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里的列传，是古代传记文学的杰出成就。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里，极力推重司马迁的《史记》，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这是说，司马迁的《史记》，它的学识后人没有继承下来，称为绝学。当时称孔子为圣人，他不敢说《史记》超过孔子的《春秋》，所以说《春秋》以后一人罢了。那么《史记》的杰出成就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在《答客问上》说：“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他认为《史记》里贯彻着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这就是“推明大道”，要用来说明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贯通古今的变化，成为一家的著作。因此，它同一般的历史书不同。根据他的历史哲学来写，所以详人所略，异人所同，重人所轻，忽人所谨。《史记》中的列传就是这样。
《史记》中的列传，有专传，是写一个人的，如《李斯列传》；有类传，是写一类人的，如《循吏列传》；有合传，如《孙子吴起列传》，写孙武吴起，两人都是军事家，合在一起写，跟类传相似；如《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战国楚人，贾谊是汉朝洛阳人，屈原是伟大的文学家，贾谊是大政治家，把他们合在一起，另有用意，这是另一种合传。这种合传，是根据作者的用意来写的，跟这种用意相合的才用力写，跟这种用意不合的，就不写或少写。这就是“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这里想专谈谈这种合传。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和州志艺文书序例》说：“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备于班固，而实仿于司马迁。”这里讲的“部次条别之法”，就是按照内容，分为若干部，排定次序，照条例来分别，合传也是一种。合传怎么部次条别呢？又说：
周秦诸子，若孟荀三邹、老庄申韩、管晏、屈原、虞卿、吕不韦诸传，论次著述，约其归趣，详略其辞，颉颃其品，抑扬咏叹，义不拘墟，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古人命意标篇，俗学何可绳尺限也？
这里即谈到周秦诸子的合传标篇都有用意，像孟轲、荀卿、三邹子、淳于髡、慎到合传，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合传，管仲、晏子合传，屈原、贾谊合传，平原君、虞卿合传，吕不韦专传。章学诚在文中只提屈原不提贾谊，因他在讲周秦诸子，贾谊是汉朝人；只提虞卿，不提平原君，因平原君是贵公子，不属诸子；提吕不韦，吕是专传，可以跟合传作比。他讲这些合传的特点，是从周秦诸子的学术角度来考虑的，即“论次著述”。“在人即为列传”，把学术上有关的人合为一传；“在书即为叙录”，就他们的学术观点看，合传即成为讲他们的学术流派。在这里还加上“抑扬咏叹”，即表达司马迁的感情，使《史记》成为无韵的《离骚》。这样的合传，一是人物传，二是学术史，三是抒情文学。下面试就这些合传来看看。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标题只有孟子、荀卿两人，实际上这篇合传写了儒家的孟子、荀卿，再写邹忌、邹衍、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邹奭、墨翟等人，其中写邹衍的阴阳家学说写得最详，字数比写孟子、荀卿还多，其次写淳于髡字数也不少，为什么在标题上都不列名？这里显出司马迁的学术观点，他认为邹衍的说法最特出，故讲得最详，但他认为孟子、荀卿的儒家学说最正确，超过阴阳家、道家、墨家，所以只用儒家的两人做标题，这里就显出他的学术观点来。因此，他在这篇合传的开头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这就是“抑扬咏叹”。接下来叙述孟子的生平和学术。称“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写“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写他讲儒家学说，到处碰壁。接下来讲“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邹衍，后孟子。”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撤（拂）席。如燕，昭王拥彗（扫帚）先驱。”“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这里叙述邹忌用游说来取得相位，邹衍用阴阳家的说法来打动人主，跟孟子讲儒家学说的到处碰壁构成对照，再发出感叹。接下来讲淳于髡，能够观测梁惠王的心理，得到梁惠王的尊崇，也靠游说。再讲慎到、田骈、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是道家。邹奭“亦颇采邹衍之术”，是阴阳家。“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跟孟子不见用再构成对照。接下来叙述荀卿，称“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写荀卿是被谗被废。从合传看，这篇合传称为《孟子荀卿列传》，显出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上是推崇儒家的，是以儒家为主来叙述各家的。从“抑扬咏叹”来看，司马迁认为游说者阴阳家、道家都得到人主的尊崇，跟儒家的失意不同，是通过对比来抒发他的感叹的。
再看《史记》卷六十三《老庄申韩列传》，在标题上是老、庄、申、韩并列的。叙述老子，称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教训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孔子称赞老子：“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叙述庄子，称他“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指攻击儒墨两家。叙述申不害，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主刑名是法家，但在理论上却用道家。叙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原来《老子》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韩非子·喻老》里引用越王勾践要灭掉吴国，却先让吴国打败齐国显得更强，实际使其削弱。晋献公要灭虞，先送其璧玉和名马，让其不防备，好袭击。这些就成了法家的阴谋手段。《庄子·徐无鬼》讲治天下好比牧马，要“去其害马”，法家的严刑峻法，实际上也是要除去破坏法令的“害马”。因此法家讲的法和术是从道家来的。从学术上看，法家的讲法治，在理论上本于道家。但道家老子讲无为，庄子讲自然，又跟法家不同。这篇把道家和法家合传，显示他对道法两家的看法，即法家的理论本于道家。又写孔子赞老子“其犹龙邪！”写“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又写“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韩非到秦国，秦王听信谗言，把他下狱，他被害死。这里也有感叹，是“抑扬咏叹”。
再看《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对管仲在齐国的政治设施，只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写得极概括。因为管仲晏婴的功业，在《齐世家》里写了，这里可以从略。这里只写逸事。
在这篇合传里，开头写管仲：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
这里讲的就是管仲的逸事，点明“知其贤”。管仲欺鲍叔而鲍叔终善遇之，是由于“知其贤”；管仲被囚而鲍叔进管仲，也是由于“知其贤”。下面对于管仲一生所做的重大事件，却几笔带过：“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接下去用更多的话来说明鲍叔“知其贤”：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这里一连用了六个“知”字。跟上文的“知其贤”相应，强调鲍叔的知己。这段话里提到了为贾、谋事、三仕三见逐、三战三走、被囚，都属于逸事。结合这些逸事，说明知己之可贵，点明“知我者鲍子也”。
再看写晏婴，写了两个小故事。一是他知道越石父贤，被拘囚。他把越石父赎了出来。过不多久，越石父要跟他绝交。他问为什么，越石父说：“吾闻君子诎（屈）于不知己而信（伸）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这里提到四个“知己”，正与《管仲传》的强调知己相应。另一故事，晏子为齐相，他的御者替他驾车，“意气扬扬，甚自得也”。御者之妻看见了求去，因为她看晏子态度很谦虚，御者却很满足。从此御者也变得谦虚。晏子知道了，荐御者为大夫。这个故事也着眼在“知”，御者之妻了解晏子，也了解她的丈夫，使她丈夫由自满变为谦虚。晏子知道了，就荐拔他。
《管晏列传》里写这些，强调知己的重要，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经验。管仲是春秋时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他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孔子极推重他：“微（非）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被少数民族所奴役）矣。”这样一位大政治家，要是没有鲍叔推荐，早埋没了。再像越石父、御者，没有晏婴的救援推荐，也就埋没了。了解人才推荐人才在政治上有重大作用。司马迁总结这方面的经验，通过《管晏列传》把它表达出来。
后面赞美管仲：“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又赞美晏婴的能够救人和荐拔人才，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这也是“抑扬咏叹”。
再看《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章学诚在《书教下》里说：“《屈贾列传》所以恶绛灌之谗，其叙屈之文，非为屈氏表忠，乃吊贾之赋也。”这里指出屈原和贾谊合传，是为了贾谊被谗流放而作，这是就贾谊说的；反过来说，也是为了屈原被谗流放而作，这是就屈原说的。换句话说，把屈原贾谊合在一起，重点在写两人的被谗流放。我们只要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贾生传》，同《汉书·贾谊列传》对照一下，就看出两篇有很大不同。《贾生传》里收了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贾谊传》里除了收《吊屈原赋》、《鸟赋》外，还收了《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这两篇的不同，说明司马迁把屈原和贾谊合传，有他的用意。这个用意，班固在《贾谊传》里点明了。班固说，“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说明《吊屈原赋》，既是哀悼屈原的被谗放逐，也是悲痛自己的被谗放逐。司马迁在《贾生传》里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把贾谊同屈原合传，用意已很明显，所以不必再点明了。再看《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在《屈原传》里叙明上官大夫向楚怀王进谗言，怀王怒而疏远屈原。“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指出楚怀王听信谗言，不用屈原，终于造成兵挫地削的祸害。在《贾生传》里叙明：“天子（汉文帝）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冯敬之属尽害之。”四位大臣都进谗言毁谤贾谊，贾谊被流放。这同屈原的遭遇相似。那么司马迁写这篇合传的用意，在于说明君主听信谗言，把贤臣赶走，会给国家造成祸害，会毁坏贤人。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他通过写这篇合传把它表达出来。
明白了这点，可以解答司马迁为什么在《屈原传》里发议论。像“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一段，“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一段，都是他在发议论。我们知道传记要让事实说话，只要把事实写清楚就行，作者不必出来发议论。《屈原传》为什么要在传里发议论呢？这正由于司马迁在合传里要阐明他的历史观点，才这样写的。因此，懂得了他的这种用意，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他的合传。懂得了他写合传的用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写《屈原传》的深刻含义，理解《屈原传》的写作特点。司马迁在这篇合传的最后说：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又称“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还是“抑扬咏叹”。《屈原贾生列传》里还引了两人的赋，通过《吊屈原赋》把两人结合起来，也见得两人都是辞赋家。
再看《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称：“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冯亭把上党献给赵，平原君接受了，引起秦兵来攻），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划策，何其工也。”平原君利令智昏，几乎断送赵国。赵国邯郸被围，几乎亡国。虞卿替赵出谋划策，保全邯郸，跟平原君合传，起到反衬作用，突出虞卿的智慧，反衬平原君的无知。最后又称赞虞卿：“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原来魏国相魏齐得罪秦相范雎，范雎要魏王送魏齐头来，否则发大军攻魏。魏齐因此逃到赵国。秦昭王要赵王送魏齐头来。虞卿任赵相，弃相印，同魏齐逃到魏国，要靠信陵君帮助逃往楚国。信陵君犹豫未肯见。侯嬴说：“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信陵君大惭，去迎虞卿。魏齐听说信陵君未肯见，即自杀。虞卿因在魏穷愁著书。这里突出虞卿肯抛弃权利，勇于救人，又赞美他的穷愁著书。在这里也将虞卿跟信陵君对比，显出虞卿胜过信陵君。在传目里写虞卿的名字，是对他的赞美。
又《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在题目上只写了廉颇、蔺相如两人，实际上还写了赵奢、李牧两个名将，用了不少篇幅。为什么在标题上不写他们两人的名字？合传末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伸）敌国，退而让颇（廉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可见这篇合传，主要在赞美蔺相如的智勇，廉颇是他的陪衬，所以在传里标出两人名字。赵奢、李牧跟蔺相如的关系不大，所以就不列名了。这样看来，《史记》的合传，有他的史学观点，有他对学术的评价，有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褒贬的用意，有对政治得失的评价。要探讨司马迁的史学观点，合传是可供探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