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之范围，有广狭之二义。由狭义言，乐府乃专指入乐之歌诗，故《文心雕龙·乐府篇》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而由广义言，则凡未入乐而其体制意味，直接或间接模仿前作者，皆得名之曰乐府。
然此二者之界限，并无当于今之所谓乐府也。窃谓在今日而谈乐府，其第一著即须打破音乐之观念。盖乐府之初，虽以声为主，然时至今日，一切声调，早成死灰陈迹，纵寻根究底，而索解无由，所谓入乐与未入乐者等耳。侈言律吕，转滋淆惑。故私意以为今日对于乐府之鉴别，宜注意下列两点：
（一）文学之价值
（二）历史之价值
前者为无时代性的，历万劫而不朽，如《妇病行》、《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之类。后者为有时代性的，虽无永恒感人之力，然足考知一时代之风俗，或补有史之阙文，如《雁门太守行》、傅玄《庞氏有烈妇》、张华《轻薄篇》之属。准斯而论，则凡入乐如《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虽具有十足之资格，且为历代《乐志》所备录靡遗者，吾人亦正不能不摈之于乐府之外。盖其文艺思想，类皆千篇一律，形同具文，了无生气也。反之，则未入乐如汉诸《杂曲歌辞》及唐人《新乐府》，其文学价值，不必尽高，然皆有其时代色彩，吾人亦正不能不视为乐府之珍品。乐府之立，本为一有作用之机关，其所采取之文字，本为一有作用之文字，原以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为其天职，故足以“观风俗，知薄厚”，自不能与一般陶冶性情，啸傲风月之诗歌，同日而语，第以个人之美感，为鉴别决择之标准也。是以宋之词，元之曲，唐之律绝，固尝入乐矣，然而吾人未许以与乐府相提并论者，岂心存畛域？亦以其性质面目不同故耳。
惟此亦各有例外。第一，如汉初《安世房中歌》、武帝时《郊祀歌》、缪袭《魏铙歌》、韦昭《吴铙歌》等，虽俱为贵族乐府，然或事属创作，或于诗体有关，自当论及。第二，如魏晋以下诸无聊拟作，亦在所不取。要之乐府，以入乐而复具以上两条件者为上乘，其未入乐而内容充实者次之。颂德歌功，句模字拟，虽协金石，吾不谓之乐府矣。
至于乐府之分类，亦随乐府自身之演变及各时代对乐府观念之不同而递有差异，大体可分为音乐的与非音乐的两种。分类之最早者，当推宋明帝时之汉乐四品：
（一）大予乐 （《宋书·乐志》作“郊庙神灵”）
（二）周颂雅乐 （《宋志》作“大射辟雍”，列第三）
（三）黄门鼓吹 （《宋志》作“天子享宴”，列第二）
（四）短箫铙歌 （《宋志》同）
此自是一种以贵族为立场之狭义分类，故来自赵代秦楚之“相和歌辞”，亦以如班固所谓“不序郊庙”，致未见品列。尔后篇章既夥，观念复异，繁简之间，遂以不同。唐吴兢作《乐府古题要解》，乃分乐府为八类：
（一）相和歌
（二）拂舞歌
（三）白纻歌
（四）铙歌
（五）横吹曲
（六）清商曲
（七）杂题
（八）琴曲
以兹八类，较彼四品，其相同者，惟“铙歌”一项，其余吴氏并黜不载。又相和歌本汉乐府之精英，而汉人不自知爱惜，四品不收，自沈约录入《宋书·乐志》，始大显于世，吴氏因首列之，则知唐人之于乐府，已知趋重于文学价值方面也。
至宋郑樵作《通志·乐略》，独慨然于后世风雅颂之淆乱不分，于是以古今乐章分隶于正声、别声、遗声三者之下，而分乐府为五十三类。虽加精密，实嫌琐碎。惟郭茂倩《乐府诗集》，提挈纲领，网罗百代，增损吴氏之数而分为十二大类，最为赅备焉：
（一）郊庙歌辞
（二）燕射歌辞
（三）鼓吹曲辞
（四）横吹曲辞
（五）相和歌辞
（六）清商曲辞
（七）舞曲歌辞
（八）琴曲歌辞
（九）杂曲歌辞
（十）近代曲辞
（十一）杂歌谣辞
（十二）新乐府
此为一种兼容并包之广义分类，可谓集乐府之大成。自一至九，皆前此旧有，所谓“郊庙歌辞”，即相当于四品之“太予乐”及“周颂雅乐”之一部。所谓“燕射歌辞”，即相当于“周颂雅乐”及“黄门鼓吹”。余七者悉本吴兢所分，惟合“拂舞歌”、“白纻歌”为“舞曲歌辞”，易“铙歌”为“鼓吹”，易“杂题”为“杂曲”而已。自十至十二，始为郭氏所增，乐府本多出自歌谣，往往有足相印证处，其列入“杂歌谣辞”一类，实为创见。故元左克明《古乐府》，清朱乾《乐府正义》皆仍其例。“新乐府”虽未尝入乐，然实汉乐府之嫡传，乐府之变，盖至“新乐府”而极。吴兢为中唐人，故未及列入，郭氏以殿全书，亦属卓识。惟“近代曲”，似可合于“杂曲”，“近代曲者，亦杂曲也”，是郭氏已自言之。其余如“琴曲”多据不可信之《琴操》，实不能自成一类。“郊庙”、“燕射”两类，若衡以吾人今日所持之界说，亦可并从删汰。惟郭氏之书，本在求全，固无可非议也。
郭氏后，则有明吴讷《文章辨体》，分乐府为九类：（一）祭祀、（二）王礼、（三）鼓吹、（四）乐舞、（五）琴曲、（六）相和、（七）清商、（八）杂曲、（九）新曲。虽时标异名，盖无能出郭氏之范围矣。
大抵自《乐府诗集》以前，皆为一种音乐的分类法。此种分类法，于乐章声调尚存之时，自属必要；于乐章声调既亡之后，则无大意义。以之作文献之汇辑，或不无便利，若欲统观历代升降之迹，则甚非所宜。故自明以后，乃有一种非音乐之分类，如明刘濂《九代乐章》，分乐府为“里巷”与“儒林”两种，是为从写作之人而分者也。冯定远《钝吟杂录》则分为七种：曰制诗协乐，曰采诗入乐，曰古有此曲，倚其声而作诗，曰自制新曲，曰拟古，曰咏古题，曰新题乐府，是又为从写作之方式而分者也。
兹编既为乐府文学史，自应注重历史之邅变，故今略仿九代乐章之例，分民间乐府，文人乐府二者而加以变通，如魏晋之世，实以文士制作为中心，并无里巷之音，则亦不以无为有，随各时代之所宜而无所固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