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是孔子诞生2540周年，我参加了孔子学术讨论会，因此写了这篇文章作纪念。孔子的言论，主要见于《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子和孔子门人言论的书，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里称：“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说《论语》中记孔子的话，能够反映孔子的风采。又说：“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可见《论语》的风格，又是雅丽的。又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论语》的文章，理是精的，气指文气，秀是突出，构成文采，这又同《论语》反映孔子的风采有关。
论“和”的辩证观点
先看《论语》的“精理为文”，《论语·子路》（以下只举篇名）：“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
“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子对齐景公批评梁丘据的话，和《国语·郑语》所载史伯的话，都解说得非常详细。“和”如五味的调和，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因此史伯也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同”就不如此，用晏子的话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里讲“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是多样性的统一，其中有对立，如水与火是对立的，高下、长短、疾徐是对立的，对立即“相反”。水、火、酱、醋调和滋味煮成小菜，是“相成”。高下、长短、疾徐调和成乐曲是“相成”，这是“相反相成”。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就“相反”说是对立的；就“相成”说，如水火既济，生米煮成熟饭，引起质变，高下、长短、疾徐的不同声调配合成乐曲，引起质变。这样的“相反相成”是辩证的。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有辩证观点。
在“和”与“同”上，晏子把“和”与“同”引向君臣的意见的相反相成上为“和”，即“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可”与“否”是相反的；“臣献其否，以成其可”，是相成的。这相成的“可”，已与原来的“可”不同，是原来的“可”与“否”的协调。
孔子怎样做到“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呢？《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是鲁国执政的三家贵族之一，他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即把人分为“无道”与“有道”，是“相反”的。他要“杀无道以就有道”，不是“相反相成”的。孔子反对“杀无道”，认为季康子说的“无道”，不过是由于他为政不善，引起人反对他，他称为“无道”。因此孔子提出“子欲善而民善矣”，只要季康子改正他为政的不善，民就不反对他了，即同归于善，即“相成”。孔子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用风吹草倒来作形象的说明。在这个形象里，要季康子的风吹向善的一面，小人之德草也倒向善的一面，就由“相反”转向“相成”了。孔子的言论既是辩证的，又是形象生动而精练的，是“精理为文”，而形象生动，又是“秀气成采”了。
孔子的辩证观点，又表现在论人物上。《论语·八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在这里批评管仲气量小，不节俭，不知礼。管仲有这些缺点，尤其是“不知礼”。照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管仲既然不知礼，不懂得“克己复礼”，当然算不得仁了。可是，《宪问》里说：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里，子路认为管仲是公子纠手下的臣子，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即不忠，不忠当然就不仁了。子贡也认为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不死，又辅佐桓公，不是仁者。子路、子贡认为仁是极高的品德，管仲连忠也算不上，当然算不上仁了。孔子不这样看，孔子看管仲的功业成就。当时周天子势力微弱，诸侯纷争，夷狄交侵，汉族有被夷狄奴役的危险。管仲辅相桓公，连合诸侯，成就霸业，抵抗夷狄的侵略，为国家民族立了大功，使人民得到好处。孔子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的立场上肯定管仲，认为这就是管仲的仁。子路、子贡只从一方面看，否定管仲。孔子认为否定不当，应从全面看问题，改正他们的否定，这就是“献可替否”，这就是“和”。这样从全面看问题，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来考虑，来否定片面的评论，不仅否定了子路、子贡的贬低管仲，也对他自己说的管仲的气量小，不节俭、不知礼这些缺点，作了全面的权衡、审视，在管仲对国家、民族、人民所建立的大功上，这些缺点也给掩盖住了，这就是辩证观点。这种观点又是从“民到于今受其赐”来的，即从人民的观点来的，是有民主性的。这从《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方法上看，是“精理为文”的。
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作：“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他把“和”译作“恰到好处”，把“同”译作“盲从附和”，是恰当的。就“恰到好处”说，又跟“中庸”有关。《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就是无过不及，即恰到好处。“庸”就是平常，即把恰到好处应用到生活实践中去。孔子把“中庸”看成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所以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个道德标准，他的学生子张和子夏都没有达到。《先进》：“子贡问：‘师（子张）与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没有达到中庸的道德标准。中庸跟“和”有关，“和”是从正反两方面去求得恰到好处，孔子就是这样做的。《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即从他那一问题的正反面去盘问之后，才能得到恰好的处理意见。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做的。
反映孔子的风貌
孔子是讲“仁”的，《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讲“仁”是“爱人”。但《学而》里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此有人认为“人”指士大夫，不包括“民”，所以“爱人”与“使民”相对说。按：“人”指一切人，包括士大夫和民，但使的只能是民，不能是士大夫，所以说“使民”。《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在马厩里管马的“人”，一定不是士大夫，所以孔子的“人”是泛指，不专指士大夫。从孔子的问“伤人乎？不问马”里，也可见孔子看重当时地位低下的人。
《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他在乡党的父老前面，显得非常恭顺，好像不能说话的样子。在宗庙里、朝廷上，明白流畅地说话，只是谨慎点。“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在朝与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的样子；与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的样子。即孔子在乡党父老前，非常谦恭，绝无傲慢的态度；在宗庙里、朝廷上，明白晓畅地说话，绝不阿谀。对下大夫，态度温和；对上大夫，态度正直，绝不傲下媚上，从中显示出孔子对人处世中庸，即没有过与不及的毛病。孔子新到一国，对那一国君臣又有一种态度。《学而》：“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孔子用温、良、恭、俭、让的态度来对待新到一国的君臣，使得那国的君臣乐于接待他，乐于告诉他国内的政事情况。孔子平居的态度，《述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他是温和可亲的人，但人们不敢狎侮他，因他又是严厉的；他是有威仪的，但又不凶猛，不使人畏惧；他是恭敬的，又很安静，即出于自然，不是做作的。温和和严厉，有威仪和不凶猛，恭敬和安静，好像两者有些差异。孔子能够调整起来集中在一身，这又是“和”的表现。
孔子立身处世的态度，《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不追求富贵，追求仁德。《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自甘清贫，所追求的是仁德。《述而》又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他的发愤和乐，都是为了求仁。
孔子面对自然景物，表示了他的态度。《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看到川流昼夜不停，感叹时光的迅速，这跟他的“发愤忘食”，求仁的“造次必于是”有关，含有勉励人不要浪费光阴的意思。又《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看到松柏后凋，表示一个人要禁得起严峻的考验。《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朱熹《集注》：“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孔子看到水的流动，想到智者的周流无滞。看到山的沉静，想到仁者的厚重不迁。《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曾皙（名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朱熹《集注》称曾点的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又引程子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指出孔子居师长之位，悠然自得，在春风中，想与冠者、童子领略春天景物之美，歌咏而归。既欣赏自然景物，又进行歌咏教育，使人与景物各得其所，这里反映了孔子的胸襟志趣。总起来看，《论语》中所记孔子的言行，确实反映了孔子的人物风貌和人物情思。
《论语》中的修辞
《论语》中记录孔子的话，自然形成各种修辞手法。如《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一个“北辰”，比为政以德的统治者；一个“众星”，比诸侯国或大夫。他们的关系像北极星居于一定的位置，众星都环绕着它。这两个比喻又有两个特点，“北辰”比“为政以德”的统治者，但省去了“统治者”，用的是省略格。光说“众星”，不说“众星”比什么，是借喻。这里用了明喻、借喻、省略三种修辞格。又《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或马拉车，车辕的一道横木是驾牲口的地方。那横木，大车上的叫鬲，小车上的叫衡。鬲衡两头都有活塞，是鬲的活塞，是衡的活塞。大车和小车比人，比信。这里用两个比喻，“无”“无”来比一个人“无信”，用“大车”“小车”来比“人”，是明喻。《八佾》引仪封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铜质木舌的铃子。古代公家有事要宣布，便摇这铃，召集大家来听。这是用木铎作比喻，来比孔子，但喻词用“为”，不用“如”“似”，是隐喻。《雍也》：“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这是说：“耕牛的儿子长着赤色的毛、整齐的角，虽然不想用它作牺牲来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这里用“犁牛”来比仲弓的父亲是劳动人民，但不指明。用“犁牛之子骍且角”来比仲弓有才能，也不指明比什么，都可视作借喻。“勿用作牺牲来祭祀”，比作“勿用作士大夫”。这里的“勿用”有省略。“山川”比山川之神，也有省略。这里用了借喻和省略格。
《论语》里用了对偶，如上引《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类似的对偶，如《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有错综复叠格，如：“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前三句是错综格，后二句是复叠格。又有错综层递格，如《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按：“有耻且格”即“民有耻而且格”，所以前三句与后三句构成错综格，从“民免而无耻”，进到“有耻且格”，这六句又是层递格。又《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三个“可与”“未可与”，一层进一层，属层递格。又《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从“志于学”进到“而立”，进到“不惑”，一层层前进，也属于层递格，是属于时间上的前进。又《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也从时间上说，开始演奏翕翕地热烈；继续下去，纯纯地和谐，皦皦地清晰，绎绎地不绝，然后完成。这里指奏乐时按时间先后来说直到完成。又《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也讲进层，好之胜过知之，乐之胜过好之。层递格也有下降的，又《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从“中人以上”到“中人以下”是递降的。
《论语》里还有夸张的修辞格，如《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夸张的说法，不这样夸张，显不出孔子把闻道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又《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认为后代的礼仪制度是据前代的礼仪制度加以损益，所以后代的礼仪制度可以根据前代的礼仪制度来推知，他说“虽百世可知也”，是夸张的说法。《论语》里也用婉曲格，如《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说孔子在齐国听韶乐，欣赏到极妙境界，却说“三月不知肉味”，是婉曲的说法。又：“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冉有要问孔子赞助卫出公辄吗？子贡去问孔子。他不直接向孔子提问，他问孔子：伯夷、叔齐怨吗？伯夷、叔齐是孤竹君二子，二人推让君位，都抛弃了君位出走。孔子称他们“求仁得仁”，是对他们的极度赞美，这说明孔子不赞助出公辄。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卫太子蒯聩的儿子。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到晋国。卫灵公死，立辄为国君。晋国把蒯聩送回来，卫国拒绝蒯聩回国，造成父子争夺君位。孔子赞美伯夷、叔齐的推让君位，正说明他不赞助出公辄与父蒯聩的争夺君位。这里子贡借伯夷、叔齐来问，是婉曲的说法。《论语》中的修辞手法不止这些，这里就谈这一些吧。
总起来看，《论语》中记孔子的言行，既有辩证观点，又有民主性，又能反映孔子为人的风貌，富有各种修辞手法，这就使《论语》成为先秦时代的杰出散文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