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但只将以上所举的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情形，原原本本，按照时代先后，叙述一个明白，还不足以完了研究教育史者的任务。研究教育史者的任务：第一，在于说明历代教育制度及学说之变迁的原因；第二，在于比较各时代、各地方的教育之异同与升降；第三，则在于阐发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统治阶级对于教育之如何利用；第四，尤在于以客观的态度批评历代教育之得失，并标明其特异之点。能够将以上所提示的种种方面，作一个有系统的叙述，以备今后研究教育者应取何种途径的一个南针，方可以成就一部教育史。
人类社会的意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程度而前进，也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形式而变迁，故一切意识形态莫不以经济为基础。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之一种，也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它是社会的产物，不是与生俱来的，某一种教育思潮之风起，必有当时的社会情形为背景；某一种教育制度之制定，必有当时的经济组织为基础。离开了社会及社会里面的经济组织，则无所谓教育，即无所谓教育史。故研究某一地方的教育，必要对于该地方的社会情形及经济组织，有一个相当的了解；研究某一时代的教育，也必要对于该时代的社会情形及经济组织，有一个相当的了解。
教育目的随时代而变迁。原始公有时代，教育只有生物欲的目的——维持个体，保存种族。私有财产发生以后，除了生物欲的目的外，还有以教育为阶级支配的工具之目的。原始公有时代，没有正式的文字，没有分工的制度，社会也没有阶级性，教育与劳动是一致的，凡成年人都是教师，凡儿童都是学生。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以后，文字也发明了，分工制度也有了，统治阶级也发生了；于是教育与劳动从此分家，教育的意义也就变更了。此时能够受教育的只限于少数人，教育权操在更少数人的手中——统治阶级的手中。私产制度时代，又分封建与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在封建时代，统治者以培养忠顺的治术人才为宗旨，所以特别注意于道德的训练。在资本主义时代，统治者以培养机械的技术人才为宗旨，所以施行强迫教育，传授机械的工业技能，以增加其劳动效率。我们研究教育史，对于社会之历史演进的阶段，尤当鉴别清楚。
有了统治阶级，社会就有政治的形态。自统治阶级发生以后，教育与政治即连合为一，且成为政治之一部分。统治者一方为政治首领，一方为教育长官，他们以特殊地位制定教育，以政治力量推行教育，故教育不过为施行政治之一种手段，即为统治国家之一种工具。教育效率之大小，与政治力量之强弱成正比例，而教育本身所具的力量确乎有限，自统治阶级观之，不过是一种傀儡而已。故不仅“教育万能说”纯属欺人之谈，即“教育神圣说”更是自欺之语，除了社会达到了真正平等或吾人所理想的大同时代，教育不会有纯洁意义的。在私产制度之下，教育学者的教育学说，其思想往往与当时政府的教育宗旨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比较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半是依附于支配阶级以图生存的。他们所倡的教育学说，纵令有时在积极方面没有明显地拥护支配者的论调，但在消极方面很少有与当局冲突的地方。除了社会发展到了某种程度，支配阶级的势力快要崩溃的时候，他们才敢于唱几句高调。教育随政治为转移，研究教育史者对于这一点也要认识清楚。
二
研究中国教育史比较困难，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更觉困难。第一，中国古籍可靠性太少，纵令经清代学者辨别出许多真伪，怀疑之点至今还是时时发现。除几本真伪难分的古籍以外，虽有古物古器及甲骨文字等项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但此项学业尚在极幼稚时期。第二，中国社会之演进的阶段，至今还没有定论。有的以封建社会始于夏、商；有的说始于西周；有的说始于东周，西周尚在氏族社会与封建社会中间一种过渡的奴隶社会。自秦、汉以至现在，有的说还在封建时代，有的说秦、汉以来已有资本主义发生。第三，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分期，在教育方面，很难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我们不是研究民族史，当然不能以各民族势力的消长为标准；我们不是研究纯粹的学术史，也不能以各家学说互相起伏的情形为标准；至于以上古中古及近古近世等说作标准来分期，更无意识。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解决，则教育史上没有可靠的材料；第二个问题不解决，则没有真实的背景；第三个问题不解决，则没有适当的编制。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勿论政治如何嬗变，产业如何发展，外力如何侵入，各家各派的学说如何纷争与起伏，而中国民族思想，自西周以至最近二十年前，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所以他们所表现的性格或浅或深，大半是受过了儒家学说的几番洗礼无可疑的。不过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族的思想才有很大的变化。儒家思想，虽说祖述尧、舜，为中国民族相传相衍的习惯生活，其实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完全建筑在农村经济基础之上。自东西交通以来，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侵入到中国腹地，使中国农村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由衰落而崩溃，由崩溃而破产；最近，全国经济的重心已由农村而移转到几个沿江沿海的大都市了。社会形态及经济组织一一发生变迁，则建筑在昔日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心思想自然也必发生动摇与倒闭。反过来说，由中心思想的动摇与倒闭，即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到近代确已进于资本主义的阶段。
所以在编辑中国教育史以前，我们应当有两个假定。第一，假定商代以前，为氏族社会，西周时代，为典型的封建社会，自秦、汉以至清代后期，为变形的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最近六十年以来，为初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各时代的社会形态及经济组织既然不同，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各时代的教育当然也是各别。第二，假定在氏族社会，为儒家思想的前生时期；在封建社会，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时期；在半封建社会，为儒家思想的流传时期；最近六十年以来，为儒家思想的动摇时期；自国民党改组以来，则为孙中山学说的支配时期。孙中山学说是以儒家思想为骨体，以欧、美诸社会学家的学说为资料，以中国目前社会及现代国际情形为背景，融合贯通而构成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虽以儒家思想为骨体，但不是封建的，它是世界大同的，故孙中山平日对于儒家宗主孔子的大同思想极力倡道。简单一句话，中国民族思想，几千年以来，受了儒家思想的支配，至今尚未完全去掉。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他们的伦理学说，对于自身修养方面，取听天由命主义；对于社会秩序方面，取正名定分主义；对于论断事理方面，取折中调和主义。教育是告吾人以做人的方法，伦理是告吾人以做人的标准，故伦理学说也可以说就是教育的方针；研究中国教育史，而忽略了儒家思想支配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势力，一定要失掉了史的可靠性，此层也是应当我们注意的。
三
在商代以前，完全为氏族社会，当然没有学校的形式；即在西周时代，后儒所盛称的教育如何发达，学校如何完备，我们也只当着一种附会，绝非信史。中国最早的学校有信史可考的，应始于西汉武帝元朔年间，距今不过二千零五十年。但这不过是学校的启蒙时期，只具雏形，尚无制度，再过一百二十年，到平帝元始三年，始有学校制度的产生。此时虽有学校制度，不过在中央有太学，在地方有学、校、庠、序等名称，一切尚极简单。在魏、晋六朝，不仅学校教育没有进步，且因政局混乱与长期战争，学校有名无实——时常陷于停顿状态。到了唐朝，学校教育于是突飞猛进：有了一定的系统，有了各样的科目，有了严格的考课，有了固定的假期，凡学生年龄，资格及入学手续皆有明显的规定。到了宋朝，更有明显的等级，及积分法的施行。但这些法子，多注意在中央的各种学校。到了明、清两朝，凡地方学校也有考课了。不过明、清地方学校虽有考课的规定，而当时社会人士群相趋赴于科举一途，学校徒有其名；且中央也只有属于文科的国子学，比较唐、宋两朝各科具备的相差多了。关于教育行政方面，两汉尚没有专设的机关，中央太学只由太常兼管，地方各学只由郡县长官兼管。到了唐、宋，中央各学大概统于国子监，地方各学，唐朝统于长史，宋朝统于提举学事司。明、清两朝与唐、宋大致相同：中央太学即国子监，地方各学统于提学使司。我们总结起来：在周代以前，尚没有信史可考，后儒所附会的一番话，暂时只有存而不论。自此以后，学校教育，在两汉为启蒙时期，在魏、晋、六朝为停顿时期，在唐、宋两代为发达时期，在元、明、清三朝为衰落时期。
君主专制时代，以培养治术人才为宗旨，所以政府所设施只有成人教育。我们以上所说，全是关于成人教育的，不过内中分有高中两等：凡中央各专门大学均属于高等性质，凡地方各项儒学皆属于中等性质。自唐宋以来，在政府方面虽也曾设立过小学，不过稍为点缀，且多半为皇室及官宦子孙特别开设，于一般民众是关系极少的，民众的初等教育只有让民众自己想法子。
中国旧式教育，学校与科举是相终始的。我们把科举的历史可以分着三个时期：（1）汉、魏、六朝为科举的萌芽时期。（2）唐、宋两代为科举的兴起时期。（3）明、清两代为科举的极盛时期。科举制度到后来虽日趋复杂，总不外常科与特科两类。两汉选举“孝廉秀才”，就是唐、宋以来的常科；选举“贤良方正”，就是唐、宋以来的特科。关于选举的手续，西汉只有对策一项；到了东汉，还须经过一次文字的考试——这完全是科举的雏形了。不过此时尚没有烦琐的制度及严密的考试，其制度与考试法到隋、唐以后才完全规定出来，所以一般人皆以为科举创始于隋之大业年间，确是一种错误。唐、宋两代，虽制定了完备的制度，政府对于学校教育还是比较注重。到了明、清两朝，则学校轻而科举重，当时国家全部教育差不多为科举所垄断，政府以此类奖励，社会人士趋之若鹜，于是学校等于虚设，名存而实亡了。由此看来，中国有了学校就有科举，有了学校制度就有科举制度，二千年的教育制度史就是一部科举制度史。
科举是什么？自一方面说，它是录取人才的考试制度，发给学位的甄别试验。自又一方面说，它是俗人加入丛林的戒法，自由民加入士族阶级的方式。获取了科举资格以后，即能享受种种特权：（1）免除差役，（2）地方衙门以宾礼相待，（3）在社会常居优越的地位，（4）有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希望，（5）如已做了大官，被目为正流清流，否则为杂流浊流。因为有种种特权，所以业已入了丛林的，牢守其特殊地位始终不肯放弃；未曾加入的，殚毕生的精力，拼命趋赴，希求加入以为荣宠。由此看来，科举完全是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差不多横行了二千年，一直到了清王朝快要灭亡的时候，才把它取消；更可以证明自清代以前，中国社会几千年还停滞在半封建时代。
在隋、唐以前，中国学者讲学，多半在他自己的家里设帐，或在侯王的府第里设帐。自宋代以后，他们讲学多在书院里面。书院产生于五代之末，到了宋朝，因理学家蔚然兴起，于是此事大盛。由元而明，由明而清，这三朝对于书院的设立，更其广遍了。但书院在当初，不过为私人自由讲学聚集门徒的场所，迨后政府渐渐注意，渐渐改由官办，到了清朝，简直视为各省高等学校，而形成一种教育制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点特色。
中国学者所研究的方向各代不同。东周为民族思想的成熟时期，又为社会组织的剧变时期，所以当时学者多半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对于学术的贡献在创造。两汉学者生在秦火之后，昔贤所流传的古籍多半残缺不全了，所以他们毕生的精力全用之于古籍的搜集与整理，对于学术的贡献在考据。考据工作过于机械时，遂发生一种反动的学风，且因国家长期的纷乱，所以魏晋学者注精力于老、庄的复活，南北朝学者注精力于佛学的输入。佛学到了唐朝已入于成熟时期，他们又专门用力于佛学的整理与组织。到了宋朝，儒、道、佛三家学说有融和的趋势，所以宋、元、明三朝六七百年，一般学者专在用力于形而上学的研究。清初尚有此种余风，不久又发生一种反趋势，一般硕学皆以考证学著称了。此处所谓形而上学，多指性理学说的。不过宋儒所讲，把性与心分开，性也有两种，近于二元论；明儒所讲，把性与心合一，性只有一个，近于一元论——是愈趋愈玄了。
统治阶级对于牢笼士族阶级的法术，历代不同，所以各代想做官的士子们所用力的途径也不一样。两汉政府以家法取士，士子们所以谨守家法；唐朝政府以诗赋取士，士子们所以用力诗赋；宋朝政府以经义取士，士子们所以日读三经新义；明、清两朝以八股取士，士子们所以专攻八股。家法、诗赋、经义及八股，勿论何种，全是消磨人类精神的利器，于教育本身是很少价值的。
中国史上的教育家，分汉学与宋学两派。汉学派以读书为目的，宋学派以修己为目的。汉学派以古籍为研究的对象，只研究古籍之真伪，行为又是一个问题，对于人生行为的好坏与他所学所教的毫无关系。宋学派以自己为研究的对象，他们平日所研究的方法就是怎样做人，所研究的目标就是做一个什么人。换一句话，他们一方研究，一方实行，一方又体验，以知识指导其行为，从行为以证实其知识，谓之实践主义。所以我们称前者为记诵主义的教育家，称后者为实践主义的教育家；凡汉、唐、清三朝的教育家，多属于前一派，凡宋、元、明三朝的教育家多属于后一派。
四
中国教育史，严格说起来，只有两大期，而以英、法联军之役为分水岭。自英、法联军之役以前，为半封建式的教育；自此役以后，为资本式的教育。在半封建式的教育之下，勿论教育制度如何变更，教育学说如何差异，总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以儒家经典为教材。除了几次特殊教材外，汉、魏六朝学校所授的不外五经之术；唐朝把它分着九经；宋朝添了一部四书；元朝添了几本宋儒语录；明、清两朝又把五经细分为十三经，其实是一贯的。在资本式的教育之下，始有科学教育，除了人事教材外，特别注意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本书第六编，就是写的资本式的教育——初期资本式的教育，又称做新教育。在第六编里面，又分着五个小时期。自英、法联军之役至中日战争为第一期，为新教育萌芽时期，半封建主义尚极浓厚，不过略具资本主义雏形而已。自甲午之役至辛亥革命为第二期，此时已具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而思想仍是半封建的。自民国建元至欧战告终为第三期，与前期没有很大出入，不过思想较为进步，对于女子教育稍为重视罢了。自“五四”运动至“三一八”惨案为第四期，则完全资本主义化了。此时国人对于教育的思想完全改变——以美国人的思想代替了儒家的思想，且因思想改变而促成教育制度的改革。前三期为日本式的资本主义教育，以《奏定学堂章程》为中心；第四期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教育，以壬戌学制为中心。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至现今为第五期，则为三民主义化的教育。三民主义理想的社会，不是半封建的，也不是资本的，它是世界大同的。所以本期的教育，政府也规定以“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三民主义是推行世界主义的第一步，不仅合于中国国情，且合于世界人类的要求。在此主义之下，我们主张厉行教育统制政策，以统一思想而集中力量，方可以达到我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