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此汉民间乐府所由来也。
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后人每标举汉赋以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非知言也。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音乐文学也。今举“不歌而诵”之赋与之校衡，亦为不类。善夫《通志·乐府总序》之言曰：“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真卓见也。《诗薮》亦云：“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此岂所谓“似不从人间来”之辞赋所能比拟哉？
《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所谓“相和”者，《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又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按《汉书·礼乐志》：“初，高帝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见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礼，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据此，则汉世相和歌法亦有两种：一为一人独唱，即所谓“执节者歌”，一则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间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之精英，以其价值不仅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搢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于此种民歌，则惟录其总目，本文竟一字不载。历五百年之久，至梁沈约作《宋书·乐志》，始稍稍收入于正史。更历五百年，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始更有所增补。然其散佚，盖亦多矣。呜呼！孔子定诗，首列《二南》，《论语》所引，《国风》为多，而两汉经生文人，乃弃此如遗，视若无睹，三百年间，曾无专集，良可痛惜也。
汉乐“古词”，其正确之时代，本甚难断言，今姑就一己所见，依作品之风格，及有本事足征者，略别东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大抵西汉之作，朴茂直梗，东汉则趋于平妥。准斯以观，傥亦庶几乎。
一 西汉民间乐府
揆之事理；证以班书所录吴、楚、汝南歌诗，邯郸、河间歌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周谣歌诗，秦歌诗，以及淮南、南郡、雒阳、齐、郑等诸歌诗之篇目，西汉民歌，其数量当远过于东汉。惟今则适得其反。在三十余首“古词”中，吾人能确认其为西汉之作者，不过寥寥数首而已。
（一）《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按此篇始载《宋书·乐志》，《通志·相和歌》亦首列《江南曲》，以为正声。当为传世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
（二）《薤露》（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三）《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丈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是二歌盖作于汉初。然以其中多用七言句一事按之，必经李延年润色增损，以武帝之世，乐府始大倡七言也。要为西汉文字无疑。
薤露一名，始见《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蒿里”者，《汉书·武五子传》：“蒿里召兮郭门阅”，师古注：“蒿里，死人里。”又《武帝纪》：“太初元年十二月 高里”。注引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师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谓之蒿里，或呼为下里者也。字则为蓬蒿之蒿。或者既见泰山神灵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误以高里为蒿里，混同一事。文学之士，共有此谬，陆士衡尚不免，（按指陆《泰山吟》：“梁甫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况其余乎！今流俗书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然则高里自高里，乃泰山下一山名，蒿里自蒿里，为死人里之通称，或曰下里，不容相混也。
此二曲者，至东汉已不仅为丧歌。有用之宴饮者，如《后汉书·周举传》：“商（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暱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有用之婚嫁者，如《风俗通》云：“时京师殡、婚、嘉会，皆作櫆 ，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櫆 ，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按曹植有《元会》诗，而云“悲歌厉响，咀嚼清商。”所谓悲歌，当即挽歌，则知流风所及，至魏犹未泯。于此，亦可见二曲感人之深矣。
（四）《鸡鸣》（相和曲）：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按汉作多“缘事而发”，此诗必有所刺！云天下方太平者，微词也。正言若反。夫刑法非有所假贷，况正当此乱名之时乎？故戒荡子以不可轻犯法网。乱名者，谓善恶无别，尊卑无序，即下文所叙僭越诸事。《尔雅·释诂》：“协，服也。”柔协，犹柔服。《左传》：“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此盖谓优柔姑息，为乱名之渐。《汉书·外戚列传》赵昭仪“居昭阳舍，……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壁带往往为黄金 ，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注云：“切，门限也。沓冒，其头也。涂，以黄金涂铜上也。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 ，若车 之形也。其 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是金门玉堂唯皇家为能有之，非臣下所得僭用。刘王者，汉同姓诸侯王也。郭门王，则郭门外之异姓诸侯王也。陈沆云：“汉制，非刘氏不得王。故惟宗室王家，得殿砌青甓，而僭效之者则郭门之王氏也。郭门，其所居之地。鸳鸯七十二，伎妾之盛也。”按《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贺传》：“贺到灞上，旦至广明东都门，（龚）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是长安当西汉时，城门外别有郭门也。陈氏以为所居之地，盖得之。凡此，皆诗所谓“乱名”之事。
朱乾《乐府正义》云：“本言其僭侈，言外有尊本宗，抑外戚意，此诗人微旨。”说甚有见。按西汉外戚，势最猖獗，故《汉书·王商传赞》云：“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而就中尤以三王之一，五侯家为最僭侈。《汉书·元后传》：“河平（成帝）二年（前26），上悉封舅谭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故世谓之五侯。”此事在当日，度必轰动天下，为世艳羡也。《传》又云：“上幸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行出，过曲阳侯第，又见园中土山渐台，似类白虎殿，于是上怒，……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决引沣水，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商、立、根皆负斧质谢，上不忍诛。”此五侯之僭侈，固尝触天子之怒者。《传》又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土山渐台西白虎。’（注：皆仿效天子之制也）其奢侈如此！”此五侯之僭侈，见于民歌者。又刘向《极谏外家封事》石：“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大将军（王凤）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此五侯之僭侈，见于宗室大臣之奏疏者。与诗所咏甚切合，疑即为五侯作也。
又王凤于五侯，本属同产，凤卒后，以次当及平阿侯谭为大司马，乃凤以其不附己，因以死保从弟音以自代，致谭、音二人搆隙。其后，曲阳侯根复阴陷红阳侯立，致立被遣就国，皆兄弟相忘之事也。要之此诗必有所刺，其所表现之时代，亦为一骄奢僭侈之时代，而求之两汉，厥为五侯之事，适足以当之，则此篇固亦西汉末作品也。（五）《乌生八九子》：
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唶！我秦氏家有遨游荡子，工用睢阳彊，苏合弹。左手持彊弹两丸，出入乌东西。唶！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唶！我人民安知乌子处？蹊径窈窕安从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白鹿脯。唶！我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鲤鱼乃在洛水深渊中，钓竿尚得鲤鱼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
句格苍劲，迥异寻常。黄鹄二句，与《铙歌》“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情事相同。又篇中言及上林苑，上林苑当景、武之世，多养白鹿狡兔，为游猎之地，并足为作于西京（长安）之证。
此篇为寓言，极言祸福无形，主意只在末二句。《文选》李善注：“古《乌生八九子》歌曰：黄鹄摩天极高飞。”是作“唶我”一读。朱嘉徵云：“唶音借，叹声，一音谪。嚄、唶，多辞句也。”陈祚明曰：“唶字，读嗟叹之音。”李子德曰：“唶，托乌语以发之。白鹿、鲤鱼不用唶字，极有理。”是诸家又皆作唶字一读也。按《史记·滑稽列传》：“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又《外戚世家》：“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又《汉书·东方朔传》，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又《后汉·光武纪》：“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注云：“唶，叹也。音子夜反。”则知汉人原有此种语法。作唶字读，似于义为长。我秦氏，我黄鹄，盖乌与黄鹄自我也。此类汉乐府中多有之。如《豫章行》：“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则白杨自我也。《蜨蝶行》：“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则蜨蝶自我也。《战城南》：“为我谓乌，且为客豪。”则死者自我也。《白鹄行》：“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吾，亦白鹄自吾也。所谓“我人民”、“我黄鹄”者，亦犹《汉书》：“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匈奴传》）又“我丈夫，一取单于耳”之类。（《李陵传》）
《毛传》：“善其事曰工”。彊，彊弩也。睢阳，古宋国地，汉为梁所都，梁孝王尝广睢阳城七十里，其人夙善为弓，故云。苏合，西域香也。
（六）《董逃行》（清调曲）：
吾欲上谒从高山。山头危险大难。遥望五嶽端，黄金为阙班璘。但见芝草叶落纷纷。（一解）
百鸟集来如烟。山兽纷纶麟辟邪。其端鹍鸡声鸣，但见山兽援戏相拘攀。（二解）
小复前行玉堂，未心怀流还。传教出门：“来！门外人何求所言？”“欲从圣道求得一命延！”（三解）
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玉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四解）
服尔神药莫不欢喜，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五解）
按别有《董逃歌》，为董卓时童谣，见《后汉书·五行志》，与此无涉。吴旦生《历代诗话》引《乐府原题》，谓《董逃行》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朱嘉征亦谓此方士迂怪语，使王人庶几遇之，或武帝时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为公孙卿辈所作。按《史记·封禅书》：武帝时，李少君、栾大等以方术见，少君拜文成将军，栾大拜五利将军，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篇中神药若木，玉兔虾蟆，即所谓禁方、不死之药也。
五岳者，闻一多先生云：“《列子·汤问》篇曰：‘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帝乃命禺彊使臣鳌十五举首而戴之，五山始崎。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趋归其国，于是岱舆、员峤二山流于北极，沉于大海。’疑五岳初谓海上五山。此诗黄金为阙之语，与《列子》台观皆金玉，《史记》黄金银为阙（《封禅书》）正合。《王子乔》古辞曰，东游四海五岳山，谓大海中之五山也”。（节录）
《急就篇》：“射魃辟邪。”《韵会》：“辟邪，兽名。”按《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有桃拔。”孟康注：“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是此兽盖出于西域。汉人往往篆刻其形于钟旋、印钮或带钩，虽皇后首饰亦用之（见《后汉书·舆服志》）。隋时绘于军旗。至唐则多绣于帘额，秦韬玉诗所谓“地衣镇角香狮子，帘额侵钩绣辟邪”者是也。五代以后，始无闻。前人多以“麟辟邪其端”为句，误。其端，即指上五岳端也。何求所言，倒语，犹云何所求言也。昆仑山有碧玉之堂，见《十洲记》。流还，犹游旋，言行至玉堂，而求仙之意弥坚也。
李子德曰：“幻想直写，朴淡参差，而音节殊遒，乐府之本也。”范大士曰：“短长错综间，真鸣金石而叶宫商。”然则即以作风论，亦允为西汉作品也。
（七）《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上。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
崔豹《古今注》曰：“《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乐府古题要解》云：“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莽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悲之也。”按其事详《汉书·翟方进传》，兹节录如下：“义为东郡太守数岁，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谓陈丰曰：吾幸得备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汉厚恩，义当为国讨贼。设令时命不成，死国埋名，犹可以不惭于先帝。于是举兵，立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大惧，乃拜孙建为奋武将军，凡七人，以击义。攻围义于圉城（在河南），破之。义与刘信，弃军庸亡，至固始（在河南）界中，捕得义。尸磔陈都市。莽尽坏义第宅污池之，发父方进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烧其棺柩，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此其本末也。《王莽传》亦谓：“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之助，遂谋即真之事矣。”然则义不死，莽不得篡汉也。
此篇之作，其当翟义兵败被捕之时乎？《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有平陵县。”注云：“昭帝置，莽曰广利。”在今西安市咸阳县西北。曰平陵东，松柏桐者，暗指莽居摄地也。《后汉书·郡国志》，长安下，注引《皇览》云：“卫思后葬城东南桐松园，今千人聚是。”是知汉时长安固多植松柏梧桐也。不知何人者，不敢斥言，故云不知也。交钱百万两走马，言如其可赎，则不惜以百万钜资赎之，盖汉法可以货贿赎罪也。然义于新莽，实为大逆，罪在不赦，故曰亦诚难。顾见追吏，想像之词，言营救者法当连坐，自身且将为吏追捕，正所谓诚难也。钱既不能赎，则惟有救之以力耳，故云归告我家卖黄犊，言欲卖牛买刀，以死救之也。观末语，知此歌必出于民间。
作者作此诗时，殆尚不知义之已死，故犹存万一之望。吴兢以为门人悲义之见害，后人不察，牵强为说，皆非诗意。按《后汉书·王昌传》：“王昌一名郎。更始元年（23）十二月，林（景帝七代孙）等遂立郎为天子。移檄州郡曰：‘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朕仰观天文，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郎诈称为成帝子子舆）刘圣公（刘玄）未知朕，故且持帝号，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节引）考翟义被害，在居摄二年（7）冬，下迄更始，凡十六年。据此，则当日翟义之死，民间或不遍知，故历十余年后，犹多有不死之传说，因而王昌辈得以诈称之。然义之忠义，其感人之深，结人之固，亦正可见。此诗所以有“义公”之目，与心恻血出、归家卖犊诸语也。旧以为出义门人，正不必尔。呜呼，乐府，“缘事而发”之言，岂欺我哉！
西汉民间乐府，约如上述七篇。其《东光》一曲，咏汉武平南越事，然张永《元嘉伎录》云：“《东光》，旧但有弦无音，宋识造其声歌。”则此曲终当存疑也。
二 东汉民间乐府
论东汉乐府之采诗 西汉之有民间乐府，因其事见班书，故可无疑。东汉则乐府之设立，史无明文，藉令有之，其是否仍采用民谣，一如武帝故事，尤属茫昧，此诚一先决问题也。就下举诸事实观之，则东汉初年，盖已有乐府，且仍必采诗也。
按《后汉书·祭遵传》：“建武八年（32）秋，复从车驾上陇。及（隗）嚣破，帝（光武）东归过汧，幸遵营，劳饗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又《光武纪》：“建武十三年（37）三月，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舆辇，于是法物始备。”又《南匈奴传》：“建武二十六年（50），南单于奉奏诣阙，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祭祀志》：“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青阳四曲，在前《郊祀歌》内）又崔豹《古今注》：“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轮》，其三曰《星重辉》，其四曰《海重润》，汉末丧乱，其二章亡。”凡此，皆光武时事也。使无乐府之设立，恐不能至此。蔡邕《礼乐志》谓汉乐四品：一曰《大予乐》，二曰《周颂雅乐》，三曰《黄门鼓吹》，四曰《短箫铙歌》。按明帝永平三年（60）八月，改《大乐》曰《大予乐》。则知至明帝时，乐府且益形完备。又《安帝纪》：“永初元年（107）九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汉宫仪》曰：“黄门鼓吹，百四十五人。”是迄东汉中叶，且以乐府人员过剩为患矣。
至于当时乐府，仍必采诗，则亦有足取证者。两汉政治，有共同之特点者一：即民意之重视是也。易言之，即歌谣之重视是也。如《汉书·韩延寿传》：
（延寿）徙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 。（节引）
师古注：“谣俗，谓闾里歌谣，政教善恶也。”又《王尊传》：
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 ，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
又《谷永传》：
永对曰：“臣愿陛下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 ，宣布圣德，存恤孤寡，问民所苦劳。”
所谓“使行风俗”、“循行风俗”，盖即古者“听于民谣 ”之意，亦即延寿所云“人人问以谣俗”是也。而《王莽传》亦云：
元始四年（4）四月，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其秋，（五年秋）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节引）
事亦见《后汉书·谯玄传》。此虽出于风俗使者之欺下罔上，假造民意，但亦足觇当时政治重视民意之风气焉。惜此三万言之假造歌谣，今皆不存，否则对于吾人研究诗体之流变者，必有不少裨益，以其内容虽为假造，而形式则必为当代民歌之形式也。
此种重视民谣之风气，至东汉犹未稍歇，并实行以民谣为黜陟之标准。故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叙云：“初，光武起于民间，颇达情伪。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然建武、永平之间，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 ， [1] 转易守长 。”（节引）兹更举其事之见于本纪及列传者，节录如下。
《顺帝纪》：
汉安元年（142）八月，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羡、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
《周举传》：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 ，皆选素有威名者，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忠清惠利，为百姓所安 ，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
《雷义传》：
顺帝时，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
以上皆顺帝时事。
《刘陶传》：
光和（灵帝）五年（182），诏公卿以谣言举 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 。（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 而黜陟之 也。）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纠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陈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枭而囚凤凰。其言忠切，帝以让戫、济。由是诸坐谣言徵者，悉拜议郎。
《蔡邕传》：
熹平六年（177）制书引咎，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熹等，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熹等所纠，其效尤多。余皆枉桡，不能称职，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 。（《汉官仪》曰：三公听采长史臧否，人所疾苦，条奏之，是为举谣 言者 也。）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节录）
则知在光和五年前，当熹平之五年，已尝有谣言奏事之议，但未实行，故邕以为言。此皆灵帝时事也。而观《季郃传》：“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 。”则东汉采诗之举，并远在顺帝以前，当和帝之世矣。今乐府有《雁门太守行》，其篇首云：“孝和帝在时，雒阳令王君”云云，亦足资推证。
夫既遣使者以行风俗，因谣言而为黜陟，则自必存录，以为黜陟之张本，而乐工因采以入乐，此事理之当然者，前举《雁门太守行》，即其明例也。 [2] 由是可知，东汉一代，亦自有其民间乐府。所异者，采诗之目的，纯为政治，不为音乐，与武帝时微有别耳。此诚两汉政治上一大特色，亦即两汉乐府高出后世之根本原因也。（按王符《潜夫论·明闇》篇：“夫田常囚简公，踔齿悬湣王，二世亦既闻之矣，然犹复袭其败迹者何也？过在于不纳卿士之箴规，不受民氓之谣言 ，自以为贤于简、湣，聪于二臣也。”认为秦二世之灭亡，过在“不受民谣”，“自绝于民”，此亦当时重视民谣之反映。）
汉乐府之时代，本多不可考，兹所谓东汉民间乐府者，实亦难必其皆东汉作也。兹为取便观览，且以明一代社会之概况，特就其性质，析为幻想、说理、抒情、叙事四类，叙之于后。
（一）幻想之类 所谓幻想，盖指诸言游仙之作。按《后汉书·方术传》叙：“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尤信谶言，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也。”夫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此汉乐府所以多神仙迂怪之文也。
（1）《长歌行》（相和平调曲）：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
王逸《楚辞》注：“揽，采也。”《方言》：“ ，幢，翳也。楚曰 。关东关西曰幢。”起二语殊有奇趣，所谓“弥幻弥真”。
（2）《王子乔》（相和吟叹曲）：
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结仙宫，过谒三台。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明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吟皇帝延寿命。
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时人为立祠缑氏山下及嵩高之首。（见刘向《列仙传》）吴旦生谓：王乔有三人：一为王子晋，二为叶令王乔，三为柏人令王乔，皆神仙也。（《历代诗话》卷二十四）《乐府正义》：“建，立也。逋阴未详其地，广里见王隐《晋书》。”按当指立祠之处。高，谓嵩高。《白虎通》：“中央之岳，独加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又《搜神后记》：“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亦嵩高连文。践近高者，谓近于嵩高可履践也。究，尽也。刘熙《释名》云：“嗟，佐也。言之不足以尽意，故发此声以自佐也。”盖谓玉女吹箫笛以佐行耳。圣人，指王子乔。鸣吐句，颂词。如宣帝时凤凰神雀降集京师之类。此篇，《乐府正义》以为武帝时作，王子乔盖比戾太子，恐不足信。
（3）《步出夏门行》（相和瑟调曲）：
邪迳过空庐，好人尝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
按《后汉书·百官志》载：洛阳城十二门，有夏门。此篇题曰《步出夏门行》，当系东汉作也。王父母，谓东王公，西王母。白榆，桂树，青龙，双关星名。陈祚明曰：“好人必有所指。廖廖空庐，独居其中，此高士也，何以为娱。富贵不足系念，故期以神仙也。‘卒得’字妙，与《善哉行》‘要道不烦’同旨。极言其易。与天相扶，语奇！东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计？乃言四五里，见得极近，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故佳。”按此类，汉乐府中多有之，尤以言神仙诸作为然。往往参互舛错，不可究诘，与诸传记不符，正不必一一求其适合。妄言之，妄听之，斯为得之。陈氏所谓荒唐，实亦即所谓诙谐。此种诙谐性，乃汉乐府一大特色，不独此一篇然也。
（4）《善哉行》（相和瑟调曲）：
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一解）
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三解）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四解）
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筝酒歌。（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六解）
游仙思想发生之原因有二：一为希图不死，如秦皇，汉武是也。一为逃避现实，如屈原《远游》所谓“悲时俗之迫阨，愿轻举而远游”是也。此篇情绪杂 ，忽而求仙，忽而报恩，忽而恤贫交，自悲自解，无伦无序，然其中自有一段愤懑，盖《远游》之类。
《左传》宣公二年传：“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初，宣子（盾卒谥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淮南子》：淮南王（刘）安养士数千人，中有高才八人为八公。大难，犹大乐、大佳之类，盖汉人语。内，同纳。阑干，横斜貌。
（二）说理之类 此类多言处世避难，安身立命之道。大抵不出儒道两家思想，其为道家思想者，多属寓言体，颇具神仙度世之点化作用。其为儒家思想者，则率含教训意味。然要皆有深切浓厚之感情为之背景，故亦不同于子书箴铭焉。
（1）《君子行》（相和平调曲）：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并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其贤。
纯为儒家思想。《周易》：“劳谦君子有终吉。”又曰：“谦，德之柄也。”《老子》：“和其光，同其尘。”和光，谓令名高位与人同之。而能如此者甚难也。二句言避嫌之道。末举周公以实之。陈祚明曰：“瓜田李下句，当其创造时，岂不新警！”邱光庭云：“诸经无纳履之语，按《曲礼》：俯而纳屦。正义曰：俯，低头也。纳，犹着也。低头着屦，则似取瓜，故为人所疑也。履无带，着时不必低头，故知履当为屦，传写误也。”《汉书·萧望之传》：“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礼，致白屋之意。”师古注：“周公摄政，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 ，以致天下之士。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
（2）《长歌行》（平调曲）：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按此篇亦见文选。感物兴怀，临流叹逝，理语亦情语也。焜黄，色衰貌。
（3）《猛虎行》（平调曲）：
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
朱嘉徵曰：“猛虎行，谨于立身也。”杜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又云：“礼乐攻吾短”，盖士君子洁身自爱，见得思义，势必至此。末二语，托为野雀反唇相讥之词。犹言我野雀岂无巢哉？若尔天涯游子，则真无家矣，尚骄谁乎？骄字根上“不从”字来。要知世间，乃多此种俗物。
（4）《艳歌行》（瑟调曲）：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上枝拂青云，中心十数围。洛阳发中梁，松柏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持作四轮车，载至洛阳宫。观者莫不叹，问是何山材？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般。被之用丹漆，薰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5）《豫章行》（清调曲）：
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上叶摩青云，下根通黄泉。凉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断绝，颠倒岩石间。大匠持斧绳，锯墨齐两端。一驱四五里，枝叶自相捐。□□□□□，会为舟船燔。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吾生百年□，自□□□俱。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
以上两篇皆表现道家思想者。即《庄子》“山木自寇”意，但更不道破，令读者自悟。夫以南山之松，得为宫殿之梁，此乃儒家之所荣，亦正道家之所悲。盖道家崇尚清静，贵全天年，故以不才为大才，以无用为大用也。李子德曰：“如对三代鼎彝，见其残缺寇，令人抚之有余思也。”信然。
（6）《枯鱼过河泣》（杂曲歌辞）：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 ，相教慎出入！
此亦寓言警世之作。张嘉荫《古诗赏析》云：“此罹祸者规友之诗。出入不谨，后悔何及？却现枯鱼身而为说法。”李子德曰：“枯鱼何泣？然非枯鱼，则何知泣也？！”
按《后汉书·陈留老父传》：“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返，覆巢竭渊，龙风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诸寓言之作，其当桓、灵之日，党锢之世乎？要其为乱世之音，固无可疑者。
（三）抒情之类 《文心雕龙》云：“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凡在诗歌，本皆挚情之结晶，而此独以情标类者，亦权其轻重，为便利计耳，无所过执可也。
（1）《怨诗行》（楚调曲）：
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嘉宾难再遇，人命不可续。齐度游四方，各系太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
旧说岱宗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尔雅》：“泰山为东岳。”《博物志》：“泰山主召人魂。”
（2）《西门行》（瑟调曲）：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
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二解）
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
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
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世嗤！（六解）
此篇为晋乐所奏，汉“本辞”稍异。晋人每增加本词，写令极畅，或汉、晋乐律不同，故不能不有所增改。步念之者，谓步步念之也，盖重言而用一字。如《鸡鸣曲》：“池中双 鸳鸯”，谓双双也；《董逃行》：“其端鹍鸡声 鸣”，亦谓声声也，皆其例。《吕氏春秋》：“今兹美禾，来兹美麦。”高诱注：“兹，年也。”上二作，皆死生之感。
（3）《悲歌》（杂曲歌辞）：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按《文选》李善注引《古乐府诗》曰：“还望故乡郁何累”，文句稍异。郁郁累累，谓坟墓也。汉诗用比，皆极新颖的当，如言人命短促，则云“奄若风吹烛”，“奄忽若飚尘”，“命如凿石见火”；言时光之一去不回，则云“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言君子之不处嫌疑，则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讥兄弟之不相爱，则云“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此篇车轮之喻亦然。
（4）《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飚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按此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并不载。然其本身即为一含有音乐性之文字，观末二句与《悲歌》悉同，亦足证其出于乐府也。沈德潜曰：“苍莽而来，飘风急雨，不可遏抑。”良然！以上二篇皆写游子天涯之感者，古时交通不便，行路艰难，真有如所谓“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者。初不如吾人今日之瞬息千里，迅速安全，故古人于离别一事，乃甚多血泪之作。此则时代环境有以左右吾人之情感者也。
在汉乐府抒情一类中，最可注意者，厥为描写夫妇情爱一类作品。南朝清商曲，多男女相悦及女性美之刻画，汉时则绝少此种。盖两汉实为儒家思想之一尊时期，其男女之间，多能以礼义为情感之节文。读上《君子行》亦可见。故其所表现之女性，大率温厚贞庄，与南朝妖冶娇羞，北朝之决绝刚劲者，歧然不同。如云“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如云“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如云“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之类，皆忠厚之至也。故即就此点以观，《孔雀东南飞》，亦决不能作于六朝。无他，风格太不类耳！
（5）《公无渡河》（瑟调曲）：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按此曲《乐府诗集》附于《相和六引·箜篌引》下，《古乐府》及《汉魏诗乘》，又直以为《箜篌引》。按《古今乐录》云：“今三调中自有《公无渡河》，其声哀切，故入瑟调。”然则非《箜篌引》明矣。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云云。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语丽玉，丽玉伤之，乃引箜篌而写其声，名曰《箜篌引》。”则《箜篌引》乃感此曲而作，此曲实《箜篌引》所托始，非《箜篌引》甚明。《古今乐录》谓“其声哀切”，今其声虽不可得而闻，而读其词犹觉有余悲焉。此篇与后《孔雀东南飞》同为写夫妇殉情之作，虽修短悬殊，其于感人一也。魏晋以下，无闻焉尔。
（6）《东门行》（瑟调曲）：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 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东门行》有两篇，一为晋乐所奏，即所谓“古词”（文字颇有增改），一为汉乐府原作，即所谓“本词”（本词之名，首见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因之），此处所录，乃未经晋乐修改之“本词” [3] 。不曰携剑、带剑，而曰“拔剑”，其人其事，皆可想见。饥寒切身，举家待毙，忍无可忍，故铤而走险耳。“他家”数语，妻劝阻其夫之词。（故，特也。《世说新语》：“陆抗时为江陵都督，故下 请孙皓，然后得释。”）用，为也。古人迷信，谓天能祸福人，而杀人者必且报及后嗣，故又以父子之情动其夫。黄口，雏鸟，此指小儿。《淮南子》：“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他家、我家、是家，皆汉人语也。明陆深《春风堂随笔》：“王忠肃公翱字九皋，盐山人，为太宰时，每呼二侍郎崔家、严家，今相传以公为朴直。此字亦有所本，盖尊敬之词。汉称天子曰官家，石曼卿呼韩魏公为韩家。若今人则为轻鲜之词矣。”按汉时称天子但曰“是家”，尚无称“官家”者。《汉书·外戚传》：“是家 轻族人，得无不敢乎？”谓成帝也。然当时称“家”，确含尊意。“今非”以下，夫答妻之词。言今非咄嗟之间行，则吾去为已迟。应上“牵衣啼”。《尔雅》：“下，落也。”（非，若非、如不，假设词。《史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咄行，咄嗟行之省文，犹即行。阮籍诗：“咄嗟行至老， 俛常苦忧。”详见本书附记。）
（7）《艳歌何尝行》（瑟调曲）：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
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蹰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
“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篇亦载《宋书·乐志·大曲》。沈约云：“‘念与’，下为趋，曲前有艳。”郭茂倩曰：“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 ）按“念与”数语，为妻答夫之词。刘履《选诗补注》谓此为新婚远别之作。朱乾亦云：“此为夫妇相离别之词。妻字指白鹄，硬下得妙。”想当然也。汉魏乐府，结尾多作祝颂语，往往与上文略不相属，此盖为当时听乐者设，与古诗不同，不可连上文串讲也。
（8）《艳歌行》（瑟调曲）：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 。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此盖夫疑其妻之作。末四语对话，口角甚肖。李子德曰：“石见何累累，承之曰远行不如归，接法高绝。非远行何以有补衣之事？故触事思归耳。”按末二语，当是夫婿反唇相讥之词，有逐客之意。斜柯句神态如绘，黄晦闻先生曰：“案梁简文《遥望》诗‘斜柯插玉簪’，毕曜《情人玉清歌》‘善踏斜柯能独立’。段成式《联句》‘斜柯欲近人’，则斜柯原是古语，当为欹斜之意。”按孟启《本事诗》载崔护郊游寻春事，有“女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属意殊厚”之文，此斜柯似兼有斜视之意。览通作揽，说文：“揽，撮持也。”广韵：“ ，补缝。”
（9）《白头吟》（楚调曲）：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蓰蓰。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此篇旧多误以为卓文君作。陈沆云：“《玉台新咏》载此篇，题作‘皑如山上雪’，不云《白头吟》，亦不云何人作也。《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御览》、《乐府诗集》同之，亦无文君作《白头吟》之说。自《西京杂记》始附会文君，然亦不著其辞，未尝以此诗当之。及宋黄鹤注杜诗，混合为一，后人相沿，遂为妒妇之什，全乖风人之旨。且两意决绝，沟水东西，文君之于长卿，何至是乎？盖弃友逐妇之诗，非小星逮下之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忠厚之至也。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慷慨之思也。勿以嫉妒诬风人焉。”
《礼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以此推之，则古时女子出嫁，亦必悲啼，所谓“嫁娶不须啼”者，实即嫁时不须啼耳。张荫嘉曰：“凄凄二句从他人嫁娶时凭空指点，以为妇人有同一之愿。不从己身说，而己身已在里许。”袅袅，弱貌。蓰蓰，鱼尾长貌。二句谓钓者以竹竿得鱼，犹之男子以意气而得妇，结合之间，初不在金钱也。“沟水东西流”，象征夫妻之离散。古人云：“天生江水向东流”，而沟水则不必然，故隋庾抱诗云：“人世多飘忽，沟水易西东”。
（10）《陌上桑》（相和曲）：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绳，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一解）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否？”罗敷前置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二解）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以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间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
汉时太守、刺史有“行县”之制，名曰“劝课农桑”，实多扰民， [4] 此诗即其证也。诗中写罗敷之美，分两层，首从正面描摹，亦止言其服饰之盛。次从旁面烘托，此法最为新奇！然亦正以行者、少年、耕者、锄者逗起下文使君。见得“雅俗共赏”，有如孟子所谓“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者也”意。唐权德舆《敷水驿》诗：“空见水名敷，秦楼昔事无。临风驻征骑，聊复捋髭须。”数百年后犹能使人如此神往，足见此诗之艺术魅力。末段为罗敷答词，当作海市蜃楼观，不可泥定看杀！以二十尚不足之罗敷，而自云其夫已四十，知必无是事也。作者之意，只在令罗敷说得高兴，则使君自然听得扫兴，更不必严词拒绝。（请参阅拙作《汉乐府的诙谐性》）
倭堕髻即堕马髻，见《后汉书·梁统传》。《风俗通》：“堕马髻者，侧在一边。始自梁冀家所为，京师翕然皆放效。”《古今注》：“堕马髻，今（指晋）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按温庭筠《南歌子》：“倭堕低梳髻”，是唐时犹有为之者。帩头一作绡头，《释名》：“绡头，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沈德潜曰：“坐，缘也。归家怨怒，缘观罗敷之故也。”《汉书·隽不疑传》晋灼注：“古长剑首以玉作井鹿卢形。”古诸侯五马，汉太守甚重，比诸侯，故用五马。《汉书·酷吏·宁成传》：“（成）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今罗敷所以盛夸其夫婿者，亦至太守而极，盖一时观念然也。汉人似颇以有须为美观，如《汉书·霍光传》：“光长才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又《后汉书·光武纪》：“光武身七尺三寸，美须眉。与李通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又《马援传》：“（援）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皆其证。
盈盈冉冉，并行迟貌，二句一意，重言以成章耳。案汉世男女，皆各有步法。《梁冀传》谓冀妻能作“折腰步”，又《孔雀东南飞》云：“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此汉代女子步法之可考见者。《后汉书·马援传》：“勃（朱勃）衣方领，能矩步。”注云：“颈下施衿，领正方，学者之服也。矩步者，回旋皆中规矩。”服既为学者之服，则“矩步”当亦学者之步，与此诗所谓“公府步”者必自不同。此汉士大夫步法之可考见者。度其间方寸疾徐之节，必各有不同及难能之处，故彼传特表而出之，而此诗亦以为言也。闻一多先生云：“案古礼，尊贵者行迟，卑贱者行速，孙堪以县令谒府，而趋步迟缓，有近越礼，故遭谴斥。（见《后汉书·儒林·周泽传》）太守位尊，自当举趾舒泰，节度迟缓。此所谓公府步府中趋，犹今人言官步矣。”则是官步中，又有尊卑之别焉。（按《陌上桑》，实为我国五言诗歌发展史上之明珠，后世大诗人如曹植、杜甫、白居易等莫不为之醉心倾倒。曹《美女篇》“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系从此脱胎。曹乃建安作者，则此篇产生时代之早，固约略可见，其早于《孔雀东南飞》，则可断言耳。）
（四）叙事之类 汉乐府本多“缘事而发”（上述三类中亦多如此），故此类特多佳制，于当时民情风俗，政教得失，皆深有足征焉。乐府不同于古诗者，此亦其一端。盖古诗多言情，为主观的，个人的；而乐府多叙事，为客观的，社会的也。
（1）《雁门太守行》（瑟调曲）：
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民。少行宦，学通五经论。（一解）
明知法令，历世衣冠。从温补洛阳令，治行致贤。拥护百姓，子养万民。（二解）
外行猛政，内怀慈仁。文武备具，料民富贫。移恶子姓，篇著里端。（三解）
伤杀人，比伍同罪对门。禁鍪矛八尺，捕轻薄少年。加笞决罪，诣马市论。（四解）
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敕吏正狱，不得苛烦。财用钱三十，买绳礼竿。（五解）
贤哉贤哉，我县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
临部居职，不敢行恩。清身苦体，夙夜劳勤。治有能名，远近所闻。（七解）
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八解）
东汉民间乐府之有确实时代可考者，只此一篇。按《后汉书·王涣传》：“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少好侠，晚改节敦儒学，州举茂才，除温令，在温三年。 [5] 永元（和帝）十五年（103）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又能以谲数擿发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节录）盖即此篇所咏。 [6] 按和帝永元十七年（105）四月改元元兴，是年十二月帝崩，涣卒于元兴初，而此诗首云“孝和帝在时”，则是当作于殇帝延平（106）后也。
《后汉书·百官志》：“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东汉都洛阳，为河南尹所治，故得为令。致与至通，致贤犹至贤。料民贫富，犹《百官志》所谓“知民贫富，为赋多少。”移恶二句，按《宋书·乐志》及《涣传》注引此诗均作“移恶子姓名五篇著里端。”多出“名五”二字，此从《乐府诗集》删去。移谓移书，犹今言“行文”。《汉书·尹赏传》：“使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少年恶子。”师古注：“恶子，不承父母教命者。”按恶子即违法乱纪之坏人，其在少年，即一般所谓“恶少”，在旧社会，此种恶少，大都市最多。《说文》：“关西谓榜曰篇”，篇著，犹言榜示，揭示。《后汉书 ·循吏·王景传》： “景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
乡亭。”是其证。里谓乡里，东汉里有里魁，掌一里百家。（见《百官志》）端者，里中显目之处。所以如此者，欲使四方，明知其为恶人，以示戒也。《百官志》云：“民有什伍，善恶相告。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周礼·地官》：“五家为比，使之相保。”是比亦五家也。盖谓凡伤杀人者，比伍与对门皆同坐也。《东观记》曰：“马市正，数从卖羹饭家乞贷，不得，辄殴骂之至忿。涣闻知事实，便讽吏解遣。”财与才通。《汉书·宣帝纪》：“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注：“折竹以绳绵连禁御，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籞。”此亦谓假与贫民田，才用钱三十，便可买绳理竹以治其地也。礼，理也。按以上诸事，传多失载，此乐府有以补史之阙文者。
（2）《陇西行》（瑟调曲）：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否。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青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张荫嘉曰：“此羡健妇能持门户之诗。旧解皆云中含讽意，盖因妇人宜处深闺，不应自应宾客也。然玩诗意，以凤凰和鸣，一母九雏兴起，则此好妇之无夫无子，自可想见。门户既借以持，宾客胡能不待？篇中绝无含刺之痕。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惟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夫无子，自出待客之不得已来。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有关。”张氏以此为羡健妇能持门户之作是矣。惟又谓此健妇为无夫之寡妇，则尚有可议。按《汉书·陈遵传》：“初，遵为河南太守，而弟为荆州牧，当之官，过长安富人故洛阳王外家左氏，饮食作乐。后司直陈崇闻之，劾奏遵兄弟曰：始遵初除，乘藩车，入闾巷，过寡妇左阿君，置酒歌讴，遵起舞跳梁，顿仆坐上，暮因留宿。遵知礼不入寡妇之门，而湛酒溷淆，乱男女之别，臣请俱免。”（节录）观此，可知汉时习俗。既云礼不入寡妇之门，则为寡妇者亦自不应置酒待客。信如张氏之说，则此妇不得称好妇，而此客之来，亦如陈遵兄弟先为失礼矣。好妇之夫，自可行役在外，似不必定解作“无夫”也。
按《汉书·艺文志》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之目，此篇题为《陇西行》，而其所表现之女性，亦复豪健有丈夫气，与其他诸篇，如《东门行》、《艳歌行》、《白头吟》等之第为文弱者迥异，当即所采《陇西歌诗》也。至其所以特异之故，则由于地气与环境之关系。班固尝两著其说，《汉书·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秦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小人有勇而无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又《赵充国传》赞云：“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夫男既如此，女当亦然，此篇中所以有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之文也。所惜班氏于此种慷慨歌谣，皆未记录。今之所存，吾人亦难辨别。此篇虽可确认为出于陇西，然是否为西汉所采，在《艺文志》所列“《陇西歌诗》九篇”之内，吾人亦无法断言。向使班氏一载其词，则此歌时代，便成铁铸。而吾人于五言诗体源流之探究，将更得一有力之佐证，其嘉惠后学，岂有既乎？！
（3）《相逢行》（清调曲）：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噰噰，和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
《乐府古题要解》：“《相逢行》，古词。文意与《鸡鸣曲》同。”按《鸡鸣》兼讽兄弟不相顾，此则专刺富贵家庭之淫乐，亦微有别。曰夹毂问君家，曰易知复难忘，意存讥诮，而语自浑成，盖以才能德行为仕宦者，更不待问而后知也。黄金以下，一路写去，似句句恭维，实句句奚落。作使犹役使。邯郸，赵地。倡，女乐也。《汉书·地理志》：“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又云：“赵中山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 ，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汉诗多言燕、赵、邯郸，知其俗至汉犹然也。丈人解不一，此为妇尊舅姑之称。
（4）《长安有狭斜行》（清调曲）：
长安有狭斜，狭斜不容车。适逢两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复难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纻，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调丝讵未央。”
李子德曰：“既曰无官职，又曰衣冠仕洛阳。世胄子弟，当自丑矣。此篇所刺尤深，汉诗亦不多得。”按卖官之风，虽自西汉已开其端，然不如东汉之甚，此篇殆对当时以入钱为官者而发，故有“衣冠仕洛阳”之语。如《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161）七月，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又《灵帝纪》：“光和元年（178）十二月，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187），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节引）官爵之滥如此，汉安得不亡，而民间又安能无刺乎？
（5）《上留田行》（瑟调曲）：
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
《古今注》云：“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讽其兄。”按“亲父子”，犹云一父之子，谓同产兄弟。《孔雀东南飞》云“我有亲父兄”，亦谓同产兄也。李子德以为似讽父之听后妇而不恤前子，恐误。回车一问，始知果然为“亲父子”，故不胜慷慨。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故曰闻者足戒。
（6）《妇病行》（瑟调曲）：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闭门塞牖舍，孤儿到市。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从乞求与孤买饵。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写母爱极深刻。“当言”二句，传神之笔。“舍”即房舍，牖舍连文，正汉魏诗古朴处，亦如舟船、觞杯连文之类。下文云“空舍”，即根此舍字来。曰“两三孤子”，则知孤儿非一，逢亲交乞钱，是大孤儿；啼索母抱，是小孤儿，盖幼不知其母之已死也。惨状一一从亲交眼中写出，徘徊弃置，盖有不忍言者矣。亲交犹亲友，汉魏时常语，如《善哉行》：“亲交在门”，曹植诗：“亲交义不薄”，皆其证。“行当”犹今言不久就要。《旧唐书·张嘉贞传》：“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 及之。”“折摇”犹折夭，谓孤子。尔，如此也。“行复尔耳”，谓妻死不久，即复如此，置子女于不顾也。吴旦生曰：“乱者，乐之卒章”。
（7）《孤儿行》，一曰《孤子生行》（瑟调曲）：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风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后母之憎前子，兄嫂之疾孤弟，几为吾国数千年来之通病，此亦一社会问题也。沈德潜曰：“泪痕血点，凝缀而成。”信然。观南到九江，东到齐鲁，此篇疑亦秦地歌谣，班固所谓“慷慨”者也。“行取”犹行趣，趣与趋通。古者屋高严皆名为殿，不必宫中。错，石也。菲，粗屦也。《汉书·朱云传》：“云攀槛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与此“下从地下黄泉”语法正同。惟此处复黄泉二字，此当为音节关系，犹《妇病行》“连年累岁”叠用之类。下从地下黄泉句后，忽然荡开，间以“春风动，草萌芽”二语，令读者耳目心情，随之一豁，然后再折回本题，转到收瓜事上，所谓乐府之妙，往往于回翔曲折处感人者，此类是也。后世长短句，惟李后主《浪淘沙》“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颇同此神味。
（8）《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乐府古题要解》云：“此诗，晋宋入乐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骝马》。（见《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十五从军征以下，古诗也。”则此篇在汉虽为古诗，而在晋、宋则尝播于乐府，缘附录于后。《后汉书·光武纪》：“至是野谷旅生。”注云：“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按江总诗“旅竹本无行”，又张正见诗“秋窗被旅葛”，皆指野生者。范大士曰：“后代离乱诗，但能祖述而已，未有能过此者。”（按汉制：民年二十三为正卒，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五十六岁免兵役。核之此诗，特欺人耳。按沈约《宋书·自序》：“伏见西府兵士，或年几八十，而犹伏隶”，唐令狐楚《塞下曲》亦有“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之句，又知不独汉代为然也。）
两汉民间乐府，大部具如上述。凡两汉之政教吏治，民情风俗以及思想道德等，吾人于此皆得窥其梗概焉。后世乐府既不采诗，文人所制，又多缘情绮靡，故求如汉作之足为论世之资者，乃绝不可得。下迄于南朝之清商，五季之艳词而极矣。
附录 黄节先生《相和三调辨》
关于郑樵《通志》及郭茂倩《乐府诗集》所云“相和三调”，即平调、清调、瑟调，近颇有误解。陆侃如《诗史》卷上一九八页引梁任公先生未发表文稿，云“惟《清商》为有三调，而《相和》则未闻有之。”意盖谓三调乃属于《清商》，与《相和》绝不相干，“相和三调”之名称，根本不合。实则《宋志》所载《清商三调歌诗》，其中自有汉《相和曲》也。故郭茂倩论《清商》云：“《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正乃推本《宋志》，初无不合。今将黄晦闻先生辨正一文，附志于此，览者当可释然矣。原文如下：
《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
从《宋书·乐志·相和》及《清商三调》中录出古辞与楚词钞之篇名，凡十七曲如下：
（1）《江南可采莲》 （2）《东光乎》 （3）《鸡鸣高树颠》 （4）《乌生八九子》 （5）《平陵东》 （6）《今有人》 （7）《上谒》 （8）《来日》 （9）《东门》 （10）《罗敷》 （11）《西门》 （12）《默默》 （13）《白鹄》 （14）《何尝》 （15）《为乐》 （16）《洛阳行》 （17）《白头吟》
此十七曲，《宋志》所谓：“相和，汉旧曲也。”
从《宋书·乐志》所云：“本十七曲，朱生、宋识、列和等复合之为十三曲”，以求由十七曲合而为十三曲之证据，录《宋志·相和》十三曲之篇名如下：
（1）《驾六龙》 （2）《厥初生》 （3）《江南可采莲》 （4）《天地间》 （5）《东光乎》 （6）《登山而远望》 （7）《惟汉二十二世》 （8）《关东有义士》 （9）《对酒歌太平时》 （10）《鸡鸣高树颠》 （11）《乌生八九子》 （12）《平陵东》 （13）《今有人》（合《弃故乡》、《驾虹霓》为一曲，名《陌上桑》）
此十三曲中，惟《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今有人》六曲为相和汉旧歌。其余则魏武帝、文帝辞也。宋志所谓，“合为十三曲者”，谓合汉相和旧歌六曲及魏武帝文帝歌辞七曲（《宋志》载九曲，因《弃故乡》、《驾虹霓》二曲合并《今有人》为《陌上桑》，故止得七曲）共为十三曲也。
从《宋书·乐志》所载《清商三调歌诗》中，录出《汉相和旧歌》篇名如下：
（1）《上谒》（即《董逃行》古词） （2）《来日》（即《善哉行》古词） （3）《东门》（即《东门行》古词） （4）《罗敷》（即《艳歌罗敷行》古词） （5）《西门》（即《西门行》古词） （6）《默默》（即《折杨柳行》古词） （7）《白鹄》（即《艳歌何尝》古词） （8）《何尝》（即《艳歌何尝行》古词） （9）《为乐》（即《满歌行》古词） （10）《洛阳行》（即《雁门太守行》古词） （11）《白头吟》（与《擢歌》同调古词）
此十一曲，皆汉相和旧歌。其余二十四曲（《宋志》所载《清商三调歌诗》，共三十五曲）则为魏武帝、文帝、明帝及东阿王之词，合为三十五曲，《宋志》所谓“荀勗撰旧词施用”者也。是故《清商三调》三十五曲之中，有十一曲为《汉相和旧歌》，故《通志》四十九云：“自《短歌行》以下，晋荀勗采撰旧词施用，以代汉魏，故其数广焉”者也。梁任公云“郑樵读《宋志》时，似将‘清商三调荀勖撰’一行，滑眼漏掉”云云，任公未细检《通志》耳。
如上，据《宋志》考得《相和》十三曲中，有《汉相和旧歌》六曲。《清商三调歌诗》三十五曲中，有《汉相和旧歌》十一曲。由此可知，《三调》中有《相和》矣。
梁任公论乐府诗歌谓：“郑樵《通志》有大错误一点，在把《清商》与《相和》混为一谈，殊不知惟《清商》为有《三调》，而《相和》则未闻有之。《宋志》录完《相和》十三曲之后，另一行云，《清商三调诗歌》，荀勗撰旧词施用者。此下即分列《平调》六曲（案《宋志》平调五曲非六曲也），《清调》六曲，《瑟调》八曲，则三调皆属于《清商》甚明。而郑樵读《宋志》时，似将‘《清商三调》荀勗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把《宋志》所录诸歌，全部归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调》等名目”云云。梁氏之言，未细观《宋志》，遂冤及郑樵，故作此篇以辨之。二十二年（1933）三月黄节识。
* * *
[1] 乾按这里的单辞，犹偏辞，即一面之词，单方面无对证之辞。《尚书·吕刑》：“明清于单辞。”孔颖达疏：“单辞，谓一人独言，未有与对之人。”《后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李贤注：“单辞，犹偏辞也。”又《朱浮传》：“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李贤注：“单辞，谓无正（证）据也。”复按下文“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数语，可为印证。与文字的长短繁简无关。王运熙先生说：“所谓‘单辞’，当指文字短小、简单的歌辞。”（《乐府诗述论》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第425-429页。下称王著）未免望文生义，恐误。
[2] 乾按《后汉书·王涣传》：“（民）每食辄弦歌而荐之。（注：古乐府歌曰：孝和帝在时……）永初二年（《乐府诗集》误作‘永嘉二年’），邓太后诏曰：‘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逝。百姓追思，为之立祠。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据此可知《雁门太守行》“时政之得失系焉”，正是朝廷“用以考察王涣政绩的风谣”，并非单纯“纪念的作品”。王涣是死在任上的，故黜陟不限生前，身后追加，亦往往有之。《雁》诗本为《古乐府歌》，不只是“不合乐的歌辞”。《后汉书·五行志一》载《董逃歌》，《乐府诗集》引崔豹《古今注》曰：“后人习之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儆诫焉。”杜文澜《古谣谚》卷六从《后汉书》中辑录东汉所采风谣90余篇，包括《岑熙歌》、《樊晔歌》、《崔瑗歌》等长篇。《晋书·刘曜载记》有《陇上歌》，“曜闻而嘉伤之，命乐府歌之”。《乐府诗集》收在杂歌谣类，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认为“原可编入杂曲”。梁武帝曾诏曰“观政听谣”。故本书关于《雁门太守行》是东汉采诗用为黜陟、因以入乐之明例的论断无误。
[3] 乾按《东门行》本词，过去曹道衡先生曾怀疑“为当时乐官配乐时作的另一种歌辞”（《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并被一本《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13页）引用了。但是后来曹先生又实事求是地作了更正，认为“现在看来，难以据此得出非‘本辞’而是乐官所作的结论。”（《两汉诗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9页）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汉魏乐府本词凡10篇，计汉乐府《东门行》、《西门行》、《白头吟》、《满歌行》4篇和曹操、曹丕、曹植各2各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介绍《乐府诗集》说：“其古词多前列本词，后列入乐所改。”（应是“其古词多前列入乐所改，后列本词”，所以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说：“本编先列本辞，后列晋辞，和《乐府诗集》相反。”）此说虽有误，但毕竟注意到了本词。现在的《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介绍《乐府诗集》，采用《四库提要》的说法，却唯独不提“本词”。借重“本词”来区别晋乐所奏的古词，是《乐府诗集》的一个特色。所谓本词，就是原作，就是《通志》所说的“在此古辞之前的始作之辞”，是汉魏乐府中一个不应忽视更不可否定的存在。
[4] 《汉书》卷七十六《韩延寿传》：“延寿在东郡三岁……入守左冯翊，岁余，不肯出行县。丞掾数白：‘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扰。 ’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一出劝耕桑。延寿不得已，行县至高陵。”此为《陌上桑》产生之历史背景。度当时类此扰民之事，定复不少。
[5] 乾按《东观汉记》载《河内谣》：“王涣除河内温令，商贾露宿，人开门卧，人为作谣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遂迁兖州刺史。”东汉因谣言而为黜陟，采风谣以考察王涣政绩，此又一例。
[6] 乾按汉乐府《雁门太守行》有二篇，一为“此篇所咏”，即本书所录《乐府诗集》卷三九所收晋乐所奏八解，凡47句，203字；一为汉本词，即《后汉书》卷一百六《王涣传》“每食辄弦歌而荐之”句注引《古乐府歌》，凡25句，111字。现照录如下：
古乐府歌曰：孝和帝在时，洛阳令王君，本自益州广汉蜀人。少行官，学通五经、论。明知法令，历代衣冠。从温补洛阳令，化行致贤。外行猛政，内怀慈仁。移恶子姓名五，篇著里端。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清身苦体，宿夜劳勤。化有能名，远近所闻。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代，莫不称传也。
很明显，这首《古乐府歌》才是当时百姓“每食辄弦歌”的歌辞，而不是那篇晋乐所奏，但由于《乐府诗集》漏收，遂将两篇混为一谈，如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晋乐所奏较此篇增加22句、92字，其余殆同，按照《乐府诗集》的体例，这首《古乐府歌》当是《雁门太守行》的汉本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