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瞩焉。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
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遂书为二：其一志诸户外，其一以贻巽上人焉。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韩愈和他都是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这里准备谈谈他的《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这是一篇短小的散文，有叙事，有议论。叙事极为简练，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议论结合当前处境，显出他的思想境界，没有空话。
先看叙事。永贞元年（805），宗元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运动，他的名字列在王叔文党之中，不能再留在尚书省，被贬官做邵州刺史，在路上又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司马。到了永州没有地方住，住在龙兴寺西厢房的左面。他早已懂得佛教的教义，住在寺里本是愿意的。可是他所寄寓的屋子很隐蔽，门朝北，住处暗暗的。庙的地址，在这个州里是高的。西厢房的西面，正对湘江水；湘江对面，有很多山，从山下到山上都长满树木。因此在他住处的西墙上开一扇门，门外是走廊上的窗，正对着山下许多树的树梢，众山上下的树木没有不看到的。不用搬坐席，不用搬矮桌，却得到很好的观赏。
以上是叙事，这段叙事的特点，极精练。不说永贞元年，说“永贞年”，因为永贞只有元年，所以连个“元”字也可省。说“余名在党人”，说得极为得体，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运动，废除一些唐朝的弊政，想把兵权从太监手里夺归朝廷，是进步的。这次运动因遭到太监和守旧大臣的反对而失败，被贬官，他们是没有罪的。他们的罪名就是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运动，所以不说有罪，不说犯了什么罪，只说“名在党人”。在当时，“名在党人”就可以构成一种罪名。这样说，既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被贬，也说明他们是无罪的，也不会得罪朝廷，四个字里含有很多意思。他当时在做尚书礼部员外郎，是尚书省的属官，不说从尚书礼部员外郎贬官，只说“不容于尚书省”，就知道是从尚书省里被赶走的。不说被贬为邵州刺史，只说“出为邵州”，“出”是出外，正对不容于朝廷来的。说邵州正指刺史，凡是可省的字都省去。这篇古文里也用了字的古义，如“西序之下”，这个“序”字见于《书·顾命》“西序东向”，指西厢房。这个“下”指下手，即右边。不说“西厢之右”而说“西序之下”，是用了“序”字的古义。在这里不是柳宗元要用字的古义，他读古书太熟，有些字的古义就不自觉地在文中出现了。这是唐代古文和宋代欧阳修、苏轼的古文的不同处，后者尽量避免用古义的字，他们的古文比韩柳古文更容易读。
再看议论，结合他的住处来说。屋子、坐席、矮几还是原来的，先前暗而现在亮，因此悟出同样的环境是可以改造的，人的认识也是可以转变的，可以从迷惑转变为清醒，为觉悟，可以从黑暗转变为光明。但他自己认为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说，谁能打破我的昏迷，开辟我的智慧，扩大我的见识，我将把他看做志同道合的人。这里提到领会佛教的教义，只是就结合他住在庙里说，不必拘泥；下面提到的真智、正觉，也不必拘泥于佛教的用语，只是说明自己的觉悟罢了。下面提到凿墉、辟户、广轩，也只是结合眼前的凿墙、开门、从窗里扩大眼界说的，用作比喻罢了。末了的巽上人，指龙兴寺里的和尚。
这篇文章是他贬官到永州后不久写的，当时他认为自己只是“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而被贬官，自己是没有罪的。他在朝廷上对朝政的黑暗要进行改革，正像他贬官到永州对住处的昏暗要进行改革一样，他这种要改革的精神没有变，并且认为这种改革是可以收到效果，可以变大暗为光明的。但这只能就他的住处说，还不能就他的认识说。他的认识还像大昏之墉，没有开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他在这次改造住处时，不能不想到他的革新朝政的失败。经过这次失败，他还想不出怎样转败为胜的方法，陷在大昏之墉里。所以提出谁能解决他思想上的苦闷，可以引为志同道合的人。那么他说的领会佛的教义，可以转惑见为真智，还是空的。他面临的现实，还是处在大昏之墉下，找不到光明的路。但在这里，他在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在寻找凿大昏之墉的办法，这种精神是积极的，是可贵的。正因为他有这种精神，所以他在被贬为永州司马这一段时期里，还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著名游记“永州八记”和著名传记《段太尉逸事状》都是在这段时间写的，他的著名文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写的。这些，奠定了他在散文上与韩愈抗衡的地位，反映了他在散文创作和理论上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