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是唐代最杰出的散文家。他领导的古文运动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用具有实用价值的唐代散文来代替六朝以来的骈文；一方面是提倡儒家思想，排斥佛家和道家思想。宋朝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话说得夸张些，但就他在这两方面的成就说，是有道理的。
自从六朝以来，文坛上形成了一种讲究对偶、辞藻、声律的骈文，呈现出一种柔靡浮艳的风格。这种骈文，在韩愈以前已遭到不少人的反对，只是反对尽管反对，它还是风行一时；直到韩愈起来领导古文运动，这种反对才获得成功，主要有两点：一是适应社会的需要，一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
韩愈提倡古文，正当唐朝宪宗时代。唐朝自从经过了安史之乱，到宪宗时，王朝的势力又有所恢复。这就使有志之士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韩愈的提倡儒家学说和唐代散文，正符合他们的需要，这是一。韩愈在散文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一扫柔靡浮艳的文风。他的有内容有高度艺术魅力而适于实用的散文，本身就具有吸引力，证明这种清新刚健的散文远远地胜过华靡的骈文，这是又一方面。在韩愈以前，像北周的苏绰，模仿《尚书》的文体来反对骈文，可是，他的文章本身就写得深奥难懂，自然行不通。隋朝李谔也曾上书反对当时的文风，说：“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他这篇上书本身也是骈文，这说明他所反对的只是柔靡浮艳的文风而不是骈文。但是不革除骈文的形式，柔靡浮艳的文风是无法革除的。到了唐朝，陈子昂、李华、萧颖士等人也反对六朝以来的文风，只是他们在散文实践上的成就还不够，只能作为韩愈的先驱者。到了韩愈手里，才以他在散文创作上的卓越成就，证明这种文体比骈文更适于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具有实用价值，才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
韩愈的领导古文运动和他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他的学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里有比较全面的说明。李汉先指出：“文者贯道之器”，说明韩愈在散文上的成就跟他的提倡儒学是分不开的。当时佛家和道家思想很流行，全力排斥佛家和道家，提倡儒家学说，跟韩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精神是一致的。贯彻着这种精神的散文，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六朝以来，讲究对偶、辞藻、声律，往往偏重形式，忽略内容。韩愈大力纠正这种偏向，用文来贯道，就是提倡内容和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散文。这种散文：“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就是指这种散文刚健有力，像蛟龙那样天矫变化，像虎凤那样文彩照映，像韶钧那样音节锵鸣。又说：“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日光。指文有光彩；玉洁，指文理细密。又是指出它以儒家思想为内容，具有多样的变化。韩愈有力地提倡这种散文，“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遂以定。呜呼！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韩愈提倡散文，开始时是遭到一般人的抵触和讥笑的，他坚持不懈，终于以他散文创作上的成就，改变了一般人的看法，摧毁了骈文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
韩愈自己讲他的创作经验，主要见于《答李翊书》。他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他首先指出写作的根本问题是要培养深厚的基础，根茂密了果实才长得好，膏油加足了灯光才明亮，具有高尚品德的人，他讲的话自然亲切而感人，所以要写好文章还得从根本上下工夫。“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所谓从根本上下工夫，就是要通过行动的实践来培养自己的品德，还要经常反复地研究经书，《诗》、《书》就是韩愈在当时所认为的经典。这种功夫是要毕生从事的。
他又讲他学习创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所谓三代两汉之书，就是他所认为的经典和典范作品。开始的时候，只读经书和典范作品，向它们学习，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端正自己的思想。韩愈认为端正了思想，提高了品德，才能说出真正有价值的话，这是写作的根本。他的读经书和典范作品，就是要从中学习写作经验和借以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他自称做这步工作是非常专心的，专心到把别的一切都忘掉了，用心思考着。经过了这样的研究思考，结合着提高思想品德的实践，再来从事写作。可是动手写起来，要除去陈词滥调还非常困难。要是把陈词滥调完全扫去不用，那么一定要确实有真知灼见，有较高的思想水平，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在这个阶段，韩愈还缺少真知灼见，但又要务去陈言，所以感到写不出文章，写起来很困难。
到第二阶段：“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对于书上所讲道理的正和伪，或者虽正确而还不够的，都能分得很清楚。这说明他的思想认识已经提高了一步。第一阶段只是专心学习，到这个阶段已经能够分别好坏而进行批判了。要达到这一步，先要深入进去，又要能够跳出古书的范围。这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用自己的见解来写文章，写出来的自然是自己的体会，而不再是陈词滥调了。既然有了自己的见解，写起来自然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不会感到困难了。
到第三阶段：“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在第二阶段虽然有了自己的见解，但这种见解还不够深刻，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丰富，只是像泉水那样。到第三阶段，泉水变成长江大河，浩乎沛然，见解更成熟，生活更丰富了。写作起来，文思旺盛得像长江大河；但是，又怕它挟泥沙俱下，所以在写作前要做一番审察。经过审察，认为都是纯粹的，然后再用恣肆奔放的笔调写下来。
就一般的习作说，如果还缺乏对典范作品的深刻研究，下笔时还没有有意识地要极力避免陈词滥调，那么，可以说还没有进入第一阶段。要到确有所见，有意识地扫除陈词滥调，才算进入第一阶段。古今的名家，写出了具有自己风格的作品，才算进入第二阶段，但内容还不一定广博。只有写出内容极为丰富的作品，才能够说进入了第三阶段。从这个写作经验来看，要学好写作，首先应当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再学习典范作品，力求写出自己的话，扫除陈词滥调。努力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
韩愈在这封信里又谈到语言和内容的关系，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从语言方面说明内容怎样决定形式的精辟见解。这里所谓“气”，就是理直气壮的气，是由于内容的正确和充实而产生的。有了正确和充实的内容，理直气壮了，说出来的话自然有气势有力量，话说得或快或慢，声调或高或低，自然跟自己的思想感情相应。可见语言问题，也是由构成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所决定的。不过这并不是说，有了正确和丰富的内容，语言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只是说，语言也是由内容决定的。至于怎样掌握运用语言的技巧，那还得加以勤苦的练习。他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说：“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这里赞美樊绍述的写作技巧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其实樊绍述的文章写得很怪僻，并不像他所称赞的那样好，这段话主要是说明了他对语言的看法。他认为好的作品，语言是创造的，“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要做到这一步是很困难的。有了正确而丰富的内容，还要用奔放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些语言又要完全合乎规矩，这也是不容易的。能奔放自如而完全合乎规矩，这才达到运用语言的纯熟的境界。他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就是主张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文从字顺各识职”，就是用字造句都要合乎规律。“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连一个字一句话都要说得跟以前的人不同，这好像又是不可能的。那么韩愈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像前面指出的，当时流行的是讲究对偶、辞藻、声律的骈文。这种骈文在用词造句上跟口语不同。韩愈提倡的古文，实际上就是用接近口语的唐代文言来写散文，那样的文章在用词造句上跟骈文有很大不同。另外，韩愈提倡的古文既是唐代散文，由于语言也有发展，所以韩愈的散文跟古代的（像先秦的散文）也有不同，比方《左传》的散文，句子短；韩愈的散文句子比较长，比较多变化，另外还用了当时通用的词。这样，他的散文的语言自然跟古代的散文也有所不同。所谓“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并不是要使散文写得一个字都不和前人相同。韩愈提倡的散文既和当时流行的骈文不同，也和古代的散文不完全一样。要成为唐代的散文，就非讲究符合语言的规律不可，所以“文从字顺各识职”是他提倡的散文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不能不加以重视了。
二
韩愈领导古文运动的成功，是跟他对散文创作上的正确认识和创作实践上的杰出成就分不开的。我们想对这方面作些初步的探索。由于水平的限制，在这里只能很粗浅地说说。
（一）坚定不移地运用儒家观点，融化在文章里。
六朝以来柔靡浮艳的文风，跟消沉颓废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要扫荡这种不健康的文风，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内容问题。韩愈在他的散文中，坚定不移地运用儒家观点来排斥佛家和道家，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精神，反映出士人被压抑的不平之鸣。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他把这种观点贯彻在创作里，一定的内容需要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因此，韩愈力求革新文体以扫荡柔靡浮艳的文风。假如我们就他散文中的主要部分如论文、赠序、杂记、碑传来看，可以看到，虽然各篇的内容不同，论点不同，表现手法不同，但其中贯彻着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儒家观点。
就论文说，试举《原道》、《争臣论》作例。《原道》正面攻击佛家和道家，提倡儒家学说。他的提倡，不是照抄孔子、孟子的话，是结合当时的情况有他独特的意见的。如说：“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上僧道）；古之教者处其一（儒），今之教者处其三（儒释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这里指出唐朝尊崇佛教和道教，因此有大批人投到佛教和道教中去，人数之多，已经使韩愈感叹地认为可以跟士农工商并立而为六。这批人都不劳而食，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他强烈地反对他们，是跟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这个论点是本着儒家观点来的。《争臣论》批评阳城做了谏官却不谏诤，他说：“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当时朝廷的政治并不清明，他要求谏官尽力谏净，来影响其他人的进谏，从而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这种愿望虽然不免有些天真，但跟人民的愿望政治清明，也是一致的。这样来论谏官也贯彻着儒家观点。
就赠序说，试举《送董邵南序》、《送廖道士序》作例。董邵南要投奔河北藩镇，序文贯彻着儒家尊王室的主张，含蓄地反对他去。当时的河北藩镇，是跋扈的封建王国。这些藩镇造成唐帝国内部的分裂，造成祸乱，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尊王室而反对去为藩镇效力，是符合儒家的观点的。《送廖道士序》则含蓄地讥刺他迷惑于道家之说，惋惜他的才艺。从儒家的观点看，认为士农工商才是对社会有用的，道士对社会没有用，因此他的才艺也变得没有用了，所以惋惜。这样写赠序，表面上恭维，实际上批评，也是贯彻儒家观点。
就杂记说，试举《新修滕王阁记》、《燕喜亭记》作例。前者赞美重修滕王阁的洪州刺史王仲舒，说：“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愿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罢行之”，终于达到“而人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后者赞美造燕喜亭的王弘中，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以谋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仪于天朝也不远矣！”当时王弘中贬官在连州，所以说他要回朝不远了。两篇都是记名胜的，却归结到政治办得好，人的德性好，就在记名胜的时候，也要贯彻儒家的观点，看重政治，看重德性。当时的地方政治并不清明，如果地方官能够注意这些，对当地人民是有好处的。
就碑传说，试举《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作例。传后叙极力表扬张巡、许远和南霁云的忠贞不屈，为反抗叛乱而牺牲。墓志铭哀悼柳子厚的才干而被贬死，说：“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这种表扬忠义，哀悼才能的被压抑，道的不行，都是从儒家的观点来说的。当时的安史之乱，是藩将叛乱，给唐代社会以极其严重的破坏，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所以反抗这种叛乱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要求有才能的人得用，希望能使政治清明，也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这样刻画人物，也贯彻了儒家观点。
这样看来，韩愈的散文，即使体裁不同，内容不同，也都贯彻着儒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又跟他所写的事件、情景、人物等密切结合，这是他的散文能够吸引人的原因之一。这种贯彻儒家观点的散文的推行，构成一种力量，有力地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浮艳的文风。
（二）命意遣词，力求创造；善于吸取前人写作技巧，而能推陈出新。
韩愈主张“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他不光在理论上这样说，也在创作实践上贯彻这种主张。要是光用唐代的散文来代替骈文，在用词造句上虽然不同了，但还不是韩愈所说的“词必己出”；要命意遣词都是新的，才符合韩愈的主张。实际上，只有命意是新的，才算得是真正的创造。一般的写作，谈到经书上谈过的问题，往往引用原话或原意来发挥，这样的文章，它的用意还是和经书相同的，谈不上什么创造。还有，一般的写作对于有些题目往往有一定的写法，比方记名胜总是把重点放在对风景或古迹的描写上，赠序总是说些好话和勉励的话，给人作墓志总是隐恶扬善地对那人的生平叙述一番。可是韩愈的写作就不这样，即使碰到上述的题目，他在命意遣词上还是要力求创新的。
先看他碰到经书上谈过的问题是怎样写的。比方讲仁义道德，这在孔子的话里已经谈过很多，孔子讲仁义道德，一般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就仁义道德的标准提出意见。因此，孔子的学生虽有好几个人向他问仁，由于各人的水平不同，在仁的实践上要求不同，所以孔子回答的话也各不同。韩愈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原道》里一开头对仁义道德作了说明，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样，他把孔子以来儒家讲仁义道德的话给以抽象概括，得出一个很扼要的定义式的说明。这种讲法是孔子所没有讲过的，从含义到遣词都是新的。再像对于伯夷的看法，孔子一则称他为“求仁而得仁”，再则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三则说“民到于今称之”。孟子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又说：“伯夷，圣之清者也。”对伯夷，孔子和孟子已经作了这样的评价。可是韩愈的《伯夷颂》却完全不讲这些，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从特立独行不顾天下人的反对这一点立论，这个命意确是新的，是孔孟所没有讲过的。在这里，也反映了他不顾唐宪宗的崇信佛教，敢于上《论佛骨表》来反对宪宗去迎佛骨。再看语言，孔孟的话都很简短，韩愈的话就比较长，更充畅，气势更旺盛有力，也是不同的。他的这种语言是跟命意相适应的。六朝以来长期造成的以骈文为正宗的势力，一时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韩愈的创作散文，“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在韩愈遭到当时人的惊疑、嘲笑、排击的时候，他靠着“信道笃而自知明”绝不动摇。
再看他写墓志又是怎样和一般人不同。像他写《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写他“遇方士柳泌，从受药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并写出那种药是用铅、水银烧成丹砂来吃的，这就是当时方士骗人的所谓长生不死药。在这篇墓志铭里，他还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这种药的害人。这就跟一般人写墓志的隐恶扬善不同，说出了真话。
这样看来，他在命意遣词上的创造，主要是由于他对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因此才能有见解，写出有新意的文章。
其次，也和他善于吸取前人写作中的优点，并且做到推陈出新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一切艺术上的成就大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般说来，大都是吸取前人创作的优点，再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加以发展和提高。在发展和提高中，就有了革新和创造。韩愈的散文也是这样。
试看韩愈的《进学解》和汉代扬雄的《解嘲》，以及东方朔的《答客难》。这三篇都是写别人嘲讽自己的不得志，自己出来作解释的，以东方朔的《答客难》为最早。这种文章表面上看，好像是替自己作解释，心平气和，并无牢骚，骨子里却是借别人的嘲讽，来发泄自己的不得志。把这三篇对照起来看，扬雄写得最差，韩愈写得最好。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扬雄在《解嘲》里主要是说时代不同，汉朝大一统不比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的卿相要是生在汉朝，也只能做个小官。这个意思跟东方朔的《答客难》完全一样。向前人学习写作主要是学习它的技巧，不该袭取他的意思，扬雄从写法和用意都袭用前人，所以较差。韩愈的《进学解》则是说人的才具有大小，他的才具小，所以不宜做大官。这个意思是新的，不是袭取前人的。第二，扬雄的文章里包含了从春秋到汉朝的许多历史故事，用来说明时代不同。这种写法跟《答客难》一样，他的语言也是模仿《答客难》的，所以较差。韩愈的语言完全不是这样，他连用几个比方，来说明小才只能小用。那种说法也是新的。《进学解》写得胜过《解嘲》，就因为它的内容是全新的，是韩愈自己的生活体验。他采用《解嘲》的写法来写自己的生活体验，能够吸取前人的写作技巧，达到推陈出新的境地。扬雄不仅采用了前人的写法，连用意、语言也都和前人相似，写来自然不如韩愈。这样看，采取前人的写法，一定要内容是自己的，才能使写作技巧有所提高。
再看《杂说马》，这篇用意是从《国策·楚策》中获得启发的。《楚策》中说，骥老了，拉着盐车上太行山。蹄申膝折，皮肤溃烂，唾沫洒地，白汗交流，在山坡上挣扎拉不上去。伯乐碰到了，下车拉着它哭，脱下衣服来盖在它身上。骥于是仰头长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因为伯乐能够这样知己！这段寓言是说千里马不遇伯乐时所遭受的折磨。《杂说马》也是讲千里马不遇伯乐的悲惨遭遇，两篇的用意相类似，但写法不同。《楚策》里是叙事，《杂说马》是议论。在叙事中，作者不发表感叹；在议论中，作者尽量发表感叹。叙事按事件的进程叙述，不多作转折；议论则层层深入，多作转折。这就是两篇写法的不同。这种不同，当然也和两位作者的生活体验有关。从这里看到，要是前人作品中的用意可以启发我们生活中的某种体会，我们采取前人的用意结合自己的体会来写，那么就该运用跟前人不同的写法。由于写法不同，再加上自己的体会，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会有新的面貌。这是另一种吸取前人优点的方法，韩愈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来提高他的创作的。
总之，韩愈的散文，无论从内容、从表现手法、从语言方面来看，都有其革新和创造，这种革新和创造，使他的散文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三）清新刚健的风格。
韩愈的散文，以清新刚健形成自己的风格。文章要是写得意思含糊而没有新意，不可能给人以清新的感觉；要是写得态度不坚决，感情不充沛，不可能给人以刚健的感觉。所以清新刚健的风格，是跟内容的有新意，态度的坚决，感情的充沛，语言的明快有关的。韩愈认为自己“信道笃而自知明”，有坚强的自信力，敢于面对时人的惊疑、讥笑、排击而不动摇。这种自信力，他的友人柳宗元就很不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柳宗元因此“不敢为人师”。韩愈这种勇气和自信，也充分表现在他的散文里。前引的《伯夷颂》就是有力的证明。再像他写的《师说》，也表现了他的自信。他说的师，不是指学校里的老师，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人拜别人为师，跟他“传道受业解惑”。他说：“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不仅主张有文化教养的人拜人为师，还主张年纪大的拜年纪小的为师，贵人拜微贱的人为师，而且明确地说这是师道。这种肯定的话里表现了他不顾时人讥笑的勇气。再像《讳辩》是勇敢地驳斥庸俗者的诽谤。韩愈劝李贺考进士，与李贺争名的人诽谤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劝贺考进士，“晋”“进”同音，触犯父讳，是有罪的。韩愈举出唐律来证明同音字不必避讳，再举周公孔子的实例来作证，再举周、汉、唐的例子来作证。都证明不必避讳，只有宦官、宫妾对于皇帝名字才连同音字都讳。于是感叹道：“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官妾，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他用极其坚实而不可动摇的许多例证，驳斥了诽谤者，归结到这样气势喷薄而带有讽刺性的结论。张裕钊说它像“飘风急雨之骤至，轻车骏马之奔驰”，正是形容他的刚健的风格的。
他不光在论文里表现这种旺盛的气势，在叙事和抒情中也同样显得气势旺盛有力。像《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开头说：“昭义节度卢从史，有贤佐曰孔君，讳戡，字君胜。从史为不法，君阴争，不从，则于会肆言以折之。”把孔君一生中最突出的事放在开头说，肯定他是贤佐，描写他的忠于职守，勇于批评。这样写人，就表现了一种磅礴的气势。再像《与鄂州柳中丞书》是表达他对柳中丞钦佩的感情的，文中说：“阁下书生也。诗书礼乐是习，仁义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军而进之，陈师鞠旅（告于众），亲与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将二州之牧以壮士气，斩所乘马以祭踶死（被马踢死）之士，虽古名将，何以加兹！”倾慕的感情是用激昂慷慨的话来表达的。这也由于柳中丞的行动本身是豪迈的，激动人心的，所以那封信也写得雄健有力。
韩愈在宣传儒学和古文的时候，遭到多方面的讥笑和排挤，他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因此，他的思想感情长期受到郁积。但韩愈为人坚强自信，固守其志，因而在散文中把这种郁积表达出来，便令人感到一种磅礴的气势，而使他的散文风格突出地显得刚健雄肆。此外，他对道和文的看法跟当时一般人不同，或比当时人更深入些，这就使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四）根据不同的内容确定不同的表现手法。
说韩愈的散文刚健雄肆，只是就它的主要的风格说，也是就他的大多数的散文说，实际上他的散文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就是同样的刚健雄肆的风格，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他善于量体裁衣，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体裁，确定不同的写法，因此他的写法显得变化多端。为了说明方便，试专就他的论文来说：他的《原毁》是“有作于上者”，即给当权的人看的；他的《讳辩》是针对妒忌李贺的诽谤者说的；他的《争臣论》是对谏官阳城说的。这三篇的对象不同，因此语气也不同。《原毁》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这样容易使当权派听进去。《讳辩》是面对诽谤者，所以在最后用讽刺的话狠狠地进行反击。《争臣论》一方面批评阳城的不进谏，一方面希望他能够进谏，所以严肃而不猛厉，既不同于《原毁》的心平气和，也不同于《讳辩》的猛烈进击。因此，同样是论文，由于对象不同而语气不同，由于语气不同而风格不同：《原毁》和婉，《讳辩》猛厉，《争臣论》严正。
再看这三篇的写法也不同。《原毁》推原毁谤的由来，用的是由表及里的分析方法，一直探索到毁谤产生的原因。他先从一般现象看，指出今之君子严于责人，宽于待己。于是进一步探索它的原因，指出是怠和忌造成的，因为懈怠，所以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因为妒忌，所以对别人百般挑剔。《讳辩》是要驳斥嫉妒者的诽谤，那不光凭理论还得有根据，所以举出一个个根据来加以驳斥。先举法律，次举经典，次举事例，这些强有力的根据把诽谤彻底驳斥了。《争臣论》既是希望阳城能够谏诤，目的在要求他改进，所以一方面用“或者”的口气问韩愈，处处替阳城辩护，举出他的各种好处；一方面是韩愈对“或者”的回答，批评了阳城，指出他的缺点。这样，把阳城的优点缺点都说出来，不是专揭缺点。就是批评的话，也给他留有余地。这是根据不同的对象、要求而表现出来的不同写法。
这三篇的不同写法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原毁》通过一段描绘来探索原因，像写人的妒忌，说：“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怒于言、怒于色，就是对妒忌者的描绘，通过这种描绘来说明发怒的原因。因为是心平气和地说理，所以可以这样说。《讳辩》没有那样从容，不适宜作描绘。列举证据来驳斥，话越到后来越重，一直逼到对方无话可说。《争臣论》一开头就批评阳城不是有道之士，辞气比较重，但到后来反而显得缓和了些，这是为了争取他改进。这也是由于不同要求所造成的不同写法。
再看《原毁》跟《获麟解》。两篇都是论文，都是希望当权者看了能够采纳他的意见，但两篇写得完全不同。《原毁》从现象探索原因，没什么转折；《获麟解》却是用转折的笔法来透露正意。《原毁》把正意明白说出；《获麟解》却是用比喻来暗示，并不说明。《原毁》言尽意止；《获麟解》言简而含义丰富，有尺幅千里之势。《获麟解》先说大家都“知”麟为“祥”，一转转到麟的不常有，因而“不可知”，说它“不祥”也行；再一转转到圣人必“知”麟，麟毕竟“不为不祥”；再一转转到“麟之出不待圣人”，那么说它“不祥”也可以。这样转来转去，是《原毁》里所没有的。《获麟解》以麟比有才能的士人，感叹一般人不识人才，不能重用，只有圣人能识人才。要是当时没有圣人，那么有才能的人只是被看成怪物而已。这种比喻写法，《原毁》里也是没有的。《获麟解》篇幅极短，却反映了整个封建社会里贵族当权、人才被压抑的深刻而丰富的主题，所以虽尺幅而有千里之势，这在《原毁》里也是没有的。
《获麟解》跟《杂说马》都是用比喻，都是感叹有才能的人被压抑的深刻而丰富的主题，所以都是“尺幅而有千里之势”，都是讲“知”与“不知”。《获麟解》中的圣人和麟，就是《杂说马》中的伯乐和千里马。这两篇有这样多的相同，应该是写得雷同了吧，其实不然。这两篇命意不同。《获麟解》归结到没有圣人则麟还是成为不祥的怪物，话说到这里为止。成为不祥之物以后怎么样，没有说下去。《杂说马》是接着说下去。《杂说马》的开头“伯乐不常有”而千里马不被人知，即没有圣人，麟不被人知，不被人知以后，“辱于奴隶人之手”，“食不饱，力不足”，比常马更不如，它的结果就这样惨，而驾驭的人还在感叹“天下无马”。这样，《杂说马》的用意就跟《获麟解》不甚相同了，这就构成两篇写法的不同。《杂说马》着重写马的悲惨遭遇，还加以描写，《获麟解》没有写麟的不幸遭遇。《获麟解》从“知”和“祥”跟“不知”和“不祥”上作转折，也就是在理论上转；《杂说马》在马的悲惨遭遇上作转折，不在理论上转。两篇的情绪也不同，《杂说马》比《获麟解》更悲惨。这就是根据不同的内容造成的不同写法。韩愈的散文不论是叙事、抒情都是这样千变万化的。
（五）语言精练有力，合乎规矩。
韩愈散文的语言，能够确切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构成各种不同的风格，符合语言的规律，精练而有力。如他要表达气势旺盛感情充沛的内容，他的语言就能恰好地把这种气势感情表达出来。比方《伯夷颂》借伯夷来表达自己被讥笑排击而长期郁积的感情，气势喷薄而出，所以说：“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客也！”用了三个比方来赞美伯夷，这三个比方又是三个排比句，就显得气势充沛了。再像《张中丞传后叙》，他听说有人诽谤许远，非常气愤，他用的语言能够恰好地把这种气愤表达出来。如说：“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这里用“呜呼”“邪（耶）”构成的感叹句来表达气愤的感情。再像《与鄂州柳中丞书》，他听说书生誓师起兵平乱，心情非常激动，他的语言能恰好地表达这种激动。他用的是顿挫的方法，像先说武将的骄横，没有一个人誓师向前；再说武将只知要赏赐，反而助寇作声势。经过这样蓄势，于是一下子折落到书生起兵誓师向前。用这种顿挫蓄势的方法，就写得激昂而有气势了。
他要表达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时，他的语言又自不同。《原毁》中以“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构成两大比。“古之君子”中，又分成重于责己、轻于待人两小比。小比中还有小比。这样对称的语言，适于一层层推理之用，就把平心静气的说理态度表达出来了。像要表达婉转的情思时，他的语言也就显得柔婉。如《与孟东野书》：“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之悬悬于吾也。”从自己的体会来推想朋友，语言是婉转的。要表达沉痛的心情时，语言越质朴却越显得沉痛。如《祭十二郎文》：“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犹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从极质朴的话中显出作者的沉痛的心情。
他的语言善于叙事、状物、抒情。比方写英雄要写得生气勃勃、激动人心是不容易的，他的语言就有这种力量。例如《张中丞传后叙》，写南霁云到贺兰处请救兵，贺兰不肯发兵，要留住他。“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这里的语言没有什么辞藻，很朴素，但把英雄的生气完全写出来了。由于他用朴素的话记下英雄的惊心动魄的语言和行动，更由于写出当时“一座大惊及泣下”的气氛，所以有那样的力量。他能用最经济的话来描状物态，如《画记》中描写马的二十余种不同的形态，说：“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往往只用一个字来写一种形态，可算是最经济的了。他能状难写之情，如《与李翱书》：“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岁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事后回想依人度日时的痛苦心情，这种心情是不容易写的，他却能用个确切的比方把它有力地写出来了。“痛定思痛”从此成为流传的成语。
他的语言都合乎规矩，也就是合乎语法，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一般说来，短句子不容易出错，长句子容易出错。我们试看看他的长句子，如《张中丞传后叙》：“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这里共三句，在古文中这样的长句是比较少的。我们读这三句，像一般短句一样的明确有力，一样文从字顺，一点也不费力，这就是运用语言的本领。
韩愈的散文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构成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是他领导古文运动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自然，他的散文也有缺点，尤其在思想内容方面，这里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