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经济研究的三个阶段
正式把中国经济研究的问题提出来，正式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二十年的历史。我们今日来检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虽仍觉得很是有限，但如衡以这短促的时间，却就毋宁说是特别值得称许的。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从客观条件方面讲，大体可以说是得力于以次两点：即我们实践上的紧迫要求，和当代世界现实明确呈显了一部社会发展史的图样。而后一方面世界发展的总倾向，又显然是直接间接会在前一方面发生敦促作用的。
这里且就此种关键，来说明中国经济研究上的几个阶段。大体上，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几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七七事变”发生以前数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而由抗战至现在，则可算作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亦即在这里提称的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
我现在来分别简述这各阶段研究的特征及其全般动态。
第一个阶段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前后数年间，那大体是指着由民国十六七年到民国二十一年。这个期间何以特别会引起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要求呢？大家试回想到当时的社会政治上的变动情形，就很容易明了此点。
在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前，中国论坛上间或也有关于中国经济论述的文字，但无疑都是零碎片断的，而比较触到了中国经济之全般特质的作品，倒毋宁要数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而作为这次《宣言》之理论依据张本的民生主义，其重要点主要是放在积极的创建的方面，至关于非采行民生主义经济不可的现实经济基础的详细分析，则殊少说及。国民革命势力伸展到武汉、南京以后，由局势的大变，必然导来从理论上检讨实践归宿的要求，而在前此北伐过程中，在“五四运动”展开过程中，依学术思想解放所接触到的虽然是有限得很的新兴社会科学知识，却显然大有助于那种要求的实现，于是，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经济研究的问题提出了；集中在《新思潮》，《读书杂志》等刊物上的许多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如王学文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将来》，潘东周先生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以及主要由批判王、潘而引出的严灵峰先生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任曙先生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乃至主要由批判严、任而发表的刘梦云先生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伯虎先生的《中国经济的性质》，刘镜园先生的《评两本论中国经济的著作》和《中国经济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预测》，……差不多都是民国十八九年到二十一年这几年中发刊的。它们的中心论点在探讨中国经济具有何种性质。王、潘两先生都主张“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认定“在中国经济中占优势的，占主要地位的，是半封建经济”，而“所谓中国资本主义，所谓中国民族工业，仍处在资本主义初期轻工业的阶段”。反之，恰好与他们站在相反立场的严、任两先生，又认定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作为其理论前提的论点，是把小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同看待，是把外人在华资本与中国民族资本一同看待；既然中国人的小企业，外国人的大企业，“仅仅存在数量的差别，而没有质量上的差别，两者都是代表资本主义的势力……”（严）；“既然在中国境内的华洋两种资本主义，是当作统一中国经济看待的，那么，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及铁道资本等，再加上土著资本主义的银行、工厂、商店、矿山、轮船、铁道等，就足以压倒封建经济，而支配全国生活”（任），所以，“中国已达到了革命前俄国的经济基础”。刘镜园先生尽管大体上站在严、任同一的立场，但却觉得把中国经济遽以资本主义经济目之，似乎过火了一点，于是打一折扣，提出“落后资本主义”的名目来。中国经济性质的论争，虽不曾到此终结，但显然在这里告了一段落，即结束了我之所谓第一个研究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研究的最大收获，与其说是解决问题，毋宁说是提出问题，探究中国经济的性质，这已经可以说是科学研究的起点。我们今日把那时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翻读一遍，无疑会发现出许多幼稚而肤浅的议论；即使某一方面明白提出了迄今还视为相当健全的命题，比如所谓新思潮派（何干之先生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称王学文先生等为新思潮派）提出的“中国经济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云云，那同我们今日大家大体一致首肯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经济”，只不过是文字表现上略有区别。可是，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上，我在此着意的，毋宁是他们研究出他们那种命题，或支持他们的论点，所采取的方法。不论是他们抑是他们的反对者，都似乎只在“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半殖民地”、及“封建经济”一类名词上反复作注脚式的说明，分别摭拾一些中国经济上的表象，拿来与名词相比合。结局，他们彼此虽在要求研究中国经济的本质，而从他们的种种论断中显出来的，却不过是那种本质的极暧昧、极闪烁不定的片断；并且，他们的考察，还大体是局限在都市产业方面，或从消极观点，断定其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或从积极观点，断定其已发展扩大到支配全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阶段，至若作为都市产业依存基础的广大农村经济，是不大为他们注意到的，因为他们用以诠释中国经济性质的方法，还不允许他们把研究拓展深入到这个视野。
第二个研究阶段是指着由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这个期间。
这个研究阶段紧接着前一阶段，把前一阶段提出的问题，或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如其说，前一阶段研究的视野，大体局限在都市经济方面，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就大体移到了农村经济方面；但还不止此，前一阶段的研究，所着意的，无非是中国经济上比较突出的一些表象，和为了说明那些表象所需提论到的社会科学上的一些术语；而这一阶段的研究，就比较更接近中国经济的本质，同时也更接近了中国经济本质研究的方法论。
为什么时间相隔不久，研究上就有这种进步呢？我们原不忽视“九·一八事变”前后这些年间，正是新兴社会科学在中国学术界以快速步调传扬的时期，而苏联及日本社会科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更益以中外学术研究机关和社会事业机关，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金陵大学、华洋义赈会等所作的种种农村经济调查，显然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上采行更深入的步骤。较早的《广东省农业调查报告》，至一九二九年才全部出版；马扎尔（L. Madjar）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大纲》亦是同年草成，于一九三一年译成中文；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工作，系开始于一九三〇年，而于此后数年中，连续发表其调查研究结果；布克（J. L. Buck）的《中国农家经济》亦系一九三〇年出版。所有这些调查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著作的翻译介绍，都只能说是我们这一研究阶段的主观条件方面的准备工作，我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客观情势。
一九二九年以后的战后世界大恐慌爆发以后，中国在事实上已变成了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倾销政策的理想园地，益以国内政治的动荡，战祸与天灾的频仍，致使前此在第一次大战过程中，因利乘便发展起来的一点民族工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相继陷于绝境；而当时由农村动乱，由金融集中到若干特殊大都市，所变态兴盛起来的银行资本，遂相率把它们的活动对象，由都市移到农村。“复兴农村”的口号是由此提出来的。由原始蓄积方法从农村注集到都市的资金，俨然要由农村贷款的方式，回流到农村去。此即所谓“资金下乡”。这种“下乡运动”是一九三三年即民国二十二年开始的。农村在实践上被人们特别垂顾的时候，它在理论上也是必然会成为人们考察的对象的。
在当时，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定期刊物上，其一是由邓飞黄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其一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行的《中国农村》。集中在前一刊物中讨论农村经济问题的是王宜昌、王疑今、王景波、张志澄诸先生，集中在后一刊物上讨论同一问题的是孙冶方、钱俊瑞、薛暮桥、陶直夫诸先生。而在农村经济研究上表现了优越见解的陈翰笙先生，以及后来参加论争的千家驹先生都可算在他们一起。我们这里没有充分篇幅指出他们个别的题目与论点，在大体上，他们这两个壁垒，分别与前一研究阶段上呈现的两个壁垒，保有相当渊源上的联系，前一个壁垒中的研究者，如王宜昌诸先生，与上述严、任诸先生是采取同一立场，即认定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颇高，不但农产物，就连农村劳动力，也商品化得可观了，中国农村经济已大体是资本主义的了；后一个壁垒中的研究者如孙冶方诸先生，却又在相当修正的立场上，接受了王、潘诸先生强调中国尚是封建主义占着优势的说法。他们相互的辩驳，不仅把理论拓展到了研究的方法论上，拓展到了规定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上，并且就小农、就商品、就雇佣劳动、就原始市场等特定经济范畴，予以深入的探究。
如把这一次论争的是非存而不论，论争的内容与方法，显然是进步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对于方法论的论难，仿佛是在所研究的对象的中国经济、中国农村经济以外来进行，而所论难的有关农业上的诸经济范畴，又仿佛各自孤立着，而没有全部系统的联贯起来。
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需要再进一步，通过一种严密的方法论，把由都市到农村的全般经济事象，统合在一个体系之下，显示出其基本诸运动规律及发展倾向。
这是留待我们在中国经济研究第三个阶段应做的事。
第三个研究阶段，即由“七七抗战”起到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经历了七八年的岁月，与前两个阶段的时期比较起来，宁是相当的长了。到刻下为止，主观上客观上便利我们这种研究的条件，确不算少了。如在主观条件方面，前两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可供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参证。在客观条件方面，战争愈向前发展，我们原有的一点新式产业基础，愈无法保持；同时，一向被我们沿海都市方面的作者专家视为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大后方，又无所掩遮的暴露出了它的实相。而万分苦恼着我们的落后诸经济活动，如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及土地资本的活动，更逼着我们不再能获有否认封建传统经济成分占着优势的口实。现实把认识变单纯了。我们在战时没有在中国经济研究的论坛上，发现前两研究阶段那样的论争。
但是，战时不利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诸种因素，亦显然在极有力的作用着。
比如，战时的研究工作，因为受人力物力及其他种种限制的关系，一般是难得展开的。我们知道，战前许多关于中国经济研究有相当历史的刊物，如《中国农村》、《中国经济》、《食货》等等，都相继停刊了。然而，中国的事，毕竟有许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有研究价值的刊物或出版物，尽管因了战时的限制，无法继续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像有丝毫不受战时人力物力限制的出版情形存在着：战时有关经济研究的刊物，直如雨后春笋般丛生起来。每个有关经济的机关，如银行、财政、合作、税务、专卖、工矿、水利、农林、商业，殆莫不有它们的代表刊物，那些刊物除极少数外，其余包括较有权威性的《财政评论》、《经济汇报》、《金融知识》等在内，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特征，就是其中的有关中国财政经济的文字，不论是论述的，抑是提案的，一律在行所无事的把中国经济和现代其他先进国经济一视同仁的处理。有时，某个作者在某种场合，也强调着中国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太差太落后，但在其他场合，又满不在乎把它忘记了。他们这种研究作风，根本未触到中国经济的本质，可是，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就是，他们虽不曾明白论及中国经济的性质问题，在无形中，在他们的潜在意识中，已经在把中国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种超现实的研究作风，并不是始于战时，不过在战时更活跃，正如中国商业资本的破坏作用，并不是始于战时，不过到战时更形猖獗罢了。探究他们这种作风形成的过程，不是这里所要做的，但亦不妨指出以次两个关键：其一是，他们所据以研究讨论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百分之九十是渊源于全无历史观念，对各种社会的经济形态都一律看待的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学（其详细分析，见附论七《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又其一是，以前两个研究阶段对于中国经济性质论争的任何一方面，仿佛都不大注意到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中心的那些英美派学者（挽近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在英美的变种）的议论，这原因，一部分虽是由于那些学者除了谈谈货币金融一类问题而外，根本就不明白提到中国经济究有如何的性质（如马寅初先生题名为《中国经济改造》的那部大著，就是一个标本），另一部分则是由于那些谈论中国经济性质的人，又仿佛对于所谓英美派经济学者所据以立论的经济，多少有些隔膜，于是几次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的论争，都没有关涉到他们。他们在今日经济论坛上，在今日经济实践上，其所以取得了指导的立案者的地位，那除了基本上要从现实政治中去求得理解外，至少在几次论争上，把他们那种研究作风，那种对于中国经济的表象论的认识，轻轻放过了，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我们一方面在昌言把民生主义当作范围我们国民经济活动的南针与国策，同时却让这种没有历史性格，没有革命气习（其实，作为资本主义末期之代表意识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对于一切需要革新社会经济组织的国家，都只有反动作用）的经济意识形态，发生支配的领导的作用，“这已够令人稀罕，但最稀罕的，却是这种存在已久的事实，还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来”。（前揭《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一文中，有一节专论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对于民生主义经济由理论到实践的背离，可以参照。）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已经知道：在中国经济研究的现阶段，有以次两大任务须得完成：
在消极方面，需要对障碍着中国经济认识的诸般理论，特别是在目前同商业资本一样猖獗的那些商人意识，加以无情的批判。
在积极方面，需要依据正确的经济理论，就中国经济过渡的转形的性质，采用发展的，全面的及比较的方法，以发现出中国经济的若干基本运动的倾向与规则。
这两个任务显然不是很容易完成的。为了唤起大家共同向这方面努力的注意，我曾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词来。我无意像一般庸俗者一样，要建一个什么学派，而且学派也不是用名词建立起来的。不过说到这里，我倒想顺便提到以次有关的一件事体：
即我提出这个需要加一些限制才能成立的名词“中国经济学”，其企望达成的内容，与目前有人所强调的“中国国家经济学”是大有出入的，站在科学的研究立场上，在“中国经济学”中插入“国家”两个字，其意义是极其含混的，也是不易明确把握“中国国家经济”这个研究对象的。如果，其目的不在讲“学”，而在讲“术”，讲“政策”，讲“经济指导原理”，那与我所提倡的中国经济本身的科学研究的起点与程序，是两样的。
二 中国经济科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二重必要
从上面的说明，我们很容易明了：中国经济的研究，愈来愈使我们对它有进一步的认识。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正面的认识，固然在逐渐明朗化，而反对方面的意见，亦相伴着实践上的诸般错综复杂关系，在有意无意的向着更深一层或更有烟幕性的境地展拓。这就是说，随着认识的增进，随着研究视野的开展，与研究水准的加高，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研究的历史任务，也仿佛相应加大和加重起来。在这里，我想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说明我们对中国经济需要进一步作系统的科学研究的究竟。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讲罢。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经济学的研究，已由狭义的，逐渐推移到广义的了，狭义的经济学是如上面所说，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经济为研究对象，而所谓广义经济学，则是以包括资本制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的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经过了半世纪以上的时间，虽然广义经济学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它全部的研究成果，还只能保证广义经济学这门新兴学问或新兴科学可能成立的根基，距离它的圆满完成，其间还有一个相当长、相当曲折的历程。这是为什么呢？说来是颇不简单的。
人类社会有许多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基础；或者换一个说法，不同的历史时期，是由它们个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经济结构来区别的。目前最为一般人所公然主张或默认的诸历史时期，不是旧历史家用古代的、中世的、近代的，那一类时间上的形容词来表现的区划，那太含糊、笼统，不合科学的绳墨了。原始社会时代、奴隶社会时代、封建社会时代、资本制社会时代、社会主义时代，这个分法，虽然还有少数的社会经济学者，对其最初那个原始时代，乃至奴隶制与表现封建实质的农奴制间的关联，还有不大释然的地方，或者还提出了异议；但其他已为一般所公认。好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历史时期，既然大体不出上述这五个阶段，那么，以一切历史时期之社会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经济学，就显然是要研究这个别历史时期之社会经济变动的基本法则，现在，我在这里不是要指明那些法则是什么，而是要指明与我这里研究有关的一件基本事实，那就是：各相续历史时期发展的总动向。第一显著的，当然是我们可以诉之常识而判断的，由简单到复杂；但我们还需要从那种发展历程中，找出有助于科学说明的一个论据，即人类社会在愈早的历史时代，他们为维持生存，克服自然所表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愈益薄弱。这种论断如其不太远于事实，那么，说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那怕是处在同一历史阶段，愈会显示出个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为大。更具体的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英国的资本主义，乃至与远东日本资本主义间的差殊性，是没有欧洲封建制与东方封建制间的差殊性那么大的。在另一方面，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经济形态，依据我的推论，本质上，与东方奴隶经济形态的差殊性，是可能较之东西封建经济形态间的差殊性更大的。这就是说，进步的生产力，缩小了诸社会或诸国家间的距离。诸社会或诸国家间的相反影响，因生产力进步之故，已经无比的增大了。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大家看了这段话，也许有些觉得新奇，但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我不过将现代经济史学者们关于这方面分别表示的零碎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罢了。（著者正在撰述中的《自然力与社会生产力》一书，将对此有详细的解释。）
然则，上面这个像是新的意见的提出，同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究有什么关联呢？那首先叫我们明了：广义经济学，其所以不很容易完成，就因为它的研究，不仅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还以资本主义以前以后的诸种经济为研究对象。资本制以后的社会且不必说，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个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则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社会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法则，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比方说，全世界的封建制的最包括最一般的若干基本命题、基本法则，虽然大体建立起来了；但单单那几个基本命题或法则，是还不够充实广义经济学有关这一历史时代之社会经济现实的说明的。中国的封建经济型，在世界一般的封建制中，显出了极大的特点，而况，这个型的封建经济，还在这样大的领土上，经历过这样长的悠久岁月。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较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在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中国，其客观条件是怎样呢？……封建制，一般都是以农业生活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但中国农民之受封建榨取之源泉，却是一种复杂的形态。”（《伊里奇全集》卷二十，参见吕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第八六页）对于这“复杂形态”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一段话中，得到一些启示性的说明：“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中，发展的地方也颇不一致。这些未崩溃的封地，一旦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接触以后，立刻发生了市场的关系。于是以市场为目标的生产，就在力役劳动的复活中，在农奴制的再版中，生长起来。采用农奴制的封地，与早期资本主义关系相结合，并不是进步的表现。这种结合，只是证明了资本主义落后和农奴制再版的国家的经济生产的停滞性和落后性而已（例如俄、德、波、罗）。”这是苏联学者莱哈尔德在其所著《前资本主义社会史》中关于俄、德、波、罗诸国在十八、十九世纪开始接触资本主义以后所发生的复杂经济状态。但这种说明，虽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实质，却颇不够；虽可能大有助于所谓广义经济学的建立，但如其对中国经济作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那就不但广义经济学，就是经济史学，亦将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本来，理论上每一度新的成果，都将大有造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新的实践，但我们在这里却得鞭辟近里的看中国经济的科学研究，该是如何为我们经济改造实践上所期待。
大家试想：中国讲“维新”，讲“改革”，讲“建设”，是同西欧资本国家势力接触不久以后就正式开始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一把太平天国的乱事平定了，就于一八六二年仿照外国的方法，建立有关军需品的制造厂，中经张之洞一般人的提倡，到后来亦为一般所提倡。但经历世纪四分之三的长期岁月，我们社会在外形上像是有些改变了，并且那些改变，似与“维新”、“改革”的要求无大关联，甚且是反乎那种要求的，结局，我们的社会在骨子里，还顽固的保持几千年的传统。这原因，将如何去分释呢？外力的束缚当然是大家可以不假思索而举出的答案。但我们稍读一点近代史，便知道除英、法这两个国家外，一切较后发达的近代国家，如像德、美、日、俄等等，它们向着现代的路上走，都曾受到外力的压制，所以，把这种维新无效，改革无成的责任，完全诿诸外力，似乎不尽切合事实。本来，叫压迫束缚我们的外力，多担当一点责任，并也不是一件怎样说不过去的事，但最可虑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或认识，会妨碍我们去反省去探究那种阻碍现代化进行的其他较基本的或与外力同样重要的原因。旁的我们暂且不说，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我们革新实践上，已不难想到我们国人无论在朝在野、在政论上、在学术论坛上，对于我们国家需要变革的途径，似乎都没有明确的把握着。自然，在这当中，我们应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经济改造原理，确实很正确的把那种途径指明了，并且那种原理及其政策的提出，已很明显的证示过去的维新，过去的变革，如以开设工厂、修造铁路、建造轮船为内容的维新和变革，根本就未触到我们社会需要维新变革的痛处。然则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已经提出了相当长久，为什么还不曾脱却那种主张的阐扬的阶段呢？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我这里却只须指明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一点，那就是在民生主义提出以前障碍着李鸿章，张之洞一流人物之革新意识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恐怕在某种程度，也在民生主义提出以后，还障碍着我们的政论家与经济建设论者们。换句话说，就是由于中国过去封建经济，对其他国家表现了极大的特殊，即其他国家的封建基础，是建立在领主经济之上，土地不得自由买卖，与土地相联系的劳力，不得自由移动；中国的封建基础，是建立在地主经济之上，土地大体得自由买卖，劳力大体亦得自由移转，土地与劳力或劳动力的自由变卖移转，是资本制的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基本前提。因为在资本制的社会，一切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是都要被要求着商品化的，假使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不论是物的，抑是人的，其买进卖出受着制度的限制，不能自由移转，那就不但从事任何产业经营，无法积累到大量的资金或大量的劳力，那种经营的产品，也就无法计算出价值，也因此故，无法计算出真正的利润，对于地租、工资等等，都无法成就现代的形态。这一来，并不是说，难得建立起资本制经济的诸基本法则，事实上，根本就无从建立起资本制经济本身。惟其如此，每个现代国家在开始现代化的当时，殆莫不经历一种从封建解放土地，解放劳力的土地改革，并且，还依照它们个别改革土地的彻底程度，决定它们后来资本制发展的进步程度。在各国如此，其在中国，就有点使人想不通的跷蹊地方了。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土地与劳力，在中国的特殊封建制度下，既然一向是自由移转的，于是在理论逻辑上，中国要走上资本主义之路，就似乎无须乎经过他国所曾分别经过的土地改革。莫说中国人不懂得科学，不懂得理论逻辑，他们，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其他后来大大小小的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就像很敏感的，依据这种想法，企图让中国旧社会制度原封不动，而在它的上面，建立起他们所期待的现代经济秩序来。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昌言民生主义的正确性，等到考虑实践问题，却似乎在根据不动弹原有的社会经济，亦可从事现代建设的那一套“轻便而低廉”的理论，把民生主义放在脑后了。如其我们据此说他们对民生主义信念不够真实，也许他们是不大首肯的，其原因究竟安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思考法：就我想，或许可以归咎于中国过去封建制的烟幕性太大，明明是封建的，却从土地及劳力的自由移转的外观上，显出现代资本制的姿态来，如其说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能为我们分担那种信念与实践相背离的责任，归根结底又要由我们对民生主义的阐扬，不够深入，不够详尽，不够科学，或者说，由我们对民生主义所据以产生的中国经济本身的认识，还有些矇糊。真正科学的研究，是不能凭外观的现象来下判断的。
中国封建制上的那种土地劳力自由，是中国封建制较特殊的地方，也是它比之其他各国的封建制，较为进步的地方。可是，它从这里所表现出的自由，不仅对资本制所要求的自由，有极大的距离，在本质上，甚且可以说不是资本制所要求的那种自由，就因此故，它的进步性，至多，也只是就封建制来说的，而绝不是就资本制来说的。惟其它虽较为进步，在本质上仍是封建的，它就在那种自由的外观下，隐蔽着许多妨阻资本制发生发展的实质。那些实质究何所指，我在这里暂不作详细说明，我所要指明给大家的一点，就是我们以往在实践上作出了的许多徒劳的努力，其关键在于大家只感知到或直观到中国经济的外观，而不曾科学的去分析它的实质。即是说，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太隔膜了。这种积习太深了。为了矫正由认识矇糊引起实践上的凌乱步骤，加强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研究，是更有其必要的。
三 研究中国经济应依据的几种科学及其应采用的几种方法
（一）依据的几种科学
我在前面的说明，似乎已经暗示出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所应依据的那些科学了。本来，无论从事那一方面的科学研究，都不免要直接间接涉及许许多多的科学知识的领域，可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来研讨的意旨，如其仅只如此，那又变成了不十分必要的冗谈。
中国经济研究到了现阶段，按照挽近新兴科学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按照我们社会实践上的紧迫要求，它是可能应该有较大的成就的。对于以往一切阻碍我们对于中国经济性质明确认识的诸般观念上的尘雾的清除，亦应该是有较大效果的。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其所以还在许多方面，许多场合，落在进步的实践之后，那在肯定物质利害关系作祟之外，还得归因于一般人看轻了中国经济研究的准备工作。我现在且不忙解说研究中国经济，应有如何的准备，并如何去准备，姑先就我个人认为研究中国经济，至少应相当透彻了解的以次三种科学，分别来述说其究竟。
（1）经济学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应依据经济学，依据一般经济原则及其诸般研究结论，那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事。在实际上，研究经济学，也就是通过经济学，来间接求得经济学上所体现着经济事象的理解。比如，我们研究亚丹斯密（Adam Smith）或里嘉图（D. Ricardo）的经济理论，同时正好是在研究他们那些理论所依以展开英国十八九世纪之交的经济现实。不过，经济理论毕竟是由诸般具体经济事象抽象了的一般的概括，它尽管在如何贴切的反映着经济现实，我们主要还是拿它的研究结论或基本概念，去认识，或者去辨识有关的经济事象。
但这里会发生一个问题，即英国资本主义的法则或经济学，拿它去解说或证验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它是有它的妥当性的。如像中国这样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或者尚保存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的过渡经济形态，如其依上述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来说明，那不是凿枘不入么？是的，假如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或经济法则来研究中国经济，即使不能全部适用，至少总有一部分或者资本主义化了的那一部分适用；即使不能完全从正面来确证其是些什么，至少总可从反面来说明其不是些什么。这即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至少总在某种限度，有助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理解。
然而问题是不能这样机械的来求解决的。
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亦并不是同一的内容。所谓至少一部分有助于中国经济理解的经济学，只能限于前期的资本意识形态。那时资本阶级还是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还是站在对传统封建求解放求自由的革新者的立场的；照应着这种事实，当时的经济理论，可能充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基本动态，并且也可能部分的用以说明我们中国这种处在资本发生期中的经济实质。然而过此以往的所谓流俗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它就不但不能拿来证验或解析我们这种社会的复杂的经济形态，甚且不能成为它所因以产生的社会的经济事象的反映，而反为其实质，其基本动态横被掩罩的烟幕。因为把资本社会的根本危机如实暴露出来，那不是现阶段的资本家所期待于他们经济学家的。
流俗经济学的集大成，是所谓奥大利学派的经济理论；而在挽近盛极一时的，在世界经济愈陷于困厄，陷于衰落，反而愈显得活跃而繁昌的，也是这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岁论。资本家世界，在本国需要利用这所谓有闲的消费的金利生活者的经济学，以掩饰其现实，在其所寄生托命的落后地带，尤需要利用这种经济学，一方面不让落后地带拆穿了它的西洋景，同时更不让落后地带看出自己困厄的症结。如其说，启蒙的古典的社会经济意识的输出，是先进资本社会在商品输出时代的“天真”，则反动的极端保守的社会的经济的意识的输出，就是它在资本输出时代的“矫饰”。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买办的”经济学，也愈来愈失去了前几十年的图变法图富强的“火气”，而像炉火纯青似的安于现状，不时仅嚷出一些不着边际的建设语辞以敷衍场面了。这说明我们已深深的中了这所谓消费经济理论的毒，它在我们对于自己的经济认识上，仍在施放着浓密的烟雾。
但尽管如此，如前面所说，我们社会或经济界的另一视野，却又在不绝扫除那种烟雾，而增加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这原因，单就经济学方面讲，就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已经逐渐知道需要把带有进步性的批判性的经济学，去代替那种保守的缺乏历史性格的有闲阶级经济学了。
然则前面这种批判性的经济学，为什么特别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研究呢？那有以次几种原由：第一，我们知道，批判经济学本身，就在某种限度，继承有古典经济理论的传统，古典经济理论不但包含有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并还因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前期，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所由成长的历程及其遭遇；第二，批判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全历史及其反映的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批判对象；资本主义临到转形期必然加强帝国主义政策，且必然以落后地带人民为牺牲的诸般经济定律，是批判经济学最生动最富有警惕性的内容，应用它来究明我们中国经济的实质，那是决不会陷在文化侵略意识所设的迷阵中的；最后第三，批判经济学彻头彻尾贯透着新论理学的神髓，新论理学对于社会事象的发展演变，特别强调质变，强调否定的契机。即是说，有了这种哲学精神的批判经济学，它随时会指点我们：一个社会的旧的基本生产诸关系未经过质变，未被否定，任何革新的或者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技术条件的“输入”，都不易生起根来。
不过，批判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虽有上述这种种启迪作用，但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的，我们知道了若干批判经济学的概括公式或术语就行的。机械的公式主义者对于中国经济认识的隔膜，并不比流俗经济学者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后者尚是行所无事的把中国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来处理，前者却引经据典的来说明我们已经是资本的商品经济社会。
批判经济学是比之资本家经济学更高一级的东西，对于它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它在实际上的应用，是非经过更洗炼的消化不行的。
（2）经济史学 现代经济史学是在经济学成立之后许久才逐渐形成的，严格的讲，是由批判经济学所引出或导来的。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形态，我们是在这种经济方面研究出了许多法则，才探知以前社会的经济形态，亦有其法则；并还探知由前一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其次一社会经济形态，亦有其法则。现在许多人尚不曾意识到，或者至少是尚不曾解说到，经济史学与广义经济学的区别，假使我不妨在这里顺便作一解释，则广义经济学所着重的是原理，是个别历史社会的经济法则，而经济史学所着重的则宁是史实及个别历史社会相续转变的经济法则，但在经济史学甫经成立，而广义经济学更还在研究的初期阶段的当中，我们只认定两者有密切的关系，而在这里，只认定它们都有助于落后社会的经济形态之研究就行了，至于单提经济史学，乃是因为它是已经成功为一种较完整科学的缘故。
本来，批判经济学就是根据经济的历史观来暴露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法则的。其着重点在说明资本主义往何处去，而并不在究明其从何处来；我们对于过渡期的中国经济的研究，却又似乎特别要注意后者，并要注意其前一社会即封建社会的往何处去。在这种要求下，我们的研究一开始，似不能不借鉴或借助于经济史学：第一，经济史学由其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提示，使我们得认知中国经济是处在何种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必然具有那些根性；第二，它由其所论证了的一般历史法则，使我们得认知，处在我们这种发展状态或过程中的经济，该会受那些法则所支配，即它该会向着怎样的必然途径开展；第三，它并还为我们说明：历史法则是如何没有历史现实表现得错杂而丰富，它向我们提供出了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在同一社会发达阶段上呈现着无限参差不同的经验事象的确证，它指点我们：任何一个社会经历由封建推移到资本的过渡阶段，都可因其当前所遭值的不同的社会条件，而不必有划一的按图索骥的方式，但它对于我们主观努力的最大“善意”，也只表示经历历史必然发展阶段的时期和苦痛可以缩减，却不允许超越，不承认旧社会未经否定或扬弃，就可以轻易的让新社会实现出来。
这诸种提示，显然是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最先就得从一般经济史学中，体验出来的；而他至少也必须先有了这诸般的体验，才不致把中国经济看成完全可以由自己的意向去矫造，去化装的东西。
（3）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无疑是由现代新兴经济史学所引出或导来的。它的研究历史还在幼稚期，但即使如此，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努力的结果，却已使我们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得到了不知多少便利。本来，我们挽近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最初很可以说是为了满足确定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要求，我已在前面讲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曾导来了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争。而在中国社会史性质论争的过程中，就借着一般经济史学之助，逐渐萌芽发育起来了中国经济史。
由中国社会经济史实与史的发展法则的研究，我们以前对于中国经济上许多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象，现在都可以说明了。比如，有了资本社会外观的地主经济形态、雇佣劳动形态、商业资本形态，有了统制经济外观的各种国家事业、官僚事业。公经济形态，那对于中国经济的认识，曾引起了不少的误解和障碍，自经我们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依据一般经济史学所提示的诸种基本法则与概念，而确定那些在本质上都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格的具体表现，或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影响或作用下的加强表现之后，以往中国经济本身所显示的一些叫人不易捉摸把握的幻象，都逐渐呈现出了本来面目。亦就因此之故，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决不能忽视这尚在萌芽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史，所可能给予我们的直接间接的帮助。
（二）采用的几种方法
说中国经济研究所应依据的几种科学，事实上，已暗示了，或者已限定了我们从事那种研究所应采用的几种方法。但为了表现的明确具体起见，且就以次三种方法来简括予以说明。
（1）比较的研究法 这是普通一般在任何场合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但这里在运用上，却赋予有比普通一般更深的意义。
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或者，对于包含在中国经济中的个别形态的研究，我们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径行对它加以鉴定，加以说明，而必须绕一些圈子，先提出它的对极或反面或较进步的经济形态，释明之后，再论到它本身呢？对于这个问题简单的答复，当然说是为了说明的便利，但仔细考察起来，却又可以说是为了我们尚没有直截了当的来说明的便利。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研究现实经济一般是要利用已有的经济原理或基本观念的，如其我们对于某种经济现实，尚没有确立起基本法则，或没有大家共认的基本原则可资依据，那只好自行另起炉灶，用借喻或比照的方法，来确立其本身的法则。从那些与它同时并存着或先行存在着的其他已有共认法则可循的经济形态讲起。把那看作是统计上资以比较的基础。比如说，苏联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反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我们如拿资本主义经济学上的任一基本概念或法则，如像货币、工资……的概念或其法则，去说明或范围苏联经济中的，使用同一名词所代表的具体形态，那是极其谬误的，但虽如此，我们要说明或确立苏联经济形态的基本概念或法则，却又必须，或者至少是最便于拿资本主义经济的类似概念或法则来比较其差异，也许就因此故，挽近关于苏联的货币、信用、工资等等方面的研究，殆莫不是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
如其说苏联经济是因为走在资本主义经济前面了，不能拿资本主义经济的原理法则说明它，中国经济倒是落在资本主义经济后面了，亦同样不能拿资本主的原理法则说明它。苏联经济因为自身的原理法则，尚在发现与阐明过程中，需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法则来作比较的考察，中国经济亦因为广义经济学经济史学尚未达到成熟境地，其可资证验的原理法则，尚须自行摸索，亦同样需要就资本主义的原理法则来作比较的观察。不但如此，苏联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逐渐被否定被扬弃，而且尚未完全清除；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逐渐扩大其作用和影响，但同时却又在不绝变质，把这两方面的情形加入考虑，似乎把资本主义经济当作照观的比较的考察对象，又同样有其必要了。
（2）全面的研究法 全面的研究法，也如同上面述及的比较的研究法一样，它的运用，并不是停止在普通一般所直观理解那样，从全面来考察所研究的对象，即单纯打破孤立的看法。果其意义如此，那是用不着多所说明的。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仿佛我们经济论坛上的许多学者专家，也优为之，并且他们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确也在如此去做，但其研究讨论的结果，为什么总像是隔靴搔痒，摸不着中国经济的本质呢？比较主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他们只知道需要从全面的表象去理解局部的表象，而不知道表象后面的实质，还得同时采用上面所述的比较研究法，及后面待述及的发展研究法，去加以比证说明的。
中国经济是随时在受着整个世界经济动态，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态的影响，这一表现的命题，谁都无法反对，就是反过来说，世界经济同时也在直接间接受着中国经济变动的影响，那同样也无法反对，但要使这种表现方式，免除笼统、含糊和不着边际的毛病，或能切近的体现着实际的经济交互关系，那么，全面的研究方法，就不是叫我们去平面的考察事物，而是要我们深入那整个交互关系里面，去发现其个别发生差别影响的具体事象来。比如，就影响着中国经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方面来说罢，我们把它当作整个来看，一定要对它的周期恐慌律，不平衡发展律，自由到独占的必然趋势，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转化历程，开发殖民政策到封锁殖民政策的演变关节，有了明确的认识，才能理解其如何对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作用；同时，就我们遭受其影响或作用的中国经济本身来说，当作一个整体，它所由构成的各个部门或各种经济领域，会依其对国际资本的依赖程度不同，依其转入国际资本商品金融市场的范围不同，或者从另一个视野来看，依其所具传统社会基本组织的强固程度不同，它们资本化现代化的范围和程度，就颇不一样。显言之，同是在国际资本影响之下，流通部门所受的改变影响，就比生产部门来得厉害，而生产部门中工业领域所受的改变影响就比农业领域来得厉害，而农业领域中的农业市场农业金融诸方面所受的改变影响，又比同一领域的土地所有使用诸方面来得厉害。
全面研究法不能把这些关键指明出来，则所讨论的“整个”世界经济，“整个”中国经济，它们之间的“整个”交互关系云云，就不过是一些矇糊空洞的概念而已。
（3）发展的研究法 发展的研究法的采用，特别是依据上述诸种科学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在前面批判经济学，在经济史学，在中国经济史项下所讲明的一切，似乎都可用作我们采用这种研究法的说明，不过我在这里还得加述两点：
第一，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在科学系统的说明上，往往要求涉及过去传统封建经济因素，自难免有人会觉得那是超出了研究的范围，或者觉得那是研究中国经济史。不错，我们一再讲过，过去传统的经济因素，如其像欧洲的封建经济一样，已经明白的得到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我们在论究最近阶段的经济情形时，就无需在这些方面多费唇舌了；又，如其在我们的现代经济形态中，传统的封建成分，已只占有一个不重要的残余的地位，那么，就是我们对于传统经济过于没有理解，亦不会怎样妨碍我们的研究。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传统经济不但在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它本身的历史特质，还在大家断断争辩中。这在转形期的中国讲，正是中国社会性质论争，其所以不得不转化为中国社会史论争的关键，而就另一转形期的世界讲，也就是一般经济学其所以必然要与经济史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症结。
第二，科学要求研究对象的单纯，是一个事实。而我们现在中国经济这个研究对象，无法过于单纯，也是一个事实。所谓单纯，是从同一性质社会基础，或同一社会生产关系出发的。一个社会的诸般经济事象，如其一元化到了最高程度，即如就资本制性质的社会基础或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如其过去封建的乃至更古旧的经济因素，都逐渐归于消灭，而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尚不曾脱却胚胎的阶段，则它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着的经济事象，那怕发展得最充分，它们相互间的联系，那怕表现得最复杂，但作为科学研究对象来看，却是单纯的，单一的，因为它们通是属于资本制的范畴。反之，如其一个社会，像中国在现代的这个社会一样，还是处在过渡时代，尽管它全社会的经济事象，比起上面所讲的那个一元化了的社会来，真不知要简单多少，但它那种经济事象里面，就不仅包括有以前各社会史时期，特别是封建社会时期的各种不同社会性质的因素，并且这诸种因素，还一直个别的，相互的，在作着排斥、抗拒，乃至苟合的活动。显言之，就是旧来的传统的经济成分，在逐渐的为资本制的经济成分所侵蚀，同时，它们对资本制经济成分，又一直在行着种种的限制，抗拒或适应。我们必须在它们这种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去看出它的特质和动态。因此我们在必要的场合，溯源的探究到封建体制的特质，并且不仅是作为更明确理解中国现代经济的一个准备性的研究步骤。实因它本身，就是我们所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构成分，我们是要在这包含有浓厚封建成分，以致无法成就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中国经济的演变过程中，在其新旧倾轧与交互消长的当中，去发现其究竟表现了那一些法则，那一些显明的倾向。自鸦片战后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是充满了坎坷、曲折与波动的，但虽如此，从全演变历程上去看，仍不能发现它其所以形成今日这般景象，与最近将来会往何处去的诸基本历史动向。
如其需要把上面抽象述及的论点，以一个较具体的例证，联贯综合解说出来，抗战过程中，最惹人注意的商业资本，是可供参证的。商业资本自我扩大的倾向，似在以万钧之力，压缩了社会各方面对它所加的责难与限制，并反过来以“触手成金”的魔术，使一切接近它的其他社会经济活动，都部分的或全体的转变为它的活动。生产事业商业化了，银行事业商业化了，合作救济事业商业化了，一切官业，许多官厅，都在直接间接当作商业自我扩大倾向或定律的体现物；四方八面呼出的制裁打击商业，甚至激烈喊叫诛戮非法商人的号召，都变成了带有讥嘲性的绝望无力的尾声。学者专家们同一般无经济知识的常人一样，对于中国商业的这种魔力，表示毫无理解；他们与那般无经济知识的常人唯一不同的地方，也许就在装着像是知道罢了。要研究他们对这种经济现实无理解的第一个原因，或许就在他们把中国当前商业，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与它以往的历史传统关联，割裂开来研究，而不知道我们这种不受生产过程羁勒约束，不服务于生产商业形态，在战前，就已经用“搜集国内土产，统办全球制品”的买办性能，在社会各方面发生阻止现代化，阻止工业化的影响。而它对于官厅，对于公私信用机构，对于土地等等政治、经济诸方面发生的“同化”或腐蚀作用，正是其过去传统精神的扩大和延续。因此，单就当前商业现象本身作格物致知工夫，是愈格愈不能通的。亦就因此之故，把中国在封建体制下的特殊商业形态弄个明白，再看其带上买办标记以后的变化程度，它当前所以能显出如此大的魔力的真相，就不难理解了。由此我们知道，要彻底明确理解中国商业资本的性质及其作用，不但需要把它同资本社会的商业比照来看，还需要从它对全社会经济的关系，对以往历史传统的联系来看，这就是说，上述的三种研究方法，是需要联合采用的，研究商业资本如此，研究全中国经济，尤其是如此的。
本篇问题研究
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因何被提出来讨论？
二、第一阶段的研究与第二阶段的研究，有何本质的不同？前一阶段上的对立意见，与后一阶段上的对立意见，有何关联？
三、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争，何以会引出中国社会史性质的论争？
四、广义经济学尚不易建立起来的原因安在？
五、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有一个基本法则贯彻着，即是较进步的生产力，会相应缩小或减弱诸民族间诸社会间的自然特殊性，我们可应用这法则，说明那些问题？
六、有关中国经济原理原则的研究，何以对于经济史学或广义经济学有极大的益助？
七、今日朝野上下昌言工业建设，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之提倡工业，像是后先辉映，我们要怎样才不致蹈李张等的覆辙？
八、研究中国经济，依据流俗经济学原理及其方法，是否可行？
九、这里提出的几种研究方法，与一般研究法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