选用，亦有独到处。如论述血虚证时，认为其病机为“肝失所藏，木旺而火愈动，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是血病即火病矣。治法宜大补其血，归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补血而不清火，则治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四物汤所以用白芍，天王补心丹所以用二冬，是补虚不忘降火。”
本书是唐氏在总结前人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又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而写成，是一本较好的临床参考书。
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
清•何炫（字嗣宗）著。刊书于1888年。
本书不分卷。首列虚劳总论、脉法、死候，次叙虚劳所宜饮食药物及养生之法；再次则详论虚劳所忌饮食诸物及却病之方；最后列有前贤及其本人之医案若干。其论虚劳，认为并无外邪相干，皆由内伤脏腑所致，阐发阴虚成劳之理，如酒、色、思虑、劳倦、郁怒等皆可致之。他认为：虚劳之病有传，即“诸病始于肾，而脾又传肾，谓六经已尽，一脏不可再伤也。如肾病不传心而传肺，此间一脏，以子病及母也。如不传心肺而传肝，此间二脏，以母病及子也。如不传心、肺、肝，而传脾，此间三脏而传于己之所不胜，所谓轻而侮之也”。而劳虚之治有七误，即龙火不能安其位，浮越于上而误用引火归元；胀满泄泻而误用理中温补；肺火烁金而咳，化为浓痰而误用参芪助火；虚火阴亏，而误用苦寒泻火；阴水不足，肺受火侮，由是津液凝浊生痰而误用二陈消痰；午后阴虚发热而误用辛剂发散；虚症渐见，犹不求治，自恃饮食如常，毫不加意，以致治疗过时之误。条分缕析，详辨其所以致误之由，阐述精当，切中时弊。书中何氏提出虚劳治法有三大要点，即一为补肾水，二为培脾土，三为慎调摄，可谓要言不烦而中肯。书中选方二十一首，如保阴煎、六味地黄丸、左归丸、左归饮等，同时自制三方。治疗中变通化裁，法中有法，法外有方，切合实用。
1984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有影印本流行。
张山雷纂辑。刊于1933年。
全书三卷。卷一为中风总论，凡十五节。论述“风之为病，以外因、内因为两大纲”，强调辨“风”务先分内外。评述《伤寒》《金匮》《甲乙》等从外风立论的错误观点。卷二为“内风脑神经病之脉因证治”，分列“总论”，“脉法总论”，“治法总论”，“论闭证宜开”，“论脱证宜固”，“论肝阳宜于潜镇”，“论痰涎宜于开泄”，“论气逆宜于顺降”等十一节。着重从诊断与治则上斠诠古贤之说。第三卷为“古方平议”先列“成方总论”，次列开关、固脱、潜阳摄纳、化痰、顺气、清热、滋养、通络、风家服食和通治中风诸方之辨正，共十类，采辑《伤寒》《金匮》《千金》《甲乙》《本事方》《局方》《宣明论方》等书治中风之方剂八十余首，逐一评议，正误纠偏，使之符其新说。
张氏之学承《素问》《千金》《外台》之说，而不迷信前贤的某些论述，敢于进行辨难批驳，富有创新的科学态度。他指出：“凡《素问》之所谓中风，皆外感之风邪也。分别外因、内因，最是清析，初无一陶同冶之误。自《甲乙经》有偏中邪气，击仆偏枯之说，乃始以内风之病，误认外风，而《金匮》以后，遂以昏厥暴仆，瘫痪不仁诸证，一例名以中风，且比附于《素问》之所谓中风，于是内因诸风，无不以外风论治。此其误实自《金匮》《甲乙》开其端，而《千金》《外台》承其弊……。”于是二千年来，以讹传讹，因而则大倡内风之新说，为临床思维又开拓了新的境界。
关于中风的病理和治疗，张山雷服膺张伯龙《秘旨》之论，而又为之发挥。张氏说：“凡猝倒昏瞀，痰气上壅之中风，皆由肝自旺，化风煽动，激其气血，并走于上，直冲犯脑，震扰神经，而为昏不识人……，皆脑神经失其功用之病。苟能于乍病之时，急用潜阳镇逆之剂，抑降其气火之上浮，使气血不走于上，则脑不受其激动，而神经之功用可复”。因而详陈了上述“古方评议”的治则，运用临床，仍切实用。
本书是一部论述中风病的专著。观点明确，论理清晰，治法得当，方药可行，值得参考。
1958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有铅印本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