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誉满天下，谤亦随至，为最具争论性的人物之一。那惊世震俗的思想使他引人注目（他似乎并不在意），也使他成名（此显然使他陶醉）。他特殊的脾性和行为几令他常在公众注目之下，或颂赞，或唾骂。[79]
我以为要了解他的思想，应从其性格着手，下文将简略地检视一些突出之点。
一
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乎自夸，是康有为性格最显著的特征。此一特征，一些当时人以及后来的作者们都曾注意到。[80]
他很早就自以为有才。12岁时看龙舟竞赛，即席写出一首四十句的长诗，马上得到“神童”的赞誉。他承受表面的称赞，遂自以为较其他同学高一等，“大有霸视之气”。[81]
此并非一时的。多年后，他仍然如此。当他31岁（1888）访问北京时，与京里的学者们斗智。他回忆道：“是时，学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于人中。倜傥自喜。”[82]
谦虚显非他的美德。
康有为很难自认有错误。当别人不同意他一些事时，他总认为是别人的错。他曾在一封可能写于戊戌年后的信中说：“道之不行久矣，孤鹤之难鸣甚矣……哥伯尼创言地之绕日，乃至下狱，而今古天学者，莫不尊于哥伯尼。凡义之至正确者，未有不得胜者也。”[83]
征服真理可以说是康有为信仰的要义。生而自信给予他道德的勇气和学问上的坚持。他在认知上毫无疑惑[84]，故很少注意旁人不同的意见。他甚爱明朝宰相张居正的名言：“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85]
此一不屈之自信使康氏无惧地与他认为的恶势力作战，几如一传教士，不顾成规不计后果，向世界宣布他所相信的真理。
康有为因而常受制于教条主义，如他的门人梁启超于光绪廿七年（1901）曾说：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86]
二十年后，梁仍未改变此一看法，并回顾助其师写《新学伪经考》的经验：
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说我。[87]
这种教条式的心态使他有时看不见现实。例如，戊戌年（1898）当皇帝下诏变法明定国事时（6月11日），许多保守的官僚士大夫加强抵制康有为的活动，他却说：“举国欢欣！”[88]
不过，反对的声浪大得使他不能不承认大事不好，他说：“于是岁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89]
再举一例，庚子那年（1900），他宣称筹有巨款和相当数目的军队勤王，事实并没有这回事。梁启超就极力反对这种不符事实的做法，在致康函中说：“常作大言，与中山无异，徒使人见轻耳。”[90]
自信心固然为一领袖所不可无，但若过于自信，则必损害信用，流于幻想，以至于自欺。
自信心有时也令康油然而生与实况不符的乐观，无怪乎康广仁于政变前不久向一友人抱怨道：“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91]
广仁感觉到环境日恶，一再劝他的伯兄离京回里。[92]
但有为不听，奋战到底。广仁自己未离开，以至因参加变法而就戮。
康有为过分自信还使他作出欠考虑的判断。梁启超就说过：“先生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于前者，立剖析之。”但可惜的是，这样的判断常常“不悉当者”。[93]
陆乃翔和陆敦骙合写的《康南海先生传》亦说，康遇到问题时可以马上作出决定，可以用几句话打发很复杂、很困难的事务。因此，不喜欢他的人就说他武断、执拗和专制。[94]
康有为在晚年亦自认，过去的一些看法由于未能深思熟虑而欠周。民国二年（1913），他在一篇跋中后悔当年奏请皇上易服一事，他说人有时感情用事，设想不能周到。[95]
许多历史因素导致戊戌变法的惨败，但我们不能不设想，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样莽撞，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变法运动吗？
二
康氏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德智能力，故必须带头为人类服务。他12岁时，就“岐嶷能指挥人事”。[96]
有一度，他连孔夫子亦不稍让。民国六年（1917）他写道：
吾少尝欲自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读孔氏之遗书，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97]
他虽终究拜服孔圣，但他未尝放弃自身在圣贤之列的想法。[98]
他知道要跻身圣贤之列，必须尽己为人。这是他在感情上要求自己的，在理智上督促自己的。他对其他人的热心——仁和不忍——是他心智的主要成分。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99]；并不止一次，口述他的人道胸怀。例如，他在解释光绪廿年间（19世纪90年代）家乡发生的一件麻烦事说：
既以大小无殊，但推恻隐之心，以行吾仁，不计祸患……不计成败。[100]
这一原则在《大同书》里说得更明白：“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致其亲爱矣。”[101]
不管打什么折扣，康有为可能是那个时代最讲原则之一人。
康有为的言行既由其信念所支配，故不理会别人的感觉和社会成规，以至于成为批评和弹劾的目标。他结婚时（1876），为了“原则”，拒绝闹新房的风俗，不理会亲友们的不高兴。[102]
光绪十九年（1893），他又为了原则，不遵从行之已久的习惯，称选拔他为举人的考官为“师”，当然引起一般士大夫的谴责。[103]
他连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也不作学术上和人格上的让步。光绪廿一年（1895）之秋，他到南京去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时任两江的张总督有意变法，待康氏以上宾，但很不赞成《孔子改制考》中的论点。康有为拒绝修改或放弃他的任何意见，说他的意见来自大原则，不能因两江总督的礼遇而改变。可预料到的，张之洞终于没有支持他已答应赞助的强学分会。[104]
戊戌年（1898）之春，康有为接受皇帝历史性的召见后，刚毅建议让他在总理衙门供职；但他认为此职有辱于他，乃拒绝赴任。[105]
他自认清高，故不能在衙门里行走。
有人或指责他自夸、高傲或争权。辜鸿铭是一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保守派，且曾在张之洞的幕府当英文秘书，称康有为和他的信徒们为“极端派”，“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106]
仆兰德（J.O.P.Bland）和班克豪斯（Sir Edmund T.Backhouse）也觉得“很难宽宥康有为的个人动机，以及夺权的欲望”。[107]
当代作者钱穆亦形容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108]
有一些与康氏接触过的同时代人抱怨道，他待人迹近傲慢和专横。陈少白曾报道他于戊戌年（1898）在日本与康氏会晤的经过：
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了，同时厅内还有二个人，由梁启超介绍，一个是直隶人王照……我们一共七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边——就对我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觉得不妙，就忿忿的对梁铁君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罗嗦罢！”梁铁君起来强拉着王照出去。[109]
王照曾被认为是一脾气强烈的人[110]，此事也许不能全怪康。但梁启超于光绪廿八年（1902）致康函中所说应不能说是诽谤康。梁曾在《新民丛报》中发表了一篇反满的革命文章。康大为生气，写了一封骂梁的信。梁在回信中说了这样一段：
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休，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111]
梁未遵照党魁所制定的政策，应该受劾责；但康借全党人同意为口实，实属独裁。英哲罗素曾说：“进步党原要努力创造一座乐园，然经他们自我陶醉地运用他们的智慧和仁心后，却创造出一个新的暴政。”[112]
康显未如此自我陶醉，并无意要制造暴政。不过，由于他过度的自信，难免不会掉进王安石曾经坠入的陷阱。最近一位史家曾指出：“安石全心服膺不合正统的思想，以至于使他愈来愈专断，而不能容忍旁人的意见。经常将旁人的意见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甚至于认为是捣蛋。”[113]
三
康有为的道德勇气尚得之于一种信念，认为上天曾给予他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这一点，他与孔夫子没有什么不同。孔子相信，他的一生赋有天命。[114]
康在民国六年（1917）写的一首诗里，透露了此一信念，其中两句曰：
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
在同一首诗里，他提到自己出生时的异兆：
维吾揽揆辰，五日月维二；
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115]
戊戌年抵日本后三月，他细述上天赋予的使命。在讲完十一次死里逃生后，他说：
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万民耳！[116]
信有天命，使他在好几个场合中，克服恐惧和犹豫。光绪十四年（1888），他正要经御史上清帝第一书，由旅邸到目的地途中，受阻于菜市口，原来正有人被杀头。此一不祥的巧合不禁令他三思：
为之动思念：吾上书而遇杀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岂可遂死。既而思：吾既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岂可中道畏缩？慷慨登车，从南绕道行。[117]
十年后，当他的弟弟广仁鉴于形势险恶，促他离京时，他回答道：
生死命也，我昔经华德里，飞砖掠面，若逾寸中脑死矣！假中风痰，顷刻可死。有圣主在上，吾以救中国，岂忍心去哉？[118]
到民国十三年（1924），天命仍然给他心理上的力量来复辟，虽然此种行动早已不行了。他曾说特殊的吉兆，能促成非人力或奔走所能之事。[119]
天命与迷信之间，差别殊小。戊戌政变前二日离京时，他的居室之墙，忽然倾覆，“心窃怪之矣”，不久事变作。[120]
在此一个月前，他替谭嗣同和林旭看相，私下告诉梁启超，二人“形法皆轻”，将来变法成功后，不足以当大任。他预测大难之将临。他提到曹魏时管辂（208~255）的术筮，能从看相预卜当时两个官员的灾难。[121]
康说：“吾今惧矣！”但又说，“卓如福气过人”，或可消弭谭、林之祸。[122]
有二事可见，康不仅相信看相，还信风水。光绪三年（1877），他接受风水先生所说，而延迟埋葬他的祖父。[123]
他自己也曾于民国十二年（1923）看风水——他到山东济南城外的千佛山游览，检视该地地形，特别是济南城、黄河，以及邻近丘陵的相对位置，他建议济南城必须迁移，因它的现址不合符风水的基本原则。[124]
他的信仰大致与中国传统相合。孔子相信天是众所周知的。[125]
《易经》基本上是一本占卜之书。《中庸》亦谈鬼神之德，强调“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126]
据说孔子曾得一噩梦，一周前即预知自己的死亡。[127]
董仲舒以及其他公羊家学者，演绎古时的天神之说，并渲染预卜之重要。[128]
固然，孔子有时不谈鬼神，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129]
荀子进而完全拒斥鬼神，以及一切迷信。[130]
但当公羊学崛起于汉代时，荀子之说尽置诸脑后。康有为既承继公羊学以及董仲舒之说，任意恢复兆示、地势与风水诸玩意，固不足为怪。
四
康有为尚表现出另一种性格：对生命的一种欢乐感。读《大同书》者大都能注意到，他对人性所作之坦率的享乐主义式解释，即他所说：“人道无求苦去乐者也。”[131]
这并不是一种空想的哲学创作，只是他个人经验和信念的表达。他的强烈欲望和感情，使他认为肉体之享乐与舒服，是良好生活的当然因素。他早年即已养成一种奢侈的习惯。他13岁时，跟祖父到广州城里去玩，“睹繁丽，日与友遨游，不暇学也”（而两年前他全心力学，曾一夜不眠读毕全书）。[132]
后来，他流亡在外国，也维持高水准生活。1904年旅行于意大利时，他雇用了一个译员，以及奥国籍的厨师。他的高贵时装，使挽有女伴的罗马绅士，坐在马车里，向他脱帽敬礼，把他当作来自中国的贵族。[133]
他显然喜欢这种赞赏。好像是，他将长期流亡当作快乐的旅游，满足他的游癖，而无因挫败尝得苦果。[134]
他甚是欣赏西方的物质文明，经常赞美其所表现的华美生活。当他于己卯（1879）和壬午（1882）赴香港和上海时，该地的繁荣引起他对西学的浓厚兴趣。[135]
后来，在光绪卅二、卅三年（1906、1907）间，花城蒙特卡洛（Monte-Carlo，旧译满的加罗）使他着了迷：
一英人语我以欧游日曾至满的加罗乎？不可不一游满的加罗……满的加罗宫室第一。满的加罗服饰第一。饮食第一，戏乐第一，女亦第一。吾向仅闻巴黎之丽华而未知满的加罗……及此亲游，虽以告者过，然其妙丽几几有以甲欧土者焉。
他除尽情详述在那儿所见畅快之事外，更将赞美入其诗，称之为：“大地异境。”[136]
他对雅典的失望与对蒙特卡洛的兴奋，正好是强烈的对比。他抱怨雅典“山陵枯索，飞尘满天，烈日炎熇，蒸人如甑，盖失气运久矣。感喟欷歔，不能自己”。[137]
他对黄石公园也同样感到乏味，于1905年9月游罢，数说那儿的山没有树，“石色枯黄，尘沙如山，蒸人若甑”。于是对此游的定论是：“游凡六日，意兴索然。”[138]
对于人造奢华与自然景物之间，他的选择是很显然的。
他的享乐主义哲学可见不止一端，说得最明畅的是1908年在希腊时所述的一段：
农业之囯，务尚节俭；而工商之国，势必享乐。……人类进步有其文化之指标，而文化由享乐之程度量之。圣人戒富豪特权淫逸以至覆灭……然若人人享乐，莫不富乐而能鉴赏美好，则不能谓之淫逸，而是进义理于至高之域。[139]
此一乐观之哲学犹如“平民享乐主义”，自与康氏兼爱哲学有关，他于1918年指出：
吾既为人身，则惟爱吾身及吾同类……凡数千年圣哲之制作，大地之品物，吾皆宜享受之，而不必矫俭也。[140]
他既信人之欲望不宜压制，更进而对宗教史作享乐的解释。他于1904年写道，凡强制禁欲之宗教都不能兴旺，而宣扬欲念的先知最为成功。康氏认为马丁路德能创立新教，因其敢于无视独身的誓言，娶尼姑为妻。亲鸾成为日本本愿宗的教主，因他敢于娶亲和食肉。[141]
的确，康氏更进一步认为，随着大同的到来，一切加诸于人欲的限制将被除去，甚至性欲也可自由：
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则不能无交合色欲之事者，天也；以天之故则必不能绝，必不能绝则必有奸淫之事……虽有万亿婆罗门、佛、耶稣欲捄之而欲绝其欲，而必不能使全世界人类绝交合之欲也……故大同之世，交合之事，人人各适其欲而给其求……固又有好男色者，虽索格拉底已有之矣……人情既许自由，苟非由强合者则无由禁之。[142]
此简直像1960年代放纵的美国。不过，康氏只允许无限制的性欲自由在乌托邦的时代发生，那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将不受坏制度的引诱，将超越善恶，将不再受寻常规范的约束。在这种幸福时代到临之前，限制人欲的道德与法律仍须尊重。[143]
因此，他尽管雅不欲节奢，事实上却过着与放任主义相左的规律生活。[144]
他虽欣赏声色，然其行为仍不失为一彬彬儒者。[145]
五
为康有为写传的某些作者认为康氏一生中理论与实际常不一致，例如其中一位作者说：
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146]
康氏本人未尝没有觉察到这些不一致，但他有一解释。盖理论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此一点在其论“杀生”一节，最为明显：
吾好仁者也，尝戒杀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147]
总之，人无须因有乌托邦之远景而漠视传统规范。或如康氏所说：“凡法律务适宜于其地与其时，苟其适宜，必能使其人日以发达，愈发达，愈改良，遂至止于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为是，小康之法为非也。”[148]
康是否已满意解释其言行的不一致，并不重要。也许他就是孟子所谓的“狂者”，亦为孔子所略赞许。孟子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149]
有人怀疑康氏在冷静理智上提倡变法维新，但在感情上仍然缅怀旧事物，他的弟弟广仁说他“规模太广，志气太锐”。[150]
梁启超在1901年说得更明确：
先生为进步主义之人，夫人而知之。虽然彼又富于保守性质之人也。爱质最重，恋旧最切，故于古金石好之，古书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笃于故旧，厚于乡情，其于中囯思想界也，谆谆以保存国粹为言。[151]
康氏的“两极”观点还可以追溯一下他早年的纯传统教育，以及后来信奉公羊学与热烈研读西学的因缘。[152]
不论康氏既进步又保守的立脚点是什么，二者都随时间和境遇而改变。我们可以说梁启超说康是“先时之人物也”[153]，并不太正确（事实上他自我矛盾）。康氐凭借理想、热情和勇气，成为替传统中国开拓进步之路的先锋。[154]
康氏当然具有这些优点，而且确是一拓荒者。但梁氏忽视了康氏心态的另一面，即保守主义，也是梁氏已经指出的。不管如何说，如我已在上文所示，这位南海圣人在个人操守上，大致是尊重礼俗的。[155]
六
上述一些康氏性格的特点可从他大半生中观察得到。不过在少年时代一段时间，他似乎感到茫然。他于1918年回忆道：
至14岁（1871），觉吾身柔脆，有遗世思。16岁（1873）于象冈新乡楼边拾《红楼梦》残本，竟夕读之毕，如黄粱熟后，人世富贵声色，比阅还而弃之，惘然无出世意。[156]
此毕竟是暂时性的一面。随后不久他就立定志向，勤读中外书籍，以达“平天下”的目标。[157]
他变成一有自信、乐观而自豪的人。这也是他亲朋们所稔知的。
他对人生的看法后来又有改变。他的充分自信与乐观卒归于哲学式的宁静，犹如他早年般的退缩。他于1879年后拒斥的道家观点，重又好之。他虽从未明白承认此一转变，但他于1904年在意大利访古墟时所说的一段话中，透露了一些端倪。
在昔沉灭，则为奇灾大祸；在今发现，则为考古巨观。微火山，吾安得见罗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万里长城？天下之得失，固有反正两例而各相成者。故言道者，不可离阴阳也……仅知偏至之论者，其所见几何耶？抑何足与论道哉？[158]
换言之，康氏不再如早年以真伪善恶为绝对，而必须抑制伪恶以扬真善。这一立场颇似老子的相对观：“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159]；“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160]
此一变化至康氏晚年得到了结论。他不再要革新中国，拯救世界，而尽情于他所说的“天游”。他的《诸天讲》就是他神游太虚的收获。[161]
在1923年，他自跋1898年致李提摩太函时，明白道出他所以作此“游”的来由。
老夫既负衣带，不能救，无补于囯，埋恨无地，且作天游。[162]
然则，康氏到晚年又重有少年时的“遗世意”，虽然在形式和理由上，并不完全相同。少年时乃童稚的迷惘，而老年时则是挫折后的无奈。
康氏曾透露他新看法的哲学含义。他写道：因人生而有欲以及不免劳累受苦，不同的教主倡说“乐园”“净土”，以及“轮回”以欲导人于快乐。不幸这些说法都不足以达到其所望的目的。因此，他自己提出解决痛苦的办法：他神游满天星星的世界，自由自在，忘却世俗的烦恼。他说：
历劫无恙，日为天游。吾身在此地星之人间，吾心游诸天之无量。陶陶然、浩浩然，俛视吾地星也，不及沧海之一滴也。俛视此人间世也，何止南柯之蚁国也。[163]
他说不再关心与人变法图强，遂谓在宇宙的浩陶中，尘世之事何值一顾。人唯想象其为万物之灵，实亦隶属于天。他的遗世之心使他得到超脱之福。
康氏抑制痛苦的灵丹只显示他自认沮丧，承认他一度奋斗的伟大使命，将永远不能实现。[164]
《楚辞》中的几行诗句很可表达他的心情：
形穆穆以侵远兮，
离人群而遁逸……
朝发轫于太仪兮，
夕始临乎于微闾…
涉青云以泛滥游兮
忽临睨夫旧乡……
历玄冥以邪径兮，
乘间维以反顾。[165]
此时康氏已近生命的黄昏，写《诸天讲》后不到一年就与世长辞。他一生失望，但并不唉声叹气。
作为一个“不设防”的人，康氏自有其缺点与错误，他并不是圣人。他的努力失败，不能说是英雄。虽一度颇受人注目[166]，但情况迅即转变。历史总是以现实的社会和政治标准衡量人。一个先知的预见不能成为事实，便得不到掌声。但是在思想的领域内，现实的裁判并不很相关。康有为的改革与乌托邦思想毕竟对中国思想史有重要贡献。因为此一贡献，他将长受学界的重视。
* * *
【注释】
[1] 康有为，《自编年谱》（以下引作《年谱》），页1；Jungpang Lo，Kang Yu 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p.23；Richard C.Howard，“Kang Yu wei（1858~1927）：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arly Thought”，pp.296~300简略地说明了康有为的家庭背景。
[2] 康同璧，《南海康先生自编年谱补遗》（以下引作《补遗》），页75；Lo，Kang，p.144，n.2。另见康有为撰，“诵芬集序”，载《康南海先生文钞》（以下引作《文钞》），第五册，页33；又见《康南海文集》（以下引作《文集》），卷八，页1。
[3]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译者按：此文已收入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页502。
[4]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关于康辉的进一步资料可看“留芬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5；又见《文集》，卷八，页3。
[5]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关于康辉的进一步资料可看“留芬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5；又见《文集》，卷八，页3。
[6] 同上。有关有为祖父的进一步资料可看“连州遗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6；又见《文集》，卷八，页12。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有关有为祖父的进一步资料可看“连州遗集序”，载《文钞》，第五册，页36；又见《文集》，卷八，页12。
[12] 柯劭忞，《清史稿列传》，卷二二〇，页3~4；《清史列传》，卷六二，页21~28；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三九。
[13]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14] 同上。并参看《年谱》，页2；Lo，Kang，p.25。
[15] 《年谱》，页5，6~7；Lo，Kang，pp.39~42。
[16] 同上，页2；Lo，Kang，p.25。
[17] 同上，页3；Lo，Kang，p.26。
[18] 同上。
[19] 康有为，“先妣劳太夫人行状”，载《哀烈录》，卷一，页3。
[20] 《年谱》，页5；Lo，Kang，p.36。
[21] 《哀烈录》，卷一，页2~6。
[22] 同上，页5。
[23] 同上，页18~22，“仲姊罗宜人墓志”。参阅《年谱》，页3，8；Lo，Kang，p.28。据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4），康有三姊妹，两个年长于他。大姊最聪明，但三岁即夭亡。二姊逸红和三妹琼琚都是很了不起的女性。
[24] 《年谱》，页27，28，29；Lo，Kang，pp.138~139。另见《补遗》，页23，24，42，44，50。参看Lo，Kang，pp.103（未提到有为回到香港看母亲），195（未提及他的母亲），211（赴澳洲前回香港看母亲），214（康带他母亲到槟城），217（他从新加坡到香港探视母亲）。
[25] 康赞修，“闻长孙有为生”，载《文集》，卷八。
[26] 《年谱》，页3（同治七年）；Lo，Kang，p.28。
[27] 《年谱》，页3（同治八年）；Lo，Kang，p.28。
[28] 同上。
[29] 同上，页3（同治九年）；Lo，Kang，p.28（1870）。
[30] 《年谱》，页1（同治元年）；Lo，Kang，p.24。
[31] 同上，页1（同治四年）；Lo，Kang，p.25。
[32] 同上，页3（同治十年），4（同治十三年）；Lo，Kang，p.28（1871），p.29（1874）。
[33] 同上，页5（光绪六年）；Lo，Kang，p.36（1880）。
[34] 康有为，“康氏家庙碑”。
[35] 《补遗》，页3；Lo，Kang，p.184。
[36] 《年谱》，页4；Lo，Kang，p.32。据赵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80，引康撰墓志铭，她的名字是云珠，妙华是她的字，她与有为订婚时，有为年仅8岁。
[37] 《补遗》，页85。Lo，Kang，p.240。提及她死年为68岁，但略过了此处引用之资料。
[38] 同上，页64；Lo，Kang，p.229。
[39] 同上，页85；Lo，Kang，p.240，未提及此。
[40] 《年谱》，页15；Lo，Kang p.78。据赵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93），她娘家姓梁，她是有为长子之母。
[41] 他的长子名同篯，生于槟城。有为时年50岁，高兴之余，作了一首诗，载《不忍杂志》，六期，“文艺栏”，页54。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页51，74。
[42] 《补遗》，页41；Lo，Kang，p.210。
[43] 同上，页62；Lo，Kang，p.227。
[44] 康有为，《大同书》，页193~253。另参看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卷九，页15。
[45] 《年谱》，页5。“（光绪四年）冬十二月廿一日，长女同薇生”，“（光绪六年）冬十二月廿二日，次女同璧生”（Lo，Kang，pp.34，36）。罗氏于页145注⑧中指出有为所示同璧生日不确。事实上，她生于1887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并非光绪六年（1880）。有为及其妻妾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三个早夭，见《补遗》，页15，44，51；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页74；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4~175。
[46] 《补遗》，页23，64；Lo，Kang，pp.193，227。
[47] 《年谱》，页14；Lo，Kang，p.76。
[48] 麦仲华辑《皇朝经世文新编》计廿一卷。戊戍年（1898）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
[49] 《补遗》，页3。Lo，Kang，p.183未及此。
[50] “罗文仲讳昌先生行状”（稿本），页1，3，4，20。另见《补遗》，页30；Lo，Kang，p.196。
[51] 《补遗》，页23。Lo，Kang，p.193说是她赴美“读书并演说”。
[52] 同上。Lo，Kang未引这些诗。
[53] 同上，页40~41。参看Lo，Kang，p.205。
[54] 《补遗》，页64，101。参看Lo，Kang，pp.227，248。
[55] 如见《年谱》，页6（1883）：“五月，三女同节生数月殇。”此段见稿本，但不见于油印本，Lo，Kang，p.38亦未译。油印本《年谱》页7（1886）：“四女同完生数月殇。”页10（1890）：“八月生子殇。”（见Lo，Kang，pp.43，53。另看《补遗》，页15，44，50。）
[56] 《补遗》，页73。Lo，Kang，p.232未译这几句，但译了结尾十联。
[57] 《年谱》，页4；Lo，Kang，p.32。
[58] 《补遗》，页62；Lo，Kang，p.226。
[59] “久亡还乡祭先庙告祖文”，页16和“久亡还乡祭告先墓文”，页26~27，倶载《哀烈录》，卷二。
[60] 《孟子》“告子下”，第二章。
[6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六下，页1；卷六上，页24。
[62] 很显然的，有为指的是墨子之徒夷之所说，爱虽无差等，然必自父母始。
[63] 《春秋董氏学》，卷一，页7~8。
[64] 同上。
[65] 同上，卷六下，页18~19。
[66] 康有为，“致莲珊书”，《万木草堂遗稿》，卷三，页40。
[67] 《补遗》，页4，9。Lo，Kang，p.188提及这些信，但未引述内容。
[68]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p.175.
[69] Li Chien 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p.99.cf.pp.187~190.
[70] 例如看叶德辉，“与许恪士观察书”，载苏舆，《翼教丛编》，卷六，页36。
[71] 陈宝琛等，《德宗实录》，卷四二七，页6（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72] 康有为，《大同书》，页255~289。
[73] 《年谱》，页5；Lo，Kang，p.34。
[74] 康有为，“仲姊罗宜人墓志”，载《哀烈录》，卷一，页18~22。另见《年谱》，页3；《补遗》，页62；Lo，Kang，pp.28，227。
[75] 《年谱》，页9；Lo，Kang，p.50。
[76] 此信收入苏舆，《翼教丛编》，卷四，页22~23。
[77] 梁启超，“谭嗣同传”（《戊戌政变记》第五章），《饮冰室全集》，册一，页106。
[7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页57；Reginald F.Johnston，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p.73；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p.68。
[79] 对康氏行为谴责最厉的，可见之于叶德辉，“长兴学记驳议”，载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四，页40。另参阅许应夔奏折，载同书，卷二，页3~5。叶氏显对康加以毁谤，因所据并非事实。
[80] 例如柯劭忞，《清史稿列传》，卷二六〇，页4。
[81] 《年谱》，页1~3（1862~1869条）。Lo，Kang，pp.24~27曾译此段。
[82] 《年谱》，页8。
[83] 康有为，“致高丽某君书”，微卷一。见《万木草堂遗稿》，卷五，页458。
[84] 罗文仲（即罗昌）于康逝世十周年演说，原稿藏罗荣邦处。
[85] 康有为，“与沈子培刑部书”，此函可能写于1889年，时康约31岁。
[86]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六，页87~88。
[8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128~129。
[88] 《年谱》，页18。
[89] 同上，页20。
[90]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105~106。
[91] 康广仁，“致（何）易一书”；页58。此段并可见之于陈恭禄，“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页189。
[92] 《年谱》，页22。
[93]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8。
[94] 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页47~48。
[95] 《不忍杂志》，第一期（1913），页15。
[96] 《年谱》，页3。
[97] 《参政院提议立国精神议书后》，《不忍杂志》，第九、十期（1917），“教说”，页9。
[98] 《年谱》，页4（时1876年乡试落第）。《补遗》，页75（诗作于1917年）。
[99] 同上，页5（见光绪四年条）。
[100] 《年谱》，页12。
[101] 《大同书》，页4。
[102] 《年谱》，页4。
[103] 同上，页11。
[104] 同上，页14。
[105] 同上，页19~20。
[106] Ku Hungming，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pp.5~6.
[107] J.O.P.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p.189.
[108]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709。
[109] 素痴（张荫麟），“康有为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大公报》“史地周刊”，民国二十五年7月24日。另可见之于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页333~334。
[110]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另可见之于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四册，页85。
[111]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158。梁致康另一函，不接受康责梁“专擅行事”，见同书页190。
[112] Bertrand Russell，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pp.44~45.
[113] 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 shih（1021~1068）and His New Policies，p.68.
[114] 《论语》“八佾”，第四章；“述而”，第廿二章；“泰伯”，第八章；“子罕”，第五章；“宪问”，第卅八章。
[115] 《补遗》，页73，75。参阅赵丰田，“康长素先生年谱稿”，页175。
[116] 《年谱》，页29。
[117] 《年谱》，页4。参阅陆乃翔与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上编，页14。
[118] 同上，页22。参阅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8。
[119] “请庄士敦（Johnston）代奏游说经过”，载康有为，《康南海先生墨迹》，卷四。
[120] 《年谱》，页26。
[121] 管辂事见《魏书》，卷二九，“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
[122] 《年谱》，页25。
[123] 《年谱》，页4。
[124] 《补遗》，页94。风水事可阅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2：259~264。
[125] 如见Fung Yu 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57~58。
[126] 《中庸》第十六章，第廿四章。
[127] 《礼记》“檀弓上”。
[128] Fung Yu 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2，Chaps.2 and 3.
[129] 《论语》“先进”第十一章。
[130] 《荀子》“非相”（见首句）、“天论”（略看）。
[131] 《大同书》，页9。
[132] 《年谱》，页3。
[133] 康有为，“意大利游记”，载《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页2~27。
[134] 《补遗》，页75，载康氏长诗，有句云：“一生不入官，好游有癖嗜。”康将其漫游投射于其理想世界，详见《大同书》，癸部，第二章，第一、二节。
[135] 《年谱》，页5，6。
[136] “满的加罗游记”，《不忍杂志》，第九、十期，“瀛谈”，页1~6。
[137] 《补遗》，页43。
[138] 《补遗》，页34。
[139] “雅典游记”，《不忍杂志》，第六期（1913），“瀛谈”，页42。
[140] “戊戌轮舟中绝笔及戊午跋后”，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一册，页411。
[141] “意大利游记”，页30。本愿宗事可参阅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 to 1334，1：425~426。
[142] 《大同书》，页420。
[143] 《春秋董氏学》，卷六下，页16，曾论“有欲”。
[144]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76，见徐苏佛致梁启超函。
[145]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60：“常严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徐苏佛于1908年夏致梁启超书，亦以康之健康由于其生活有规律（见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76）。
[146] 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页48。
[147] 《大同书》，页434。
[148]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4~85对此说得甚明。
[149] 《孟子》“尽心下”等三十七章。
[150] 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58。
[15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8。
[152] 参阅本书第三章。
[153]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页87。
[154] 同上，页59。
[155] 陆乃翔、陆敦骙，《康南海先生传》，页47。
[156] “跋戊戌与门人书”，载《康南海先生墨迹》，卷二。
[157] 《年谱》，页5~6。
[158] “意大利游记”，页11。
[159] 《道德经》，二章。
[160] 同上，四十二章。
[161] 此书内容之讨论可阅拙文“Kang Yu wei's Excursion into Science：The Lectures on the Heavens，”（Lo，Kang，pp.375~409）。
[162] “跋戊戌致李提摩太书”，载《康南海先生墨迹》，卷三。
[163] 《诸天讲》，序”，页2。此书约于民国十九年私印，作者之序作于民国十五年。
[164] 民国十一年当他受邀观剧，看到戊戌时光绪皇帝与他的演出，不禁泪下。他写了好几首诗以志感。见赵炳麟，《柏严感旧诗话》，卷三，页8，载《赵柏严集》。录此事与康之四首诗。康同璧，《补遗》，页85，仅提及此事，未详。Lo，Kang，p.240则完全没有提到这件有趣的事。
[165] 见《楚辞》“远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