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乐府不采诗，故叙事之作独少，然亦非绝无其作也。盖魏世乐府，虽出摹拟，而摹拟之中，往往亦具创作之意，即前人所谓“借古题，写时事”是也。从其“借古题”一点言之，固属摹拟因袭，从其“写时事”而论，亦自不失为创作。此其风盖自曹操开之，如所作《薤露》、《蒿里》二篇，即为借汉《挽歌》旧题，而写当时董卓作乱之事者。惟以地位环境关系，其所写之事，要为个人之事，贵族之事，终觉与民间无涉。故求其能约略表现此一时代民间情俗社会状况之作，乃不在以乐府著称之曹氏父子，而转在曹氏父子以外之第二流作家，如王粲，阮瑀，陈琳，左延年诸人。故今总为一章，合并叙述，亦魏世之民间乐府也。
王粲字仲宣，山阳人。献帝西迁，粲徙长安，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后曹操辟为丞相掾，魏国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年四十一。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以为宿构。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乐府，有《从军行》、《七哀》等篇。而《七哀》“西京乱无象”一首，叙汉末乱离，生民涂炭之惨，尤有足感者。诗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乐府古题要解》云：“《七哀》起于汉末。”按曹子建《怨诗行》，《文选》题作《七哀》，然则所谓《七哀》者，固乐曲之一也。
粲依刘表，时年十七，当献帝初平之三年，《后汉书·献帝纪》云：“初平三年（192）夏四月，诛董卓，夷三族。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氾、樊稠、张济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吏民死者万余人。李傕杀司隶校尉黄琬，司徒王允，皆灭其族。”盖即此篇所咏。遘与搆通，豺虎谓李傕等。沈约所称“仲宣灞岸之篇”，又杜诗“群盗哀王粲”、“豺遘哀登楚”，皆指此作。《毛诗·曹风·下泉》序云：“下泉，思治也。曹民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按吴旦生《历代诗话》云：“灞陵，文帝所葬处，故接以‘泉下人’，其云‘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陶渊明诗‘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正同意也。今本作‘下泉人’，遂谓《下泉》，《曹风》诗篇，其诗有‘念彼周京’之句，正是望长安而有感。其说反觉支离。”录备参考。）
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少受学蔡邕。曹操辟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建安十七年卒。亦为七子之一。其乐府诗有《驾出北郭门行》：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塚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后母之虐，古今多有，诗歌所咏，则亦罕见。《谈艺录》云：“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盖叙事辞缓，则冗不精，翩翩堂前燕，叠字极促，乃佳。阮瑀《驾出北郭门》，视《孤儿行》大缓弱不逮矣！”按此篇亦自平实可法，又魏世作者，或述酣宴，或伤羁旅，其能留意下层社会，敷陈民间疾苦，如此作者，殆如麟角凤毛，未可以文艺之末事少之。结作劝戒语，亦乐府之体宜尔也。
陈琳字孔璋，广陵人。避难冀州，袁绍使典文章，尝为檄讨曹操，丑诋操父祖，绍败后，操释前嫌，使与阮瑀并管记室。亦当时七子之一。有《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侍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张荫嘉《古诗赏析》曰：“往谓六句，设为卒往告吏求归，吏惟饬卒急筑，卒再与吏析辩往复之词。长城四句，言如此工程，宁有尽日，将来夫妻相聚，真绝望矣。作书六句，第一番寄答。去书但嘱‘便嫁’，来书但责‘何鄙’，不忍直言必死边地也。身在至末十句，第二番寄答。寄辞六句，以在祸难，说明不忍稽留之故，复言生男不如生女，用古辞语，以见己之必死边城。答辞四句，表自己之亦当从死，而夫之死，终不忍言，只以‘苦’字代之，得体。”按此篇误解者甚多，致标点失实，张氏之说，盖本诸其师沈德潜《古诗源》，而特见曲尽，最为可从。《太平御览》五百七十引杨泉《物理论》曰：“始皇起骊山之冢，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此则张氏所谓“用古辞语”者。程谓课程，《汉书·景十三王传》：“杵舂不中程辄掠。”师古注：“程者，作之课也。”官作犹官役。“举筑”句，谓歌邪许。《淮南子·道应训》：“令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盖言同声用力也。
长城为吾国历史上最伟大之工程，自战国以来，代有修筑，其间盖不知牺牲多少人民生命，故一见于民歌，再见于乐府。惜汉古词不传，蔡邕所作，亦未切题，其直接摹写长城给与民间之痛苦者，孔璋此作，实为首屈一指。意当时或亦有修筑长城之事，故孔璋借古题以咏之。
左延年，生平无考。《宋书·乐志》称其“妙善郑声”。《晋书·乐志》亦云“黄初中，左延年以新声被宠。”约可知为一妙解音律之人。其所作杂言《秦女休行》一首，于三曹七子外，亦别具风趣。其词云：
步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复雠。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雠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辞：“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快，弟言无道忧。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罗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
盖叙述烈女复仇之事者。与晋傅玄《庞氏有烈妇》咏庞娥亲复仇事甚相类。惟此篇本事，别无可考，不敢遽断其为时事，抑为故事耳。按自东汉之末，私人复仇之风特炽，贤士大夫，又往往假以言辞，遂致不可遏抑。如《后汉书》六十一《苏不韦传》：“不韦父谦为李暠所害，不韦乃凿地达暠寝室，杀其妻儿。复驰往魏郡，掘其父阜冢，以阜头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愤恚发病欧血死。士大夫多讥不韦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则谓‘子胥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卒，岂如苏子单特孑立，靡因靡资。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方之于员，不已优乎？’议者于是贵之。”（有删节）又如《三国志》二十四《韩暨传》：“暨庸赁积资，阴结死士，遂禽陈茂，以首祭父墓。由是显名。”夫复仇，非以为名高者也，而名乃由是显，则当时习俗可知。故魏文当即位之初，即下诏禁绝。《魏志》二：“黄初四年（223），诏曰：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 ！”观此一诏，则其风尤可见。延年此篇之作，及所咏之事，并当黄初四年以前，亦足以观一时之风俗焉。 [1]
白杨刃者，即白杨刀，《淮南子》：“羊头之销。”高诱注：“白羊子刀也。”羊杨通。宛，地名。属南阳。《荀子》：“宛钜铁 。”杨惊注：“大刚曰钜。 ，矛也。”盖其地出矛。平生为燕王妇，其事不详，想亦作者随文渲染之词，未必实有其事，观上“休年十四五”句可知，乐府中多有此种夸诞不近情理处。“弟言无道忧”者，谓上失其道为可忧也，盖弟劝阻之词。
《诗薮》云：“左延年《秦女休行》，叙事真朴，黄初乐府之高者。傅玄《庞烈妇》盖效《女休》作者。词意高古，足乱东西京。乐府叙事，魏晋仅此两篇。”按傅作乃叙述故事者，严格而论，实不能谓为叙事作品。至魏世一代，若上文所举王粲《七哀》，阮瑀《北郭》，陈琳《饮马》，皆不失为叙事之作，亦不得云仅延年此篇然也。
魏自正始后，国势日非，乐府之作，亦顿形沉寂。大诗人如阮嗣宗，《咏怀诗》多至近百首，而乐府竟无一篇。惟嵇康有《秋胡行》七章，然亦备极悲观，且语涉玄虚，无关叙事，故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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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汉末年，报仇之事，史不绝书，今补录一二如下：《后汉书》卷八十二《崔瑗传》：“初，瑗兄璋为州人所杀，瑷手刃报仇，因亡命，会赦归家。”又卷九十七《党锢列传·何颙传》：“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病笃，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仇，以头醊其墓。”所可注意者，崔何二人皆儒生，崔且为《座右铭》之作者，并自言“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而亦手刃报仇，则当时社会风气可知。按同书卷五十八《桓潭传》载谭上疏陈时政所宜，有云：“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 ，而俗称豪健 ，故虽有怯弱 ，犹勉而行之 。”谭乃东汉初人，而其言已如此，则知颂扬复仇风之形成，由来已久。此诚当时一大社会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