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论
隋、唐学风虽有三派，可称为教育家的只有儒学一派，而儒学界的教育人才亦不多见。严格统计起来，勉强可举的，在隋代只有王通一人，在唐代只有韩愈、李翱二人。韩氏以一文学家而喜言儒术，其修为工夫虽较欠缺，所谓大抵与儒术不相悖谬，且肯以师道自任，所以很为后世儒者称述。李氏的头脑受了很深的佛家洗礼，《复性三篇》较韩氏所论为精，已入了宋儒言论的境界。王氏的思想见于《文中子》一书，一方面开发儒家学理，一方面包含佛道二家，其态度较韩氏恢弘，其教育生活较韩、李二氏均有成绩。[1]
唐高祖李渊像
此外还有经学家三人——陆德明、颜师古及孔颖达。他们均非教育家，对于教育理论更属隔阂，但他们的著作对于当时教育确有关系。陆氏所著《经典释文》，颜氏补正五经脱误之工作，为当时研究经学的人们所取法。孔氏所撰《五经正义》一书，更有权威。此书成功后，由政府颁行于全国，凡学校的课程，科举的试题，一律以为标准。两汉三百年的今古文讼争，六朝四百年的南北派别，到了此时悉归于统一，不复有异说。儒生从此以后，皆蹐跼于《五经正义》的范围以内，不敢越雷池一步，唐代儒术所以停滞不进及教育学说所以不能发达的，此亦大原因之一。
《五经正义》为孔、颜等数人合作而成，主持之者或为孔氏，后遂以此书为孔氏专有。
第二节 王通（557-？）
一 略传
王通像
王氏名通，字仲淹，号文中子，是山西龙门的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是时江南还没有统一。王氏以家庭屡世儒业，读书时期很早，故到十五岁时学业已略有成就。当二十岁时，西往长安，拜见文帝，陈说王道，以不投机而返。从此专门著书讲学，年近三十，学业大成，及门弟子亦遍郡国。平生著作，有《续经》，是模仿古之六经作的；有《中说》，是模仿《论语》作的。他的父亲王伯高，也是当时有名的教授。他的胞弟王绩，是一位隐居先生，在唐书中有传。他的及门弟子，如河南的董常、太山的姚义、京兆的杜淹、赵郡的李靖、扶风的窦威、河东的薛收、清河的房玄龄、巨鹿的魏徵一辈人，都是王佐之才，许多到后来为唐代有名卿相。王氏本人却寂然无闻，且有人怀疑未必真有其人，那可怪了！到宋朝，程明道只承认有其人，而不承认有其书，说他是隋代的一个隐君子，所著《中说》是后人附会成编的。我们推想王氏所以被人怀疑，大概由于他的思想与当时背驰，而妄作《元经》尤为儒者所责骂。但他在当时，门弟子多至千余人，他一生只以教授著述为业，总算是当代唯一的教育家。
二 《中说》要义
王氏的《续经》业已失传，我们所能看出他的思想的，只有《中说》。他是一个拟古派——尤其是拟孔派——的学者，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学者，他的思想自然是与孔子口里所说的话一样。关于教育方面，训练取感化主义，教授取渐进主义，研究取一贯主义，尤为老生常谈，用不着在此多述，不过要概括他的根本思想，我们可以拿八个字代表出来，就是“乐天知命，穷理尽性”。[2]王氏把本性看着是善的，所以能够生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来。[3]这五常之德，是宇宙间自然的原则，也是吾人应有的操行；故在吾人自身曰“本性”，在宇宙流行曰“天理”。吾人在世，要完成一个君子人格的时候，我们的修养应当事事本乎天理；本乎天理就是修其本性，故曰“穷理尽性”。吾人都是有所命的，命不是贫富贵贱的派定，如王充的说法，乃是教我们穷理尽性的；能够穷理尽性，则谓之立命中，所以我们的天职要知道命的所以然而把它完成。命与性是相合的，天与理是一致的，不过在人曰性曰命，在宇宙曰天曰理。能够穷理就是尽性，能够穷理尽性就是知命，能够知命必能够乐天。故乐天知命的人，性未有不尽，理未有不穷；而穷理尽性正是为的要知命要乐天。果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了，不仅贫富贵贱，祸福寿夭种种观念完全没有，就是忧惧疑虑六种情感也不会发。吾人若是修养到这个程度，他就成了一个“不庋不求，自由自在”的一个人了，此儒家所谓“成德的君子”、“模范的圣贤”，而儒家的教育原理就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中说》书影
然王氏虽自许为仲尼之徒，而器度却很恢宏，故党派色彩不甚浓厚。他对于异派的佛、老并不排斥，且有相当的容纳。他说：佛不过是西方之教，适于西方之受用，中国学之反变坏了。他又说：长生神仙之道不必讲求，只要吾人修仁义、立孝悌已足了。[4]其持论中和或者由其修养得来，因为他是主张不偏不党、守乎中道的一个人，故曰：“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周公篇》）
第三节 韩愈（768—824）
一 生活小史
韩愈字退之，本是邓州南阳人，因其先祖尝居昌黎，所以世称昌黎先生。他以代宗大历三年生于南阳，幼年孤苦，三岁便死了父母。初随伯兄韩会贬居岭表，十三岁伯兄又死，乃由贤嫂郑氏鞠养以至于成人。幼时处境既苦，天性又极笃厚，对于家庭感情所以极其深切，读他所祭十二郎文，便可以看出来。处境既坏，正所以磨砺此天才之人杰，虽无师传，卒以攻苦自奋，于六经百家无不通晓。韩氏本想以政治为生活的，二十五岁举进士第，以博学鸿词科三度试于吏部，皆不获选，可谓倒霉极了。后由节度使张建封辟为推官，始入政界，继而调为四门博士，从事教授生活。其后出为县令，入为国子博士者数次，但他总以才高受屈，愤懑不平的《进学解》就是在国子监当博士时作的。其后因《谏迎佛骨表》得祸，贬于潮州；不久改袁州刺史。其后又召入京来，为国子祭酒，即现今中央大学校长。其后以宣抚镇州有功，转拜吏部侍郎，后世又称他为韩吏部。不幸仅活了五十七岁就死了，时为穆宗长度四年。
韩愈像
韩氏一生为人忠义刚正，在外为县令、为刺史数次，皆有政声；入内为博士、为祭酒，诚恳奖导，莫不得学生信赖。论其振衰起弊，可说是一个文学界的革命家；论其辨儒辟佛，堂堂正正，可说是一个卫道的健将；论其成就后进，敢以师道自任，又是当时唯一的教育家。关于他的教育生活，除两次为国子博士，一次为四门博士，一次为国子祭酒外，在潮州刺史任内，曾极力提倡乡校，教养后生，使该地由草昧而向化，皆韩氏热心提倡之力。天下人才，凡经韩氏指授过了的，皆称韩门弟子，如李翱、李汉、皇甫湜辈，乃弟子中之有成就者。韩氏一生虽遭遇不佳，且或蒙时人的讪笑，但他死了以后，名誉反高，不仅文章被仰为泰山北斗，即其卫道、辟佛诸言论，虽宋儒犹称为孟子以后第一有功之人。
韩愈手迹
二 性有三品说
韩氏论性表面虽本于荀悦三品之说，其三品的意义却有不同。我们本着他的《原性篇》，分析解释如下：（1）性是一种本然之物，存在于先天，有生就有性；情是后天的，由感应而生，所谓“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2）性与情是一致的，如某人的性是何种倾向，其情也是该种倾向；反之，情为某种倾向，亦可以证明性为某种倾向，所谓“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于性视其品”。（3）人之质有三等，而所具之性有五种。换一句话，天下人类有上、中、下三等品质，但勿论何等品质之人皆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不过上等品质的人，气质清明，五性常存，动于一，其他四种莫不并行——能尽此五常之性。中等品质的人，气质较浊，五性若即若离，有一不慎，其余必混然不清。下等品质之人，气质更坏，五性没有根的，若其行为与一相反，即与其他四种违背。（4）三等品质的人类，亦各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上等之人，所生的情感莫不合于中道；中等之人有过与不及的危险，但自知随时求合于中；唯有下等之人，则纵情所为，漫无节制。（5）上等人谓之善品，下等人谓之恶品，生来比较固定；唯中等人介乎善恶之间，是可以引导而向善、可以引导而向恶的。所谓“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由此观之，韩氏论性，好像是另一种东西，不偏于善的主张，也不偏于恶的主张，只因人类品质有三等，所以五性与七情皆随个人品质的差异而不同了。此三等品质又以中等富于可塑性，容易移转。所以他说：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及扬子的善恶混论，全是指着中等品质之人说的，把上下二等品质全遗漏了。末了，他又说：上等之人品质虽善，倘若受了教育当更好；下等之人品质虽恶，难以使他向善，但有刑罚来制裁亦可以使他不敢为恶，所谓“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
三 教育论
“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韩氏是承认教育有效的。他的教育宗旨，即在“明先王之教”（《原道篇》）。先王之教是什么呢？据《原道篇》上说，不外“仁义道德”四个字。这四个字，载之于文，为《传》、《书》、《易》、《春秋》；施之于法，为礼、乐、刑、政；见之于事，为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以及饮食、衣服、宫室之类。遵守先王的礼、乐、刑、政，诵习古圣的《诗》、《书》、《易》、《春秋》，顺乎人伦及本于日用生活的自然节目，即是明悉先王之教，即是儒家的教育。受了这教育，应用无穷，所谓“以之为己，则顺而详；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至于老氏所谓“剖斗折衡”，佛氏所谓“清静寂灭”，既违先王之教，又反自然之理，凡儒家信徒所当辞而辟之的。韩氏以儒道自任，他以为儒道即先王之教——中国历代相传的民族习惯，很合于自然生活的，所以对于学风炽热的佛老之说非常反对。
景韩亭
此亭建于民国年间，位于广东潮州，其名取景仰韩文公之意。
先王之教最重师道。“师与君父并列”，“师严而后道尊”，由来已久。师有两种：童子之师在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成人之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换一句话：小学教育，在诵说经文；大学教育，在讲明道理。闻道先后与年龄地位无大关系，只要你的学业成就，有教授的能力，不管你的年龄小于我，地位低于我，就应拜你为老师；教育原不分等级，教师的资格原不论年龄的大小及地位的贵贱。可是现在一般学者不重学术，只斤较量于年龄的大小及地位的贵贱。师道在哪里？师道既不讲，就是教育废弛的原因，也就是先王之教遭摒弃的原因，此吾所以深为慨叹——韩氏自谓。但当时国家不尊视教师的地位，及学子之不肯虚心受教，也可由韩氏的《币说》里面看出。他的朋友柳宗元且有一段话：“由魏、晋已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书》）唐代教育的良否，读此文更可以概见，而韩氏亦可谓孤掌难鸣了！
第四节 李翱
一 生活小史
李翱问经图
李翱字习之，是唐室的亲族，是韩愈的弟子，是唐代中叶的一个文学兼思想家。他的思想近于佛家，但他的口气却是儒家，还以先觉道统自任哩。德宗贞元十四年，举了进士，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隶参军，但这些官皆不是他的本愿。到宪宗元和初，被召为国子博士，兼任国史修撰的职务，才与他的性质相合。李氏性情峭鲠，好为诤言，虽权贵亦无所回避，故在史馆任内上正本六事于宪宗，以整肃纲纪为要，对于史家的责任亦有论列。再迁为考官员外郎，后又派出为庐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年，被召进京，拜为谏议大夫，因事降了官阶；不久复召为刑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出为山南东道节度史，遂死于官所。李氏虽为韩愈的弟子，虽亦提倡儒家之术，可是他的思想究与韩氏不同。所著《复性书》三篇，虽自信为“尼父之心，圣人之言”，恐非韩氏所能赞同。韩氏在《原性篇》末了有两句话：“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当然是指着李氏的《复性书》说的。
二 复性论
李氏三篇《复性书》，虽杂佛、老之言，但思想奥衍，语有根的，确非他的老师韩氏所能企及，为唐代有数的理论文字，已开宋儒思想之先河了。他的性论所根据的为《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两句话。性不是物质，是超物质的一种灵体——天所命的一种灵体。这种灵体是至善的，离乎动静的，圣人与凡民莫不相同。我们要把它形容出来，其像则为“寂然不动，宽大清明，照乎天地，成而遂通”（《复性书》一）的一种模样，这种模样又谓之“诚”。“诚者天之道也”，就是“天命之谓性”。不过此性在圣人则充而明，在凡民则昏而塞。因为圣人能尽其性，不为情所惑，凡民不能尽其性，为情所惑，所以不同。情是什么呢？“情者性之动也”（《书》一），发而为表像，则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此七情循环交来，攻伐不已，性不能充，反为所匿，此凡民所以终身不能睹其性。圣人亦非绝对无情，不过圣人至诚，性是充的，“寂然不动，不往而到”，虽有情而不为情所惑，不得谓之情。
人与万物同受气于天地而生，其所以异于禽兽虫鱼的，以其性全。今为情所惑，使性昏而不能看见，则禽兽虫鱼相差有几，所以圣人教人复性。何以复性？要在灭绝情欲，去掉害性之障，而性自复，所谓“妄情灭息，本性清明”（《书》二），所谓“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书》一）。性比于水，情比于沙。水流本是清的，因为沙所杂，所以浑。性原本是充的，因为情所惑，所以塞。性比于火，情比于烟。火光本是明的，因为烟所郁，所以不明。情之于性也是一样。吾人要复其本性，必先去此妄情，比于沙沉而后流清，烟消而后光明。但是凡民之性为情所昏塞，由来已久，要怎样才能使妄情灭绝以回复本性？他说这不难。所谓复性，非从外面找一个性来，而性原在里面，不过为妄情所惑，所以塞而不充，昏而不明。复性的意思，不过去掉昏蒙，使返于本然之明就是了。其功夫，在于去思虑，离动静，斋戒其心，由昏而清，由清而昏，经过许多修为，直到不复浑处，此时妄情绝灭，万念皆空，则至善的本性，必然迎面而来，破壁而出了。本性回复，即是至诚的境界，凡民可以进而为圣贤。所以他说：“弗思弗虑，情乃不生；情不生乃正思，正思者无思无虑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离于静也。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息，则情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焉复其性耶？惟方静之时，知心无思，是斋戒也。知本无思，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复性书》二）
《唐文粹》书影
韩氏所言既浅，而所指性情二者因各个人之品质而生差异，犹近情理。李氏认性为至善，情为至恶，主张“灭情复性”，所言虽奥衍玄妙，可到了清静寂灭的境界，简直佛、老化了。佛、老的教育是返自然演进的教育，为著者所不取的。
本章参考书举要
（1）《新唐书》的《急逸》、《王绩》列传
（2）《文中子》
（3）《新/旧唐书》的《韩愈列传》及《李翱列传》
（4）《新唐书》的《儒学列传》
（5）《韩文公全集》
（6）《唐文粹》的李翱《复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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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隋书·经籍志·道经》：“大业中，道士以术尽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又《佛经》：“开皇元年，高祖并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善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人人从风而靡，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倍。”
[2] 《中说·问易篇》：“子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又《周公篇》：“子谓周公之道，曲而当，私而恕，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乎？”
[3] 《中说·术史篇》：“薜收问仁。子曰：‘五常之始也。’问性。子曰：‘五常之本也。’问道。子曰：‘五常一也。’”《立命篇》：“子曰：‘大哉周公！远则冥诸心也。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子天。……近则求诸己也，己者非他也，尽性者也，卒归之人。’”
[4] 《中说·周公篇》：“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又《乐礼篇》：“或问长生神仙之道。子曰：‘仁义不修，孝悌不立，奚为长生，甚矣人之无压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