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12日，谭其骧先生在“庆祝谭其骧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发言
本讲上篇是作者于1990年11月1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庆祝谭其骧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由葛剑雄执笔，曾以《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为题在《复旦学报》《文汇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发表。下篇仅写成第一部分，因作者突发重病以至逝世，未能续写。原载《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收入《长水集续编》。
一、上篇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同样，历史地理学也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部分。
建国以后将近三十年，人文地理遭受冷落，大致和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一样，长期废而不讲。我们历史地理学也受其影响，只注重历史自然地理，忽视历史人文地理，除了历代的疆域政区不能不讲外，对人文地理的其他方面，绝少有人肯花力气去钻研。但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其实颇有益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所以西方国家一贯很重视。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也在积极重建这门学科。最近几年地理学界的人文地理队伍已日益壮大，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历史地理学方面，也相应把部分的力量转移到了历史经济、人口、城市、文化等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但是总的说来，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还是很迟缓的，还远远不足以阐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广土众民国家的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这就必然会影响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健全创立和发展，因为当代的人文地理现象都植根于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不了解历史人文地理，也就讲不清楚当代人文地理。所以，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地理说来十分必要，对整个地理学界说也具有重大意义。我在八十年代几次学术会议上既提出过历史地理工作者应重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意见，也曾做过两次有关历史人文地理的报告，但目前的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我想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对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谈一些看法。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各个方面的丰富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对人文地理现象的记录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禹贡》。而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卷末所载的“域分”“风俗”中，对战国至西汉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商工矿各业的盛衰和风尚习俗的差别，都有极其生动具体的叙述。既写出了区域的特点，又指出了区域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既指出了形成各区经济文化差异的环境因素，也阐述了各区的差异各有其历史渊源。从中人们不仅可以发现很多记载当时人文地理现象的珍贵资料，而且完全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近两千年前的学者在人文地理区域的划分、区域特征、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观察和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应该承认，由于地理学在我国古代一直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它的分支人文地理学自然更不可能得到系统的发展。像《汉书·地理志》中这样完备的全国区域地理总论，在以后的正史地理志中大多数根本没有，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汉以后正史地理志忽视人文地理方面的记述，不等于汉以后的人文地理情况就无可踪迹了。任何历史时期，都有或多或少足以说明其时人文地理现象的文献传世，只是古人没有作出概括性的叙述，那就必须有待于我们花大力气从大量散在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出来，才能予以利用。
例如，《宋史·地理志》的分路论风俗太简略，难以充分显示当时各地的经济文化概貌。可是，《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这两部地理总志所搜集的诗文里，却保留着大量足以阐明南宋时代各府州从生产生活到社会习俗的资料。《明史·地理志》虽然根本不谈风俗，可是明代论及各地经济人文情况的著作相当丰富：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和章璜的《图书编》都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肇淛的《五杂组》的地部是颇为出色的论著，清初顾炎武所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李培所辑集的《灰画集》，都搜罗了许多可贵的原始资料和颇有见地的学者论述。
明代地理著作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万历王士性所撰《广志绎》一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突出的高质量的著作。其中人文地理部分，尤为精致多彩。作者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和敏锐的观察，对明朝全国十五省中的十四省（只缺他没有到过的福建一省）的经济、文化地理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极为精到的分析与记述。所以我在1985年冬，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曾作过一个报告，指出王士性在人文地理学方面的成就，比之于在他以后约四十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的贡献，至少是在伯仲之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在明末清初百年之内，王士性其人、《广志绎》其书是很受时人重视的，冯梦龙、曹溶、顾炎武都备极推崇。但此后三百年竟然再没有人提起。这是由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讲地理的专讲建置沿革，从而《四库提要》仅将此书列入存目，并且作出了“其体全类说部，未可据为考据也”那样极为轻蔑的评价，以致此后以舆地之学名家的学人，绝无一人再重视此书。这是一种绝不合理的偏见。“五四”以后地理学界又流行重自然轻人文的风气，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来广大地理学者的尊崇，却谁也不知道有王士性《广志绎》其人其书。现在我们既然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地理学，那就必须充分重视这方面的前人遗产。所以我认为呼吁地理学界对这部书予以重视，是完全必要的。
自然地理现象，特别是在不受到或很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条件下，其复杂程度及变化发展的速度完全取决于自然本身。但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现象的存在与否、复杂程度及发展变化的速度除了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曾经存在过的人文地理现象，是绝大多数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例如我们可以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地理分布和差异，可以研究唐代诗人、学者、艺术家的地理分布，但在一千年前还处于文明初期的国家，或者在当时的疆域相当狭小的国家，这样的课题不是根本没有研究对象，就是毫无实际意义。所以，我们可以把历史人文地理比喻为我国的一座富矿，等待着我们去开挖。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必到外国去寻找矿源。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与自然地理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和发展一般要迅速得多。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间，气候、水文、地形、地貌、植被等地理要素也在不断变化，有的甚至已经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如一些河流、湖泊已完全消失，黄河下游已经改道了很多次。但总的说来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尤其是一些基本状况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已经发生的变化大多还有踪迹可寻。但这几千年间的人文地理现象就大不相同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等各个方面，无论是以全国为范围的总的状况，还是以各个地区为单位的区域状况，几乎找不到基本不变的方面。拿《史记》《汉书》中的记载与今天的实际相比，大概很难找到多少相似的情况了。即使就中国最稳定的农业生产而言，土地利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耕作制度、产品加工等方面的地域分布与差异也不断改变，更不用说一些发展变化迅速的现象了。
与自然地理现象不同之处还在于，以往的人文地理现象大多已无法通过实地考察和其他技术手段来发现，而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的记载。这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给我们提供了进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基本条件。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传世的文献资料中存在着大量不科学、不准确、不真实的内容，尤其是缺少准确的数量记录。但是在剔除了这些错误成分之后，毕竟还可以获得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其他途径无法替代的基础。以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为例，法国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而法国学者的主要资料就是过去二三百年间的直接、间接的人口调查记录。中国人口调查的历史比法国长得多，资料也丰富得多。即使不考虑官方的户口资料，只要我们对现存的家谱进行一番全面、科学的研究，至少对十四世纪以来的人口地理的研究就有了可靠的资料和数据基础，要达到和超过法国目前的研究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的研究设备和方法的引进，一些学者认为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了，甚至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传统的文献资料研究方法当然有很大的局限，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中尤其不应该墨守成规。但是新的研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同样离不开基本的资料和数据。实际上，新的研究手段不但没有降低文献资料的重要性，而且对资料的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是以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利用家谱资料为例，传统的抄写摘录、分类汇编、脑记手算不仅工程浩大，容易产生误差，而且只能就事论事，很难找出普遍规律。如果我们在摸清基本情况的前提下，设计出一个随机抽样的方案，然后将有关的数据输入电脑，计算过程就能很快完成；再运用一些成熟的、得到过验证的模型或方法，就能得出比较可靠的、有一定代表性的结论。很明显，影响结论正确性的主要因素，第一是输入的数据是不是既准确又有代表性，第二是运用的模型或方法是不是可靠。要是没有文献资料，或者没有严格、准确地运用文献资料，就不会有准确而有代表性的数据输入。而可靠的模型或方法也无一不是建立在大量可靠数据反复计算试验的基础之上。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文献资料优势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在传统方法与现代手段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学者大有用武之地，也大有希望。
另一方面，人文地理现象一般也有其延续性和继承性。因此如果没有对以往人文地理现象的理解，就不可能对现在的人文地理现象有足够的认识。要研究当代的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要认识当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要研究当代中国的政区地理，就一定要了解历史政区地理。像县这一级政区，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有相当一部分县的名称和治所，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现在一级政区中的主体——省，也已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目前省级界线的基本格局在十四世纪晚期就已经形成了。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就无法解释目前省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也就无法为未来的改革找到合理的方案。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极为广泛。论人口则应推究各时代宽乡与狭乡的变化，各地区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由此原因导致的增殖与减耗，还要注意各地区的民族构成和各民族的移动、扩散、分化与融合过程。论产业则要探索各地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品种及产量高低，手工业和矿业的特色盛衰，作为商品的行销范围等，又要估算其获利轻重对当地经济荣枯的影响。论交通则要研寻各水陆线路的开辟、移动、兴废。论聚落城市的形成隆替，既要阐明各地区乃至全国的布局，又要指陈其工商业联系地区的范围。论疆域政区的沿革，既要考究建置分并、辖境治所的或沿或革，也要阐明其所以然和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论文化则要注意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异。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此前此后的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恰当地指出各区的地域及其特色，是论述这一时期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经济区域当然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成的，而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全国和各大区域内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以及人物产地随着时代的推移往往也有所变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亟待开拓的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1982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组织下，我们有一批人正在编绘一部大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内容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属于人文地理方面的，有疆域政区、农牧业、手工业、矿业、城市分布和规制、民族分布和迁移、人口分布、宗教、文化事业、人才分布等图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承担了疆域政区、交通、人口、文化等组。我们将配合这些图幅的编绘工作，将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陆续予以发表，希望能引起国内外同行们的兴趣，从而也加入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队伍中来。
作为人文地理主体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状况要复杂得多，也具有更多的特征，所以在研究中国历史人文地理时很难找到普遍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当然应该并且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引进先进的研究手段，特别是在人文地理这样一个起步很晚、目前又进展不大快的学科。但是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客体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不可能从国外找到现成的模式。所以我们必须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这固然给我们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意味着这门学科具有更广阔的前景，每个有志献身于这门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大有作为。
所以，尽管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要大胆地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繁荣的分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二、下篇 人口、政区、文化探讨举例
上面是泛论在我国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并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是进行这方面研究的特具优势，从而预测我们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作出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下面想就人口、政区、文化三方面的各一部分，谈一些个人一时想到的看法，希望能借以引起同志们对这些问题以及有关问题的研究兴趣。
（一）区域之间不同时代的人口比较
历史人口地理当讲可讲的问题包括历代各地区人口的多寡稀密、人口的迁移与民族的构成等。各个时代可讲的地域范围各不相同，一般只限于中原王朝的版图，能够兼及当时不属于中原王朝的地区和时代的不多。各个中原王朝的版图尽管大小不同，由于基本上都包括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中下游部分，所以进行大区域之间的不同时代的比较是可行的。
户口数见历代正史地理志及唐宋总志，百分比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下文凡用正史地理志数字者不另注。
1．试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北方进行对比，则西汉末元始二年（2）全境户口的80%强在北方，20%弱在南方 。南方的疆域比北方大，故按密度计大致可以推定为北九南一之比。这是用人口数字说明了当时南方的农业生产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北方。《史记·货殖列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食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一段话是十分正确的描述。西汉后经王莽末至东汉初的战乱，至永和五年（140）北方的户数是全境总数的60%，南方为40%，南北之比差已较西汉时接近了许多。此后经东汉末黄巾起义、群雄割据和三国鼎峙之间的战争，至西晋统一之初（太康元年至三年，280—282），北南户口之比又进一步接近为53%比47%。西晋末年以后，经五胡十六国长期战乱，到南北朝初期，因南北双方无同一时期的户口数字，双方的户籍制度又不同，所以无法进行对比。估计初期可能有一段时期南方超过了北方，但自北朝推行均田制后，既有利于发展生产，也提高了户籍登记的正确度，因此在隋灭陈南北统一后二十年的大业五年（609）的统计数字中，北方户数又占到总数的76.5%，南方仅占23.5%。经隋末唐初的割据统一战争，百有余年后至盛唐天宝元年（742），北户犹居55%，口60%，南户为45%，口40%。
此后中晚唐的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起义和唐末五代军阀相互吞并之战，战祸多集中在北方，南方受害较轻，北方经常受到严重破坏，南方相对地生产有所发展，南北户口的对比便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宋太袓建隆元年（960）受周禅，得九十六万七千户，其后以次平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共得一百五十九万九千户。太宗初年漳泉、吴越相继入朝献地，又得七十万二千户，至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北汉，得三万五千户，完成了较前朝而言较小范围内（安南已脱离中国，自西南至东北唐代周边部分州县已为一些“蛮夷”和大理、吐蕃、西夏、契丹所占有）的统一。史乘所载南北各地域的户数不是同一年代的，但相去总共不过二十年。即此可见其时南方共有二百三十万户以上，北方得之于周的户数即使在太宗初已有所增长，也绝不会超过南方。何况宋得于周的共一百一十一州，并非全在淮水秦岭以北，还包有属于南方的淮南、山南约二十州之地。所以当十世纪七十年代宋完成统一时，南方人口无疑已大大超过北方。
《太平寰宇记》载有各府州户数，约为宋太宗时980至989年的数字。其时河南、关西、河东、河北、陇右北五道共约有户二百五十万余，剑南、江南、山南、淮南、岭南五道共约有户三百九十五万余，北南之比为三十九比六十一。经百有余年至崇宁元年（1102），尽管北方的户口增长比南方稍见优势，北南户数的比差接近为四十二比五十八，仍然不能恢复到唐天宝以前那样北户多于南户。
请参考何炳棣著，葛剑雄译《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附录五《宋金时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北宋后的宋金南北对峙时期，双方的疆界正是秦岭淮水一线；金朝拥有北宋北界以外极为广袤的一大片领土，其疆域总面积远较北宋的北方为大。即便如此，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的甲表44，将两朝在同一年度或比较接近的年度的户口列表予以对比，在1187年、1190年、1193—1195年、1193—1207年、1223—1234年五个对比数中，南宋的户数都在一千二百三十万户以上，多至一千二百六十多万，金的户数都是六七百万，多至九百多万，显示南户比北户大致仍在六十五比三十五和五十七比四十三之间。至于宋金两方口数的对比，金口都比宋口为多，那是由于金的数字相当可靠，而宋的数字一户只有二口左右，大大低于实际之故。所以比较宋金对峙时期的南北户口差距，只能采用相当接近实际的户数，口数只能置之不理 。
十三世纪北方金元之际的战乱，又较稍后元灭宋之役剧烈得多。于是户口的南多北少，发展到了历史上的顶峰。见于《元史·地理志》的户口数，北方为中书、辽阳、甘肃三省和陕西省的大部分，河南江北省的小部分，仅占12%弱，南方为江浙、江西、湖广、四川四省和河南江北省的大部分、陕西省的小部分，占88%强；南北的比例大致相当于西汉末年的北南比例。
明代户口数字洪武时比较可靠，嗣后册籍多出于地方官循例编造，普遍脱离实际，以致承平185年后的万历六年户数，反比洪武二十六年少三万余户。隐漏现象南方比北方严重，故万历六年户数的南北实际比差应有过于66∶34。
华北拥有极为辽阔、适宜于农垦的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山地较少，而江淮以南多丘陵山地，平原较少，可耕地不多，元代这种南多北少相去悬殊的人口比例是战乱造成的后果，与自然条件极不相称。所以到了明代，这种比例渐次得到了调整。洪武二十六年（1393）北五省（北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直隶的淮北部分共有二百四十五万户，约占总户数的23%，南八省（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和直隶的淮南部分共有八百二十万户，约占总户数的77%。万历六年（1578）北五省（北直隶即原北平）和南直隶（即原直隶）的淮北部分共有三百六十五万户，约占总户数的34%，南九省（增置一贵州）和南直隶的淮南部分共有六百九十七万户，约占总户数的66% 。
由于北方疆域比明朝大，故实际上南北比例应比万历时比例接近。
清代疆域虽比明代大得多，但初期新辟的边区人口还很稀少，对南北人口的比例所产生的影响极微。嘉庆二十五年（1820）北方直隶、盛京、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新疆八统部加江苏、安徽的淮北部分共有一亿一千八百零七万口，南方浙、赣、鄂、湘、川、闽、粤、桂、云、贵十统部加苏、皖的淮南部分共有二亿三千三百三十四万口，比例基本上仍然是34%与66% 。进入十九世纪后，东北、内蒙古、新疆都接受并繁殖了大量内地移民，南多北少的差距才进一步缩小。到了当前，据1988年发表的1987年统计数字，北十五省、市、自治区共有四亿五千一百一十六万六千口，南十四省（未计入台湾，广东尚包括海南）共有六亿一千九百二十六万八千口，北南比例是42比58。
简括地说，有人口统计数字约两千年来，自西汉至唐前一千年是北多南少，自五代以来后一千年是南多北少。西汉之末南方的开发程度还远远落后于北方，北南之比达8+比2-，经千三百年北方多战乱，南方渐开辟，至元代竟变成比西汉犹有过之的反比。此后逐渐得到扭转，惟南多于北这个基本格局在可见的未来估计是不可能改变的。
2．试将东北、内蒙古、青、藏、新疆以外历史上长期在中原王朝版图内的“全国”分为七区：关内即近代所谓西北、关东河南、关东河北为北三区，长江上游即古梁州、长江中游即古荆州、长江下游即古扬州为中三区，五岭以南为南区；请再粗略地看一下这七区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变动。按比重自大至小排列，则：
西汉河南区居首位，有户约五百四十二万，几占总数的一半。河北区居第二位，约二百七十万户，是河南区的一半。关内区居第三位，约一百二十九万户，又为河北区的一半。长江上游第四位，约一百零二万户；下游第五位，约七十一万户；中游第六位，约五十八万户。岭南区居末位，约七万户。
晋代河南仍居首位，有五十四万户；第二仍为河北，四十五万户；长江中游跃居第三位，三十五万户；下游升为第四位，三十三万户；上游第五位，三十一万户；关内下降为第六位，十六万户；岭南仍居末位，六万九千户。
隋代河南区户数为总户数的36%，河北区为29%，关内区为11%，长江上游6.7%，下游6.5%，中游6.4%，岭南3%；七区的先后次序同于西汉而比例较为接近。
唐代河北区上升为首位，有户二百一十二万；河南区退居第二位，有户一百八十六万；长江下游升为第三位，有户一百四十九万；上游为第四位，一百二十一万户；关内退居第五位，九十四万户；长江中游第六位，九十三万户；岭南仍居末位，三十七万户。
从见于《宋会要·食货》《宋史·地理志》所载宋初得自五代末诸政权的户数中，可看出在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五代末宋初时期，长江下游区的南唐、吴越、漳泉共有户一百三十五万有余（未计入在后周境内的淮南部分），显然已跃居七区中的首位；长江上游的后蜀有户五十三万有余，居第二位；长江中游的荆南、湖南，加以后周境内的山南部分，应共有三十三万户有余，可能居第三位；后周领土除去淮南、山南部分约五分之一外，仅得七十七万余户，约当黄河流域三区之地，则三区大约只能居第四、五、六位；仍以岭南区即南汉领土居末位，十七万户。
《太平寰宇记》中诸府州军监户数：长江下游约有一百九十四万户，居七区中首位；河南居次，约一百二十三万户；长江上游居第三位，约一百一十九万户；河北第四位，约八十五万户；长江中游第五位，约四十三万户；关西第六，约三十七万户；岭南仍居末位，约十三万户。
《宋史·地理志》崇宁时代户数长江下游仍居首位，约七百零七万七千户，远远超出各区之上，并超过总数三分之一；河南居次，约二百一十五万户；长江中游居第三位，二百万零五千户；上游居第四位，一百九十九万户；河北居第五位，一百八十一万户；关内第六，一百四十五万户；岭南仍居末位，八十一万户。
《元史·地理志》所载是四种不同年度的户口数，相去达七十八年，且多残缺；不宜作分区统计。但从这项数字还是可以大致看得出：江浙、江西、湖广三省合计为一千一百三十三万三千户，除去江西省的广东部分、湖广省的广西部分约一百万户外，长江中下游仍有一千零三十三万户，达全国总数74%以上，其中江浙一省即有六百三十二万六千户，达总数的45%强。长江上游的四川省不足十万户，关内的陕西、甘肃不过九万户，可见西部人口极度稀少。大河以北的中书省幅员极为辽阔，约当今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四省区及北京、天津二市，只有一百三十五万五千户，约当江浙行省的四分之一。
万历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相差甚大，各地的隐漏比例也不相同，如长江下游、上游的四川隐漏率可能比其他地区高。但目前尚无法推算出各区实际人口数，姑仍用当时户口数分析分布之大势，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明万历初长江下游户口占总数49.1%，河南19.26%，河北11.58%，岭南7.86%，长江中游5.10%，关内3.71%，长江上游3.28%。较之前代，最突出的变化是岭南从宋以前的第七位超升到第四位，长江中游反居其下；号称天府之国的长江上游四川，却沦而为末一位 （云贵二省北半计入长江上游，南半计入岭南）。关内和长江上游两区合起来还抵不上岭南一区，又见西部地区之衰耗，比元代强不了多少。
清嘉庆末人口长江下游仍居首位，一亿一千七百六十四万；河南第二，六千四百四十七万；长江中游第三，四千五百二十五万；河北第四，三千三百七十六万；岭南第五，三千二百五十七万；长江上游第六，三千二百一十九万；关内居末位，二千三百一十三万。长江中上游即两湖、四川都得到了较显著的开发，关内即西北地区遂沦于末位。
一个半多世纪后的当代，1987年的人口统计数是长江下游二亿九千七百五十九万八千，河南一亿七千八百二十七万五千，岭南一亿三千九百八十九万八千，长江上游一亿三千四百九十五万二千，河北一亿一千九百零九万九千，长江中游一亿零八百四十万六千，西北即关内五千一百九十一万五千。岭南从明清第四五位晋升到了第三位，长江上游从明清的第七、六位提升到了第四位，河北从第三、四位退居第五位，长江中游从第五、三位退居第六位，西北仍如清代之旧居末位。
自汉至今：长江下游从汉隋的第五位，唐代的第三位到宋以后便一直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河南从汉隋的首位至唐宋退居第二，中经元代的大幅度衰退，明以后至今恢复到第二位；河北从汉隋的第二、三位中经唐代升为首位，宋元以后退居第四、五位；关内从汉隋的第三位至唐宋退为第五、六位，元以后遂成为人口最稀少的地区；长江上游从唐宋的第四位至元明清降为第六、七位，近今始复居第四位；长江中游从汉隋唐的第六位至宋代跃居第三位，明代又降为第五，清后又降为第六；岭南从汉隋唐宋的末位，明清升为第四位，近今又升为第三位。概括言之，则最大的变化是长江下游和岭南由落后臻于繁庶，西北即关内由相对繁庶趋于衰敝。这种变化是开发程度日渐接近于符合自然条件的结果。
据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的《元丰九域志》，所载户数姑作为见于上一年簿籍的数字，无口数。
3．在较短时期内对几个较小地区进行比较，往往也颇能看出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例如：今江西省境在宋代（相当当时的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的饶、信二州，南康一军）的户口，远比今浙江省境（相当当时的两浙路减去苏、润、常三州）多。宋元丰二年（1079） 江西是一百七十五万七千户，浙江是一百四十一万三千户；崇宁元年（1102）江西是二百零七万一千户，四百五十六万五千口；浙江是一百五十九万三千户，二百九十万八千口。到明代情况已有所不同：万历六年（1578）论口数虽江西仍比浙江多，江西五百八十五万九千口，浙江五百一十五万三千口，距离已不远；论户数则浙江已多过江西，浙江一百五十四万二千户，江西一百三十四万一千户；浙江的实际人口很可能已超过江西。发展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浙江是二千七百三十五万口，江西是二千三百零六万口；又发展到当代1987年，浙江是四千一百二十一万口，江西是三千五百五十九万口，显然是把宋代的多寡之比倒了过来。
宋、明、清广东辖境与今稍有不同，出入不大，宋广东不包括今茂名市、湛江市，明清广东兼有今广西之北海市和钦州地区及海南省。1987年海南岛尚在广东省境内。
又如，闽粤两省人口多寡比例的变化，也有点与浙赣之间的比例相似。宋代1079年福建是一百零四万四千户，广东 是五十七万九千户；1102年福建是一百零六万二千户（口缺），广东是五十七万二千户：福建差不多是广东的一倍。到明代1578年福建是五十一万五千户，一百七十三万九千口，广东是五十三万一千户，二百零四万一千口；清代1820年福建是一千八百一十万口，广东是二千一百一十九万口：广东已超过福建，还不太多。降至现代，1987年广东已超过福建一倍还多：福建只有二千八百万口，广东多达六千四百四十七万口。近现代人们习见浙江户口盛于江西，广东人口盛于福建，怎么会想得到在宋代闽赣的繁庶程度竟远过于粤浙？闽赣何以在宋代如此繁庶，后来又何以相对衰落而被粤浙超过，这都是值得注意并深入研讨的问题。
计算户口数字时不小心会出一点错，将文献上按政区记下的户口数换算成南北二分法和七区分法，搞不好也容易出错，再加同一时期各地的户籍制度登记方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上述这些历代分区人口比重的变化，当然并不见得完全正确，符合于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但从这些数据得出的结果与当时经济、文化、政治的形势基本符合，说它们基本正确地反映了历史时期人口地区比重变化的概貌，应该是可信的。尽管基本可信，但十分粗略，希望今后历史地理学界能有人作出这方面比较仔细而深入的研究。
4．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必须充分重视历代的人口迁移即移民史。历史上各地区之间人口比重之所以不断变化，原因一般不在各地人民繁殖率有多大不同，主要在于人口经常会在各地区之间移动，从而使输出地区的比重降低，接纳地区的比重提高。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移民现象存在着，平时只是少量人口缓慢地从狭乡即相对地狭人稠处移向宽乡即相对地广人稀处，对地区比重的变化影响不剧烈。遇到乱世，人民就会从战乱区向非战乱区，重灾区向轻灾区避难，从而引起短期内大量人口的迁移。乱定后由于填补战乱中形成的荒无人烟或存在着大量无主荒地，也会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这里想专就这种非常时期的移民动向举其概要。
（二）非常时期的移民动向举要
秦统一以后历史上多次大战乱，中原地区往往受害最烈，因而中原，亦即七区中的关东二区人口，每遇战乱时期，即大量外移。外移不一定都移向南方，但江淮以南幅员广大，自然条件优越，很自然就成为最大的接纳移民区，所以大战乱时期一般都会引起大规模的北人南移。这种人口移动很可能开始于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时期，但由于秦朝没有留下户口记载，我们无法进行秦与西汉的户口分区对比，也就无法作出此种推断。
1．秦
在秦末战乱之前，始皇三十三年曾取岭南地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以谪遣戍”，徐广说成是“五十万人守五岭”。徐广此说殆本于《淮南子·人间训》。但验诸《淮南子》原文，五十万是秦征取南越时发卒之数，这五十万之众死于与越人战斗中者达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可见谪戍在岭南的，不会多达五十万。并且此役乃封建王朝的拓地戍边，性质不同于通常易代之际的北人南移。
2．汉
见于《汉书·地理志》的北南户口之比是四比一，而见于《续汉书·郡国志》的北南户口之比是三比二。这种变化若单单归因于南方是宽乡，故而人口增殖率快，北方是狭乡，增殖率慢，是讲不过去的。东汉永和五年户口数要比西汉元始二年下降近四分之一，主要是由于北方多数郡国户口都有大幅度减损，而南方却有二十多郡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其中有几郡甚至增加了好几倍。这说明两汉之际的战乱必然曾引起一次北人南移，南方诸郡中凡户口大增者，多半是由于曾经接纳大批北来移民之故。
有人认为史称“（刘）备自樊将其众南奔，荆州人多归备，比到当阳，众十余万人”这是一次人口大迁徙，纯属误会。实则这批人只到得当阳长坂，便为曹操精骑追及，刘备仅以数十骑走脱，操大获其人众辎重，显然并未形成一次人口移动。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继以军阀混战，中原遭受的祸害有过于西汉末。曹操在建安七年就说过：“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仲长统在建安后期有“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之叹。但这一时期中原人口的损耗，以死于战乱者占多数，移向边方者是少数。初乱时中原人口流向四方者为数不少，其后在曹操渐次削平吴蜀以外割据群雄过程中，早期移民多数又返回故土。如青州诸郡士人初乱时多避难辽东，“中国少安，客人皆还”。一般流入辽东的民众，也都在五十年后魏平公孙氏时“还旧乡”。董卓死后，李傕、郭汜相互攻掠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至曹操下荆襄，刘琮举州降，流民皆企望思归，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后三年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汉中张鲁者数万家；四年后曹操征张鲁，鲁降，不仅向之自子午谷来奔者多归故土，且有八万余口出徙洛、邺。 只有吴、蜀二方，因长期割据江东、巴蜀，才能使战乱初期迁来者定居下来。但见于《三国志·蜀书》的，只有21个原籍北方和37个荆州南阳、襄阳一带的人物，不见有成批的来自他方的移民。至孙吴的江东，见于《三国志·吴书》的约有40人来自北方，19人来自江淮间。来自江淮的如鲁肃、吕范，往往是将私客万余人俱来的。除此之外，还确有上万人的移民记载。如孙策克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送诣吴。孙权两次击江夏黄祖，一次“虏其人民而还”，一次“虏其男女数万口”。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不过这几次都是长江下游的江北区人口移向江南，或长江中游人口移向下游，都不是中原移向江淮以南，不是北人南移。
总之，汉末三十余年大乱，并没有形成一次足以影响南北人口比例的北人南移。进入三国鼎立之后，虽三方经常有战事，基本上不造成三国疆界的改变与人口的移动。诸葛亮五伐中原，仅得在第一次兵出祁山，陇右三郡降附，既而又不得不撤退时，“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因此，自黄巾起义至西晋统一，尽管经历了一个长达九十六年的战乱分裂时期，但西晋初年的南北人口之比，仅比一百四十年前的东汉永和五年南增北减7%。这应该可以完全归因于中原所遭受的战祸酷烈于秦岭淮水以南。
3．两晋南北朝
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北人南移发生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及其后长达百余年的“五胡乱华”时期。当时盛行为“南渡遗黎”设置侨州郡县之制，故《晋书·地理志》在司、兖、豫、雍、梁、青、徐、扬诸州后记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晋书·王导传》特别提到社会上层分子的大量南移，说是“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难江左者十六七”。我在1934年发表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文（载《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根据《晋》《宋》《南齐》三书的《地理志》和《州郡志》所载侨州郡县的地域分布和户口数，得出了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约共有九十万，占当时刘宋境内人口六分之一，而这个数字又相当于西晋北方人口约八分之一的结论。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篇文章经常为有关学术界所引用，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别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之故。
其实这绝不是一篇完善的论文。永嘉丧乱后引起的民族迁徙是多方面的，岂止是北人南渡而已？至少还有不少中原人或东徙辽左，或西走凉州。即就南渡遗黎而言，也不仅移居于设有侨州郡县之地。实际上不设侨州郡县之地，亦多侨姓高门栖止。如王羲之、谢安等皆寓居会稽，羲之本传有云：“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多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因而永和九年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会稽山阴兰亭之会。孙恩、卢循起事于浙东海上，三吴士庶多从之。恩、循都是世居吴（郡）会（稽）的侨人。
再者，见于《宋书·州郡志》的州郡户口是宋大明八年（464）的数字，其时上距永嘉丧乱已百五十年，该文以大明侨州郡县的户口数当南渡人口的约数，从而得出南渡人口占当时南朝人口百分之几，又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百分之几这样的结论，实在很不严谨。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时代乃是西晋境内与近边塞外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大迁移时代，入居塞内的匈奴、氐、羌、鲜卑、乌桓、丁零等各族的迁徙尤为频繁而错综复杂。此文内容只讲到境内汉族的南迁而题为“民族迁徙”，更属名实不相称。所以若欲将这个时代的人口移动作出较完备的论述，显然还有待于今后有志于此者的成十倍的努力。
永嘉以后的北人南渡，主要在西晋末年至东晋前期。到了东晋末年以后和南北朝时期，人口移动的方向既有北人南渡的一面，又有南人北移的一面。南朝在朝代更替之际，经常有旧朝的宗室、大臣叛归北朝。《魏书》卷三十七诸司马传，卷三十八的刁雍、王慧龙等传，卷五十九的刘昶、萧宝夤等传，全是这种人物。这些人在投降北朝时一般都不是单家只户的行动，而是数百人乃至几千户的集体行动。其中如司马楚之、刁雍归魏后，魏朝即以楚之所率民户分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雍所召集五千余家置谯、梁、彭、沛四郡九县，立徐州于外黄以统之。
又，其时南北双方的战争，虽互有胜败，总以北胜南败为多。北朝兵南侵江淮时，南人多被虏北迁。如450年北魏兵南侵至大江北岸，次年撤退时俘掠甚众；及还平城，“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554年西魏兵破江陵，杀梁元帝，“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所以隋代户口又北多于南，主要应该是由于北方的户籍制度比南方严密，但南北朝后期的南人北迁，亦当起了一定作用。
4．隋唐
隋末唐初十余年间，东起齐鲁，西抵凉州，北起涿郡上谷，南抵岭表，各地区几乎都有战乱，仅起讫时间有长短不同。所以唐朝初年呈现的凋敝残破景象是“大河南北，乱离永久，师旅荐兴，加之饥馑，百姓劳弊，此焉特甚。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人稀”（《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一《武德六年简徭役诏》）。“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旧唐书·高昌传》载贞观初高昌王入朝所见）。“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贞观政要·直谏》贞观六年魏征语）。可见这次大乱使全国北起河北，南至岭表，西起秦陇，东至海岱，无处不遭到极大的战争破坏，而以“大河南北”为“特甚”。不过在这些史料中却并未找到迹象显示曾引起地区间较大规模的人口群体移动。可是，从李唐复建统一百二十年后的天宝初北南户口比差，竟从隋大业五年的76.45比23.55减缩到了60比40这一点看来，似乎又不能排除隋末唐初也曾有相当规模的北人南迁的可能。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天宝十四载户数见《通典》食货七、《玉海》卷二〇；《文献通考》户口一，千位数下有差异；元和二年户数见《旧唐书》宪宗纪上、《唐会要》卷八四、《通考》户口一、《通鉴》卷二三七，均有附注云：有七十一州不申报户口。此七十一州在关内者二十，在河东者十一，在河北者二十五，在河南者十三，在淮南者二。
发生于唐代中叶的安史之乱，虽未导致改朝换代，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引起的变化则极为深巨。直接由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所率领的叛乱虽历时八年即结束，兵燹所及限于十五道中的北方河北、河南、都畿、京畿、河东、关内六道；但在这八年及其后数十年间，其他各种战乱灾难不绝。吐蕃、回纥、南诏经常攻掠陇右、关内、河东、剑南诸边郡；江淮浙东和岭南东西有多次人民和少数民族起义；各处时有水、旱、地震等天灾发生；全国分割成四五十个由节度、观察、经略、防御等使掌握军政大权的方镇（道），各自拥有基本上独立的兵权，各方镇之间和朝廷与方镇之间，时或发生军事冲突，各镇内部又常有兵乱兵变发生：以致战乱灾祸所波及的地域，几乎全国各处无一幸免。因此元和二年（807）全国总户数仅得二百四十四万，只剩下了天宝十四载（755）总户数八百九十一万的28%弱 。
由于传世《元和郡县志》既已阙佚6卷，传本34卷中又有阙文，且原书所载开元、元和两户数又或并载，或只载其一，故无法对当时的南北方总户数进行对比。就其载有户数的二百六十六州而言，其中有十六州元和户数多过开元，北方只有一州（隰），此外十五州（濠、襄、复、郢、唐、苏、鄂、洪、饶、吉、道、汉、广、梧、交）都在南方。此十五州中又以山南东道的襄、复、郢、唐四州，江南西道的洪、饶、吉三州这两区最为显著。以致在全国四十七镇中，四十五镇全都是元和户减于开元，唯独襄阳、江西二镇元和户超过开元。十五州中襄、苏二州皆户逾十万，洪州九万，广州七万，唐、饶、吉皆过四万，鄂州接近四万，尤为突出。此外，《元和志》中浙西的润、常、杭三州户皆在五万以上，浙西湖州、浙东婺州、西川成都府皆在四万以上，福建泉州在三万以上，这几州的户数虽不及开元盛世，就元和而言，却都是算得上很繁庶的大州。须知当时北方除京兆府二十四万、太原府十二万、相州三万九千户以外，任何名州大郡，都不过几千至一二万户。所以虽然我们还找不到具体的史料依据足以得出当时南方的户口总数已超过北方这么一个论断，但作为估计，应该可以说不是毫无理由的。
襄、苏、洪、广等州的地理位置都处于交通要道，且为一地区的中心即“一都之会”，其所以在经历乱离之后能有那么多户口，当由于接纳了较多的北来移民之故。成都、泉州也有此可能。扬州在当时应该也是一个几万户的大州，但在今本《元和志》缺卷之中。这一时期的北人南迁浪潮还可能远达国境极南地区安南都护府的都会交州，元和户为二万七千，多过开元户二万五千，比北方的东都河南府一万八千余还多。
安史以后三四十年遭受战乱的地域虽然极为广泛，但内乱毕竟以安史之乱中反复争夺和藩镇割据乱事最频繁的河南、河北最剧烈，造成的破坏最严厉。见于《旧唐书·郭子仪传》的是东都“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至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见于《刘晏传》的是“东都残毁，百无一存。……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萧条凄惨，兽游鬼哭”。而外患则以不断遭受吐蕃攻掠的陇右和关内西北部受祸最酷。因此，在这一时期内掀起了永嘉以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北人南渡浪潮。
由于社会性质中唐时期已与两晋之际迥不相同，此时的北人南移只是大量的一家一户的流移，不再像四个多世纪前那样举族并率领部曲集体迁徙。所以这一次大移民并未引起设置侨州郡县，在《地理志》里难得见到这方面的明显记载；不过散在唐人文字中的记载，不在少数，多可与《元和志》中记载的诸州户数相印证。
在两《唐书·地理志》里唯一的一条移民记载，是很值得重视的，那是《旧唐书·地理志》荆州江陵府下说到在至德至上元（756—761）这段安史之乱时期内，有包括“两京衣冠”在内的大批中原人取道邓州、襄州一线连同“襄、邓百姓”，“尽投江、湘”，以致“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朝廷因而升荆州为江陵府，置为南都，官制一准长安、洛阳东西两京；并于府部内分江陵增置长宁一县；置荆南节度使，以旧相吕湮为尹，辖有江湘十七州，数年后才割湘域湖南别为一道，荆南专领沿江六郡南包澧、朗共八郡。说“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可能有点夸大，至少可以说明这八郡之地接纳北来移民为数甚多。可惜荆南一道在今本《元和志》阙卷之内，安史乱后这里的盛况，无法用户口数字予以证实。
《元和志》襄州户逾十万这一点颇值得注意。襄州应为两京中原士庶南渡的中继站，一方面有一部分旧百姓和中原人自此又南投江湘，一方面一定有许多中原人在南迁过程中到了这里便停留了下来，不然决不会使开元时的三万六千多户，增长到十万多户。
至德时中原人取道邓、襄南移者足迹应不限于元和时的荆南八州，“尽投江、湘”即不仅有一部分近止江浒，还有一部分远适湘资。故元和时的湖南道亦当为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北人南移浪潮所波及，唯较少于荆南。《元和志》中湖南一道七州，潭、衡、郴、道、邵五州皆在万户以上，其中道州多至二万八千户，超过开元旧数，正可以说明《旧唐志》“尽投江、湘”一语不是无根之谈。
安史乱后南渡中原士庶的最大容纳地是东南的两浙。浙西六州，元和时苏州户逾十万，超过开元很多；润、常、杭三州皆在五万以上，湖州逾四万，虽不及开元，也远远超过同时北方京兆、太原二府以外所有府州：很显然这里是北来移民麇集之所。所以李白在肃宗时撰《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有云：当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太白全集》卷六六）。此所谓东吴，当然不仅指苏州，应泛指包括金陵在内的全部江东吴地。梁肃《吴县令厅壁记》云：“自京口以南被于淛河，望县数十，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文苑英华》卷八〇五）此文虽为浙西最大的县吴县而作，惟谓南渡衣冠占到编户三分之一，则应指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南被浙江整个浙西地区而言。这两条唐人文字，正与《元和志》所载浙西户数之繁庶符合。
与浙西一江之隔的浙东，六朝以来习惯上即与浙西合称“吴会”（指吴郡、会稽郡），或称“三吴”（指吴郡、吴兴郡、会稽郡）。李白所谓“东吴”，亦当兼指浙西浙东。但在《元和志》里浙东只有婺州一州达四万八千户，此外连越州都只有二万户，全道人口密度远不及浙西。这恐怕是由于在元和以前的贞元十四五年（798—799）时，浙东曾遭受明州镇将栗锽联合山越作乱，攻陷若干州县之故。因此明州只有四千户。
荆湖、两浙、江西，应为安史乱后北人南渡三个主要接纳移民区。此外，剑南的成都平原，福建和岭南的港口城市泉州、广州、交州，也可能有较少量的中原移民。因而这几州在《元和志》里都是比较突出的大州，尤以广州为甚。《五代史记·南汉世家》说：“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所指当以唐之季世为主，但也不能排除其中一部分在安史乱后即已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