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宋朝人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苏轼《居士集序》）这话是恰当的。第一，就他们所处的时代说，唐文受六朝柔靡浮艳文风的影响，宋文则受晚唐五代以来柔靡浮艳文风的影响。石介曾作《怪说》来攻击宋初杨亿的骈文，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这跟唐人攻击当时文风的话是一致的。第二，在韩愈以前，有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等人提倡古文，成为韩愈的先驱者；在欧阳修以前，有柳开、石介、穆修等人提倡古文，成为欧阳修的先驱者。第三，韩愈提倡古文，有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的响应，扩大了古文的影响；欧阳修提倡古文，有苏洵父子、王安石、曾巩等人的响应，使得宋代的古文运动获得更深入的发展。
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所以比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具有更深入的发展，是因为他具有几个比韩愈更为优越的条件。第一，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他规定应试文字一律要用宋朝实用的散文，一切空洞浮华、奇邪怪异的文章都不加录取。他通过考试来大力提倡宋朝的实用散文，排斥浮靡怪诞的文风，这对于改变当时的文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欧阳修所倡导的平易畅达的实用散文，适于学者用来著书立说。不论史传、论说、笔记都被运用，得到推广。第三，韩愈弟子李翱的文章比较纯正，皇甫湜的文章比较奇崛，都不如韩愈，缺乏韩愈的号召力，文章的艺术力量也不够。欧阳修下面，王安石的文章峭劲简洁，曾巩的文章平正，苏轼的文章“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他们都推动了宋代散文运动的发展。第四，韩柳提倡古文以后，骈文的创作并不衰落，韩愈的《平淮西碑》，因平淮西的将领李愬不满，被磨去，请段文昌重写，即用骈文。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骈文都极有名，古文没有取骈文而代之。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写骈文，骈文适用在上表、贺启等一定场合，与古文分工，古文取得了主导地位。
欧阳修在散文上的特点跟韩愈不同，这点，苏洵有极精辟的说明。他在《上欧阳内翰书》里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指欧阳修）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韩愈的文章气势雄健，欧阳修的文章风格婉转。雄健所以像长江大河，内容深沉；婉转所以像泉水那样萦纡曲折，而态度从容不迫。韩愈的散文有时还用古奥的文字，显得奇崛；欧阳修的散文文字更清顺平易，更通俗，更符合实用。这是就欧阳修跟韩愈比较说的。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他“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香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宏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这些地方，可以说明他的散文在平易的语言里还是光彩照耀的。
欧阳修对于写作的见解，基本上跟韩愈是一致的。他在《答吴充秀才书》里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后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他指出文章的好坏，根本问题在于见解的深浅；要是只在技巧上用功夫，则用力越勤而越达不到目的。那么怎样去认识道呢？他在《与张秀才第二书》里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知古明道以后，要亲身实践，贯彻到行动中去。把实践和行动所得写在文章里，使后世的人可以考见真实的情况。因此，道是容易懂而且可以效法的。他反对不能够实践的道，反对空谈玄虚的理论。他认为实践得越好，对道的认识越深入越正确，文章也写得越好。这是写作的根本用力所在。
在根本上用力的时候，可以根据各人不同的个性求得发展。由于各人的个性不同，而他们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也各个不同。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里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各由其性而就于道”，从而使得各人的文章各有个性而各个不同。
把道看得平易近人，主张通过实践发挥不同的个性来求道，从而发为文章，欧阳修的论文这样主张，他的创作实践也贯彻了这种主张。这就保证他的文章平易近人，能够写出自己的体会，而具有独特的风格。
二
欧阳修散文的特色，粗略说来有下列各点。
一、婉转曲折，态度从容。欧阳修的散文写得婉转曲折，这是由于客观事物本来是复杂的、细致的。要是我们不去做深入的推求，把复杂的事物看得简单了，那么用文字写下来自然也简单直截，不会婉转曲折了。欧阳修主张通过实践去求道，所以他能看到事物的曲折层叠，他用文字把这种曲折层叠的关系写出来，文章就显得婉转曲折了。比方《五代史宦者传论》，他先指出太监“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说到取得人主亲信以后，文章就来一个转折，转到“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从人主被把持以后，转到“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从忠臣硕士被疏远转到“人主之势日益孤”。从势孤转到“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优于闱闼”。太监劫持君主，成为祸患。由成为祸患转到君主“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再转到“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弄到两败俱伤，杀身亡国。这里指出太监的祸患，从太监在君主身旁所表现的小善小信，一直发展到君主的杀身亡国，这个过程是曲折的。欧阳修亲自编著《新五代史》，对于晚唐五代太监的祸患知道得很清楚，懂得其中曲折层叠的关系。他的文章明白地说出了这种关系，所以写得婉转曲折。
这样说明事物曲折层叠的关系，实际上用的是一层层深入推求的手法。经过推求，把事情的层叠曲折写出来了，而这种层叠曲折的关系，一般人是不清楚的。人们读了欧阳修的文章，了解了这种复杂的关系，增加了知识，获得了了悟的喜悦，还可以从中学习怎样推求问题的方法，所以他的散文能够引人入胜。这就是“纡馀委备，往复百折”的好处。
他的散文，即使“气尽语极，急言竭论”，可是仍然能够写得“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他在内心非常急迫的时候，话还是从容地说出，这里显出他的个性来。他的《与高司谏书》，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个特点。宋仁宗时，吕夷简为相，范仲淹作《百官图》献给仁宗，主张用人以才，并指出百官的迁升迟速次序。说怎样才是公正，怎样才是私心。因此触怒吕夷简，贬官饶州。对于这件事，当时的清议认为范仲淹是公正的，吕夷简凭着私心排挤正直的人。可是当权派为了反对百官谏诤，在朝堂公布一道榜文，“百官不得越职言事”。这样，不是谏官对这件事就没有发言权。对这些，欧阳修的内心是焦急的。当时高维讷在做谏官，他不但不站在清议一边谏诤，反而阿附宰相，极力攻击范仲淹，这就激起了欧阳修的愤懑。他在《与高司谏书》里指斥高“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又说：“若犹以为希文（范仲淹）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这封信写后，他就被贬官夷陵。
欧阳修写这封信是很愤激的，可是就整个信来看，他还是抑制自己的愤怒，写得从容不迫，直到信的末了，才狠狠地指斥高维讷。这封信，从自己十七岁时就听见高维讷的名字讲起，讲到过了十一年后，听朋友说高正直有学问；再讲到后来相识，觉得高的议论历历可听。然后转到范仲淹贬官后，听高攻击和讥笑范仲淹的为人，还疑心是在讲笑话；再后听朋友说高极力攻击范仲淹，然后才认识高是怎样的人。接下去讲范仲淹的为人，讲谏官的职分，最后才骂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自己甘心为此受到罪诛。这封信，欧阳修动笔时心里虽然非常愤慨，可是话却还是从很远的地方说起，说得纡馀委备，这就构成他的散文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好处，就是在非常激动的时候，还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把问题作较细致的考虑和分析，不会感情用事。那样写出来的文章，考虑得周到些，比较有说服力。
二、感情强烈，措辞平易。欧阳修的散文虽然写得婉转曲折，可是大都感情强烈。一般说来，如果文章感情强烈，喷薄而出，则不容易显出婉转曲折来；如果像九溪十八涧一般，溪水清澄而曲折，则又显不出奔腾的气势。欧阳修的论文却写得既曲折，而又感情强烈。像他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者传论》这些篇章，从开头到结尾，一气贯注而下。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所要论述、所要描写的事物有很深切的感受，有很饱满的感情。事物本身虽然是曲折复杂的，但如果作者对于事物毫无感情，只是把事物的本来面貌写出来，那么文章即使写得曲折，却不可能有感情。只有既看到事物的曲折复杂，又具有对事物的充沛感情，并把这种充沛感情贯注到散文中去，这样才能写得既曲折又有强烈感情。这也构成欧阳修的散文的特点，是他的散文所以动人的因素之一。
像《五代史伶官传序》，里面讲到后唐庄宗的历史，从他的父亲李克用的遗恨转到他报仇成功的得意，再转到他失败时的悲哀，写出事件的曲折。在叙述这一曲折的事件中，始终贯注着作者充沛的感情。文章一开头说：“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把国家盛衰的原因，侧重归结到人事方面去。在这里用感叹开头，显然是感叹庄宗不能修明政治以致失败，并且想用这个意思来劝诫后人。接下去讲了庄宗的由盛而衰，归结到“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这里是说成败的原因都由于人。作者开头的感叹——由于人事不修而衰败，一直贯注到这里。最后说：“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叹息庄宗不能修明政治，反而信用伶人，因而失败。作者在这里不仅要说明一件事的经过，还要通过这件事来说明一个道理，拿这件事和这个道理来劝诫人。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充满着他的感叹。作者的语言也能和这种感情相配合，像说：“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用这种长的句子，一气贯串下去，也给人感情强烈的感觉。
欧阳修的散文感情强烈而措辞平易，就是用当时浅近的文言来写，不用古奥的文字，这点是好的。像《相州昼锦堂记》写士子从穷困到发迹道：“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这里从穷困转到富贵，从“不礼于其嫂”“见弃于其妻”转到“庸夫愚妇”的羞愧俯伏，前后紧密结合，逼使读者一口气读下去，加上其中的长句，使人感到很有气势。而这些话都是用宋朝通行的文言写的，不用古奥的字。假使我们拿这段文字跟《战国策》里《苏秦始以连横说秦》中讲士人由失意到得意的话来比，就可以看出这段话用词的平易了。
用平易的文字来说理抒情，内容曲折，这就有深入浅出的好处，因而亲切动人。相传欧阳修和宋祁一起在编修《唐书》，欧阳修不满宋祁的爱用古字，但不便直说，便在他门上写“宵寐匪祯，札闼鸿庥”八字。宋祁看了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是“夜梦不祥，书门大吉”。宋祁听了大笑，知道他在讽刺自己用古字。这也说明他是反对用深奥的古字的。
三、结构严密，富有逻辑力量。欧阳修的论文每篇都有一个主旨，对它加以反复说明，又引许多事实来作论证。这些论证紧紧地扣住主旨，同时对这个主旨又从多方面作推论，把理论和事实有机地贯串起来，使所要论证的主旨显得理由充足，使人信服。
像《朋党论》，当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正派人都在朝廷，王拱辰与范仲淹等人不睦，于是有人说他们结成朋党，使皇帝对他们发生怀疑，从而好把他们都排挤走。欧阳修因此作《朋党论》来卫护他们。他一开头就把全篇的主旨说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这是说，问题不在他们是不是结成朋党，而在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是君子，那么即使结成朋党也是好的；是小人，即使没有结成朋党也是要不得的。这一个开头从根本上摧毁了诬蔑者的阴谋，而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有力的。但当时人认为朋党是要不得的，那么他又怎样论证这种认识是错的，问题不在朋党呢？他先指出君子和小人都有朋党，只是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同道为朋始终如一，同利为朋则利害发生冲突时便互相残害，“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里对开头所提出的全篇主旨作了呼应。接下去用事实作证，引尧、舜、纣、周武王、东汉党人、唐末朋党的历史来作证，证明用君子之朋而退小人之朋的兴盛，杀君子之朋而用小人之朋的危亡。结论：“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跟开头“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相呼应，结构非常严谨。在这里，作者所引证的六件历史事实，所建立的理论，都是得到当时人的公认的。这样，他的立论就显得坚强而不可动摇。他把全篇主旨一开头就提出来，中间作了一次呼应，结尾又作了一次呼应，这就使全篇结构紧密结合起来了。另外，他列举的六件事实不仅与主旨扣紧，而且在叙述的时候又运用错综变化的手法，所以读起来一点不感到呆板，这是先揭出全篇主旨的写法。
《相州昼锦堂记》是赞美韩琦的。全篇的主旨是说，韩琦的志愿在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而不以富贵为荣耀。这个意思开头不说，开头却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这是从全篇主旨的反面来说，说明一般的士人是这样的，他们困穷时受人欺侮，富贵后显得怎样荣耀得意。然后转到韩琦身上，说明韩琦不是这样的人。这一转，通过对比，就显得韩琦这人远远地高出一般富贵的士人了。这里，作者要抬高韩琦，不是用空话来赞美，他举了几个人来比，像苏秦、朱买臣都是由贫困而得意，以富贵为荣耀的，这样一对比，就显出韩琦高过他们。再用韩琦自己的言行来证明他的志愿，这些就成为全篇主旨有力的论证，具有充足理由，而使人信服了。
在结构方面，开头以富贵为荣说起，接下去用苏秦、朱买臣作例，反衬韩琦之为人，然后再讲到韩琦，说他“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这话跟前面议论苏秦、朱买臣那段话是紧密呼应的。再下去说韩琦的志愿：“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从反面跟开头呼应。又说到他“不以昔人所夸为荣”，归到“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又跟开头呼应。这样，全篇从以富贵为荣跟不以富贵为荣作对比，不论开头、结尾和中间的反复论述，都跟这个对比紧密呼应，构成严密的结构。
这样，前后中间互相呼应、反复论述的写法，都使读者对全篇所要申说的主旨获得深刻的印象。这里还得注意两点：第一，前后呼应的话不要重复。在写作中，作者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有时是故意重复的。可是同一句话，要是在一篇文章中屡次出现，重复次数太多，也会减弱它的力量。所以要采用变化的说法，使得前后呼应而不重复；第二，前后呼应的话不仅语言要有变化，而且语意也要有变化，不应该是同一个意义的反复，否则，仍然会给人以前后重复的感觉。欧阳修的散文就做到了这一步。
四、一唱三叹，富有情韵。清朝桐城派的古文家，对于欧阳修的散文，极力推崇他的“风神绝世”，认为他具有极高的风韵。像刘大櫆批《岘山亭记》：“欧公长于感叹，况在古之名贤，兴遥集之思，宜其文之风流绝世也。”又姚鼐批道：“欧公此文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埃者，绝世之文也。”再像刘大櫆批《真州东园记》：“柳州记山水从实处写景，欧公记园亭从虚处生情。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胜，欧公园亭以敷娱都雅胜。此篇铺叙今日为园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芜，更有情韵意态。”那么所谓风神，就是长于感叹，虚处生情；也就是把自己的感情写进散文里面，用一种咏叹的句调表达出来。一唱三叹，在诗歌里往往有这种表现手法，现在把这种手法用到散文中来，用来抒发感情，这就使散文具有诗歌的韵味。这种咏叹是抒情的，所以主要不在刻画景物。
试看《岘山亭记》，开头说岘山是个小山，“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由亭想到人，就发出感叹，表示对晋初羊祜、杜预的怀念。接下去叙述两人的功德足以不朽，又感叹道：“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接下去讲两个人怎样好名，羊祜怕身死名灭而堕泪，欧阳修因而又说：“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杜预刻两块石碑，一放山上，一沉水底。因此文中又说：“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大抵咏叹的句子往往用“岂”、“哉”、“何哉”、“欤”、“耶”、“也”等字构成咏叹的音节，从而表达作者的感情。这篇记中，咏叹的句子有两种作用：一是赞美前人的功德，使岘山因他们而著名；二是叹息前人汲汲求名的不必。他把这种思想感情用咏叹的调子写在散文里，因而收到文有诗意的效果。
再看《真州东园记》，所谓“铺叙今日为园之美，一一倒追未有之荒芜”，即：“芙蕖芰荷之滴沥，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栋）巨桷（椽），水光日景（影），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靓（静），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颓垣断堑而荒墟也。嘉时令节，州人士女，啸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这里把当时的繁华跟过去的荒芜相对照，目的不在描写园中景物，是在通过今昔对比来抒发作者的感情，这种感情也是用咏叹句来表达的。这种对比写法，从前日的荒芜里更使人感到新建的园林值得珍惜，引起人们珍爱它的感情。另外，这种写法更有衬托作用，把东园的色彩突出出来，加强了感叹作用。
这种咏叹的写法为什么要给以“风神绝世”那样高的评价？它又有什么好处？它的好处实际上在于含蓄。所谓有弦外之音，回甘之味。陆机说的“文外曲致”，刘勰说的“情在词外曰隐”，梅尧臣说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都是指含蓄说的。好的文章，作者的情意并不完全说出，读者可以从他已经说出的话里，去体会他没有说出的情意。作品要写得打动人，就需要读者读起来有滋味，越有滋味才越爱读，越爱读印象越深，才能收到打动人的效果。作品写得含蓄，读者读了就要体会它含蓄的意思，当读者体会到作者没有说出来的情意时，不仅获得了欣赏作品的愉快，还获得了一种类乎创造性的喜悦。这样，这篇作品的情意就深深印入读者的脑海，达到作者写作的效果。所谓“一唱三叹，有余音者矣”，欧阳修这种文章就是有余音，有含蓄。他把含蓄的情意寄托在景物里不说出来，他的写景物，不是要用力描写景物的特点，是要用来含蓄没有说出的情意，因此读起来觉得有滋味，有情韵，觉得好。
像《岘山亭记》，岘山是个小山，山和亭都没有什么特出的东西值得写。欧阳修写这篇记，既不是在写山，也不是在写亭，是在写他对岘山亭所感触到的一种情意。这种情意主要是说，一个人应当致力于立德立功，不必汲汲于求身后之名，但在文中并没有把它说出。文章只是赞叹前人的功德，只是感叹前人自喜其名之甚。话说得很婉转，并不指责前人，还是称赞前人的功德“足以垂于不朽”。因此，读起来觉得在作者没有说出的话里，显出他站得比前人高，看得比前人远，胸襟更为阔大，而态度又那么谦虚，辞气又那么婉转，对前人又那么有感情，从而觉得在这篇文章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供我们体味，这是我们感到它富有情意的原因。这篇又用了许多咏叹的句子，这些句子所表现的音节是摇曳生姿的。这种咏叹的句子跟含蓄的情意结合在一起，就给人一种富有情韵的感觉。只有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构成情韵。要是缺乏含蕴的情意，只剩下空洞的虚词来造成摇曳生姿的音节，那就变成搔首弄姿的做作，只有显出丑态了。西施捧心而颦，会引起人们的关心，因为她是真的心痛；东施效颦，益增其丑，因为她的心痛是假的。只有具有真实的情意，用咏叹句写出来，才显得富有情韵；没有真实的情意而咏叹，就会成为效颦，会很做作。
五、用词造句，精练而有变化。欧阳修的散文，措辞平易，还能保持他的语言的光彩，这除了要求内容的深刻以外，还借助于语言的精练和句法的变化。《朱子语类》说：“欧公亦好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注意修改。尽量删去可有可无的话，这是他散文语言精练的一个原因。再像他的《吉州学记》，写天子召大臣问施行政事宜何先，原来作：“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为。”这样写，好像大臣们一点主张也没有，就不真实了。后来他改作：“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顿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诏臣等。于是退而具述为条例。”大臣退回去拟了条例来作答，这样写就真实了。还有原作的“失位”也不对，改作“失措”就对了。这样经过修改，使文章写得更正确，更恰当，也是语言精练的一个原因。再像他描写滁州一年四季的风景，在《丰乐亭记》里只用十五个字：“掇幽芳（春）而荫乔木（夏），风霜（秋）冰雪（冬），刻露清秀。”在《醉翁亭记》里写四季的风景用四句：“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两篇都是概括地写滁州四季的特点，语言又极简练，但两者却写得不同。在《丰乐亭记》里，他结合人的动作来写春夏景色，“掇”是采（花），“荫”是在树荫下休息，都是人的动作。他又结合人的感觉来写秋冬的景色，秋天经过风霜以后，树叶脱落，山容刻露；冬天，山上盖了雪，山容清秀。这里，写春夏跟秋冬就用两种不同手法，显出变化来。《醉翁亭记》里写景不结合人物动作，对春夏的花木作了概括的描写；对秋冬景色不从山容来写，从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来写，这就使两者写得有变化了。
欧阳修的散文，在造句方面也独具匠心。像《真州东园记》里说：“园之广百苗，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他不是照一般的说法，比方说：前有流水，泛以画舫；右有清池，池上有澄虚阁；北有高台，台上有拂云亭。那样说就平庸。他把这些材料在句子结构上花一番匠心，语言就显得生动了。这主要由于两点：一、他在叙述中使得静的景物给人以动的感觉，如说“流水横其前”，用一“横”字就跟说“前有流水”不同。同例，用“浸”、“起”这些字，也就都有同样的作用。二、他不说“台上有拂云亭”，而说“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把亭台等建筑物跟人的动作结合起来写，在句法上极力避免一般化。这种动的感觉和结合人的动作来写，以及不一般化的句法，避免了平庸的叙述，达到语言生动的效果。
再像《醉翁亭记》，每句都用“也”字结尾，如“环滁，皆山也”，“皆山也”是说明“环滁”的；“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琅琊也”是说明前面的话。全篇都用的是这种句法，即前半句是叙述或描写，后半句是对前半句的说明。全篇用同样句法，每句都用“也”字结尾，这是他有意的安排，构成这篇句法和音节上的特点。这篇散文，之所以让人觉得和谐而不呆板，是由于作者虽然同样用“也”字断句，还是有种种变化的。如：“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在说明“醉翁亭也”以前，用一“者”字作提示。在这个提示里作了对山路和亭的描写。接下来“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这里在“者”字后加一“谁”字，显得与上句的用“者”又有变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这两句用“也”作说明，这里插不进“者”字，这两句话都是说明，不同于有了提示再作说明，又是一种变化。“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清凉）；山肴野蔌（菜），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这里用“者”字提示的是肴菜，上面讲的“临溪而渔”，“酿泉为酒”，好像不在“者”字的提示内；从说明的“太守宴也”看，宴会上一定有鱼有酒，又跟上面的话有关，这样有关却跟提示的肴菜不扣紧，又是一种变化。这样多种变化，使得全篇用“也”字断句同样显得灵活多样。
三
欧阳修的散文，总的说来，比韩愈更切近实用，更平易，用来叙事、说理、抒情，更曲畅旁通，婉转曲折，无不如意。他领导的古文运动，影响也比韩愈更大，不过就散文的成就说，他的才力显得比韩愈弱，他写的攻击佛家的《本论》，就没有韩愈的《原道》那样充沛有力。他的论文也比不上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内容丰富而有识力。他写了不少墓志、传状、阡表，多为长于抒情而不着意刻画人物。《泷冈阡表》是最为传诵的，它的好处还在抒情。像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和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那样栩栩如生地刻画人物的文字，在他的集子里很难找到。他的写景也着重在抒情，着重在语言的安排，不重在刻画景物，所以也不同于柳宗元记山水的尽态极妍。这可能是跟他所信奉的一种写作理论有关。方苞批《真州东园记》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欧公病其词气近小说家，与尹师鲁所议不约而同。欧公诸记不少秾丽语而体制自别，其辨甚微。治古文者最宜讲究。”这里说欧阳修与尹洙的用意相同。陈师道《后山诗话》，称尹洙批评《岳阳楼记》是“传奇体”。唐人裴铏有《传奇》三卷。“传奇体”即指唐人小说体。唐人小说工于刻画人物，又描写景物，用对偶，讲辞藻。《岳阳楼记》描写景物也用对偶，讲辞藻，所以尹洙批评它是“传奇体”。欧阳修也这样看，可能他认为那样的描摹不庄重，因而他的散文，有意避免那样的刻画和描摹，因而影响他的写人和写景吧。不过欧阳修的写景不同于柳宗元的细致地刻画景物，《岳阳楼记》也不着重在刻画景物。《岳阳楼记》着重在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自己的志愿，欧阳修的记着重写自己的情思。这当是宋人不愿跟唐人走，要自己创出一条写记的道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