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黄帝后，历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四代，文化渐次开展。循至唐虞之世，更发挥而光大之。社会之各制度及秩序等，亦入有条理之状态，称至治之世。绘画亦由起源成立而见渐渐之长成。《尚书·益稷篇》云：“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国注云：“会，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画焉。”又《汉书·刑法志》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盖吾国绘画，至虞代，所谓绘宗彝，画衣冠，其应用渐广；象形色彩诸端，固由简单而臻复杂，技巧亦由生疏而臻纯熟矣。又《周礼·春官·司服》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于旗。”考《虞书十二服章图谱》，其式样：一为日轮中三胫之鸦，二为月轮中兔捣不死之药，三为星辰，四为山，五为龙，六为华虫即雉，七为宗彝即为画猴之杯，八为水藻，九为火，十为粉米，十一为黼即斧形之图案，十二为黻即亚字形之文字。与日人中村不折氏所言者相同。恐中村不折氏，亦以《虞书》十二服章图谱为根据。证之吾国古陶器之图案等，亦相吻合，当无相差耳。当时以能画名者，有舜女弟首，见《列女传》等各书籍中，为吾国画家之祖。吾国唐虞以前之绘画，纯为出于人类现实生活之要求，其意义全在于实用，可谓实用化时期。虞舜以后，君权确立，因以礼教辅助政治法律之不足，以增君权特殊之稳固。致绘画亦渐由实用而为礼教之傀儡。至其极，竟使凡百绘画，无不寓警戒诱掖之意，诚如张彦远所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者也。”例如虞异章服，而民弗犯，即其明证。第自夏代以后，尤见显著耳。
唐虞而后，夏商继起，绘画之思想，虽渐见范围于礼教之下，然其技巧方法等，却有与时俱进之进展。《左传》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是画用之于铸金矣。《史记》称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事，刘向《别录》曰：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等君、寄君、破君、国君、三岁社君、凡九品，图画其形。”又《尚书·商书·说命篇》云：“高宗武丁，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已开人物画之历史故实与写真之先声矣。原吾国绘画，至夏商之世，作用既大，应用之范围亦广，即诸工艺品上，亦施以便化之绘画，以为美观。如钟鼎彝器之鸡彝、黄彝、斧木爵、大巳卣等，或鱼鸟其形体，或螭龙其柄盖；又以云雷纹、卍字回字纹等，点缀其间，益见精工巧整，为后世诸工艺品上所因袭。又吾国之建筑，虞夏初期，尚属简陋。至夏桀，极欲穷奢，大兴土木，即有琼室瑶台等宏丽之建筑。商纣加厉，南距朝歌，北距邯郸，皆为离宫别馆，开亘古所未有。原建筑与绘画，为姊妹艺术，每相携手而生长。有此等壮丽之建筑，自必需多量之绘画，以为装饰，以促其进步。惜吾国史例，惯以奢侈华丽，为淫巧伤德，多缺而不记，致无从考查耳。
周代，承夏商二代政教之美，以成郁郁彬彬之文化。对于绘画，尤为重视，并设官分掌其事。《周礼·考工记》云：“设色之工，画缋钟筐。画绘之事，杂五色，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布彩之次第，皆有一定之法度矣。《周礼》地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图。郑氏注：土地之图，即今司空郡国舆地图。则舆图与绘画，已分科而专工其事矣。周代冕服之章凡九，马融曰：“周制冕服之章九，则画宗彝于衣。”《尚书·益稷》疏云：“冕服九章，一龙，二山，三华虫，四火，五宗彝，皆以画以缋；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以为绣。则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盖因袭虞十二服装，而缺其日月星辰三者。旗常之章亦九，《周礼》春官掌九旗：曰常，曰旂，曰旜，曰物，曰旗，曰旟，曰旐，曰旞，曰旌，王者画日月，象天明也。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画熊虎，乡遂出军赋，象其守猛莫敢犯也。鸟隼，象其勇健也。龟蛇，象其扞难避害也。尊彝，亦春官司之。彝六种：曰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尊亦六种：曰牺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皆宗庙之彝器也。均刻而画之，以为鸡凤凰牛象之形，极精工富丽，各视其礼之所用而异。山罍，亦刻而画之，为山云之形。又《图画见闻志》载：“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帝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败昏聩，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亦龙之类也。”按周穆王约在西纪前一千年；晋武帝，约在西纪后四百年；其间约相差一千四百年。原本虽系丝质，恐不易保存如是其久？且周时绘画，无以卷轴装者，或为汉人伪品，不足征信。又周制明堂，置画斧之扆，天子负扆，南乡以朝诸侯。扆，即今之屏风，画以斧，置户牖之间以为障者，以示威严也。《礼记·丧大记》：“君，龙帷。大夫，画帷。”别等级也。《礼记·曲礼》：“饰羔雁者以缋。”孔颖达注：“画布为云气，以覆羔雁为饰以相见也。”又云：“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郑氏注：“礼，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也。”又王门则画虎以示勇守。周礼春官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战盾，则画龙以明应变。毛诗，龙盾之合。天子大庙之节棁，则文以山藻以为华饰。《礼记·明堂位》，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盖尚文之周，固无处不以绘画为应用耳。
此外周代绘画，最可为吾人注意者，即为壁画之新兴，大启发秦汉绘画之进展。《孔子家语》云：“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孔子家语》又云：“有周盛时，褒赏功德，或藏在盟府，或纪于太常，或铭于昆吾之鼎。独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乃绘像于明堂之墉。”周代为吾国礼教兴盛时代，其注意绘画之动机，原非为绘画美感之鉴赏，实处处欲藉形象色彩之力，与吾人以具体之观感，而达礼教之意旨耳。夫钟鼎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旂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清庙肃而尊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勋臣图而德范留。诚如陆士衡所谓：“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者也。”绘画固为礼教所傀儡，然亦藉礼教之傀儡而得特殊之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