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有强烈的阶级倾向性的。它对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长期以来，都采取漠视、仇视和恶毒攻击的态度。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为愈来愈走向没落和死亡的阶级，它就愈加惧怕真理，愈加仇视真理。可是现在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竟一反他们先辈经济学者的顽固态度，对《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然开始感到兴趣，表示和解和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有人提出要向马克思“学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表示的这种态度，决不是一种什么好的倾向，而是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恶毒的手法。晚近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中采取以赞赏的姿态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新手法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部分是那些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但却打着改良主义旗帜的人。下面且分别提出两个典型，看他们为什么对《资本论》表现了那种新态度。
（一）罗宾逊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新姿态
乔安·罗宾逊是英国凯恩斯派的重要人物。从表面上看来，罗宾逊象是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树立桥梁，或鼓吹从《资本论》中吸取有营养的“要素”来滋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贫血症，但在骨子里，她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任意歪曲。她和一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改良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是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代，学了一套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罢了。
乔安·罗宾逊在一九四一年出版了一本《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册子。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她指出：“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经济分析来同现在的学院派教义相比较。”[26]什么是学院派呢？她大体指的是由马歇尔到凯恩斯这些英国的教授们，实际上讲的是凯恩斯，即是要把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拿来同凯恩斯的经济学相比。我国在解放前不久的经济学论坛上，曾一度被人们宣扬过的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结合”，就是由罗宾逊这篇论文引起的。罗宾逊不无惋惜地说：“直到最近，马克思常被学院派以轻蔑的沉默来对待，只有在偶尔的嘲弄的脚注中才打破沉默。”[27]不过，她认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使人们改变了以往的成见，“他们对于作为资本主义主要批判者的马克思的态度，不象往常那样确定不移了。我认为，他们得向他学习很多东西……”“同时，我相信现代的学院派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些贡献”[28]。对于马克思主义派与学院派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的地方，她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个理论，作为例子，表明“在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就业论——中，现代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规律是马克思本人提示过但未加以充分发展的”[29]。这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学，即凯恩斯的经济学，“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虑马克思的论点”[30]。这不是分明主张由马克思提出但未发展的论点，由凯恩斯用“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予以完成了吗？凯恩斯在这一方面还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哩！很显然，她是要由此证明凯恩斯比马克思“优越”，或拿马克思陪衬出凯恩斯的“伟大”。用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当然比一味轻蔑沉默的老手法，要巧妙得多。但只要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就立即会发现她的这种讲法，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任意曲解与大胆妄为的捏造。谁都知道，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说，是以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罗宾逊自己及她所推崇的凯恩斯，自始就是把他们的庸俗经济学，建立在支离破碎的价格论上；她同凯恩斯一样，极端仇视劳动价值论，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一直不敢正面触到这个理论，而罗宾逊则满以为自己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因而就不妨对劳动价值论大肆攻击。在她看来，劳动价值论简直是一种说教，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教条。就是把它抛在一边，也无碍于剥削学说、危机学说、利润率下降学说，以及“消费不足”学说等等的说明。用她的话说，就是“马克思议论中的任何一个有实质的论点都不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依据的”[31]，就是马克思“用价值观念来表达的各重要概念，如不用这种观念，无有不能更好地表达的”[32]。我们需要严厉地驳斥这几个完全错误的论点。
劳动价值论纯粹是一个教条吗？不，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罗宾逊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讲劳动价值论的时候，把一些现实的条件都抽象去了，使得这个理论，纯然是建立在假定上，直到第三卷才回到现实中来，所以，论述那个劳动价值论，只好从第三卷论到第一卷。她象一点也没有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研究政治经济学，需要采用抽象法，要作一些假定，以便排除来自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一些次要的扰乱因素，才好把剩余价值的来源，从生产过程探索出来。等到把剩余价值来源探索出来了，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把原来被舍象去的因素加以考虑。她不但全不了解马克思所应用的科学方法，也全不了解他的整个体系。
劳动价值论充满了矛盾吗？不，这里并无矛盾，这种所谓矛盾，是罗宾逊自己造出来的。罗宾逊和其他许多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认定《资本论》第一卷所讲的价值论，被它的第三卷的生产价格论否定了；第一卷假定价格与价值一致，需要与供给一致，第三卷却在说明它们的不一致。罗宾逊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三章中特别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一面认定生产商品所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它的价值，后来又承认需求也影响价值。除非有对商品的需求，否则商品就体现不了价值，而且如果某种商品生产过剩了，体现在这种商品中的部分劳动，就证明是在满足社会需要上所不必要的。然而，马克思所讲的，是受供需支配的价格，是否与价值一致的问题，是价格能否把全部价值都实现出来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在条件，需求只对价值的实现发生影响，并不决定价值本身。这和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这个原则，并无矛盾。
不借助于价值观念，不要劳动价值论，也不妨碍马克思把他的剥削学说、利润学说、危机学说等等表达出来吗？这无疑是一个极其荒谬可笑的庸俗见解，但却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的共同信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全是奉行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学说，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但愈到后来，这个支离破碎的主观价值学说，连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愈益感到它毫无用处，于是就听到“价值无用论”的呼声，就看到干脆用价格论代替价值论的做法。他们单从表面现象来看供需对于价格的影响，不问根本原因是什么，不问内在的运动规律是什么，那当然再省事没有，但同时也把科学分析抛到九霄云外了。罗宾逊认为不要劳动价值论，也可以建立马克思的各种经济学说，就因为她自己及其同辈、先辈、后辈经济学者，都是些庸俗价格论者，都是按照这种章法行事，也都分别写出了大小部头经济学的书，因而认为马克思也可以这样做。但马克思的《资本论》自始就认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物当作商品的性质，和商品当作资本生产物的性质，引起全部的价值决定及全部生产由价值来调节的结果。由竞争、由供需状况，在工资、利润、地租间引起的相对量的变动，不会改变那个分归这些不同范畴的价值总和。所有在《资本论》中论述到的一切经济范畴及其关系，全都贯彻了“商品价值是基础”这个原则。对于马克思说来，劳动价值论，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商品、货币、资本、工资、利润、地租等等设定运动限界的基础。
罗宾逊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调和起来，混淆起来。罗宾逊认为由她所“发现”的不完全竞争概念[33]，和马克思的剥削论相当。她说：“现代的不完全竞争论，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剥削论，同它却颇为近似。”[34]这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她还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失业劳动后备军理论，二是利润率下降理论，三是资本货物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关系的理论（按：即指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关系的理论）。而他们学院派的危机论在很多点上，“接近于”马克思讲到的第三个内容，并与其第一个内容“也略有近似之处”[35]。为什么呢？如象凯恩斯论危机，他就讲到失业问题，也讲到有效需求问题。她以为，马克思从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看出的不平衡，和不断增大的社会生产力所受到的劳动者的贫困所规定的极限，正是凯恩斯所强调而为马尔萨斯所“发明”的消费不足论。在这里，马克思竟被说成是他严厉批判过的消费不足论者马尔萨斯的信徒了。这是对马克思的莫大歪曲和污蔑。
（二）斯特拉彻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新姿态
斯特拉彻曾经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的姿态，写过一些经济学论著。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英国工党政府的内阁大臣以后，他的机会主义的尾巴，就翘得很高了。在一九五六年他出了一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论著。这部著作，虽题名为《现代资本主义》，但里面所讲的，实质上是要借现代资本主义来论证马克思的《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何为这个现代资本主义所推翻，如何成了“过时”的东西，同时论证凯恩斯的经济学如何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现实性和创见性。他的立论手法和他所极力推崇的罗宾逊的手法差不多。他有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表示一些恭维意见，无非是要用来衬托凯恩斯的“伟大”，或模糊读者的视听罢了。他在该书第一章讲到他的研究方法和目的时说：“我在若干章节中采用的陈述方法，目的就是把一些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不仅拿来和事实上已经揭露的现实比较，而且还拿来和马克思或他的继承者的分析相比较。”[36]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看谁的理论不对，谁的理论对。
斯特拉彻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论著中，也和罗宾逊一样，对马克思主义讲了一些“恭维”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件无缝的外衣，当我们单独考虑它的经济方面时——虽在表达它时不得不从某一部分开始，我们就破坏了这个整体。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永远企图超越经济学而在我们面前呈现人类社会怎样在各方面运行的宏大全景。”[37]“如果我们拿现在根据经验而得知的马克思所达到的深入观察的程度，来同其他任何一位社会学家的造诣比较一下，我们将会对他充满尊敬。”[38]但是，斯特拉彻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危险所在。因此他在紧接着前面那段“好话”之后马上说：“一百年来的发展指出他的企图除了极粗略的初步近似论而外，并未成功亦不可能成功，而这些近似论如果不加批评地应用，势必引起巨大的错误。”[39]
斯特拉彻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如从经济学方面开始，就得从劳动价值论开始。因为“价值概念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拦在经济思想的门口”[40]。“劳动价值论今天首先被认为是马克思体系的基础。”[41]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展成为剩余价值论，即利润从何而来的学说，积累的学说，资本的学说；同时，在劳动价值论里，又包含着劳动力价值仅够维持劳动者生存的“工资生活费论”，由此引伸到相对绝对贫困化论，危机论，终而招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论。斯特拉彻要人们不要拒不承认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比经济学家们有巨大的进步[42]；说他对许多经济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答案。如果说，“经济学家们已经研究了每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但马克思深入工厂，研究了工厂内的隐蔽的交换过程。这是工人的劳动力同占有者支配的生活资料交换过程。马克思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个特殊的交换行为，这是他的无上的成就。”[43]然而，这都不是正面的文章。而他真正要说的，却在这里：整个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科学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方法[44]，要“使用马克思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方法，是带有莫大危险性的”[45]。为什么呢？斯特拉彻反复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虽然被“巧妙地”用来说明国民产额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在这种意义上，不失为一个“有收获的假设”[46]，但在他看来，第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单位，势将无法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无法解释不增加劳动者人数或劳动时间，却可大大增加产额的事实。他不但和罗宾逊一样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做一谈，并按照马歇尔的庸俗看法，认为“价值不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人——时决定，而且由资本的当前的报酬水平决定”[47]。其次，劳动价值论一般都把工资生活费论作为它的重要内容，以为劳动者总只能获得等于或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他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国民产品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说明中的重大缺点，也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绝对贫困化学说不符合事实的根本原因。一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都反对绝对贫困化的理论，但对相对贫困化的理论却很少反驳。这位工党经济理论家竟连相对贫困化也不肯承认了。他说：“在过去一百年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并无‘相对贫困化’（美国的数字也大致相似）。工人生活水平不但加了倍，而且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没有下降。”[48]其所以如此，他以为是由于工会的压力，和不断通过议会政治施行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再分配的社会财政措施的结果。斯特拉彻所讲的工人阶级，不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包括经常有成千上万、成百万成千万失业者在内的工人阶级整体，而是指帝国主义国家的在业工人，特别是其中被大资本家收买的工头、工人贵族、官僚阶层；而据此，斯特拉彻竟别有用心地作出结论，说马克思用劳动价值论来巧妙地说明国民总产品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对于劳动力在生产中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前期，尚有一定的妥当性，到了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的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二十世纪，那已经行不通了。他说马克思只看到资本家阶级为了榨取更多利润，从而要尽可能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仅够生存的限度这一方面，并把它看作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规律，但事实上却不过是一个可以改变的倾向。[49]这就是说，马克思严重地低估了工会、国会、工党政府所作的抵销各种经济固有倾向的努力[50]。所以，从今天看来，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学说，很少接触到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现实[51]。可是，斯特拉彻毕竟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他说：“尽管我们可以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常不能恰当地解释事态的真正发展，但除非有一更现实、更灵活而同样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科学来超越它和概括它，否则它不会失掉它的吸引力。低于这一水准的科学是不中用的。目前唯一能够最后满足我们要求的东西，是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解释社会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至少足以提出粗略的预言以及根据这些预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52]然则资产阶级社会是否已经出现了这个“高水准”并可以对付并抵销马克思主义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呢？斯特拉彻对此答复得非常含糊，但他在这本书中，却反复表明，他自己以及他所崇拜的凯恩斯、罗宾逊，还有奥地利学派“后起之秀”的熊彼得，都在致力于建立一个象马克思主义那样的，包括经济学但不限于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体系，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他言外暗示，只有凯恩斯“提出粗略的预言以及根据这些预言而采取的控制措施”。他说：“凯恩斯一生致力于发展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资本主义的新的、最后阶段学说的一个完整的方面。”[53]“其整个精神和着重之点违背了这一时期任何其他正统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54]；“凯恩斯所做的首要事情，是站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制度外面，以便观察它的全貌”[55]。其所得的结果，照他借熊彼得的话说，就是“惊人的判断”，有启发性的“先见”，即“说这个制度并非自行调整，就是说它需要使它发挥作用的某些当局的自觉控制”[56]。而在“自觉控制”中采取的象举债兴办事业、增税、由国家创造投资消费条件等等，便被斯特拉彻说成是凯恩斯所作的“和平转变的技术”的“贡献”。事实上，凯恩斯的贡献只不过是他对于垄断资本的贡献，只不过是他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的贡献。
（三）他们不是向《资本论》学习，而是向修正主义学习
从上述两个典型例子中，我们已不难明了，不论是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还是和他们已经愈来愈没有什么差别的工党经济理论家，他们对《资本论》体系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表现的“和解”的或伸出接近之手的新姿态，拆穿说，却不外是一种欺骗宣传伎俩的表演。货色虽然不大一样，表演的手法则愈来愈形成了一个模型。他们一般都一反其过去先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顽固态度，象不惜“很慷慨地”给予马克思本人或他的理论研究方向和研究精神，以高度的评价，说他如何在人类社会发展上揭示了伟大宏图或远景，如何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如何值得人们向他学习。但一讲到马克思如何具有这种胸襟抱负，却不但不把它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以及那种立场所允许所要求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唯物辩证方法联系起来，反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他使用的唯物辩证法，把他提出来的社会宏图远景，弄得极不明朗，以致完全脱离现实了。为什么呢？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把他的整个体系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又把他的经济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劳动价值论站不住脚，就要使他的整个体系发生问题。他们正是从这点出发，来在经济学上，在劳动价值论上，找马克思的岔子，想借此来摧毁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们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点，说来说去，又无非是指责那个理论本身，只强调社会因素，丢开了自然因素；只强调价值，丢开了使用价值；特别是只强调劳动的生产性，丢开了资本的生产性。他们全都认为，从十九世纪后期，特别是从二十世纪以来，生产上的最重要的因素，已经不是劳动，而是资本；劳动价值说，已经要让位给“资本价值说”了。劳动者在这个时期，尽管在生产上所作的贡献较少，所得到的报酬却较多，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以前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民生产在社会各阶级间的分配，还不失为巧妙的方法，“有收获的假设”；但到了目前这个历史时期，他由那种劳动价值论引出的劳动者绝对相对贫困化理论、周期危机理论，以至资本主义必然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就要成为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了。
我们仔细予以考察，就知道他们的表演手法和立论要点，几乎全是从前世纪末期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那里学来的（其中特别是斯特拉彻的《现代资本主义》，简直是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扩大翻版）。所不同的，除了他们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姿态出现，还不太熟悉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免不了要用他们的庸俗词汇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语言而外，他们所处的时代，已和伯恩施坦的时代大不相同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与发展，马克思学说不论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方面，还是在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方面，都成为资产阶级统治及其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和工党经济理论家，迫于形势，一反其先辈轻蔑扼杀《资本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而效颦修正主义者，在不着边际的赞许中，阉割去马克思理论的实质；同时还就赞许的论点，如社会总体，如发展过程，如周期危机，如“消费不足”等等，表示马克思只提出了一些“端绪”，其发展和集大成，就有赖于凯恩斯。这也就是说，三十年代以后的庸俗经济学者和工党经济理论家，在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表示的新姿态中，还隐藏着一个借此抬举凯恩斯，以便更彻底地摧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企图。罗宾逊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于一九四一年发表后，我们在第二年就看到熊彼得用同样章法写出了载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的《马克思学说》（这篇论文后来收入其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中）。斯特拉彻于一九五六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除了题材、论旨一般模仿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外，还和罗宾逊、熊彼得一样，把凯恩斯吹嘘到肉麻的程度。到了一九五八年，我们又读到了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由署名凯尔索和阿德勒合写的《资本家宣言》。一翻阅其章法与论旨，谁都能看出他们受到了斯特拉彻的《现代资本主义》多深的影响。真想不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居然明目张胆地要拿《资本家宣言》来同百余年前的《共产党宣言》相对抗；又居然在大肆宣扬凯恩斯之余，也不肯错过机会，对马克思讲一些恭维赞赏的话。这究竟是时代进步，各色的经济学家，都未免有些“左倾”了呢？还是革命形势逼人，使得各方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要反对它就有采取更隐蔽更曲折的欺骗手法的必要呢？这在马克思主义者原是非常容易辨别的。怎样辨别呢？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就是供我们辨别的试金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那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用混淆两种世界观，调合两条道路的手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来规避革命的斗争，来叫人们接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素”的凯恩斯主义，来为垄断资本主义祝福的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们、社会改良主义经济理论家们的荒唐高论，在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面前，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撕毁他们的假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