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所存汉民间乐府之最古者，首见于沈约《宋书·乐志》。其中有五言者，有非五言者，而皆题曰“古辞”。沈氏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 [1] 所谓汉世，既未明指何时，复未分别前后，于是五言与非五言之后先，乃成问题矣。
此实为治汉乐府之第一关键。如对此问题无一明确之观念与解释，则不独于汉乐府之叙述，诸多抵牾，即对于后此文学之流变，亦殊难说明也。以汉乐府演进之历程观之，非五言较五言为早，自是事实。惟五言之发生究晚在何时？当西汉长短句盛行之际，五言是否并行而不悖？非五言与五言之间是否可划一截然之鸿沟？五言诗之成立，既由于民间乐府，则五言诗之发生，是否与民间乐府有密切之关系？凡此，皆有充分讨论之余地与必要也。
讨论五言发生问题者，自来即不乏人，然语多存疑，未为定论。迄乎晚近，勇于疑古，始多立异。至有谓五言发生于东汉中叶以后者，其为梦呓，可不置辩。兹谨就陆侃如先生以五言始于班固一说，略申所见。陆先生之说见《乐府的影响》一文（《国学月报》二卷二号），而罗根泽先生《乐府文学史》主之。并谓西汉无纯粹五言，举班固《咏史》，言其“技术拙劣”，“质木无文”，以为五言诗最初发生之例证。于是举一切五言乐府而皆抑之于东汉之下，以言文学系统，实未见其为文学系统也。窃谓以五言为始于班固之说，其观点与态度之错误有三：
（一）误解乐府 西汉乐府作品有两种：一为贵族的。用之祭祀，多成自文士之手，始于高祖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若武帝时司马相如等所作之《郊祀歌》，亦皆贵族乐章也。一为民间的。用之“夜诵”，多出自街陌闾阎，始于武帝之采歌谣，若《汉书》所谓赵代秦楚之讴，皆民间乐章也。是二者性质面目，实判然不同，前者为说理的、教训的，而后者则为抒情的，写实的；前者为古典的，故多模拟《诗经》《楚辞》，而后者则为创作的，故一无依傍。五言为一种新兴之诗体，其不能出于因袭雷同之贵族乐府，而必出于富有创造性之民间制作，殆可断言也。而陆先生于此，似未加辨别，因有见于《安世》、《郊祀》诸歌之绝无五言，遂疑西汉一代并无五言，抑知《安世》、《郊祀》之为贵族乐章乎？抑知此种貌为诗骚之贵族乐章本不能产生新诗体乎？微论《安世歌》为十七章，《郊祀歌》为十九章，余敢断言曰：即使当日《安世歌》而为百七十章，《郊祀歌》为百九十章者，其中亦决不能有五言作品也。观与《安世歌》同时之《戚夫人歌》，寥寥六句，而四句为五言，与《郊祀歌》同时之《李延年歌》亦仅六句，而五句为五言，则知创作之不同于因袭，而根据因袭的贵族乐章之有无五言或计其中五言多寡之数，以断定五言发生之后先，实为根本错误。
（二）颠倒源流 个人始终相信，先有五言乐府，而后有五言诗。决非先有五言诗，而后产生五言乐府。当两汉乐府势力 漫之秋，惟乐府为能影响文人著作，而文人著作决不能影响乐府。质言之，即只有文人模拟乐府之体制，而决无乐府反蹈袭文人。五言诗之成立，既由于乐府之发达，则五言诗之产生，亦必由于五言乐府之流行，乃理之当然。今以五言为始于班固，则是今所存五言乐府，皆班氏以后之作，而顾受班氏之影响而发生而盛行耶？！以极短之时间，以“技术拙劣”“质木无文”之《咏史》，其力量乃能产生如此辉煌灿烂之五言乐府，得不视为文学史上之奇迹？固知《咏史》之作，乃五言乐府演进中应有之点缀，在班氏以前，乐府本身，实自有其纯粹五言作品者在也。
（三）武断事实 由上第一点所论，吾人知五言乃出于民间乐府，而不出于贵族乐府。按《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歌诗、凡三百十四篇，其中除高祖歌诗、宗庙歌诗等贵族乐府及重复之“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外，其属于民间乐府者，盖亦将二百篇。今所存者虽绝寡，然要是一事实。然则从何见得，而一口断定，在此将近二百篇之歌诗中绝无五言作品之存在？况即以见存者论之，亦正不如陆、罗二先生所谓无西汉作品者乎！
今更就事实，申述两点如下：第一，以五言为始于班固说之不确。如班固以前，果无五言之作，犹可说也。考之史籍，则正不然。《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歌谣云：“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又酷吏《尹赏传》载长安歌云：“安所求子死？长安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是歌亦作于成帝时。此非西汉已有全篇五言之铁证耶？安得谓始班固哉！西汉乐府，本采民谣，则其时乐府中已有纯粹五言，尚复何疑。 [2] 陆先生云：“西汉乐府，（按当云西汉贵族乐府）杂言中夹五言。乐府以外，《汉书》所载《戚夫人歌》及《李延年歌》亦然。”举戚、李二歌，而不及此二篇，乃排之“乐府以外”之以外，诚不知何说？罗先生乃云：“至成帝时始有五言歌谣，至东汉班固，始有五言诗。”不知诗与歌谣，究有何天渊之别？《诗经》之十五国风，不皆歌谣乎？两汉之《相和歌辞》，不皆歌谣乎？今乃强为分疏，盖亦难以取信。不独《汉书》所载然也，其见于《后汉书·樊晔传》之《凉州歌》，亦为五言：“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本传云：“晔与光武少游旧。隗嚣灭后，陇右不安。乃拜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凉州为之歌云云。”是此歌作于东汉光武时，亦在班固《咏史》之先也。此皆载在正史，班班可考。夫凉州为边鄙之地，作者乃蚩蚩之氓，而犹有此完善之五言，其在京畿大邑，顾不可想见耶？（本节所论可参阅古直先生《汉诗辨证》）
第二，以五言为始于班固说之不通。陆先生于班固《咏史》谓为“技术拙劣”，于傅毅之《孤竹》，则又曰：“全篇以比喻出之，深得风人之致，可证此时已不如从前的幼稚。”按班、傅二人同时，曹丕《典论·论文》所谓“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者是也。以同一时代而产生两种艺术大相悬绝之作品，此亦不可解。罗先生于《咏史诗》亦引《诗品》谓为“质木无文”，而于张衡《同声歌》则信之不疑，且曰：“以文学系统论，张衡时代有产生此种完美诗歌之可能。”考班固死于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而张衡本传云衡于和帝永元中举孝廉，不行。则是上距班固，亦不过二三十年耳。在此极短时期，其间又未有人力之推移，而风格与艺术，何得有如此之遽变？
固知所谓“技术拙劣”，“质木无文”，乃咏史之体宜尔也。原为性质不同，并非由于时代之先后，不足引为原始作品之证。且从文学史上观之，一种新诗体之产生，皆抒情先于咏史，此亦可注意也。罗先生分汉乐府为“五言”与“非五言”两种，而独将五言之《江南曲》一首列之于非五言内，谓“以作风论，似乎发生时期较早。”既自乱其例，复隐约其词，所谓较早者，班固前耶？班固后耶？
综上所论，则以五言始于班固，其说自难成立。又西汉乐府之声调，亦有两种：一为中土固有之声调。如所谓“赵代秦楚之讴”。其中以“楚声”为最著（此与高祖楚人，乐楚声有关）。如《安世歌》、《郊祀歌》等皆楚声也。一为北狄西域之“新声”。如《铙歌十八曲》、《郊祀歌》之《日出入》一章。此两种声调，判然不同，故形于歌诗，亦复大异。大抵楚声及赵代秦声歌诗多整俪，而新声歌诗则多错杂。五言之为体，盖亦整俪，自属出于中土固有之声调，与外来之新声无涉。而陆先生乃摘举《铙歌》中之《上陵》、《有所思》两篇之五言句，以为第一期发生之例，实为不类。若必拘拘于形迹，则远在铙歌前之《戚夫人歌》，不更具体而微乎？且《铙歌》之作，在汉初三大乐章中为时最晚，而《上陵》一篇又《铙歌》中之晚出者。以“甘露初二年”一语考之，盖宣帝时作品。甘露为宣帝末年号，时去武帝新声初入且四十年，故其格调与《日出入》及铙歌其他各篇迥乎不同，全篇皆趋于五言化。此其为受当时五言歌诗之影响而发生转变，概可想见也。（本节所论，可参阅朱逖先先生《汉三大乐章声调辨》，《清华学报》四卷二期）
以五言为始于班固，既难成其说，寻五言之根源于铙歌，复未见其是。然则五言在两汉之历程究如何？今谨就臆见，分四期说明于后。
（一）五言之孕育时期（汉初迄武帝） 五言本出于民间歌谣，不出于文士制作。但在此时期中，民间是否已有一种五言歌谣，则无可征信。藉曰有之，而其时乐府尚未立为专署，复无采诗之举，亦必归于湮没无闻。今日吾人所可得而确言者，即此时虽无全篇五言，然已有全篇五言化之倾向。如《戚夫人歌》：
子为王，
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
《汉书·外戚列传》：“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云云。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赵王诛之。”是此歌作于汉之初年（约当公元前192年左右），而其体已如此，颇疑其时民间已有一种五言歌也。又此时新声尚未传入，而戚夫人习于楚歌，（《史记·留侯世家》，高祖谓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此亦足证五言实出于中土固有之声调，而不当于《铙歌》中寻求五言之踪迹也。
（二）五言之发生时期（武帝迄宣帝） 《文心雕龙·明诗》篇云：“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此语自来即多误解。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遂谓：“要之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而或者又以为定谳，此实大谬。不知《文心》所谓“莫见五言”者，谓“辞人遗翰”耳，岂谓西汉一代乐府歌谣，并“莫见五言”哉 ？故下续云：“案《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引《邪径》童谣，其意正以明五言之兴，当在成帝以前也。又据上文所论，吾人已知五言出于民间，而民间歌谣之采集，则始于武帝，故吾人得一反钱氏之言曰：“要之此体之兴，必在武帝之世。”如见存相和歌辞中之《江南曲》，殆即武帝时所采之楚歌也。《江南曲》云：“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篇章之简短，文字之质朴，意境之单纯，在在足以表现初期作品之特性，度亦以此，易于传诵，故源远而流长焉。西北二字，古韵并通。观沈约《宋书·乐志》，于汉古辞，首录此篇，又凡所举证，亦必以此篇为冠，则其意，亦略可见。此种作品置之东汉班固下，不几成怪物耶。至可确定其为此时五言作品者，则有《李延年歌》：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汉书·外戚列传》：“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云云。”《玉台新咏》录此歌，去“宁不知”三字为纯五言诗。意当时所采赵代秦楚之讴，其中必有纯五言者，延年出身微贱，“父母兄弟皆故倡”（《汉书·佞幸传》）今既为协律都尉，总领乐府，因效民歌体而为此歌。复于第五句故衍“宁不知”三字以为“新变声”。此三字者，亦如词曲中之衬字耳，吾人即认此篇为纯五言歌，固无不可也。
（三）五言之流行时期（元成迄东汉初） 此实为西汉乐府全盛之时。史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划节度，穷极幼眇”。以帝王之尊，亲协律之事。更观《汉书》所载哀帝罢乐府事，尤可见其发达之情形。在此所谓“郑声尤甚”之时，五言与非五言，实有同等之长足进步。观前所举成帝时童谣及《尹赏歌》，光武时之《凉州歌》，并属五言，足证此体已风行于民间也。
其在乐府，则班婕妤之《怨歌行》与古辞《鸡鸣曲》，即属此期作品。班诗人多疑为伪作，盖未加细察，而犹有班固二字横隔其胸中。余则深信不疑：第一，以时代论，有产生此种作品之可能。第二，文如其人。“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不管六朝，无论晋魏，总之非班姬不能道。第三，有历史之根据。按曹植《班婕妤赞》云：“有德有言，实为班婕。”傅玄《班婕妤画赞》亦云：“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至陆机《婕妤怨》：“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则明指此诗矣。可见自魏晋以来，代有识者，固不自昭明入选始也。陈延傑先生《汉代妇女诗辨伪》（《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亦以为非班作，然既无确证，且曲解《诗品》“怨深文绮”之言，以成己说，殊觉厚诬古人。至《鸡鸣》一曲，则另有其历史之背景，同为成帝时作品，其详俱见下编。
（四）五言之成立时期（东汉中叶迄建安） 五言在当时虽为一种新兴诗体，然在一般朝士大夫心目中，其格乃甚卑，远不如吾人今日所估计。与后此词之初起，正复相似。故在第三期，五言乐府虽已流行，而文人采用者则惟班婕妤一首。然其时四言之体，弊不堪用，虽为之而难工，复以一时潮流所趋，故一方面诋乐府为郑卫之声，一方面仍不能不窃取乐府之体以为五言诗。班固之《咏史》，傅毅之《冉冉孤生竹》，即此期产物。厥后文人五言，则有张衡《同声歌》，辛延年《羽林郎》，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宋子侯《董娇娆》等，皆乐府也。若秦嘉之《赠妇》，郦炎之《见志》，赵壹之《疾邪》，高彪之《清诫》，则皆徒诗也。迄建安曹氏父子出，而五言遂成为诗坛之定体焉。
关于五言在两汉之历程，个人所见如此。要之，五言一体，出于民间，大于乐府，而成于文人，此其大较也。
当东汉之初，犹有一事堪注意者，即五言铭体之试用是也。按冯衍（王莽时人）《车铭》云：“乘车必护轮，治国必爱民。车无轮安处？国无民谁与？”凡铭例用四言，西汉一代皆然。冯所作铭五篇，其四篇亦皆四言。此似无关大体，然足为当时五言已流行之佐证。与后此韩愈《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借用七言古体诗之必在七言流行之后者，事理正同。后于冯衍《车铭》者有崔瑗（张衡同时）之《座右铭》，见之《文选》（本传未载），亦系五言，篇幅已较长，惟尚实之铭诔，终不敌抒情之诗歌，故自冯、崔而后，即无嗣作，仍以四言为常法，而五言遂为诗歌所专有矣。谓余说为非耶，则对此现象将作何解释？宁得谓汉之五言乐府，亦导源于冯衍之《车铭》耶？
在昔文学之邅变，原任自然，非有人力左右于其间，故一种文体之形成，往往须经长时间之酝酿，观《三百篇》之于《楚辞》，《楚辞》之于五七言，五七言之于近体，可知也。故余于叙述两汉乐府，一以风格、史实为据，更不囿于班固之说，因并申所见，其所不知，盖阙焉。
* * *
[1] 乾按此处“《乌生十五子》”，即《乌生八九子》。《宋书》点校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9页）删掉“子”字，改为“《乌生》《十五》”。校勘记说：“按《乐府诗集》二六引《永嘉伎录》，《相和》有十五曲，六曰《十五》，十二曰《乌生》。”等等。欠妥。第一，所谓“《永嘉伎录》”有误，应是“张永《元嘉技录》”，即张永《元嘉正声技录》，亦称张永录、张录。系《乐府诗集》转引自《古今乐录》。张永，南朝宋人。第二，所谓“《相和》有十五曲”，指的是魏晋乐所奏，故不都是汉旧曲。如“一曰气出唱”等六曲，并魏武帝辞。其中“《十五》，文帝辞”，即曹丕“登山而远望”一篇，是魏风相和曲。即如《乐府正义》疑即汉古诗《十五从军征》，也不是汉旧曲或汉雅。黄节先生《相和三调辨》（见本书）据《宋志》考得《汉相和旧歌》十七曲：1、《江南可采莲》；4、《乌生八九子》；17、《白头吟》。无《十五》，可证。第三，这里的“十五”，仅仅是数字，不能断为魏风《十五》曲。因为它不合文意，不是“乐章古词并汉世街陌谣讴”，不能与汉旧曲《江南》、《乌生》、《白头吟》并列而谓为“之属”。不能掺杂进来。第四，此“十五曲”中，没有《白头吟》，沈约无从“骈连书之”，而如“骈连书之”，则当作“十五、乌生”。校勘记说“后人又误加‘子’字”，纯属臆测。第五，梁启超先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说：“乌生，一名乌生八九子，一名乌生十五子。”同是点校本的《晋书·乐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6页）同一段话，“乌生十五子”一名，就没有改动。可见，古书不宜妄改，没有定论不可随意“订正”，还是保持原样为好。点校者如有已意，可在校记中说明。故此处“订正”不可从，仍以各本原作“乌生十五子”为妥。
[2] 按《汉书·贡禹传》载当时俗语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贡禹，元帝时人，所引俗语六句皆五言，亦足为西汉已有五言歌谣之一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