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既衰，中央集权，渐次陵夷。封建之制，因以瓦解。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坛坫之场，藉为干戈之地；尊君之义，饰为非分之求。历春秋而战国，杀伐无宁岁。国无常君，士无定臣，得士者富强，失士者败亡。故诸侯之欲争霸者，无不礼贤下士，招致才能以自辅。于是才智之士，蔚然竞起，或为合纵连横之说，或倡坚自异同之谈。言论无拘忌，思想无束缚，三代理教之壁垒，固破坏无遗；而学术文艺之焕发，实为吾国之黄金时代。绘画之事，亦与西周之但求功于典章文饰之应用者不同。即述于下：
春秋战国，虽战乱频仍，然以学术思想之焕发，关于缋画之韵闻轶史，在古籍可查考者，殊属不少。且西周以前之绘画，虽各代均极重视；然从事绘画者，例与工匠等量齐观。无有以画名者。至是，始有齐之敬君、鲁之公输班等，均以能画称于世。《说苑》云：“齐王起九重之台，国中有能画者，则赐钱。狂卒敬君，居常饥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画，贪赐画钱，去家日久，思念其妇，遂画其像，向其嬉笑。傍人见之，以白王；王以钱百万请妻，敬君惶怖许听。”《水经注》云：“旧有忖留象，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狞丑，君善图物，客在，我不能。’班于是拱手而言曰：‘出首见我。’忖留乃出；班于是以脚画地，付留觉之，便还没入水。故置其像于水上，唯背以上立水上。”此说殊近神话。然公输班为吾国有名之建筑家，并善绘画，盖为后人意想附会而成之耳。又《韩非子》云：“客有为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君观之，与髹荚者同状，周君大怒。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荚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据此非特可推见当时画人艺术程度之高妙，并于鉴赏绘画竟研及光线与方位矣。或谓画荚之说，出于韩非之寓言，不足以置信。然韩非为战国时一刑名法术之学者，而非画人，倘非实有其事，则其寓言之意想，已于偶然中，竟到画人所未到之境，殊疑其非是。壁画，则有《楚辞章句》云：“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以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又《庄子》云：“叶公子高之好龙，雕文画之。天龙闻而示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其似龙非龙也。”刘向《新序》亦云：“叶公子高好龙，门亭轩牖，皆画龙形，一旦真龙垂头于窗，掉尾于户，叶公惊走失措焉。”盖谓叶公所好之龙，乃神似之龙，而非真是之龙也。此语实为东方绘画之准则。按壁画在周初仅见于明堂，至是即王公之祖庙宫室，以及士大夫之宅第等，均甚盛行。惟所画之题材，为山川神灵与怪物行事等，与明堂壁画之全属礼教化者不同耳。原楚属长江流域，为老庄哲学之产地，对于绘画之思想及趣味，自与周明堂之壁画相径庭。观后人所缋之《离骚图》，即可想见楚公卿祠堂壁画状况之大略。此外《庄子》所载：“宋元君，将图画，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术思想自由焕发之影响，固不足以致此。又《韩非子》载：“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其论写生画与意象画之难易，极为确切。为吾国画论之嚆矢。
春秋战国，为吾国礼教中衰时期，绘画渐倾向自我独立之滋长。时人对于绘画之注意，亦不复如前此之岑寂。画人对于绘画之态度，亦大注重于写实技巧之熟练，及自由情趣与自我意想之表现。
秦起于战国之季，负其虎狼之力，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其间凡十有五年，而亡于楚。诚所谓金戈未熄，狐火旋鸣，匆匆短祚，不过为季周与汉过渡之引线，无特殊学术文艺之足称。然始皇为一雄毅之主，知封建之弊，而矫之以郡县，惩兵争之祸，而销毁其兵器；鉴游学之纷扰，而谋思想之统一；明秦法术之致强，更进而深刻之。虽私心自用，冀成其万世帝皇之策；然其事业固有可惊者。例如阿房宫之建筑、骊山陵寝之经营、十二金人及钟之铸造，在吾国艺术史上，自有相当之价值。对于绘画，当时虽不见若何之提倡，亦不见若何之抑制。然自焚诗书坑儒士以后，战国自由怒茁之学术思想，遽摧残殆尽，绘画亦随之挫其自由发展之势力。故古籍关于秦代绘画事实之记载，亦甚寥寥。《史记·始皇本纪》云：“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则其所写者为当时各国宫室之营造图样。盖对于建筑上之绘画，以实际之应用，殊得相当之重视。又《三齐略记》载：“始皇入海三十里，与海神相见，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此说，与鲁班之写忖留像，全为一辙，荒诞不足征信。然始皇之左右，有能画之巧者，如忖留像之与鲁班一事相似，似尚近理而可据。然始皇兼并六国后，以余威大扩版图，西南远至羌中、桂林、象郡、南海诸地。兼以当时商业之发展。吾国西南商人，均与西南夷通商往来。或谓秦西南商人，即与印度开陆上之贸易。《汉书·五行志》载：“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皆夷服，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即为印度人来中国边境之证。而西域诸国，亦多有归附中国者。则中国与西域两地之文明，自必发生交互之事实。西域画人烈裔，即于始皇元年，东来中土。《拾遗记》云：“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吾国绘画，向为独自萌芽与独自滋长，至此，始接触外来之新式样。惟烈裔之住中国，久暂不可考。其技术固精妙，对于吾国绘画，亦似无若何影响耳。
秦代艺术，自以建筑为最可观。既写放各国宫室之制，作之咸阳北阪上。复营阿房宫，开空前未有之壮丽。《三辅黄图》云：“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终樊州之地以为池，作阿房前殿。东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周驰复道，渡渭至咸阳。”其间画栋雕梁，山节藻棁，所需绘画以为装饰者，当不减吾人意想之繁多。则装饰绘画之技工式样等，亦不减吾人意想之进步。惜被项羽一炬，尽成焦土，顾无痕迹可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