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孔子之身世及时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据旧籍所载，其先孔父嘉以公族为宋司马。曾祖防叔避难奔鲁，为防大夫。 [1] 父叔梁纥为鄹大夫。 [2] 凡此虽未必尽确，而孔子为殷遗民贵族之后则无可疑。然孔子早年丧父，幼而贫 [3] 贱。其所受教育如何，已无法详考。太宰称其多能，达巷传其博学， [4] 《史记》载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而当时亦有“知礼”之誉。 [5] 《论语》又记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拒孺悲以瑟歌，反鲁国而“乐正”。至其弟子所受之诗书六艺，政治、文学 [6] 诸端，亦必为孔子之所娴习。吾人当注意，孔子虽自谓“多能鄙事”，而其所学者殆皆当时士大夫持身用世之术。外此者所不屑为。故樊迟请学稼圃，孔子讥为小人。 [7] 荷 丈人复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讥夫子。盖春秋时代农工为平民之业，士大夫不事生产，殆略似欧洲古希腊之贵族。故孔子少虽贫贱，其所治则“君子之学”。且既为宋公族鲁大夫之后裔，则此君子之学所由成就，不仅有得于家族之熏陶，并以门阀之故，得广闻博览之便利。孔子自称能言夏殷之礼，之杞宋而知文献不足。 [8] 由孔子得观书于杞宋，可推想其得观书于周鲁。孔子又明言其“及史之阙文” [9] ，则韩宣子之所观， [10] 或亦孔子所曾入目。此外如入庙观器，适周问礼， [11] 皆足示其治学之勤，子贡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12] ，最能道孔子求学之实况。
孔子一生之事迹，不外从政、教学与编书三端。其政治生活较为短促。最初盖曾为贫而仕，任委吏乘田。 [13] 后宰中都，进为司寇， [14] 遂预于大夫之列。任司寇时曾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以言折景公，并议堕三都，以图削孟、叔、季三家之势。及齐人馈女乐，君不致膰肉，孔子自知不能复见用，遂去鲁适卫。此后更无从政之事。
孔子从事教学，发端似颇早。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1）载孔子止琴张吊宗鲁，时孔子年正三十。开始授徒 [15] 或在此时。其弟子之贤者约七十人。其中出身贫贱者，似占大多数。如“颜子居陋巷，死有棺无椁。曾子耘瓜，其母亲织。闵子骞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父贱人。子贡货殖。子路食藜藿，负米，冠雄鸡，佩猳豚。有子为卒。原思居穷阎，敝衣冠。樊迟请学稼圃。公冶长在缧绁。子张鲁之鄙家。虽不尽信，要之可见。其以贵族来学者，鲁惟南宫敬叔， [16] 宋为司马牛，他无闻焉。” [17] 盖“有教无类” [18] ，孔子弟子固不必悉守“不徒行”之礼，保持士大夫之姿态。然七十子之门第虽卑，而所学则多为仕进之术，故颜问为邦，雍可南面。政事既设专科，师弟尤多以政事相问对。甚至子路谓“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无以折之，而仅曰：“恶乎佞者。” [19] 孔门学风，于此可以想见。
孔子著述之事，古今学者异说纷纭。吾人不必讨论。孔子盖好古敏求，得观公家藏书，乃复加以整理，发明意义，而以之传授于后学。《史记》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此则事之可信者。抑又有进者，孔门教材之来源，并不限于官书。孔子不仅广采众说，且亦自有创见。孔子适周问礼，入太庙每事问。卫公孙朝问仲尼焉学，子贡对以：“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此足见孔子不仅取材于书史。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孔子谓“二三子以我为隐” [20] 。此足见孔子之教时越出《诗》、《书》文字之外。综孔子一生之事迹观之，其最大之成就不在拨乱反正，而在设教授徒。章炳麟称“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其论至当。章氏以为“《周官》所定乡学，事尽六艺。然大礼犹不下庶人。当时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迹略具于《诗》、《书》。师氏以教国子，而齐民不与焉。是故编户小氓，欲观旧事，则固闭而无所从受。故《传》称宦学事师，宦于大夫。明不为贵臣仆隶，则无由识其余绪。自孔子观书柱下，述而不作，删定六书，布之民间，然后人知典常，家识图史。”又谓：“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渔钓饭牛而兴者乃适遇王伯之君，乘时间起。平世绝矣。斯岂草野之无贤才。由其不习政书，致远恐泥，不足与世卿竞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过技艺之官，草隶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养徒三千，与之驰骋七十二国。辨其人民，知其土训，识其政宜。门人余裔，起而干摩，与执政争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国兴而世卿废。民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今不废。” [21] 孔子之贡献，此殆为最扼要之说明。
故就孔子之行事论，其最大之成就为根据旧闻，树立一士君子仕进致用之学术，复以此学术授之平民，而培养一以知识德能为主之新统治阶级。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虽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纵，半亦由时代之影响。苟非时机成熟，虽有至理名言，其谁能领悟而接受。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哀公十六年，正当春秋之末叶，由封建天下转入专制天下过渡时代之初期。周礼已废而未泯，阶级方坏而犹著。孔子身受旧社会之熏陶，又于旧制度中发现新意义，即欲以其所发现者为改善及复兴旧秩序之具。然当时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传其术于平民，使其学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机会。当时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于畎亩市井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踊跃以赴之。故孔子学术之主要内容为政理与治术。其行道之方法为教学，其目的则为从政。其学术大体取材于旧贵族之典常图史，其设教之对象则大致为贫贱之子弟。章氏所称仲尼荡平阶级之作用，非抑旧贵族而使下侪于皂隶，实乃提升平民而令上跻于贵族也。就此论之，孔子固不失为旧制度之忠臣，亦同时为平民之益友。孔门弟子多出身微贱，此为一重要之原因。
然以诗书六艺传人以为仕进之具，虽由孔子而盛，其事则不始自孔子。章炳麟谓“儒有三科”。“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宗师仲尼” [22] ，故儒名不自孔立，其道至孔始大。孔子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区分。 [23] 孔子未明言二者之所以相异。然观其斥樊迟问稼为小人，则可推知君子不应图衣食。观其讥弟子之为家臣， [24] 则可推知君子当谨出处。盖君子在孔子思想中为品性之名，亦为身份之号。德位兼备，乃为君子之极则。孔门之教，意在以德取位。儒而小人， [25] 斯大背设教之宗旨。就此而言，孔子之目的有二：一曰化德位两缺之小人为有德无位之君子，二曰致有德无位之君子为德位兼备之君子。其理想略似柏拉图之“哲君” [26] 。所可惜者，孔子陈义虽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极少。七十子之中有得于“德行”之教者多为高蹈之隐君子。有得于“言语政事”之教者不免干禄躁进，取位鲜出家臣邑宰，尚不如孔子曾至大夫之列。推其失败之故最显著者为历史环境之限制。盖当孔子之时公族虽微，而鲁国政权已移入大夫陪臣之手。 [27] 欲其破格授位，诚非易事。观孔子自身屡遭谗沮， [28] 则其中消息已可窥知。况世卿虽衰，阶级观念依然存在。以力田学稼之细民而置身卿相，或未必为世俗所安。必至风气大变之后，“君子儒”之地位始渐提高。子夏、子思为国君师友，孟子薄齐卿而致仕，孔子之理想乃部分实现。然此重士之风气，实为以大夫僭国之魏文侯所开。子夏亲受孔子“勿为小人儒”之诫，而竟受其尊养，显已有违夫子之教。其弟子李克复为之尽地力，更蹈“辅桀”之嫌疑。此后以平民致卿相者则“每下愈况”，不特非君子儒，乃多为善战明法、合纵连横之非儒。此皆由于世风之变，已超过孔子最初设教之范围，仁义之言，不能适应七雄之局势也。故就荡平阶级之功言，孔子不啻陈涉吴广之发难，而首享其成者反为商、韩、苏、张“异端”“邪说”之流亚。抑又有进者，孔子意在拔平民以上跻贵族，其思想又由“先王”之道陶融以成，故认定封建政治与宗法社会乃其实行成功之必要条件。于是一生言行颇致力于明权位，抑僭侈，重人伦诸端。如私家强盛则谋堕三都，简公遭弑则请讨陈恒。其他类此者不一而足。然而“逝者如斯”，史无停晷。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溃以去，则君子儒不能与游说功利之士争胜，亦势所必至也。上述之推论如尚无大误，则孔子之政治理想虽对封建天下之季世而发，实未尝得一全部实行之机会。其“君子儒”之理想，至为高尚美大。然而上不能令其弟子进于公臣，下又以屈节私家为耻。僭国执政之大夫陪臣，事实上促成门阀阶级之破坏，有助于布衣卿相之出现， [29] 而孔子裁抑之。尊降柄移之天子国君，早已不能为行道之主体，而孔子拥护之。此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30] 之精神，乃仲尼所以伟大，亦其所以失败。盖“素王”之立功，实远逊其德言之成绩。若以现代术语明之，则孔子乃伟大之政治思想家而失败之政治改进者。其所以贤于尧舜者正以其无尧舜所已得之位，而立尧舜所未有之学也。专制时代之君臣，虽推尊孔子，表章儒术。其实断章取义，别具私心，存其仁义之言辞，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阶级之宗旨，遗其君子儒之教义。“儒臣”之仕进者岂但明目张胆，效法子张之干禄，或竟不免术近穿窬，为“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之“俗儒”。其能为“雅儒”之不诬不欺者已属难能之上选。孔子欲化小人儒以为君子儒，后世乃每“并与仁义而窃之”，借君子之名以遂其小人之实。两汉以后之儒，谓为荀学， [31] 尚不免有过誉之处矣。 [32]
第二节 从周与正名
孔子从周，前章已略述及。此实为其政治思想之起点，故不可不再加较详之论述。孔子谓：“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又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3] 此外如哀公问政，则举文武之方策，自叹其衰，则以不梦周公为征兆。 [34] 故孔子奉周政为矩范，似无可疑。然孔子既为“殷人”，其思想中岂无“殷礼”之成分，而遂纯用周礼乎？据今日不完全之文献以推论，吾人以为孔子政治思想之中，凡涉及制度之处，殆甚少殷礼之成分。其荡平阶级之教化，或以解放遗民为动机。过此则难于想像矣。其理由有三：（1）殷之文化，或甚浅演。近代学者或断其尚在石器时代， [35] 或谓已应用青铜。 [36] 其质度必尚质朴，与儒家之理想不合。（2）即使殷商之文化颇高，周因殷礼，则孔子从周，只间接采用殷礼，并非兼采二种不同之制度而调和之。盖殷亡至是已六百余年。不仅复国无望，遗民殆亦多趋同化。吾人可以下列数事征之。宋为微子旧封，奉殷之祀，宜其保持殷礼。然据《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载，微子启传弟微仲，微仲传子稽，稽传丁公申，丁公申传滑公共，共传弟炀公熙。“湣”、“惠”皆为死后之谥。此后则有厉、釐、惠、哀诸公。故宋开国四传，即已采用周道之谥法， [37] 岂非同化之一例。《史记·鲁伯禽世家》又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三年然后除之。”足见鲁曾致力于周化殷民，与齐太公“礼从其俗为”之放任政策不同。孔子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38] 旧注谓齐伯国余习，故不及鲁。其实齐之殷民余习较深，周化程度较浅，故去道亦较远也。盖周礼在鲁，世所共喻。周道既伤于幽厉，孔子更舍鲁而莫适。 [39] 孔子生于此周文化中心之旧国，其祖若父殆均仕为大夫，孔子本人即已显然周化。醉心周礼，事极自然。（3）孔子于殷之礼俗，取舍从违不一，然其所从者似皆个人与社会生活之末节，与政治无直接之重要关系。如《礼记·儒行》称孔子对哀公问儒服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檀弓”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孔子告以乘殷之辂。此从殷之例也。 [40] 康叔封于卫，周公命以《酒诰》，足见酗酒为殷民之恶习。《论语·子罕》载孔子自谓“不为酒困”，乡党亦谓酒不及乱。《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观殷虚甲骨，更可知殷人之有巫风。《论语·先进》载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子路问鬼神，而《墨子·非儒》亦以不信鬼神为言。“檀弓”载：“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此背殷之例也。凡此从违均不足据以断定孔子采取殷之政制。 [41]
吾人若进而推论孔子思想之环境，则制度从周，更有其必然之理由。孔子虽自知其为殷人，而身既仕鲁，已承认周人之政权。如不从周，岂能举文武之政悉废置而改作。况周因殷礼，郁郁乎文。典章文物不必与殷相反，而更粲然大备。杞宋之文献不足，孔子即欲制度复古，而殷礼无征，亦难资以号召。当时已无殷之“顽民”，其谁从仲尼以抗周而革命乎？孔子尝谓：“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42] 此正足以说明孔子之政治态度为周之顺民，而其政制之主张为守旧。后来儒术之见重于专制帝王，此殆为一重要之原因。
孔子政治思想之出发点为从周，其实行之具体主张则为“正名”。以今语释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调整君臣上下之权利与义务之谓。盖孔子生当周衰之后，封建政治与宗法社会均已崩坏，目睹天下秩序紊乱，推究其因，不得不归咎于周礼之废弃。故一生言行每致意于尊周室，敬主君，折贵族之奢僭，抑臣下之篡窃。责人不贷，律己亦严。略举数例，如《春秋》书“王正月”，《论语》“季氏”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乡党”记孔子在朝之恭谨，“子罕”载孔子叹无臣之有臣。“季氏”、“八佾” [43] ，则斥为“不可忍”。冉子退朝则辨其非有“政”。诸如此类，不可悉引，可以见正名非孔子偶然之主张。故子路问为政之先，孔子答以“必也正名”，而齐景公问政，又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44] 。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举，万民相安。若觚已不觚 [45] ，则国将不国。然则正名者诚一切政治之必需条件也。
正名必借具体制度以为标准。孔子所据之标准，即盛周之制度。就狭义之政制言，则为文武之“方策”；依文武之政以正名，故曰“宪章文武”；就广义之制度言，则为“周礼”；依周公之典章以正名，故曰“吾学周礼”。而孔子所谓礼者固不限于冠婚丧祭，仪文节式之末。盖礼既为社会全部之制度，“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孔子正名之术若行，则政逮大夫者返于公室，国君征伐者听于天王。春秋之衰乱，可以复归于成康之太平。战国可以不兴，始皇莫由混一。就此以论，则“孔子政治思想在晚周之地位，略近苏格拉底门人埃索格拉底之于雅典。埃索格拉底虽无精深博大之思想足与孔子相较，然其主张恢复梭伦所缔造之祖先旧制则有似孔子从周之论” [46] 。而孔子思想与封建天下关系之密切，亦从可窥见矣。 [47]
第三节 仁
从周正名为孔子政治思想之起点，亦为其政治制度之主张。孔子之学，如止于此，则仲尼不过一封建之后卫，周化之顺民，忠实之守旧党，未必遽能取得“贤于尧舜”之地位。盖孔子从周而不以“方策”自限。承认时君之政权，而非以现状为满足。孔子于周制之中发明深远之意义及目的，于是时王之礼，遂有超越时代环境而理想化之趋势。此发明之中心，厥为“仁”之观念。梁启超谓“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语见《先秦政治思想史》），诚为的论。
仁之含义颇为复杂。单就《论语》所引孔子之言观之，其内容已不一致。 [48] 吾人于此，不必详论，若就其与政治思想有关系之方面言之，则孔子所谓仁，乃推自爱之心以爱人之谓。故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9] 子贡问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50] 然仁之成就，始于主观之情感，终于客观之行动。全部之社会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视之，实为表现仁行之场地。仁者先培养其主观之仁心， [51] 复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远以推广其客观之仁行。始于在家之孝弟， [52] 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 [53] 《大学》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者，正足以说明仁心仁行发展扩充之程序。故就修养言，仁为私人道德。就实践言，仁又为社会伦理与政治原则。孔子言仁，实已冶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物我有远近先后之分，无内外轻重之别。若持孔子之仁学以与欧洲学说相较，则其旨既异于集合主义之重团体而轻小我，亦非如个人主义之伸小我而抑国家。二者皆认小我与大我对立，孔子则泯除畛域，贯通人己。抑又有进者，封建天下元后与诸侯并立，寓一统于分割。宗法社会宗子即为世卿，混家事于国政。二者得仁之学说以为根据，遂失其原有不平等、不美善之缺点，而转为一种高尚之理想制度。汉唐以后，儒者每称颂封建天下之政治。其实彼所称者非事实上之封建，而为孔子仁道化理想化之封建也。
孔子仁学之可能来源，不外（1）姬周之今学，（2）殷商以前之古学，及（3）孔子之创说。据现存之文献测之，首例一端之成分较少，后二者之成分较多。今存比较可信之古籍记载周政者，鲜为仁义之言。如《诗·雅》、《颂》称周先王之德，绝无“仁”字。《尚书》“今文”诸篇亦不言仁。“古文”篇中间或有之，而亦不过三五见。 [54] 若就《周书》、《周礼》等观之，则周人所注重而擅长者为官制、礼乐、刑法、农业、教育诸事。封建天下之典章文物，至周始粲然大备。凡此不必尽出新创，而系统之完密则超越前代。其对古代政治制度之贡献不啻为中国之罗马矣。夏商以前，记载尤缺，固亦鲜见仁义之说，足为今日之证据。然殷商政治崇尚宽简，则古人有此传说。《尚书·舜典》谓殷之先祖契为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微子”之命亦谓“乃祖成汤”，“抚民以宽”。《史记·殷本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乃去其三面之故事。其祝词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此虽或出附会，亦足以见古有殷政宽大之传说。周人以用炮烙诸刑，归罪于纣。子贡已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55] “微子”论纣之失政，更谓纲纪不立，其弊在宽。 [56] 足见纣之暴虐，或为周人之加罪而“语增”。宋楚之战，襄公以“亡国之余”，而坚持“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主张，大败于泓而不悔。 [57] 后人讥其行仁义而败，殆犹有亡殷之遗风。 [58] 孔子既为殷遗之后，且又好古敏求，于殷政宽厚之传说，亦必深晓。周政尚文，制度虽备，而究不能久远维持，至春秋而有瓦解之势，孔子或深睹徒法不能自行之理，又有取于周制之完密而思有以补救之。故于殷政宽简之中，发明一仁爱之原则，乃以合之周礼，而成一体用兼具之系统，于是从周之主张始得一深远之意义，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之最后归宿与目的，亦于是成立。此最后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于殷道者而创设，故仁言始盛于孔门。
孔子如于殷政得仁道之端，则何以不直述之以为“殷先哲王”之言乎。其可能之原因有二：（1）孔子明言，生今反古，烖及其身。对时君而宣扬故国，即使殷亡已久，无复忌讳，而“亡国大夫”之论恐未必见信于世。故孔子之言，凡超出周礼范围者，每托之尧舜及禹，而鲜及契汤。（2）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之政制，虽或失传，尧舜之政理或有存于口说简载者。他不可知，其宽简朴质更甚于殷，则可断言。故孔子称尧则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其称舜则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59] 此其为道正足以矫正周人礼烦政苛之倾向。故宪章文武者，守其缜密之制度，祖述尧舜者，取其宽大之精神也。如吾人之推论尚无大误，则孔子从周，可谓守旧，而其言仁，可谓复古，若用公羊家之名词，则谓之，“改制托古”，亦无不可。
第四节 德礼政刑
孔子政治思想之主旨，略如上节所述。主旨既明，吾人可进论孔子之治术，简括言之，孔子所举之治术有三：曰养、曰教、曰治。养教之工具为“德”、“礼”，治之工具为“政”、“刑”。德礼为主，政刑为助，而教化又为孔子所最重之中心政策。
孔子以养民为要务，盖亦仁爱思想之一种表现。故博施济众，孔子认为圣人之业。而古今从政者之优劣，亦视其能养民与否而定。如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而“养民也惠”为其一端。斥冉求以“非吾徒也”，正由其为季氏聚敛以病民。 [60] 此皆意义明显，无待深论。至于养民之途径，孔子所言，亦颇简易，殆不出裕民生、轻赋税、惜力役、节财用之数事。 [61] 惟吾人当注意，孔子之论养民，以民生裕足为目的。进乎此者，如战国时代之富强政策，则非其所能想像或许可。盖孔子所主张者人民之自足而非财富之扩充。其财政之见解，略似希腊之亚里士多德。 [62] 且裕足之标准，自孔子观之似不在生产之绝对数量，而在分配之相对平均。孔子尝谓：“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63] 其精神亦与“尽地力”一类之政策迥相殊异。
养民为国家必要之政策，而非最高之政策。盖国家之目的不仅在人民有充裕之衣食，而在其有美善之品性与行为。故孔子论卫国之民则谓既富而教，对子贡问政则主去食存信。 [64] 至其于教化一端则反复申详，言之至审。推孔子注重教化之原因，殆根源于其仁学。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立德之功既竟于我，势不能不进而成人之美，使天下之人由近逮远，皆相同化，而止善归仁。由此论之，则教化不只为治术之一端，实孔子所立政策之主干。
教化之方法有二：一曰以身作则，二曰以道诲人。孔子尤重视前者。盖政事尽于行仁，而行仁以从政者之修身为起点，前节已经说明。若不仁而在高位，则政治失其起点。纵有作为，恐不免治丝愈棼，徒劳无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又尝谓：“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孔子更设譬以明其旨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65] 故自孔子视之，修身以正人，实为事至简，收效至速，成功至伟之治术。苟能用之，则“不令而行”，“无为而治”。 [66] 政平刑措，指日可期。 [67] 天下归仁之理想，于此可以实现。至于诗书礼乐、孝悌忠信之教，其效虽不若修身之深远，而亦为孔子之所雅言。盖孔子平日所以授弟子者，其中大半殆皆化民成俗之术。如子游为武城宰，邑有弦歌， [68] 此为最显著之一例。抑吾人当注意者，孔子之教化政策，以培养个人之品格为目的，而不注重智识与技能。乃至射御诸术，亦所以陶融人格，而非健全身体或图谋生计之训练。此为孔子仁本政治之必然趋势，无足惊异。
综上所述观之，足知孔子思想中之“政”，不仅与近代学者所论者不同，且与古希腊柏拉图之说亦有区别。近代论政治之功用者不外治人与治事之二端。孔子则持“政者正也”之主张，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与师傅共职。国家虽另有庠、序、学、校之教育机关，而政治社会之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尚书·泰誓》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颇足表现此种倾向。柏拉图亦以道德为国家之最高境界，其“哲君”之理想，亦近于孔子政教贯通、君师合一之主张。然柏拉图之哲君为一尚智之哲人， [69] 孔子之君师为一尚德之仁者。君师以德化人，哲君以智治国。其为人与操术俱不相同。
孔子治术之三为政刑。此则不属道德与教育之范围，而为狭义之政治。简言之，孔子所谓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所包，文武方策之所举，周礼之所载，以制度为体而以治人治事为用之官能也。孔子既信教化之功可收无为之效，又何取于有为之政刑乎。盖孔子虽有天下归仁之理想，而亦深明人类天赋不齐之事实。故或生而知之，或困而不学。中人可以语上，而上智与下愚不移。 [70] 天下之民不能率教而同化者殆不在少数。即此一端论之，已足见国家不可废法令刑赏之事。然而政刑之用有限，仅足以辅教化之不逮。孔子故每言政刑辄露不足之意。如对季康子问政则谓“焉用杀”；论听讼则曰“必使无讼”。至于孔子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71] ，则陈义更为明显。由此可见孔子之治术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 [72] 吾人如进求其故，似可于历史背景中窥见一二。上文第三节中吾人曾谓孔子言仁，或受殷政宽大之暗示。据此以推论之，则孔子之轻视政刑，殆为其对周政之一种改进。周政尚文，制度完密。然尚文之弊，易趋于徒重形式。孔子尝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73] 殆即对此而发，且文胜之弊，不免“法令滋彰”，而周政颇有此种倾向。《周礼》六官，定制綦详。大司寇县法象魏，事近任法。 [74] 观《礼记·仪礼》所记之节文，诚有礼烦之感。读《尚书》“大诰”、“多士”、“多方”、“康诰”、“酒诰”诸篇，更觉周人开国气象之中，肃杀之威多于宽厚之德。今日纪载阙失，周人统治殷民之详情已不可考。然以征服者压制亡国遗民之通例推之，则周礼曾实行“刑新国，用重典”之政策，事属可能，无论周人之目的正大与否，而自殷民视之，其所用“以力服人”之手段则纯为苛政，不能心服。于是怀想故国，自觉其温厚可亲。温厚与否，事固未可知，而殷政宽大之传说必由此以起。孔子虽无背周从殷之意，然其主张重德礼之教化，轻政刑之督责，殆亦受此历史背景之影响也。遵奉时君之制度，缩减其应用之范围，增加其道德之意义，而寓改进于守旧之中，孔子治术之纲领，盖已略尽于此。
第五节 君子
吾人如谓“仁治”为孔子改进周政之第一大端，则“人治”为其第二要义，而其所屡言之“君子”即人治思想之结晶也。
君子一名，见于《诗》、《书》，固非孔子所创。其见于《周书》者五六次，见于“国风”“二雅”者百五十余次，足证其为周代流行之名称。惟《诗》、《书》“君子”殆悉指社会之地位而不指个人之品性。即或间指品性，亦兼地位言之。离地位而专指品性者绝未之见。 [75] 孔子言君子，就《论语》所记观之，则有纯指地位者，有纯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与品性者。如孔子谓：“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谓：“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则为盗。” [76] 凡此所谓“君子”显为在位之士大夫，而“小人”则田野市井之细民，纯就社会地位言，与个人之品性无涉。孔子尝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77] 此皆纯就个人品性言，非指社会之地位。其兼二者而言之者，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又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78] 据吾人之推想，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义完全因袭《诗》、《书》，其第二义殆出自创，其第三义则袭旧文而略变其旨。旧义倾向于就位以修德，孔子则侧重修德以取位。故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79] 孔子深喜其得以德取位之意而以“君子”、“尚德”许之也。
孔子屡言君子，其用意似有二端。一以救宗法世卿之衰，二以补周政尚文之弊，而两者间实有连带之关系。在春秋之时，封建宗法之制已就衰败。宗子世卿已不能专擅国政。权势重于门阀，实力可压族姓。况君子可以不仁，贵族每多淫侈。势替之由，半属自取。门阀之统治阶级渐趋消失，则政权应操诸何人，必因传统之标准已归无效，而成为严重之问题。如一听角力斗智者之“逐鹿”，必至秩序荡然，纷紊无已。孔子殆有见于此，故设为以德致位之教，传弟子以治平之术，使得登庸行道，代世卿而执政。故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资贵荫，更非权臣之仅凭实力。前者合法而未必合理，后者则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虽不必合于宗法，而其德性则为一合理之标准。吾人如谓孔子于此欲为封建天下重新创造其统治阶级，似非大误。抑又有进者，孔子虽事实上已承认宗法之失败，而并未明白加以攻击。且孔子所认为失败者亦只宗法之阶级制度。至于家国一体之根本原则，则仍服膺勿失。 [80] 孔子所以袭用“君子”之旧名者，似欲在不显明违反传统制度之范围内，实行其改进政治之主张。以宗法身份之旧名，寓修德取位之新意。譬若移花接木，其操术至妙而用心良苦。所可惜者，世卿固鲜有德，仁人更难得位。季氏富于周公，颜回贫死陋巷。天子不为明扬，“仲尼不有天下” [81] 。孔子之新统治阶级终身未能出现。“君子德位兼全之最高理想乃降而为用行舍藏之持身原则。”（参看《论语》）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82] 。孔子亦称之为“君子”，则与子产所以称“君子”者大异其趣矣。
吾人于此可附论孔子思想中个人与政治之关系。宋以后之儒者每以臣下致忠君国为绝对之义务，而谓其说本原于孔子。吾人加以覆按，即可知其非孔子之教。孔子论君臣关系之精义尽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83] 之一语。盖“君子”以爱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为要君取位之真正目的。合于此而不仕，则为废“君臣之义”。不合于此而躁进，则为“干禄”，为“志于谷”。二者皆孔子所不取。故孔子讥荷 丈人为洁身乱伦，而复叹仕为家臣者之无耻。孔子自谓其“无可无不可” [84] ，正足见孔子不拘执于必仕必隐，而一以能“行道”与否为出处之标准。出处既以行道为标准，是个人对于君国之本身无绝对之义务，而“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庄子讥孔子语）之语为非确矣。孔子一生虽尽力于得君求售，因此间或受人之揶揄， [85] 然此不过欲求行道于万一可逢之机会，非自贬于小人之儒。观其对避世高蹈之流多加称许， [86] 而对不义之仕绝无恕辞，则可知孔子真意之所在。不仅此也。孔子谓臣下不受君主之乱命，是否认绝对服从之义务也。孔子去鲁而求仕于卫，是未立不事二君之“名节”也。后人以专制天下之眼光论封建天下之孔子，宜其张冠李戴，厚诬古人矣。
孔子屡言“君子”之第二目的为救周政尚文之弊。此即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现。周政有法令滋彰之倾向，上节已略明之。夫以周礼之美备，行之数百年而卒不免于君微政衰，则国家不能徒赖完善之制度以为治，诚为至明显而不可逃避之结论。孔子深观古学，通习周礼，于此盛衰之故，自当灼见明知。矧孔子所立“仁治”之教，固必以个人之心不违仁为政治之起点。《大学》著孔门之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足见“人治”思想实与“仁治”思想有不容分离之关系。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陈述见于《中庸》第二十章之首段，“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显，无待诠析。然吾人应注意，孔子虽谓为政在人，非即谓为政不必有制。孔子欲救周政之弊，非欲并方策而毁弃之。综观其政治思想之全体，“从周”与尚仁之两层主张，相互为用，不可偏废。吾人相信孔子于周制之郁郁乎文实中心赞美，而其从周之说亦出于至诚，非以欺世惑俗。惟其爱惜周道之伤，故亟图以人治救方策之弊。故孔子之注重“君子”，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如辅车之相依，如心身之共运。 [87] 后人以人治与法治对举，视为不相容之二术，则是谓孔子有舍制度而专任人伦道德之意，非确论也。
第六节 大同小康与三世
孔子政治思想之要点，略如以上五节之所述。然尚有公羊家所主“大同”与“三世”之二义，未经言及。附论于此，以殿本章。
大同小康之言，见于《礼记·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兴叹，对言偃之问。其略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中略）是谓小康。” [88] 按“礼运”一篇，自宋以来即有疑之者。如宋黄震谓：“篇首匠意，微似《老子》。”清姚际恒认为乃周秦间老庄之徒所撰。陆奎勋更断定其为戴氏附会孔子迎合汉初崇尚黄老风气之伪书。 [89] 姚氏又按其内容，谓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乃墨子之道。近人钱穆君据《史记》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90] 更参取江永、崔述诸说，推定孔子为司寇与蜡宾时，子游（即言偃）年不过六岁，不足以语大同小康之义。 [91] 凡此所论，并非纯属无稽。故“礼运”可疑，不当取作孔学之代表，殆已成为定案。然大同之议，高尚优美，虽越出孔子雅言之范围，尚不与儒学之宗旨相反背。例如称天下为公，斥世及为礼，殆即引申以德取位之教。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殆脱化于泛爱之言。大同似仁道之别名，小康近从周之大意。彼此虽有程度之差，而内容无品质之别。吾人如放弃疑古之谨慎态度，承认大同为孔子之理想，或不至于蹈严重之错误。
至于春秋“三世”，则不可与此并论。其说兴于汉代，而董仲舒（前179—前104）及何休（129—182）为其代表。董氏“三统”、“五行”之为阴阳家言， [92] 显而易晓，无待深辨。何休三世之说 [93] ，经近世公羊家之推演，则较为复杂。何氏谓孔子“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清康有为乃以《春秋》之升平当“礼运” [94] 之小康，而谓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胜野蛮，拨乱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尧舜，选贤能以禅让，太平大同之民主也” [95] 。康氏又谓“《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然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 [96] 是又以无政府为太平大同，而“尧舜其犹病诸”，势不得不降为小康升平矣。康氏复推广其说，谓：“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为九世，又可推为八十一世，以至于无穷。” [97] 孔子既立“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又“通三统”、“张三世”，以为无量世修正宪法之备。 [98] 故自康氏视之，吾人述孔子之政治思想，不本之《公羊春秋》， [99] 而认其与封建天下有密切之关系，诚不免有轻蔑圣人之嫌矣。
吾人欲明公羊家言三世之不足信，可于何休之自相矛盾一端见之，何氏于定公六年谓：“《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之治定，无所复为讥，惟有二名，故讥之。”殊不知前乎此者，何氏于定公元年已谓《春秋》讥“定公有王无正月，不务公室，丧失国宝”；又谓“定公喜于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耻”矣。后乎此者，何氏于哀公七年谓《春秋》讥鲁国“侮夺邾娄无已，复入获之”，于哀公十二年又讥“哀公外慕强吴，空尽国储”矣。凡此所讥，其重要皆远过二名。而谓二名以外，无所复讥，其谁能置信。又如《公羊传》称“定哀多微辞”，董仲舒解之，谓世愈近则言愈谨，为安身之义。何氏亦谓：“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 [100] 然则《春秋》定哀之笔削大义为“文致太平”乎？抑“邦无道，危行言逊乎”？此又矛盾之说也。以今人之眼光观之，公羊家之称“微言”，迹近欺人，其言太平则意在阿世，故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公羊传》谓孔子泣涕，曰：“吾道穷矣。”何休乃大放厥辞，谓夫子素按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公羊传》论《春秋》之旨，在“拨乱世，反诸正。”何休乃谓血书化白，为《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知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于是孔子化为妖道，《春秋》纯为汉作。如此论学，诚不如无书矣。何休之说既破，则康有为辈更勿庸置议。盖舍旧籍之明文，立微言以骋臆说，则牵强附会，尽可成章，谓孔子为保皇党、革命党、虚无党，均无不可，惟不足以为谨严之学术而已。
孟子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庄子称“《春秋》以道名分” [101] ，是皆以《春秋》为孔子“正名”思想之所寄托，最能得其实情。盖孔子欲因鲁史之文，以存周礼，抑僭侈。故诸侯已称王公而《春秋》书其本爵， [102] 周室早已衰微，而经文致其尊敬。 [103] 他如臣子弑君，大夫擅国，亦皆明著贬辞。 [104] 凡此“道名分”之义，《左传》尚少发明，《公羊》、《穀梁》则言之至晰。而《公羊传》于尊周之旨，反复申详，尤与孔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言相表里。如桓公五年《经》书：“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左氏》仅记其事。《穀梁》谓为周讳伐同姓之国。《公羊》则曰：“其言从王伐郑何。从王，正也。”又如成公元年，《经》书：“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左氏》第记其事，《穀梁》谓不言战，莫之敢敌也。《公羊》亦谓：“王者无敌，莫敢当也。”又如昭公十三年《经》书：“蔡侯卢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左传》谓：“礼也。”《穀梁》谓：“不与楚灭也。”《公羊》则谓：“此皆灭国也。其言归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此外如隐公元年之著“大一统”，“王者无外”，昭公二十三年之“著有天子”。此皆于封建政治衰乱之后，欲以正名之书法，维持周礼之形式。“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105] 吾人若屏除成见，就《公羊传》之本文以观之，则可知《春秋》之大义，亦孔子“爱礼”主张之一种表现，而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既不见于“三传”，尤非《经》文所有，殆悉出于汉人之依托杜撰耳。抑又有进者，孔子成《春秋》，欲正名以矫实，非于王纲解组之事实视若无睹，或予以否认。孔子殆知周礼之不能尽复于一旦，故每求其次，凡对封建制度有利之行为，虽不合于最高标准，亦加以相对之许可。于是诸侯称霸，大夫执国，亦得蒙“实与”之辞。如僖公二年《经》书：“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解之曰：“曷为不言桓公城之。不与诸侯专封也。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中略）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又如宣公十一年《经》书：“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公羊》曰：“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中略）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中略）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106] 《公羊》所发明之意与《论语》孔子称许桓公请讨陈恒之言若合符节。康有为认《春秋》得孔学之全豹，《论语》则只见其一斑。自吾人视之，《论语》遍及仁恕忠信，礼乐政刑诸要义，《春秋》则仅阐发正名之一端。孰偏孰全，岂待深察。康氏此说盖适与事实相反背。故从彼之说则扬大同，抑小康，拥《公羊春秋》以攻群经诸传，持微言异义以压古籍明文。取吾人之解释，则孔子之道一贯，群书之义可通，所必废者董何之曲学，康氏之托古而已。
公羊家之言既不足据，则吾人当承认孔子之政治思想具有显明之时间性。其思想既以封建天下宗法社会之历史环境为根据，则其内容虽不为此环境所囿，而亦不能与之相离。离晚周之历史背景而言孔子之政治思想，恐不免如韩非所谓俱道尧舜，庄子所谓彼一是非，于尚论古人之工作，未必果有裨益。
何休《解诂》尚有《春秋》于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于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之说。此则较有依据，非出虚构。按区分民族，不外种类与文化之两大标准。中国古籍中涉及民族之处，多着眼于文化之殊别。其就种类以分夷夏者不过有《左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及“周语”“血气不治，若禽兽焉”之少数例证。孔子之论夷夏，则已废弃种类之标准而就文化以为区别。就《论语》以考之，似孔子有四种不同之意见。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孔子答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此明示夷狄不如中国而外之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隐寓夷狄可以同化之意也。“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此认夷夏虽殊方而同理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107] 此谓夷狄之行偶或优于中国也。《春秋》之言夷狄，大体与此相印证。其内夏外夷之旨见于二《传》者如隐公七年之戎伐凡伯，庄公十年之荆败蔡师，僖公二十一年之楚执宋公，二十七年之楚人围宋，成公十五年之会吴于钟离，皆以夷狄犯中国而致贬辞也。 [108] 《公羊》于僖公四年召陵之盟谓：“喜楚服也。（中略）夷狄也而病中国。（中略）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意尤与“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相近。至于用夏变夷与中国失道之旨见于二《传》者则如定公四年吴子救蔡。《公羊》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 [109] 又如哀公十三年鲁会晋吴。《穀梁》曰：“黄池之会，吴子进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籍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此“夷狄进至于爵”，同化中国之说也。隐公七年戎伐凡伯。《穀梁》谓：“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此孔子所谓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若定公四年吴入楚。《公羊》、《穀梁》均谓吴人入楚肆淫，反于夷狄之道，故去其爵而“狄之”。又若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公羊》曰：“此偏战也。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 [110] 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中国亦新夷狄也。”此又足征夷夏之分，系于所行之事。荀行事先后不同，则夷夏亦无定界矣。吾人当注意，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变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无定界，则均已失其种族之意义而成为文化之名词。故孔子所谓“夷狄”，其含义略似近世所谓“野蛮人”，而非与“虾夷”、“马来”等同例。其所谓诸夏亦略如今日所谓“文明国”，而不指“黄帝子孙”或“中华民族”。吾人之解释如不误，则严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尝有近代之民族观念。
吾人如求其故，似可于孔子思想之本身及其历史之背景中得之。中国古代之种族及文化，在较早期中，殆已发生混合之现象。列国之中颇有以中国而入于蛮夷，或沦于夷夏之间而复归于中国者。吴、越、秦、楚皆其著例。 [111] 晋国“夏政戎索”，民则怀姓，地为夏虚， [112] 亦显有混合文化之背景。至于周文化之本身，亦颇因袭夏殷之旧礼。夏殷较浅演，周则更完备。周初之政治家似曾企图以其“监于二代”之制度同化多方之遗民，而得有部分之成功。夫言种类，则九州之民，同为黄肤黑发，既交杂而难分，论文化则文野高低之程度远近相殊，尚显然而可辨。于是夷夏之别，遂渐趋向于以文化为标准，而纯按同化程度之浅深以为定。故楚武王以黄帝之后而自称蛮夷，舜文王以东西夷之人而行乎中国。 [113] 此皆由于弃种类而言文化之所致。孔子之夷夏观即产生于此历史环境之下。吾人若舍时代背景而论孔子思想之内容，则其仁者爱人、博施济众之学说亦有破除种界之可能趋势。“君子修己以敬”，然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114] 。物犹所爱，何况夷狄之同属人类。故“协和万邦”、“蛮夷率服” [115] 之理想，殆亦为孔子之所许可。惟夷夏有远近之殊，行仁有先后之序。《公羊》谓《春秋》以外内之辞言夷夏，明王者一乎天下，“自近者始”，诚能得孔子之本意，较何休为更朴质近真矣。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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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星衍《孔子集语·事谱上》引《诗·商颂序疏》引《世本》谓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
[2] 同书引《潜夫论》志氏姓谓：“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又谓叔梁纥“为鄹大夫”。余略同《世本》。
[3] 《论语·子罕第九》，孔子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4] 《孔子世家》。
[5] 《论语·八佾第三》：“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可见孔子有知礼之名而或疑之也。
[6] 分见《论语》“述而第七”、“阳货第十七”、“子罕第九”、“先进第十一”等章。
[7] 《论语·子路第十三》。
[8] 同书“八佾第三”。
[9] 同书“卫灵公第十五”。
[10] 《左传·昭公二年》（晋使韩宣子赴周观礼时为前539年）。
[11] 《史记·孔子世家》，《荀子·宥坐》，《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敬慎》。
[12] 《论语·子张第十九》。
[13] 《孟子·万章下》。《史记》世家作“为季氏史”及“司职吏”。
[14] 同书“告子下”谓：“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史记》言由司职吏为中都宰，进为司空，再进为大司寇，摄行相事：马骕《绎史》辨之，谓司空为三卿之一，三桓世为之。司寇为大夫，侯国不称大，江永《乡党图考》辨摄相乃相礼。鲁相乃三卿，而季氏执政。《孟子》之言似较近实。
[15] 《论语·学而第一》。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3。
[16] 《左传·昭公七年》载孟僖子将死（死于前524年）嘱其子懿子及南宫敬叔从孔子学。
[17] 钱穆同书页77。按孔子为殷遗民贵族之后，其弟子之中或亦不乏殷后，惟可确考者仅颛孙师。《礼记·檀弓》载：“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四隅，殷士也。”
[18]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19] 同书“先进第十一”。
[20] 《论语》“公冶长第五”、“述而第七”。
[21] 《太炎文录初编》卷二，“驳建立孔教议”。师氏以六艺六仪教国子，见《周礼·地官司徒》。
[22] 《国故论衡下·原儒》。
[23] 《论语·雍也第六》。
[2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25] 《墨子·非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之家睟（财）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荀子·儒效》：“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中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僻，举其上客， 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也已。”《孟子·尽心下》载孟子之滕，馆人疑从者窃屦，亦足见儒之见轻于世。
[26] Plato, Republic , 4736: “Until, then, philosophers are kings, or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this world have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greatness and wisdom meet in one… Cities will never cease from ill …”
[27] 《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曰录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集注》曰：“鲁自文公薨，公子遂杀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历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专国政，历悼、平、桓、子凡四世，而为家臣阳虎所执。”参本书第一章此处注[8] 。
[28] 孔子于齐、鲁、卫、楚均遭谗。《史记·孔子世家》。
[29] 魏文侯及齐威王均大夫僭国（威王乃始僭国田和之孙），文侯礼贤驰誉诸侯，开养士之风。吴起李克皆得见用。威王立稷下宫，招致学士，人材尤盛，为战国时代学术之中心（按徐幹《中论·亡国》篇谓“齐桓公立稷下之宫”，则为田和之子）。此后则申不害相韩昭侯（景侯以大夫僭国，五世至昭侯），惠施张仪用事于魏（惠王），苏秦“佩六国相印”，布衣卿相之风乃大盛。
[30] 《论语·宪问第十四》，石门晨门称孔子语。
[31] 谭嗣同《仁学》下。
[32] 孔子事迹见《史记·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语》。然近代学者以为多谬误不可信。年谱有郑环、江永、蔡孔新、夏洪基等所编。崔述《洙泗考信录》于旧说多所校订。此外尚多，不备举。
[33] 分见《中庸》第二十八章及《论语·八佾第三》。
[34] 分见《中庸》第二十章及《论语·述而第七》。门弟子之言亦与孔子自道者相合。如子贡论夫子所学以文武之道为言。见本书第一章此处注[12] 。
[35] 见本书绪论此处注[37] 。
[36] 马衡《中国之铜器时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37] 《礼记·檀弓》：“死谥，周道也。”
[38] 《论语·雍也第六》。参《左传·定公四年》。本书第一章此处注[17] 引，又《论语·子路第十三》，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上引《左传》于分述伯禽封鲁康叔封卫之后，谓：“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注：索，法也。）孔子之意殆指两国之政皆因殷而化于周，非仅指二叔为兄弟也。
[39] 《礼记·礼运》：“孔子曰：于乎哀哉，吾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
[40] 同书“檀弓”：“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塈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夏后氏用明器（中略），殷人用祭器（中略），周人兼用之。”足见周制本杂采夏商。孔子所谓周监二代，信而有征也。
[41] 胡适《说儒》谓相礼乃殷遗民之职业，孔子化殷儒之柔顺为孔儒之宏毅，颇具特见。惜未申论孔子之政治立场。
[42] 《中庸》第二十八章。
[43] 《论语》分见“八佾第三”及“子路第十三”。书中他例尚多，可检阅。
[44] 见《论语》“子路第十二”及“颜渊第十二”。景公闻孔子之对，发叹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45] 同书“雍也第六”：“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集注》：“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简，皆器之有棱者也。”又引“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则非觚也。（中略）故君而失君之道，则不为君。臣而失其职，则为虚位”。“六经”中明正名复礼之旨者尚多。如“礼运一”，自“鲁之郊禘非礼也”至篇末“是谓疵国”，亦极明显，可参考。
[46] 拙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一。Isocrates（436B. C.—338B. C.），“Areopagiticus ”， （Arcestral Polity）；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 ，pp.101ff.
[47] 汉何休辈谓孔子“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又谓《春秋》有“三世”之义，以“所见之世”（昭、定、哀）“著治太平”，清康有为等引申之，谓孔子为万世制宪。凡此均与“从周”之旨不合。然似系公羊家改制托古之论，未必有事实上之根据。本书作者于评吴康《春秋政治学说》（《清华学报》八卷一期）时已略辨之。本章于述“大同小康”时再当讨论。
[48] 蔡元培谓仁乃“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中国伦理学史》）。此最足表示其含义之复杂。
[49] 《论语·颜渊第十二》。
[50] 同书“雍也第六”。参《大学》传十章“絜矩之道”。
[51] 孔子弟子中颜渊之成就最大。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雍也第六”）
[52] 同书“学而第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53] 同书“雍也第六”：“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集注》引程子曰：“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又曰：“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
[54] 如《诗·大雅·生民》称后稷兴农，“公刘”殖民，“緜”古公亶父立室家，“皇矣”文王伐密，“灵台”作台，“文王有声”伐崇，宅镐京，均不及仁义。《尚书·周书》“古文”言仁者，“泰誓”中“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之二三例而已。又《周书》“今文”记周之政事者，多注重于平服殷民，立政明罚诸端。如“洪范”（政纲）、“大诰”（伐武庚）、“康诰”（命卫康叔明刑）、“酒诰”（命康叔禁群饮）、“多士”（训殷士）、“多方”（灭奄告多方）、“立政”（立制官人），凡此亦不言仁。梁启超《儒家哲学》页19已先为此说。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九，“孟子论仁论”：“仁字不见于《尚书》虞夏商者，《诗·雅》、《颂》，《易》卦爻词之中，惟《周礼·大司徒》‘六德，智仁圣义中和’，为仁字初见最古者。”
[55] 《论语·子张第十九》。
[56] 《商书·微子》：“微子若曰（中略）：殷罔不大小，好草窃奸宄。师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又“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沉酗于酒”。又《诗·大雅·荡》引文王数殷商之罪七端，不及严刑重法，亦可参。
[57]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史记·宋微子世家》略同。
[58] 殷民族殆较周民族为质钝忠厚。古籍所引愚人之故事，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长之类，多出宋人，或以此欤。
[59] 分见《论语》“泰伯第八”及“卫灵公第十五”。
[60] 分见《论语》“公冶长第五”及“先进第十一”。
[61] 《论语·子路第十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学而第一”：“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62] Aristotle，Politics ，bk. I，Passim.
[63] 《论语·季氏第十六》。
[64] 同书“颜渊第十二”：“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65] 分见《论语》“颜渊第十二”及“子路第十三”。以身作则之旨，已见于《诗》，如《小雅·角弓》：“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大雅·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66] 《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67] 同书“子路第十三”：“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68] 同书“阳货第十七”。
[69] 哲君于政事乐舞外，须习天文、算术、辩证、哲理诸科，见《国家论》卷六。
[70] 《论语》“雍也第六”及“季氏第十六”。
[71] 同书“颜渊第十二”及“为政第二”。
[72] 孔子于此略似裴恩。裴恩区分社会与政治生活，谓：“社会乃吾人欲望之产品，而政府则起于吾人之险恶。社会与政府均促进吾人之幸福。然前者积极，由联合吾人之亲爱，后者消极，由限制吾人之恶行。（中略）一为恩人，一为罚主。”又谓：“无论其处何境地，社会乃一幸福，而政府即在最优之境域中，亦只为一必需之祸患。”《常识》卷一，页96。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页465。Thomas Paine（1757—1809），Common Sense ，1776.
[73] 《论语》“阳货第十七”及“八佾第三”。又孔子对子夏问《诗》，告以“绘事后素”，而许子夏“礼后”之说，亦矫正文弊之意。参《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74] 见《周礼·大司寇》。《尚书·酒诰》谓：“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以死刑禁殷民群饮之习惯，殆亦刑新国用重典之一例。
[75] 《尚书·商书》中无君子之称。《周书》中凡六见。“泰誓”，“西土君子”；“旅獒”，“狎侮君子，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人力”；“酒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召诰”，“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无逸”，“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周官》，“有官君子”，皆纯指地位。《诗》三“颂”均不用君子字。“国风”二“雅”言君子多纯指地位。如《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集注》“依乘也”，程子曰“腓随也”；“南山有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斯干”，“君子攸宁”，“乃生男子（中略），室家君王”；“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其兼指品位者，如《小雅·湛露》“显允君子”，“岂弟君子”；“鼓钟”，“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角弓”，“君子有徽猷”；《大雅·卷阿》“岂弟君子，四方为则”；君子为有位者之通称。故上可以称天子（《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下可以称臣下（《大雅·云汉》“大夫君子”）；而其位或在“庶士”之上也。
[76] 分见《论语》“宪问第十四”及“阳货第十七”。
[77] 均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78] 分见《论语》“公冶长第五”及“宪问第十四”。
[79] 见“宪问第十四”。《集注》云：“适之意盖以羿奡比当世之有权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甚确。按孔子极不满于当时之政治家。故子贡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见《论语·子路第十三》。
[80] 见本章第三节。又《论语·为政第二》：“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意亦明显。
[81] 《孟子·万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尧舜，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参阅本章第一节述孔子设教之目的。
[82] 分见《论语》“述而第七”及“卫灵公第十五”。
[83] 《论语·先进第十一》：“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中略）：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84] 同书“微子第十八”。参“泰伯第八”，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季氏第十六”，子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85] 如楚狂、荷 、长沮、桀溺等。《史记·孔子世家》，郑人谓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
[86] 如《论语·微子第十八》所举微子、伯夷、叔齐等人。
[87] 此理荀卿言之至悉，下章当详述之。
[88] 亦见《家语》，文与此小异。
[89] 《续礼记集说》引《黄氏日钞》，《古今伪书考》及《戴记绪言》。
[90] “仲尼弟子列传”，按《史记·孔子世家》及此传并不载蜡宾事。如“礼运”果为汉人伪托，或竟在史迁之后欤？
[91]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66。
[92]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93] 《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卒”。
[94] 《康南海文钞》“礼运注”。
[95] 《孟子微》，“康文公为世子”条。
[96] 同书“序”，康氏于“民为贵”条，又谓：“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
[97] 同书，“君子之于物也”条。
[98] 《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此本诸何休《解诂》哀公十四年孔子“豫知无穷”之语。
[99] 康氏谓《论语》乃曾子“一家之说，非孔门之全”（《论语注·序》）。然康氏亦重视《大学》、《中庸》，谓：“内圣外王，条理毕具，言简而意赅者，求之孔氏之遗书，其惟《大学》乎？”又谓“孔子之教论莫精于子思《中庸》一篇”。见《大学注·序》及《中庸注·序》。
[100] 分见《春秋繁露·楚庄王》及《公羊解诂·定公元年》。《春秋》尊周不王鲁之意，可参《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及“祭伯来”，五年“考仲子之宫”，庄公六年“卫侯朔入于卫”，僖公十三年“大室屋坏”，三十一年“四卜郊”，宣公元年“赵穿侵柳”，昭公四年“楚执庆封”，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五年昭公将杀季氏，及本章下文此处注[102] [103] [104] 至此处注[105] 所引。
[101] “滕文公下”及“天下”。
[102] 如《论语》已称“桓公”，而《春秋》书为“齐侯”。楚于鲁桓公元年称王，而《春秋》书为“楚子”。
[103] 如僖公二十六年晋文公召襄王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104] 如隐公四年公子翚以预弑隐公而削“公子”之称。襄公十六年鲁会诸侯于溴梁而书“大夫盟”。此外可参作者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附录二，（五）。按宋苏轼《东坡续集》卷八有“春秋变周之文论”辩公羊不黜周，何休乃《公羊》罪人，可参。
[105] 《论语·八佾第三》。
[106] 宣公元年晋士伯因宋仲幾不肯城成周，《公羊》谓大夫专执，“实与而文不与”。《穀梁传》于同类之事，称之曰：“变之正。”如僖公五年齐桓公盟诸侯于首戴，襄公二十九年诸大夫城杞，昭公三十二年诸大夫城周，皆其例。
[107] 分见《论语》“宪问第十四”、“子罕第九”、“子路第十三”、“卫灵公第十五”、“八佾第三”。
[108] 《公羊》于会吴于钟离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109] 《穀梁》释吴书“子”之故曰：“吴信中国而攘夷狄，吴进矣。”
[110] 注：“诈战者日，偏战者月。”
[111] 《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越王勾践世家”：勾践禹之后裔，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楚世家”：楚黄帝之孙颛顼之后。殷之末世，“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随犹曰：“我蛮夷也。”“秦本纪”：秦颛顼之裔居西陲，“或在中国，或在夷狄。”“魏世家”：毕公高姬姓封于毕，其后绝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古籍载夷夏通婚事亦有其例。
[112] 《左传·定公四年》。三家之中赵与秦同祖先，魏见注[111] 似均混合夷夏。韩则姬姓，或较纯。《史记·韩世家》。
[113] 《孟子·离娄下》。
[114] 同书“尽心上”。
[115] 《尚书》“尧典”及“舜典”。
[116] 按《春秋》正名，前后有四种态度：（1）严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之原则，对一切非礼乱分之事皆加贬词。（2）对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霸政加以有限度之奖许。（3）大夫专政能行霸政之精神，以维持封建秩序者，亦加以允许。（4）夷狄能从中国，行霸政之精神者，进之于爵。此亦孔子思想与封建天下关系密切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