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题旨的说明
近五年来，我曾不大明显的，把“中国经济学”这个命题，作为我研究的重心。“中国经济学”这个语辞，是不止一次的被提出来了，但我却不曾对它加以限界的释明。因为在理论上，这样一个名称，是不大妥切的。而且很容易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当作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是不允许我们用这个名称伤害它的一般妥当性和系统性的，经济学只有一个。
不错，读者也许从意大利经济学史家柯沙（Cossa）的著作中，从英国经济学史家英格拉姆（Ingram）的著作中，见到“英国经济学”、“德国经济学”……的字样。在学说史上的这种国别分类的研究法，其最大缺点，尚只是在各国经济思想领域，树立起国界的藩篱，破坏各个派别在各国间的关联性和派属性，把重要的经济学说和不重要的经济学说，等同的并列起来，使现代经济学整体，受到支离分解的弊害。但因为他们大抵是把各国已经过去了的经济思想或学说，分别汇积起来，当作史学看，虽然有了我们在上面所指的那些毛病，但当作史料看，却就没有什么了。事实上，像柯沙、英格拉姆辈的经济学说史，并不曾逸出史料的范畴。经济学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大发生一般性和科学的系统性的问题的。
反之，我是经济科学之一般性的确认者。我相信，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下，在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之下，形成的经济法则，可以应用到一切具有同一社会生产关系或同一生产条件与交换条件的诸社会。当然哪，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在这种限度之内，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法则，就理应不能完全适应到其他社会。但在这里，我们有两种事实须分别清楚：其一是，一切经济法则，是就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个别社会的经济事象，分别舍象其特异点，而抽出其一致点所得的结论；其二是，现代经济学，虽然主要是从英国经济的特殊环境而定立起来，但英国经济的一般趋势，大体内容，甚至其演变展拓程序，在法、美、德诸国同样表现得很明显。英国的经济学或经济理论，不但由其他较迟发展的诸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当英国经济学者开始其科学研究之顷，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经济学者，已半凭经验，半凭天才的预感，把现代经济的诸基本法则暗示或图示（如法国重农学派主导者魁奈的经济表）出来，使英国经济学者在研究上得到不少的便利。
由上面这简括的说明，使我们对于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应用，有了以次这几个基本概念：
第一，经济学的一般性同世界性，是以经济的一般性和世界性作为现实的基础。
第二，经济的一般性或世界性，从而，经济学的一般的世界性格，不但不否认各特定社会的特殊经济条件，甚且，就其积极面的意义上讲，是把个别特殊经济条件抽象化一般化的结果；就其消极一面的意义上讲，是把不能一般化共同化的特异点，舍象去了的结果。
第三，由上述研究过程产生的经济学，在应用上，即使是对于和产生那种经济学，立在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现实，也有某种不同，显言之，就是，如其我们现在所论究的经济学，是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科学，则这种科学，对于已经发达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也可能因其发展的成熟程度的差异，可能因其发展时所具有的特殊条件，而不易一般化，而被特殊过程舍象去了的特殊条件所作用，而不能“按图索骥”似的套现成的公式；而它对于将要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或者是，对于尚未成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当然更是不能“削足适履”似的去应用了。
后面这一点关于经济学之应用的理解，是我在这里所特别着意的。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我是在这个前提认识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的。而其所以要提出这个名称的最有力的动机，就是痛感到经济学在中国是太被误用了，而且一直还在被误用着。经济学当作一种完成的舶来品输入中国已经有几十年了，我们对于经济学是怎样一门科学，需要怎样去应用始有助于中国经济变革的理解，还是格格不入。而且，这种所谓格格不入，并不是指着一般人，而是指着一般经济学研究者，就中，特别是数到那些经济学的输入者，那些以现实经济之立案者或指导者自居的经济学者们。
说经济学者不了解经济学是什么，设加以限界，说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学的经济学是什么，也许有人会感到稀罕。但和尚不知道佛经是什么，不知道他每日所念的所宣扬的佛经是什么，却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如其我们经济学者所念的或所专攻的是形而上学的经济理论，他在理解上，就和一般和尚的距离更加接近了。
我这里所谓形而上学的经济理论，主要是指着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学，这个学派的经济学是讲的一些什么，是如何传到中国，是如何在中国特别猖獗起来，是如何抵触我们的经济国策并妨碍我们的经济改造，这是我要在下面展开的研究程序。
（二）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正体
属于奥大利学派的学者很多，他们之间的理论，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把门格（K. Menger），威色（Wiser）及庞巴卫克（Böhm Bawerk）作为他们的主导者，把他们的理论，当作该派经济学的主体，却是为一般所公认的。
我们在这里不能有充分的篇幅来详述他们的理论体系，仅按照他们所着重的几个论点，“批隙导窍”的加以说明，他们是反对古典学派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从相反的观点，来抄袭古典学派所建立的逻辑程序。他们特别强调经济学方法论，强调价值论，强调分配论，把分配论的认识基础，建立在价值论上，把价值论的基本命题，安置在方法论上，这完全是从古典学派抄袭过来的，挽近各国特别是在美国之奥大利学派的传习者们，所宣扬的“经济学的改造”“经济学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 of Economics），也许就是指着这种“抄袭”，虽然他们会特别着意于“抄袭”中所采取的不同观点。
首先，就他们的方法论略加注释罢。
在他们看来，国民经济现象，可以从历史的，理论的及实际的三个见地来考察。当作“存在的科学”的理论经济学，是应当同那种当作“当为的科学”的实际经济学，即财政学与经济政策分开的，但古典学派把它们混同起来了；统计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原只对理论经济学提供实际的例证与材料，但历史学派却把它们拿来代替理论的认识。由于这两方面的关系，他们就以再造理论经济学的“十字军”的姿态而出现了。他们认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采取所谓“严密的方法”（die exakte Methode），使现实的经济现象，成为最简单最严密的考察分析的类型要素。作为经济学考察对象的现象形态，如像绝对的只追求经济目的的那种人，和那种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的心理状态，始终是最普遍的最重要的。把他们的这种经济的心理状态，孤立起来加以研究，是经济学的起点。（Menger）惟其如此，他们就认定真的经济理论，必须先“探究人类活动的大动脉——快乐与痛苦的感情”（Jevons）。为满足欲望，而不绝忍受牺牲，以及“由此发生的快乐与痛苦之关系，便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Jevons）。在此种限度内，经济学就差不多是一种“享乐学”（Gossen）。基于人类本能需求（享乐主义）的这种自然性质，使经济法则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不发生冲突。因为“有关经济学的问题的讨论，是须得在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的原则上去进行的”（Böhm Bawerk）。
然则经济学上的全般理论，何以能从心理的研究去达成呢？他们像很系统的把价值论当作经济学的枢纽。价值论能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他们的整个学说，就算有了着落。限界效用价值论，可以说是他们全部经济学说的神经中枢。在他们看来，所谓价值，乃吾人在满足欲望上，对于财货所感到的一种重要程度的评价，即价值是由主观评价而发生的。此主观评价，虽然要通过财货的客观价值，如肉之滋养价值，煤之燃烧价值，然后始能评判其在何种程度满足吾人的欲望，但经济学的价值研究对象，却不是此客观价值，而宁是主观价值。
惟其如此，一切财货，即使都有客观价值，都是满足吾人欲望的效用，却并不是一切有效用的东西，都有价值（即主观评定的价值）。财货的价值，只是在吾人的欲望满足上，对它有了一定的需求关系，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同一财货，可因供用的情形不同，或有价值，或无价值，水在一般情形下，仅有效用，在沙漠的旅行者，乃有价值。在这种认识下，价值的发生，遂必然要关联到财货的稀少性和它的效用性。效用性是价值的来源，而稀少性则是使财货在一定场合，具有价值的条件。从这点看来，一般人动辄称奥大利学派是效用学派，那是不妥当的。他们虽认定效用是价值的来源，但却不主张财货价值的有无或其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效用的有无或效用的大小。因为，如其是这样，他们就是客观效用价值论者，而非主观价值论者了。
作为他们整个价值学说的核心部分，乃是限界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理论。然则什么是限界效用呢？要解答此一问题，须知道：“财货效用的大小，系取决于它对吾人欲望满足要求之重要性如何。吾人的欲望有许多种类，同种类欲望又有各种不同程度，将欲望的种类与欲望的程度，联合参较，斯可确定效用的级次，而由是达到限界效用的说明。即同一财货，可满足吾人不同重要性的诸种欲望和不同迫切程度的同一欲望。某一财货的现在贮存量，能满足吾人欲望，达到饱和之点，吾人对该财货，即不发生经济问题，一旦因某种情形，致丧失其一部分，致吾人在诸种欲望中，在同一欲望诸种迫切程度中，至少有一项得不到满足，吾人的避苦就乐本能，必让那少了它，只受到最少的不便或痛苦的那一部分的最后的最低级的欲望，不予满足，此最后的最低级的欲望，即限界欲望，由此限界欲望所感到的效用，即限界效用，为求满足此限界欲望，而对于该财货所给予的评价，即限界效用价值。为满足吾人欲望，所感到的缺乏程度或迫切程度愈高，其限界效用愈高，其限界价值亦相应愈高。”
在由价值移到价格的说明中，奥大利学派也很巧妙的抄袭了古典学派的作法，把价值看为其本质的形态，而价格则是现象的形态。他们认为，各个人在参加交换过程中，是把自利和自己对所需财货之主观的评价，作为交换能否成立的前提。对同一财货，各人由其个别限界效用所引起的主观评价不同，各人之利害关系的打算不同，所以，交换成立，各得其所，各受其利。
然则各人的评价不同，何以能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呢？竞争在这里发生了决定的作用。他们像很合逻辑的，由孤立交换场合，单方竞争场合（其中包括买者单方竞争及卖者单方竞争），最后描述到双方竞争场合。最后这种场合，正是现代市场的情形。在那里，对同一商品的买主和卖主，都有许多人在从事竞争，买方出价愈高，竞争者愈多，卖方索价愈高，竞争者愈少，相互竞争的结果，必达到买卖双方之数趋于平衡，此时市场的范围必定是以最后买者和被排出的最有贩卖力的卖者的主观评价为高限，以最后卖者，和被排出的最有购买力的买者的主观评价为低限，此结局定价范围内之两买主两卖主，称为“限界对偶”（Marginal Pair）。由此“限界对偶”所决定之价格，称为限界价格（Marginal Price）。此限界价格，虽不一定与各个人之限界效用价值相符，但毕竟可由限界对偶，而决定其大体的变动范围，使它与限界效用价值，或各人之主观评价，一直都保持相当的联系。
财货的价格，既与主观限界效用，具有上述的关联，那么，财货当作商品来买卖，就与其生产时所投下的费用，没有何等直接联系了。换言之，就是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取决于生产费的大小，而是取决于消费者对该商品在满足其欲望时，所感到的重要性如何，迫切性如何。为了“自圆其说”，他们把财货区分为消费财货与生产财货，前者是直接满足吾人欲望的东西，如面包之类，后者能间接满足吾人欲望，如制成面包所用面粉烤具等，更如制成面粉之小麦磨坊，推其至于栽培小麦之土地劳动工具及农业劳动等等。他们把直接满足欲望的财货另称为第一级财货，其余则顺序称为第二级财货，第三级财货，第四级财货……
直接财货的价值，无疑是由直接消费者对该财货之限界效用决定。然则第二级及其以下的诸种财货的价值，将如何决定呢？即生产财货的价值将如何决定呢？他们认为生产财货与消费行为，有一连续过程。第一级财货如面包的价值，系由消费在直接对该财货的限界效用决定，第二级财货如面粉烤具的价值，则系由第一级财货之限界效用去测量，而第三级财货如小麦磨坊等的价值，则系由第二级财货的限界效用去测量……由是，无限的最后第任何级的财货的价值，都是以它的第一级财货具有的限界效用去决定。所以，威色认定生产财货的价值，是取决于它所制成的生产物的价值。在这种限度内，生产费用就凭借种种迁回的“便桥”，和价值从而和价格发生了关系。
奥大利学派的这种“苦心孤诣”的价值论的“杰作”，无疑是为了要把它应用到分配论上。
作为分配论中最基本部分的利息学说，是他们的限界效用价值说的更“踌躇满志”的应用。但在奥大利学派的一切经济学说中，惟有这一项的发明权，特别是属于庞巴卫克的“专利”。事实上，没有这项发明，整个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便完全失去其现实存在的意义了。
他把财货在时间的观念上，区分为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这种区分的意义，就是说：“现在财货因技术上的原因，成为满足我们欲望之比较完全的手段，而且，它因此对于我们，比将来财货有更大的限界效用。”设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就是，由于技术的原因，早些把生产财货放在生产过程中，比之把它迟些放在周转中，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此外，我们现在如果有了充分的消费财货，我们就不会因为缺乏或欲望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的缘故，在消费上，提高对于所需物品的限界效用，在生产上去从事那些比较少利益的生产用途。现在财货对将来财货，既有上述的优越性，贷出现在财货，取得将来财货的贷者，自不能不在原本以外，索取报酬。而借入现在财货，偿还将来财货的借者，亦自愿意于原本以外，支付报酬。借贷两方都有这种财货的时间差观念，这就是所谓利益存在之心理学的基础。本此原则，如果资本家为了生产，丢开那些现在可以满足欲望的消费财货，而去购原料、机器及劳力等等高级财货，即生产财货，那也类似现在财货去购买将来财货，他自然有理由在这将来财货收回时，附上一个增加额，即所谓企业利润或资本的收入。而其来源，则是生产财货的总价值，每少于生产物之价值，而由是形成的生产价值超过其生产费用之剩余。在这里，庞巴卫克很怕人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把财货搁着不用，也可因时间的推演而生较大的价值。他指出：“要使未来财货转变为现在财货，必须先把它投于生产过程中，然后始可使它转变为现成的消费品。”假如没有生产过程，资本便是死资本，生产工具的价值，就始终不会和成为现在财货的价值一律看待，利润和利息，也根本不会产生。资本家的可贵，就在他们节省当前的消费，把节省下来，当作资本来使用的财货，投入生产过程；他们节省得愈多，投入生产过程的愈多，转化为现成消费品的愈多，利润和利息也就愈多了。
这从心理上体验出来的时间差，价值差，不但可以解释利息利润，且可以解释工资。
庞巴卫克教授曾“很慷慨”的声言：劳动者有理由要求得到他的劳动生产物的全部价值，但他却认为那理由只是片面的：“各个人都可以要求，在现在，按照他所卖的现在财货之全部价值支给他。但没有人可以要求，在现在，支给他那在将来才能出售的财货的全部价值。劳动者出卖给资本家以他那只有在将来才能给予有价值的生产品之劳动，他由此让渡给资本家以将来的财货。然而报酬他，却比较生产过程完结要早一些，那就是在现在。所以，资本家是从劳动者得到将来的财货，而付给他以现在的财货。而且，因为将来的财货与现在的财货是不等价的，后者要比较高，故对于劳动者所提供的同一数量的财货，按照公理，资本家只应支给他们以少些的比较有价值的财货。就因此故，劳动者即使没有得到他的劳动的将来生产品的全部价值，但这并没有破坏公道。”还应该说：这正是“公道”。
上面已把奥大利学派的基本理论“和盘托出”了。从全体的表象看出，很像是条理井然的学说体系了，但稍一检点，就知道它和它所体现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有同多的或更多的缺点和漏洞。
我们且不忙讲，用时间观念来说明利润的来源，说明劳动者应当舍去他应得的报酬部分，该是如何滑稽，单就其整个学说的体系而论，那亦是不通的。分配论的基本命题，被安置在价值论上，现竟又在限界效用大小，决定价值大小的命题之外，提出时间观念，以财货实现的未来，对现在的时间距离远近，来测知它的价值的大小。从而，来测定资本家应取得的利润的多少，和劳动者应得工资的多少。不错，他们在这里，曾把将来财货对现在财货，只有较小限界效用，作为其间的桥梁，但满足欲望的限界效用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究有如何的联系呢？如其时间的长短，如一年一月之类，系以确实的时间经过为准，而非主观所实感出的时间距离，那又不啻在主观的评价上，参进了客观的因素。
其实，在现实商品市场上，不仅这里用时间观念区别出来的所谓现在财未来财，是一种多余（然在奥大利学派学者当然是必要），而其他如第一级财第二级财的分类，也于实际毫无关系。而且在市场当作买者的供给者，和当作卖者的需要者，如其他是以资本家的资格出现，他们对于其所买卖对象物，至少会“迂回的”间接的同买卖者的消费相关联，但交换的必需性，特别是“为卖而买”的交换的必需性，定会使一切主观的评价，都被消灭，都被压平到一定的客观标准。而况，每个人的主观评价，在开始，就已经是把一定的客观标准作为基础。
显然的，奥大利学派的这种支离的价值论，是在他们的方法论上注定了错误的根源的。在方法论上，他们把古典学派抽象化一般化了的经济人（Economic man），更进一步予以超时代化自然化。古典学派把握个人自利的心理状态，始而强调生产，往后则强调分配，尚不难与时代的一般要求相配合。奥大利学派把握个人自利的心理状态，却强调消费，认定“生产是为了消费”。他们把这妇孺皆知的自明道理，当作“真理”来发现，以为由此建立的经济学，就立在不可动摇的坚固基础上。但问题的要键，不在当作研究出发点的命题，有怎样的真实性，而在由它导引出的结论，有怎样的妥当性，换言之，就是看他们的研究，是否依据当前经济现实，是否能用以说明当前的经济现实。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不论是资本家，抑是为资本家雇用的劳动者，都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生产，他们都是在生产交换价值，而非生产使用价值。如其他们真是为了消费而生产，则由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所引起的恐慌事实，就无从得到理解了。
总之，奥大利学派在方法论上所研究的个人，是没有社会性的个人，是好像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以外活动的超人；像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当然与现实社会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一味把这种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把他的消费欲望作为研究前提和对象的经济学，无疑是具有充分的形而上学的性质的。
（三）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向世界各国的传播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化，可以说是对于经济学本身的否定。但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界，却竟像是很自然的把这种否定其本身存在的这种形而上的经济看作是经济学一般。简言之，就是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及其变种或亚种，却满布于各国经济学界（除了挽近苏联以外）。这事实，在其德国的信奉者沈伯达（Schumpeter）曾这样傲慢的夸称着：“最近在各国唯一可以并应当得到一般承认的经济学，就是限界效用说，最近所有的理论经济学的著作，有十分之九，是在心理学派的思想圈里绕着。”如其我们觉得它的拥护者的说法，难免失之夸张，再看它在美国方面的反对者，费伯伦（Veblen）的议论吧。费氏指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及其诸变种说：“这类经济学诱人入形而上学，它将来无疑的还要繁盛，但对于实际问题的解释，它还不曾作，而且也不能作。”像这样不能说明经济现实问题的经济学，“为什么已经如此繁盛”，而“将来还要繁盛”呢？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它的原由。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奥大利学派的整个经济学，是从自然的观点出发。凡属从自然观点出发的学说，很容易给人以不易颠扑的印象。比如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就是把人类最无可否认的两个要求：食欲与性欲，作为它的出发点。在当时以后许久，人口论其所以那样被人称扬，那样淆惑人的视听，这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但科学的真理，并不是在解说自明的事实。愈是自明的事实，愈不需要科学。奥大利学派强调的消费欲望，尽管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但经济科学实在用不着费篇幅来讲解它，并讲解人们在满足消费欲望时的心理状态。经济科学所需说明的，宁是满足消费欲望的物质条件，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充分得到，有些人却不能够，和在它们之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奥大利学派极力回避这种说明，且借着强调无需解说的事体来作为回避应当解说的事体的手段。
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向各国传扬的第二个原由，就是它的全部学说内容，原本就渗杂进了已经被古典学派安置在极坚固基础上的诸般经济原理。如自由竞争，需要与供给，以及利润等经济形态的运动法则，它都局部的迂回的甚至最机诈的，用不同的方式，收编进来，特别是作为它“全部学说之锁钥”的主观价值论的理论形式，直到今日，还不曾被人发现，那正好是对它反对最烈的古典学派之劳动价值学说之理论方式的变相抄袭，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古典学派把价值与价格的区别，理解为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并认定后者的变动，是以前者为中心，奥大利学派所强调的限界效用价值与限界价值间的关系，正是以此为摹本，而由是取得科学的外观。此外，如古典学派把商品生产所费的劳动看为其价值的来源，把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看为它取得交换价值的条件，套这个公式，奥大利学派却把商品满足吾人欲望时的效用看为其价值的来源，而把它的稀少性，看为它取得交换价值的条件。还有，古典学派所阐述的商品价值中，包含有资本价值以上的剩余价值，奥大利学派学者则强调生产财货的价值，每小于其生产物的价值。这一切，已够表现奥大利派学者的“抄袭”“技术”。但经济科学的可贵，并不是在它的逻辑程序，而是在应用逻辑程序所表现的正确事实。
如其说奥大利学派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变相抄袭了科学的研究形式，则第三个原因，就是在另一方面，把许多可以直接诉之于常识的肤浅见解，都吸收来充实它那研究形式的内容。比如，作为其研究起点的消费欲望，特别是关于欲望种类及其满足程度的说明，简直是常识以下的东西。至于用观念上的时间差所引起的价值差，即以现在财货对将来财货有较大价值的“大发现”，来解释资本利息及利润的来源，来解释劳动者之工资应少得的原因，那却不仅是依据常识，同时又是“制造常识”。他如前面所说的第一级财、第二级财、第三级财，乃至无限级财的价值，都是以它前一级财的限界效用决定，而逆推至第一级财的价值，则是由该第一级财对其消费者在满足欲望时所直感出的重要程度来决定云云，那虽然在一般常识中也找不出来，却很显然要借常识去理解，稍有科学训练的人，就极容易把这些看成无从分析的呓语了。最后，如像我们前面还不曾提及，但奥大利学派信奉者，已早目为极关重要之理论关节的“代替财”、“补充财”一类术语，殆莫不是从极一般的常识中引导出来。
奥大利学派是强调纯粹经济理论的。为了补充这种常识化的缺点，他们有意无意的把他们的理论与数学结合起来，借数学的一般性与不可动摇的科学性，使自己七颠八倒的经济学说，得到有力的支持。这很可以说是这个学派向世界传扬或展开的第四个理由。事实上，被算作奥大利学派前驱的诸学者，如法国的库尔诺（Cournot），瑞士的瓦拉斯（Walras），英国的杰芬斯（Jevons）及德国的高森（Gossen）等等，原都是把数学的解析方式，作为其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此后接受了奥大利学派诸基本命题的马夏尔，其在德国的支持者里夫曼（R. Liefmann）及沈伯达，特别是所谓在美国的奥大利学派学者如克拉克（Clark），卡斐（Carver），斐雪尔（Fisher）之流，殆莫不是应用数学的解析方式，来说明经济事象，甚至在价值论上极力非难奥大利学派的卡塞尔（Cassel），他在研究方法上，却更有数学的倾向，这种经济学之数理研究的作风，一方面使奥大利经济学说更容易传播，同时，也因为奥大利学派的所谓纯理的而同时又是表象的研究，更适于采用数学的方法。数学方法，原是可以应用而且应当应用的。但它被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却有一个限度。对于已经由其他方法论证出的经济运动法则，再借数字或数理的解析，予以更明确的说明，那是被容许的。但如一开始就诉之于数学的诸般概念，并非把一切的经济命题，分别拘束在一些解析方程式中，其结局，便是以经济现象去迁就数学方式，而非以数学方式来解明经济现象。在这场合，数学方法排除它以外的其他一切研究方法的应用。
然而，所有上面所提出的四个促使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向世界传播的理由，只有在我们现在所要提到的这是后一个理由存在的条件下，始能取得现实的意义，这个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乃至二十世纪初，已经把它的内在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命运，给批判经济理论，暴露得毫无躲闪余地了。为了对抗这经济意识上的“危机”，奥大利学派便以“卫道”的义侠武士的装束表演出来。由古典学派至批判学派所一脉相承的客观主义，都在逼着人去正视现实，去抉发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奥大利学派既是负有“特殊”的使命，自不能不从相反的立场，采取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之观念的形而上学化，不能解释实际经济问题，虽然站在资本家立场的人，间尝也发出不满的议论，但在大体上，资本家的世界，特别是完全脱离生产领域，而一味在从事享乐的金融资本家的世界，毋宁是特别欢迎之一种“消费经济学”。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向世界不胫而走的最基本原因就在此。
（四）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原委
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也传播到中国了，并且已像生起根来。中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也需要这种经济学呢？上述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传播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理由，是否也对中国适用呢？本文的论点，原在说明奥大利学派传到中国的实情，而在前节其所以要特别提论到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之向世界各国传播，其目的也就是想借此说明它传入中国的经过。
现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意识，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商品陆续输入的。商品的输入，特别与商品意识（经济学）的输入，原有极密切的关联。一个国家，它对商品的输入，是由于自动，它对商品意识的输入，始能自主；反之，它对商品的输入，不是由于自动，而是由于输入者的强制，则商品意识的输入，就不是由于它自愿或自主，而是由于商品强制输入者，把商品意识的输入，当作商品输入的一个助成的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商品对被输入国最可能是有害的，商品意识或经济学对被输入国亦最可能是有害的。
不错，二十世纪开始以来，我们对于商品意识的输入，正适应着我们对于商品的输入，已经有自行选择的可能了，但这种可能，在商品意识上或在经济学上所受到的限制，比在商品上所受到的限制还大得多。我们尽管每年派出大批的国外留学者，其中有不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自动的去输入我们自己所需要的经济科学，但这种工作，首先，就受到了我们社会一般知识水准的阻碍，在外国，许多经济理论，尽管已由实际的经验与应用，变成了一般人的常识，在我们，却需要大费气力去学习。
其次，我们由外国输入的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在我们自己尚未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对于那种经济学的研究，就不但会增加认识理解上的困难，同时其所研究的法则，是否正确，是否应验，亦无从对照现实，予以确定。
再其次，资本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帝国主义文化政策的执行，愈成为必要，在过去，各先进国家尚夸称它们对于落后地带的经济与文化负有开发传播的使命。一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于落后地带的工业开发，已经一般的有所踌躇，已经分别采行了“保留”或“带住”落后地带之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策略了；在配合这种策略的要求下，它们对于最有基本性的政治经济学的“输出”，就不能不采行远较它们在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为严格的限制了。其实，关于这点，与其说它们是在“输出”上用工夫，就宁不如说它们是在被输入地带的“输入”上用工夫，它们在诸落后地带，是确实拥有这种特权的。
然而，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还是问题的一个侧面，还是奥大利学派经济学所以便于输入的理由。事实上，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学界，如我们前面所说都是充满了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气氛的。由一般社会论坛到大学讲坛，乃至由政府及私人设置的各种经济研究机关，差不多直接间接都是由这所谓主观主义经济学说在发生领导作用。愈到挽近，这种倾向亦愈为明显。在这种情势下，资本主义各国向世界落后地带传扬介绍的经济学理，即使再没有帝国主义的打算，亦是会很自然的把它正在宣扬，正在奉行的理论，和盘托出来。而它们这样做，倒反而会显出这正是它们的“无私”和“正直”。而在诸落后地带，特别如在我们中国，不论是自己派人到国外去研究，抑是由外国请人来帮同研究，自己既没有选择的权能，复没有证验的社会条件，当然一切只有出自“顺受”。而况，我们前面已经述过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诸种传播性的特征，有许多是特别宜于向落后国家的研究者传授的，比如，常识化的现象因果论，就最容易为幼稚的和科学研究水准较低的头脑所接受。他们所强调的消费论、欲望论，时差利息利润论，以及根据市场上诸般经济表象所“做作”的各种表式和数字的说明，尽管是似是而非的，但在经济学的初学者或经济科学根底不深的人看来，却是最合口味的。经济学常识化的这种倾向，又导出了同派在传播中必然会形成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把工商业上企业经营法，市情的报道，供需变动图解，以及在经济理论上，只占着辅助的，副次的和极边部分的经济技术知识，认为是经济学本体，这一点，也是对于经济学研究者极当警戒的，而我们的一部分经济学者，却显然犯了这个毛病。此外，在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中，还有一个与常识化技术化表面上相反但实际上却是相因的特征，一个最有基本性的特征，或者是说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因此中毒最深而为害最烈的一点，就是把经济学看为玄学，看为形而上的纯理论之学。也许因为是奥大利学派一方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上学来处理，他们为了要在现实上取得存在的依据，乃不能不乞灵于技术和常识；也许还因为是他们把经济学直截了当的看为抽象的演绎的学问，一种没有历史性的学问，他们就更易于为经济的常识和技术所驱使。但不论如何，经济学的常识化、技术化，同时又玄学化，对于中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尽管是多重的蒙混和翳障，但他们却像很不免矛盾的分类的方法，将其调和起来，以常识化技术化的部分，是实用经济学，而玄学化的部分则是纯理经济学，前者是容易理解的，一学即得，后者是根本不易理解的，只要模糊理解就行。总之，这三者，都是奥大利学派经济学本身容易在中国经济学界“繁殖”的重要原因。
（五）中国经济学界充满着奥大利学派经济思想的实话及经济实践上反映出的奥大利学派的经济意识
在前面，我们已把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正体，作了一个轮廓的描述，要说明中国经济学界为何充满了这个学派的思想的实际情形，似乎只要读者自己去做一点对照工夫就行，不用多所词费。比如，涉猎一下各大书局出版的关于经济学部分的大学教本，我可保证百分之九十是依据美国各大学的经济学教本抄述过来的，就其“取法乎上者”而言，亦不过是把卡斐（Carver），道希格（Tausig），依里（Ely）及塞利格曼（Seligman）一流经济学者的教材作为蓝本，下焉者更不必说了。但我不想这样零碎枝节的分别指出那些书那些见解是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传扬品，只须指明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测验准则就行了。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最基本命题，是建立在超历史的观点上，不论是学校教本，抑是普通出版物上有关经济的理论或见解，只要它们忽略了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性质，如论商品，论货币，论资本，论价值及工资，乃至论生产消费诸经济形态，都不涉及其因以形成的特定社会基础，而一味抽象演绎下去，那一见就是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产物。这一类的作品或高见，我们实在是厌见饫闻了。
我们论述到这里，很容易“感慨系之”的忆及一位德国经济学者的话，他在十九世纪中叶曾这样指责当时的德国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或教授，无不醉心于世界主义学派，而视一切保护税为‘学理之疣’（Theoretical abomination）。彼辈有英国利益以助之，故无往而不胜利。尤可痛者，英国内阁善利用金钱势力，钳制海外舆论，苟于其商业有济，则挥金如土，从未有所吝惜，大队通讯员，领袖著作家……漫游各地，专从事攻击德国工业家要求实施保护税之‘无理’的‘愿望’……时流学说与德国学者之意见，既皆倾向于彼辈，以故为英国利益辩护者之工作，尤易易也。”（见王译，李斯特著《国家经济学》）这段话已历一个世纪，但我们今日讲读起来，似犹有新的意义。不过，李斯特所指责的，是英国当时利用以阻害德国经济改造的世界主义学派，即英国经济学派的理论，而我们在此不惮陈述的，则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以阻害中国经济改造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而且，在事实上，德国当时所受阻害，尚只限于保护关税的实施，而在中国，其毒害所及，并不止于保护关税一项，整个社会经济的变革，现代化的进程，皆由此直接间接遭受了妨阻。
自然，以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我们已经讲到了，商品和商品意识（即经济学）的输入及其流布，是无法完全自主的，但同时也得承认我们在这些方面，我们仍有自主与自动的可能运用范围的存在。外国经济顾问，外国经济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复兴”的计划或提案，不会把中国经济“复兴”的障碍，归因于帝国主义政策，这无疑是极其自然的。但许多强调“中国经济改造”的“权威”著作，也依照外国学者的浮面逻辑，不肯提论到帝国主义政策，即使近十余年来，指斥帝国主义政策的议论渐渐多了，但大半又只限于肤浅的感应，仍不肯继续探究到帝国主义政策作用下的中国经济，该是如何不宜于应用帝国主义者处理其经济问题所依据的经济学理，及其所定的单方。结局，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问题被提论到学术论坛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为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独占的局面，在一般社会论坛上，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动摇，但几乎在全部的大学讲坛上，在最有政治权势的经济研究机关里面，依旧满布着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经济理论，即使是对于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正视的经济问题，它们最一般的仍是用常识的技术的观点去处理。站在学术的立场上，奥大利学派的经济学说，无疑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部门之一。但如其我们知道它是挽近资本主义各国为了稳定其金融统治或世界统治所促成或育成的辩护经济理论体系，我们对于这种学说的研究，就得采取批判的立场，借以确知各国的整个经济动向，特别是认识它们对于落后地带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万不能“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的由那种经济学说的意识中，去定立中国经济的改造方案。
然而不幸的是：挽近以来，作为中国经济设施之立案者或发言者的中国经济学界，例皆不问中国社会已有的经济基础，不问所有的设计，应用起来，是否为中国社会已有的经济条件所要求或允许。他们很直观的，把构成中国总经济形态的商品、价值、利润、工资、货币、资本诸基本范畴，与他们从经济学教本中，从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中，所习得的同名目的诸基本概念，看为同一的东西，迨其所定立的方案在实行上遇到障碍，他们再回过头来叹说中国社会的技术条件不够，而迄未反省到他们的计划或立案，根本就未顾及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的技术水准。过去是如此，现在亦然。
（六）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对于民生主义经济由理论到实践的背离
其实，当中国经济学界早陷在昏迷状态中的二十余年前，孙中山先生已很正确的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造的必由之路。民生主义经济中所创议的土地政策与资本政策，确不仅只把握了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现实的症结和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弊害，同时还很理论的断定中国不经过土地上的变革，不由此扫除过去封建社会的残余的力量，决无法顺利进行任何现代性的经济改造，这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所曾经历过来的铁一般的事实；同时也是古典学派乃至批判经济学者们从历史的经济法则所论证得昭然若揭的。只有奥大利学派最害怕历史的阶段论。他们为了辩护金融资本阶段的“永生”，遂不惜从观念上把一切不同社会的特殊经济性质或特殊经济条件，加以舍象，原始人使用的石器木棒和近代资本家支配的生产手段，在他们看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所以原始人使用石器木棒所得，是为了消费，资本家使用生产手段所得，同样是为了消费。以此类推到其他经济形态，他们认定一切过去的同现代的，只有简单与复杂的区别。在这样的认识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被一视同仁的涵盖成为不着边际，不关一切历史现实的漠然的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让数学去发挥其演绎的功能。资本主义经济的来龙与去脉，绝不能在这种经济学中找到线索。在经济大恐慌一再威胁着资本主义生存的当代，这种否定历史经济法则的经济学的风行，在资本主义各国，至少有其消极的意义。
然在现代化挫折中的中国，对于这种经济学无批判的吸收，就等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忽视，也就等于对民生主义经济理论的蒙蔽。所以，近二十余年来经济学的研究介绍，尽管愈来愈热闹，愈繁昌，对于孙中山先生所正确提论到的民生主义经济理论，即须根本从土地所有关系上，挖去封建势力寄托的地盘，然后始能谈到现代性的经济设施的经济理论，反而，其实是必然，被平淡的搁在一边了。在国民革命过程的二十余年中，民生主义中最基本的且是最初步的土地改革政策，其所以未曾见诸实行，当然有我们国情造成的诸种客观的障碍存在，但如说到主观上的努力不够，其罪戾有一大部分应该归到我们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的作风。一切在经济建设上有发言权的经济学者，殆没有一个肯触到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本质的变革。不错，当他们看到经济建设上遇到了现实障碍的时候，间或也漠然提到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并以此来含混其立案对于现实的隔膜。但“经济落后”的社会意义是什么？他们在讲坛上，在论坛上，从不曾给予我们以明确具体的指示。
一个以民生主义为现实经济指导原则的国家，其经济学界乃至经济界所奉行的，竟完全是与这个指导原则相背离的经济理论，这已够令人感到稀罕，但最稀罕的，却是这种存在已久的事实，直到今日，还不曾有人把它指明出来。
（七）经济学者的责任
我现在可用下面这几点比较综括的意见来结束我的题旨：
（1）我是绝对尊重学术自由研究精神的，对于任何一个学派的经济学说的研究，不但可借以扩大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理解，且可借以增进我们对于世界经济现实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奥大利学派经济学至少和古典学派，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同样值得我们研究和注意。
（2）正惟其如此，我们研究奥大利学派经济学，至少要明了它这种经济学，是适应资本主义衰落期的现实要求而产生的，在经济学史上，它并不像它的一般信奉者所誉称的“经济学的复兴”或“再造”。因为，如其我们不否认经济学是现实经济的反映，那么，在资本主义临到了多灾多难的严重时期，决不能在资本家的立场，还有什么“更新”的学理的“发现”。即或我们主观上感染太深，不容易去掉这种幻想，我们亦得承认：在现代经济思潮里，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究不过其中的一个支流。即使再强调它的重要性，亦不能竟把它当作是经济学全体。
（3）自然，我并不素朴的或表面的承认中国有什么奥大利学派，相应着中国经济形态的落后，中国的经济意识形态亦是非常落后的。自己不能制造商品，对于舶来商品不易辨认其真伪；自己无从创建经济学，对于舶来经济学亦自不易判别其是非。在这种认识下，我们即使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学界，也受了中国买办商业金融资产者意识的影响，特别是受了帝国主义文化政策的影响，但我们仍不能据此就断定中国有什么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实际上，建立一种经济理论固然是谈何容易，就是信奉一种经济理论，也并不很简单。一般的讲，我们经济学界对于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自觉的自动的去理解和研究，毋宁说是被动的，人云亦云的。因此，我现在来批判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的作风，实在是哀悯的心情多，而指责的意思少。但是，
（4）正如同我们的经济，受着历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束缚，仍必须拼命挣扎，以求得解放一样，我们的外铄的，不由自主的经济意识，亦当由我们努力，由我们展开研究的视野，俾能配合并进一步指导我们的经济解放。况且我们经济解放的途径已经由孙中山先生指示出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动态，又大足以启迪我们，只要我们的经济学者，肯从他们一向被拘囚于奥大利学派经济学的“象牙之塔”中开脱出来，中国经济学界定然会一新其面目。这至少是我们经济学者应当担负的自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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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实物征收征借时起，到广大农村卷入内战动乱中的目前止，土地重又变成不能过于引人注意的目标了。此点可参考前面“中国地租形态论”末节——一九四七年六月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