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就古典散文说，辩论文具有悠久的传统。早在先秦时代已经产生了大量优秀的辩论文。孟子就是杰出的辩论文作家之一，在他的书里所包含的一些辩论文的写作技巧，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谈孟子辩论文的写作技巧，就得接触到孟子人生观的深度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先就人生观说，结合孟子的辩论来看，确有高出于当时一般的游说之士的地方。
二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当时的纵横家像苏秦、张仪那一班人，就是非常讲究辩论的技巧，靠游说各国君主来取得富贵的。孟子在当时也以擅长辩论著名。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滕文公下》）可是孟子的爱好辩论跟纵横家不同。纵横家的游说目的在于为个人取得富贵，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一会儿主张合纵，要联合南北的六国来抵抗西方的强秦；一会儿主张连横，要拆散六国的联合，使东方各国走投降秦国的路。一个人讲的话可以前后反复，只是为了要取得个人的富贵。孟子完全不是这样，他的辩论不是为了要取得个人的富贵，而是要宣传他那一套主张，所以他的辩论是有一个中心的，就是他所提倡的“仁义”，这个中心是始终不变的。为了宣传这种主张，他奔走游说。要是国君不能接受他这种主张并推行到政治方面去，那么即使用优厚的俸禄、崇高的地位来供养他、尊崇他，他也不干。就这方面说，孟子是远远地超出于那些追求利禄的说客的。
由于这一个根本的不同，所以孟子跟当时那些说客讲究辩论的技巧也是不同的。那些说客讲究的是一套游说的本领，怎样揣摩国君的心理，研究当前的形势，懂得他要游说的国君爱好什么，害怕什么，然后用种种方法来打动他，有时利诱，有时威胁，从而说服对方取得个人的富贵。孟子是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而辩论，所以他除了研究对方的心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学说所下的工夫，那就是他所说的“知言”和“养气”。“知言”是就了解对方说的，“养气”是就自己对所宣传的学说的实践说的，而后者尤其重要。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他：“夫子恶乎长（老师擅长什么）？”孟子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和“养气”就是孟子对辩论所做的基本功夫。
什么叫“知言”？孟子说：“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公孙丑上》）他把那些不正确的话分做四种：诐辞就是偏在一边的话，对于这些话就要知道他受了什么东西的蒙蔽，使他看不到真相。对于这种话，辩论时就要解除他所受的蒙蔽，那他自然会看到真相了。淫辞就是夸大得过分的话，对于这些话要知道他迷陷在什么地方，辩论时要解除他这种迷陷。邪辞就是违反正理的话，对于这种话，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正理，然后引导他回到正理上去。遁辞是明知不对却给自己掩饰的话，对于这种话就要揭穿他的掩饰，使他辞穷理屈。孟子对于不正确的话这种分法是否恰当，他的所谓正理是否正确，在这里不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对各种不正确的话能够这样进行分析，研究它所以造成错误的原因，从而针对这种原因来做说服工作，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辩论还是可取的。孟子这样分析各种不正确的言论，是本于他的一种认识。他认为错误的言论是从错误的思想认识来的，而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会造成种种危害，不论在行政上、在事务上。所以他的辩论不是为了争强斗胜，是要纠正当时人各种思想上的错误——当然是他所认为的错误——从而避免这种错误思想所造成的危害。所以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把他的辩论作为救世的事业，所以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他要用他的辩论来反对邪说，来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他把这种工作比做大禹的治洪水。把辩论的工作提到这样高度来认识，是跟他要用“仁义”来救世的人生观密切结合着的。这远远不是说客所能比拟的。
孟子既认为辩论是“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的工作，也就是成为宣传真理（当然是孟子所认为的真理）的救世工作，那么对于自己所宣传的学说就得身体力行，也就是自己得先实践起来，这便是孟子所说的“养气”。孟子讲的养气，带有神秘色彩，那是哲学上的问题，这里可以不论。我们讲他把“养气”作为辩论的基本工作，跟“知言”相配合。“知言”是对别人所做的功夫，“养气”是对自己所做的功夫，孟子是在这两种功夫的基础上来进行辩论的。孟子解释“养气”道：“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这是说，他所养的气是跟正义和正道配合的，没有正义和正道，就会泄气。因此要一言一动都合于义，这才能培养这种气；并不是偶然做了一件事是合于义的，便可以装作自己样样正确。只要做了内心不安的事，就泄气了。可见所谓“养气”，就是他对于自己所认为的真理的实践功夫。自己的一言一动，都符合自己所认为的真理，这样就培养成一种强烈的正义感。看到了坏事，自己的正义感就逼着自己出来说话，那时说的话自然理直气壮。要是自己做了坏事，那么看到别人做坏事就没有勇气批评，就泄气了。孟子的所谓“养气”，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做好了这步功夫，培养好了强烈的正义感，才能够对于错误的言论行动进行猛烈的勇敢的批评，这种批评也才能具有说服力。
在“知言”“养气”的基础上进行辩论，为了宣传他所认为的真理，为了救世而进行辩论，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的人生观高出于当时一般的说客。再看他的辩论。他跟齐宣王辩论的时候，对齐国的情况、齐国的历史很熟悉，甚至对齐宣王的生活小事，像看到一头牵去宰杀的牛在发抖，齐宣王有些不忍，要赦了它，孟子都知道。这说明他非常熟悉统治阶级的生活。他在辩论中，经常引经据典，像引《诗经》、《书经》中的话，引孔子的话，还经常引证历史，说周文王怎样，周朝的太王怎样。这说明他具有广博的知识。他也很留心人民疾苦，所以能对梁惠王说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饿死的人），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他劝国君行仁政，首先注意到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虽然在当时的人谁都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不过孟子能够注意到这些问题，确实是很难得的。从这些方面看，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辩论中所包罗的生活面是广阔的。孟子辩论的技巧，是在这种比较高的人生观和广阔的生活面上获得的。
三
孟子深入生活，看到其中的问题，想用辩论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那他又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辩论呢？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尽心下》）意思是，说的是眼前切近的事，但是含义却很深远，这是好的话。腰带以上的东西，是眼前最容易看到的，这是用来比作讲的是眼前最切近的东西，但却能讲出深刻的道理。“守约而施博”，是说比方孟子自己信奉仁义，这是他的守约。他根据仁义来谈政治，谈做人，来驳斥一切他认为错误的理论，这是孟子辩论时的总的方法，就是用极切近的话来说明深远的道理，根据原则来推论一切事理。
根据这个总的方法来进行辩论的时候，还有种种不同的变化。在这方面，需要结合具体的例子来作说明。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上》）梁惠王一开头就提出一个“利”字，这个“利”字的含义，对内就是要加强对人民的奴役和剥削，对外就是要进行不义的战争来开拓疆土，这是孟子所反对的。于是孟子提出“仁义”来反对“利”，并指出梁惠王所说的“利”有什么害处，“仁义”有什么好处，用对比的方法来驳斥“利”。再说，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因为定都大梁，所以称梁。魏和韩赵三家本来都是晋国的大夫，后来这三家扩张自己的势力，终于把晋国分掉了。这个历史教训，对梁惠王说来是就在眼前的事。孟子暗暗利用这个故事来反对梁惠王所说的“利”。他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韩魏赵三家正是要问“何以利吾家”而把晋国分掉了，这正是“万乘之国（如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如韩魏赵三家）”，用梁惠王所深切感受到的历史教训来警告他，达到说服他的目的。这里孟子确实说出了一个深远的道理，就是只为了争取私利的人一定没有好结果。这就是“言近而指远”的具体说明。在这里，孟子用的是对比和暗示的方法，提出仁义来反对“利”，用这两者来作对比，暗用三家分晋的历史教训来警告梁惠王。
在另一次和梁惠王的谈话里，孟子用的方法又有所不同。“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池）上，顾鸿雁糜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同上）这个情境是愉快的。不像上一次谈话时那样紧张。这时候，孟子就用另一种方法来宣传他的主张，那主要是诱导。“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劝诱梁惠王，只有让自己成为有贤德的国王，才能长期享受这种快乐，否则就享受不了。下面他就引《诗经》和《书经》中的话，说明周文王有贤德，人民爱戴他，他便能享受那样的快乐；夏桀王无道，人民咒他灭亡，他就无法享受这种欢乐。这次谈话，是在养鸟兽的地方说的，孟子就结合着当前的景物来说。他引《诗经》，就讲养鸟兽和鱼类的灵囿灵沼，有糜鹿鱼鳖和白鸟，他引《书经》，就联系到“台池鸟兽”。这样联系眼前看到的东西来讲，就显得非常亲切。通过这种亲切的景物来说明一个道理，也是“言近而指远”。这次说服，也用对比，不同的是通过引经据典，结合具体历史来进行诱导。我们知道，经典是有权威性的，但是光引经典而没有加以引申说明，有时人们听了还是不懂，还是不解决问题。孟子引了《诗经》、《书经》的话，还加以申说，所以更有说服力。
梁惠王已经被孟子说服了，就愿意向孟子求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何）在其为民父母也？”这次谈话，讲的像用杖与刀杀人和厨房里有肥肉，田野里有饿死的人等，也都是眼前所看到的，也是“言近而指远”。孟子用眼前看到的事物来说明君主的罪恶，意义是深刻的。但这次他所用的方法又跟上两次不同。上两次梁惠王都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孟子针对他的意见或者加以驳斥，或者加以劝诱。这次梁惠王没有提出自己的意见，所以孟子既不用驳斥也不用劝诱，用的是揭露。又因为梁惠王已经被说服，安心受教，所以揭露得就不妨尖锐了。孟子在这里是通过比喻，由远及近，一步步进逼的。先问用杖和刀杀人有没有不同，这是用比喻来提问的，光听这话不知他是什么用意。再问用刀和用政治杀人有没有不同，这就逼近一层了。因为梁惠王是主管一国政治的，这一问就逼到他身上来了。但所谓用政治杀人究竟指什么还不清楚，于是再逼近一步，逼到马吃得饱饱的，人民都饿死，这就更具体地揭露国君的罪恶。这种现象是孟子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跟着提出极尖锐的抨击：“此率兽而食人也！”这次进行说服，用的方法又跟前两次不同。他是用提问，用比喻，用由远及近一层逼近一层的方法，达到猛烈的一击，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用的是另一种不同的说服方法。他不谈齐桓晋文之事，却劝齐宣王行王道，劝他“保民”（爱护百姓），并举具体例子来说明：
臣闻之胡龅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牵到哪儿去）？’对曰：‘将以衅钟（钟铸成了，杀牛取血来涂在接缝上）。’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发抖），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欤）？’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
齐宣王看到那头牛害怕得发抖，就说赦了它，用羊来换。孟子说：“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吝啬）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对这件事，齐国百姓认为齐宣王节约，用一只羊来换一头牛。若说哀怜一头牛无罪被杀，那么换了一只羊还是无罪被杀，为什么要用羊来换呢？齐宣王听了笑道：“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他说他并不是为了节约，但为什么要用羊来换，他自己也说不明白。孟子说：“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王说（悦）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我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心动貌）焉。”这里，孟子拿用羊换牛这件小事，说明齐宣王的不忍。他认为对牛尚且不忍，更不要说对百姓了。所以，只要把这种不忍之心扩充开来，用到政治上，不忍百姓被虐杀，那自然会想法减轻对百姓的迫害，想法使百姓能够活下去。孟子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唯心的，但他这种辩论的方法，却能够说服齐宣王。齐宣王对于百姓说他吝啬这点，他自己认为并不是的，但又无法解释。孟子替他解释了，让他获得一种了悟的喜悦。这样作分析，说出了别人自己说不出来的行动的意义，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古人说，好的文章，是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这是说人们有一些体会，不过是朦胧的，不自觉的，还说不出来。作者给他说出来了，使他从不自觉转为自觉，从模糊转为清晰，获得了了悟的喜悦，这就是好文章。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这段话，正具有这样的作用。
孟子一方面劝齐宣王把不忍之心扩充到百姓身上，一方面又反对他兴师动众地发动不义战争。他问齐宣王道：
“抑（还是）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欤）？”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欤）？”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宠幸的人）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临）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您）所为，求若（您）所欲，犹缘木（升树）而求鱼也。”
他在这里，不先提出反对不义战争的话，却先提问是不是这样做心里才感到快活。这样逼得齐宣王说出要求的大欲。但所谓大欲的范围还很广，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使令，这些都是国君所欲的。孟子故意从这些方面来问，再逼近一步，逼到他的所谓大欲，就是要统一天下。然后急转直下，指出想发动不义战争来统一天下，等于攀登到树上去捉鱼，是无法达到目的的。这样，就对方的各种欲望来说，层层进逼，逼出他的真情，具有打开对方的心的作用。做说服工作，要是一开头就引起对方的警惕，处处设防，深闭固拒，那就不好进言。孟子在这里，说得使对方笑起来，是有打入人心的作用的。在这次说服工作里，孟子还引用了好几个譬喻，这里不谈了。这次说服工作的特点，是分析对方的行动，指出他的意义，引起他了悟的喜悦。根据他的爱好，层层进逼，逼出他的真情。这种方法，是上举的几次辩论中所没有的。
以上我们指出孟子在辩论时所运用的方法，根据言近而指远这个总的原则，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场合和情况，使用反驳、引导、对比、比喻、证明、启发、类推、由远及近层层逼近等等方法来进行说服。假使我们把这些算作辩论方法的一个方面，属于修辞和逻辑推理这一方面；那么孟子的辩论方法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怎样观察问题和考虑问题这一面。这一面更为重要，这是他所以能够驳倒敌人和说服对方的主要武器。
四
孟子怎样凭借他观察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来驳倒论敌，说服对方呢？
一次孟子跟齐宣王谈外交，谈到大国要爱护小国。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他认为有好勇的毛病，所以不能爱护小国。孟子又跟齐宣王讲到救济穷苦无告的百姓，他说他做不到，因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货（爱财）”。齐宣王又说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梁惠王下》）。照齐宣王的看法，这些毛病跟要做的好事是相对立的，自己有了这些毛病，就不能做好事，孟子不是这样看，他引《诗经》来证明周文王也好勇，周文王看到密国人去侵略小国，便赫然震怒，起兵去反对侵略。他劝齐宣王学习周文王那样的好勇。这说明好勇用来欺侮弱小是件坏事，用来反对强暴是件好事，孟子说服齐宣王从坏的方面转到好的方面来。孟子又引《诗经》来说明周朝的祖先公刘也爱财。公刘的爱财，叫百姓积蓄粮食。他劝齐宣王学公刘那样爱财。这说明爱财也有两个方面：剥削别人那样的爱财是坏事，跟人民一起来积蓄财富是好事。孟子又引《诗经》来说明周朝的祖先古公亶甫爱他的妻子，使百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说明因为好色而侵犯别人的幸福是坏事，要是推己及人使有情人都成眷属便是好事，孟子劝齐宣王把坏的好色转变到古公亶甫那样的好色。孟子看问题要比齐宣王高明，他已经朦胧地看到有些事物有好坏两个方面而且可以转化。他就根据这种看法来进行辩论，收到说服对方的效果。
孟子的学生陈臻问道：“前日于齐，王馈（赠）兼金一百（好金一百［一百镒，一镒二十四两］）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薜，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送盘缠费），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薜也，予有戒心（当时有人要害孟子，孟子请人保护），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送钱作为请人保护费），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用钱收买）也，焉（哪）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公孙丑下》）这里孟子的看法跟陈臻不同。陈臻离开了具体情况，光就别人送钱或受或不受来考虑，觉得这里有矛盾。孟子结合具体情况来考虑，认为受或不受不是绝对的，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在有些场合可以受，在另一些场合不可以受。这里孟子已经能够认识到要结合具体情况来考虑问题了。
孟子的学生公孙丑问道，“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拉）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亲）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稍微刺激一下就发怒）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告子下》）
这里，高子对《小弁》诗提出了批评，说它“怨”，是不好的。高子认为做儿子的不该怨父母。这首诗写出了儿子对父亲的怨恨，所以不是好诗。这是把诗的具体内容抛开了，只是根据一个标准来进行批评，把它否定了。孟子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高子固执而不知变通。他结合这首诗的内容、作者和时代来看，那时候，周幽王宠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这首诗是太子的老师做的，替太子抒写哀痛迫切的感情。孟子认为碰到这种遭遇怨是应该的，因为父子的关系太密切了，太子看到他父亲这种荒唐的行为，不仅给他和他母亲带来不幸，还要引起周和申之间的纠纷，给国家带来灾祸，所以诗中情辞哀痛迫切，完全是合理的，否则反而不亲了。高子根据一个原则——儿子不该怨父亲，不考虑具体情况而加以抹杀，所以孟子说他固执不通。
公孙丑听了这话还不明白，便问，那么《凯风》这首诗为什么不怨？《凯风》里讲，有七个孩子的母亲，不能安于其室，七个孩子作诗自责，感悟了他们的母亲。那也是儿子对父母的，但只责怪自己而不怨母亲。公孙丑听了孟子的话，他的想法又偏到另一边去了，他认为既然父母有了过失做儿子的就该怨，不怨反而显得不亲，那么《凯风》里的儿子为什么不怨呢？孟子还是结合具体作品来考虑，他指出《小弁》里父亲的过失大，那会使家庭和国家遭致不幸，所以不怨反而见得疏远，好像自己如同路人那样冷漠了。《凯风》里母亲的过失小，她只是感到在家里待不下去，那样，孩子就怨恨，也不合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不是根据一个教条来看问题，而是结合具体情况来考虑，所以能够纠正错误的看法。在这里，孟子也给我们指出了评价作品的方法，就是不要离开具体情况的分析，而用一个简单的教条去抹杀它。
任人问孟子的学生屋庐子道：“礼与食孰重？”曰：“礼重。”又问：“色与礼孰重？”曰：“礼重。”又问：“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答不上来，去请教孟子。孟子说：“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度量它的下边却使它和上边相齐），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高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岂只）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告子下》）
这次的辩论也是由于不同的看法产生的。孟子用比方来说明问题，讲得非常明白有力。方寸之木当然比高楼低，要是不考虑两者的高度，把方寸之木放在高楼顶上，那也可以说它比高楼高。金当然比羽重，要是不考虑两者的多少，那么一车子的羽毛也可以比一点点的金重。这说明用两样东西来作比较，要有个标准，比高低要量各物本身的高度，比轻重要讲究体积。有些争论就是由于作不适当的比较而造成的。
在比较事物的轻重缓急的时候，还要注意“经”和“权”。“经”就是在正常情况下要讲究不变的原则，“权”就是在特殊情况下要有所变通，不能死守原则。有些争论就是不注意这种分别而引起的。淳于髡问孟子道：“男女授受不亲，礼与（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离娄上》）当时儒家讲究礼。任人跟淳于髡都想驳斥儒家的礼，可是他们的想法都不对头，所以不但不能驳倒孟子，反而给孟子驳倒了。任人用食和色跟礼相比，可是他忘掉了两样东西相比时要注意彼此的轻重，要有标准和条件，所以给孟子驳倒了。淳于髡没有考虑到正常情况和特殊情况的分别，所以也驳不倒孟子。孟子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在嫂溺这种特殊情况下要有变通，不能讲究男女授受不亲。
淳于髡又问：“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以手援天下乎？”（同上）当时孟子周游各国，劝各国君主推行仁政，各国君主都不能用。淳于髡根据孟子变通的说法，问孟子为什么不把他的主张——推行仁政，变通一下，使各国君主能够用他，从而可以达到救世的目的。这里淳于髡就用孟子的主张来驳孟子。孟子认为天下乱要用仁政来救，这是原则，是不能变通的。在这方面，孟子的学生陈代也劝过他，说：“枉尺而直寻（八尺），宜若可为也。”（《滕文公下》）指出在小的地方不妨迁就一下，可以在大的地方得到伸展。意思是说，对国君不妨迁就，等他能够任用自己以后，自己就可以实行救世的主张，做一番大事业。孟子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迁就。他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先歪曲了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别人，那就只有迁就下去，怎么还能改正别人的缺点呢？那也就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来救世了。这说明孟子对于原则问题又主张是不能变通的，这原则就是他一贯宣传的仁义之道。在政治上就是推行仁政。
孟子看问题还注意对方的用心，从而发出诛心之论。齐王趁着燕国内乱去侵占燕国，孟子劝他不要那样，他不听。后来燕国人民起来赶走了齐国军队，齐王觉得不听孟子的话遭到失败，心里很惭愧。陈贾替他掩饰错误，认为周公又仁又智，可是他派管叔去监护殷国，管叔却造反了。要是他事前知道管叔要造反而派他去，结果给国家人民造成危害是不仁；要是他不知道而派管叔去，那他就不智。仁和智周公尚且办不到，那么齐王在对付燕国上的失败，就不算什么一回事了，也不必感到惭愧了。陈贾怀着这样的动机去问孟子：“周公何人也？”孟子说：“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叛）也，有诸（之乎）？”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叛）而使之与（欤）？”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改）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公孙丑下》）陈贾要用圣人也有错误来替齐王掩饰，孟子指出这两种错误根本不同，不能相提并论。同时，孟子一听到他问周公的事，就知道他的用意在替齐王掩饰错误，所以当面指斥他顺从国君的过失，还要替他文过饰非。这就是看到陈贾的用意而发的诛心之论。
孟子的辩论，还认为有些争论是因为把近似的两件事的界限混淆了所造成的，那就得分清它们的界限。孟子的学生万章看到当时的士，包括孟子在内，接受各国君主的馈赠，很不满意。便问对于馈赠却之不恭为什么？孟子说：“对于尊长的馈赠，要是考虑它是不是不义之财，要义的才受，这种想法是不恭敬的，所以接受了不推辞。”万章又问：“如果那是从百姓那儿取来的不义之财，那么我用别的话来推托，不接受，难道不可以吗？”孟子说：“要是他很有礼貌地送来，那孔子也是受了的。”万章说：“现在有人在城外杀人抢劫财物，把抢来的钱恭恭敬敬地送来，那么也可以接受吗？”孟子说：“不可。《书经》的《康诰》篇里说，杀人抢钱，强横不怕死，是所有的人都恨的。那是不用教戒就该把他正法的，怎么能够接受他的馈赠呢？”万章说：“现在的诸侯从人民那儿取得财物，好比强盗的抢劫。要是他把财物恭恭敬敬送来，君子就受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呢？”孟子说：“你以为有圣人起来，要把现在的国君都诛杀呢，还是先教戒他，倘他不改再加诛杀呢？说取了不是自己的东西就是盗，这是充类至义的说法。”（《万章下》）这里，万章认为国君从人民那儿取得财物跟强盗杀人抢劫是一样的。孟子认为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说国君向人民取得财物是盗，这是提到最高原则上的说法。孟子的意思，强盗的杀人抢劫是人人痛恨认为可杀的。国君的向百姓征税，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虽然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说，国君的征税也是抢劫。孟子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士人根本不可能去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们只能去说服君主做些好事情，他们只能帮助比较好的君主来发挥作用。照万章的说法，既然国君都是强盗，不可能跟他们合作，那么除了去做消极的隐士就没有路走了，要是所有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都跟君主不合作，那么只会使政治弄得更糟，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害的。所以万章的话好像很激进，其实是有些偏激的。孟子的看法还是切合实际的。这种看法到底说服了万章。
五
这样看来，有些争论是从双方对问题的看法不同所产生的。就上述的例子看，孟子的看法都比对方要全面些、正确些。这跟孟子的“知言”的说法是一致的。“诐辞知其所蔽”，孟子看到上述种种说法为什么偏到一边去，指出它受到什么蒙蔽。比方对于高子的谈诗，孟子就指出他受了一个教条的蒙蔽，所以看错了。“遁辞知其所穷”，比方陈贾要替齐王文过饰非，孟子就把他揭穿，发出诛心之论。孟子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跟他的人生观和他包罗生活现象的广度有关。拿陈贾来说，他想阿谀齐王讨得他的欢心来保持自己的禄位，抱着这样的人生观，所以明知齐王错了，还要来替他文过饰非。孟子的人生观完全不是这样，他要坚持他所认为的真理，想用它来救世，所以他绝不阿谀齐王。这才使他能揭穿陈贾的底，发出诛心之论。也因为这样，他才敢于当面反对梁惠王所提出来的“利”，敢于在梁惠王面前尖锐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说他们是“率兽而食人”。这些都是跟他的人生观离不开的。再就上面举的例子看，他对问题的看法比他的对手都要全面些、正确些，这跟他的人生观、要实践救世的主张和深入生活的广度也是分不开的。比方他跟万章的辩论，像上面指出的，要是照万章的说法，把所有的国君都看做杀人抢东西的强盗，不跟他们合作，那孟子就无法去实行他救世的主张了，这是跟他要用仁义来救世的人生观相违反的，所以他不能那样看问题。再比方淳于髡、陈代劝他变通一下去迎合君主再来救世，但孟子认为坚持他所认为的真理，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迁就，这也跟他的人生观有关系。凭着他要用仁政来救世的人生观，所以他对生活的体验也跟一般利禄之徒不同。他不仅注意到各国政治上的缺点，也注意到人民的疾苦，更难得的是注意到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虽然他不可能提出真正解决的方法。他对生活认识具有这样的深度和广度，这才保证他对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才能够驳倒对方和说服对方。
但也由于孟子的人生观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他对生活的认识也必定受到他所属阶级的局限，因而，他的言论中也有歪曲的理论，最显著的是他对许行的攻击。他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滕文公上》），替统治阶级的不劳而获，替统治阶级的剥削制造理论根据，完全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来驳斥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上的许行。这就是由于他的不正确的人生观所造成的歪曲理论。这也是他的阶级偏见使他的眼光受到蒙蔽，看不到真理，因而发生的错误。这也说明正确的辩论跟正确的人生观和生活的广度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