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作舶来品输入的政治经济学
1. 中国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环境
就一般社会科学而论，政治经济学算是一门最能反映现实，而又最须以现实为依据的科学，在这门科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的限内，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一个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我们现在所研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当作完成的舶来品，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是紧随着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或机械品而输入的。
不过，这里须得指出：这文化舶来品的输入，若溯其渊源，那大体还是一种首先通过日本，再输到中国来的转口货。而政治经济学这个译名，也还是沿用日本的。即如最先把西欧经济名著《原富》译述过来的严又陵氏，他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Politicial Economy or Economics）原是译为计学啦。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形的演变，和中国文化水准相应提高，以前完全或主要由日本转输的经济科学乃至其他一切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已渐能自行直接输入了。但无论经由日本输入，或是直接由欧美输入，直到现在，我们对于政治经济学还不曾脱却“述而不作”的阶段。就是幻想“一切古已有之”的国粹主义者，（记得“五四运动”时，某国粹杂志上登载过一篇崇孔论的大文章，其中就力说《论语》“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也疾，用之也舒，则财恒足矣”那几句话，是孔子的经济学原理，因而孔子是“大经济学家”。这高论，近已寂然了，但某经济学博士却在前几年的上海某杂志上说王莽经济政策上的诸种措施，是近代统制经济的渊源，总算无独有偶了。）恐怕也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罢！
谈到这里，我们似乎不应“数典忘祖”地忘记提到以次这个“考据”。十余年前，日本有一位经济学者泷本诚一氏，著有一部《欧洲经济学史》，在这部书后面，他附有一篇题名为《重农学派之根本思想的根源》的附录，这篇附录的主旨，在反复说明重农派之思想的根源，完全出自我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他最后总结这篇翻案文章的大意说：“要之，构成魁奈（Quesnay）学说之基础的根本思想，完全吻合于‘书经’及其他经典上所表现的中国太古的王制，与其学说的旨趣不同的地方，丝毫没有，这种论断，我想不会不正当吧。但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近代的经济学，是发祥于法国或苏格兰，竟把其重要的母家中国完全置之不顾，这实在是我们东洋人的一大憾事啊！”
我们看到这段话，当然非常高兴，经济学竟是“吾家宝物”了。但仔细加以考察，就知道这段传奇的说明，完全不合事实。魁奈这位医师，原来曾有过一部《中国专制政治》（Despotisme de la Chine ）的论著，以表述他对于开明的专制政治的憧憬。他鉴于法国农村凋敝情形，希望有这么一个理想的政治体制来救治当时农业上的危机。但因他是路易十五的侍医，不便说法国腐败政治所给予农村的破灭影响，乃用中国古代学者“托古改制”的战术，把中国古代的君王专制，照其所理想的描摹出来，以讽喻规劝时君。而他希望在那种政治体制下实现的农业，都是大农形态，富农形态，或资本主义化的农业形态。他那种农业经济思想，与中国古代重农的言论，以及见诸实行的农业措施，根本没有相同之点，最多只能说是彼此都是重视农业罢了。所以，我们单从表面上，见到他称赞中国的专制政治，就说他的重农思想是导源于中国，那是太牵强附会了。我们原不否认近代经济学的发祥地是在法国，是在苏格兰；并且还可补充地说：苏格兰的亚丹斯密且曾在着手其大著《国富论》的著述以前，“问道”过重农学派诸子，但重农学派诸子所由取得“近代资本主义之最初的系统的发言人”的资格的经济理论，与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无涉。
2. 以德国作为比证
其实，因经济落后，必然引起经济思想落后的事实，是一切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国家都曾经历过来的。即如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德国，它在哲学及其他学术方面的造诣，尽管早有非常炫赫的成果，但对于政治经济学，它却因为经济发展受到了历史的社会的障碍，而不得不向当时先进的英法二国，低头来做学生，这是由德国一位大思想家非常坦率地承认过了的。
直到现在——按指一八七三年——编者——经济学在德意志还是一种外来的科学。……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从而，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树立，曾受到那几种历史事情的阻碍。经济学在德国发展的地盘，依然没有。这种科学，依然是当作完成品，从英法二国输进来。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著者二版跋）
我们这里且不忙比较今日中国是否处在七十年前德国所处的那种地位。但有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环境，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学，则我们的同一经济环境，也不允许我们正确了解从外国输入的经济学。处在前资本主义客观情况之下，要对于我们感到十分生疏的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表示何等意见，或进一步要有所阐发，那除了我们在现实经济上力图改进，迎头赶上之外，是非常困难的。这情形，在七十年前的德国，也同样经验过，前述那位德国大思想家，曾紧接上面引述的文句，表示了以下的意见：“……德国的经济学教授，都还是学生。外国之现实之理论的表现，在他们手上，成了若干教义的集成。他们周围的世界，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从这个世界的情形来解释，这种种理论是被误解了。他们觉得在科学上自己没有大的力量。他们还感觉不安地知道，自己所讨究的问题，实际是自己所不熟习的问题。他们大都凭借学说史之博学的美装，或杂凑些无关系的材料……来掩饰。”（同前揭书）
他后面这两句话，是针对着德国历史学派说的。我们往往不自觉错误地把德国历史学派与英国正统学派或古典学派对称起来，仿佛德国也产生了一种与英国经济学不同的新经济科学。其实，历史学派在经济学上的成就，顶多不过是在方法论上转了一个小弯，而他们其所以要转这一个小弯，无非为了德国当时在经济自由竞争上，敌不过先进的英国，才由李斯特（F. List）发端的几位经济学者，把德国原来当作其重商主义传统的所谓官房学（Kameralwissenschaft），加以改装增补，而成功为披起历史经济学说外衣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站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那不独谈不上何等新的创见，甚且把那种科学支离歪曲了。
不过，我们还得把话讲回来，古典经济学到英国的里嘉图，法国的西斯孟底（Sismondi）已经登峰造极了，在同一资本主义的视野里，我们不能再苛求德国经济学者作何等新的贡献。而这种支离的历史经济学说的形成，那还是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
再就我国来说罢，由目前远溯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不能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因为历史的政治的诸种情形的阻碍，以致中国经济，始终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中。就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经济序列来讲，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不可避免地要以带有极大隶属性的次殖民地经济形态，而以买办商业金融，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关系，以及关税权、工业权、内河航行权的丧失，这一列具体事实表现出来。而在这种经济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者，很自然地会痛感到旧来封建传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加的束缚与妨害。虽然后来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一部分研究者也漠然知道反封建与反帝国主义有必然的联系，但他们却认定，中国要摆脱封建与帝国主义的迫害，只有自己也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即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恶，资本主义却是可爱的，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现实经济的理论上的表现，却是大可嘉纳的。于是，祝福资本主义，礼赞资本主义经济学教义，就大体形成了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支配的事实。单就中国现实经济形态立论，这种意识上的反映，不但为必然的结果，且还是不应十分非议的，因为与过去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封建的社会经济意识较量起来，礼赞资本主义的制度及其理论的表现，宁可说是进步的表示。
不过，在中国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难产期内，资本主义对世界行使的统治，已日复一日地暴露了破绽，苏联经济形态的飞跃发展，更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黯淡的前途，于是在最近十年来，我们本来是囚在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上的意识，却为世界大经济环境的改变，却为世界整个经济意识的改变，而必然对于原来无条件接受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教义，逐渐引起了加以选择的重新评价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但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也可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了。
可是，正因为这种“可能”，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本身改进的结果，而是世界大经济环境改变的结果，结局，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观点上，尽管有一部分人从世界整个经济动态上着眼，还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人，仍不免被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困惑，觉得资本主义经济是我们必须经过的光明大道，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的福音。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显然还是以后一倾向为特别显著。中国的经济学者，强半是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府“闻道”归来，如果我们不妨僭越地说，学者是具有某种成见的别名，则当前的经济学界的后一倾向的显著，就无怪其然了。
因此，把多年以来的乃至时下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情形，加以比较详细的检讨，那也许是颇有益处的。
（二）我们是在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
提出我们是在怎样研究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似乎着眼在观察研究的技术方面，例如如何译述、编著、组织研究会、发表论文等等，但我不想枝节地论到这些方面，我所注意的，毋宁在考究他们把政治经济学当作怎样一种性质的学问来研究。
大体上，中国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对于这门科学，有两种看法。设加以不十分妥切的区别，其一就是过于形而下学的看法，其二则是过于形而上学的看法。且分别加以说明。
1. 形而下学的看法
在最初，在政治经济学开始介绍到中国来时，乃至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大家对于这门学问，是很直观地或望文生义地把它看作是极形而下学的学问，是发财致富的学问，或者是使个人发财使国家致富的学问。那是毫不足怪的。过去许多经济学者，特别是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学者，为了当时经济基本观念的限制，且为了使其学说见信于当时的国君和国人，都把他们的经济著述，题称来与财富相关联。重农学者杜尔阁（Turgot）的大著题名为《富之形成与分配之考察》。（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即如负有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声誉的亚丹斯密，他那简题为《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 ）的大著，其全题名就是《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其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并且他在该书中，正爽切地表明“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富其人民而又富其君主”（参见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第四篇首段）。不过，在斯密以后，经济学已完全当作一门科学，而不复是发财致富的宝典了。而且在这以后，经济学者不但关心致富原因的研究，同时还关心致贫原因的研究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一方面看，社会是更富了；从另一方面看，社会却又似更贫了。一国最大多数的富人，一部分人致富受了大部分人致穷的限制，富人也感觉不安了。致富与致贫都成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结局，经济学就没有理由看作是发财致富的捷径书了。
不过，在享受资本主义的乐趣，但同时却在吃资本主义的苦头的先进国家，虽然十分明白这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并不能告人以发财致富的方术，但经济学开始输入到落后的国家，或者，落后国家所以输入这门学问，却显然抱有这种企图。即如严又陵氏之选译斯密的《国富论》，以及他在该书中所加的许多案语，就充分说明了此种事实。
但实际经济情况的推演，也逐渐教训了中国一般经济学研究者，抱着发财致富的企图去研究经济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说到这里，我倒要插几句不全是滑稽也不全是题外的话，就是：有谁果真想从经济学的研究来发财致富，却倒可以从一部反资本主义经济学书中去找到捷径和榜样，《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蓄积过程那一篇（第七篇），对于近代资本家所由形成的经过，举述无数有声有色的实例，而对于小资本家如何变成大资本家（同书同第一卷第三、四、五、六篇），都根据事实，提出了鲜明的例证。不过，令人感到不十分愉快的是，就在同一非资本家如何变成小资本家，小资本家如何变成大资本家的过程中，也分明从反面显出了独立生产者如何变成雇佣劳动者，变成了赤贫的事实。
总之，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站在辩护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抑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的，我们都不能在它那里嗅到金钱的气味或听到其铿锵的响声。虽然仍有一小部分经济学研究者，还不肯放弃传统的成见，但大部分人却已从发财致富的幻想觉醒过来了。不过，这一觉醒，经济学马上在他们手上变了性质，它由一个极端，被投到另一个极端了，即是，他们对于经济学，原来是采取过于形而下学的看法，现在却又采取了过于形而上学的看法了。
2. 形而上学的看法
政治经济学不像初期经济学者所宣传的，“富其人民而又富其君主”，那么，它是怎样一种学问呢？就我们中国介绍这门学问过来的经济学者来说，我们是有什么必要，要把这门学问介绍过来呢？在经济学已早形成为一种科学，且早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的事实，使他们有理由运用“为学问而学问”的这一公式了。不过，他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或者说，把政治经济学“超然化”的程度，互有不齐，设勉强加以区分，就有以次三个类型：
（1）当作纯粹与现实无关的学问 这也许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类型，但却并不是怎样稀罕的。政治经济学原本是作为英国社会经济的产物而登场的。由英国经济学者定立的经济法则，在那些经济学者自己，乃至那些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义来宣扬的其他各国经济学者，大体上，都看为是有无限妥当性的真理。亚丹斯密在他的大著《国富论》中，就惯于使用“一切时间一切地方”（all the times and all the places）的语辞。里嘉图的大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就曾被当时的经济学者誉称为第一次立在永恒法则上的真正的科学（德·金萨De Quincey在《一个吃鸦片烟者的自白》里对里嘉图的经济学是这样赞扬的：“……里嘉图却先天的从悟性本身出发，演绎若干法则，那对于材料之黑暗的混沌，还是第一次放射透彻的光明，从而在先不过是一种尝试的讨论集，现今却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第一次立在永恒的法则之上。”）标本的庸俗经济学者西尼耳（Senior），立志要使经济学成为一种“抽象的演绎的科学”。单是这样，经济学上的说明，已经差不多同数学上的加减法则一样用不着疑难了；而下述两种事实，更加强了这种认识的坚信：那第一是，在资本主义还继续行使统治的范围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定立的法则，自然还保持有相当的妥当性；第二，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也不可避免地会从观念上思维上来确认经济学理论的妥当性。因此，当作完成品，——由引论到结论都安排得非常妥当的完成品——输入中国的经济学，就被中国经济学者们看为是“推之百世而皆准”的绝对主义的东西。而我们经济学者，对于这反映着与我们不大熟习的甚至完全隔膜的外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无力鉴别，无法鉴别，就更只好当作与现实无关的学问来接受了。不但此也，挽近奥大利学派经济学之传扬于欧洲大陆乃至于大陆诸国的大学，也很快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学术殿堂。这派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一般主义与绝对主义的鼓吹者。这里且引述几句充分表现这种教义的杰芬斯（Jevons）的说明，他说：“经济学的第一原理——南按：指效用变动法则——是如此真确适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原理，与人性相关而言，乃是一般的真理。”他并说：“这种科学的理论，乃如此单纯，如此深深根据人身组织及外部世界的普遍法则所构成。所以，在我们所讨究的一切时代内，那都是同一不变的。”（参照克赖士Keynes著，王亚南译《经济学绪论》第九章注释）“一般的真理”，“在一切时代”，“同一不变的”真理，那就显然没有此时此地的特殊现实性了，那与二加二等于四的算式，没有时空的特殊现实性一样。然而，这样看成纯粹超现实的经济学，却正在为我国不少经济学者当作新创见新发现来宣扬。
（2）当作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 不错，我们是还有许多经济学者，明了经济学是现实经济的产物，不能有超现实的存在。经济学上诸般原则，究因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变动，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变动，作了何种修正；那些原理原则，对于新发生的经济问题，如何不能应用，他们都是漠不关心。事实上，自由经济竞争，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基干，这种经济形态，已在各资本主义国内或全资本主义世界内，为统制经济布洛克经济所代替了，为卡特尔托辣斯等经济形态所支解了，但原来以自由经济为核心为考究对象的经济理论体系，仍旧在中国经济学界当作教义来敷衍、铺陈，好像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从而，它们的经济理论，没有变动那回事一样，这该是如何的“恬淡”啊！
不错，在我们的经济学界，在我们的经济出版物上，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者，也不甘落后地讨论到上述那些较新的经济事业，但他们所发挥的所转述的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究竟对于原有的经济教义，有何等不相连续的地方，有何等根本矛盾的地方，他们也许不是全无感触，不过他们多半看作完全不同或完全无关的事情来处理。即是说讨论新经济变动时，和辩护旧经济形态时，他们是采取“分途应战”的办法。这是稍一检点时下的经济出版物，或经济学者的言论，就可以发现不少的实例。
不仅此也，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在上述的限度内，毕竟是资本主义经济，由某一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的变动，把这些变动看得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教义没有十分了不得的关涉，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也许不是情无可原的。但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是有六分之一的领域，已经“滑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么？这件事对于旧来经济学理论所给予的“冲击”该是非同小可罢！该是不宜等闲视之罢！可是，我们的经济学者，仍表示得非常“镇静”，并表示经济学的大曙光，就在面前。且看某经济学者的高论罢：
经济学成为科学为时已久，其间因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学派之抨击，使正统学派所遗之硕果，几奄奄无生气。然经济学为解决人类生活问题之科学，其地位至崇，职责綦重，岂可因小挫遽丧气耶？……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类行为之科学，可计日而待也。（朱通九著《战后经济学之趋势》）
从这段话里面，我们才知道经济学的“地位至崇，职责綦重”！它这种崇高地位，恐怕是经济学者替它提升的罢！姑且不管措词上待斟酌的地方，我要指出的是：他这所谓经济学成为研究人类行为之科学云云，虽大有所本（据前揭书著者在该书底页声明“本书材料，大部从W. C. Mitchell所著The Prospects of Economics ”译出，故知其“大有所本”），但把“研究人类行为”这一命题，作为未来经济学的内容，已就笼统含糊得可观；而况他所指的这种“科学”的效用学派经济学（据他后面的说明），已经在当作既成的教义宣扬着，并不要计日而待！也不过，他毕竟感觉到了正统派所遗之硕果（？），几奄奄无生气了。把效用学派经济学，当作正统学派经济学的复兴，认定经济学的“奄奄无生气”纯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学派的抨击”，而独不及资本主义世界一大块版图的沦陷，这可见得他是怎样把经济学当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变动无关的学问！
（3）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无关的学问 政治经济学既是舶来品，是以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么，中国经济学者研究这门学问，把它看得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没有何等关系，就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究竟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与处理，有没有密切关系，我拟留在最后一节来说明，这里只先指出这个事实，就是，一般经济学研究者，都不大留心这些问题，即我们中国这种经济形态，政治经济学是把它归属在它的全体系中的那种经济范畴？我们对于经济学的探究与理解，那在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上，究有何等帮助？我们所拥护所推崇的经济学教义，在实际的应用上，是否于中国经济的改造，大有毒害？
事实上，提出中国经济改造问题的中国经济学者，他尽管极口诋骂帝国主义，昌言解脱民族资本发展的束缚，但他们所提出的改造方案，只是依据同一套政治经济学教义，那套教义，却正好是叫中国民族资本“屈伏”在整个资本主义系列之下，而尽其殖民地经济形态的机能的。然而，这个非常明白的矛盾，他们并不曾意识到。这就是因为他们从没有把政治经济学这种科学，当作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有关的学问来研究。
以上三种不同的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究其旨趣，无非是把理论与现实隔离开，不过程度互有不同罢了。
（三）我们一向在研究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前一节关于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或方式的说明，已可想见我们一向所研究的经济学，具有怎样的内容了。但为补充前面的说明，这里且就我们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本身，较具体地指出其根本的缺陷。
要就我们研究的经济学本身来考察，势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时下流行的有关经济学的书，特别是有关经济学原理原则，或题称为经济学“原理”“概论”一类的书。由大学讲堂到一般经济学的出版物，都应成为我们考察的对象。不过，为了集中论点，指出一般趋势起见，最好是就我们经济学研究者奉为教义，视为不可逾越的圭臬来演述的经济理论；或者就最通行的，每个经济学初学者，都须领教领教的经济学入门书，揭出其共通的千篇一律的论旨与方式，以为下面鉴别批论的张本。
自然，我这里所批论的经济学读物，不仅是我们经济学者的书，我们经济学者编著所依据的，或直截了当用原本教授的，乃至指定初学者参考的外国经济学者的著述，都包括在内。因为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教义所显示的破绽，中国经济学者还负不了责，且也似乎毋庸代人受过，他们至多不过做了一点传述或转述工作。
所有这些经济学读物的最显著的共通点，由它们叙述的体裁，或叙述的程序，反映得非常明白。经济学上所谓四分主义说，三位一体说，差不多是所有这类读物所依以构成其内容的方式。揭开无论那一部这类的书，除了首先对经济学加以定义，并解述其本质任务及方法外，接着就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大部门的分别演绎，而在这四大部门的每一部门中，也差不多全是就资本、劳动、土地，从而，就资本家、劳动者、地主，又从而就利润、工资、地租这几大要素，几大单元，整齐划一的排比出来，构成经济学的整然系列。这种形式上的整秩，正好象征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秩序，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分配上的不合理却也正好象征这种具有整秩外观的经济学的内部结构的凌乱。我觉得，把经济学上的这诸般法式或体裁加以论述，那就可想见我们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究具有怎样的特质了。同时，一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所以常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掘起一条鸿沟，也不难由此得到理解。
现在且就上述的四分主义说和三位一体说，分别加以检讨。
1. 四分主义说的检讨
经济学上之有四分主义出现，那是经济学已经庸俗化了的结果。在以前古典学派的几位经济学大师的著述，都看不到此种体裁。亚丹斯密的大著《国富论》以分工论开始，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以价值论开始。都是随着理论的展开，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事实，不拘形式地，分别就其在全经济运动中扮演的机能，予以说明。但自一八二一年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出版其《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把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生产（Production），第二章分配（Distribution），第三章交易（Interchange），第四章消费（Consumption），于是经济学上，就有所谓四分主义。他这部书的写成，原是由于他与里嘉图颇有友谊，里嘉图那部大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的出版，就是出于他的怂恿。但因为他觉得那书艰深难解，不便初学，故特于携子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散步时，择讲其中精义，令其笔记，后将此笔记整理润色，以成此书。他为了把里嘉图的艰深理论，加以明易条理讲说，特采此四分法。这种四分法体裁的采用里嘉图的理论体系，虽然变得矇糊不清了，但却非常适合此后经济学日益肤浅化普遍化与通俗化的要求。所以愈到后来，四分法就愈加成为经济学著述最通行的体裁了。
通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好像其经济运动的程序，首先是生产物由生产领域产生出来，再分配在直接间接参加生产活动的各主体之间，比如，分配在资本家、劳动者及土地所有者之间，他们各将其所得，行使交换，最后把各各交换的成果，拿来消费。最初一看，把这诸般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按照这种次第，分为四个部门，排比出来，仿佛是再明白再自然不过的了。但稍加检讨，就知道这是极不合理的分论法。这里简单指出以次两个错误：
（1）理论体系的支离 一个有组织的理论体系，应当有一个重心，有一个统一全部脉络的中心枢纽。等于“四头政治”的四分法，不能把这个重心，这个中心枢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总生产物，以如何的方式，如何的比例，分配在各成员之间；他们以如何的方式行使交换，以及消费的一般条件及其比重如何，均是取决于当前的生产形态。有那种社会生产形态，就有那种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形态，由一般流通显示出的交换关系，它是作为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机能而作用着的，至于消费，在作为生产手段的消费的限内，已经是生产中的要素形态；而此外在作为生活资料的消费的限内，那在经济学上，不过是当作附随事项，在必要场合提到罢了。自然，一般消费能力的大小，交换范围的广狭，乃至分配比例的变动，都会在生产规模生产形态上，发生反拨的作用，但其作用，仍不过是行于一定生产形态生产关系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生产在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这种统一全部脉络的中枢地位，单是把它位置在四分法的第一把交椅上，是表现不出来的。把陪角同主角“平等”起来，把群众和领袖看得一样没有差别，我们的经济学者们是很容易感到不成体统的，但经济学上的这平列式的无头无脑的无政府状态，他们却丝毫感觉不到，且反而认定这正是井井有条的理论体系。这里我得顺便指出，经济学上四分法的这种“古典”作风，虽然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经济学著述所一般宗法，但比较有点理解有点特见的经济学者，却大抵知道这是一种阻碍理论展开的格式，这是可以从他们著述中看得出来的。
（2）说明程序的凌乱 也许说，特别看重生产，把分配，特别是把交换、消费屈居在隶从地位，那是经济学上某一部分人或某派的主张，而非大家一致赞同的“公意”；还可说，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不一定要特别对生产另眼相观，才能建立起来，像大经济学者里嘉图的名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就是着重分配问题；（里氏在该书序言说：“……这种分配受支配于一定法则，确定这种法则，是经济学上的主要问题。”）主张限界效用说的奥大利学派经济学者们，特别强调消费问题；此外，历史学派的几位名经济学者，还把交换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枢纽，他们个别都完成了一定的经济理论体系。在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不能深入地解答这些问题，不过，我得指明，里嘉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分配上面，那与这里成为问题的四分主义无关，他不过由此限定研究的范围，等于写部分配论的著述一样。历史学派经济学者，奥大利学派经济学者，分别把交换或消费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虽其理论的支离，我们往后还有从长讨论的机会，但他们并不一定是四分主义的宗法者。即使退一万步说，经济理论的建立，并不一定要把社会生产形态作为重心，但整个经济理论由四分主义或四分法去说明，一定是要显得凌乱不堪的。首先，现实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显分畛域地生产了再分配，接着再交换，最后始归于消费。一把生产过程看作是再生产过程，它的生产手段，就是交换分配过来的结果，同时生产还是一直由消费支持着进行的。劳动手段的消费，劳动力的消费，乃至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消费，通是作为生产上的作用来说明的。在观念上把它们硬分出次第来，已经够支离了，而况现在依次的解说上，又须全般的重叠。消费主要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结局，就大体要在生产项下来说明，往后又变一个花样，在消费项下来说明。分配的几个主体，首先就在生产方面，事实上，生产上还不绝在行使着分配。生产物当作生产要素加入生产领域，生产物又当作完成品从生产领域移到市场，它的来龙去脉，对交换发生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力的买卖，是资本家生产日记上的一件基本事实，但这在生产项下必须处理的问题，又得在四分主义的交换项下去听候摆布。总之，在四分主义下勉强割裂开的诸般经济事实，是难免说了又说的。
现在且进而论到与四分主义“相得益彰”的经济三位一体说。
2. 三位一体说
经济学上的三位一体说，或经济三位一体说，是用这个公式表现出来：
土地——地租
资本——利润
劳动——工资
这个公式，自亚丹斯密以来，即为经济学者所崇尚。但对于这个公式的运用，则不尽相同。斯密大著《国富论》第一篇，标题为“论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自然顺序”，对于标题后半截，他是这样说明的：“不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出自他的源泉，他的收入，就一定出自这三个源泉：劳动、资本，或土地。出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出自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专由土地生出的收入，通常称为地租。”（《国富论》中译本上卷第六一页）“一个每年土地劳动生产物的全价格，自然分为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这三部分。对于三个不同阶级的人民——依地租为生，依利润为生及依工资为生的人民——构成各各不同的收入。”（同前揭书第六〇页）
斯密提出这种分配观来的当时，困难的问题，尚在生产不得自由，所以对于分配，他认为只要听其自由相互竞争，各阶级间的利益，必跻于平等。他是非常乐观的，但是到了半世纪后，英国经济学上的困难问题，渐渐移到分配上了，所以里嘉图那部应时产生的大著《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就把分配问题作为他研究的中心，他在同书序言上，加以这样的说明：“劳动、机械、资本联合使用在土地上面，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分归社会上三个阶级即地主资本家与劳动者……”“全土地生产物，在地租、利润、工资的名义下，分归各阶级……”（郭大力、王亚南译《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序言）
从里嘉图这几句简短的话里，我们看不出他与亚丹斯密前面那种说明的区别。不过，斯密的乐观主义的分配观，到了里嘉图手中变得非常黯淡了。他对于分配上这三个形态——地租、利润、工资——个别性质，已会反映现实的情势，加以明确的区别。或者说，他正好是想要确定它们本质上的差别，确定它们相互间的对立关系，才把它们相提并论的。里嘉图以后的经济学者，或者说，在里嘉图以后，处在分配问题日益严重化，愈加需要从经济意识上予以辩护的那种情势下的经济学者，他们就刚好利用这个公式的神秘性，企图由这个公式来掩饰这三者间的区别，来从观念上消除它们的对立性。
现在且分别就这个公式各组的个别方面及其综合的全体方面，来辨析其不合理的究竟。
（1）从个别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这里所谓个别考察，就是就组织这个公式的三分组，加以考察。首先，我们来看
土地——地租
把土地作为地租的来源，作为地租所由形成的原因；反过来，地租当作土地的结果，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个命题，并不是不可以成立，而在实际上，这个命题，已在一般人观念中，看得非常显然，而且将其定式化了。但这个命题用这种公式表现出来，其用意并不全在指示地租是以土地为其来源，而主要是要表明，有了土地，自然而然要求地租，地租是有了土地的自然结果。结局，这个在一定的特殊的社会，以土地所有权，即以对地球一片段的私有为前提条件的土地——地租，就表现为超然历史的存在了，就表现为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真理了。但是这个当作“真理”存在的事实，一揭穿它在土地——地租这个公式中所含的秘密，就要暴露出不合理的“内情”。土地是一种自然物，它虽然在每个社会形态下，都拿来作为生产要素，但并不是一拿来作为生产要素，就自然的要造出地租，造出一种作为物来理解的社会关系。可知把自然物土地看作勒取地租的手段，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由特定的人为法律所支持的。一般地讲，土地——地租这个公式，根本不能成立；就特定社会来说，那却也只能反映出不自然不合理的关系。次说
资本——利润
经济学者对于公式中的这个分组，有时还用这种表现方式，即资本——利息。这比资本——利润这个表现方式，还有神秘性。因为在资本——利息中，当中的媒介全消失了，生息资本回归到所有者手中，是当作媒介的循环（即资本在现实运动中，先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手段，再通过生产过程，转化为商品，由商品售卖后归到资本家手中的循环）分离的。它表现为会自行生产货币的货币。所以，这个表现方式：资本——利息，最无意义，但也许因为最无意义，就显得最有神秘性了。资本——利润这个表现方式，无疑是比较接近现实，比较能显示现实的关系。但一般经济学者对于这个表现方式的看法，是表示资本自然要产生利润，正如土地自然要产生地租一样。利润是当作资本的结果而产生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因为篇幅的限制，不能深入地说明“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故资本——利润这个表现方式根本不妥当。但拥护这个表现方式的经济学者，有时也不自觉地把它否定了，就是他们无论把资本当作价值体（就货币来说）来考察，抑是当作物质体（就劳动的生产条件：机械、原料等等的使用价值方面来说）来考察，都难于安心地承认利润会直接从资本产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借助于转一个弯的说明，说利润是对于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的劳动的报酬，或资本家“忍欲”不事浪费（典型庸俗经济学者西尼尔的大发现）的结果。无论就那一个说法，都把资本——利润这个表现方式否定了。经济学者尽管自己把这个表现方式否定了，但资本——利润在他们心目中，仍然是看作一种出于自然的安排。最后再看
劳动——工资
这是把工资作为劳动的价格来表现的。照前面的说明，在这里，劳动被看作是工资的来源，工资也自然是劳动的结果，不劳动，即无工资，劳动了，决不能不给予工资。这颇像是自然大公无私的法理。但首先我们须得明了，劳动就它本身说，它是不存在的，是一个抽象；就社会方面考察，它是指着人类和自然的物质代谢机能所赖以促成人类的生产活动，无论就那一点解释，我们显然不能说是对它支付代价，对一个抽象，对一种活动机能支付代价，是怎么也说不通的。不错，在“劳动力”（Arbeitskraft）这是语辞，尚未被提出以前，经济学者是不觉含糊地把“劳动”来作为“劳动力”的代用语，但这也不能为他们的错误解脱。劳动——工资，是被当作一种超然历史的表现方式来解释的。好像工资劳动，劳动工资，是一切社会通有的形态，我们当前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把这种形态，当作一份历史的传统事实继承下来罢了。不但此也，在资本行使着统治的社会里，竟用这种表现方式来确定劳动对于工资的要求权，一如土地对于地租的要求权，资本对于利润的要求权一样。这样“无私的”，一视同仁的表示，倒宁可说是出于经济学者的“公正”与“慷慨”。但我们如其把这整个公式的个别分组加以综合的考察，却又只能证示那种表现方式中所蓄的“机诈”。
（2）从综合考察上看出的不合理 这整个公式，即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的公式，所以成功为三位一体的组合，似乎只有这一点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各分组的表现方式，都是消除了任何例外，除历史限制的一般的表现方式。从这出发，又导出了另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个别分组，都是看作自然安排的自然关系。但我们一考察实际，就知道这两个共同点，完全是存在于经济学者观念中的，或者说，经济学者是把这两者作为目的，来构成这个公式的。我们且来检点一下这三个分组的前项，即土地、资本、劳动，我们已经知道：土地是自然物，资本就它的价值关系来说也好，就它的物质体或使用价值的关系来说也好，通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劳动，则是一个看作生产活动的社会机能，在其本身，且是一个抽象。这三者的性质，看不出一个共同点。而个别以它们这三个分组前项为来源的地租、利润、工资，极其限，可以说它们分别构成社会各阶级的所得或收入，是其共通点，但问题也从这里发生了。为什么有的收入，如劳动者的收入，要靠劳动者自身的生产活动才能得到；有的收入，如资本家的收入，不用自己操劳，或只行使监督职权就能得到；最后，有的收入，如地主的收入，他不但不用直接作生产活动，且无须操监督的烦劳，只要法律确定地球的一个片段为他所私有，他就大可游乐在千百里外，而消费他人在那块土地上所生产的果实。这三个不同性质的收入，理应不能“一视同仁”。而且不幸的是，这三个收入的来源，虽然被经济学者分划得非常清楚，但溯其本源，却又都不外是出自一定劳动，推动一定资本，在一定土地上所生产的价值生产物。这价值生产物，先分划为工资与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再分划为利润与地租，这同一价值生产物，或者说，一定量的价值生产物，区划为地租、利润、工资三者的来源，它们之间分配的比例，或益于此必损于彼的比例关系，就显然要表现为它们相互对立的关系，这无疑是这个三位一体公式的致命的矛盾。这种矛盾，前述里嘉图一流古典经济学者，尽管不稍隐讳地揭露出来，而此后的庸俗经济学者，却故意用这种公式，来掩饰，来涂抹现实的对立痕迹。并且，他们至少也意识到，劳动者卖了力，要获得够维持其生存，维持其继续劳动所必要的工资，那不独十分必要，而且是非常合理的。由于公式中的这个分组取得了合理的存在（仍是他们想象中的），把其他两分组与它合组在一个公式中，自然都合理化了。不过，这样做，有意识地这样做，毕竟还是少数较有见地的经济学者，其他不过习为模仿，机械地奉为金科玉律罢了。
在大体上，这个三位一体公式的流行，还受了四分主义的不少影响，也可说，两者相互加大了不合理的程度。在四分主义的体裁下，地租、工资、利润是比例在分配项下（前述四分主义的创始者詹姆斯·穆勒，就曾在“论分配”那一章，把这三项分别为三节来说明），而将其来源土地、劳动、资本比例在生产项下，这样，这个公式就像更取得合理的外观了。因为参加生产的要素，各在分配上获得一份报酬，在另一方面，这个公式在形式上的配列，也给了采行四分主义的一种便利。
它们是无独有偶，相得益彰了。
这是挽近经济学一般内容的典型和标本。濡染在这种经济学传统下的中国经济学者，从而，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自然是依样画葫芦地千篇一律地反映出来，但偶然检点时下的经济学读物，似乎有了一点“改革”。说是因为奥大利学派经济学家特别看重消费的缘故，中国近来的经济学著述，有的硬把消费论“调升”到生产论前面（如赵兰坪、吴世瑞等的著作），使四分主义上的第一把交椅，由消费占据起来。此外，在生产项下，除了土地、劳动、资本，又添一个生产要素，是曰“组织”，不过这一“改革”，就使分配项下以组织为来源的收入，尚不易找到受主了。大概结局仍是划归负担生产的组织责任的资本家。但这对于三位一体公式，却就未免发生破坏的影响了。
总之，中国经济学界的政治经济学著述，大体是依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仿造出来的。这种形式，这种体裁，这种性质的经济学，又无怪研究者们把它看成了与现实经济，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变动，特别是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不生关系的学问了。
但是我们应不应该研究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呢？
（四）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对于中国经济学界，一向研究政治经济所采的方式，及其所视为政治经济学之典型模本的内容，已在前两节都批论过了。在那种批论中，我始终没有忘记一点，就是，与我们中国所处的现实社会经济地位相照应，中国经济学界不可避免，不可讳言地要表现一种落后的征候。因为政治经济学本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我们自己的经济环境无法产生一种特别的政治经济学。同时，现实经济环境又限定了我们对于政治经济学修养的程度，于是，我们对于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所表现的模仿或“人云亦云”的现象，就可说是十分必然的一种趋势了。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在衰落过程中，更需要一种掩饰现实状况的经济学作为掩护，以致我们前面指出的那种无关现实或歪曲现实的经济学格外风行，这又足以加强我们经济学界的那种必然趋势。
但是，我们的现实社会经济状况，对于政治经济学上之理解的要求，却正好同这种趋势相反。这就显然要导出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论了。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系列上来看，中国经济在受着资本主义的两重的苦难，一是中国资本主义不易发达的苦难，一是环绕着中国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过于发达的苦难，这两者互为因果，就造成了我们中国今日这种次殖民地经济的地位。如其说，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不同于与现实社会无关的道地的形而上学一类东西，它是现实经济的理论的表现，且应是现实经济的理论的表现，我们对于这门学问的研究，就不能采取一种“毫无所谓”的漠然的态度，因这根本不是研究，而是在耍观念上的把戏；还有，如其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了要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有所贡献，我们尤须认清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面目。
总之一句话，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应随时莫忘记，我国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且是妨阻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而我们多年来的经济学界的表现，已把这关键如实地说明了。
1. 三个前提认识
我以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在开始他的研究以前，应有以次几个前提认识。
第一，在尚论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限内，我们一反省到中国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系列中，所占的隶属地位，就知道那种经济学是用怎样的眼光，怎样的动机，来讨论“次殖民地”或“准殖民地”经济。也许我们还不肯自列于“殖民地”经济范畴，但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在论殖民地经济时，特别在前次大战后，讨论布洛克经济一类经济问题时，始终是未忘怀中国，至少，他们对于殖民地经济的一大部分理论，可以适用到中国经济上来，所以，我们把他们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作为教义，那就无异承认自己是他们的代言人。比如，今日中国经济学论坛上出现的“以农立国论”就像不知不觉地在作着东亚共荣圈内的“农业中国”论的呼应。
第二，资本主义跨越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其危险性是加大了，但与这照应着，它的警觉性也加强了。它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防卫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虽然苏联的特殊经济形态，从它内在矛盾冲突的空隙中突然耸立起来了，但这却更要加强它的警觉性，使它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来从事防卫和对抗。在文化方面，最有现实性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是被特别注意到了的。各国景气研究机关的设置，大学校中的特设政治经济学讲座，以及研究景气之类的经济刊物之风行一时，俨然是要在经济学上造出一种“景气”，一以缓和国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一以镇定那由实际经济恐慌所引起的悲观失望心理。当然，把这些议论传扬到诸落后民族间，特别是传扬到大家“特别看重”的，而正好又在昂扬反帝国主义气势的中国，一有机会，它们是不会放过的。结局，在以“买办”舶来经济学为能事的许多中国经济学者眼光中，果然闪射着经济学前途的“光明”，这一“人造的”回光，又终于发射出了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的结论。
第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内在的矛盾和缺陷，尽管站在辩护立场的经济学者，在多方设法来掩饰裂缝，但早在资本主义极盛期的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就已经产生了许多站在批判立场的经济学说。［经济学上历史学派、奥大利学派，以及所谓新正统学派——指马夏尔（A. Marshall）所领导的一批经济学者——间“内讧”的理论，当然应属于非批判经济学说的范畴，反之，那些恰好是辩护理论的“丛合”。］就中，仍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对象，但却是当作研究英国经济状况及经济史之结果而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学派的批判理论，却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愈来破绽愈大的趋势的印证，愈加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形成了对抗传统经济思想的巨流；而以这种经济理论为出发点的苏联经济的出现，更加强了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地位。所以各国经济学界虽然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在多方重复旧的教义，并矫造新的光明，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难见到反对学说的发扬滋长。英国格列果利教授（Prof. Theodero Gregory）在一九三二年发表一篇《资本主义的前途》的文章，开始他表示“现存制度继续存在的希望，目前算是最微弱了，在近代经济史发展上，向来不曾有过这种现象，两年来的不景气，使整个国际经济结构的基础发生动摇……”由于这种实况，就在各国引起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难。他先就美国某某学校当局如何怀疑资本制，又接着说到各国大学的情形：“至若大学的学术空气，情形也不见得较佳，在欧洲大陆上，大学就是反对现存制度的中心。”（见《前途杂志》创刊号译文）他的这种言论，虽然不曾把那些想换一个方式来“堵住”资本主义“没落”的法西斯理论分别开，但总可概见现代资本主义及以它为依附的政治经济学，该是达到了怎样一个破碎支离的阶段。
由以上三点，我们首先知道，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说，原本就是不利于中国这种国家的社会经济的改造的；其次知道，这种政治经济学，还在当作一种文化侵略或文化麻醉的武器，以期防止我们的社会经济有所改革；再其次知道，政治经济学即使没有任何御用目的存乎其间，它本身已是遍体疮痍，我们如果不从批判的观点去研究，那就无论在实践上抑是在理论上，都不能给予我们何等帮助。
2. 三大研究鹄的
由上面分别论到的几个前提认识，已经显示出了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鹄的何在。在大体上，那亦有三点可言。
第一，就是要由经济学的研究，确定我们对于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和作为我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实际指导。我们知道：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物质生活过程即经济过程，是现实社会的基础，所以，无论从事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抑是从事任何实际社会活动，都有通过经济学，而了解此种现实社会基础之必要。波格达洛夫（Bogdanov）讲过这样的一段话：“不论是就历史全般通体而论，或就社会意义的发展而论，不论是研究外交问题或宗教问题，都不能不顾及社会之经济的纽带（社会之基础的构造），并不能不借用经济学的结论，所以经济学实可看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基础。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使命，无异物理学和化学在一切有机过程和无机过程中研究的使命，不知道物理学和化学的结论的植物学者、动物学者、天文学者和农业学者，等于解除武装的兵士；同样，社会学者、历史家及法律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认识，就要同他们处在同一的境地。此外，想在社会斗争和社会事业方面活动的人，如果不知道经济学，也要和没有武装的士兵一样。”（参照周译，波格达洛夫著《经济科学概论》第四页）在今日，经济事业日趋复杂，人对自然，人对人的各种社会斗争方式，却直接间接介入经济的因果关联，而把我们每个人牵涉在里面，我们即不作社会科学研究，不从事何等社会事业，在日常平淡生活上，亦就无形要受着各种经济法则的支配。在这种意义上，经济学的研究，或对于经济知识的获得，就不限定是某一部分人的要求了。
第二，就是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彻底了解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法则，由是确定资本主义的必然归趋，并对它在此必然归趋的演变过程中，所表露的破绽、矛盾、冲突以及拼命挣扎的诸般现象，加以合理的解释或说明。这种要求，也许是各不同性质的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抑是资本主义国家，乃至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学研究者所共通的要求，但于中国特别紧要。中国还踯躅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中国还彷徨在向着资本主义前进，抑是向着民生主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前进的不定歧途。如果理论连带着现实，指示出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及其没落前途，我们即使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却也没有理由要“亲近”资本主义。
第三，就是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扫除有碍于中国社会经济改造的一切观念上的尘雾，那种尘雾，不仅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同样是关于经济学以外的一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最有实践性，最有现实性（把它看为与现实无关的学问，如前面所说，那不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身没有现实性，正是想回避它的现实性）的科学，能够在经济学方面把握正确的理论核心，则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方面所抱的诸种成见与幻想，都可廓清。事实上，在帝国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中国，全般的社会意识，都渗透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素，中国社会经济上每一种变革，都有那种毒素在其中发生阻碍作用。所以，中国不言改造则已，否则政治经济学便当成为中国反对落后封建意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文化武器”，从而，如何运用这个武器，如何锻炼这个武器，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责任了。
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出下面这一点要求，以加大我们研究者的责任，那就是，我们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也许有人疑问：第一，科学无国界，用不着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科学；第二，政治经济学是现实经济之理论上的表现，落后的中国经济，如我们前面第一节所说，是怎样也不能产生一种经济学的。但如果把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那又当别论了，那种理论的全般体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像这样一种体裁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到目下为止，我们尚不曾发现。我们尽管已有不少进步的政治经济学读物可供参考，也有不少的外国的政治经济学者在为中国社会经济理论努力，并已有相当的成果，但总不能十分适合我们的要求。自然，像我在这里所规定的供中国人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实际无非就是一个比较更切实用的政治经济学读本，但我其所以要把这方面的努力，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一个鹄的，就是认为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是颇不同于依据现成材料来编述一个政治经济学读本的。那颇需要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者，在有关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之正确理论体系上，分别来一些阐发准备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