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是唐朝杰出的散文作家，他在唐朝散文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韩愈。韩愈非常推重他，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卓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这是讲他的议论，也是讲他的论文。说他的论文很杰出，精练而强悍，根基深厚，证据坚固，意气风发。他在政治上参加比较进步的王叔文这一派，王叔文想改革弊政，夺取太监执掌的兵权，遭到失败。柳宗元连带被斥黜，贬官为永州司马。韩愈又称他贬官后“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指他那时更用力作文章，所作内容更广阔，更深厚。这样赞美柳宗元的文章是很得当的，没有过分的夸奖。
跟柳宗元一起贬官的刘禹锡，在《柳先生文集序》里，谈到韩愈写信给他，说：“吾尝评其（柳宗元）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拿柳宗元来比司马迁，这话不够恰当。司马迁的《史记》大气磅礴，是对古代学术文化作总结式整理的历史巨著，可以称为雄深雅健。柳宗元的散文没有这样大的气魄。柳宗元爱永州山水，曾经用永州城外的一条冉溪来自比，称它为愚溪，表示自己“以愚触罪”。他称这条溪“善鉴万类，清莹秀彻，锵鸣金石”，用来比他的文章“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这些话用来评价他的散文是非常确切的，他的散文表现出他确实是善于深刻地观察事物。这种观察不是表面的，而是能够抓住事物的特征，像水的漱涤，冲洗掉一切浮面的东西，显出事物的本色来。各种事物具有各种不同的本色，这就是“百态”。把这样不同的形态刻画出来，需要有极透彻的观察，不容有丝毫含糊。所用的语言，又是非常精练的，所以能够“清莹秀彻”。这些精练的语言，具有铿锵的音节，所以能“锵鸣金石”。这说明他的散文，从思想内容到语言结构以及在音节上所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他的散文的风格。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讲到他的写作经验，这对于理解他散文的风格，认识他的写作技巧，是很有帮助的。他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您）好道而可（认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这里，柳宗元先说明写作的目的，是“文以明道”。他的所谓道也就是他所信奉的道理，文章是用来宣扬道理的，不是讲究辞藻、声律的。这话并不是随便说的，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唐朝的文章继承六朝以来的风气，是以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为正宗的。这种文学主张，在梁朝萧统的《文选序》里讲得很清楚，他所选的，要求“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要讲究辞采和文华的，至于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就是经、史、子）他都不选，也就是把它们排斥在文学的范围以外。这种主张在柳宗元年轻时还是相信的，所以他小时候，也认为做文章只要讲究辞藻，也就是要做讲究辞藻、对偶、声律的骈文。这种文章的流弊，第一，把人们的心力花费在辞藻、对偶、声律上，容易陷进形式主义的泥坑里去；第二，人们的语言，有时也用辞藻，有时也有对偶的，有时也符合骈文的声律，但是人们的语言，绝大部分是不用辞藻，不对偶，不讲究声律的，要是所写的文章全篇都要讲究辞藻、对偶、声律，那就是不符合语言的自然。骈文有这两个重大缺点，所以韩愈有意识地提倡古文，就是用六朝以前的古代散文来代替当时流行的骈文，柳宗元极力赞助他。他们提出“文以明道”来代替偏重辞采文华的文学主张，又使文章比较接近于语言的自然结构。这种主张在当时是有它的进步作用的。
其次，柳宗元提出写作时应该注意避免的几个缺点：不敢掉以轻心，就是不要轻易地下笔；“剽而不留”，“剽”是轻快，怕轻易下笔不郑重。“未尝敢以怠心易之”，也就是写作的时候要态度严肃，否则怕写出来的文章松弛而不严整。要头脑清醒时才写，否则怕写得模糊杂乱。写时不敢存着骄矜之气，怕把文章写得充满骄气。这里，他把写作跟个人的品德修养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写作的技巧离不开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跟个人的品德有关。有了骄气，就容易产生主观片面的看法；头脑不清醒，就不能正确地辨明事理；掉以轻心，态度不严肃，会把文章写得草率浮滑。这种见解，也是从内容决定形式来的。
接下去他就讲他的写作技巧，分两方面来讲：一、怎样运用技巧；二、怎样吸收前人的经验。
谈到怎样运用技巧，他先提出抑扬来，抑扬顿挫就是要使文章避免写得平板，要有波澜。文章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因此要写得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要是写得平板，没有波澜丘壑，让人一览无余，那么人家就不要看，看了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等于不看，所以要讲究抑扬顿挫。柳宗元还把内容和抑扬的手法结合起来讲，“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抑一下要更深入地表达内容，扬一下要更鲜明地表达内容。抑和扬是相反相成的，一抑一扬，既深入而又鲜明，那么虽深入而不至于深奥难懂，虽明白而不至于浅露。这种抑扬所造成的波澜，还要跟深广的内容相配合。庄子的《逍遥游》里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把一杯水倒在地上的低洼处，用一棵小草放在上面做一只船。后人就用这个比喻来讽刺只讲文章的波澜而没有深广的内容，那棵小草在这杯水上也可以激起波澜，但那样的波澜就非常可笑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茶杯里的风暴”。可见光讲波澜还不够，还要有深广的内容。“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就是指有深广内容说的。因为不是一杯水所造成的波澜，是源远流长的，讲究疏通，就要使它流得远。疏通了以后，要是一泻无余，那还不行，所以还要加以节制，让它有曲折，有层叠，有变化，“廉之欲其节”就是这个意思。“廉”是廉隅，即方梭，“节”是节制。方梭的不圆转，和通畅不一致，所以这两者也是相反相成的。疏通使它流得远，廉节使它有层叠有波澜。内容既要广阔，也要深厚，“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重”是厚重，正是指内容的深厚说的。“清”和“重”也是相反相成的，光是厚重恐读者不易理解，只是轻清，又怕缺少分量，所以既要厚重，来加强内容的深厚，又要轻清，来加强它的鲜明的表现力。柳宗元又说明，所以要运用这种技巧，是用来“羽翼夫道”，也就是为“明道”，为宣扬道理用的，不是为技巧而技巧。
谈到怎样吸收前人的经验，他先讲怎样建立正确的认识，次讲怎样吸收各家创作上的不同成就，吸收各家不同的风格。这样，使得自己的文章既有正确的理论做基础，又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
在柳宗元时代，《五经》是公认的经典，所以他要用这种经书做根据。结合《五经》的内容，他根据《书经》来求它的“质”。《书经》是古代统治者的文诰、宣言以及有关政治的文件汇编，这些都要求质直，保存原来的面目，不可加以华饰，这是《书经》的特点，所以他取它的质直。《诗经》，照孔子在《论语》里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把诗和音乐配合起来，用来陶冶人们的性情，他认为诗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所以说“思无邪”。柳宗元因此“求其恒”，“恒”就是恒久不变，端正思想感情是恒久不变的工作。《礼》是要调节人们的行动使它合宜，所以要从《礼》求“宜”。《春秋》表扬好的，批评坏的，用词极谨严而有决断，所以从它求“断”。《易经》是讲究事物的变化的，所以从它求变动。这里，柳宗元还是结合写作来考虑的，他要根据各种经书的精神来写作。他不是摘录经书中的词句来装门面，是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用来观察事物，是加以融会贯通后再来写作的。
除了经书，他对于当时认为是文章典范的作品，也注意吸取它们的风格。《穀梁传》是解释《春秋》的，它非常严格地根据《春秋》中的一字一句来进行解释，举出例证来说明，所以他要采取这种谨严的表现方法，“厉其气”就是使文章写得极为谨严，“厉”是严厉，这里有谨严的意思，“气”是文气。《孟子》、《荀子》是儒家经书中的旁支，他们极畅达地发挥儒家理论，所以有取于他们的畅达。《庄子》、《老子》这两家的文章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老子》非常简练，《庄子》才是恣肆奔放，极为酣畅淋漓，这里是指《庄子》说的，有取于他的恣肆奔放。《国语》里富有诙谐的趣味，所以有取于他的风趣。《离骚》采取了古代神话传说来寄托作者深远的思想感情，所以有取于他的幽深。司马迁用《史记》这部书概括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用词极为简洁，所以有取于他的简洁。
柳宗元这段写作经验谈，对我们学习写作技巧是有启发的。写作技巧要为宣扬真理服务，不能为技巧而技巧。因此，写作技巧跟作者的思想品质有关。轻率、懈怠、昏乱、骄傲，做事要是这样，事情一定办不好。写作也一样，轻率了，考虑得不成熟，就容易片面，看不到本质，从而形成错误的看法。懈怠了，态度不严肃，不能付出艰苦的劳动，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就容易发生不应有的错误。头脑昏乱，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杂乱无章。态度骄傲，文章写得充满骄气，那就不可能虚心地考虑问题，容易产生主观的错误，更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不能收到写作的效果。要文章写得正确、明晰、有条理、富有说服力，必须端正态度。这就说明写作技巧跟思想品质有关了。
态度端正了，严肃认真地对待写作，这还不够，还必须讲究表达内容的方法。不论议论也好，描写叙述也好，要是作者真有所见，一定有它的精辟之处。这些精辟之处虽是作者的亲身体验所得，要是不能鲜明有力地表现出来，还是不容易打动读者。所谓“抑扬”、“疏通”、“廉节”、“激发”、“固存”等说法，就是要使这些精辟之点能够深刻而鲜明有力地表现出来，这就是写作技巧。用音乐来比，要是所奏的音乐声音一样高低，就不会动听，抑扬就要使它有高低。拿园林的布置来比，要是一望无余，就不耐看，一定要有曲折，疏通廉节就是要使它有曲折。这些表现手法要跟深厚广阔的内容结合着。抑扬顿挫，婉转曲折，正为了表现深厚广阔的内容。这正如波澜壮阔，所以显出海洋的深广；曲径通幽，所以显出园林的优胜。一切技巧都是为内容服务的。
要把不同的内容很好地表现出来，还要学会不同的表现手法。拿绘画来比，有粗线条的画，有细致的工笔画，有水墨，有彩色，学会了各种技巧，才能描绘各种不同的事物。写作也是这样，有写得刚健的，有写得柔婉的，有写得朴素的，有写得富丽的，有写得细致的，有写得疏放的。这些不同的风格，适用于表现不同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学习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厉其气”、“畅其支”、“肆其端”等等，就是要从不同的作品中学习不同的写作方法，使自己成为写作上的多面手。
二
我们看了柳宗元的创作经验谈，还得看看他的创作成就，即通过具体的作品来理解他的写作技巧。柳宗元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只谈他的散文。他的散文的成就，主要有三方面，即论文、叙事文和山水游记。
先看论文。柳宗元的论文最著名的为《封建论》。武威孔氏说：“韩退之（愈）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说《封建论》是韩愈作不出的，这话完全正确。苏轼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柳宗元的《封建论》为什么作得那样好？他运用了怎样的思想和写作技巧才能获得这样的成就？
《封建论》的内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制度不如秦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地主政治）好。这篇论文的思想和艺术力量，首先表现在它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来加以解决。所谓作品的艺术力量，表现在作品的能够感动人，越感动人的作品，它的艺术力量也越强。要是所提出的问题大家认为不成问题，自然谈不到感动人，那就谈不上什么艺术力量了。要是提出了一个大家迫切希望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来解决了，那自然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封建论》正是这样。唐太宗曾经想采用周朝分封诸侯的制度，要跟夏商周三代媲美。当时魏征、李百药都不赞成，颜师古赞成分封，但主张封地要小，跟郡县那样。结果分封的计划没有实行。到武则天称帝以后，刘秩认为唐朝没有实行分封制度，王朝孤立无助，所以武则天可以夺取李姓王朝的政权而称帝，因此主张实行分封。可见要不要分封诸侯，在唐朝是一个大家关心而有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跟唐王朝的利害有关，也跟当时人民的利害有关。这样争论不决的重大问题，一下子提出来加以解决了，所以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个问题不仅唐朝存在，唐朝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也同样存在，所以这篇论文能够使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感动，称为“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我们知道，论文的写作，要是能够提出当前的重大问题来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已经是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了。要是能够更进一步把重大问题提出来系统地加以解决，那自然更有价值，具有更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就是具有更大的艺术力量了，《封建论》正是这样。
其次，一篇论文如果能够提出当前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加以解决，那就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封建论》一方面解决了要不要分封诸侯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借古喻今，联系当前的实际问题。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上并没有彻底平息叛乱，却把河北一带分封给曾经参加叛乱的将领，造成藩镇割据的祸乱，跟春秋战国时代的形势相仿佛。《封建论》指出周朝实行分封制度的不得已，是由于当时原来就有很多诸侯存在着，周武王靠了他们的力量打败了商纣，所以不得不分封他们。针对这种情况，柳宗元是借古喻今，暗指分封藩镇说的，从而感叹唐朝的不能改变这种形势，造成藩镇的祸乱。我们知道，一篇议论是非的文章，越是能够联系当前的实际问题，越是具有感人的力量，《封建论》正是这样。
能够提出当前的重大问题，并加以解决，这跟作者高度的思想认识分不开，而这种高度的思想认识，又跟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分不开。只有接触的生活面既广阔而又深入，才能发现当前的重大问题，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来，所以写作技巧是跟高度的思想认识，跟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分不开的。有了高度的思想认识，又怎样去表现它呢？就《封建论》说，柳宗元是怎样把它写得深刻而鲜明，并且具有说服力的呢？
首先，他针对当时人在理解上所存在着的困难问题加以解决，先排除认识上最大的阻力，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论点，那就容易说服读者了。要是不敢正视这种阻力，采取回避的态度，那么文章即使写得非常巧妙，因为有这种阻力存在着，还是不能说服读者。当时人对《封建论》这一问题，在认识上所存在的最大的阻力，就是认为分封诸侯这种制度是三代圣王所创立的，郡县制度是短促的秦朝所创立的。圣王的制度自然是正确的，短促的秦朝的制度自然是不正确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崇拜三代圣王的思想就成为最大的阻力，阻碍人们从道理上接受秦的郡县制度——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他们所能接受的较好的制度。柳宗元要人们接受郡县制，他正视这种阻力，先从破除这种阻力着手。他提出“形势”二字来说明三代圣王之所以实行分封诸侯，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是好的，是因为形势的不得已。他说，人群的生活，先有小的群，群有长；后来集合了许多小群成为大的群，那个大群之长就是诸侯；集合许多诸侯，其中之长是方伯、连帅；集合许多方伯、连帅，其中之长是天子。当时既存在着无数诸侯，天子就不得不加以分封，并不是三代圣王愿意实行分封，是由于当时形势的不得不然。所以柳宗元反复说明“封建，非圣人意也”，说明“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说明分封不是三代圣王创造的制度，这就解除了人们认识上的阻力。既然分封不是圣人的意思，是形势造成的，那么形势改变了，这种制度要不要保存，就应该从利害上去考虑了。
接着，柳宗元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分封制度的害处，从而肯定郡县制度。论文一方面要讲清道理，一方面也需要用事实来作证明，才有很强的说服力。空论而没有事实作证明，就嫌抽象而不具体，人们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说服力不强；说理跟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具有说服力，才算是好的论文，《封建论》正是这样。柳宗元举出历史上周朝分封诸侯的害处——造成了春秋战国的战乱，而周朝也终于为分封的侯国秦国所灭。接下去，再用秦汉到唐朝的历史来证明郡县制胜过分封制，这就能使人信服了。
历史事实是复杂的。所以引用历史来作证的时候，还要对所引用的事实作具体分析，来加强说服力。《封建论》在这方面是作得好的，它具体地分析了历史，还作了结论式的说明，使得条理极为明晰，使引证的历史不是成为现象的罗列而确实能成为自己理论的有力论据。他在讲了周朝分封诸侯的害处后，作个小结道：“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指出周朝的败亡由于分封。在讲了秦朝郡县制的好处，作个小结道：“此其所以为得也。”联系到秦朝的灭亡，作个小结道：“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秦朝是亡于民怨，不是郡县制的过失。在讲了汉朝的历史，作个小结道：“秦制之得，亦已明矣”，证明秦朝郡县制的好处。讲了唐朝的历史，作个小结道：“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证明郡县制是不可废除的。这样引一段历史就作一个小结，每个小结都归到郡县制的好处，条理清楚，反复地说明郡县制的好处，使人不能不信服。在引证秦汉唐的历史时，还对这三个朝代的具体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了带有结论式的说明，即秦朝是“时则有叛人（民）而无叛吏”，汉朝是“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朝是“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这三个朝代都有战乱，秦朝是农民起义，汉朝是诸侯叛乱，唐朝是武将叛乱，都不是郡县制的过失，可见郡县制是好的。这样既对具体情况作出分析，而又归结到郡县制的好处，就更有说服力了。
好的议论文，应该抓住反对者的论点，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表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当时反对者的一个理由是：诸侯认为封地是自己的，一定会关心封地上的人民，把政治治理好，施行教化容易。要是派地方官去治理，地方官只想升官，不会用心去治理的。针对这点，柳宗元用周朝汉朝的历史来加以驳斥。当时的诸侯各国，只是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逼迫人民去从事战争，并没有把政治治理好。对于诸侯的这种罪行，天子也没有办法。要是派地方官去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至于诸侯，天子要斥黜他或削减他的封地，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反叛。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反对论。反对论者的另一个理由是：“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针对这种看法，柳宗元指出，晋朝实行分封，却引起八王之乱，西晋很快覆亡，唐朝不实行分封，传了二百年，国基还较稳固，来加以驳反。反对论者又说，分封是三代圣王的制度，不应当批评。柳宗元指出三代实行的分封是出于不得已。当时诸侯归向商汤的有三千个，商汤靠了他们来废除夏桀，他自然无法把三千诸侯都废掉；诸侯归向周武王的有八百个，武王靠了他们来战胜商纣，自然无法把八百诸侯都废掉，这是不得已。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分封是私心，郡县制是公天下的开端。因为分封是想靠诸侯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是出于私心，而郡县制可以减轻人民所受到的诸侯的迫害，所以是公天下的开端。这样来立论，就更有说服力了。
三
柳宗元的叙事文，最著名的是《段太尉逸事状》和寓言。
《段太尉逸事状》写了段秀实两件逸事，只就第一件事来看。段秀实的精神面貌就非常鲜明地刻画出来，并且具有感人的力量，成为传记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柳宗元凭着怎样的表现手法才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呢？
首先，他描绘出一个典型环境，从而展开矛盾。当时郭子仪封汾阳主，拜副元帅，驻扎蒲州。他的儿子郭晞做尚书，兼行营节度使，驻扎邠州。邠州地方的无赖都投到郭晞部下去当兵。郭晞放纵他的士兵残害百姓，在市上强抢东西，稍有不满就打断人们的手脚，打烂人民的器物，横冲直撞，无法无天。地方长官白孝德因为郭晞是汾阳王的儿子而不敢过问。柳宗元一开头，就把这种情况——地方官的懦弱无能，贵族部下的横暴，人民的痛苦，写出来了。
其次，他让人物在环境中行动，通过行动来刻画人物，通过矛盾冲突展现人的性格。他不是从段秀实在邠州做官写起，却是从“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写起，这样写很有作用。因为泾州刺史本来不必管邠州的事，可是段秀实不忍看邠州百姓受害，自己要求见白孝德，对他说：“天子以生人（生民）付公理（治），公见人（民）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白孝德说：“愿奉教。”段秀实说：“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侯（禁卫官）命某者，能为公已（止）乱，使公之人不得害。”段秀实好好地在泾州做刺史，却要投身到邠州去，不怕郭晞的权势，不怕郭晞部下的横暴，为了解除百姓的受害，为了平息隐伏的祸害，挺身而出，投向矛盾的漩涡中去，这一行动，就突出了他可贵的性格，表现出段秀实不畏强暴、为国为民尽力的高尚品德。
接着，段秀实在邠州做了都虞侯，碰上郭晞部下兵士十七人到市上抢酒喝，用刀刺伤卖酒翁，打烂酒器，使酒都流到沟里。段秀实抓住了这十七个兵，“皆断头注槊（长枪）上，植（竖立）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武装）。孝德震恐”。一营大噪，全副武装，要来为十七个兵报仇，形势这样紧急，白孝德都被吓坏了。这就刻画出惊人的气氛，让段秀实处在矛盾的冲突中，受到进一步的考验。段秀实却说：“无伤也，请辞于军。”白孝德要派数十个卫士保护他去，他都辞去。“解佩刀，选老蹙（跛足）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他既不带卫士，也不带佩刀，亲自找上门去。这样勇敢的行动，使横暴的士兵感到意外而不知怎样对付他了。这就把他那种从容不迫、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完全写出来了。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下，只有这种无畏的精神才能挫折暴兵的锐气，消弭祸乱，要是迟疑不前，一定会酿成很大的祸乱。他这样做，也表现出他的应变的智慧和才能，他的性格显得更饱满而丰富了。
段秀实亲自到军门去，是全篇的高潮。他挫败了士兵的锐气，进一步责备郭晞，使郭晞承认错误，命令部下“皆解甲，散还火（伙）伍中，敢哗者死”。事情好像已经解决了，但是柳宗元又展开另一个波澜，使得人物性格再获得进一步的突出。事情解决了，段秀实并没有回去，却说：“‘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段秀实在军营里住一天，这是对郭晞的进一步考验，考验他有没有下决心来约束部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心住在军营里，却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经过这次考验，证明郭晞确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的要约束部下了，这才放心回去。这里进一步显出了段秀实为民除害、不怕危险的精神，显出了他的勇敢和智慧。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还通过郭晞、白孝德、暴兵等形象来衬托段秀实。这种衬托的手法，更能够突出人物形象。当时郭晞地位最高，他有约束部下保护百姓的责任；白孝德是地方长官，更有保护百姓的责任。可是一个骄纵，一个懦弱，都放弃自己的职守。段秀实本来没有保护邠州百姓的责任，却挺身而出。这一对比，他的形象就显得特别高大了。段秀实的事迹感动了作者，作者对他也确实有较深切的了解，认识到他的精神的可贵之处，要把它表现出来，因而才能写得这样动人。
柳宗元的带有寓言性质的叙事文也极有名，如《捕蛇者说》。他先写那种蛇极毒：“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那么人们应该消灭它或避开它才是，可是为了捕这种毒蛇可以“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人们不怕死亡的危险，反而争着去捕蛇，这是一转。“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专捕蛇之利，那么捕毒蛇像不是坏事而是有利的了。“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悲）者。”原来所谓专利三世是那样可悲的事，又一转。既然这样可悲，所以“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不要捕蛇，免去死亡的危险，那该是好事了，又一转。“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蒋氏听说可以免去他捕蛇，再让他缴纳田赋，他并不高兴反而要哭出来了，这是又一转。文章经过几次转折，越转越急，一直转到缴纳田赋的不幸，比捕毒蛇更不幸，归结到全篇的主旨，显得非常有力。
接下去对于缴纳田赋的不幸作具体叙述，分为两小段，一讲农民怎样不幸，一讲悍吏怎样横暴，都拿捕蛇者来跟农民作对比，更有力地写出缴纳田赋的不幸来。“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农民的收获被搜刮完了，农民有的被迫流亡，有的饿死。“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则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这是蒋氏以自己跟农民比，显得农民更不幸，死亡更多。“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写悍吏的作威作福，农民在这种威胁下无法安居。“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一年中捕毒蛇两次，就有两次死亡的危险，这种生活本来是很可悲的，可是他还以为幸福，这就更突出农民生活的悲惨。最后归结到“苛政猛于虎”，来点明全篇的用意。柳宗元在这篇文章里揭发暴政的毒害比毒蛇更厉害，描写悍吏的扰民，对人民具有深刻的同情，有高度的思想性。
四
柳宗元的散文，最为人称道的是山水游记。他的山水游记，正像上文指出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清莹秀彻，锵鸣金石”。他刻画山水之美，能够显出它的个性特征，如同把万物的百态，都加以洗剔，使它的本来面貌显露出来。他的文章之美，也是清莹秀彻，没有一点尘污，具有锵鸣金石的音节。原来他不像一般人游山玩水那样，浮光掠影，只得到一点浮泛的印象。他是把自己的性格、遭际都写到山水中去，对山水有深切的观察体会，确实深有所爱。他感到永州的山水跟自己有同样遭遇，因而是把自己的性格身世跟山水结合起来来爱它的。这种感情，在《愚溪诗序》里写得很明白。他说愚溪“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拿自己的身世遭际来比愚溪。又赞美它“善鉴万类，清莹秀彻，锵鸣金石”，这也像赞美自己和自己的文章。他在《钴潭西小丘记》的末了，发了一通感慨，说：“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都在陕西，是当时豪富居住处），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价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感叹钴潭西小丘山水之美，被弃在当时荒僻的永州，这不是跟自己被放逐的命运联系起来了吗？他又在《小石城山记》的末了感叹道：“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柳宗元是不相信天上有神道的，他在《天说》里说明天上没有主宰，不能赏功而罚祸。那么这里说疑心造物的有无，实际是一种感慨，感叹这样好的山水被弃在夷狄，那不是感叹自己的被放逐吗？他把自己的身世遭际跟永州山水联系起来了，所以能够深深地爱好永州山水，能够写出永州山水的特征，创造出新的境界，写出情景相生的游记来，像他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便是。
这篇游记最精彩的地方是写潭水游鱼。潭水的特点是清澄，柳宗元怎样来写它呢？他是通过具体景物，用静止和活动的画面来写的，不是抽象的说明。他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彻，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里没有一个字写到水，只是描绘出一幅画面来，鱼儿都像在空中浮游没有凭依似的，这就写出了水的清，清到仿佛透明的程度。他写太阳光照下来，鱼儿的影子落在潭底的石子上，就更显出水的清澄。通过鱼儿、日光、影子这些具体东西的描绘来写水清，正像画家用树枝飘向一边来画风一样，是一种形象性的表现手法。
再看他怎样写鱼，他写鱼是描出了生动的画面，再加上拟人化的手法。写鱼儿一动不动，潭底石上印着清晰的鱼影画，这是静止的画面。忽然，一些鱼飞快地窜往远处，一会儿游到这儿，一会儿游到那儿，非常活跃，这是活动的画面。这些鱼儿，又好像跟游人同样地快乐，这是把自己快乐的心情加到鱼儿身上，好像鱼儿也像人那样会感到快乐似的。
再看他写潭上景物，善于用比喻，抓特征。他说：“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写流到潭里的小溪，就溪身说，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这是静止的；就溪水说，像蛇行那样曲折，这是流动的。用两个比喻，一静一动来写小溪。由于小溪是那样曲折，所以望过去一段看得见，一段看不见，看得见的一段水面反映着天光云影所以“明”，看不见的一段这种光亮就灭了，所以一明一灭，这就非常精确地写出所看到的特征。再望过去，溪身的两岸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望不到它的源头。这里又用了一个比喻。比喻用得好，很精练地刻画出了事物的形象。
最后，写出对小石潭的总的印象：“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极力写它的幽静，幽静到“凄神寒骨”，使人感到静得可怕。“凄神寒骨”是把景物跟心情结合起来，写出一种境界。这种境界，跟前面的描写也是紧密结合的。写潭水游鱼，写小溪，都透露出一种幽静境界来。一动不动的鱼影画，固然构成个静极了的境界；就是描写鱼儿的游动，也显出游人心情的宁静，只有在心情极宁静的时候才能注意鱼儿的活动：这就情景交融地构成一个幽静境界了。
柳宗元的山水记所以写得这样特出，就因为他热爱永州山水，深入观察，能够捉住它的特征。他用具体的事物构成生动的画面，用巧妙的比喻来写出景物的形象。这样，描绘出情景交融的境界，所以富有艺术力量。
他的语言极其精美，也是使他的山水记成为传诵名篇的原因之一。像“皆若空游无所依”，用“空游”形象地写出水的透明，话说得极精练。再像“斗折蛇行”，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静态和动态，却只有四个字，含义丰富，却并不深奥。再像“明灭可见”，用光线的明暗来说明视线和溪身的交错，说明水面的光亮。这些话，都极简练，而含义丰富，写出作者经过深刻观察后的独特体会，我们仔细体味觉得很有意味，很精美。
他的山水记，都能抓住山水特征。比方《游黄溪记》里也写潭和鱼，写得就和小石潭记完全不同：“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沉沉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这个潭很深，潭水绿色。所以用“黛蓄膏渟”来形容。这个潭的形状有特色，所以加以描绘，对鱼儿就不作重点刻画了。这里也用比喻。用“黛”和“膏”来比水的深绿和浓重，那就和小石潭水的透明不同了。用剖大瓮侧立来比潭的形状，用白虹来比溪水，描绘出初潭的特色。再像写小石潭的石，说：“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堪为岩。”就是说水底全是石，见得水极清，一眼望到底。再写近岸的石头，从水底高出水面，像小岛等，上面显得高低不平。而在《钴潭西小丘记》里也写石，跟写小石潭里的石全然不同：“其石之突怒偃蹇（状骄横），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耸立貌）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这样刻画石头，把它比做有生命的东西，又是一种写法了。
这些片段，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山水小品特别有功夫，描写入微，用词精练，而意味隽永。
以上粗浅地谈到了柳宗元散文的三个方面。无论是贯彻自己“文以明道”的主张的《封建论》，还是短短的山水小记，他都或者着力论述，或者仔细描绘刻画，创作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即所谓“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未尝敢以怠心易之”。在《捕蛇者说》里，他先强调捕毒蛇的危害，再用来反衬苛税比毒蛇为害更甚，用的就是映衬的手法。在那篇文章里，他用了几个转折才有力地归结到正意，正是“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的手法。他的立论坚实而不可动摇，他的文章极简洁有力。他的散文如像《封建论》的正大，山水记的精工，寓言、传记的富有风趣，确是具有多样的风格。由此可见，他的创作经验谈，是从他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