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原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海，1986年1月6—10日）上的讲话，刊于《复旦学报》1986年第2期，收入《长水集续编》，本次选编略有删节。
大约从1910年代中期五四运动前夕起，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持续达十多年之久的关于中西文化（或作东西文化）比较的论争，比较两种文化的差异，阐述其特点，并评议其高下优劣。这场论争名为中西或东西文化的比较，实质上并没有比较中西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只是比较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就是说，主要不是中西或东西的对比，而是封建社会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对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这种讨论逐步引导人们注意到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性质，因而到了1920年代后期，中西文化的讨论随即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所取代。整个中国学术界不谈中西文化比较差不多已有六十年之久。解放前，大学里都还开有“中国文化史”一课，解放后，连这门课也撤销了。在中国通史、断代史课中，一般也都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而忽视文化。这对于正确、透彻地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当然都是不利的。近几年来，风气有所转变，又有人谈论、探索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中西文化的比较了，本次讨论会也以此为主题，这是很可喜的。
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再来讨论中西文化（东西文化）比较，首先对中国文化、中西文化或东西文化这几个词义的认识应该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确一些，紧密一些：
1．无论是评议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应该包括其全部文化发展过程，“中国文化”不应专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应专指其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最好能将双方全部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对比，不能的话，也该以双方的相同发展阶段进行对比。这要比过去那种以不同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合理得多，有意义得多。
2．中国文化不等于全部东方文化，西欧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将中国和西欧文化的对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较，更不能视同东西文化的对比。
3．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严格地说，在采用“中国文化”这个词时，理应包括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于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整个历史时期汉族文化较其他各族为先进，所以通常都将“中国文化”作为汉族文化的代名词，这等于是习称汉文为中文，汉语为中国话一样，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犹如讲中国通史不应局限于中原王朝的历史一样，今后我们开展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讨论，或编写一部中国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问，专讲汉族文化。
4．姑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汉族文化几千年来是在不断演变中的，各个不同时代各有其不同体貌，也不能认为古往今来或整个封建时代一成不变。中国文化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不能不问时代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5．姑以“中国文化”专指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有时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个王朝疆域看成是一个相同的文化区。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论中国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学说，就是纲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这么说。儒学孔教从来没有为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来改信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萨满教，后来也信了喇嘛教；维吾尔族在蒙古高原时本信摩尼教，西迁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东逐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有少数民族都各有其独特的信仰与文化，只有少数上层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么能不能说儒学、礼教是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历代中原王朝境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这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本文想专就历代中原王朝范围内的文化简略陈述一下两方面的差异，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国文化的同志们的注意。
一、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
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这几乎是读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识，本用不着我在此辞赘，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陈一下：
1．上古姑置不论。自孔子以后，经战国、秦到西汉初期，儒家学说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战国是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时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时又盛行阴阳神仙之术，汉初则以黄老为显学。
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两汉号称为儒家的经学极盛时期。但经学大师董仲舒、刘向所宣扬的实际上是以阴阳五行附会儒术的一套，大谈其天人相应、祸福休咎、灾异，与孔孟以仁政、礼教为核心的学说已大异其趣。至西汉末乃发展为虚妄荒诞的谶纬之学。一般儒生治经专重章句，支离破碎，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所以两汉经学根本谈不上弘扬了儒家思想。当时人们头脑中的主导思想是鬼神、符瑞、图谶。王充在其《论衡》里痛诋这一套世俗虚妄之言，读其书者颇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处江东的会稽人，《论衡》这部书是直到汉末建安中才由会稽太守王朗带到中原的许都后才得到传播的，所以王充其人、《论衡》其书，对东汉的思想文化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3．魏晋时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学，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并用老庄来解释儒家的经典《周易》，使之玄学化，《老》《庄》《易》遂并称三玄。既而发展到嵇康、阮籍“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时佛教已初步得到传播，道教开始形成。儒家经典尽管仍为京师及地方各级学校里的必修课目，但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释、道、玄的势力已压倒了儒家的礼教。
4．到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佛道大行。梁时单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于僧尼不登户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梁武帝、陈武帝、陈后主，都曾舍身佛寺为奴，由群臣出钱赎回。北魏孝文帝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东西魏、北齐周对峙时期，两国僧尼总数达三百万左右，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谦之的天师道后，后此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坛受符箓。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琅邪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师道。儒家的经学在南朝的国学中“时或开置”，“文具而已”，“成业盖寡”。北朝在北魏盛时重视学校与经学过于南朝，至孝昌以后，“四方校学，所存无几”。北齐时国学“徒有虚名”，“生徒数十人耳”。儒学在这个时期显然已极度衰微。
5．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到执思想界之牛耳，一时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儒学亦称昌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一次经学注疏的大结集，举世传习，历久不衰。统治者三教并重，一统政权并不要求思想统一。民间信仰则趋向于佛道。
6．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淛所撰《五杂组》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吾未之见也。（卷一三事部）
可见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北京是当时的首都，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按理说，北京、苏州两地的风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礼教，总该相去不远，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长安有谚语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姑苏：“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卷三地部）
在这两个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里，谢氏似乎并没有闻到一点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周孔之教的气息。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无论是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千弟子以来的两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理学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社会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于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总的说来，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杂组》里有一条对这种情况说得极为精彩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卷一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负盛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个堪舆迷。他在江苏做官，在镇江找到了一块“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迁葬过来。我们怎么能说“五四”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中国文化的地区差异
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们，对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在此我举几个朝代为例，简要指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
1．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刘向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的篇末。根据此项资料，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此外各地区全都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习俗。例如三辅地区“世家”之外的情况是：
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六郡（今甘肃东部、宁夏、陕北）则“不耻寇盗”。蜀士以文辞显于世，但“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以上为秦地。
中原的河内则“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之人“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郑地“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陈地“其俗巫鬼”。南阳“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宋地虽“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沛、楚“急疾颛己”，山阳“好为奸盗”。
河北的赵、中山则“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钟、代、石、北“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燕地则还保留着战国以来“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之俗。
楚之江南则“信巫鬼，重淫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较而言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仪之邦。
2．《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
九州之中，兖、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东和河南河北与山东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苏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东部）被肯定为教化最良好的地区。兖州五郡“有周孔遗风。……多好儒学，性质直怀义”。徐州四郡“贱商贾，务稼穑，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归于俭约”；但齐郡（今济南）“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东莱“人尤朴鲁，故特少文义”，是其缺失。
尚儒风气次于兖、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东西南一部分、陕南东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为“好尚稼穑，重于礼文”，独帝都所在的河南（今洛阳）则被讥为“尚商贾，机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今河南黄河以北的河内、汲二郡“风俗颇移，皆向于礼”，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间的魏郡、清河则被讥为“浮巧成俗”，“轻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为“重农桑，性尤朴直，盖少轻诈”，惟“伤于俭啬，其俗刚强”；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东北五郡和河北北部东至辽西六郡“连接边郡”，其人“勇侠”，风教异于内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黄河下游两岸即所谓关东地区（编者按：指函谷关和太行山以东）。
自关以西的雍州，即基本为儒家声教所不及。长安附近关中平原三郡，风气很坏：“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三辅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较淳朴，“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自此以北缘边九郡（今陕北，宁夏至河套）及河西诸郡则“地接边荒，多尚武节”。
秦岭以南长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颇慕文学，时有斐然”，“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然“多溺于逸乐”，“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汉中与巴地则“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崇重道数，犹有张鲁之风”。汉中以西、蜀郡以北诸郡则“连杂氐羌，人尤劲悍；性多质直，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于书计非其长矣”。
长江中游的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丧葬之节，颇同于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阳“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
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扬州地区比梁州、荆州更为广大，东北起今苏皖鄂豫的淮南，中间为长江以南的今苏、皖、沪、浙、闽诸省市，南至五岭以南的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誉为“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江南岭北十八郡则大抵“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又分为二区：“吴中”七郡（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带，南包浙江宁、绍、金、衢）“君子尚礼，庸庶敦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评价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旧严、徽二府，浙南之旧温、处、台三府）风教皆不及“吴中”，尽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妇女“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丈夫举孝廉即逐前妻，庐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蛊害人的恶习。五岭以南十九郡风气更差，“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而俚僚则既“质直尚信”，又“重贿轻死，唯富为雄”，“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俗好相杀，多构仇怨”。
总括《隋书·地理志》所载，当时被誉为尊儒重礼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荆扬十七郡共三十八郡，仅占全国一百九十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这三十八郡中，也还夹杂着不少违反儒教的风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区（按郡数计），则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响。中原经济发达地区则机巧轻狡，侈靡成俗；边郡则失之于刚强劲悍；南方梁、荆、扬三州则普遍信鬼神，好淫祀。长江流域尊儒重礼的郡数已接近中原，这当然是永嘉乱后中原士族南迁的结果。
3．《通典·州郡典》载天宝年间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贡》九州分区记叙，州末各记上一段风俗。据此，其时：
冀州的山东（今河北）“尚儒”，“仗气任侠”，而邺郡（今河南安阳附近冀豫接壤一带）“浮巧成俗”；山西人勤俭，而河东（今晋西南）“特多儒者”；并州（今山西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艺”。兖州（今冀东南、鲁西）“人情朴厚，俗有儒学”。青州（今山东济南以东）“亦有文学”。徐州（今鲁南、苏皖淮北）“自五胡乱华……数百年中，无复讲诵，况今去圣久远，人情迁荡”，但又说“徐、兖其俗略同”。豫州只说“周人善贾，趋利纤啬”，而不及他郡。中原这几州儒学的声势，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载，大致并没有什么进展，惟山东、河东多世族，故独擅儒术。
关中的雍州京辅因“五方错杂，风俗不一……称为难理”；其西北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节”；“其余郡县，习俗如旧”。
长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地“学者比齐鲁”。下游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如旧，而江东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中游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
五岭以南于九州外别为一区，“人杂夷僚，不知教义，以富为雄”，“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其性轻悍，易兴逆节”。
总的说来，盛唐时代的儒学兴盛地区，北方则山东、兖州，南方则吴中，略如隋旧；唯以蜀土比齐鲁，可能比隋代有所发展。
4．《宋史·地理志》将崇宁时的二十四路合并为十二区，区末各有一段论风俗，较《汉志》《隋志》更为简略，兹参以《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所载，略述如下：
中原诸路中，京东“专经之士为多”，河北“多专经术”，京西洛邑“多衣冠旧族”，文教称盛。京东二路大率“皆朴鲁纯直”，“重礼义，勤耕纴”；惟兖济“山泽险迥，盗或隐聚”，登莱高密“民性愎戾而好讼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质厚少文”，“气勇尚义，号为强忮”。此外河东则“刚悍而朴直”，“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陕西二路“慕农桑、好稼穑”，“夸尚气势，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者好斗轻死”；惟蒲、解本隶河东，“俗颇纯厚”；“被边之地……其人劲悍而质木”；“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故其俗稍变”。
南方的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四路是当时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尤以福建为最，“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但这几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两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江南、福建皆“多田讼”。此外则淮南二路“人性轻扬”。荆湖南路“好讼者亦多”，北路“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川峡四路“民勤耕作……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尚奢靡，性轻扬”；“庠塾聚学者众”，文士辈出，而“亲在多别籍异财”。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广南二路“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人病不呼医服药”。
这里有值得注意的两点：一、两宋是理学最昌盛的时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讲诵”当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记载里竟概未涉及。当然，京东、河北、两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学”“经学”，不可能完全与理学无涉。要之，由此可见，即使在宋代，理学怕也未必已为读书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两浙、江南、福建，同时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区，可见宋代的儒家尽管已“冶三教于一炉”，但至少在民间，佛道的权威显然还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载风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中，《元统志》今残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统志》《清统志》所载风俗一般仅钞录前代旧志陈言，不反映当代情况。所以中国文化在这六百多年中的地区差别并无现成资料可资利用，现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杂采诸书零星材料，略事阐述。据清人黄大华所辑《明宰辅考略》，自永乐初至崇祯末，历任内阁大学士共163人。兹按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这163人的籍贯如下（内一人待考）：
南直27（今江苏20，安徽5，上海3） 浙江26
江西22 福建11 北直17（今河北长城以内）
山东13 河南11 山西5
陕西2（今陕西2，甘、青、宁无）
湖广12（今湖北8，湖南4）
四川9 广东5 广西2 贵州0 云南0
明制内阁大学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这张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区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75人，占全国总数45%；加福建省共得86人，四省占总数53%，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又以相当于今苏南、上海的五府得19人，浙江的嘉、湖、宁、绍四府得20人，江西吉安一府得10人，福建泉州一府得5人，尤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四省合46人，占总数28%。此外陕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共得30人，占18%。其中陕西2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广西2人都是地接湖广、省会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贵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西北的陕西当今陕、甘、青、宁四省区之地只出2人，西南的广西和云贵三省也只出2人。
致位宰辅必须经由科举，应科举必须读儒家的经典；但当时的儒学代表人物不是位极人臣的大学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义名节自励，讲求修、齐、治、平之道的理学家。《明史》将一代著名理学家除少数几个有事功列于专传者外，编次为《儒林传》二卷，共著录115人。兹表列这115人的籍贯如下：
江西35 浙江26 南直18 福建9
陕西7 河南6 山东5 山西1
广东5 湖广2 四川1 广西0
云南0 贵州0 北直0
东南四省占了全国总数76.5%，北方四省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广西、云、贵三省无人外，奇怪的是，畿辅之地北直竟亦无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总的分布形势基本与宰辅相同，而荣枯之差更大。这应该是由于宰辅出自科举，科举各省有定额，故分布面比较广，比较平衡，而理学的授受传播则自应由近而远，僻远处更难为传播所及。可见科举和儒术虽然是两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当时文化盛衰的地区差异。
《明史·文苑传》四卷，共著录225人，其籍贯分省统计如下：
南直99 浙江46 福建16 江西10
陕西4 河南14 山东7 山西1
广东10 湖广10 四川5 广西0
云南0 贵州0 北直3
编者按：《文苑传》一节原文缺，由葛剑雄据上节体例补。
东南四省亦占76%，其中南直与浙江即占64%；北方四省仅占11%，广西、云南、贵州还是无人。
清初李培将此书辑入《灰画集》，序中只提到此书为张文升所藏，不著撰人姓名。
多出卿相、名儒、文人学士的地区，一般当然就是儒术礼教最昌盛的地区。如上表，《明史·儒林传》中的人物以江西为最多，这是与明人著作《文武库》 中所记江西风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饶州、广信、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赞许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比屋弦诵”，“尚礼崇德”，“力学知廉耻”，等等。万历中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备载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术，独称“江右讲学之盛，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卷四）。但江右风俗悖于礼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则“少壮者多不务穑事，出营四方，至弃妻子而礼俗日坏，奸宄间出”（《文武库》）。其外出又不是经营正经工商业，往往用堪舆星相等术数，赖潭天悬河的辩才以骗取钱财（《广志绎》卷四）。各府则南昌“薄义而喜争”，建昌“性悍好争讼”，瑞州“乐斗轻死，尊巫淫祀”，赣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轻生致死”，南安“多讼”（《文武库》）。
浙江出宰辅仅次于南直，理学之盛仅次于江西，而绍兴一府科名儒学之盛，又甲于浙江。然为顾亭林詈为“天下之大害”，“百万虎狼”（《郡县论》），窟穴于自京师各部至各级地方衙门的胥吏，正是浙江的绍兴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扬州三处。成书于万历晚期的谢肇淛《五杂组》，痛诋苏州人的儇巧，已见上文。南京则以秦淮烟月、旧院名妓著称（《广志绎》卷二）。而扬州人多以买童女经过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专业教养后以厚直出售为业，俗称“养瘦马”，以致“广陵之姬”，成为名闻四方的名产，达官巨贾，“欲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且业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门，必蓄数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数十人”（《广志绎》卷一、《五杂组》卷七、《野获编》卷二三）。三处如此，则南直风尚之多弊可见。
南宋朱熹家居建阳，一生活动长期皆在闽中，故世称其学为“闽学”，其影响直到明代还很深。建宁、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邹鲁”之称（《灰画集》引《方舆胜略》）。谢肇淛是福州长乐人，自诩“吾邑长乐，虽海滨椎鲁，而士夫礼法甲于他郡。……市者不饰价，男女别于途，不淫不盗，不嚣讼，不逋赋”。但谢氏又承认“今之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以闽广为甚。闽中富贵之家，妇人女子，其敬信崇奉，无异天神”。“惑于地理者，惟吾闽中为甚”。“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请邪神”。福州又往往“乘初丧而婚娶，谓之乘凶”（《五杂组》）。丘濬又指出“溺子之俗，闽之建剑为甚”（《大学衍义补》）。而闽广人好男色，尤甚于他处，沈德符曾极言之，谓以“契兄弟”比之于伉俪，甚者又有壮夫娶韶秀少年，与讲衾裯之好，称“契父子”。（《野获编补遗》）如此种种恶俗在福建的广泛流行，可见所谓“小邹鲁”，所谓“最讲礼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闭目塞听所作的自我吹嘘而已。
封建文化最发达的东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学的要求澄清社会风尚，其他地区当然更谈不上了。看来山东的“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河南的风俗有“淳厚质直”之誉，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贫而导致的，与儒学的教化未必有多少关系。所以山东、河南皆多盗，“宛、洛、淮、汝、睢、陈、汴、卫”一带，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这一类违反礼教的陋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赌尽势必盗，故盗益多”。（《广志绎》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广西、云贵等地民夷杂处，诸夷仍其旧俗，华人什九皆各卫所的戍卒，其不谐于名教更可想见。
三、中国文化的共同性
综上所述，可见姑且不讲全中国，即使专讲秦汉以来的历代中原王朝，专讲汉族地区，两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两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犹如基督教之于欧洲诸国，伊斯兰教之于穆斯林国家那样。各时代风俗习尚的地区差异，更充分说明了好儒尚礼的地区一般只占王朝版图的一小部分，很难到得了一半。而在这小部分地区内，即使能做到“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支配人们精神世界的，却仍不可能是纯正的孔孟思想，不杂二氏之说，不信鬼神。他们的行为准则，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
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数学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虽然很粗疏，很浅薄，若能因而引起一些同志们的注意，稍稍改变一下过去那种中国文化长期不变、全国统一的看法，则不胜幸甚！
我强调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不等于我否定中国文化有它的共同性。共同性和差异性是辩证地同时存在的。中国毕竟是一个长期统一的国家，汉族毕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具有强烈的共同意识的民族，不可能没有文化的共同性。什么是不因时而变、因地而变的共同的中国文化呢？这个问题不包括在我今天的讲题之内，本可以不讲。不过凡是热情参加中国文化的讨论的同志们，大概没有一人不是在迫切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的。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何在？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的前途的关键问题。
我以为中国在一个国家里，汉族在一个民族里，一贯对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许共存共荣的态度，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因此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并存，进一步又互相渗透，同时又能接受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因此，中国（汉族地区）尽管发生过三武之厄，佛教皆不久即复兴；尽管在朝廷上发生过几次佛道之争，却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即使最高统治者皇帝非常虔诚地信仰某一种宗教，却从没有强迫过他统治下的任何一民族一地区的人民改变信仰。尽管有一些和尚道士受到统治者备极尊崇的礼遇，也曾参与治政，却从没有搞过政教合一。这种早已形成、长期坚持的兼收并蓄的文化开放传统，使整部中国史只能出现政治上的封建集权大一统，任何时期都做不到思想文化的统一。秦始皇不能，汉武帝不能，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也不可能。这些帝王不是不想做，但做不到。秦汉一统王朝做不到，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专制政权的衰落，使思想文化更得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分裂时期，在学术思想上、文学艺术上的活跃与进步，远远超过秦汉。隋唐以一统王朝而能在文化发展上取得丰硕的成果，那是由于输入、吸收、融合了多种周围各族各国的文化之故。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继续发展，汉族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繁衍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对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政治上以专制著称，但从来并不严格限制其臣民的思想文化倾向与宗教信仰。范缜坚持他的神灭论，虔诚的佛教徒萧子良、萧衍以帝王之尊，无可奈何他。就是到了君主专制发展到最高度的明清时代，统治者也只要求应试的士子在试卷上必须按经义代圣贤立言，却并不管你所信仰的到底是圣贤还是神仙，是周公、孔子、孟子、程、朱，还是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或安拉真主。我认为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主要优良传统。今后我们必须继续遵循这条道路去推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健全地向前发展。
当前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理所当然，在文化上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政策。文化上的对外开放，就是大胆地接受吸收外国的优良文化；对内搞活，就是真正地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