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继秦统一天下。虽不如秦之尚严刑峻法，然政令法度，一如嬴秦之旧。兼以当时君权之集一，与汉高祖之刻薄寡恩，尤影响于汉初人民思想之束缚。又汉初承春秋战国兵争之纷乱，嬴秦土木战伐之劳役，社会凋敝，民生痿惫，皆呈厌世之倾向。于是宁静虚无之黄老学说，盛行于文景之际。故言汉初绘画，其寥落实与嬴秦堪伯仲。然文景处身恭俭，劝农商，薄赋敛，宽刑罚，吏安其官，民乐其业，及武帝之初七十年，国家无事，渐入昌平殷富之境。文帝并效法古制，以绘画点缀政教，唐卢硕《画谏》曰：“汉文帝三年，于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獬廌。”启西汉绘画勃兴之先河。至武帝雄才大略，在外经营四远；征匈奴，通西域，远如波斯印度之文明，亦渐播及中土。虽当时绘画之技术上，似无受外来绘画之影响；然绘画所取之题材，已大见新异，如铜器天马蒲桃镜之镂纹等，是取材大宛所献之天马蒲桃，即其明证。在内设大学，置博士，表章儒术，以为政治标准。于是文艺大兴，学者蔚起。虽其罢黜百家，用意与始皇之统一学术相似。然对于绘画，则反与以尊重。并大兴土木，建筑上林苑等，以增绘画之需要。其余诸帝，对于绘画，亦多重视。于是画家辈出，或供奉帝室，黼黻典章；或隐身工匠，粉饰金石；或颂德业，或表学行，或扬贞烈；大而宫殿门壁之类，小而经史文籍之属，无不可以图写，可谓盛矣！虽中间被王莽篡位，中绝，分为前汉后汉两时期。然两时期中，约有四百年之治世，使人民得长期之休养生息，为季周以后所未有。
艺术养育于文化雨露之下，始能开花结实。汉代文运之隆盛，即为汉代绘画启发之朕兆。然汉代之武力，如远通西域等，亦大增汉代绘画之新进展。印度佛教绘画，即于后汉佛教东传而输入；使吾国绘画上发生空前之波动。又张道陵修炼于龙虎山，成五斗米道，为道教之首倡者，已植道教之基础。兼以汉人，盛尚黄老，自佛教来中土后，每视佛与黄老为一流。《后汉书·西域传》，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仙，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称盛。渐为人民所信仰，与佛教并驾齐驱而下，独立道释画之一科。原吾国汉以前之绘画，殊缺清楚之面目，至汉可惩之书史渐多，金石遗物之留存，亦比前代为丰富，故吾国明了之绘画史，可谓开始于炎汉时代。
汉初绘画，除文帝画承明殿外，殊寥落无可记载，已如上述。至武帝时，始欣然如春木之向荣，不可抑止。《汉书·郊祀志》云：“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又《汉书·霍光传》载：“武帝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之图》，以赐光。”盖当时黄门之署，附备画者，以供应诏。实渊源周代设色之工，为后代设立画院之滥觞。又武帝尝创置秘阁，搜集法书名画，以为鉴赏，开后代鉴藏书画之先河。《汉书·苏武传》：“宣帝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凡十一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论衡》谓：“宣帝时，图画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所谓署其官爵者，实为后代绘画题款之滥觞。原炎汉自武帝之好大喜功，合其张皇文物之心，每藉绘画以达其用。自是以后，凡纪功业，颂德行，留纪念等事，始于王家，次及士夫，均惯以绘画为工具。其促进绘画技巧之进步，固多；影响于当时之伦理政教者尤巨。元帝时，扩汉初黄门附置画者之例，特置尚方画工于宫廷。《西京杂记》云：“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来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固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洛阳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又《汉书·成帝纪》：“汉元帝在太子宫，成帝生甲观画堂。”颜师古注：“画堂，谓画饰。”又成帝游于后庭，欲以班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幸，今欲同辇，得近似之乎？”成帝善其言而止。又成帝时，《汉书·金日惮传》：“金日惮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诏图画于甘泉宫。”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又《汉官典职》载：“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在民间，则画鸡于牖。《拾遗记》：陶唐时，有秪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抟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像也。画虎于门，汉应劭《风俗通义》云：画虎于门，冀以卫凶也。画人于桃板，《佩文斋书画谱》，载汉应劭《风俗通义》记画桃板。谓黄帝时，有神荼郁垒二人，能执鬼于度朔山桃树下，简阅百鬼之无道者，缚以苇索，执以饲虎，帝乃立桃板于门，画二人像以御鬼，谓之仙木。以为退伏凶邪之用。后代之画门神，实渊源于此。又《汉书·景十三王广川惠王刘越传》云：“坐画室，为男女裸交接，置酒与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为吾国秘戏图之滥觞，而出于礼教之外者。哀平以后，王莽篡立，则又兵戈相寻，为汉运中衰时期，绘画亦无可记述矣。
王莽盗窃，海内云扰，学者争事阿附。光武中兴，乃大崇儒学，砥砺名节，推奖气概，以明经修行为进退人材之表的。明帝承之，步武遗规，成汉代儒术隆盛之极点；为吾国礼教最盛时期，亦即为吾国礼教化绘画之最盛时期。
自前汉以来，常画古代圣帝贤后诸图像于宫室中，以为鉴诫。此种风气，已盛行王室及大夫之间。光武因之，曾图列娥皇女英陶唐诸像，以为观瞻。魏曹植《画赞》云：“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常从观画，过虞舜庙，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寮，恨不得为君如是。’帝顾而笑。”又中元间，东平宪王苍入朝，帝特留之，赐以列仙图。明帝尚文艺，雅好丹青，创立鸿都学，以集天下之奇艺。又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之。又永平中帝追感前世功臣，图画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姚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二十八将于南宫之云台。其外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为三十二人。于是绘画为经传之羽翼矣。明帝一面变光武之柔远政策，继西汉武帝之用兵西域。当时班超，在西域屡立战功，西域诸国，竞朝汉廷，因大增西域之交通，以造成佛教东传之机会。史载明帝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以问群臣，傅毅以佛对。帝乃遣蔡愔等，求佛经于天竺；抵月氏，偕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及白毡释迦立像，东还洛阳。明帝命画工图佛，分置于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见《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西域传》亦云：“汉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复建白马寺于洛阳城西之雍门。寺之中壁，画以千乘万骑群象绕塔图，使二僧翻译经典于寺中。当时二僧人，亦曾画《二十五观之图》于保福院。至是，吾国绘画，殆有所谓佛画者矣；为吾国绘画受宗教影响之始。然汉代画家，无有能作佛画称者；盖佛画初来，除尚方画工，应诏图《释迦像》外，尚不为中国画士所习耳。又顺帝梁皇后，雅好艺术，常置《列女图》于左右，以自观省。《后汉书·皇后纪》：顺烈梁皇后，常以烈女图画，置左右，以自监戒。《魏志·仓慈传》注：汉桓帝立老子庙于苦县之赖乡，画孔子像于壁，用以奉祀。《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为尚方画工刘旦杨鲁所作，其遗迹传至唐代。又灵帝诏蔡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兼命为赞及书，见《东观汉记》。当时称为三美。邕书画与赞皆擅名，已露唐宋文人画之端绪。其他郡尉之府舍，画以山神海灵，以示庄严。《后汉书·南蛮传》云：“肃宗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惮焉。”郡府之听事壁，画以历代诸尹之事迹，以昭炯戒。《后汉书·郡国志》注：“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此外陵墓中亦有壁画，《后汉书·赵岐传》云：“赵岐自为寿藏，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自画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吾国壁画，开始于周，盛于两汉晋唐之间。现时各地祠庙中，尚存此种习惯。其式样题材等，虽依时代有所变迁，然概以油漆及水彩为画材，可以山东岱庙及敦煌等壁画证之。案吾国漆，发明极早。《笔史》载：“虞舜造笔以漆书于方简。”可与周礼髹饰一语，互相证印，近年朝鲜乐浪出土之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所作之漆画盘，绘男女神像，青龙白虎，甚工，足证吾漆画，至后汉已大进展。又，《晋书·舆服志》云：“画轮车驾牛，以彩漆画轮，敬曰画轮军。”又云：“公主乘油画安车。”惜未进展光大，迄今仅残留于漆工之手中耳。”其他关于建筑者，有《明堂图》、《甘泉宫图》等。关于疏浚者，有《山海经图》、《禹贡图》等。关于明饰文籍者，有《三礼图》、《列女图》、《王孙图》、《魏公子图》、《风后图》等。以及民间之个人画像与应用装饰诸类，尤不可胜记，足征汉代之文献矣。
汉代绘画，除壁画外，画于缣帛者殊多。可与当时之文书，任意庋藏与舒卷。如元帝时之《后宫图》、明帝时之《释迦像》，以及天文卤簿经传等，均是。惟不能如现今卷轴之装裱耳。惜因董卓之乱，图书缣帛，尽为武人所取。甚至以为帷囊。凡汉武秘阁之图书，汉明鸿都学之奇艺，多遭毁损。虽当时王允曾收七十余乘，车载西去，亦因天雨道难，半皆遗弃。于是两汉宝贵之庋藏，殆散失无余矣。欲考汉代绘画之作风式样题材等，惟有索诸金石，考之记载而已。
汉代金石之遗留于后世者，大而石壁碑刻之类，小而钟鼎镜鉴之属，不胜屈指。其最有名与技工之最繁富工整者，当推山东肥城县西之孝堂山祠，及山东嘉祥县武宅山之武氏祠二石刻。按孝堂山祠为前汉孝子郭巨墓之享堂。其图为周公成王之故事、大王车、胡王、献俘、升鼎，贯胸国人、战争、狩猎，以及演剧、奏乐、庖厨、驼象等，系阴刻。武氏祠，为郡从事武梁，执金吾武荣，以及武斑、武开明数墓之享堂。武梁祠，约系桓帝建和年间作。其图为三皇、五帝、圣贤、名士、孝子、刺客、列女诸像，战争、庖厨、升鼎、乐舞诸事，以及鬼神、鱼龙、奇禽、异兽、楼阁、舟车、舆马、弓矢、斧钺、釜甑、权衡诸物皆备。武荣祠，约系桓帝永康年间作。其图为文王、武王、周公、秦王、齐桓公、孔子及诸弟子，以及孝子、刺客、列女、神鬼、奇禽、异兽、玉兔、蟾蜍、战争、燕饮、舞乐、庖厨、侍女、车骑、导从与武荣之阅历诸项，均系阳刻。足征吾国古代之神话历史，服用装饰，以及生活状态等，变化极为多端。其高古朴茂，琦玮僪佹之趣，诚非想象所及。虽其形象之表现，每有不合理处，然能运其沈雄古厚之笔线，以表达各事物之神情状况，而成一代特殊之风格，非晋唐人所能企及。
考汉代绘画需要之广、画迹之多，则当时以画名家者，定大有人在。惜当时画人全注意于实用，不如后人之每画必有图章款识，易于流传。前汉画人尤少，士大夫者流，其姓名每不著于记载，致多掩没，无从考查。兹据古籍上所见者，在前汉仅有尚方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凡六人。在后汉有张衡、蔡邕、赵岐、刘裦、尚方画工刘旦、杨鲁，亦凡六人。陈敞，安陵人，工牛马飞鸟众势。刘白龚宽继之，为吾国最早之翎毛走兽作家，即为吾国走兽画与花鸟画之先驱者。兹择诸画人中之重要者，简述于下：
毛延寿汉元帝时尚方画工，杜陵人，擅长人物画，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
张衡 平子，南阳西鄂人，善属文，通五经，贯六艺，长绘画。安帝时，征拜郎中，迁侍中，出为河间相。《异物志》谓其曾图建州浦城县山兽骇神之形象。
蔡邕 伯喈，陈留圉人。初平元年，拜中郎将，封高阳侯。善鼓琴，工书画，有《讲学图》、《小列女图》等传于世。
赵岐 邠卿，京兆长陵人，少明经，有才艺，擅长人物，官至太常。
刘裦桓帝时人，官至蜀郡太守，《博物志》载裦尝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云。
画论，则有刘安之“画者，谨毛而失貌”。高诱注：“谨悉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张衡之“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无穷也。”其内容质量，均甚寻常。然汉代绘画，全牢笼于礼教之下，审美之力量，尚甚浅薄，所论者，除技工难易等经验外，顾不易有特殊之进展。然已稍见论画之曙光，殊有记述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