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论说文，粗略说来有三种，即正论，借比喻来立论，借赠序来立论。正论中又可分出驳论来。讲韩愈论说文的特点，跟韩愈的文论是结合的。要了解他的论说文，先要简单地说一下他的文论。他在《答李翊书》里说：“将蕲（求）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就是说，他写论文，要求得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仁义。这个根本要培养得深厚，根深叶茂，油厚光亮。这样的求根本，就要不被势利所诱惑。比方道教和佛教，在韩愈时势力很盛。受势利的诱惑，就要歌颂道教和佛教了。以仁义为根本，就要起来反对道教和佛教。他的正论《原道》就是这样。
在《原道》里，他首先提出：“博爱之为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他的文论主张从培养仁义入手，所以用仁义来反对道教佛教。他对仁义有认识，所以一开头就指道教所推重的老子。老子是反对仁义的，他批评老子：“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其见者小也”。老子的反对仁义，由于他所见者小；老子的反对道德，是他“去仁义言之也”，是从道德中抽去了仁义的结果。韩愈的赞美道德，是“合仁义言之也”。他用儒家的道德仁义来反对道教和佛教，来建立他的论点。老子主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他认为圣人制定礼乐来安定社会秩序，有了斗斛权衡才能使民相信。佛教要取消君臣父子来出家，他认为要有君臣父子来维护相生相养之道。因此他提出儒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以及儒家的道统说。他这篇反对道佛的大论文，他的主要论点就从培养仁义道德，不为势利所诱来的。就当时说来，他的论点虽有时代局限，但比起道佛的宗教迷信来，还是要正确得多。
光有了正确的论点不一定能写好论文，还需要有技巧。他在《答李翊书》里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的论文要讲气，气从哪里来，理直气壮，理直了才气壮，理直就从仁义道德的修养来。《原道》里就表现出他的气势旺盛。上面引的开头“博爱之为仁”四句一排，下文“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这里又是两个排比句。又像“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这里一连用了八句构成一排。这样运用排比句，使读者一口气读下去，加强气势，由于理直气壮，加强了说服力。
韩愈《答刘正夫书》说：“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韩愈《原道》讲仁义，却批评老子的看轻仁义为“坐井而观天”，所见者小，这是创见；提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即由士农工商到增加道佛，“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这当也是新的说法。《大学》正心诚意到治国平天下，并不为秦汉以来学者所注意，经他提出以后，得到宋儒的推重，成为《四书》之一，这也是他的新见解。一篇论文里有这样多的新见解，所以被推重。
再像《原毁》，一开头，写“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与下文“今之君子”，“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作为相对的排比。从“责己也重以周”，引出用舜和周公两排比来责己，从“待人也轻以约”引出“彼人也，能有是”，“能善是”两排比来待人。下文就“责人也详”，“待己也廉”各个构成排比句，归结到“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下面论“怠与忌”又用排比句。这篇论说文的特色，也是多用排比句来显示论文的气盛而言宜。其中提出的论点确有新见解。它跟《原道》一样，是针对当时的情况立论，指出“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以上是韩愈论说文的一种，它的特点是立论正大，气势旺盛，多用排比句，有创见，对当时情况有针对性。这样的论说文可称为正论。
正论中又可分出驳论，主要是辩驳。如《讳辩》，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当时有人认为李贺应该避同音字的讳，不去考进士。韩愈因此写《讳辩》来驳这种谬论。这种驳斥，要举出证据。“律曰：二名不偏讳。”像孔子母名“征在”，孔子说“征”就不说“在”，说“在”就不说“征”，就是“征在”两个字连在一起不说。要避讳，光说一个“征”字或“在”字可以不必避讳。“律曰：不讳嫌名。”即同音字不讳，像“禹”跟“雨”同音，禹的臣子不讳雨字。“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法律上都没有问题。说到这里，已经辩明白了，但韩愈还要进一步驳斥谬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这一驳，更显出谬论的荒谬来。上面是根据法律，他怕法律的力量还不够，再举出圣人的经典来作例。“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诗·周颂·雝》是周公祭文王的，文王名昌，周公在诗里说：“克昌厥后”，没有避昌字讳。《论语·八佾》里孔子说：“宋不足征也。”《论语·卫灵公》里孔子说：“某在斯”，孔子对母亲名征在没有偏讳。“曾参之父名晰，曾子不讳昔。”《论语·泰伯》里曾子说“昔者吾友”。这样举出圣人和经典来作证。他还进一步指斥谬论：“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然后再指出只有宦官宫妾才讳嫌名。一结指出孝如曾参，圣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指出“今世之士”，“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一转指斥他们的迷惑，再指出“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官宫妾”，这二转更指出它的荒谬。“则是宦官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三转以反问作结，更为有力。
又《争臣论》，论谏官的。谏议大夫阳城，做了五年谏官，却不提一个谏议。韩愈就批评他。韩愈引了《易经》的《蹇卦》、《蛊卦》，说明做了谏官不提意见的错误。“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职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又引禹、孔子、墨子的行事来说明他们都是尽力于兼济天下的。有人说，阳子“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韩愈驳道：谏君而不使人知，是大臣宰相之事。阳子“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有人又说：“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认为直谏会招祸。韩愈说：“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一结把阳子推为善人，说他能接受批评来改正缺点，使上面驳论的气氛缓和一下，是个好的结尾。
这一类驳论，它的特点在于列举论证。《讳辩》举出法律，举出圣人的经典，举出历史上的例子，从多方面来论证。《争臣论》举出《易经》、《书经》，举出禹、孔子、墨子的行事，多方论证。另一方面是推论的层层深入，提出对方的不同理由来作层层深入的驳辩。驳论的例证坚确，逻辑性强，构成它的特色。这里也显示作者有丰富的学识，所以能举出多种例证来加强说服力。
韩愈的另一种论说文，借比喻来发议论。像《杂说》一：“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然龙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薄（迫近）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没）陵谷，云亦灵怪矣哉！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这篇论说，实际上是比喻，用龙和云来比君臣。臣是君所用，好比龙嘘气成云，当然以君为主。然而君的一切作为都要依靠臣来推行，说明臣的作用，所以说：“云亦灵怪矣哉！”臣的发挥作用，要靠君的信任和指挥，所以说：“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然君倘失掉了臣子，变成了孤家寡人，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说：“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但臣又是君所任用的，所以说：“异哉！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这篇论说，像“茫洋穷乎玄间，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水下土，汩陵谷”，七句构成一排，也显得气势旺盛。指出“异哉！”也指出这篇论说立论是新奇的。更重要的，在当时，君主是神圣的，臣子不过是臣仆。可是在这里，韩愈指出君主的神圣就得靠臣子。失掉了臣子，君主也没有神圣了。这里拆穿了君主的所谓神圣，抬高了臣子的作用，确实是极大胆又极确切的议论。这篇论说的另一特色，就是多用转折，在转折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先说“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肯定龙是灵的，云比不上龙，接下来一转，龙靠云来创造神奇，云也灵了。这一转，转出君要靠臣来发挥作用，臣也是灵的，这思想就深刻了。接下来指出“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又一转，转到“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就更深刻了，龙失掉云，不但失去作用，也要完蛋，君成了孤家寡人，就要趋于灭亡。这篇论说的特点就在于篇幅短小，在于转折变化，越转思想越深入。
又《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起就突出有了伯乐才有千里马，说明只有伯乐才能赏识千里马。接下去来了转折，不是没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在这个转折里面，含有极大的悲愤，思想也更深入了。既然千里马常有，何以人家不识呢？这里作了进一步说明：“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在这个说明中，再用“虽”字来一转，转到“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发出感慨，意思也更深入了。要发挥千里马的能力，需要适应它的要求，没有满足这种要求，它的千里马的能力就发挥不出来。柳宗元有篇《梓人传》可以借来说明：“梓人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这位梓人是位建筑工程师，他能设计建筑大厦的图，毫厘不差。但“其床缺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他不会做修理床的木工活。这位梓人，好比木工中的千里马，要碰上伯乐，让他设计建筑大厦的图，才能发挥他的才能，这就是千里马所需要的要求。要是不让他设计，让他去干木工活，那他连普通木工也比不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这里进一步表达悲愤感慨。“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这里在“呜呼”中一转，转到“真不知马”，与开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相呼应，用感叹作结。
这两篇《杂说》，是韩愈的另一类论说文。这类论说文的特点是篇幅短，用比喻来说，思想极为深刻。他善用转折，越转越深入。表面上讲比喻，实际上有针对性。由于用比喻，可以不触犯时忌，可以说出当时不敢说的话，使思想性更为深刻。
韩愈的另一种论说文，即借赠序来发议论，像《送董邵南序》、《送高闲上人序》，是赠序，实际是议论文。这类议论文另有特点。作者的意见不直接说出，通过议论，婉转透露，有弦外之音。在《送董邵南序》里，开头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这是说，董生在京城长安不得志。要到河北去找出路，想他一定可以找到的。接下去发议论：“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疆仁者皆爱惜焉。矧（况）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以董生的不得志，一般尊崇仁义的人都会爱惜他，河北地方官的爱惜他更不用说了。接下去来一个转折：“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指出燕赵在古代的多感慨悲歌之士，怎么知道今不异于古呢？因为风俗跟教化会因时转变的。这一转，转到河北藩镇的跋扈叛乱，不服从唐朝，暗中含有反对他到河北去投靠藩镇的用意，这个用意没有透露。接下去用对比手法来透露。“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乐毅）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荆轲的朋友有屠狗的）乎？为我谢（告）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这里，请董生去吊乐毅墓，看看那里有没有像古代荆轲的朋友，劝他们到京里来做官。这是说，不论那里有杰出的人才如乐毅，或次一点的如屠狗者，都劝他们到中央来找出路，那就透露正意，以董生之才不该去投靠河北藩镇。这个意思只是通过董生去投靠河北藩镇和劝河北屠狗者来朝廷做官的对比来透露，没有明说。
又如《送高闲上人序》，高闲和尚善写草书，这篇序说明他要学好草书就不该做和尚。因学草书要专精，做和尚要求清静寂寞不能有嗜好，对专精草书不利。韩愈一开头就发议论：“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指出一种专心致志，一切巧智都用在这上面，心思专用在这事的机变上，精神集中在这上面，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接下去讲“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等都这样。不这样专精，学的技艺就不能精。接下来讲张旭的专精草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不可找头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里论张旭草书的专精，把他的各种感情都表现在草书里，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可惊可喜的事物的变化都表现在草书里，专精到这种程度才能成名。然后归结到高闲和尚学佛，“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学佛的人，心不能专精在草书上，对世上的一切不动心，不能像张旭把一切寄托在草书上，“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也”。那他的学草书岂不是学样吗？学样是学不好的。韩愈的用意没有点明，实际上是说高闲和尚要学张旭的草书，一定要学张旭的专精，把一切都用在草书上，应该还俗，不要做和尚，才能学得张旭的草书。这个意思不好说，只好隐约地透露出来。
在这里讲了韩愈的三种议论文。一是正论，是严正的议论。它的特点是议论正大，气盛言宜，有新见解，有针对性。正论里分出驳论，特点是举证坚确，逻辑性强。二是借比喻来发议论，特点是巧于设喻，篇幅短小而多转折，用意愈转愈深入。三是在赠序中发议论，特点是在议论中有讽喻，正意不点明，在婉讽中透露。正论包括驳论，具有刚健的风格。借比喻来议论，在赠序中发议论，具有婉约的风格。韩愈的议论文当不限于这三种，这三种比较显著，就在这里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