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
我看到殷海光先生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他是对中国文化不存好感的，没有兴趣的。在我开卷之前，我又以为在这里面一定可以看到“全盘西化”式的大主张了。但是，我的猜想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他在这本书里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已完全淘洗了他过去的偏执。不错，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还是很严厉的，但隐藏在严厉背后的动机不是“破”而是“立”。从他的字里行间，已不难嗅到他在企图拥抱中国文化生命情调的高贵质素，已不难看到一份由长期冷寂中孕育出来的超越的清明心态。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已战胜了他自己。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学术兴趣上的一个大转变；是他思想心态上的一个大突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他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的“起飞”，毫无疑问，以他的好思与智慧，他将在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中，由“起飞”而“推向成熟”。事实上，当他看到我的这篇书评时，他就表示当此书甫告出版之际，他已不感满意，而有改写的计划了。可惜，像一切悲剧的故事一样，他竟在学术上正可开花结果的时候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这个“恨由爱生”的社会，我相信他是带着无比的遗憾的心情离去的，我更相信他在走向藐远的世界的当儿一定频频回首，一定原谅了这个有负于他的社会，因为在他最后的时日里，他已高傲得只跟自己为敌了，而他却已战胜了他自己。
五年前当我写《中国文化的展望》的书评时，这还是他的“新”著，而现在却已成为了他的“遗”著了。抚书念人，怆凉无语。我对此书的看法已见之于此书评，现在也不想有所增删。我在此只想加一句话。不管此书将来的评价如何，它永远将是一个见证：一个伟大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
——耀基志于一九七一年一月
一 几句先想说的话
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在本土一直都没有引起过什么疑问，更没有激起过什么论争，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像空气一般不自觉地存在着，而每一个生存在这个文化气候里的人，都多多少少是受这个文化所熏染、所塑造的，总之，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告诉我们人都为文化所制限的。因此，在这个文化自身没有发生问题之前，人众不易自觉地对这个文化产生疑问。更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一个文化所塑造、所限制的东西，不可能，至少绝难超过这个文化本身。
但是，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却产生过二次疑问，激起过二次论争，一次是隋代（可以追溯到汉代）印度佛学传入后引起的，另一次则是清末（虽然可以追溯到明代）西方思想东来后引起的，这是什么道理呢？简言之，因为中国本土文化遭遇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遭受了被强迫转变的压力，因此本土文化里的人众，就会很自然地对自己的文化产生疑问，而当两个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碰头的时候，他们的优点与弱点就会同时或多或少地陈露出来，这样，本土文化里的人众，也就会很自然地激起一个文化“谁优谁劣”的论争来。印度佛学的传入，虽然曾引起论争，但由于佛学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包括黄老、儒墨等）的冲突层面不大，这两个文化也就在没有太多破坏性的结果下调适了。中国文化可以说很成功地借取、选择了佛学的思想而纳入了中国文化的架构里去，因此，用陶英贝（A．Toynbee）的“挑战—回应的型模”来说，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挑战”有了很大成功的“回应”，中国知识分子间的那一次文化论争也没有延续得太久，战火也不十分旺盛（韩愈谏迎佛骨可算是最具火爆性的）。可是，清末西学东来，由于“欧风美雨”给中国文化的冲激太大，使中国文化的大殿，栋折梁崩，它对中国文化的冲突层面既广又深，使中国产生“三千年空前未有的奇变”，中国文化几乎完全丧失了自由“借取”与“选择”西洋文化某种优点的能力，而只有无可奈何地被迫走向步步退却的道路，而形成社会文化的“解组”现象，我们要知道，其所以如此，主要是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文化取向”有着绝大的差异。西洋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几乎完全超出了中国文化的适应极限，可是，这个文化学上的问题，不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能认识的，而当时西方文化之东来却是靠着“坚船利炮”而敲扣古中国大门的，这很自然地使西方文化与“船炮”被认为同一物，因而给予中国知识分子聊以自解（或理直气壮）的藉口，即中国文化是败于船炮，而非败于文化之不如人，这实在是一极遗憾的“历史的偶合”，这项偶合是西方文化之东来不幸与当时西方政治上及经济上的扩张主义、侵略主义的结合，这实在是西方文化的一变态或病态，但这一变态或病态却被认定为西方文化的全貌，这一现象给予中国知识分子“自我防卫机构”的一项抗拒的最佳理谓，即西方文化并不足取，但为了保种卫国，西洋的技器却不能不用，于是乃有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出现，这一口号曾被多次改换为廉价的“折中主义”或“中西合璧”主义。另一方面，一些震于西方文化的冲激力，但又昧于西方文化本质的人，乃自然地走上盲目的“全盘西化”之路，并与“反偶像主义”结合，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另二派（死硬的反洋主义及廉价的折中主义）演成三大鼎立的势力。而百年来，中国文化上的论争很少能跳出盲目的“全盘西化”派、死硬的保守派及廉价的折中主义三派的范围（只有一部分的西化派及保守派是能够突破这三个圈子的）。我个人以为这没有别的理由可说，唯一可说的是这三派人物都在“认知”上犯了残缺症。厚道一点的说，不论全盘西化派、死硬的保守派及廉价的折中派，在道德上都是不坏的，但在理论上却不是偏失就是错误。从而，一百年来，中西文化的论争尽管非常热闹，从清末到五四，从五四到今日，这个论争虽曾衍化为许多可笑的型态与滑稽的面貌，但骨子里，仍然不脱“诉之情绪”的模式（陈伯庄先生认为这些都是童年的兴奋）。许多皇皇大论，固然可以赢得许多喝彩之声，但如把他们言论予以“煮干”，则可发现其大半是一些滥调与游谈。
二 一部具有认知意义的书
讨论文化问题，谈何容易，但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惯于清谈、玄谈及做大模大样的策论性文字，因此，他们可以凭“想当然”的神驰意游的本事，大做其中西文化的文章。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理想化”为一“自足的体系”，有的可以把中国文化“丑化”为一无所是的“断烂朝报”。前一阵子的“中西文化”论战，赤裸裸地陈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风度”与“学术水准”，据我个人所看到的双方论辩水准，较之五四时代实在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而论争风度则显然“一代不如一代”。严格地讲，文化问题是一个复杂得足以令人止步的题目，而像中西文化这样的大题目，更棘手。人类学家拉德非得（R．Redfield）与辛格（M．Singer）就曾指出，即使像陶英贝（A．Toynbee）及诺浦（F．S．C．Northrop）二人所陈示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满意或接受的，诚然，社会文化是一“全系统 ”（total system），它的复杂的性格有一种“多变项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拿古人所陈设的理想来代表中国文化，我们必须拿经过了“社会化”与建构化的文化现象作为分析的对象，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但我们却不能效法亚历山大用剑劈开哥迪安结子一样，来解决问题。近年来，我已渐渐养成一种看空洞长篇文字的耐心，因为我总是盼望我能找到一本能谈出点“道理”来的书，但大都总是以希望之心情开卷，而以失望之心情掩卷，直到前几天我看到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时，我才得到了一点安慰；我很愿意坚定地说，这是五四以来一本谈文化问题具有认知意义且在观念已经走向成熟的书；这本书的确说出了些什么，也解答了些什么。不折不扣的，这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我愿意严肃地为这本书做书评的原因。
甲 本书的特色内容
这本书的特色是本书系以准系统 （system-like）的模态展开的，我虽不敢说作者的准系统是否已在本书中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我敢说，他是很认真严肃地照着他本书前面所陈示的所设部分 （given part）而层层推展开去的，这种写法，在我们讨论一个繁复的问题的时候是有其必要的，在西方的学术性著作中，这是屡见不鲜的，但在中国则尚少见到，我以为要使问题有清晰地展露的机会，这种方式是值得采用的（当然不是一件便宜的工作）。
这本书包含上下两卷，厚达七六一页，共十五章（编者注：指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原版。），我现在为了使读者易于了解其全面貌起见，特将章目陈列于下：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第五章 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
第六章 一个长久的论争
第七章 保守的趋向及其批评
第八章 自由主义的趋向
第九章 西化的主张
第十章 中体西用说
第十一章 现代化的问题
第十二章 民主与自由
第十三章 世界的风暴 （略）
第十四章 道德的重建
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的责任
从前述本书的章目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作基础，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见殷书序言）。这一份工作，可说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关心的问题，从严复、胡适之、梁漱溟、张君劢等先生以降，他们的努力大都环绕在这个题目上旋转，这个问题实在消耗了中国知识分子太多的心血。我们不能否认，在这几十年中，也的确出现过许多健康而有见地的议论，但是中西文化的问题始终在层层迷雾中打滚，而看不清一个清澈的方向，中西文化的论战变成个人追逐虚声的最佳也最便捷的道路，各人所提出来的见解，上焉者只能算是个人“意见”，下焉者则只是“意气”而已，但都逃不出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格局（当然，价值判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是什么”与“应是什么”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将分不开什么是“可能的”与什么是“可欲的”）。这样子谈中西文化，自然说不了什么，更解答不了什么，而殷海光先生这本书则已经谨慎地摆脱了价值判断的思想方法，能进一步用经验的解析的态度面对问题，唯有以经验的解析的态度来看中国文化问题，才能就事论事，拨开时俗流行的价值观念之雾，发掘真相，解决问题，这就是本书所以能具有认知意义的原因。同时，唯有能摆脱情绪的鼓动，才能做到“是山还他一山，是水还他一水”的田地，这样才能趋于学术与思想上的成熟。
乙 本书的优点
这本书的优点是随着它的特色的前提而来的。但是，在这本书中所展露的锐见与洞识力则是因作者的学力与艰苦的思考而得，在这本书中，我们随时可以看到作者的创发力的显露与运思默识的痕迹。现在我愿意就本书的最特出的优点分点加以论叙。
一、本书第一个优点是把中国文化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放到一个世界的架构里去思考，这样一来，我们的视野扩及了全世界。作者说：“近几十年来，有许多中国文化分子把西方近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说成‘文化侵略’，……许许多多中国文化分子总觉得西方势力专跟中国作对，这种印象的形成，除了西方文化势力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所造成的一般中国文化的挫折和不安等原因以外，是由于中国文化分子的视野不够开阔，只看见西方近代文化跟中国文化之一对一的遭遇，而看不见西方近代文化扩张时跟世界许多文化之一对多的遭遇。”（三五八页）同时作者还用麦克尼勒（W．H．McNeill）在《西方的升起》一书中的一幅图解来说明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一对多”的冲突的事实。这一个处理，实在是作者的深思之处，它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分子许多不必要的情绪伤感与“种族中心主义的窘困”，而认清“中西文化的冲突”是怎么回事。关于这点，笔者年前曾写《传统社会的消逝》一文，介绍社会学者冷纳（D．Lerner）的思想，说西方文化如何促使地球上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也正是同一努力，我以为我们能把握这个认识，那么，我们才可以不会把“是什么”与“应怎样”的问题搅混在一起。在时人的作品中，容或也有谈到这一点的，但大都是“不自觉”中谈的，殷先生这本书则是自觉地着笔的。
二、本书第二个优点是作者所用的方法的正确，方法论是做学问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环，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国人的著作中很少措意于此，也因此常常发生未能“操刀”就来“割”的现象，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学者的文字流于烂流于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虽没有在本书中陈明他所用的方法，而只简略地说出他的运思为学系以现代逻辑、经验论、实用主义以及必要的价值观念为主导，但是，笔者从他全书所展现的内涵及方法来看，他显然是采用了现代的行为科学的方法的，特别是他采用了行为科学者所重视的科际整合的方法。作者所陈述的观点、论证大量地采用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等一般公认的知识作为基础，而摒弃了凭空的玄想与主观的独断。逻辑解析可以使我们不至于跌进玄思的迷宫，而经验科学的整合的方法则可以使我们的论点迫近科学的真实。说句实话，自五四以来（五四以前不必谈了）的文化论争大都是空谈与游谈；其所以如此，实由于任何一方面所提出来的论点都是个人的意见 （claim），而不是经验的事实。他们谈文化问题大都脱不了过去“策论”性的模态，要知道，谈普通问题凭普通常识、灵感还可以充充场面，一涉及文化问题就不免流于浮浅了。要谈文化问题，起码需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知识。到现在为止，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文化科学 ”（A Unified Science of Culture），所以我们不能不努力地从各个科学中去发掘必要的知识，以为讨论的基底。中西文化的冲突，严格说来就是一社会变迁的问题，要了解社会变迁的原理，我们就不能不了解人类学者所研究的文化与原初社会、社会学者所研究的社会结构以及心理学者所研究的“人格形成”等，基此，海根博士（E．E．Hagen）在其大著《社会变迁的原理》（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中就强调了科际整合的必要性。而他的大著就是建立在这个知识基础上所展开的“系统分析”。“系统分析”的方法在物理科学中已普遍使用，我们要想了解社会科学中各现象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不借助于此，殷著虽没有非常成功地达到此点，但他已庶几乎近之了。
三、本书的第三个优点是本书的写作是以现代的逻辑解析训练为主导，从而，他所陈示的“准体系”可说是一个“分析的型模 ”（analytical model）的建立。当然，“分析的型模”的建立在社会科学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除非我们能理解并掌握了社会现象的各种“功能的关系 ”（functional relationship），我们几乎无法着手。殷著似乎怀有了这样的野心，虽然他的成功并不十分圆满，无论如何，我们应欣赏他这种孤冥苦思的努力。譬如第二节，他以全章来写“什么是文化”，在这章中他又以绝大篇幅转述人类学者克鲁伯（A．L．Kroeber）和克罗孔（Clyde Kluckhohn）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一书来分析文化的意义。克鲁伯与克罗孔此书是一名著，但实是一苦干的书，全书就是在陈解一百六十四个文化的概念。这一章，严格地说，不应该在殷书中出现，至少不应占许多篇幅，但是我们却不能不了解作者的动机，因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大学士倭仁一八六七年给同治皇帝的奏折算起，到现在已经九十八年，但在这一百年的文化论争中，从文言的论争到白话文的论争，不知白了多少人的头发，也不知浪费了多少纸墨，可是大家却是随意地谈文化，把“文化”看做一团面粉，可以使之圆，也可以使之方，可以使之短，也可以使之长，大家都是让文化来贴就自己的意见，而不去理解什么是文化。于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根本没有一共同的认知的标准。作者说：“在这么多的争论之中，大家都忙着各抒己见，或者抨击对方，然而，如前所述，关于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却很少人去把它弄清楚到一个足够的程度，这也许正是近代中国文化问题之一吧！”（二四页）的确，文化一词意义的混淆是中国文化论争不容易产生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伏尔泰（Voltaire）说过这样一句话：“假使你愿意和我说话，请你先把你所用的名词下个定义。”我以为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应该引为座右铭的。
四、本书的第四个优点是本书所探索的角度非常广，而所发掘的层面却非常深，这当然与我前面所说的几点有关。因为“科际整合方法”的运用就是广度与深度的双轨发展，说文化问题，如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就失之偏颇，如果只知其表面而不知其内层就是隔靴搔痒。作者的勤读（我们从他书中的注脚可得证明）使他能广，作者的“透视力”（随处可见）使他能深，我以为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最足以支持我的说法，也是本书精华所萃，特别是这三章中谈“文化的变迁”、“本土运动”、“文化特征”、“文化价值与生物逻辑过分违离的问题”、“文化所在的层次、原料和功能”，第四章中谈“家”、“中国社会的基型”、“社会的层级”、“我族中心主义”、“离隔和心理凝滞”、“合模要求”及第五章中谈“家的瘦化”、“孔制的崩溃”、“本土运动”、“代间紧张与冲突”几节，不时可以体味作者的苦思与创力。就对中国文化特质与缺点的分析，西方文化冲击的本质、义和团事件、五四运动的评价以及最近“接棒事件”的看法，在在都证明作者已突破“古、今、中、外”的观念的制限，挣断人间关系的纽带，而客观地陈示了真相，这不仅需要心智的诚实，还需要心智的勇气。
五、本书第五个优点是作者思考的成熟（特别是相对于一般知识分子而言），这一优点也是与上述几点有其关系性的；中国百年来的知识分子，由于气盛于理，情绪的鼓动掩盖了认知的努力，大都脱离不了作者所举列的“受挫折的群体情绪”、“传统跟随”及“心理方面的违拗作用”三种心理上的迷雾，所以，“对中国文化很难不落入拥护和打倒这一风俗习惯之中”（序言二页），要不就是调和折中的和事佬思想中。五四以来，不能否认，“西化”派可算是得势的一派，这一派的得势随着保守派的无力与西方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而加增，但近几年来，有些全盘西化论的主张者已放弃了五四当年西化派的重新估价的论辩态度，而走上为反对而反对、见古就打的“反偶像主义”的道路上去（反偶像主义常激起反反偶像主义），这大都是出之于一种“心理上的违拗作用”。其不受理智的导引，而任凭情绪的驱迫则与僵固的传统主义者了无所异，不过九十九步与一百步之别而已。全盘西化论者，从最好的观点看，他们的动机在道德上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希望中国快点西化、现代化，以走上强国之林，但理论上则是不可能的。殷海光先生说得妙：“严格地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连‘全’、‘盘’、‘西’、‘化’这四个汉字也不能用，用了就不算‘全盘西化’。”（三三四页）作者在书中对西化主张的批评，划分为二个层次：（A）是全盘西化有否必要，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层次；（B）是全盘西化有否可能，这是一个经验事实的层次。作者指出“全盘西化”在价值判断上言既无必要，在经验事实上又无可能，实是极深刻而正确的，关于这，笔者年前在中国文化学院为新闻系全体同学所讲的“隔着太平洋的二重相思”的一篇讲演中，也恰恰用这个方法批判了全盘西化论者。殷海光先生在本书中，有这样的严肃的批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有许多‘新青年’厌恶旧的。有条件的厌旧是可以的，无条件的厌旧则不可，对于旧的事物保持一个合理的保守的态度，可以构成进步求新的动力。”（二二四页）“批评旧的价值和道德伦范是可以的，但是，批评这些东西，并不然等于一概不要，一概不要则归于无何有，完全无何有则生命飘荡，而启导性的批评可能导致价值世界的进新。”（三八五页）他更进一步指出：“我无从同意对人造的学说‘要接受就得整个接受，要反对就得整个反对’这种原始而又天真的态度！社会文化的发展是具其连续性的，于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我们想不出任何实际的方法能将传统一扫而空，让我们真从文化沙漠上建起新的绿洲。为维护传统而维护传统固然没有意义，为反对传统而反对传统也没有意义。”（四六九页）作者这些观点是以文化学、人类学的知识为基底而说的，这显然是五四以来文化论争的尘埃落定后的清明的审察。作者说这些话，绝不是时下流行的廉价的文化观，他既扬弃“反偶像主义”，也不愿作知识上和道德上的乡愿主义，或知识或道德上的折中主义者（四五八页），而是以各种科学（不是玄思）做根柢，重新“创建一个新型的文化”（三七三页）。他所提出的是“现代化”的道路，他说“不接受现代化，只有灭亡”（三六九页），而中国的现代化必起于对中国文化内层的改造，即其基本价值、道德伦范和重要思想的改造（三八五页），主要的是通过“启导性的批评”以导致“价值世界的进新”，作者所谓中国文化的进新是放在一世界架构上谈的。他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大家庭的一个分子，而且确实是一个重要分子，何况中国文化在道德方面过去曾有重要的建树，作为中国文化分子之一的人，有义务也有权利将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优长加以更新。”（四八二页）鉴于这个认识，作者在“现代化问题”，特别是“道德的重建”二章中，投注下无限的心力，这也许是作者用力最多的所在。这二章所陈示的论点虽然有显得脆弱的地方，但别忘这是一件极艰难的工作。可是整个的观点则是走向成熟的了，至少已经为这方面的问题作了成熟的思考。在这二章里，强烈地透露了作者的在文化上的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气味，及在感情上的民族的区域主义 （Provincialism）性格。
六、本书第六个优点是作者对民主与极权思想的厘清，特别是对专制主义思想的根本有力的批判，作者在心智上及气味上是一个对知识是非不肯打折扣的人，这不能不说是由于受卡纳普、海耶克、波柏尔（K．R．Popper）的影响，专制性格的剖析，在“世界的风暴”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二章中有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这一份工作，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失落、视觉迷惘的当儿，有很高的提示和清洁的功能。
丙 本书的瑕疵
写书评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的，否则所看到的不是所要看的对象的颜色，而是眼镜本身的颜色。这样对作者是一不公平之事，对读者则是一侮辱欺诈之事。我想写书评至少应有一种“心智的完整”，对于一本书的优点、缺点都应该指出来，当然，假如这本书是一毫无瑕疵的话，那么，我本可以“此诚巨构也”一语打住了，但事实上，殷书是有瑕疵的，至少我个人认为有。
一、本书的第一个瑕疵是本书在结构方面没有严守“系统分析”的方法，尽管作者并没有明言他是用“系统分析”着手的，但在他的序言里至少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因此，我个人以为至少“民主与自由”、“世界的风暴”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三章不应该放到这书里，尽管这三章有极精辟的言论，有很深挚的责任感，但这里所陈示的与全书所作的“分析型模”的努力恰巧背道而驰，因为这三章里，大都只能算是作者个人思想的倾向和主张，而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事实的分析。因此，我觉得这三章是有害于全书的结构与方法上的统一性的，当然，作者的目的在“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那么这三章又似乎是应该保留的，可是，无论如何，从本书的书名，特别是本书的英文名字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来看，这三章是可以不要的，最好的办法是换一个面向来讨论（这一点我后面还要谈到），而把这三章放到本书的附录里去。
二、本书的第二个瑕疵是作者自觉与不自觉地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的观念所制限而忽略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这一个面向中国文化问题，特别是百年来的社会变迁，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社会结构经济组织因西方技术输入而引起的无形但却重要的变化。这些转变事实上已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目，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这我们只需看一看现在的社会结构及新兴的社会优异分子的角色就可了然。现在中国的社会已不像从前那样的富有单一性而走上了繁复性的道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型已不是纯粹的顿尼斯（F．Töennies）所说的通体社会 （Gemeinschaft）或联组社会 （Gesellschaft）所可说明。中国现代社会正进入通体社会与联组社会的中间地带，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已渐趋向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功能普化的 （functionally diffused）已渐趋向功能专化的 （functionally specific），身份取向的已渐趋向契约取向的，神圣化的已渐趋向于俗世化的，总之，传统社会的基型已在瓦解，但现代社会的基型则尚未建构化，中国社会正进入到一个过渡社会中，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已成为一过渡人，而过渡人则生活在一“双重价值系统”中。过渡社会是一“广大的发展地持续面 ”（larger developmental continuum）及“一动态的范畴 ”（a dynamic category）。殷先生的著作中似乎不自觉地为“传统”与“现代”的“理论上的两极性 ”（theoretic polarization）所制限，而没有看到（至少没有强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这一个面向；这是许多西方学者所忽略的。但最近学者们已努力纠正了这一缺憾，奥门（G．Almond）、李维（M．Levy）、冷纳（D．Lerner），特别是雷格斯（F．W．Riggs）等已成功地弥补了这项缺憾。我以为我们如能把握“过渡”这一面向，那么对中国文化的展望会有更贴切的理解。
三、本书第三个瑕疵是作者在严格的分析方法中偶尔“技术犯规”，而不免有“感情走火”的现象发生。人是有感情的动物，特别是在讨论与己身有关系的文化问题的时候，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个人的好恶的气氛，殷书虽然是我所看到的“技术犯规”极少的一本，但由于作者的一种“心智的傲慢”（一个有学术见解的人，在中国现阶段的知识水准里，常易于有这种心智上的趋向），使他的知识上的客观性受到了伤害。我这里不想作细节的枚举，而只指出一个事实，即作者在第九、第十两章中并没有给另一个重要的主张安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一个重要的主张即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前所作的文化上的共同宣言，姑不论这个主张的内容是否应予赞同是另一回事，至少这是五四以来一个思想上已趋成熟的看法，他们的见解正代表了新儒家的观点（如宋儒称为新儒家，那么他们应该是新新儒家）；也代表了一个文化上的重要运动，而这个运动并不是西化派与中体西用说所可赅括，因此，他们应占有一相当的位置。殷先生可能对他们的思想模态不能有所欣赏，但作为一本以解析方法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书，作者有责任承认他们的位置，假使不予以“学术上”的，也应给予“历史上”的位置；事实上，地球上有许多被西方文化冲击的传统社会，都普遍地发生了“新传统主义”的运动，中东的埃及、叙利亚、伊朗等如此，亚洲的泰国、锡兰等亦如此，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新传统主义的势力正在“过渡社会”中渐渐扩张，因此，殷著把这一现象有意无意地忽略，构成了本书的脆弱点之一。
四、本书的第四个瑕疵是作者在讨论中国文化时没有给中国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制度——科层制度 （bureaucracy）一个突出的位置。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科层制度国家，我们要了解中国社会，要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锁匙，我们拿不到这把锁匙，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就难予窥见其全貌。在殷著中对科层制度不是没有讨论，但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比重，中国文化中最影响知识分子的就是“内圣外王”的思想，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完成，必须经由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前半截是“内圣”工夫，后半截是“外王”事物，学者的工作只是“内圣”工夫（中国思想中最重要的是伦理思想），官吏的工作才是“外王”事业（中国思想中与伦理思想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政治思想）。从中国的文化意识与社会结构来看，“士大夫王国”与“官僚王国”是相通，甚至是重合的，殷著注重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五、本书第五个瑕疵是作者对某些重要词语的内涵与解释说得不够清晰与透彻，譬如“现代化”一词，作者仅以俗世化 （secularization）与革新 （innovation）二个观念来说明，这是绝对不够的。现代化一词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各种观点来观察，但至少除作者所提出的“俗世化”、“革新”之外，现代化之内涵尚有“都市化”、“工业化”、“普遍参与”、“媒介参与”以及“高度结构分歧性”等观念。再如作者对“通体社会”、“联组社会”这样重要的词语也讨论得不够清晰，而作者整个理论的发展却似乎是以这些观念作基底的。此外如对“权威 ”（authority）、“发展 ”（development）、“始原群体 ”（primary group）等词语的解释也有修正或加强的必要。
三 结论
殷海光先生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认真地说，还有许多优点可陈，也还有许多瑕疵可列，但这篇“准书评”似乎已写得太长了，我不得不赶紧收笔了。但在收笔之前，我愿再说几句话以为结论。
《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是一个专业的思想者，以他相当深厚的知识训练为基底，而完成的一项具有独立的创建性价值的书，它的确说出了些什么，也解答了些什么。从这本书中我们也许看不到太多替中国文化宝殿作的五光十彩的文饰，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些在文化残基上辛勤重建的砖石与资料。当然不同思想模态的人不一定会欣赏这本书，相同思想模态的人也不一定会完全满意这本书。事实上像中国文化问题这样的大题目，绝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谈得周延与完整的。作者说：“这本书，算是我为研究并且思想中国近百余年来社会文化问题一个简略的报告，我希望这个报告对追求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之解答上可能多少有些帮助，我自知我的能力有限，可是我的愿力却无穷的，我的这个工作只能算是一个草创的工作。”（序言三页）我想，这并不完全是作者的谦虚，而是在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时不能不令我们谦虚，我们与其钦佩作者的“能力”，不如欣赏作者的“愿力”。虽然我个人对作者的能力与愿力是钦佩欣赏兼而有之的。
——原载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二日、十月三日
《时报杂志》二五〇、二五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