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诗歌，与音乐之关系，至为密切，盖乐以诗为本，而诗以乐为用，二者相依，不可或缺。是以一种声调之变革，恒足以影响歌诗之全部。汉乐府之能以脱离诗骚之藩篱而别开生面者，虽亦缘诗骚之体，已弊不堪用，而声调之改换，殆其主因也。汉乐府所用之声调，其可考见者约有四种：
（一）雅声 即周代之遗声。然势力甚微，有名无实，聊备一格而已。《汉书·礼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太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此雅声在汉初残阙之情形也。《志》又云：“是时（武帝），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崴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此雅声在武帝时敷衍之情形也。《志》复云：“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曅等上书言之。………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此雅声在西汉末年渐就消灭之情形也。是知在西汉一代，周世遗声，不绝如线，仅为一种点缀品，始终未能盛行也。
按汉相和歌有清、平、瑟三调，杜佑《通典》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旧唐书·乐志》亦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是以三调为出于雅声也。窃谓不然。考《仪礼》：“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颂，以事其君子。”观所歌之诗为二南，足见其声之为雅正。如三调果为房中之遗声，则班固早应言之，不当云“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又云“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此其一。又三调果为房中之遗声，则其中当有不少四言作品，今综计汉三调歌诗二十余篇，惟《善哉行》一篇为四言，其余半属五言，半属杂言，此其二。且周乐至汉，已奄奄一息，又安能产生三调乎？意三调乃出于汉之秦声，或其他赵代之声（详后），所谓雅乐，但有声无辞，或其辞即为《三百篇》。汉世歌辞之可确知其为出于此种雅声者，只有宣帝时王褒所作《中和》、《乐职》、《宣布》三诗。《汉书·王褒传》：“益州刺使王襄，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今三诗者亦不传。故见存作品，盖无一为出于雅声者矣。然使当日河间古乐，死灰复燃，则汉诗恐尚停滞于四言时代中也。以既依其声，斯必效其体，褒作虽不传，度亦当为四言。
（二）楚声 汉初雅乐，既已沦亡殆尽，故不得不别寻新调，其取雅乐而代之者，则楚声也。楚声在汉乐府中，时代最早，地位最高，力量亦最大，《汉书·礼乐志》：“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此楚声所以特占优势之故欤。若武帝时《郊祀歌》及《相和歌辞》中之《楚调》曲，亦皆楚声也。
（三）秦声 自春秋以降，秦楚并称大国。虽高祖以楚人，乐楚声，然京师所在之长安，则固秦地也，度其时亦必有一种秦声流行。《史记·蔺相如传》：“赵王与秦王会渑池，秦王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鼓瑟！’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缻秦王，以相娱乐。’”李斯《谏逐客书》云：“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据此，则知自战国以降，秦地原自有一种特殊声调也。《汉书·杨恽传》：“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恽为宣帝时人，据此，则知在西汉，此种秦声仍甚流行于社会，而为士大夫所爱好也。《汉书·礼乐志》载有秦倡员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员三人，诏随秦倡一人，并谓：“至武帝乃立乐府，有赵、代、秦，楚之讴。”而《艺文志》亦载有《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据此，则知当时乐府中必有一种秦声歌曲也。
颇疑清、平、瑟三调即出于秦声，或与秦声有关。此核之三调中之作品及其所用之乐器而略可知也。今从《乐府诗集》录《相和歌辞》诸曲所用之乐器如下：
一、相和曲。 其器有笙、笛、节、鼓、琴、瑟、琵琶七种。
二、平调曲。 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
三、清调曲。 其器有笙、笛、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
四、瑟调曲。 其器有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七种。
五、楚调曲。 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
于此，可注意者，即平、清、瑟三调皆用筝，而相和曲则无之。按前引李斯上书，以弹筝为秦声，应劭《风俗通》亦云：“筝，秦声也，蒙恬所造。”又曹植诗云：“秦筝何慷慨”，是知筝确为秦声独擅之乐器，今三调中皆用之，足证与秦声有密切之关系。楚调曲本为楚声而亦用筝者，当系受秦声之影响而然。又平调曲不独用筝，而且用筑，筑亦为燕赵间流行之乐器，《史记》载：“荆轲既至燕，爱燕之善击筑者高渐离”，其后“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按宋子属钜鹿（今河北省赵县），战国时赵地，是其证矣。史又言：高渐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秦始皇闻而召之，“使击筑，未尝不称善。”（并见《刺客列传》）可知筑之为音，与慷慨之秦筝相近，故始皇爱之也。今一调之中，而兼用两种为西北民俗习用之乐器，则其为西方之秦声（或混合北方赵代之声），益可见矣。
至于作品中，亦有足徵信者。按清调曲有《长安有狭斜行》，瑟调曲有《陇西行》，陇西长安，并秦地也。若以《孤儿行》中“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二语考之，则《孤儿行》当亦为秦地之歌。夫其歌既为秦歌，斯其声亦为秦声矣。要之三调不出周房中之遗声，如《通典》所云，则可断言耳。
（四）新声 即北狄西域之声。计前后输入凡两次：第一次在汉初。《乐府诗集》引刘 《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按《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是为新声输入之始。然其时既未立乐府，又无妙解音律如李延年其人者，故于诗歌，未发生若何影响。第二次在武帝时。《后汉书·班超传》注引《古今乐录》曰：“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之。”《晋书·乐志》云：“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俱存。而世所用者有《黄鹄》等十曲。”所谓二十八解者虽不复存，然对于当时乐府影响之大，已概可见。现存之《铙歌十八曲》，即为出于此种新声者焉。
以上四声，雅声几等于零，故实只三声。按《汉书》曾一再言及赵代之讴，又《礼乐志》载有齐讴员蔡讴员等，是当时乐府中必尚有赵、化、齐、蔡诸地之声调，然已无迹可求，难以指实矣。要之，其势力足以与新声争衡者，厥为楚声与秦声。此二声者皆出中土，大抵节奏停匀，故文句亦多联整，其贡献在于产生五言诗体。而新声则节奏参差，故句读亦复长短不齐，有少至一字者，有多至十余字者，其贡献在开后世长短歌行一派。斯二体者，皆汉乐府所独擅，诗骚之所未有，而固有得于声调之助也。虽然，使无武帝之好大喜功，开边黩武，则新声或不即输入。即输入矣，而无采诗夜诵之事，则汉乐府所以异于后世者亦几希。岂所谓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者耶！今更就上文所论，列一汉乐府声调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