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管子之身世及时代
管子名夷吾，字仲，齐国颍上人。 [1] 少贫贱，与鲍叔友善。“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 [2]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3] 相桓公历十四年而卒， [4] 齐政遂衰。史传虽未明言其著书，然司马迁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又谓“其书世多有之” [5] ；是汉时确有管子之书。晋唐以来，学者多疑《管子》非仲作，而认其全部或部分系出后人之纂集，伪托或附益。 [6] 按《管子》出于纂集，固已成为定论。然吾人不可据此而即谓其内容与夷吾丝毫无涉。盖细绎全书所含之政治思想颇多针对春秋之历史背景， [7] 与商韩诸子之以战国为背景者，有重要之区别。故其执笔者或有六国时人，其立论或参入专制天下前夕之观念，而其思想之大体或非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后所能有。抑又有进者，时贤或谓法治思想乃战国末年之产物，非管子所能有，因而断定《管子》纯出伪托。 [8] 殊不知《管子》书中虽主法治，而其观点及内容均与申不害、公孙鞅、韩非、李斯诸家不尽相同。以商韩之标准衡之，管氏法治恐不免“大醇小疵”之叹。《汉书·艺文志》列之“道家”，《隋书》始改列“法家”之首。观分类之不一，亦可想见其内容之不纯。吾人如谓《管子》为商韩学术之先驱，而非法家开宗之宝典，殆不至于大误。其书是否确为管仲所作，或果承霸国遗教，尚属次要之问题也。
第二节 尊君与顺民
先秦诸子之政治思想，每有立说相通，难为界划之处。例如儒家之正名谨礼，即易与法家之定分明法相混淆。虽然，区分儒法固有一极显明而自然之标准，则“君”、“民”在思想中所占地位之轻重是也。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就此以观二家之异，正如泾渭殊流，入目可辨。儒家诸子中，孟氏最能发贵民之旨。荀子虽有尊君之说，而细按其实，尊君仅为养民之手段而非政治之目的， [9] 故孟贵民而轻君，荀尊君以贵民，以今语释之，儒家之政治思想皆含“民享”、“民有”之义。孟荀相较，程度有差而本质无别。至于商鞅、韩非诸人，则君民地位，完全颠倒。尊君至极，遂认人民为富强之资，其本身不复具有绝对之价值。其甚者或视民如禽兽之愚顽，必待君长之鞭策而后定。其立说与儒家恰相反背，无可调融。考二家思想所以歧异至此者，殆由于历史环境之变迁。儒家民本位之思想，大体承宗法封建社会之余风，而法家君本位之思想则为宗法封建衰微以后之产物。盖在宗法之中君主与贵戚分权而不独尊，士民有族属之谊而非真贱。 [10] 加以封建天下元后与诸侯相维，列国之际，大致相安，既无兼小攻弱之风气，则不待富国强兵以自存。民生衣食之外实无更重要之政治目的。民之可贵，理有固然。及至宗法破坏，贵族消亡，君民之地位，遂渐悬绝。民无所贵，君日愈尊，蚩蚩众庶既失其族属身份之凭依，乃悉沦为君上之臣属，一视私人本身之贤愚通蹇以定其社会地位之升降，一听君上之赏罚予夺以定其政治地位之高低。无形之中，君与国合为一体而民遂转为君主统治之对象。且封建政治既随宗法社会相共涣解，诸侯力征，灭亡日众。国非富强无以应世变，君非专断无以图富强。日用布帛菽粟之事不复能为要政，而民力民财皆为君国富强所取资，不得任个人之私有。君之必尊，亦时势所趋，不得不然。儒法二家思想实为此重要历史变迁之反映，非苟为悖谲以相水火也。
儒法根本之区分既明，吾人可进而判断管子思想之宗派。《管子》一书盖取法家君本位之观点以论政，而犹未完全脱离封建与宗法历史背景之影响者也。
荀子认人君职在“管分之枢要”，故其位不可不尊，其势不可不重。管子论君道，其大旨与此略同。“任法”谓“生法者君也”。“君臣上下”则谓“道德赏罚出于君”。人君一身既为全国治乱之所系，故“安国在乎尊君” [11] 。尊君者赋以至高无上专有独断之权位而勿使动摇之谓。盖“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12] ，而“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 [13] ，欲势固令行，其术在独据崇高之位以专擅赏罚之柄。“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藉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 [14] 君能独守其势，则“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15] 。抑吾人当注意，就法律上之地位言，君之当尊乃由其所居之职位。其私人之品格或道德，与此殊无直接之关系。故“小匡”篇载桓公自称有好田、好酒、好色之“三大邪”，而管子对以“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法法”篇则曰：“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下。”此说最能表明尊君之精义，足为法家思想特点之一，而与欧洲近代之主权观念相暗合。
虽然，管子之论君术未全与商韩相合也。荀子斥“主道利周”之说，此乃儒法二家人治论与法治论之必然冲突。儒家据宗法之背景以立政治理想，欲君主以身作则，化正万民。故君德不彰，不足以资众目之瞻视。法家弃宗法而别树专制为理想，惟恐君身以私意乱法而为奸臣所乘。故不求君有明德，而欲其藏情隐意，不可窥测。管子则已先倡战国任法之议，而犹未脱封建宗法之影响。于是糅杂人治法治，几成自相抵牾之论。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下。”此商韩法治之说也。曰：“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 [16] 此孟荀人治之说也。晋唐以来学者颇以《管子》内容杂乱，疑其非出一手。此殆其令人致疑之一例欤？
仅就“尊君”一端观之，管荀二家尚无显著之分别。若持此以与管子论民诸说合观，则二者殊途异趋之迹立见。吾人曩谓荀子礼治之最后目的为全体人民生活之满足。故治国所以养民，而君之与国不过达此目的之工具。管子所标之政治目的则大异于是。故其言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 [17] 又曰：“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故爱之也。” [18] 盖人心从令，人力效忠，乃富强不可少之凭藉。民为君用，则所图可成。“法法”篇明之曰：“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民之作用如此，故“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19] 。争人者非徒争人数之多也。“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虽使各得足食丰衣而不为君国所用，不肯“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 [20] ，则何益于君国乎？吾人既知爱民为手段而非目的，则于《管子》书中一切重视民生之主张可以不生误会而引以为孟荀之同调。例对桓公问霸政之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 [21] 此与孟子所主“省刑罚，薄税敛”，“勿夺其时”者操术略同而存心迥异矣。
人民既为君主之用具，则君民间最理想之关系为君有所令，民无不从。易词言之，管氏之法行，则在政治组织之中，君之意志有绝对之权威，民之意志无丝毫之力量。良以民意倘得干政，则“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 [22] 。故“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而“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 [23] 。且人君行独断之政，虽逆民意而有利于国，则亦厉行之而无所恤。“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此之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于是“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 [24] 。而“为国者反民性然后可以与民戚” [25] 也。考民意所以不足听者，其故在民心之习苟安而昧于真利，解自私而不能自治。盖“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正者也” [26] 。
《管子》又复有“顺民”之说，与顷间所述似反背而实相表里。“牧民”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安存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形势解”亦曰：“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乐其政也。”按《管子》之意盖谓民有根本之利益，得之则民生遂而国力增。人民于此切身之真利每为一时小利之所蔽而不能知。然而为人君者当以政令督禁，使民能得其根本之真利。方令之初下，民必以君上遏其小利而不悦。就此言之，则为“反民性”。及其事既成，则民得真利而亦心喜。就此言之，则为“顺民心” [27] 。故曰“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 [28] 也。复次，人民之于真利，不仅能待令行事遂见之，亦可于多数同意知之。“君臣上”篇曰：“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性情，而发于众人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反之，若人君发政施令大背人民之真利，而又不顾其心之从违，则势替令沮，覆亡可待。“虽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 [29] 也。虽然，《管子》既主禁人民私议，则何由表示其从违。“桓公问”篇称管仲劝桓公立“啧室之议”，藉得“察民所恶以为戒”，其意殆在设公议以代私议，略似郑人之“乡校”， [30] 与尊君之根本学说亦相辅而不冲突。盖听其议，顺人心，遂其利者，惟一之目的在使民能为君用，非于民之本身有所爱恤。故曰：“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31]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32]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33] 荀子曰：“天下去之谓之亡。” [34] 若非管子论政之目的与儒家根本有异，则徒观其顺民反民之说，诚足与“仁义”相混。孟子谓“五霸假之” [35] ，殆为管学之定评。虽然，“询民”本为封建政治之流风，吾人前已论及。 [36] 管子本尊君之旨，行顺民之术，实上承封建之遗意，下开商韩之先河。内容间杂，乃过渡思想之通例，此其较著者耳。霸者“假之”亦自有其历史上之原因，非出于偶然也。
第三节 以法治国
一君专制，管子所立之国体也。国体既明，当进论治术。“明法”篇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法治”者，管子治术之主干也。
吾人于前节之首，曾谓礼法二名，每相淆乱。盖礼法均有广狭之二义。礼之狭义为仪，法之狭义为刑。礼法之广义为一切之社会及政治制度。以仪文等差之教为维持制度之主要方法，而以刑罚为辅，则为“礼治”。以刑罚之威为维持制度之主要方法，而以仪文等差辅之，则为“法治”。故礼法之间无绝对之分界。礼治不必废刑法，法治不必废礼仪。荀管二家之思想正可为吾人作明证。 [37] 荀子屡立明刑而不失为儒家后劲，管子有时明礼而不失为法家先驱，其说亦在于此。
《管子》书中所立“法”之先后界说不一。虽含义不尽相同，合而观之，则法为一切政治制度之总称，似无可疑。举其要者如“法者所以一民使天下也” [38] ；“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 [39]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 [40]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法” [41] ；“法制不议”，“刑杀毋赦”，“爵禄无假”，“三者藏于官则为法” [42] ；凡此皆就法之内容及作用言之也。此外复有律、令、刑、政之四名，与法号异而用同，或竟包括于法内。盖“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43] 。“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 [44] “正之、服之、胜之、饬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 [45] 吾人既知法为制度之总称，则管子所谓“以法治国”者实无异于谓治国者必须立固定之制度，而非任君主随时以私意为裁断也。故曰：“不法法则事毋常。”
治国必凭制度，儒家亦明此理，而荀子言之尤审。管子论制度所以必要，尚不逮荀子之详审，而其行法之术虽商韩亦有所未到。管子认定禁令与组织乃国之所由建立。故“君臣下”篇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 [46] 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国有经常之制度，君按制度以行赏罚，法治之原则不过如此。虽然，欲成法治，必用二术。一曰立法之术，二曰行法之术。管子于前者尤多创见。管子尝谓“生法者君也” [47] ；然君虽生法，非凭一己之私心，任意为之，而必以人性天则为标准。“七法”篇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朝夕于运钧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天则之表现于人者为人类本能中之好恶。此人情之好恶即为立法之一重要标准。“形势解”曰：“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其次，人民之能力有一定之限度，亦立法者所当顾及。“形势”篇曰：“毋强不能。”“形势解”释之曰：“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故曰：毋强不能。”“乘马”篇亦谓“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救民。”“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为大功。”复次，人民对于法令之服从亦有天然之界限，立法者尤不应率尔超过。故“法法”篇曰：“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正世”篇则谓：“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民失其所葆。 [48] 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凡此皆人性对于立法之影响也。然人类为自然之一体，立法者又不可不参考天时地利以为制令之根据。管子曰，“令有时”；“圣王务时而寄政” [49] 。春、夏、秋、冬各有应行之事。 [50] “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51] ；号令不时，则“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52] 。管子又认定人之生性随不同之水土而殊异。“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冈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沉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治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 [53] 虽然，立法者将操何术立何制以矫水病而得其宜乎？惜乎管子无一语以告读者耳。
行法之术，大端有三：一曰事先之准备，二曰施行之态度，三曰推动之力量。管子主张于行法之前，开导人民，使能知法而奉守之。不教而诛，乃其所不取。“权修”篇曰：“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悦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然而徒加开导，犹未足取信于民。“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54]
教导与先服为心理上之准备，法律上之效用则由条文之公布而开始。“法法”篇论此至为明白。“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布”之重要如此，故其手续亦当极其慎重。 [55]
施行法制之态度有三：曰必信，曰有常，曰无私。“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百姓无怨于上。” [56] 此必信之说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 [57] 此有常之说也。虽然，有常者不可“朝令夕更”之谓，非谓法制一成不变也。盖“法者不可恒也”。“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58]
行法之难莫过于无私。而害法之甚亦莫过于私。“私者乱天下者也。” [59] 盖群臣每图以私乱法。“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 [60] 故“离法而听贵臣，此所谓贵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来焉，主离法而听之，此所谓富而禄之也。贱人以服约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贱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亲爱有求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近而亲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请其主，主因离法而听之，此所谓美而淫之也”。“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挟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则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则怨日产。” [61] 如是则主危矣。抑又有进者，大凡曲法行私，多在贵近之臣。然而“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法不行于便嬖，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 [62] 。故明君之治必以去私为务。“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物枉其法。” [63] “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其杀戮人者不怨也，其赏赐人者不德也。” [64] 夫群臣与百姓，岂无足爱。然而明君一断于法而无所恤者，别有当爱者在也。盖君尊由于国威，国威由于令行，“故不为重宝亏其命，故曰令贵于宝。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不为重爵禄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禄。” [65] 人君苟明此理，则“动无非法” [66] ，“块不失道” [67] 。“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此则无私之极致矣。吾人又当注意，“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 [68] ，臣民之私皆乘主私而后得遂。故法治之最后关键在君主本人之守法。管子深知此理，不惮反复明言。如“法法”篇称明君“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又谓“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任法”篇则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69]
行法之第三要件为推动之力量。易词言之，即以赏励其行，以罚止其犯。“法法”篇曰：“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七法”篇亦曰：“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行法之有待于赏罚，而赏罚足以为法治之动力者，由于人性中有好恶之本能。“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 [70] 为君主者审利害之所在，以为赏罚，则民随其意以为去就。虽然，赏罚须重而必信，乃能生效。“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 [71] 故赏罚宜重也。“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 [72] 故赏罚贵必也。
法治既行，其效何如乎？“君臣上”篇曰：“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王位，衣服 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依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白心”篇亦曰：“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然则“无为而治”者，乃法治之最后结果也。
管子法治之理想，虽多可取之处，然而吾人又不可持以与欧洲之法治思想并论。欧洲法治思想之真谛在视法律为政治组织中最高之威权。君主虽尊，不过为执法最高之公仆而已。故法权高于君权，而君主受法律之拘束。其说初盛于中世， [73] 后此则英法诸国之贵族及平民每持之以抗王权。 [74] 近世民主国中之立宪思想复发扬之以防止政府之专制。 [75] 晚近学者陈义尤高，甚至认国家之形成后于法律。 [76] 凡此法本位之思想无论内容如何分歧，其与吾国先秦“法治”思想以君为主体而以法为工具者实如两极之相背。 [77] 故严格言之，管子之“以法治国”，乃“人治”思想之一种，与孔、墨、孟、荀诸家以君主为治权之最高执掌人者，根本不异。其相异者，儒墨以人民生活之美满为目的，而管子则尊君，孟荀以仁义礼乐为治术，而管子则任法。若仅就治术一端而论，认管学为法治思想以别于儒家之德治、礼治，固无不可。然其为术，与欧洲法治思想设法权于君权之上者，则迥不相同也。
虽然，吾人不可以此而少管子。欧洲尊法思想胎孕甚久，发育以渐，而推原其产生之由，实大受历史环境之赐。古代既先具民治之政体，中世亦诚有限君之事实 [78] 。以民为国家之主体，以法抗政府之专横，二者相合，而法治思想遂得成立。 [79] 吾国先秦时代之政治背景则与此悬殊。就大势言，各国之中，始则君主与贵族分权，既则贵族侵君而乱国，终则权臣夺国，贵族消亡，而君位亦替，当贵族之方张则尊君有必要，及贵族之已衰则尊君为必然。任法之术又适大盛于此际。则“今世立宪国之言法治，凡以限制君权，而管子之言法治乃务增益君权” [80] ，又何足怪乎！
第四节 经俗
管子所立政治之目的为尊君。故其论治民也，于消极方面求其不乱，于积极方面求其可用。其主要之方法则为“以法治国”。故欲设经常之制度，明必信之赏罚，使全国人民从令不疑，行动齐一。吾人于上节中已将此治术之大概论述简要。本节及此下两节当讲述建立法治之基础。“重令”篇曰：“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此三者即完成法治之主要条件也。
“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 [81] 盖法治所期在臣民安分而从令。赏罚严明，虽可致此，然必俟人民习久成性，法治之效始能深远而稳固。管子所谓经俗实为法治之心理基础，而经俗之养成则有待于适宜之教育政策。管子认定人类之政治组织，有赖于道德之维持。此立国不可或少之政治道德，管子名之曰“四维”。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82] 《管子》书言礼义二端尤详，几可夺荀子之席，其旨亦颇有相近之处。“心术上”曰：“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此礼之狭义也。“五辅”篇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此八者礼之经也。”此礼之广义也。义与礼内容互殊而相辅为用。“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弟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83] 社会中各级之臣民皆谨守礼义之教，则政府之威柄可不待用而正理平治矣。
四维之张，有待教育。故“权修”篇曰：“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然教训成俗不可期月而致，必俟习惯之逐渐培养。 [84] 俗化未成之先政府又必须随时监督劝惩，以助教训之行。故管子令乡长及五属大夫任荐善举过之责，使贤材登庸，不善遏诛。美俗既成，风化自正。“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是故民皆勉为善士。” [85]
管子认社会制度亦有教育之功用，故颇注意及之。其所欲利用者家族及乡邻之二组织。“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而“孝弟慈惠以养亲戚”复为义之一体。故“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 [86] 孝悌之教既立，则又当“敬宗庙，恭祖旧”。盖“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弟不备” [87] 。如此则礼义之化亦乃遭阻碍而难行。管子所论乡邻之组织其意尤为周详。盖举凡治安、风化、功罪、赋役诸要政，均寄于乡里什伍等组织。 [88] 而人民复各按职业，异地分居，不得相与混杂。“小匡”篇释之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如此则“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 [89] 。四民既有定居恒业，则人皆谨于职守，尽其本分。“是故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 [90] 其“身无职业，家无常姓” [91] 者，为法所当禁。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92] 管子以“经俗”之术，为法治之基，其说颇与孔子相近。然而吾人试略一深究，即知二家于此，亦有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教为政，其目的在兼善天下，使人人皆有“成人”之机会。易词言之，儒家以个人道德之发展为政治之最高理想。故其治术虽礼义与刑法兼用，而礼义为主。管子教育之目的则不在个人道德发展之完成，而在人民之顺服以事君国。故“立政”篇曰：“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使之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法禁”篇亦曰：“昔者圣人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既欲人之和同听令，则一切违俗自异之行皆势所必禁。 [93] 盖其行为不合于国之经俗者乃“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 [94] 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又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95] 此其为教显与管子相远。至于孔子之行事，如博学多闻，聚徒论道。从政者讥为“斗筲之人”，礼“拜下”则不恤违众。 [96] 绳以“经俗”恐不免蹈“不牧”之愆矣。由此观之，管子非儒，皎然甚著。孔子以教为政，管子以教行法。 [97] 二家之操术于此亦恰相反也。
虽然，管子之法治又与商韩有异。商韩主任法而弃一切仁德礼义之教化，管子则犹欲藉礼教以行法，此其相异者一。商韩倾向于以国法君威为控制人民之惟一力量，管子则犹重视家族人伦之关系，此其相异者二。吾人于此亦可推知《管子》思想之背景尚在六国时期之前，而当封建影响未尽消失之际。书中所含封建遗意，不只一端。 [98] 如四民定居恒业之制，即非六国时人所能主张。《逸周书》谓“士大夫不离于工商。”“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 [99] 《左传》谓“士竞于教，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 [100] 晏子亦谓“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 [101] 凡此皆与管子大意相近。故《管子》虽由后人缀辑，其内容则非尽杜撰，此又其一例也。
第五节 经产
建立法治之另一基础为“民有经产”。“何谓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 [102]
孟子谓民无恒产者无恒心，管子重视经产，用意略同。故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又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103] 盖管子深知民生为政治之要件。民生之丰啬可以决定政治之安危。其原因之大者有二：一曰心理上之原因，二曰物质上之原因。“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 [104] 且“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105] 。此心理上之原因也。“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则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众则国贫民饥，以此遇水旱则众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 [106] 此物质上之理由也。
管子树立经产之术以重农政策为中心而辅之以节用、输财、济困诸端。其所立之重农政策大意与他家无甚差异。如“牧民”篇谓：“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治国”篇曰：“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皆以农产为富源。 [107] 振兴农业之要图不外予农民以耕稼之便利，及鼓励人民使务农本而舍末作。故“司空”修水利，“由田”办地宜，“乡师”劝力作。 [108] 然而工商之利厚于农业，政府不加干涉，则民将舍本而逐末。“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109] 节用之说亦鲜新义。“八观”篇曰：“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然而所谓侈者，耗费财物而无益于事业之谓。若必须之用，则亦勿吝。故曰：“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也。” [110] “五辅”篇“德有六兴”之说，殆可以包括经产政策积极方面之全部。“何谓六兴。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 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 [111] 此谓宽其政。养长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贫。”“六者既布，则民之欲无不得矣。”
抑吾人当注意，管子完成经产之作用在富国而不在富民。人民必须享充裕之衣食，而私人不容积甚厚之资财。盖私人积资则贫富相悬，相悬既远则危机以生。故“五辅”篇谓“贫富无度则失”。“侈靡”篇亦谓“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 [112] “国蓄”篇释之曰：“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不齐也。”欲均贫富，其术不外均农田之利与均工商之利。《管子》书中有“方一里九夫之田也”之说，殆亦主张井田一类之土地制度。土地虽分而市价不平，则农民之间亦可发生过度之贫富悬殊。故管子主将工商之利大体收归国有。其主要之方法为：（1）政府以货币操纵市价； [113] （2）官山海； [114] （3）给耕农之需要。 [115] 如此则大利归于国，豪强无所资，政府自控财源而用足矣。 [116]
《管子》八十六篇中论理财之处，几占全书四分之一，颇多精义，足为古代经济思想之要籍。 [117] 然而傅玄谓“轻重诸篇尤鄙俗”，叶適谓其“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黄震疑管仲不至如“轻重”篇之屑屑“多术” [118] ，此皆据儒家主观之标准以致疑，未足凭信。吾人若一考管子之历史背景，则可知书中所立之经济政策未必出于后人之虚构。《史记·齐太公世家》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119] 是齐开国政策为放任之重商主义。至管仲时已近四百年，其末流之弊，殆为工商之过度发展与私人坐拥豪资。 [120] 管仲欲兴霸政，势不得不力矫二弊。故一方面重农节用，一方面抑豪强，止兼并。使利归于国，民无困乏，以收富强之效。且大富之家，每为贵族。“轻重丁”篇谓齐东方“称贷之家丁、惠、高、国。”高子、国子乃当时重臣。豪族之财力既张，国君之威势受损。管子出身微贱且尝躬为贾人。 [121] 民间情伪，必所备知。货殖之术，亦所娴习。其一变开国之放任主义而树立集权之干涉政策，亦事之自然而可信者。以屑屑多术而致疑其书者，诚不知何所凭据矣！ [122]
第六节 经臣
国赖君以立制度，资民以为富强。佐君以整民者则为各级之官吏。故经臣与经俗、经产同为法治不可缺之条件。
“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浮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 [123]
欲得经臣，则用人当得其术。管子所主张者可一言以蔽之，曰“使法择人”而已。“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比周以相为匿是，忘主死交，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 [124] 如此则何经臣之能得乎？
以法择人之重要如此。然其事初非繁难。具体言之，不过用人当按一定标准，及依一定手续之两大端。管子所立之标准可以“爵禄无假” [125] 一语概之。其意与荀子所谓“论德使能而官施之” [126] 者大致相同。然荀子极言用人只校其才能，不问其身份。管子于此则未尝明言。观其立四民定居之制，似未必有取于荡平阶级之旨。而国子、高子与桓公分乡以治，则更袭封建世卿之遗意，与荀子异趣。《管子》又有乡里察举之选官手续，亦为荀子所未道。“立政”篇曰：“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才，若在家长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此乡里自举之制也。“小匡”篇谓正月之朝乡长与五属大夫复事，国君亲问乡属修德有才之士。有则君亲见而役之官，“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君“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而不肉（《齐语》：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此“肉”字乃“疚”之误），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选”。此国君察问之制也。
经臣当择之以法，而已得之后又当以任之以法。管子所尤致意者为君臣权职之划分。盖“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127] 。“是故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下之事也。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合为一体。”如此则君身不劳，臣得尽力而国之诸务皆举矣。 [128]
管子于中央与地方之官制亦数论及。其言先后不尽一致，勿庸加以述论。然有二事值吾人之注意。其一为注重地方政府。“权修”篇曰：“乡与朝争治。”又曰：“朝不合众，乡分治也。”又曰：“有乡不治，奚待于国。”管子之重视分治如此，故所定地方之官吏名目颇繁而职责亦重。足见其所立之政体为君主专制而非行政集权。其次，管子虽或“欲用其祖国使为天下共主” [129] ，然而其所想像者仍为封建天下之元后而非一统之帝王。“君臣上”篇谓：“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度地”篇谓：“天下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与孔子所谓“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者，殊少分别，亦《管子》思想内容具有春秋时代历史背景之一征也。
* * *
[1] 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韦昭曰：“管仲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
[2] 管仲相齐之事迹及霸谋见《左传》庄公僖公各处，《国语》六“齐语”，《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及《管子》“大匡”、“中匡”、“小匡”诸篇。
[3] 《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
[4] “齐太公世家”。当前645年。生年无考。始相桓公为前685年。
[5] 《史记·管晏列传》赞。裴骃《集解》引刘向《七略》曰：“《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皆管仲著书篇名。”张守节《正义》亦引《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韩非子·五蠹》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是汉前已流行颇广。
[6] 古今学者考证此书意见甚多，可约为：（1）非自著而不伪；（2）后人缀辑附益而成，真伪相参；（3）纯出伪托之三说。严可均《铁桥漫稿》谓：“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谓：“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中略）古人并无私人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此代表第一说。傅玄《傅子》卷三，谓“管子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朱熹《朱子语录》曰：“《管子》非管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暇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的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他书。”此代表第二说。黄震《日钞》曰：“管子之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罗根泽《管子探源》更推定《管子》各篇之年代，早者战国，晚至秦汉。此代表第三说。按前两说均认《管子》之内容与管仲有关。
[7] 其最著者为：（1）书中所论霸政乃变态之封建政治。（2）《管子》每露重视家族宗法之意。（3）《管子》不废人治，且重礼教。（4）《管子》尊君而不废顺民之旨。其详见本章第三节以下。
[9] 说见本书第三章第五节之末。墨子论君民关系略近荀子。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页383谓儒、墨、老、庄“皆从人民之观点以论政治”，法家则“专从君主或国家之观点以论政治”，已先发明此意。
[10] 奴隶当除外。《孟子·万章下》：“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此或有所据，足见民不尽贱。
[11] “重令第十五”。
[12] “法法第十六”。
[13] “霸言第二十三”。
[14] “任法第四十五”。“禁藏五十三”曰：“赏诛为文武。”
[15] “明法第四十六”。“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亦曰：“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霸言”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
[16] “君臣下第三十一”。“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曰：“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出一人。主好本则民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其意尤近儒家“草上之风必偃”之语。又按管子不论德行，或就君主之法律地位立言。正己化民，则就君主之政治作用言。如此解之，或可勉强相调融也。
[17] “权修第三”。
[18] “法法第十六”。
[19] “霸言第二十三”。
[20] “法法第十六”。
[21] “霸形第二十二”。
[22] “重令第十五”。
[23] “法法第十六”。
[24] 均见“法法”。
[25] “侈靡第三十五”。下文云：“民欲佚而教以劳，民欲生而教以死。劳教定而国富，死教定而威行。”
[26] “正世第四十七”。
[27] 此略似卢梭“公善”、“公意”、“私意”诸学说。见《民约论》。
[28] “牧民第一”。
[29] “小称第三十二”。
[30]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梁启超《管子传》（《饮冰室专集》第二十八）页25谓啧室“与今世之国会极相近”，乃“人民监督政府之一机关”。按啧室之功用至多不过如近世之咨询机关，其中所发表之意见是否果然采用，权衡在君，与国会票决议案之事迥不相同。梁氏此篇作于宣统元年，有为言之，不辞附会，未足信也。
[31] “牧民第一”。按“顺民”不必与专制冲突。狙公之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未尝不顺狙意，固不得谓狙公非专制也。盖古今中外最专制的政府无有不赖多数人民之信服以维持者。专制民治之实际区别，在人民是否有监督政府，操纵政治之法定权力而已。
[32] 《论语》“泰伯第八”及“季氏第十六”。
[33] “尽心下”。
[34] “正论第十八”。
[35] “尽心上”。
[36] 说详本书第三章此处注[42] 。
[37] 孔子欲使民无讼，示礼治之最后理想。商子以礼乐为“六虱”之一，表极端之任法主义。
[38] “任法第四十五”。
[39]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40] “禁藏第五十三”。
[41] “七法第六”。
[42] “法禁第十四”。《尹文子·大道上》曰：“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异同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与此相发明。
[43]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44] “正第四十三”。此狭义之法。“心术上第三十六”：“简物小未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
[45] “正第四十三”。
[46] 注曰：“贵贱成礼方乃为国。”易词言之，即有政治组织也。
[47] “任法第四十五”。
[48] 注：“葆、所恃为生者也。”又“齐、谓无非人也”。殆误。“齐”当读为分剂之剂。
[49] “四时第四十”。
[50] “禁藏第五十三”举四时之政，且谓“四时备而民功百倍”，“四时”篇春、夏、秋、冬各发五政。“五行”篇一岁中凡五出令，各七十二日而毕。“幼官第八”及“幼官图第九”则以四时五方配政事。
[51] “五行第四十一”。
[52] “四时”。按此诸说略同《礼记》及《吕氏春秋》之“月令”篇。罗根泽《管子探源》谓四时及五行乃战国末阴阳家所作，或可信。然吾人应注意，《管子》书中有天人、阴阳、五行、四时诸说而不及生克灾异，主运终始，大小九州等，似其作者当在邹子之前。又管子“令有时”之说其中亦有合于天人之自然关系者，如春令修沟渎，禁田猎，秋令趣收聚，补缺塞坼，尚不失农业社会之本色。或管仲本有按时施政之制，后人“语增”而为此近乎阴阳家之言欤？
[53] “明法”。
[54] “法法第十六”。
[55] “立政第四”首宪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习宪于君前。太史即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至令焉。然后敢就舍。（中略）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五属之都）之日，遂于庙至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早晏之时。宪既布，使者已发，然后敢就舍。（中略）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令。罪死不赦。”
[56]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57] “法法第十六”。
[58] “正世第四十七”。
[59] “心术下第三十七”。
[60] “君臣上第三十”。
[61] “任法第四十五”。
[62] “重令第十五”。
[63] “白心第三十八”。
[64] “任法第四十五”。
[65] “七法第六”。
[66] “明法第四十六”。
[68]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69]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亦曰：“法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70] “禁藏第五十三”。
[71] “正世第四十七”。
[72]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九守第五十五”曰：“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版法第七”曰：“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僇必信，民畏而惧。”“法法第十六”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皆明此旨。
[73] 如Hincmar of Rheims，De Regis Persona ，6或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 ，8，二者均9世纪人。参R. W. Carlyle and A. J. 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Vol.3。
[74] 英国1215年之《大宪章》即由诸侯迫胁约翰王所订。此后几经波折，英之法权日趋确定，王权日受限制，卒成近世民治国之先进。可阅G. Adams，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912）或W. Stubb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874）。
[75] 美国革命之成文宪法观念乃法治思想之具体表现，Thomas Paine谓：“宪法先政府而产生，政府乃宪法所缔造。”《人权论》二页309（1792）颇能示其精神。法国革命受美之影响，亦时有立宪之要求。阅浦薛凤《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下册第五章。
[76] 如Leon Duguit及Hugo Krabbe等。后者之近代国家观念有王检重译本。
[77] 先秦法治之君权观略近罗马帝国之法家。如Ulpian（170—228）谓君无法律之约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
[78] 按限君之事见于日尔曼民族。其君主所受法律之限制有三：（1）习惯法；（2）罗马法；（3）经臣民同意所订之法。见Carlyle前书，册一，页235。
[79] 就历史事实言，法治与民治有不可离之关系。法治不得民治不立，民治不得法治不固。盖专制之法凭君意以行废。管子虽数言令尊于君，实无术以保证君不违法。民治而无法势必流为古希腊之“暴民政治”，其毒殆不减于专制。故凡法治之国必为民治，而专制之国必尚“人治”。
[80] 梁启超《管子传》，页20。梁氏又谓“管子之时君权未确立也”（页5）。其出身又属微贱，则欲任法以尊君主，抑贵族，亦事之可能者。此论如不误，则管以法裁抑齐贵族，孔以礼裁抑鲁贵族，操术不同而用心则略似。《管子》固非仲书，就此论之，其内容亦尚与春秋之历史背景相应。作者或出孔后而必在商韩之前，殆无可疑。盖商韩已不忧贵族之侵君（所忧者权奸嬖幸之夺君乱国），而《管子》书中犹每承认贵族势力之存在，不仅其法治思想不及二子之彻底也。下文当更论之。
[81] “重令第十五”。
[82] “牧民第一”。
[83] “心术上第三十六”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又曰：“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立政第四”曰：“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饭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凡此均与《荀子》意近。《论语·八佾第三》载孔子谓管仲器小，或人因疑其知礼。殆管仲本有以礼治齐之说，今书虽非自著，而实有所承欤？
[84] “七法第六”曰：“渐也、顺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
[85] “小匡第二十”。
[86] “小匡第二十”。
[87] “牧民第一”。“问第二十四”亦曰：“无乱宗庙则人有所宗。”
[88] “立政”、“乘马”、“小匡”、“度地”诸篇所言地方制度互有歧异，亦《管子》非出一手之明证。
[89] 篇中又言：“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国语》卷六“齐语”文与此异同。
[90] “乘马第五”。
[91] “法禁第十四”。
[92] 《论语·为政第二》。
[93] “法禁”篇中列举“圣王之禁”几二十事。其中如“其身毋任于上者”，“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身无职业，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间，议言为名者”，“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尤限制个人之发展。
[94] “法法第十六”。
[95] 《论语》，分见“阳货第十七”，“子路第十三”。
[96] 分见《论语》“先进第十一”，“宪问第十四”。
[97]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曰：“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
[98] 本章第二节之末及第一节此处注[7] 。
[99] 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续清经解》卷一五一）“程典解”。参“作雒解”“农居鄙”一段。学者虽有致疑此书者，然朱序“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作”之断语，似尚不误。
[100] “襄公九年”子囊语。
[101]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文小异。
[102] “重令第十五”，按管子论经济、财政等事约占全书四分之一。
[103] 分见“牧民第一”、“版法第七”。
[104] “五辅第十”。
[105] “治国第八”。又“立政第四”曰：“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侈靡第三十五”曰：“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孰能用之。”《注》：“言民既乏于衣食则君不能用也。”
[106] “八观第十三”。注：“猥，众也。以人众之多少，计其野之广狭也。”
[107] “八观”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注》：“时货，谷帛畜产。”
[108] “立政第四”。
[109] “治国第四十八”。按《注》“交能易作，谓虽士亦善于农，虽农亦通于士业”，似误，此当作通工易事解，即近世所谓分工合作耳。
[110] “乘马第五”。
[111] 此与“版法”、“法法”诸篇有罪不赦之说不合。
[112] “乘马第五”。
[113] “国蓄第七十三”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则君虽强本趣耕，而日为铸币而无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救之之术如下：“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山至数第七十六”曰：“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114] “海王第七十二”曰：“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借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借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借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借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下文又言“铁官”，按器之轻重加税。“轻重乙第八十一”亦谓山铁之利，“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疑当为七），君得其三”。此外其他矿产亦“谨封而有禁”（“地数第七十七”），森林亦按木材之大小课税（“山国轨第七十五”）。
[115] 管子主解除贫民对豪强之债务，政府以资本及器具贷给农人。“轻重丁第八十三”谓令鲍叔等分赴四方查明债户及债额总数，桓公以“ 枝兰鼓”偿民负“使无契券之责”。“山国轨”谓“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之高下之时也。此民之所以相兼并之时也。”“无赀之家”“皆假之械器”“公衣”，“故力出于民而用于上”。“国蓄第七十三”曰：“耒耜械器种饷粮食毕取赡于君，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
[116] 管子不主增税。此处注[114] 引“海王”篇足证。“国蓄”曰：“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注：“在工商曰租籍”，“在农曰租税”。然非尽去税也。“山国轨”曰：“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从梁氏《管子传》页69校改）
[117] 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虽偶失附会颇多发明，可参。
[118] 分见《傅子》卷三十，《习学记言》及《日钞》，均见张心 《伪书通考》下，页762—765引。
[119] 《史记·货殖列传》。
[120] 实际情形如何，今已难考。然临淄之富则古人所常道。如《战国策·齐策一》载苏秦为赵合从说齐宣王，有“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 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扬而高”之说。虽不免有所渲染，亦足推想富庶之大概。
[121] 《史记》卷六二“管晏列传”：“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
[122] 书固非仲所著，吾人仅谓其内容有所依据。
[123] “重令第十五”。
[124] “明法第四十六”。
[125] “法禁第十四”。“立政第四”亦曰：“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又曰：“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
[126] 见本书第三章此处注[107] 。
[127] “任法第四十五”。
[128] 又“君臣下第三十一”曰：“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盖君为主权者而不负行政之责任，故可有过而不能有罪耳。
[129] 梁启超《管子传》，页5。按管仲相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似未有取周而代之之意，观其劝桓公下拜受襄王赐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可见（《史记·齐太公世家》），与晋文公之致王于河阳者已有逊傲之别，岂遂有问鼎之心乎？《管子》书中则每言王天下，此亦不出仲手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