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应当怎样理解官僚资本
在抗战结束后的这一时期以来，“官僚资本”竟变成一个流行语了。在这以前，官僚资本尽管早经存在，但间或有人论到它，或论到与它相类似相关联的“买办资本”一类名词，经常是在资本二字上面划××，有时竟连资本两字亦以××代，或者干脆禁止谈到诸如此类有损官誉有污官格的“不敬语”。然而，曾几何时，一般舆论已毫无忌讳的在尚论着责骂着官僚资本，甚至一向嫌忌这类名词的党政论坛，亦公然把这以前认为是异党分子中伤的“不祥物”，当作必须打倒必须肃清的对象。这种大转变，一部分虽然是由于时代的进步，民主作风变成了不可违抗的潮流。一部分是由于官僚资本活动得过于猖獗，听其发展下去，不但会断送整个国民经济命脉，且将不可避免地危及党政自身的生存，但同时也由于官僚资本家集团内部，因着“发展不平衡律”引起了“内讧”。不论如何，我们今日总算取得了讨论官僚资本的某种限度的“自由”了。
但也许因为我们取得这有限制的讨论的自由，还是不久的事，一般人对于官僚资本本身的认识，就不免有些感到“汗然”。广州综合出版社，编印了一本《论官僚资本》的小丛书，把时下有关这方面的论文，集在一块，其中计有狄超白，马寅初，周恩来，吴大琨，郑森禹，郑振铎，姜庆湘，赵元浩诸先生分别发表于各地杂志报章上的。这些文字，因为有的是临时演讲记录，有的是夹在其他论题中附带提到，所以大都不免“语焉不详”，我觉得，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大题目，理应多费点时间，把它的特质作用等等方面的关键较详明的阐述出来。
在目前，大家对于官僚资本，似乎有两个近似对立的认识：其一是抓住官僚资本静态的一面，仿佛官僚资本就是“官僚的资本”，这样一种同义语反复的呆板表现，当然会阻碍我们对于官僚资本的科学的分析；又其一是把握官僚资本动态的一面，过分强调它的融通性，结局，官僚资本就变成了闪灼不定难于捉摸的东西。
事实上，官僚资本是非常生动，但也非常具体的。
官僚资本有三个具体形态：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成形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它们的存在，在某些场合是个别独立的，在某些场合是相合的，但离开了其中之一，则不足以通体了解其他。
这里且先分别释明它们个别的特质，然后再统观其共同机能。
首先，所谓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就是指着官僚自己举办的某种企业和经营。这种企业在允许任何私人可以自由经营的限内，他曾是官僚或已经不是官僚，他的资本活动，都不包括在这种所有资本形态中（自然，我们很知道，现实的官僚资本，有极大一部分，是把握在那些已从政治舞台退出的人手里，但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确实终结，同时却会是他的所有资本形态向着其他形态变形的开始）；在官僚资本所有形态，所有者必尚为官僚，一方面以公务人的资格，从事政治活动，同时又以私法人的资格，从事经济活动。这种情形下，不管他的经济活动是被禁止的，抑是被允许的，也不管他是直接从事经营，抑是委托旁人经营，他那种经济活动依以进行的资本，就似乎取得了官僚的资本的属性。但是这种说法，马上就要遭遇到以次事实的反驳。近代社会，是所谓商工业者市民社会。由商工业经营者变成官僚，是极其寻常的事。一个商业家工业家或银行家如其一旦成功为官或官僚，是不是定要停止他原已经营的一切企业呢？即，是不是他一进入政界同时就得退出经济界呢？或者，他不退出经济界，他前此经济活动所依以进行的资本，就会因为他投身政界，而变为官僚资本呢？如其对于这些问题的答复，不能一概断然予以肯定，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所谓官僚资本，即使是就其所有形态来说，那也不能单从资本为官所有这一事实来评定，而要从资本在如何的情形下为官所有这一事实来评定官僚兼有他自己的经营资本，其所以被人诅咒被人诟病，乃因他的资本来源，他的资本活动，通通与他的官职发生密切联系。我们由此知道：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只是官僚资本的诸现象形态之一，我们称此为官僚资本的第一形态。
其次，存在于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一旁的，还有官僚使用资本形态或官僚运用资本形态。凡属由公家经营的一切企业，其经营主体，不拘是国，是省，是市，是其他党政军乃至社会文化团体，其实际经营者，通是各种各式的官；官僚对于此类资本经营，没有所有权，但却有运用权。本来，在一切现代国家，均存在有大大小小的这类公营事业，它们的这类公营事业，也多半是任用公务员或“官”去经营，但它那些经营资本，是不是可归属在官僚资本范畴呢？如其不然，其原因安在呢？那第一可以说是由于它们的公营资本与官或官自己经营的资本，没有何等内在的关联；第二可以说是由于那些从事公营事业经理的人，即使是官厅任命的，即使是官，一到那些经营机关，他们便不是以官的“格”，官的职能在那里活动，而是以企业者，专家或技术人员的身份在那里活动。正惟其有这第二种理由，更使第一种理由得到确立。从这里，我们又明了，不是资本由公家所运用，为官方所经营，便变为官僚资本，而是公家的企业经营，被掌握在官僚手中，由官僚任意处置，并使其对前述官僚所有资本形态，发生或明或暗的内在联系，才叫人厌恶叫人诅咒。像这样为官僚资本所运用的资本形态，我们称它为官僚资本的第二形态。
再次，我们要谈到官僚所支配的资本形态了。本来，官僚个人所有资本，官僚所运用的公家资本，通可说是受其支配控制，但我们这里却是另有所指，或即是指着那些既非由官僚直接保有，又非为官僚所直接运用，但却显然在多方面受着官僚支配控制的那些私人企业的资本，在经济与政治保有密切联系，而又缺少明确的法的权界以资分划的场合，特别在私人资本必须取得政府各种方式的支援，始能维系的场合，几乎大部分的私人企业或其资本，都不免要在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变为官僚的“俘虏”，变为官僚任意侵渔和自由游泳的大水池，变为他们所有资本形态扩大汇集的又一来源。像这样一种资本形态，我们称之为官僚资本的第三形态。
由上面个别的说明，我们应对官僚资本有一个总的概念，即所谓官僚资本，应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为官僚所拥有所运用所控制的诸种资本之有机结合的总称。那从以次三方面显出了它的基本特征：
第一，官僚资本的三个形态，通是以官为其发生联系作用的枢纽；没有官的凭借，这种资本的属性就根本无法存在。
第二，官僚资本之一极，是人的属性的官或官僚，而其对极，却是物的属性的资本。资本而捺上官僚的烙印，是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官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皆当从特定社会政治关系中去加以理解，而那同时也正好是特定社会政治关系的体现物。
第三，官僚资本的上述三个形态，就某一方面或其活动的归结来讲，似以第一形态即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为基本形态，因为对公营资本作自利的运用，对私营资本作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从另一方面或从其活动机能立论，则第二第三两资本形态，不但同样重要，甚或更加重要，没有这两个资本形态，第一资本形态，也许根本就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成形为官僚资本。
论到这里，大家也许仍觉得我上面关于官僚资本的总概念，还有不够包容的地方，即在现实上，除了上述官僚资本的三个形态外，不是分明存在着官商合办的资本形态么？详细分析起来，这所谓官商合办的官，并非官，而是官家或公家，所谓商，并非商，倒反而是官或官僚。官僚资本在其作用过程中，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连结方式，而由此表现出许许多多的复合形态。官和私人的资本，参组到公资本方面；官以公家资本，参组到私资本方面；官以所谓官商合办的金融机关的资本，参组到私资本或公资本方面；官以属于国有的资本，参组到地方官商合办事业或官办事业方面……各种各色的结合方式，都不过是官为扩大并加强自己资本活动所搭起的“便桥”。我们应当把它们理解为前述三个基本形态的派生形态，并为那三个基本形态作用的环节或结果，它们的真相，是会在后面待述及的官僚资本活动的过程中明白显露出来的。
（二）官僚资本的作用及其后果
关于这方面，可分作以次两点来说明。
（1）官僚资本是怎样作用着的，官僚资本在实际的活动或运用上，自始至终，都同借贷资本保持有极密切的联系。溯源来说，中国原始的官僚资本形态，即现代以前已经存在着的官僚资产，一向是由各种方式的高利贷业累积起来。典当业，赊卖商业以及指不胜屈的本格借贷方式，尽管是一般散见于民间的，但稍加分析，就知道那主要是所谓大大小小的候补官——士，出缺官——在任官自己及其亲朋故旧们在从事经营，他们因为是社会政治上的势力者，他们的借贷资本，就不但因此有了来源，有了保障，且还变成为极有强制性的吞并土地的手段。我们很可以说，高利贷或借贷资本，是官僚们之政治势力在经济上的扩大与延长。
到了现代，银行资本出现了，在本质上，我们的银行资本，迄今仍浓厚的保持着高利贷的属性（拙著《中国经济原论》中“中国资本形态”篇曾对此作过比较详尽的分析），或者说，更浓厚的保持着官僚的属性。中国官僚的生活形态，以及当前社会的客观情势，都不宜于从事生产活动，但却更宜于从事高利贷性的投机的金融活动，以及这许多其他有关的原因凑合起来，使大大小小的官僚都不期然而然的把金融事业作为其经济事业展开的出发点。
中国金融界老早就有所谓南四行北四行的系统的。近廿年来因为许多新的金融势力的出现，使得原来的系统有了不少的错合的改变，但有一点是不曾改变或者只有“变本加厉”的改变的，那就是你不论翻看那一个银行的董事会，理监事会的名录，却总可发现那都是一批一批的官僚或准官僚或者他们的家族。公家银行固如此，所谓私立，实际仍不外是“官立”的银行亦如此，那怕是若干真正的民间银行，它们亦得为了实际上的经营的特殊便利的取得，而不能不拉若干政治上的红人来撑撑门面，虽然政治上的红人，往往也因为公然出面经商，有碍视听，而失官格，竟也标列出一些“莫须有”的商人，作为“伪装的后台”。在这场合，倒不是民借“官力”，而是官借“民名”了。我曾想，中国社会中的最复杂场面，往往是由“足智多谋”的官僚扮演出来的。
官僚们这样热衷于金融事业，乃因官亦是人（虽然，他们有时扮演得像“超人”），大利所在，人必趋之。金融业的大利益，并非在金融活动本身，在以往，那是借着高利贷来扩大商业和兼并土地，并进而保障政治上的地位，而在现代，则显然是借着金融活动，去接近并参与一切有利可图的公私企业部门。参与的方式，五花八门，比起现代先进国银行资本，参与各种企业的方式，还要复杂。试举一二例，以类其余。川康兴业公司是与川康银行有着血肉关系的，川康银行资本的来源，是国库，是川康两政府，还有是所谓商股，由这样一种组成方式，就决定了它的官僚性格，事实上商股云云，无非就是官股，官僚们通过川康兴业公司，把一切有利可图的事业，都囊括净尽了。又如贵州企业公司的资金来源，是贵州省政府，是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及贵州省行，还有也是所谓名商实官的“商股”；这个企业公司的包罗性，在国内是有名的，几乎经营了省内一切新式事业。战时其他各省相率设立的企业公司，差不多都是把贵州企业公司作为榜样，其间即使也有完全由省行或省政府出资经营的，那并不妨碍它这种组织戴上公家名义，实际却大抵是在种种曲折的手法下做着某些特殊势力者的业余经济买卖的机构。这就是说，官人们一般是通过他们自己控制的银行，进而参与或控制一般经济事业。结局就使官僚金融活动，变成整个官僚资本动活的重心。往往一个人兼为官，金融家，企业家。而政治巨头，银行董事，公司后台老板，事实上早为大家熟知的“三位一体”了。
英国拉斯基教授曾就大英帝国的这三方面的人物列出一个相通的表式，仿佛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迎头赶上了先进国，值得“称许”了，然而美中不足的，却不仅是我们已在前指出了的本质上的差别，并还有是由那种本质差别导出的极有危险性的后果。
（2）官僚资本作用的后果，在私有制下，特别在现代性的私有制下，社会资本或财富被累积到谁手中，在官的手中，抑在非官的手中，本来不值得去计较，而官僚资本其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乃在它自始至终，都必然招致祸国殃民和妨碍社会经济发达的不利影响。把官僚资本展开的全过程加以考察，我们可以见到它的以次几种显著倾向：
一、独占资本化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极度同情中国政府的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曾自南京发出一个电讯，报道“中国政府用各种不同的公司组织，已包揽了国内一切主要的经济事业，掌握矿产，动力，重工业，丝，棉纱及糖的生产”。其实何止生产，一切比较重要的贸易对象，如茶，桐油，棉花……等等，几无一不由专卖或官营一类名色垄断或独占了，这种独占倾向的产生与发展，无非是官僚资本作用的必然后果。我们知道：官僚资本之独占资本化的倾向，最先，就因为它这种资本形态，不但最便于发生此种倾向，且最不能不保有此种倾向，官僚资本是否能维持并扩大，就看它保有那种独占到什么程度。
我在前面已指出官僚资本的所有形态、使用形态以及其他种种中间形态了。完全由公家名义或主要由公家名义经营的事业，在一般工商市民阶级尚未取得政治发言权的社会，可以依照政府当权者的一时高兴，或个别私的利害打算，而确定其独占范围。而在战争过程中，更加是“悉随尊意”了。我们社会本身，原本是缺乏实行统制经济的先天条件的，但虽如此，我们战时乃至战后许多所谓公营事业或半公营事业，都一直在借着金融上的或产销运购上的优先利益或特殊便利支持着。比如在倒产歇业变成极普遍现象的今日，像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类的大规模企业，却在昌言着并预期着高额赢利，（其实，敢于夸称有赢利的公营事业，恐怕也仅只有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如像和它同时成立的中国蚕丝公司，其经理人就苦脸诉说：“我们是亏本事业。”）这不是对于以往所加于公营事业之批评指摘的反驳么？但仔细分析，就明白它是在经营的任何方面，都享有特殊便利的结果，换言之，也就是由于独占的结果。凡独占经营所获的利益依一般经济原理评判起来，都是由于其他未享有同等优待的同类事业的损失。它是把同业的牺牲作为营养而成长起来的。大家试想想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从中央银行所得到的无限制的贷款便利，它在购进原料和添补机件上所获得的外汇和运输上的优先便利，它的厂房公有不付租金的便利，它在运销上与纱布统制密切关联起来的便利，它的极庞大规模的托辣斯组织的便利，以及其他关于纳税方面所得的便利，殆无一不是由于独占。我们由中国纺织公司，不难类推到其他名义上公营或半公营官僚事业的发展的内情。不但此也，独占利益的本身，往往又会成为未享有此种利益，并因此种利益蒙受到致命损害的其同类事业特殊化或官僚资本化的诱因。一般未享受独占利益的同类民间企业，要就是睁大眼看着自己没落，否则就是让那些握有政治经济权势的人，即可能使他也多少分有那种独占利益的人，参加进来。
事实上，凡属由官僚所参与的事业，不可避免的要由于人情主义，应付主义，形式主义而逐渐变得没有效率，可是正因为如此，独占更成为必要。许多过于天真的人，还在高嚷着取消公营事业半公营事业的差别优遇，那其实就等于说是取消官僚资本本身，那是可能的么？事业是否能存在，是否能发达，不取决于经营技术或效率，却取决于是否取得独占权利，单就这种场合来说，官僚资本之妨碍私资本和一般企业效率之改进或提高，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但其弊还不止此。
二、政治资本化 官僚私人对于独占的利益，可依三个方式取得，其一是借着公营事业的经营，从中渔利。其二是参加所谓“商股”到享有独占权的半公营事业方面。其三是让私人经营获有某种独占，因而在那种私人经营中享有相应的“特殊股份”。无论就那一个方式说，独占的利益，都非靠着官，靠着政治势力不行的。独占利益的大小，就同官的大小，政治权势的大小发生了直接关系，结局，官僚资本的活动，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角逐，取得政权，变成了取得各种官僚资本利益的前提条件。可是，这还是问题的一面，更坏的，却是另一方面。一个官，或一批有血肉关系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权势，或扩大其已有的政治权势，往往又得看他或他们是否运用有控制有大量的官僚资本，在这种意义上，官僚资本又变成了政治权势取得的前提条件，所以，接近更进而支配某种较大规模的较有利益的公营事业（无论那事业是属于生产方面的，抑是属于交通金融等流通方面的），乃成为政治斗争最基本的动因。试从小焉者的县，到省，到中央，所有各种派系主义地方主义之间的倾轧，尽管表面上有极其差异或极其合理的借口，而熟悉内情的人，却是很容易指点出它们最后的目的所在的。除了极少的场合外，我敢说，它们那些倾轧或斗争，实无异官僚资本独占权的分配斗争。
把官僚资本当作保持政治权势的手段，那和把政治权势当作取得官僚资本的手段，本来是有其内在因果关联的，但是言其弊害，前者就要比后者大得多，严重得多。因为在前一场合，官僚资本势将转化为政治资本，官僚资本的活动，势将歪曲到经济本身以外去，某种公营事业一被某某政治巨头所运用，那种事业将会自然而然的机关化为这巨头一派的小喽啰们的“根据地”。这一来，公司衙门化的可能性大增，在渔取“政治活动费”的名色下，一切腐化贪污就由此更加受到保障性的鼓励了。结局，官僚资本的经济目的，势不免要为其政治目的所牺牲。
惟其官僚资本与政治，政治势力者如此密切的联系，所以政治上一旦掀起波澜，政治势力者有了升沉去就，马上就影响一切为官僚势力所及的经济部门，银行也好，公司也好，其他任何企业组织也好，都相应发生脱节或崩解的现象。新政治势力上台后的经济第一项“调整”工作，也许就是看对前任所留下的“大漏洞”，如何去弥缝；当他们在台下的时候，尽管对其蓄意打倒的对象，如何痛加体无完肤的攻击，但是等到登台以后，却像很“恕道”很“绅士”的宽容前任的贪污。这“官官相卫”的哲学，到近来已明如观火的证明那是他们想借此混水摸鱼，并预留自己下台饱掠步骤的狡计。大家试想，近十年来，该有多少属于国家的，省市的公营事业，都不约而同的随着有关政治势力者的坍台而解体了。我敢担保，现在依着多方面的独占，多方面的特殊便利，在表面上显得“经营有方”“生财有道”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如其叫熟识内情的人仔细考究一番，恐怕不会像前任负责人那样自吹自擂的“满意”吧，即使真的如此，试多经几回“交代的转折”看，其命运也许不过如昔日曾经被宣扬得炫赫一时的招商局！
然而官僚资本活动的弊害，还不止此。
三、买办资本化 我这里得指明，官僚资本独占资本化，政治资本化，无疑是一种必然的发展程序。至其买办资本化的倾向，在某些场合，虽然是由其政治资本化中间演化而来的，但在实际，我们的官僚资本一开始活动，一开始当作一个显著的经济形态，就已经与买办资本结了不解之缘。我们甚至可以说，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最初就是以孪生兄弟的姿态出现，它们通是在国际资本作用下的中国这种社会的必然产物。为补足前述官僚资本形成过程的说明，且附带简略指证出那种关键。国际资本在落后地带发生支配作用或把落后地带变为它的营养生命线，是必得落后地带破坏其原有生产方法，才得为它提供制造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的。而要达成这种目的，在已经殖民地化了的落后地带，其政治支配权使它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向作去，而在不曾完全殖民地化的国家，它就必须通过这种国家的政治支配者，给那些支配者以某些经济的利得，才行得通的，结局，各种各色的借款成立了，各种各色的采购组织成立了，各种现代型的经营出现了；中国现代初期的所谓官办产业，官商合办产业，是在这种种现实要求下实现的。与外人接近的政治势力者，无论以国家的名义借债还是还债，购入还是卖出，均被视为有大利可图，这是官僚资本原始蓄积的一个侧面，也是官僚资本最初就与买办资本发生血肉关系的内情。此后，凡属有关官僚资本的活动，殆无一不同外资保持着某种联系，而使那种活动，附加上“买办的”烙印。可是，在理论的叙述逻辑上，我们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却是前述的官僚资本的政治资本化倾向一经成形，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强其买办资本化倾向。这可从以次几点来说明。
首先，官僚资本一变为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一变为一种政治资本，它无论从积极方面讲，抑从消极方面讲，都要求带有买办资本的性格。为了借官僚资本势力来保持政治势力，那种资本活动中，参入了有力的外国资本力量，那就无异取得了国外有力的奥援。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时在消极方面，为了补救自己政治势力一旦不保，而仍能保有其官僚资本，从而，保证其再获得政治势力的可能，也得在其资本活动中，参入有外力的外国资本的力量，最近不时见诸报章的所谓中美什么公司什么公司的计划与组织，显然与官僚们个别的主观如意算盘有关，但在官僚资本活动过程中，事实上还造出了一种更有危险性的官僚资本乃至一般社会资本的买办资本化的必然情势。即：
其次，官僚资本既如前面所述，依种种独占，妨碍一般民间产业的发展，妨碍一般经营技术的改善，而又由其化作政治手段，而不时引起整个经济上的混乱与脱节的破坏影响，其结果，全国产业将愈来愈变成遍身瘫痪不遂的状态，将益使从事生产事业者裹足不前，而社会上可能用作资本的蓄财，势必主要把一切对外有关的金融，贸易，交通以及市场投机一类流通经济作为唯一可能的出路。这种倾向发展下去，就是产业上的全面的对外依赖，也就是全面买办资本化。自然，我们并不否认我们政治势力者也有建设中国经济的大企图，可是，我们也同样难于否认他们维护自己及其一派经济势力的“小企图”，往往是被位置在那种大企图以上，并使那种大企图去迁就它。因此，在什么中美航运公司什么中美贸易公司酝酿当中，我们又发现中美农业考察团中美贸易考察团……一类顾问或指导组织，或已或将络续不远万里而来了。这些客卿之来，也许不完全是自告奋勇，他们也许不尽是自国利益第一主义者，但依据他们考察结果的报告（如最近发表的《中美农业技术考察团报告书》），如其说他们不是对于中国社会根本的性质过于无知，就是对于中国经济建设，过于不感兴趣。设把他们的活动，与我们官僚资本之买办化的动态关联起来加以考察，任何人都不免为中国经济之殖民地化的前景表示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