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府，约可分为三类：曰贵族，曰民间，曰文人。是三类者，亦可视为汉乐府之三个时期。自汉初迄武帝，为贵族乐府时期。自武帝迄东汉中叶，为民间乐府时期。自东汉中叶迄建安，为文人乐府时期。第一期作品无全篇五言，第二期五言与杂言参半，第三期则几纯属五言。大抵汉乐府发轫于廊庙，盛极于民间，而渐衰于文人之占夺，此其大略也。今先言贵族乐府。
谓之贵族者，以其内容皆属贵族之事，且非天子不得擅用也。汉贵族乐府之可得而叙述者，厥为汉初三大乐章，即《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与《铙歌》是也。是三歌者，性质虽同，而施用则别，《安世》用之祖庙，《郊祀》以祀天神（亦用之祖庙），《铙歌》则凡朝会宴飨，道路从行，及赏赐功臣皆用之。因本属雅颂体，故文多典奥，文学成分亦少，惟《铙歌》间有佳作。今各叙大要，亦溯流穷源之意也。
一 安世房中歌
此为汉乐章之鼻祖，而其作者则一女子也。《汉书·礼乐志》云：“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前193），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唐山夫人事迹不详，第知为高祖姬而唐山为其姓而已。明徐献忠据《史记·张苍传》“苍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之文，疑其中当有苍所作。然自班固已云然，实无可致疑。且汉世女子如班婕妤、班昭、徐淑、蔡琰等，皆善属文，同时戚姬与稍后之乌孙公主，亦皆有歌传世，斯固汉代女子之多才，不必于唐山夫人而独疑其倩人也。
何谓房中乐 班固云：“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通典》云：“周有房中之乐，歌后妃之德。秦始皇二十六年改曰《寿人》。”此房中一名所本也。然前人于此乃多误解。郑樵云：“房中乐者，妇人祷祠于房中也。”（《通志》卷四十九）是以房为闺房，故祷祠而曰妇人祷祠。按今歌有“乃立祖庙，敬明尊亲。”是明为天子祭庙之乐，非妇人祷祠之事，郑说之非可见。陈本礼云：“诗名房中，当是宫中之庙，非祫祭大享之太庙也。”（《汉诗统笺》）是又以房中为宫中。按《史记·高祖本纪》：“十二年四月，高祖崩。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正义》引《三辅黄图》云：“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冯翊府北。”则祖庙不在宫中甚明。如以庙在宫中，因名房中乐，则当时何不直名曰“宫中乐”或“宫中祠乐”，而必滥用此房中之名徒滋淆惑乎？且孝惠时更名安世，岂当孝惠初即位之二年，祖庙遂已由宫中迁于宫外因不用房中之名乎？则陈氏之说，亦属望文生义矣。
按《周礼·磬师》云：“教缦乐燕乐之钟磬。”郑玄注云：“燕乐，房中之乐。”是知所谓房中乐者，盖即燕乐。《磬师》又云：“凡祭祀飨食，奏燕乐。”又云：“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则知此种燕乐，原有两用：一用之祭祀，为娱神之事，一用之飨食宾客，为娱人之事。而其分别，则在有无钟磬之节。郑注“教缦乐、燕乐之钟磬”云：“二乐皆教其钟磬。”是燕乐（即房中乐）可以有钟磬之节矣。而其注《仪礼·燕礼》“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则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无钟磬之节。”二注适相反。故贾公彦释之曰：“房中乐得有钟磬者，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钟磐也，房中及燕，则无钟磬也。”据此，则知周房中乐用之宾燕时，但有弦而无钟磬，用之祭祀时则加钟磬，而汉房中乐适与此相合。《汉书·礼乐志》谓孝惠二年始使夏侯宽备其箫管，则当高祖时，房中歌亦属弦歌而无吹可知。（郑玄《周礼》注：“弦，谓琴瑟也。歌依咏，诗也。”）又今歌有“高张四悬，乐充宫庭”之文，四悬谓四面悬，即宫悬，盖钟磬之属，则是亦有钟磐之节与周房中乐同又可知。意汉高既乐楚声，此歌当亦不专用之祭祀，四时宾燕，亦复施用，既兼燕祠之二义，故沿袭周名而曰“房中祠乐”，班固或言“房中乐”者，“房中祠乐”之简称耳。至孝惠时，此歌或专用之祭祀，燕飨之义既失，自无取乎《房中》之名。又从而增加箫管、丝竹合奏，音制亦异于旧，故更名《安世乐》。班固以《安世》既出自《房中》，故录此歌时，乃合前后二名题曰《安世房中歌》。此《房中歌》以楚声而用周名及其更名之故也。
《房中歌》之内容 房中歌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如云：“大矣孝熙，四极爰臻。”“清明鬯矣，皇帝孝德。”“孝道随世，我署文章。”不一而足。故于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揭其指曰：
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悬，乐充宫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
沈德潜云：“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覆覆，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末四句幽光灵响，不专以典重见长。”按孝为儒家中心思想，如《论语》云：“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仁植根于孝也。又《孝经》云：“战阵无勇，非孝也。”是忠勇亦出于孝也。汉初贵黄老，而夫人独以儒学制歌于焚书坑儒、解冠溲溺之际，虽云其体宜尔，盖亦难能可贵。厥后武帝之尊崇儒术，自夫人开其端也。
《房中歌》之艺术价值 《房中歌》对于后来诗歌之影响，不在其内容与描写，而在其句法与体式。计十七章中，以句法析之，不外三种：曰四言句，曰三言句，曰七言句。四言者十三章，三言者三章，七言无全篇，与三言杂者一章。四言虽多；然为沿用《诗三百篇》之旧体，故其价值乃正在于能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与七言句之少数作品焉。兹析言之。
（一）由于省去楚词《九歌》中《山鬼》、《国殇》等篇句中之“兮”字而成三言体者 三言句《诗经》中已有之，然无全篇，未成一体。楚辞则绝无独立之三言句，惟具有蜕化为三言体之可能性。故今传世三言诗之入乐者，不得不首推《安世房中歌》，而其渊源则楚辞之《山鬼》、《国殇》也。今试举《国殇》以与《房中歌》相较，以观其衍变之迹：
《国殇》： 《房中歌》（第八章）：
操吴戈（兮）被犀甲。 丰草葽，女萝施。
车错毂（兮）短兵接。 善何如，谁能回？
旌蔽日（兮）敌若云。（换韵） 大莫大，成教德。（换韵）
矢交坠（兮）士争先。 长莫长，被无极。
《国殇》全篇句法皆如此。如将句腰之“兮”字省去，即成《房中歌》之三言体。或将《房中歌》于句腰增一“兮”字，亦即成《国殇》体矣。由于省去此种“兮”字而变为三言之痕迹，见诸正史而足为吾人之佐证者有二：一为《汉书》所载武帝之《天马歌》二首，一为《宋书》所载汉《相和歌》中《今有人》一首。《天马歌》首载于《史记》，句中皆有“兮”字；《今有人》，即楚辞《山鬼》一篇也。例如：
一、《天马歌》： 《天马歌》：
（《史记·乐书》） （《汉书·礼乐志》）
太一贡兮天马下。 太一况，天马下。
霑赤汗兮沫流赭。 霑赤汗，沫流赭。
……………… 志俶傥，精权奇。
……………… 蹑浮云，晻上驰。
骋容与兮跇万里。 体容与，迣万里。
今安匹兮龙与友。 今安匹？龙为友。
《汉书》所载，虽较《史记》增，“志俶傥”四句，然“兮”字则概从删汰。其另一首亦然。《文心雕龙》所谓“朱、马以骚体制歌”者，指《史记》所载言之耳。
二、《山鬼》： 《今有人》：
（《楚辞·九歌》） （《宋书·乐志·汉相和歌》）
若有人兮山之阿。 今有人，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萝。 被服薜荔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 既含睇，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恋慕予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貍。 乘赤豹，从文貍。
辛夷车兮结桂旗。 新夷车驾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 被石兰，带杜衡，
折芳馨兮遗所思。 折芳拔荃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 处幽室，终不见，
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天路险艰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 表独立，山之上，
云容容兮而在下。 云何容容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 杳冥冥，羌昼晦，
东风飘飘兮神灵雨。 东风飘飖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 ………………
既宴兮孰华予。 ………………
采三秀兮于山间。 ………………
石磊磊兮葛蔓蔓。 ………………
怨公子兮怅忘归， ………………
君思我兮不得闲。 ………………
山中人兮芳杜若。 ………………
饮石泉兮荫松柏。 ………………
君思我兮然疑作。 ………………
雷填填兮雨冥冥。 ………………
猨啾啾兮狖夜鸣。 ………………
风飒飒兮水萧萧， 风瑟瑟，木搜搜。
思公子兮徒离忧。 思念公子徒以忧。
凡《今有人》一篇中之三言句，皆从省去《山鬼》篇若干句中之“兮”字而成者。末段略而不用，当系音节关系，所谓“短歌微吟不能长”也。
据此，则知汉人原有此一种省去“兮”字以创为三言之办法，且似惯用此办法者。而溯厥所始，则唐山夫人也。故吾人谓“三言体”导源于《楚辞》固可，谓三言体托始于唐山夫人亦无不可。《房中歌》本楚声，则此体出于《楚辞》，自可无疑也。（按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三言诗”条，已指出汉《安世房中歌》创为三言体，但对于何以能创为三言体之问题，仍未达一间。）
（二）由于省去《大招》、《招魂》两篇句尾之“些”、“只”字而成七言句者 三言体既出于《楚辞》，惟七言亦然。盖《楚辞》句法，本与七言接近，而汉初复例用楚声，故作者得从而通融变化之也。汉人变化《楚辞》而创为七言句之方法或途径，约有四种：其一，代句中“兮”字以实字者。如变“被薜荔兮带女萝”、“思公子兮徒离忧”而为“被服 薜荔带女萝”、“思念 公子徒以忧”之类是也。其二，省去句中羡出之“兮”字者。如变“东风飘飘兮神灵雨”而为“东风飘飖神灵雨”之类是也。（均见上引《今有人》）其三，省去句尾剩余之“兮”字者。如《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若将“兮”字删去，亦即成七言，所异者惟非每句押韵，而为隔句押韵耳。此体在汉七言中绝少，可引以为例证者独《薤露》、《蒿里》二歌。如《蒿里》：“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稍踌躇。”以上三种，虽皆有其化《楚辞》为七言之可能性，且为已然之事。而其捷径，则仍在第四种，即省去《大招》、《招魂》篇中句尾之“些”、“只”等虚字是也。例如：
《大招》： 《招魂》：
代秦郑卫，鸣竽张。 （只） 美人既醉，朱颜酡。 （些）
伏羲驾辩，楚劳商。 （只） 娱光眇视，目曾波。 （些）
讴和阳阿，赵萧倡。 （只） 天地四方，多贼奸。 （些）
魂乎归来，定空桑。 （只） 像设君堂，静闲安。 （些）
汉魏七言诗，其共同之特点有二：一为句法之上四下三；一为用韵之每句押韵。今试将《大招》篇之“只”字与《招魂》篇之，“些”字删去，则适成上四下三，每句押韵之七言诗矣。故由《国殇》、《山鬼》之体而变为三言，与由《大招》、《招魂》之体变而为七言，皆极其自然。所异者，彼略句中虚字。化一句为两句，此则略句尾虚字，合两句为一句耳。《房中歌》之七言句，盖即从此脱胎者，如第六章：
大海荡荡水所归。
高贤愉愉民所怀。
大山崔，百卉殖。
民何贵？贵有德。
如于“大海”两七言句下，各添一“只”字或“些”字，即与《大招》、《招魂》无异，是可知其变化之所从。《日知录》卷二十一云：“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此作可为之证。其不能完篇者，则以事属草创也。至武帝《郊祀歌》，始大衍七言，盖师唐山夫人之故技。
要之纯粹七言，两句连用，当以此为嚆矢。《诗经》虽有七言，然绝少，且系单句，如“交交黄鸟止于桑”，“知我者谓我心忧”，“以燕乐嘉宾之心”之类。《楚辞》中虽多连用者，然仍未脱尽语尾，如《九辩》：“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至于传记所载，如《左传》之《子产诵》：“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礼记》之《成人歌》：“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 。”其中并带“而”、“则”等虚字，亦非纯粹七言体。其不失为纯粹七言且两句相连者，惟宋玉《神女赋》之“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日知录》以为“七言之祖。”然《神女赋》实非宋玉所作，则是七言之祖，亦当推《房中歌》矣。
二 《郊祀歌》
何谓《郊祀歌》 《乐府诗集》云：“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也。”盖《安世房中歌》，用以祭祖考，为庙乐；而《郊祀歌》则用以祀天神地祇，为郊乐，此其所以异也。按《史记·乐书》云：“至今上（武帝）即位，作十九章。……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悦。”观黯言，则知当日歌于宗庙亦用之，不独郊祀矣。然实非所宜也。
又按《后汉书·祭祀志》云：“自永平（明帝）中，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歌《青阳》。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歌《朱明》。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歌《朱明》，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歌《西皓》。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歌《玄冥》。”《青阳》、《朱明》、《西皓》、《玄冥》，为《郊祀歌》中祀四时之乐章。观此，则知此歌至东汉时仍沿用不废。惟西汉祀中央黄帝，歌《帝临》一篇，而东汉则两用《朱明》，微有别耳。
《郊祀歌》之作者与年代 《安世房中歌》为唐山夫人一人一时之作，而《郊祀歌》则非出一人之手，且非一时所制。据上引《史记》，知其中有武帝之作。而《汉书·礼乐志》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作十九章之歌。”又《李延年传》亦云：“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则是其中又当有司马相如之作。又十九章中有题曰，“邹子乐”者四章，当又别为一人，或疑邹子即邹阳。而从体裁观之，《日出入》一章，长短错落，与其他十八章之整俪者迥异，疑即为“善歌为新变声”之李延年所作。此其略可考见者。
至于年代方面，亦至不一。据《汉书》，以《朝陇首》为最早，作于元狩元年（前122），以《象载瑜》为最晚，作于太始三年（前94），两作前后相距，至二十八年之久，可知十九章者，至太始末年始论定。今《汉书》所录次第，似不以时代为先后。如《朝陇首》作于元狩元年，而列在第十七，《天马歌》二首，一作于元狩三年，一作于太初四年（前101），而列在第十，不知何故？岂当日经武帝排定固如是耶？
《郊祀歌》与七言 《郊祀歌》之篇幅，视《房中歌》为阔大，其体裁亦视《房中歌》为复杂。计四言者八篇，三言者七篇，合三、四、五、六、七诸言而为骈体者三篇，杂言者一篇。其句法，则自一字以至十余字之长句，靡不备具。而就中尤以七字句之激增，为其一大特色焉。
七言之导源于《楚辞》其论证已见上述《房中歌》。惟以时当汉初，事属尝试，故《房中歌》十七章中，七言只有两句。自《房中歌》以迄《郊祀歌》，中更孝惠、文、景诸帝，历时数十载，而当时执笔者如司马相如等，又皆一世文豪，故得效法前规，大衍七言。计十九章中其杂以七言者，有《天地》、《天门》、《景星》三篇。《天地》凡十三句，《天门》八句，《景星》十二句，皆属连用。今举《景星》一篇为例：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
象载昭庭，日亲以察。
参侔开阖，爰推本纪。
汾脽出鼎，皇祜元始。
五音六律，依韦飨昭。
杂变并会，雅声远姚。
空桑琴瑟结信成。
四兴递代八风生。
殷殷钟石羽籥鸣。
河龙供鲤醇牺牲。
百末旨酒布兰生。
泰尊柘浆析朝酲。
微感心攸通修名。
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复正直往宁。
冯蠵切和疏写平。
上天布施后土成。
穰穰丰年四时荣。
与《房中歌》“大海荡荡水所归”二语，同为上四下三、每句用韵之七言。如于七言句下增一“只”字或“些”字，即变为四言两句，而化全篇为四言体。此其为从《楚辞》之《大招》，《招魂》变来，尤属明显。
按七言而连用至十二句之多，《郊祀》以前，尚无先例。以文句多寡论，实有成为独立七言之资格，如传世最早之七言诗歌，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一为十五句，一则仅十三句，然而《郊祀歌》终不能以七言自成一篇而必为四言，或三言之附庸者，则时代为之也。盖汉初犹系诗骚时代，而七言乃一新兴诗体，为诗骚所未有，自不能一蹴而成。观《天地篇》云：“发梁扬羽申以商，造兹新音咏久长。”此新音当兼指诗体，不专指音节，则是以七言为新造之格调，《郊祀歌》作者已自言之矣。《汉书·东方朔传》载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晋灼注谓即“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又《三秦记》载有武帝君臣所作《柏梁台诗》，亦为七言联句，与《郊祀歌》合观，可觇一时风气之所趋。厥后刘向，东平王刘苍诸人皆有七言之作，然必至魏晋以后始渐盛行者，则《日知录》所谓“古人不用长句成篇，以其不便于歌也”。
要而言之，七言歌诗，植根于《楚辞》，萌芽于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而发荣滋长于司马相如等所作之《郊祀歌》。《郊祀歌》在今日虽为吾人所不乐道，然实两汉郊祀天地之伟大乐章，故《汉书·礼乐志》备载其文，凡百臣工，咸所共听，则其影响于士大夫之写作，自不在小。吾友余冠英先生近作《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国文月刊》第十八、十九期），谓七言起源于民间歌谣，不出于《楚辞》，其说甚新而辩。窃意两汉民间，或自有一种七言谣谚，与《楚辞》无涉。而《安世》、《郊祀》两歌中之七言，则必不出于此种民间谣谚，乃由《楚辞》嬗变。何以故？以《安世》、《郊祀》皆为楚声歌诗故，以《安世》、《郊祀》皆为贵族乐章，不容以谣谚之体，歌于宗庙，荐之上帝故，以汉《相和歌》之《今有人》一篇已有嬗变之实例故。建安以后，五言腾跃，四言之体已弊，而观晋宋人所作郊祀宗庙诸歌，十八九不为四言，即为三言，亦以其为贵族乐章也。
《郊祀歌》之杰作 《郊祀歌》多侈陈乐舞声歌之盛，文字亦多古奥难通，故《史记·乐书》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辞。”则知自当时司马迁即深不以此种古典作品为然也。然十九章中有一杰作焉，即杂言体之《日出入》一章是也。此篇为祀日神之颂歌，但仍不失为一绝好之抒情诗。其词云：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观是耶谓何。吾知所乐，独乐六龙。六龙之调，使我心若。訾！黄其何不徕下？
揭响入云，如此历落参差，亦前所未有。匪惟《郊祀歌》中之杰作，亦诗歌史上之杰作也。陈本礼云：“世长寿短，石火电光，岂可谩谓为我之岁月耶？不若还之太空，听其自春自夏自秋自冬而已耳。”（《汉诗统笺》）泊，水貌。泊如，犹泊然。《史记·日者传》：“地不足东南，以四海为池。”故晋灼注云：“言人寿不能安固如四海。遍观是，乃知命甚促。谓何，如之何也。”按《练时日》篇云：“徧观此，眺瑶堂。”遍观是，犹遍观此，三字结上。“吾知”四句，因感生命之促，遂欲如日之乘六龙以御天，盖日驾六龙，羲和为御也。訾，嗟叹也。黄，乘黄。应劭曰：“乘黄，龙翼马身，黄帝乘之而上仙者。”又《山海经》：“白民之国有乘黄，乘之寿二千岁。”盖欲仙而终不可能，故叹乘黄之不徕下也。
朱乾《乐府正义》云：“武帝惑于方土之言，入海求仙，希图不死，一时文士，揣摩世主而为之辞。”按此章自成一格，与其他十八章之整齐典奥者不类，《郊祀歌》至武帝末年始完成，其间北狄西域之新声，早已输入，此章当为新声歌辞，而非楚声，殆即李延年之所作，恐非一般不解声律之文士所克办也。
要之，《郊祀歌》大部皆无文学价值，其对于后世之影响，亦只限于贵族乐章。如谢庄所造宋明堂迎神歌诗，沈约注云：“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则知数百年后犹有仿其体者。惟七言之运用特多，足为七言导源于《楚辞》之证，不无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之功焉。
三 《鼓吹铙歌》
论《鼓吹》与《铙歌》非二乐 《汉书·叙传》云：“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此鼓吹字之始见于史籍者。刘 《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则知鼓吹乃夷乐，非中土旧有之声调。陆机所谓“原鼓吹之伊始，盖秉命于黄轩”，盖属无稽。按《尚书通考》：“后魏大武帝通西域，以般悦国鼓吹，设于乐部署。”足见西域诸国实为鼓吹之发源地，自汉以后犹然也。
蔡邕《礼乐志》云：“汉乐四品，三曰《黄门鼓吹》，天子所以晏乐群臣。其《短箫铙歌》，军乐也。”此《铙歌》一名之最早见者。所谓短箫铙歌者，盖即鼓吹铙歌。昔人有疑汉时但名短箫铙歌，不名鼓吹者，其说始于沈约，而郑樵《通志》因之，云：“按汉晋谓之短箫铙歌，南北朝谓之鼓吹曲。”《乐府诗集》驳之曰：“按《晋中兴书》曰：‘汉武帝时，南越加置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七郡，皆假鼓吹。’《东观汉记》曰：‘建初（章帝）中，班超拜长史，假鼓吹麾幢。’则《短箫铙歌》，汉时已名《鼓吹》，不自魏晋始也。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然则《黄门鼓吹》、《短箫饶歌》，得通名《鼓吹》，但所用异尔。”其言甚确。
至马端临《文献通考》，则更疑《鼓吹》与《铙歌》根本即为二乐，所作《铙歌鼓吹辨》云：“《鼓吹》与《铙歌》自是二乐，其用亦殊，似汉人已合而为一。”又云：“盖《铙歌》上同乎国家之雅颂，而《鼓吹》下侪乎臣下之卤簿。”不知所谓《鼓吹》者，其在西汉盖即《短箫铙歌》，原本“合而为一”。惟至武帝时复有《横吹》之输入，而《鼓吹》本身又以当时贵族嗜好之狂热（详下），施用不一，已不尽为军乐，因而性质与内容发生分化作用，故至东汉明帝时遂分为二品，而有所谓《黄门鼓吹》。于是本为《鼓吹》之《短箫铙歌》乃反由主体变为附庸，即崔豹所云“《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耳”是也。原由合而分为二。非由二而合为一也。至谓《铙歌》上同国家雅颂，《鼓吹》下侪臣下卤簿，则亦不然。按《汉书·韩延寿传》：“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于是望之劾奏延寿上僭不道。延寿竟坐弃市。”所谓鼓车歌车者，孟康注曰：“如今郊驾时车上鼓吹也。”颜师古云：“郊驾，郊祀时所备法驾也。”然则《鼓吹》非天子不得僭用，又安见其“下侪乎臣下之卤簿”耶？
论《铙歌》非沈约杂凑 陈本礼云：“案《铙歌》不尽军中乐，其诗有讽，有颂，有祭祀乐章；其名不见于《史记》、《汉书》，惟《宋书》有之。（按始见《后汉书》注所引蔡邕《礼乐志》）似汉杂曲，历魏晋传讹，《宋书》搜罗遗佚，遂统归之于《铙歌》耳。”汉《铙歌》内容之庞杂，诚如陈氏所云，惟疑为《宋书》作者搜罗遗佚，杂凑备数，则殊不然。
欲知《铙歌》内容之所以庞杂，当先明《铙歌》在汉时施用之情况。李德裕《鼓吹赋》云：“厌桑濮之遗音，感箫鼓之悲壮。”《铙歌》既为一种新兴之胡曲，故汉时特见风行，凡属于人之事者，殆莫不用焉。旧云军乐，实不尽然，或从其始而言之也。如《乐府诗集》云：“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所谓朝会，即指宴乐群臣；道路，谓道路游行；给赐，谓赏赐有功，即此已可见施用范围之广。而按之载籍，尚不止此也。司马相如《上林赋》：“千人唱，万人和。……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 ，铿枪 鞈，洞心骇耳。”则是田猎 亦用之。《三辅黄图》云：“汉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风盖，建华旗，作櫂歌，杂以鼓吹 ，帝御豫章观临观焉。”则是宫中私游 亦用之。《后汉书·杨赐传》：“及葬，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 。”则知至东汉，虽丧葬 亦用之矣。《铙歌》之施用，既如此其广泛，则其内容自难求其一致，亦正不必求其一致也。如当宫中私游之际，而亦大唱其《战城南》，得不大杀风景乎？自今观之，则此种庞杂之现象，不独不足为汉《铙歌》病，且适为汉《铙歌》之特色焉。
是故由其所用之人而论，《铙歌》犹之《安世》、《郊祀》二歌，非贵族不得擅用。而由其文字本身言，则多近于风谣杂曲，所谓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汉书》全载《安世》、《郊祀》二歌，于《铙歌》独不著一字，适足证其在汉时之面目，原本如吾人今日所见者。自哀帝以性不好音，而省乐府，特严雅郑之分，当日诏云：“其罢乐府。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铙歌》既为军乐，当同古兵法武乐而在未罢之列，然自是之后，其用渐专，其格渐高，故至东汉明帝时，乃列《铙歌》为四品之一。下迄魏晋，则所谓《铙歌》者遂纯为赞扬武功之颂什。由繁杂而趋于单纯，由酷爱而变为点缀，由杂曲而渐成颂什，其流转之迹，固甚宛然。不能执魏晋之拟作，以上论汉品，而疑其为后人之杂凑也。
《铙歌》之难读 汉《铙歌》本有二十二曲，其《务成》、《玄云》、《黄爵》、《钓竿》四篇辞已亡，故后世通称《汉铙歌十八曲》。此十八曲中，有全可解者，如《战城南》、《上邪》、《有所思》等篇；有半可解半不可解者，如《朱鹭》、《思悲翁》、《芳树》等篇；有绝不知所云者，如《雉子班》、《石留》等篇。尤以《石留》为甚，至全篇不可句读。今即举以为例：
石留凉阳凉石水流为沙锡以微河为香向始谿冷将风阳北逝肯无敢与于扬心邪怀兰志金安薄北方开留离兰
昔人以“石留凉阳”与“开留离兰”为声词，然即除去此八字，仍绝难索解也。此其故盖有二焉：其一，文字讹谬。《铙歌》首载于《宋书》，文字已多歧出，如《朱鹭》篇之“将以问诛者”，“诛”一作“谏”。又如《思悲翁》篇之“但我思蓬首”，“首”一作“蕞”。以此推之，其中讹谬类此者定复不少。故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云：“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是自六朝已知其然矣。
其二，声辞杂写。汉时乐章，声是声，辞是辞，不相混也。《汉书·艺文志》于既录《河南周歌诗》七篇之后，复别录《河南周歌诗声曲折 》七篇；于既录《周谣歌诗》七十五篇之后，复别录《周谣歌诗声曲折 》七十五篇，是即其明例。《铙歌》在汉，当亦如此。后人恐失其声，乃与歌辞合写，其初字分大小，小字为声，大字为辞。相传既久，小大无别，遂至不可复解。故《乐府诗集》（卷十九）云：“凡古乐录，皆大字是词，细字是声，声词合写，故致然尔。”《景祐广乐记》亦云：“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案《古今乐录》，皆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见《宋书·乐志四》末尾后人所作附记，陈本礼，王先谦皆引作沈约语，误。）所谓声者，谓用以记声调曲折之文字，如羊、吾、夷、伊、那、何之类，此种文字，全无意义。辞者，即所歌之诗也。艳亦是声，汉曲多有艳有趋，艳在曲前，趋在曲后。此种曲前之艳，有实以有意义之文字者，亦有略而不用者。
汉人记声之法，是否亦用文字，如《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之类，不可得而知。据《宋书·乐志》所载，则六朝以前，似即已用文字，如卷二十二载《今鼓吹铙歌词》三篇，即皆记声之文字也。例如：
诗则夜乌道禄何来黑洛道乌奚悟如尊尔尊卢起黄华乌伯辽为国日忠雨令吾
此为其中之一节。沈约注云：“乐人以音声相传，训诂不可复解。”如以此种音声相传之文字杂于歌诗之中，焉得不使人扑朔迷离哉？此《铙歌》之所以难读也。
清人之专致力于《铙歌》者，有陈本礼《汉诗统笺》，陈亢《诗比兴笺》，庄述祖《汉铙歌句解》，谭仪《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正》，（近人则有闻一多先生《乐府诗笺》）皆意在补救上两种之缺陷。
严沧浪曰：“汉诗之不可读者，莫如《巾舞》、《铎舞》二歌，又《铙歌》之《将进酒》、《芳树》、《石流》等篇，使人读之茫然。若《朱鹭》、《雉子班》、《艾如张》，《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则自宋人已难之。胡应麟《诗薮》云：“《饶歌》陈事述情，句格峥嵘。兴象标举，峻峭莫并。”又云：“《铙歌》句读多讹，意义难绎，而音响格调，隐中自见。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绝！”清人张笃庆至称为“迥乎神笔”。然则吾人今日亦惟有就其可解者欣赏之耳。
《铙歌》与杂言 吾国诗歌之有杂言，当断自汉《铙歌》始。以十八曲者无一而非长短句，其格调实为前此诗歌之所未有也。《诗经》中虽间有其体，然以较《铙歌》之变化无常，不可方物，乃如小巫之见大巫焉。此当由于《铙歌》为北狄西域之新声，故与当时楚声之《安世》、《郊祀》二歌全然异其面目。而音乐对于诗歌之影响，亦即此可见。苏东坡论文尝云：“大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吾人读《铙歌》，乃深觉有此一境焉。
《铙歌》不独在诗体上独树一帜，自成一派，其文字亦时挟奇趣，即属颂诗，亦不似《郊祀歌》之第以古奥艰深为能事，疑出自当时黄门倡及乐工之手。（《汉书·艺文志》有黄门倡车忠等歌诗十五篇）至其中一部份民歌，则尤饶情趣。故今兹所叙，不厌其详，并略加疏证，以便观览。现就其内容，次列于后。
（一）纪巡幸者。如《上之回》：
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乐府广序》引《陶谷记》云：“武帝幸朝那，立飞廉之馆，望玄圃，乐府有《上之回》曲。”按《汉书·郊祀志》：“元封四年（前107），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又《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是通回中，事在四年，然与诗“夏将至”季候不合。帝纪复云：“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夏四月，还幸甘泉，郊泰畤。”甘泉宫为武帝避暑之地，见《汉书·武五子传》，是此篇当作于元封五年，为十八曲中时代可考之最早者。时《郊祀歌》十九章犹未完成也。
《汉书·东方朔传》：“从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吕氏春秋》高诱注：“益、息也。”盖回中其地有宫，可供休息也。郭茂倩曰：“石关；宫阙名，近甘泉宫。相如《上林赋》‘蹙石关，历封峦’是也。”王先谦曰：“古今宫殿无以关名者。赋本石阙，不作石关。《三辅黄图》有石阙观，引《甘泉赋》‘封峦石阙’云云，亦不作石关。”按王说是。王氏又云：“令，犹命也。从百官，扈从之百官。疾，速也。千秋万岁，甚言其久，以致颂祷之诚也。无极，犹无疆。《远如期》曲‘大乐万岁与天无极’即此意。而英主游观耀武，顾盼自雄气象，亦迸露言外。”
（二）表祥瑞者。如《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櫂，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来下饮，延寿千万岁。
案《汉书·宣帝纪》，书凤皇见者六，神雀集者四，五色鸟者一，其言群鸟从而飞者皆万数，或数万；有集于各郡山林者，有集于长乐、未央、甘泉，泰畤诸宫殿，及上林苑中者。又甘露二年（前52）诏曰：“乃者凤皇甘露降集，黄龙登兴，醴泉滂流，枯稿荣茂，神光并见，咸受祯祥”，盖即此篇所咏。又《何武传》云：“宣帝时，天下和平。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与杨覆众等共习歌之。”今三颂诗已亡，而此篇独存者，当以三颂诗依《鹿鸣》之声，（见前引《王褒传》）而此则为新声之《铙歌》曲也。
陵当谓陵寝，《宣帝纪》载帝微时，“斗鸡走马，数上下诸陵。”师古注：“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帝每周游往来诸陵县，去则上，来则下，故言上下诸陵。”是诸陵寝本可供游观，而其地势复高，故曰“上陵”，与“下津”对文。陈本礼曰：“客，即仙也。山不一山，林不一林，山忽开而林忽合，惟视禽鸟之飞舞翔集以为开合也。至于日月蔽明，益见禽鸟之多。”胡应麟曰：“《铙歌·上陵》一篇尤奇丽。微觉断续。后半类《郊祀歌》，前半类东京乐府，盖《羽林郎》、《陌上桑》之祖也。”
（三）记武功者。如《远如期》：
远如期，益如寿。处天左侧。大乐万岁，与天无极。雅乐陈，佳哉纷。单于自归，动如惊心。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谒者引乡殿陈。累世未尝闻之，增寿万年亦诚哉。
案《汉书·宣帝纪》：“甘露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 来朝，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导）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坂，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单于罢归。”盖即此篇所咏。是当作于甘露三年，以前此无单于自归来朝之事也。谓之“远如期”者，以“甘露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今果如期而至也。“益如寿”者，祝颂之意。寿，动词。即下所谓万岁万年也。“处天左侧”，陈本礼云：“单于逊词，犹言汉之化外人也。”盖古人尚右，《汉书·东方朔传》：“反以靡丽为右。”师古曰：“右，尊之也。”“虞心大佳，万人还来”者，按《宣帝纪》：“黄龙元年（前49）春正月，行幸甘泉、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二月，单于归国。”则是当甘露三年来朝时，单于必更请于后年复来朝，而宣帝许之也。“累世未尝闻之”者，《汉书·匈奴传赞》云：“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因其坏乱几亡之阨，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后六十余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盖历高、惠、文、景、武、昭诸世，匈奴皆倔强朔漠也。是此诗所纪，乃吾国历史上极光荣而可喜之一页，全篇皆托为单于归化之语，而吾先民一种喜悦之心情，亦自跃然纸上。
（四）叙战阵者。如《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全篇托为死者自道之语。《诗经·何草不黄》云：“哀我征夫，独为匪民。”《楚辞·国殇》云：“严杀尽兮弃原野。”吾国贱兵之习，盖自古而然。“豪”读本字。楚辞《大招》注云：“千人才曰豪。”但此作动词用。《汉书》“以财雄边”，又《世说新语·容止》篇：“魏武将见匈奴使，以形陋不足雄远国。”雄，亦系动词。为国捐躯，死而不葬，事至不平，情极悲愤，而反作豪语者，正是透过一层写法。
陈本礼云：“客固不惜一已殪之尸，但我为国捐躯，首虽离兮心不惩，耿耿孤忠，豪气未泯，乌其少缓我须臾之食焉。”刘履《选诗补注》（补遗）云：“谅者，信其必然之词。枭通骁，良马也。梁，川梁可通南北者。筑室其上，则无由通矣。”李子德曰：“烈士死战，安居执刀笔者且妄议之。‘思子良臣’，正恨之也！”杨慎曰：“古人文辞，不厌郑重。宋玉赋‘旦为朝云’，古乐府云‘暮不夜归。’” [1] 按此篇虽叙战事，而语涉讽刺，不知当日军乐何以用之。若魏晋以下，那得有此种。
（五）写爱情者。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犹言天乎， [2] 盖女子呼天以为誓也。庄述祖以为男慰女者，恐非。胡应麟曰：“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沈德潜曰：“山无陵以下共五事，重叠言之，不见其排，何笔力之横也！”又如《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绕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此与上篇所表现之女性，皆甚爽直激烈，所谓北方之强。口吻逼肖，情态欲生，真神笔也。《左传》成公十六年注：“问，遗也。”《广雅·释诂》同。庄述祖以“何用”三句为男子之言，“闻君”以下，为女子答辞；陈本礼则以为女子“自说自答”，似于义为长。盖拉杂摧烧之物，即将以问遗所思之双珠玳瑁簪也。《历代诗发》云：“叠三字（摧烧之），继以当风扬其灰，见满心决绝，为‘从今已往’八字著力也！”“鸡鸣”二句追忆定情之夕，“当”字可味。
“妃呼豨”三字，解说不一。有以为声词者，如徐祯卿云：“乐府中有妃呼豨、伊何那诸语，本自无义，但补乐中之音。”王世贞、董若雨并同此说。有以为写风声者，如《贞一斋诗话》云：“乐府妃呼豨，是摹写风声。”此盖探下文而生义。有以为转语者，如陈本礼云：“妃呼豨，人皆作声词读，细玩其上下语气，有此一转，便通身灵豁，岂可漫然作声词读耶？”（闻一多先生疑系乐工所记表情动作之旁注，谓“妃读为悲，呼豨读为歔欷，歌者至此当作悲泣之状。”）按此三字，自是声词，如“几令吾呼”、“何何吾吾”、“乌乌武邪”之类。然此处曲调遗声，独存不废者，必有其重要性在。殆以声词而兼转换与表情之作用者。至有讹为“女唤豨”者，则大谬矣。如《寒厅诗话》：“阮亭先生曰，余尝见一江南士子拟古乐府，有‘妃来呼豨豨知之’之句，盖乐府妃呼豨，皆声而无字，今误以妃为女，呼为唤，豨为豕，凑泊成句，是何文理？因论诗绝句，著其说曰：‘草堂乐府擅惊奇，老杜哀时托兴微。元白张王皆古意，不曾辛苦学妃豨。’”然其误自徐献忠《乐府原》已开之。
《说文》：“飔，凉风也。”晨风字点出中宵独语，长夜无眠景况。东方句，陈本礼云：“言我不忍与君决绝之心，固有如皦日也。倘谓予不信，少待须臾，俟‘东方高’则知之矣。”按魏明帝《种瓜篇》云：“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语意本此。
以上所举共六篇，略可概《铙歌》之全，皆杂言也。综而言之，吾人对《铙歌》之认识，约有数点：（一）《铙歌》其始即《鼓吹曲》。输入于汉初，而其有辞，则当在武帝时。（二）《铙歌》乃夷乐，非雅乐亦非楚声，故体裁独异。（三）《铙歌》在西汉用途至广，故内容亦杂，并非由沈约杂凑而成。（四）《铙歌》之声价，自明帝列为四品之一，始渐抬高，故魏晋以下遂全变为雅颂诗。（五）《安世》、《郊祀》，多用实字，此则多用虚字。前二歌之贡献，在于变化楚辞而为三言与七言，而此则在创为长短句。（六）《铙歌》声情，悲壮激烈，实开后世豪放一派。民歌中，惟北朝《鼓角横吹曲》堪为嗣响。
西汉贵族乐府，不外上述三种，其《燕射歌辞》、《横吹曲辞》皆亡。《舞曲歌辞》中惟存杂舞中之《圣人制礼乐》、《公莫舞》二篇与散乐之《俳歌》一篇，皆声辞杂写，从略。东汉无可述，章帝所作《食举歌诗》四章与《云台十二门诗》十二章，傅毅所作之显宗十颂，并亡。其东平王苍《武德武歌》一篇，别于文人乐府中叙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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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汉书·蒯通传》：“昨暮夜，犬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又《后汉书·杨震传》：王密怀金十斤以遗震，震却之，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据此，则“暮夜”连文，乃汉人常语，“暮不夜归”，特拆而言之，实即“暮夜不归”意。
[2] 《柳亭诗话》云：“邪一作雅。愚意，古邪耶通用，味全篇语气，首二字一读，有疑而讯之之意。何承天拟此篇云‘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则竟作邪正之邪矣。”按此说甚是。《汉书·佞幸传》：“（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言其兼官据势也。”此诸邪字皆语气词，确有疑怪而讯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