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韩之身世及时代
吾人曾就学派成立之先后，断定法家政治思想为先秦四大家之殿。 [1] 盖《管子》书固非出于仲手，而考其内容，复多驳杂，不足以为开宗之代表。管子以外春秋时人与法家思想有关者尚有邓析。《左传·定公九年》载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2] 杜预（222—284）注谓其“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 [3] 。是邓析为深通律文之士，《吕氏春秋·离谓》篇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 哗。” [4] 是析之所行大类后世之讼师。合私造律文与舞文乱法之二事观之，则邓析之术适与商韩等定法一民之旨相悖。况竹刑今已无传，《汉书·艺文志》邓析二篇列于名家， [5] 即系真书，亦与法治无涉。然则邓析不足为法家宗师，与管子无异矣。
李悝、慎到、尸佼、申不害、商鞅、韩非、李斯均战国时人。李斯相始皇于混一之后，纯为实行之政治家，可置不论。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6] ，且有《李子》三十二篇，足为法家之先进。惜其书不传，思想无考。慎子赵人，与田骈、接子、环渊，“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同为稷下先生”。“慎到著十二论” [7] ，“其学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有见于后，无见于先。” [8]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与彭蒙、田骈之“公而无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 [9] 者同道。《汉志》著其书四十二篇，列入法家。然宋时已佚亡殆尽，今本残缺伪乱，殊不足据。 [10] 故此六国时“黄老”大师之思想亦仅存片段。幸其论势之旨尚见于《韩非子》中。尸佼，晋人，秦相卫鞅客。“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恐佼并诛，乃亡逃入蜀。其书二十篇，今亦不传。” [11] 申不害“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12] 今亦久佚。其术治之大意亦可于《韩非子》中见之。
先秦尊君权任法术之思想至李、尸、慎诸子殆已约略具体。然严格之法治思想必俟商鞅而后成立。韩非则综集大成，为法家学术之总汇。此二人者，不仅思想之内容可观，而其文献之尚存者亦最为丰富。故吾人欲述法家之政治思想，不可不以商韩为主。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孙痤既死，鞅入秦，说秦孝公，孝公以为左庶长。鞅“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于是以鞅为大良造。”旋说孝公破魏，“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及孝公卒，太子立为惠文王（前338年）。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鞅出走不得。秦发兵攻杀之。车裂以徇，遂灭其家。 [13] 商君为实行之政治家，曾否著书，颇成疑问。 [14] 然司马迁自称尝读《开塞》、《耕战书》。 [15] 韩非子谓“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16] 。《汉志》著录至二十九篇之多。今所传二十四篇中颇有商君死后事。“盖《商君》与《管子》同，亦出于传学者之手。” [17] 虽非鞅著，其内容固非尽伪也。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旨归于黄老。”“与李斯俱事荀卿。”韩王安不能用。“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王安五年 [18] 秦攻韩，韩使非使秦，因留之。李斯、姚贾毁之，遂下狱死，时始皇之十四年。 [19] 距灭六国，一天下，仅十二三年耳。今存《韩子》五十五篇，与《汉志》著录之数相合。其中虽或有后人增附， [20] 而大体可信。
商韩之死，相距百年。然其思想，则均发挥尊君重国之极致，反映专制天下前夕之历史环境，与《管子》之尚含封建成分者，显有相当之距离。盖先秦法家思想既非一人所创，尤非一时所成。其渊源发展之迹，固犹约略可寻。亦犹儒家先有孔子之因古学以立言，而后有孟荀之承孔教而变其学。进展之情形有异，其具有进展之痕迹则无殊也。韩非为法家之殿，而实集前人之大成。其思想中“法”、“术”、“势”之三主要观念，皆为历史环境之产物，孕育长养，至非而达其最后成熟之形态。
孕育长养此诸观念之历史环境，一言以蔽之，即封建天下崩溃过程中之种种社会政治事实而已。就政治方面言，封建崩溃之直接结果为天子微弱，诸侯强盛。然强盛之诸侯非旧日分土之世家，而每为新兴之权臣所篡夺。其幸保君位者，多不免名存实亡，成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之局面。始则卿大夫侵君，继则家臣凌主。 [21] 于是昔日维系社会之纲纪逐渐失效。且诸侯强大之事实，与攻伐兼并，互为因果。强大者致力兼并，既兼并而愈臻强大。侵略与自卫皆有待于富强。于是君权之扩张遂同时成为政治上之需要与目的，而政治思想亦趋于尊君国任法术之途径矣。
吾人如作较具体之分析，则法治思想渊源最早，发展较先。尊君思想随之以起而约略同时。两者皆肇端于春秋之世。术治思想则流行最晚，至战国始臻兴盛。姬周政治本有任法之倾向，吾人前已述及。 [22] 惟成周立政，未必彻底遍行于列国。其任法之精神亦与封建社会之习俗相融混。持以与六国时尊君国、泯阶级、重械数之法治相较，显有重要之分别。及宗法大坏，士民相杂，个人解放，“礼”失效用。郑晋诸国在吾人所谓“周文化”区域以内者， [23] 尤得风气之先，乃先后采取任法之政策。此外则楚国之封建根基较浅，故在春秋时亦已有固定之刑书。 [24] 然当春秋之世，法治在事实虽已必要，而守旧者心理上尚不能予以接受。故子产相郑作刑书，叔向诒书讥之，略谓“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晋铸刑鼎，孔子亦讥之曰：“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盖就叔向与孔子观之，立国固当有法。然法度如公布于民，则贵族失其原有之权位，而封建政治之基础因以动摇矣。 [25]
当时思想家睹社会空前之巨变而图为积极应付之方者，约可分为两派。其一惜封建之溃而欲挽救之，其二虽知封建之不足救而任其消亡。孔子为前者最著之代表。其正名复礼之主张实在裁抑春秋时专横淫恣之贵族使得自存，而因以安定社会。商鞅则承子产、赵盾辈之余风而变本加厉，为第二派最极端之信徒。荀子、管子之学则糅合礼法，而代表二者间之过渡思想。吾人如舍以前之渊源不论，认刑书刑鼎为法治思想之滥觞，则礼与法之消长自纪元前六世纪之末叶至前四世纪之末叶，为时共约二百年。
势治之起，基于尊君。封建盛世，君主与贵族世臣分权守位，上下相维各有定界，君主殆无独尊之义。逮权臣侵国，君主微弱。例如鲁“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畀于三桓之家” [26] 。其他弑君篡国者更不待论。拥护封建者于是起而抑僭臣以扶衰君。孔子“事君尽礼”，致讨责于“乱臣贼子”，实已暗启尊君之说，至荀子而其旨大明。虽然，儒家之尊君，意在矫臣强之失，非以尊君为政治之目的也。及权臣僭国，渐致富强，公族世臣，消亡殆尽，中央集权，已成事实，则君之受尊，遂有不得不然之势。法家承认此新史实而加以说明，权势之理论，于是成立。慎到飞龙腾蛇之言殆足为其开宗之代表。
“术”治成于申子，亦与尊君有关，而尤与世卿制度废弃后之政治需要相应。春秋之世弑君专国之事屡见，至战国而益之以窃国夺位。论者推其原因，不得不归咎于君主御臣之无术。且当封建之未坏，国君任人分职，有阶级宗法以为标准。君不得任意进退，则亦鲜负衡量品评，选择钩稽之责，及孔墨因时矫弊，提倡荡平阶级之后，国少世臣，“弃亲用羁”。 [27] 人有一材一技之长，不问其国籍门阀，每得仕进。虽列国残余之贵族，犹时起抗，如吴起见害于楚， [28] 商鞅遭祸于秦，然二人皆以羁臣得执大政，不独与管子所谓勿仕异国之人者相背，亦与孟子“不得罪于巨室”之言不合。风气一开，游谈眩技者日众。人君苟无术以判别能否，则用人为难。且人以势利而来，其心多不可测。若又无术以控驭忠奸，则国危位替，有此种种之需要，于是论君道者遂发为术治之学说，而此宗最著之代表 [29] 则为申不害。
慎到明势，“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 [30] 。韩非综合三家，以君势为体，以法术为用，复参以黄老之无为，逐创成法家思想最完备之系统。
第二节 势
法家尊君，非尊其人而尊其所处之权位。《管子·法法》篇曰：“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势之一名，法家每用以概举君主之位分权力。管子略发其意， [31] 至韩非承慎到之说而其旨大畅。“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32] 如此极端之论，自不免动人之疑问。韩子乃设为难者之言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浓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浓雾之势而不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33] 韩非反驳之词文有讹夺，意欠明晰。吾人若就其思想之大体言，非似认君主之为治，有赖于其法律上之权与其实际上之力。 [34] 而权力之操存又赖君主所处之地位。人民承认君主之地位而服从之，君主凭借此地位以号令人民。凡此种种之关系，即韩非所说之势。私人之道德材能，与此并无直接关系。盖人君发号施令而民奉行之者，非以其为圣人贤人之所发，而以其为君主之所发。人民如较量发令者之品格如何以定从违，则命令本身失其威权。推其极致，则社会中只有道德之制裁而无政治之命令。“桀为天子，能制天下。”其故在桀有人民共认之权力。“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其故在道德非政治之命令。此理欧洲政治学者多能言之，而吾国先明之者则管子、慎、韩也。
难者谓桀纣凭势，能乱天下，其所疑者在势之不足为治。《韩非子》复进而释之，其大意在说明势治以中材之主为条件，既不能防下材之为乱，亦不必俟上材而后治。其言曰：“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反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所谓不待尧舜者，盖以凭借势位则中材可以为治，非即欲委势于桀纣也。难者以圣狂对举而疑势治，一若“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以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菜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 [35] 。
虽然，倘使凭势者竟为桀纣之下材而乱天下则当如何？《韩非子》于此仍坚持尊君之旨，认臣民必须效忠于暴主而反对孟子一夫可诛之说。故其言曰：“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盖《韩非子》以“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君父享绝对之权利，臣子尽无限之义务。“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臣子虽贤惟君父之所用。“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抑又有进者，臣子不仅不可侵夺君父，即加以间接之评论，亦分所不容。“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是诽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诽谤其君者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36]
儒家盛称传贤伐暴之功，而又恶乱臣贼子之弑夺。盖儒家以民为政治之目的，以道为生活之标准。故责礼于君，责忠于臣，责慈于父，责孝于子，君主无绝对之权利，上下负交互之义务。子虽无叛父之理而臣则有正君之分。臣民之顺从与否，以君主之有道与否为条件。《韩非子》之尊君则与此大异。有势治之说，不问君主之行为如何而责臣民以无条件之服从。于是君主本身遂成为政治上最后之目的，惟一之标准，而势治亦成为君主专制最合逻辑之理论。且儒家混道德政治为一谈，不脱古代思想之色彩。韩非论势，乃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 [37] 无论其内容是否正确，其历史上之地位则甚重要。宋明诸儒不知儒法二家同道尊君而其旨根本有别。大唱“三纲”之教，自命承统于洙泗。实则暗张慎韩，“认贼作父”。且又不能谨守家法，复以尊德贵民之微言与专制之说相混淆。于是下材凭势亦冒尧舜之美名以肆其倍蓰于桀纣之毒害。按其为弊，又不徒理论上之非驴非马已也。 [38]
抑吾人当注意，韩非不仅摒道德于政治范围之外，且认私人道德与政治需要根本上互不相容，而加以攻击。儒家极重家族，甚至于家国之义务相冲突时主张舍国以全家， [39] 韩非一反其道，故“五蠹”曰：“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此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齐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至于私人道德则尤与君国之利益相反。“八说”篇曰：“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六反”篇亦曰：“畏死远离，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40] 考韩非毁私德之用意显在排私以利公。易词言之，即举凡无益于君国之德行名誉皆所不取。推其论之所极，则政治社会中殆无复个人生活之余地。儒家认穷则独善其身，隐居以求其志，为个人高尚生活之一种。而自韩子视之则此为国法之所不能容。故举太公望对周公问诛隐士之言曰：“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智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 [41] 如此则不诛何待乎！
韩非尊君抑民，可谓至极。其历史上之原因，前已述及，无待重申。其理论上之根据则颇足注意。荀子谓人之性恶而可以为善。法家诸子则更进一步，认定人之性恶而无为善之可能。于是其刻薄寡恩，专用威势之主张遂成为理论上不可避免之结果。盖《韩非子》认定自私为人类之本性，虽家庭骨肉之间所不能免。“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 [42] 且人类不但无仁厚之情感，更乏远大之见识。“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复痛，不副痤则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 [43] 人性之凉薄愚蒙如此，则非仁恩德教之所能化，而专制君威，诚惟一治民之术矣。故曰：“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以仲尼之圣而所服不过七十人，以哀公（前494—前468年在位）之庸而号令一国。“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44] 儒家称家齐而后国治。韩非此说则几乎谓国治而后家齐，不徒与儒家相反，即与管子认家族为佐治之一具者亦自不同矣。
儒者又每信上世风俗淳美，为今人所当效法。韩非破其说曰：“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古者寡事而备简，朴陋而不尽，故有珧铫而推车者。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 [45]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 [46] 然则上古之淳风，不能掩人性之本恶。后世之争夺，适以证民之不足为善。君主专制诚为治平乱世必要之政体。抑又有进者，《韩非子》尚承认上古之民有自治之能力。《商子》则并此加以否认。“开塞”篇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私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又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用也。”“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 [47] 商韩社会演变之理论如此， [48] 其废弃儒家德化民本之说，而专任君势以为治体，在逻辑上固属无懈可击矣。
第三节 农战
人君处权乘势以制臣民，则治体已立，政治社会之最要条件已具。然列国环伺，时相侵凌，非有富强之国力，则亦无以自存。《商子》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49] 《韩非子》曰：“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 [50] 务力之方在使民致身于农战之二事，而此外与二者无益或有害者皆在抑止之列。盖勤农可以培经济力量，习战所以培军事力量，其理固甚浅显， [51] 亦非二家之创说 [52] 。然商韩之重耕战，几乎欲举一国之学术文化而摧毁扫荡之，使政治社会成为一斯巴达式之战斗团体，此则其独到之见解，亘千古而鲜匹者也。
欲奖农兵，必先去游食坐谈之士。《商子》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53] 《韩子》亦曰：“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 [54] 且有害农战者又不仅“贞信之行”与“微妙之言”，即讨论实用之学，而不躬亲兵农之事者亦有害于治。“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55]
奖进农战之方法二家所持者略同，其政策之纲要为“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 [56] 《韩子》推行此政策之具体办法，不外“五蠹”篇所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商子》之“壹赏”、“壹教” [57] 之法，则欲使“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58] 。抑《商子》不但推行军国民之教育，且复有全国皆兵之主张。“兵守”篇曰：“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发梁撤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流风所被，至汉时关西诸郡“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 [59] ，足见商君壹赏壹教之成功。然此极端尚武之主张又为韩非所不取。其言曰：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60]
第四节 法
韩非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61] 又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62] 申商虽各以“大物”名家，然“二子于法术皆未尽善”，且专用一具，虽有功而不能远大。 [63] 《韩子》乃集二家之成，运术以安君驭君，立法以治民定国。二者相辅为用而后其效始宏。
法治之根本意义，吾人于述《管子》时已经道及。商韩并无新创之见解，其论行法之方法，则颇有《管子》所不能范围者。姑举较重要之数端言之。
一曰广布法律之知识：以律令之文宣示大众，其事实肇端于刑书刑鼎。《管子》书中亦有布宪施教之说。商韩承之，其说更详，而《商子》尤为完备。《商子》立治在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盖“法令明白易知”，则“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商君所规划之制度颇密。其大致为置法官法吏“以为天下师”。“天子置三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其窜改条文，及有问不答者皆科以罪。而答问皆以符书系其年月日时及吏名，以左券予问者而吏藏其右， [64] 用意亦在杜绝奸弊。韩非曰“法莫如显”；又曰“以吏为师” [65] 。其说虽简，旨则相同。 [66]
二曰以赏罚为制裁。行法之必赖赏罚，其理甚明。 [67] 商韩思想之特点在主张重赏严罚，不必与功罪相当。而《商子》罚恶而不赏善之说尤为偏激。《韩子》认定“赏厚者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疾”。论者每以厚赏费财，重刑伤人为疑。不知“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重刑者“重一奸之罪则止境内之邪”，盗贼被刑而良民恐惧。又况“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 [68] 。商君重刑之理论与此略同。 [69] 其治秦实际上所采之手段亦与理论相符。 [70] 然《韩子》赏刑并重，商君则谓“治国刑多而赏少”，“故善为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 [71] 。《商子》所以有如此极端之主张者，由其深信人性无为善之可能，而政治之直接效用为维持秩序而非推进道德。政治生活之中，固得有善恶之区别，然而其标准则当以法律而不以道德为根据。行合法者为善，不合法者为恶。守法既为人人无可推卸之责任，则恶者犯罪之行为，而善者公民之本分。由此言之，则“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且“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 [72] 虽然，商君非谓赏绝不可用也。其所反对者“赏施于民所义”，而其所主张者“赏施于告奸”。商君释之曰：“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 [73]
商韩重刑诸说虽失之偏激，然二子学说亦有粗合于近代法律平等原则者。商君“壹刑”之主张，尤为明晰。“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 [74] 此与封建法律之议亲、故、贤、能、功、贵等事而弛减刑罚 [75] 者根本异趣。史称商君治秦“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76] 。虽太子犯法，犹刑其师傅。 [77] 则商君可谓能得行法之要道。抑吾人当注意，《管子》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故欲正本清源，教人君自身守法。所惜《管子》未立制君之法，故其学与欧洲之法治思想尚有可观之距离。至商韩言法，则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与否不复成为问题，而惟务责亲贵之守法。君主专制之理论至此遂臻成熟，而先秦“法治”思想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辽远矣。 [78]
三曰任法必专，不为私议善行所摇，有吏师以导其先，有刑赏以制其后，法之施行已大体可期。然而任法不专，则虽行而不能久。故商韩皆主张以法令为政治生活中惟一之标准。此外一切私议善言悉在摒弃之列。私议之所以当废者，盖以发言盈廷，既无一定之是非，而一惑其说，则法治之客观标准因以动摇。《商子》明之曰：“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任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为用，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私议，皆不类者也。”“是故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韩子》亦曰 [79]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 [80] 如此则法令大行，而“言无定术，行无常议” [81] 之紊乱现象无由产生矣。至于善言德行，尤足以眩惑人心，更为商韩所深恶。商君曰：“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又曰：“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82] 韩非所言视此尤为透彻。“八说篇”谓：“错法以导民也，而又贵文学，则民之所师法也疑。赏功以劝民也，而又尊行修，则民之产利也惰。”“八经篇”曰：“行义示则主威分，慈仁听则法制毁。”“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谊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 [83] “故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抑又有进者，《韩子》以为不徒臣下行法外之德足以害法，即君主自身行之，亦必产生恶果。“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不止。” [84] 皆非所以为治也。虽然，不用仁惠者以其乱法耳，非谓暴政可行也。“仁人在位则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 [85]
仁义害法，故不可用。假使仁义之本身自有治国之效用，则人君或不妨释法度以任之。然而就《韩子》观之，则仁义者徒具美名，实无所用，儒家贱视政刑，薄其仅能使“民免而无耻”。不知此乃惟一可行之治术，而其所乐道之“天下归仁”则渺茫无稽之幻想也。盖人性非善，前已言之。利诱威胁而外别无驭民之方。“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敢也。” [86] 故无刑法则号称君子者生小人之心，用刑法则小人亦可有君子之行。又况一国之中号为君子者为数至少。是以“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 [87] 。由此观之，儒家所标榜之仁义，诚为无用之虚名。“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之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儒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88]
《邓析子》曰：“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商子》曰：“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89] 《韩子》曰：“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仁下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不通于仁，臣不通于忠，则可以王矣。” [90] 行法至此，乃足称为圆满而无遗憾。
虽然，吾人当注意，法为固定明确之制度而非永久不变之制度。法家诸子深知社会演变之理，故其政治哲学绝无守旧之成分。管子如此，商韩更著。《商子》曰：“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91] 《韩子》曰：“时移而法不易者乱。能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 [92] 又曰：“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93] 凡此皆理极显明，无待于申详解说。然孔子谓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灾及其身。 [94] 是孔子未必不同情于因时立制之主张。又谓三代之礼，损益可知。 [95] 是孔子非不知制度之当变。韩非乃谓孔墨“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非愚则诬” [96] ，或不足为完全持平之论欤。
第五节 术
韩非曰“明主治吏不治民” [97] ，此虽专制思想自然之结论，亦为政治演进必然之趋势。在封建诸侯之中，贵族与君主共治其民，君民直接相通，而政教所施，人民实惟一之对象。此不徒受宗法制度之赐，列国地狭人少之事实亦有以致之。及小国并而为万乘之大邦，公族既尽，世卿同灭。君主势不能复为亲民之长。臣属浸失其共治之地位而沦为君民间承上驭下之佐治阶级。其本身亦遂成受治之对象。秦汉以后二千年间之政治关系大较如此，其端开自周末，而韩非此语则其理论上反响也。
法所以治民，亦所以治吏。《韩子》论官人治吏之法，大意不出荀子之范围。 [98] 其言曰：“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99] 又曰：“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 [100] 又曰：“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101] 又曰：“为人臣者陈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杀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也。” [102] 凡此殆皆上承师说而亦与商子之学相通。
儒家谓徒法不能以自行。《韩子》亦有得于此旨，故论公孙鞅之任法曰：“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 [103] 于是采申不害之“术”以救法治之所不及，使君位巩固，臣不得侵，国本既定，则法治乃可成立。故术者“人主所执”以“潜御群臣”而保持其自身之权势者也。其异于法者有三。法治之对象为民，术则专为臣设，此其一。法者君臣所共守，术则君主所独用，此其二。法者公布众知之律文，术则中心暗运之机智，此其三。
术治发生之历史原因本章第一节之末已述及之。韩非殆承申子之余绪而加以补正。韩子假定君臣之间绝无仁爱信义之相与。君之权位，臣所觊觎。臣处心积虑以侵夺此权位，君处心积虑以保持其权位。故曰：“上下一日百战。” [104] 又曰：“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 [105] 为君者当知臣下侵夺之所由而执术以潜取之。若徒恃法令制度，则恐奸邪之臣缘法为奸，并与斗斛权衡而窃之也。
《韩子》所论用术之方颇为详细，吾人不必一一缕述。其最要之点为明察臣下之奸，削灭私门之势。前者根本防止侵夺，后者则予权臣以直接之打击。韩非曰：“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 [106] 故为君位之安全计，君主当“数披其木，毋使枝叶扶疏” [107] 。然而披木之直接手段，仅可用之于臣势未大之时。否则不免如鲁哀公之谋伐三桓，晋出公之图去三家， [108] 事有未成反为所制。故披木之术，当及早行之。而最妥善安全之办法为预防权臣之产生。《韩子》于是分析权臣坐大之主要原因而发为“五壅”之说。其言曰：“人主有五壅。臣背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谊曰壅，臣得树人曰壅。” [109] 去壅之术无他，明察下奸，固持上柄而已。
天下未有甘受篡夺之君主，而卒不免于篡夺者，其最大之原因为明有所蔽，私宠专听，而臣下乘之以养其势也。二者之中私宠为害尤烈，且往往又为专听之原因。故韩非于此不惮反复详言。如论人臣成奸“八术”，所举“同床”、“在旁”、“父兄”、“养殃” [110] ，皆嬖佞逢君因以乱政侵权之事。又如论“擅主之臣”谓“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 [111] 此于佞臣邀宠之惯技，尤能揭发无遗。且当邀宠之初，奸臣一以顺承为能事，其害尚不易见。及得宠既专，则君明日蔽而威日替，虽欲复求振作，而事已无及。一人擅君则耳目尽废， [112] “国狗”、“社鼠”并为障害。 [113] 故曰：“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 [114]
欲毋专信，则消极之术为无所信任，而不与臣下以逢迎窥伺之机，积极之术为君心独断，而不令臣下有弄权窃势之机。《韩子》曰：“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115] 臣既不可信，则当以“七术”驭之。七术者，“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 [116] 二三两端属于法治之范围，可置不论。其余则一、五、六、七均术治之要旨。“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惠子曰：“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半者也。”此众端参观之说也。“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汝。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此疑诏诡使之说也。“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此挟知而问之说也。“有相与讼者，子产离之，而无使得通辞，倒其言以告而知之。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与关吏，乃舍之。嗣公谓关吏曰：某时有客过尔所，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 [117] 此倒言反事之说也。
虽然，仅用七术犹不足以驭臣也。君主固以权术窥臣，臣亦操心虑以伺君。故为君者又须避免为臣下所窥伺。《韩子》曰：“明主务在周密。” [118]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其智见，人饰之。其不智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伺之。其有欲见，人饵之。” [119] “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120]
人君致蔽之由既去，则所当慎行者独断专制一事而已。《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121] 韩非本尊君之旨而释之曰：“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胜君。” [122] 此理虽显而易见，人所共喻。然君主治国不得不任吏以治民。偶一不慎则大权渐侵，旁落于奸邪之手。韩非举例以明之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 [123] 人主既知“权借在下”之危， [124] 则惟有行绝对之专制，大权独揽，予夺由躬。 [125] “民一于君，事断于法。” [126] 则群臣者人君之仆役。驱之去，招之来，生杀贵贱一听君意，又何篡夺之能为乎？
韩子术治学说之大意如此。在今日视之似无足称道。然当战国末年君权方兴之际，韩子已参照历史之经验，改进前人之成说，于专制政体之蔽，几乎备见无遗。其六微、七术、八奸、十过诸说亦几成秦汉以后二千年中昏君失政之预言。吾人如谓韩非术治为吾国古代最完备之专制理论，殆无溢美。抑又有进者，儒家谓徒法不能自行。《商子》亦谓“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127] 。韩子取申之术以合于商之法，其意殆在补法治之不及。易词言之，韩子之学实调和人治与法治两派之思想。虽然，吾国古代法治思想，以近代之标准衡之，乃人治思想之一种。盖先秦诸子之重法，皆认法为尊君之治具而未尝认其本身具有制裁元首百官之权威。然当君权尚未大盛之时，论者犹有法者与君臣共守之主张，与近代法治思想相接近。推原其故，殆由论者徒知法治之实际效用生于共守，而未注意理论上君权既属至高，则决不容有任何制裁加于其上。逮及韩非之时，则君主专制之事实及法家之专制思想均趋于成熟。于是法与术显然悉降为专制之治具，君主之权位遂超越于臣民法度之上而绝无丝毫之限制。故韩子之学就近代法治思想言，不免为“祖型再现”之退化，而就先秦历史背景言，则为法家思想之最高发展。其地位之重要，诚不容否认也。
吾人于此可进而一论商韩思想之得失。商韩之思想既为绝对之君主专制，则其全部思想之有用与否，当以能得适合专制条件之君主与否为决断。韩非论势，谓治国无待尧舜之异材，中主可以胜任。夫法治之无待尧舜，固矣。然而韩子所谓中主，就其论法术诸端察之，殆亦为具有非常才智之人。身居至高之位，手握无上之权，而能明烛群奸，操纵百吏，不耽嗜好，不阿亲幸，不动声色，不挠议论，不出好恶，不昧利害。如此之君主，二千余年之中，求其近似者寥寥无多，屈指可数。其难能可贵殆不亚于尧舜。儒家设圣君为理想，圣君不出则仁义礼乐之政治无由实现。韩非诋仁义为空谈，而不知其法术难得实行之机会，正复相同。试观孝公始皇以后，法治未尝一度大行，则可见吾人之非为苛论也。昔柏拉图论治，先立哲君专制之理想，旋审其事实上为不可能，乃更立法治之政体，欲以可守之良法代不可期之明君。后此几经发展，乃蔚为近代宪政之理论与实施。商韩则认仁义无用而不悟明君难得，于是发为君本位之法治思想，徒为后世枭雄酷吏开一法门，而卒不能与孔孟争席，就此一端而论，其智殆在柏拉图之下矣。
吾人于结束本章之先，尚有一极堪注意之问题，不可不略加讨论。法家诸子之中，慎到与彭蒙、田骈皆学黄老。《管子》书中多道家言，《韩非》亦有“解老”、“喻老”之篇。法家与黄老之关系究竟如何乎？
吾人若舍历史渊源而仅据思想之内容论，则道法二家思想之250相近者皮毛，而其根本则迥不相同。黄老论治之要点，无过于清静无为。法家诸子固亦时发其义。《申子》论君道曰：“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 [128] 又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129] 《韩子》曰：“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 [130] 《管子》亦曰“虚无无形之谓道”，“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131] 凡此诸语，若置之《道德经》中，未必觉其不类，然而吾人只须略事剖辨，则道法之异，显而易见者至少有三大端。一曰无为而治之理想相似，而致此之途径相殊。《老子》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132] 仁义孝慈，既无所用，“法令滋彰” [133] ，更非所许。君主以百姓心为心， [134] 任天下之自然，而天下治矣。申韩之致无为，则欲由明法饬令，重刑壹教之方法，以臻“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之境界。 [135] 其操术正为《老子》所说“其次畏之” [136] 之第三流政治，其地位尚在儒家仁政之下。老子以放任致无为，申韩以专制致无为。故曰二家所循之途径相异也。二曰无为之操术既殊，其所悬之鹄的尤异。《老子》曰“小国寡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137] 盖黄老之无为，其目的在立清静之治以保人民之康乐。法家诸子则教君主行无为之法术，以巩固君主之权位而立富强之基础。其术既行则“臣有其劳，君有其成”。“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138] 故申韩之主无为，其消极之作用，在防权臣之侵夺，其积极之作用在保障君主之专制，与黄老之消极缩减政府职权，积极扩张人民自由者，用意几乎相反。三曰无为之目的既殊，行术者之地位亦异。吾人曾谓老子无为之思想暗含民主政治之倾向 [139]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放任宽容之极，则君位等于虚设，威势无所施用。故曰：“太上民知有之。” [140] 黄老思想中君主之地位殆远逊封建小君之重要尊严，而惟其荒古之部落酋长，或可勉强相比。 [141] 申韩思想中之君主则为始皇混一前夕之专制大君，集威势于一身，行赏罚于万众，急耕养战，一令齐法。一切政策皆与黄老之无为相反。独于推行法治术治之时，设为无为之理想。而一按其实，则法治所臻者“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术治所期者“明君无为于上，君臣悚惧乎下”。故无为者乃“藏刑匿智”之别名，不可与“歙歙为天下浑其心” [142] 者相提并论。君臣一日百战，则君心一日万幾。方寸之间求所以“偶众端”“驭群臣”而运用“疑诏诡使”诸术者殆极尽明察有为之致。然则为申韩之君者非韩昭侯、秦始皇、魏武帝之流不足以任之。若汉文帝之略近黄老者固当谦让未遑耳。
吾人曩论儒法之言礼法，意义相混，二家根本区别在贵民与尊君之一端。道法之说无为，语亦相混。吾人若就“为我”与尊君一端察之，则二家之根本区别亦立见。《史记》谓申韩原于老庄，《汉书》以管子列于法家，就现存之文献以论，此皆不揣本而齐末，取形貌而略大体，未足为定论也。
* * *
[1] 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末段。儒墨杨相攻甚烈而不及法家，亦法晚起之旁证。
[2] 《荀子·宥坐》、《列子·力命》及《吕氏春秋·离谓》均谓子产杀。《汉书·艺文志》注，颜师古已辨明子产卒于昭公二十年，以驷歂杀为可信。按昭公二十年当前522年，定公九年当前501年。
[3] 《左传·昭公六年》（前536）子产铸刑书。
[4] 同篇又谓：“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
[5] 刘向叙云：“其论无厚者言之同异，与公孙龙同类。”《荀子·不苟》谓“山渊平，天地比”诸说，“惠施邓析能之”。“非十二子”亦惠邓连举，足与《汉志》相印证。今本“无厚”之说与《庄子·天下》所举惠施之意不同，必伪无疑。
[6] 《汉志》法家首列《李子》三十二篇。注如上引。魏文侯在位当前445—前396年。又李学兼儒，见本书第一章此处注[57] 。
[7] 《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8] 分见《荀子》“非十二子”、“解蔽”及“天论”。
[9] 《庄子·天下》。
[10] 通行者有：（1）严可均辑校本（《守山阁丛书》）；（2）慎懋赏校本（《四部丛刊》）；（3）钱熙祚校本（《诸子集成》）等。
[11] 《史记》卷七四“楚有尸子”，《集解》引刘向《别录》。《汉志》在杂家。注云：“鲁人、秦相、商君师之。”按商君被刑在秦惠文王元年（前337）。尸子今有汪继培辑本二卷，存疑一卷（《湖海楼丛书》）。
[12] 《史记》卷六三“老庄申韩列传”。按申不害相韩昭侯在八年至二十二年之间，当前355—前341年。《汉书·艺文志》法家《申子》六篇。今佚。马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存其片段。
[13]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按商君死于孝公二十四年，当前338年。又桓谭《新论》之言如可信，则商子之学受自李悝《法经》。
[14] 《四库书目提要》。
[15] 《史记》卷六八赞。
[16] “五蠹第四九”。
[17]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张心澂《伪书通考》下，页770引。
[18] 《史记》卷四五“韩世家”。王安五年当前234年。
[19] 《史记》卷六及六三。始皇十四年当前233年。
[20] 《四库书目提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张心澂《伪书通考》下，页781—782。
[21] 篡国者齐田氏、晋三家。专国者鲁三桓、卫元咺。凌主者季氏之阳虎。此皆较著之例。
[22] 本书第二章第三、四节。
[23] 本书第一章第五表。
[24]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文公作被庐之法。其内容不详。然文公六年（晋襄公七年，前621）《传》曰：“宣子（赵盾）于是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汙，本秩礼，出淹滞。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首启任法之风。此后景公复“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注：“晋文公搜于被庐，作执秩之法。自灵公以来阙而不用。”（《国语》二，“周语”中，按事当在前599—前586之间。）顷公时因范宣子所为刑书以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当前513），乃大开任法之风，郑子产于昭公六年（前536）铸刑书。其后邓析作竹刑，驷歂杀之而用竹刑（《左传·定公九年》，前501），竹刑殆视刑书为周详缜密，故见采用。《左传·昭公七年》谓楚有《仆区》之法。及六国时法典之编制公布者更多。楚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有“茆门之法”（《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又怀王使屈原作《宪令》（《史记》卷八四）。魏有大府之宪（《战国策·魏策四》）。此后李悝又参诸国法作《法经》。此外尚有其例，不备举。
[25]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页17，论邓析云：“盖自刑之有律，而后贱民之赏罚得不全视乎贵族之喜怒而有所征以争。邓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为争之具，而当时之贵者乃不得不转窃其所以为争者以为治也。此亦当时世变之一大关键也。”
[26]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27] 《左传·昭公七年》，单献公见杀事。
[28] 《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谓起“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中略）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韩非子·和氏》篇谓其教悼王“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
[29] 钱穆《考辨》页223论申子遗事谓：“要其归在于用术以取下，与往者商鞅吴起变法图强之事绝不类。其所以然者，殆由游仕既渐盛，争以投上所好而渔权钓势，在上者乃不得不明术以相应。”甚确。《淮南子·要略训》之说似未尽合。
[30] 《韩非子·定法八》。
[31] 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32] 《韩非子·难势四十》。“功名二八”亦曰：“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溪，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33] 文有衍误，依王先慎说改。
[34] 此处注[32] 引“功名”篇“桀为天子”云云，似即指今人所谓法律上之威权。“人主五二”曰：“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
[35] “难势”。
[36] “忠孝五十一”。
[37] 治欧洲政治思想史者每以马克亚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为近代思想之先锋，其理由之一为《君道》一书（Ⅱ Principe，马君武译名《霸术》）明划道德于政治之外。
[38] 本书第三章第六节之末段可参阅。又章炳麟《太炎文录》一，“释戴”论明朝“任法律而参闽洛”之祸，亦可同看。
[39] 《论语·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中略）：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
[40] 下文复曰：“赴险殉诚，死节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谰谗之民也。”又“诡使第四十五”文意略同。
[41] “外储说右上三十四”。又《孟子·滕文公下》，犹许於陵仲子为齐士巨擘。《战国策》卷一一“齐策四”，赵威后问齐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于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此言足与韩子相发明。荀子亦暗示政治以外无生活之意，参本书第三章第五节末二段。
[42] “六反四十六”。
[43] “显学五十”。
[44] “五蠹四十九”。
[45] “八说四十七”，珧，音遥，《说文》，蜃甲也，铫，七遥反，田器。古以蜃甲耕也。
[46] “五蠹”。
[47] 简书《商君书笺正》。同篇又曰：“古者民丛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
[4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页387曰：“此所说上世、中世、下世，自人类学及社会学之观点观之，虽不必尽当。然若以之说春秋战国时代之历史，则此段历史正可分此三时期也。”春秋之初期为贵族政治时期，其时即“上世亲亲而爱私”之时也。及后平民阶级得势，儒墨皆主“尊贤使能”，“汎爱众而亲仁”，其时即“中世尚贤而说仁”之时也。国君或国中之一二贵族以尚贤之故，得贤能之辅，削异己而定一尊。而“贤者”又复以材智互争雄长，“以相出为道”。久而“相出为道则又乱”，君主恶而又制裁之。战国之末期即“下世贵贵而尊官”之时也。“立君者使贤无用也”，此为“尚贤之弊之反动，而战国末期之现实政治即依此趋势进行也”。此论大致甚确。足见法家在当时为适应潮流之维新思想。又法家诸子如韩非之立论，颇重史实，每陈一义，辄引古今人事以为例证，其方法亦略近马克亚维利。
[49] “慎法二十五”。
[50] “显学五十”。
[51] 《商子·算地》篇曰：“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大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众同。”
[52] 《管子》已论富强之要，但不及商韩之彻底。又按孔子以“足食足兵”答子贡问政（《论语·颜渊十二》），《荀子》亦有“富国”、“议兵”等篇。儒家亦重视兵农。然其目的不在扩张君国之势，与商韩迥异，宜辨。
[53] “农战三”。又“慎法二十五”意略同。
[54] “八说四十七”。
[55] “五蠹四十九”。又“外储说左上三十二”李疵告赵主父谓中山君好岩穴之士，民必怠于农战，故可攻。
[56] 《商子·外内二十二》。又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算地”亦曰：“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57] “赏刑十七”曰：“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一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消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破，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
[58] “赏刑十七”。
[59] 《后汉书》卷七〇“郑太传”。又谯周《古史考》（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谓：“秦用商鞅计，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女皆死，计功赏至万数。”足见三军之制，已付实行。
[60] “定法四十三”。按《商君书·境内》曰：“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是战功兼致富贵。韩子未抨其益田，或以其无关政治。然《通典》引吴氏谓：“秦制战得甲首益田宅，五甲首而隶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汉代董仲舒、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均以秦法致弊为言。
[61] “难三三十八”。
[62] “定法四十三”。
[63] “定法”谓法制不一，“则申不害虽十使韩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资其用。”
[64] “定分二十六”。
[65] “五蠹四十九”。
[66] 《史记》卷六“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劝法古封建，李斯上议焚书，“若欲有学法令吏为师”。制曰可。则此主张之实行也。
[67] 《商君书·错法九》：“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韩非子·八经四十八》：“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68] “六反四十六”。
[69] “说民五”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至矣。”
[70]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赞《集解》引《新序》曰：“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
[71] 分见“开塞七”及“画策十八”。
[72] “画策”。
[73] “开塞”。《史记》卷六八曰：“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殆即“以赏禁，以刑劝”之实施也。
[74] “赏刑十七”。
[75] 《周礼·小司寇》。《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平等之意尤明。
[76] 《史记》卷六八，《集解》引《新序》。《战国策·秦策三》一文略同。
[77]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三十四》曰：“荆庄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有茅门之法曰：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其辀，戮其御。于是太子入朝，马蹄践霤。廷理斩其辀，戮其御。太子怒，入为王泣曰：为我诛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可与此参看。
[78] 及秦汉以后专制政体亦趋成熟，除极少数之明君外，赏罚之行每挠于亲贵，则并商韩之义亦废。
[79] “修权十四”。
[80] “问辩四十一”。
[81] “显学五十”。《史记》卷六，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别黑白，定一尊之议与此意同。
[82] “靳令十三”。
[83] “外储说右下三十五”曰：“秦昭王有病，百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祷，是爱寡人也。夫爱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与之循，是法不立。法不立，乱亡之道也。”
[84] “奸劫弑臣十四”。“外储说右下”曰：“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
[85] “八说四十七”。
[86] “六反四十六”。《商君书·画策十八》亦曰：“善治者使跖而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87] “显学五十”。
[88] “显学”。上文曰：“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于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
[89] “君臣二十三”。
[90] “外储说右下三十五”。
[91] “壹言八”。又“更法一”，专述变法之议，可参。
[92] “心度四十五”。
[93] “五蠹四十九”。“南面十八”曰：“不知治者必曰毋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与古之可与不可。”
[94] 《中庸》第二十八章。
[95] 《论语·为政第二》。
[96] “显学五十”。《庄子·天运》以孔子所持之道比之既陈之刍狗，又谓“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亦与韩非同意。盖孔子虽认制度可变，而始终不放弃封建政治之根本原则，与庄韩诸人之舍弃封建者，势难相容。就此论之，则庄韩之攻击孔子亦未始为无的放矢也。
[97] “外储说右下三十五”。
[98] 本书第三章第六节。
[99] “有度六”。“用人二十七”曰：“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授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
[100] “有度”。
[101] “南面十八”。
[102] “二柄七”。
[103] “定法四十三”。
[104] “扬权八”。
[105] “八经四十八”。
[106] “人主五十二”。“八说”曰：“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
[107] “扬权八”。
[108] 《史记》卷三三“鲁公世家”，卷三九“晋世家”。
[109] “主道五”。
[110] “八奸九”：“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何谓养殃？曰：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奸臣利用前三者之地位，又迎合君主之嗜好，而“树私利其间”鲜不成事者。
[111] “奸劫弑臣十四”。
[112] “内储说上三十”：“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臣之梦贱矣。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一物不能当世，人君兼烛一国，一人不能拥也。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后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炀君者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参“孤愤十一”论大臣之壅君曰：“当途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百官不因则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113] “外储说右上三十四”。
[114] “扬权八”。
[115] “备内十七”。
[116] “内储说上”。
[117] 均见“内储说上三十”。
[118] “内储说”。
[119] “外储说右上三十四”。
[120] “二柄七”。
[121] 三十六章。
[122] “喻老二十一”。“内储说下三十一”篇首文略同。
[123] “外储说右上”。同篇又引田成子市惠于民以夺齐，及孔子止子路私饷役夫事。
[124] “内储说下”。
[125] “八说四十七”曰：“酸甘咸淡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
[126] 《邓析子》。
[127] “画策十八”。
[128]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引《意林》。
[129]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三十四》。
[130] 分见“主道五”及“大体二十九”。
[131] 分见“心术三十六”及“白心三十八”。
[132] 《道德经》四十八章。
[133] 同上书，五十七章。
[134] 同上书，四十九章。
[135] 《韩非子·主道》。
[136] 《道德经》十七章。七十四章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37] 《道德经》八十章。
[138] 《韩非子·主道五》。
[139] 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末段。
[140] 《道德经》十七章。
[141] 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末段。
[142] 《道德经》四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