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立乐府，下迄于唐，历时九代，无虑三变。寻其往迹，可得而言。两汉乐府，虽亦有文人诗赋，然大部皆采自民间，今所存《相和歌辞》是也，故其中多社会问题之写真，而其风格亦质朴自然，斯诚乐府之正则也。
至魏三祖陈王，乃大变汉词而出以己意，“以旧曲，翻新调。”《蒿里》、《薤露》，汉之挽歌也，魏武以之哀时，而陈思又以之抒怀。《陌上桑》，汉之艳歌也，魏武以之言神仙，而文帝又以之写从军。诸如此类，未易悉数。上变两汉质朴之风，下开私家模拟之渐。其事鲜出乎樽俎，其情则多个人之兴感。西晋一代，拟作尤无生气。其描写社会状况诸叙事之作，如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左延年《秦女休行》，张华《轻薄》，傅玄《苦相》之类，盖百不一二见。乐府与社会之关系，始日就衰薄，是为乐府之个人主义时期，此一变也。
魏虽变汉，其大体犹近于汉也。迨晋室东渡，中原沦于异族，南朝文物，号为最盛。然以风土民情，既大异于汉，加以当时佛教思想之流行，儒家礼教之崩溃，政治之黑暗，生活之奢靡，于是吴楚新声，乃大放厥彩，其体制则率多短章，其风格则儇佻而绮丽，其歌咏之对象，则不外男女相思，虽曰民歌，然实皆都市生活之写真，非所谓两汉田野之制作也。于时文人所作，大抵亦如此。乐府至是，几与社会完全脱离关系，而仅为少数有闲阶级陶情悦耳之艳曲。惟北朝之朴直，犹有汉遗风耳。是为乐府之浪漫主义时期，此又一变也。
有唐一代，实为一切文学之复古时期，惟复古之中，往往寓创作与改进精神。故于诗，则前有陈子昂，后有李太白，于文则有韩愈、柳宗元，并能推陈出新。而于乐府，则亦有杜甫、白居易诸人焉。自六朝以来，乐府淫靡极矣，本意全失。唐初混一海宇，虽《旧唐书·音乐志》谓“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然此不过音制调和之事耳，其内容之空虚而日与实际社会相远如故也。其不采诗而惟功德之是颂如故也。徒以当其时，天下承平，得以相安，迨夫安史之乱，社会骚动，生民涂炭，于是前日歌舞昇平之文学，遂随时代心理之厌弃，一变而为杜甫诸人之新乐府。所谓新乐府者，“因意命题，无所倚傍”，受命于两汉，取足于当时，以耳目当朝廷之采诗，以纸笔代百姓之喉舌者也。杜甫开其端，白居易总其成，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乐府至此，遂举一切六朝以来风云月露、绮罗香泽之体，一扫而空之。与汉之“缘事而发”者盖异代同风。实为乐府之写实主义时期，此又一变也。
综而论之，由两汉之里巷风谣，一变而为魏晋文人之咏怀诗，再变而为南朝儿女之相思曲，三变而为有唐作者不入乐之讽刺乐府。声诗之变，亦世道之变也。
先师黄晦闻先生曰：“魏风之逊于汉者，以乐府不采诗，而四方百姓之情俗无由而著，且无由而上闻也。”（《汉魏乐府风笺》）噫，岂独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