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的解释
在中国目前，正存在着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官僚资本尽管被大家，被朝野上下骂不绝口；另方面，官僚资本自身，却还在继续膨大中，而不少放言官僚资本误国殃民的人，自己像在行所无事的唯恐不得变为官僚资本家，并多方设法挤进官僚资本家阵营里。自然，官僚资本如其不是这样猖獗，这样变成诱惑竞争之的，大家也许不致如此的注意和诅咒。但仔细予以考察，似乎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官僚资本本身，它的性质与范围，一般人都不大十分弄得清楚，以致把我们的官僚资本，与今日盛行于西欧各国的所谓国家资本，混为一谈。结局，国家资本就变成了“逃罪”的口实，许多攻击官僚资本最力的人，其所以自己也拼命挤进官僚资本家的阵营，至少，他们在主观上，总以为他们自己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不是作用为官僚资本，而是作用为国家资本。反之，对于他们所咒骂的对象，则又以为正因为那不是作用为国家资本，而是作用为官僚资本。因此，把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明白加以区别，就成为非常必要了。
（二）国家资本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内容
国家资本（State Capital）一词，在现代西欧的社会，大体是表现为两个不同的现实形态。那种不同，不是由于资本的种类，不是由于资本的自然属性，而是由于资本的社会属性。换言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同一国家资本，是会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的。
比如，在今日苏联这种社会经济态度下，私人的动产，或限于私人自用的财产，虽然还被允许存在，但私人资本，即私人利用来剥削他人劳动的生产手段的私有，却是绝对被禁止的。因此，在苏联的经济学中，“资本”这一名词，已经具有极其不同的概念。我们尽可比较含混一点，把它全社会用以维持并扩大再生产的资财，称为较严格意义的“社会资本”（那是完全属于社会全体人民共有的社会资本，与我们通常把存在于社会中的个别私人资本，混称为“社会上的资本”的意义不同）；还可因它这所谓“社会资本”的局限性（只被视为苏联社会的社会资本），即在苏联与其他国家相并成立的关系上，把它全社会或全国的资本，称之为“国家资本”。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苏联那种社会生产关系下，国家资本是绝对的，它是资本一般，是资本全体，除了这种资本形态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资本形态存在。既然是不允许任何其他资本形态存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运用权势来假公济私，来扩大其个人经济权益的可能性也自无从存在。
可是，在另一社会生产关系下，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许多尊重私有财产的现代国家，都有某种程度的国家财产或国家资本存在。因此，许多国家的财政预算中，经常就有一项国家事业特别收入列在里面。我们这里且不必进一步去分析这种国家与政治经济权势者的本质关系。就量上讲，在这种国家的国家资本，显然仅只是存在于私人资本的孔隙中，那有时是当作私人资本社会的“点缀品”看，而一般则是当作私人资本社会的“便利”品看，因为根据私经济或私人资本的权威发言者亚丹斯密所说，如像交通土木公事一类社会事业，对于私人资本活动，极为必要，但由私人经营，暂时不一定有利，或者足量资本额数的筹集，不易期之于私人的场合，则由国家承担起来，结局，这种性质的国家资本，就从资本主义经济发轫的当时，即为了便利或配合一般私人资本的发展，而与私人资本并存着。从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这种形态的国家资本，与苏联的国家资本比较来看，那不过是表演着一种附属的陪衬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资本，即使不是资本一般，却无疑是资本主体。从而，在私人资本与国家资本之间，便存在着一个可以“相通”，可以“转化”，或者可以“假公济私”的可能的空隙。不过，这种“空隙”，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有着极其不同的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幼年期，即在私人资本开始形成的期间，政治上还是表现为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混合的形态。因而，“夺取寺产，欺诈让渡国有地，盗掠共有地，掠夺封建所有地氏族所有地，把它在无所顾忌的恐怖主义下，转化为近代私有财产”，就可行所无事的照着意向作去了。而在动产方面，“以国民名义为装饰的大银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外是一个私人投机者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借着政府给予他的特权，而取得以货币贷与政府的地位”，而它由此又是国债的债权者了。“国债的债权者，实际并不曾拿出什么，因为它所贷与的金额，转化为容易转移的公债券了。这种公债券在它的手中，和同额硬券有相同的作用。由是产生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食利者阶级。”（以上均见郭王译《资本论》“原始蓄积”章）再往前去，私人资本逐渐在社会取得了优势，私人资本所有者阶级，早已为了保障他们既经取得了的资本权，强烈要求一种更适合他们权益的政治形态；他们尽管是利用政治特权胡乱取来的，却不愿他人亦利用政治特权再胡乱劫夺去。“侯之门，仁义存”，明辨权利义务，明辨群己权界的法治精神被强调和被遵守了。
资本主义经济在适合它的政治制度的保育下，得到成育发展之后，国家的全部权力，都被当作全体资本家阶级共同享有，共同运用的东西。当私人资本发展的前途显得非常光明，其机会又非常之多的时候，一方面，在国家名义下从事的经营，已经会相对的变得极不重要，或极为有限；另一方面，政治权势者利用职权来扩大其私人资本，不但渐成为不可能，且渐成为不必要了。所以，在典型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官僚政治”这一用语，即使不时有人还用以攻击政府，但与其初期形态比较起来，几乎是另一意义的东西，也就因此之故，“官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阶段，几乎是不大有人谈到的名词。
可是，当这典型的自由——个人主义经济发展到转形阶段，国家逐渐伸展其干涉统制的行动了。这在一方面看来，仿佛是政治上的人物，逐渐对经济的发言权支配权增大了，但从另一方面看来，却又表示是经济上的人物，逐渐对政治的发言权和支配权增大了。
简单的分析这内情，即是：适应自由经济的政治形态，就是所谓议会政治或者政党政治，因为这种政治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又因为资本主义在它最初发生的过程中，就已经包含有内在矛盾，包含有对立物——劳动者阶级在里面，它向前发展，这对立物也跟着发展，从而，本来是便利资本主义经济的议会政治，就因为劳动阶级势力增大，劳动者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增大，而变成了不适于或妨害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东西。结局，与劳动者阶级立在对立地位的资本家阶级，就要求修正或根本否定这原来为他们在前一发展阶段所多方促其实现的政治形态。至若为什么有的国家根本否定这种政治形态，有的国家却又以修正这种政治形态为满足呢？那实无关于他们政治经济势力者的态度，是激烈还是和缓的问题，而根本是关系影响或左右他们那种态度的不同经济条件的问题。大约后起资本国家在产业组织上，一开始，就必须而且可能采行比较集中，比较高度有机化的形态。其所以必须，乃因非如此，不足以在商品市场上与先进资本国家相竞争；其所以可能，乃因它得利用先进资本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条件。可是照应着这种产业组织，它们的银行资本，也很快的采取与产业结合并支配着产业的金融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的寡头支配局面一经建立起来，这个时期的国家干涉，就与初期国家干涉有了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国家或政府，必得变为直接执行金融资本家的意志和命令的机构；包含有各种社会阶级势力的议会政治，到这场合，便变成了妨碍独占金融资本家自由表现意志的障碍物，这已隐伏着议会政治自我扬弃的危机。而加速这危机爆发的有力因素，就是，当后进国家产业组织一开始就采行比较集中的形态的时候，它的劳动者阶级的社会组织，亦很早很快就表现得声势浩大，就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直接威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具有先天脆弱性的德意诸国，就相率出现否定议会制的法西斯政治形态，它们就都不约而同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措施。大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在对外表现为国家主义经济实行的主体，在对内表现为国家社会政策施行的主体，无非是在贯彻大资本家们的利益的要求。所以，我们由此知道政治上的人物对经济的发言权支配权的增大，只是在经济上的人物对政治的发言权支配权增大了的场合，才有实现的可能的。
我们在这里所要知道的，是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所谓“国家资本”，究竟具有怎样一种新的内容。这是需要从长说明的。
（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
许多人以为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下，“国家资本”当然会发达起来，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而其认识不清的根本原因，也许是由于大家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一直就不大弄得清楚。
假借国家名义，来施行资本主义独裁，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简括解释。（苏联在开始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曾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诱惑性的口号，在我的理解上，那是富有战略性的号召，与希特拉用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来施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绝不相同——其详见即将发表的拙作《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形态是一个矛盾体。把劳动阶级势力抛开不说，个别资本家的利益，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往往是极度冲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事实上就在设法缓和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冲突，缓和个别资本家利益无限扩展所造出的不利于整个资本家阶级存在的危机，布哈林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大理论”，是从这里发现出来的。可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借“国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大人物来担当这“缓和”的任务，在另一方面，就无异加强加深了各国国家主义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就不但是国家主义经济体系，同时还是备战经济体系。
这种局面一步一步的造成，为了维持整个资本阶级的存在，许多个别资本家，特别是那些中下级资本家，就不免要在某些场合某种程度失其存在；为了完成或充实备战经济体系，就是大资本家阶级，亦不得已为了要保持其资本的所有权，而不得不在某些场合某种程度暂时放弃其资本的直接使用权，芒克（Munk）的使用权革命的“大理论”（见芒克氏著《武力经济学》），就是从这里发现出来的。银行、大工厂，以及其他一切大的经营，就被重新改编过：德国在战时包括有一百万劳动者规模的戈林工厂，就是如此改编过来的。经过了改编的一切产业，尽管资本家还保持其所有权，并依据所有权取得纳粹经济法令规定的利得，但那些产业，那些资本，都带上了“国家”的帽子。事实上，国家，或政府，或政治上的握权者，都在这种意义上，变成了资本家产业的“经理者”，尽管如上述芒克所说，若干大资本家都“憎恶”这种资本形态，但这是他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所命定了要采行的可能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正因为国家更明显的变成为大资本家所有，同时，全社会的资本，也更表现得成为国家所有。
如其我们不妨称这种资本为“国家资本”，那么，这种国家资本，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的特殊形态。
（四）中国社会是否能允许国家资本存在？
依上面的说明，我们已见到两个本质绝对不同的“国家资本”形态了。
其一是苏联型的国家资本，又其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任何一个万能的精神抄袭者，恐怕他也不好意思说：我们今日成为问题的官僚资本，正好是苏联型的国家资本，那么，我们待考虑的，就是看我们的官僚资本，究与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的那一种的形态相类似；或除表象的类似以外，还有何种特质。
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资本主义极盛时，自由主义经济，配合着议会政治的那一场合的“国家资本”，我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我们不独没有那种经济条件，也没有那种政治条件，尤其是从政者不得任意侵渔公私产业，混领公私资本，那与我们所谓官僚资本，根本无何等类似点。
如其我们还承认中国未完全脱却初期的过渡的社会形态，如其我们还无法否认中国私人资本尚在开始形成的期间，中国政治上还是表现为专断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的形态，那我们在土地方面，在流动资本方面，乃至在其他现代性产业方面，凡以公家名义从事的经营甚至最大一部分以私人名义从事的经营，都不免与官的特权发生关系；我会在其他场合（见拙作《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把中国官僚资本分解为三个形态：官自己主要借官权取得的所有资本形态，官依职权直接运用的资本形态，官由运用公家资本，而由是使其他私人企业直接间接受其支配的资本形态。在这三者中，由官僚运用的那一形态的资本，才算是官僚口头上所宣扬的“国家资本”。这以国家名义装饰的资本，在当前这种政治形态下，显然曾是并将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的大源泉。
然而，现实总是比理论丰富得多的。就把中国传统的历史诸条件丢开不讲，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的官僚资本，与一般近代初期的国家资本，有同一的性质和内容。我们自己的社会，是处在一种过渡阶段，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却是处在另一种过渡阶段；当作中国的中国，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初期，而当作世界的中国，我们同时又不能避免资本主义末期的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影响。我们曾在战时尝试的做过国营农场国营贸易一类苏联型的国家经营，我们又曾继续努力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下的产业编成。穿着拿破仑的服装，虽然不能就变成拿破仑，但却显然会使穿着者改变一些形相，而由是增加我们认识上的困难。
在我们还允许，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鼓励私人资本的场合，如其中国官僚资本活动，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推动力，我们倒用不着对于官僚资本表示过分的嫌忌或怨愤，因为这正是大家都曾经历过来的历史道路，并且接着还会导来一个光明的前途。然而我们引为遗憾的是，我们的官僚资本，决不肯也不能为我们成就这种历史任务。如我在《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那一论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官僚资本的作用，会依独占资本化，政治资本化，买办资本化的现实逻辑程序，使我们的民族资本，迅速的趋于枯萎和没落。
总之，我在本文中所要说明的是：（1）我们今日以国家名义，或以国民名义装饰着的一切官僚资本，它不但与苏联的“国家资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也绝不可能是发达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国家资本”，虽然在本质上，与近代初期英法诸国曾经有过的政治权势者所支配的地权和业权相类似，但由于我们传统历史条件的特殊，和周遭国际资本关系的作祟，它的内容，它的表象形态，将成为今后历史学家的新的亚细亚生产方法的一个重要课题。（2）我相信，任何稍有民族观念现代思想的人，都希望中国今日为大家诅骂的官僚资本，特别是其中以公家或国家名义经营的那一部分资本，能如实的成为“国家资本”，但依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国家资本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东西，它必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我们希望它成为苏联式的，势须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是苏联式的；我们希望它成为典型资本主义式的，势须我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已经是典型资本主义式的。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产关系，苦苦的维持在资本初期阶段，却“要求”我们的国营事业乃至私营事业不官僚资本化，那是可能的么？因此，（3）对于目前政府把许多公营事业零碎拍卖给私人经营，尽管那是国内新旧经济学者所一致主张的，但我却不是无条件的赞许。假使我们落后的社会生产关系，能相当的予以变革，假使今日存在于经济上的专断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能相当的受到限制，则任何形态的社会化国有化的事业，倒毋宁是可以鼓励的。
归结一句话：允许官僚资本发达的社会生产组织，断乎不能同时又允许国家资本的发达。在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下，国家资本可以转化为官僚资本，在另一种社会经济体制下，官僚资本也可以转化为国家资本。
经济科学这样告诉我们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不能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