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由两篇文章合并而成：1．《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原载《文物》1975年第2期，后收入《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2．《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原载《文物》1975年第6期，后收入《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二文均收入《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本次选编将二文合并为第六讲，并拟了新标题，略有删节。
见于记载的我国古地图，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西周初年周、召二公营建洛邑时画的洛邑城址附近地形图。春秋战国以后，历代官私制作的各种地图，为史籍称引所及者，更不可胜数。但是，由于地图的摹绘要比书籍的传抄困难得多，古地图流传存世的机会远比古籍为少，所有北宋以前的地图，早已全部失传。长期以来传世的我国的古地图，最早的只有保存在西安碑林中的两幅石刻图，即伪齐刘豫阜昌七年（1136）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去今不过八百多年。现在这两幅地图既然是出土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下葬的马王堆三号墓中的，其制作年代去今已二千一百多年，比西安碑林中那两幅石刻图早了一千三百年。单凭这一点，已可见这两幅图的无比珍贵了，何况图的内容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制图学史和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资料！
这两幅地图中的一幅，画有山、水、居民点和道路等，相当于现代的地形图，大约就是汉代通常所谓舆地图。另一幅除同样包括这些要素而采用不同的画法外，又画有某某军某某军的驻所，可姑名之为驻军图。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舆地图。
一、古地图碎片的拼接复原
先得简单谈一谈这幅图的复原过程。
原图被折叠成多层长方形，收藏在三号墓椁室东边厢的漆奁里，出土时已腐烂破碎得像一块豆腐渣一样。各层的折边部分全已断裂，彼此不相连接。经故宫修裱工人师傅精心操作，在一层层揭开后将碎块一一予以粘连，才裱糊成为三十二张帛片。每张帛片宽二十四、长十二厘米左右。我们所据以做复原工作的是比原物缩小一半的三十二张照片。
由于这幅图所用的帛很薄，而画图的墨色很浓，经折叠压紧后，各层之间墨迹彼此渗染，同一线条、符号可以在三四片上乃至十多片上重复出现。墨色虽有深浅之别，但有时差别很小，很难辨别，这一方面为我们的复原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却是衡量我们拼接工作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
在有关单位的通力协作之下，经过试用各种方法拼接，终于突破重重难关，拼成了一整幅图。横四片一排，共四十八厘米，纵八片一排，也是四十八厘米。原图比照片大一倍，是一幅纵横各九十六厘米的正方形图。在照片拼接图的基础上，删去各片上由他片渗透过来的墨痕，将能够辨认的线条、符号、注记尽量一一摹绘下来，并将山川的破损部分凡可以根据形势接起来的用虚线接上，就出现了一幅复原图。
图6-1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形图复原图
（《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
二、绘制水准
《周礼·地官司徒》：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
《管子·地图篇》：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 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周礼》和《管子》大致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据上引二书所载，则战国时代地图的绘制，应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和《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讲到刘邦初入咸阳，萧何即收其律令图书藏之，刘邦因而得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这一段记载，是相符合的。但西晋初年裴秀在其所撰《禹贡地域图》的序里却又这么说：
今秘书院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
裴秀对汉代地图的评价很差。按常理汉代的地图不应比秦以前的差，那么究竟是《周礼》《管子》的话对，还是裴秀的话对？过去我们看不到宋以前的地图实物，总认为我们所看到的南宋以后的地图水平还不很高，那么千年以前的汉代和千数百年以前的先秦的地图，当然只能更差，裴秀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周礼》《管子》的话未免有些夸张失实。
当我们把马王堆三号汉墓这幅图复原出来之后，才知道我们先前的想法并不正确，至少不完全正确。图中已经有了统一的图例：居民点采用两种符号，县治用方框表示，乡、里用圆框表示。细而均匀的线表示道路。粗细不等而有弯曲的线表示水道。山脉一般勾出逶迤转曲的两麓，中间加画横细线；遇大山则按山体勾出其盘亘范围，中间细线画成层层重叠状。居民点的注记都在符号（即方框或圆框）之内。水道的注记多数都在下游将近与他水会合处，有些重要水道并在发源处加注“某水源”，少数也有注在发源处的。道路和山脉都没有注记。
拿这种画法和传世的南宋以后古地图相比，显然决不能说处处赶不上后者，有些地方还要比后者强些。
山脉的画法特别值得赞赏。这种画法接近于现代的等高线法，要比宋以后直到明、清经常被采用的人字形画法或山水画中的峰峦那样的画法都强得多。居民点符号用方圆区别政区的等级，也一直沿用到近几十年前。地名注在符号即方圆框之内，只要能够容纳得下，那就不比近代地图注在符号旁边坏。特别是在居民点稠密处，注在符号内不会造成误读，显然比注在旁边强。居民点注记加方圆框而水道注记不加框，比之于阜昌《华夷图》和《禹迹图》不分府州县山川一概只注记不用符号，南宋黄裳《地理图》凡有注记一概加框，不能不说是后出的宋图反而不如这幅汉初的图。
水道注记有一定的位置，更是一个显著的优点，近代地图一般都未能办到这一点。道路除特殊情况外，本用不着标名。唯有山脉不标名这一点，是这幅图在图例方面一个重要缺点。可能有些山当时还没有名称，但已经命名的应占多数。图中竟连名见于《楚辞》《山海经》相传为舜陵所在的九疑山也不标名，这是很不应该的。
九疑山南画着九条柱状物，柱后画有建筑物，旁注“帝舜”二字。据《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这座建筑物当即舜庙，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将著名建筑物夸大地画在地图上，这是古今地图惯用的手法，并不足怪。
三、详确程度
关于图的详确程度，全图应划分为三大区，其中二大区又应各分为二小区，各区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1．主区
深水流域的营浦全县、舂陵南半县、炩道中西部大半县、龁道西半县，是这幅图的主区。三号墓随葬器物中有弓矢剑戈矛等兵器，墓主人利仓之子当系长沙国的一员将领，这一区域很可能就是他生前的驻防区域。在此区域之内所有山川聚落都是他本人或他的部下亲身经历过的，这部分的图应是根据实地考察所得绘制成的，所以画得最详细也最精确。居民点除县治外，还画了乡里。遗憾的是没有画出政区界线，长沙国界和县界都没有画。山脉如九疑山周旋盘亘数百里，图的北端是《水经注》所谓营阳峡，两岸山势紧逼深水两岸，画得都十分醒目而逼真。水道的曲折流向，基本上，甚或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今地图。可惜的是有许多乡里名和水道名已漫灭不可辨认。
水道画得是否准确，最足以说明地图的精密程度。下面试以图中这一区域内的水道与今地图相比勘：
图中深水自九疑山舜庙前南流一段，顺水流方向注作“深水原”，即今深水；折而西流、西北流、北流，今称沱水；自今道县东北受潇水后，今称潇水。
深水南流有水自九疑山东侧南流西折来会，今图或作后河，或作沱水，或作消水源。
自此以下深水南岸支流第一水今称乌龙江，江有二源，合口今称两河口。
第二水即今安宁河，流经禾洞、大塘，西北至码市入沱。
第三水的东源，今名宜迁水；西源今名辇江；又有一小水北流至今小锡入西源。东西二源合流后又东北流，亦至码市入沱。
第四水今名贝江，一作背江，北流至贝江镇入沱。
第五水注作参水，即今冯水，一作岭东河，北流至水口镇入沱，今江华瑶族自治县驻此。
第六水今名花江，东北流至花江镇入沱。
第七水即今流经岐山脚至沱江镇入沱一水，形似镰刀，极为精确。
第八水注作临水，今图作萌渚水或作西河；因又称水口以上的沱水为东河。东西河会流处的沱江镇即1955年以前的江华县治。
自此以下深水呈一以北流为主向的曲折形，至东北流折向西北流处，西岸注有水名，上一字字迹模糊，根据上游水边有“深水原”字，此字当是深字。但按图例深水二字理应注在此水下游流经营阳峡处，似不应注在这里，可能是因为深平为驻防地，深水是防区内的主要水道，故在深平附近明显处特别予以表示。
此处东岸有垒水自东来会，今名泡水。水有二源，大小略相等。两源会合处已破碎，不知有无注记。今以东源为泡水上游，称西源为东江。
深水西北流，西岸有一水发源都庞岭东北流来会，注记“水”上一字右半为阝，左半不可辨，即今掩水，一作永明河。 水南岸下游一支流，疑即今图发源铜山西北北流入掩一水，上游一支流即今瀑带水。瀑带水东岸有一大支流名马河，近图或称瀑带水合马河以下为马河。
濂溪水本为今道县城西二十里自南北流入营水一小水名，把营水全流目为濂溪水是错误的。
深水又北流，营水发源都庞岭东流来会，即今营水，有些图上标作濂溪水 。
深、营会合后，折而东流，经营浦县治南，折而北流，又东北有一水发源都庞岭东流来会。下流水口应有注记，但已破灭。按垒水流域有一居民点名垒部。 水流域有一居民点名 部，此水中游有一居民点名侈部，则此水亦应名侈水，即今宜江。南岸有一大支流源出都庞岭东北流来会，即今中坪河。北岸一支流自北南流来会，即今坦溪。
深水又东北流， 水发源九疑山北麓西北流来会，即今潇水，一名九疑河。下游北岸一支流注记已磨损不可辨，即今仁泽水，一作仁水。其东有泠水发源九疑山支阜北流折西来会，即今泠水，一名巽水。泠水北岸有罗水自舂陵县西西南流来会，即今都溪水，一名西江河。
上述诸水的屈曲轮廓，大体都接近于今地图，有些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各水支流注入干流的次序，也都符合于实际情况。当然也有画得不很准确的。如辇江、贝江之间的距离应扩大；参水即今岭东河画得太短；花江画得太长；泡水、东江上游都应作西北流向等等。但这些毕竟都是小毛病，在近现代图中有时也在所难免。所以总的说来，这幅图的主区部分准确性很高，下这样一个结论，绝非过誉。
在这一区域内，大致是按十五万分之一至二十万分之一之间的比例尺绘制的。
上述情况足以证明：裴秀把汉代地图不加区别地一概说成是“不设分率”，“不考正准望”，“不备载名山大川”，“不精审，不可依据”，是不正确的。他之所以把汉代地图说得那么不像样，可能是由于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画得差的，没有看到过画得好的；也可能是他所说的专指汉代的全国总图，而总图由于范围太大，准确性当然要比小范围的图差；也有可能他是在故意贬低前人的成就，借以抬高他自己所画《禹贡地域图》的身价。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二章第三节。
总之，在未看到这幅图之前，我们是不免要误信裴秀的话，简单地认为汉代地图的制作都是“殊欠精当” 的，当然也很难想到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制图水平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尽管只限于一个较小的地区范围之内。
2．近邻区
深水流域的舂陵北半县、炩道县东部小半县和舂水上游的龁道东半县，以及南平县治一带，是这幅图的近邻甲区。都庞岭以西在今广西境内的桃阳、观阳二县，湘粤分水岭以南在今广东境内的桂阳县，是这幅图的近邻乙区。近邻区应已不在三号墓墓主人驻防范围之内，但仍在长沙国封域之内。所以仅仅画出县治和一些道路，不画乡里。
甲区与主区之间无大山大川之隔，制图者对这一带的地形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对舂陵、炩道、龁道、南平四个县治的位置还是画得很准确。只是水道已画得较差：缺画自炩道县治西流注入泠水之水；罗水即今都溪水，上游画得太短；舂水即今钟水，画得太直。
图6-2 马王堆三号汉墓舆地图主区及近邻区山川县治在今图上的位置
见于《水经·湘水注》的观阳县，系孙吴所置，未必即汉初故治。且《湘水注》只说观水西北径观阳县西，亦无从推定其准确方位。
乙区与主区之间隔着都庞岭和湘粤间的分水岭，作图者对它了解更差，因此，桃阳、观阳二县境内水道完全不画，桂阳境内画了一条发源县北流经县西的水，应即《汉书·地理志》桂阳县下的洭水，今名连江。可是连江本东南流注入北江，图中错画成西南流。县治的位置也画得误差较大：桃阳即《汉书·地理志》洮阳，故城在今全州县西北三十五里，图中偏南约达32′；桂阳故城即今连县治，图中偏东约10′。观阳故治因不见记载 ，无从考核。
3．远邻区
帛片图幅的号码是根据故宫的原编号。
图幅西南部10、21、18和南部26至29、2至5共十一片所包括的地区 ，是远邻区。这个地区已超出长沙国封域之外，属于秦末以来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的辖境。因此这部分图的内容既不画乡里，也不画县治，这么大的地区只注上了“封中”一个地名，海岸不画曲线而画成一个半月形，水道全无注记，且极其粗讹，山脉道路完全不画，其详细程度又不及近邻区，精确程度更谈不上。裴秀所谓“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如果用以评价图中的这一部分，倒是相当合适的。
不过同在这一部分里，又该分为甲乙两区。甲区是靠北接近主区的那几片，这上面的水道，如10片上的指今掩水上游，21片上的指瀑带水上游，自21片东流经26片至29片的应指富川江，自18片南流至29片与富川江相会的应指流经莲塘一水，28片上自东北角向西南流一水，可能指大宁河；尽管掩水、瀑带水上游并没有伸展得这么远，富川江、莲塘水的会口东去大宁河的实际距离要比图中所画的近得多，大宁河上源与连县城下的水并接不起来，画得误差很大，但毕竟还是有所指的。乙区是靠南近海那几片，这里离主区更远，制图者想必是除了知道有几条水南注大海以外什么都不知道，那就难怪会画得简直不知所指了。
在一幅图中主区详密而邻区疏略，近处精确而远处粗讹，这是在单凭制图者亲身经历所获得的地理知识，而没有邻区远处的地理地图资料足资利用的条件之下，所绘制出来的地图的很自然的现象。这种现象屡见于传世的南宋以来晚清以前各种地图，毫不可怪。例如：阜昌石刻《华夷图》是根据著名的唐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制而成的，图中所画远处的自玉门关以西至葱岭地区，即远比近处的玉门关以东地区简略，比例尺缩小了约三倍。一直到清代中叶，除实测的内府舆图以外，仍有多种“中外一统舆图”将内地十八省画得占整个图幅的十之七八，边疆东三省、蒙、新、青、藏地区仅占十之一二，国外远至英吉利、美利坚，也仅占十之一二。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马王堆这幅图的第二部分即近邻区画得不很准确，第三部分即远邻区画得很不准确而低估它的价值。正确地评价这幅图的价值，应该以它的第一部分即主区为依据。上文业已阐明了图的这一部分的精确性是相当惊人的。由此可见，这幅图在我国制图学史上的地位是很突出的，它不仅是一幅截至今天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古的地图，同时又是一幅足以显示我国制图学早在两千多年前业已达到高度科学水平的地图。
这幅图上除线条、符号、注记外，绝无一句文字说明，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过去有人研究中国地图史，认为古代地图制作粗陋，单靠图表示不了应具的内容，必须附有相当数量的文字说明。这幅图的发现，根本推翻了这一臆说。
上面我们是拿这幅图来和现代最精确的图相比，那当然要差一些。要是拿这幅图来和采用现代测绘技术以前的旧图相比，那么就这幅图的主区部分而言，就绝不比任何图差。即如《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永州府图和以《内府舆图》为蓝本的《大清一统舆图》的这一部分，便都不及此图准确。
总上所述，可见这幅埋藏地下二千一百多年的地图的出土，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的时代是那么早，比以前传世的我国最早地图《华夷图》《禹迹图》早了一千三百多年，为地图学史提供了最早的实物资料，此其一。它的准确性是那么高，从而为我国地图学史增添了极为光辉的一页，使人们不至于再为裴秀的“汉氏舆图”“皆不精审”这一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法所迷惑，此其二。它的内容既准确又详细，我们得据以窥见西汉初年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概貌，从而解决若干历史地理上的问题，此其三。这三点都是很重要的，但本图的价值还不限于此，如注记用的字体，测绘的方法、技术及其所用的工具等，也都值得加以研究。
图6-3 《大清一统舆图》中与马王堆三号汉墓舆地图主区相关部分
四、这幅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下面谈谈这幅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
1．汉初长沙国的南界
1972年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发表后，因为墓主人是汉初的诸侯长沙国丞相轪侯利仓之妻，有几位同志撰文谈到长沙国的辖境，径以《汉书·地理志》所载长沙国所领的十三县来解释轪侯时代的长沙国辖境，这是不正确的。利仓官长沙丞相，封轪侯，时在西汉初高帝高后时代，即公元前二世纪初年，而《汉书·地理志》所载，则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2年的政区分划制度，前后相去约二百年，长沙国的辖境不可能没有变动。事实上文献记载里也有不少资料足以说明汉初长沙国和汉末长沙国之间的差别很大，大小迥不相伦。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合叙梁、楚、吴、淮南、长沙五个诸侯王国的疆域作“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
《汉书·诸侯王表》叙述高祖末年十个诸侯王国（同姓九国加上这个异姓国中唯一剩下来的长沙国）的疆域，讲到长沙国时，用的是“波汉之阳，亘九嶷”二语 。九嶷即《汉书·地理志》零陵郡营道县南的九疑山，而营道县又在零陵郡的南境，即此可知汉初的长沙国，包有《地理志》中的零陵郡。《地理志》也说明零陵郡置于武帝元鼎六年。《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在永州、道州下也说明秦属长沙郡，汉为长沙国，武帝分置零陵郡。
《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汉初长沙国南界的比较具体的资料。
传文讲到汉高帝时在赵佗割据之下的南越王国“与长沙接境”。又讲到高后时赵佗曾“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又讲到文帝赐赵佗书，书中说起赵佗曾对汉朝提出“请罢长沙两将军”（指驻在长沙国境内用以监视南越割据势力的两个将军）的要求，又说：“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得擅变焉。”可见从高帝历惠帝、高后到文帝，亦即吴芮及其子孙为王，利仓父子为将相时代的长沙国，一直是与南越接境的。清人周寿昌指出《汉书·地理志》里位于长沙国之南的桂阳、零陵二郡，其时“俱属长沙，未别置郡”（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周寿昌《汉书注补正》），是正确的。
那么《汉书·地理志》所说桂阳郡“高帝置”，《水经·耒水注》也说桂阳郡“汉高帝二年分长沙置”，又是怎么回事？
《观堂集林》卷十二《汉郡考》。三郡指长沙、桂阳、武陵。武陵郡，《汉志》亦作高帝置，王氏亦予以否定。王氏认为《汉志》中的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和长沙一国，同在汉初长沙国封域之内。
清人全祖望想必是看到了《南越列传》的记载，但又不敢说班《志》、郦《注》错了，只得说班《志》作“高帝置”不够详晰，当云：“高帝二年分长沙置，五年属长沙国。”（《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近人王国维才发觉《汉志》所称高帝置的二十六个郡国，“其真为高帝置者，曾不及三分之一”，因此他根本否定了桂阳郡置于高帝时的可信性。除取证于《南越列传》外，又据《汉书·贾谊传》所载谊在文帝时上疏提到“长沙才二万五千户”，指出二万五千户“势不能分置三郡” 。
今按：高帝二年，楚汉方相持于荥阳、京、索间，自此以东南，当时还不在高帝统辖范围之内，怎么可能分长沙为桂阳呢？《汉书·高祖纪》载五年二月初即帝位，诏“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吴芮为长沙王，中间明明并无桂阳一郡。可见全说显然不能成立，王说是正确的。当然，即使果如全说，这个桂阳郡也是长沙国的一部分，并不能动摇汉初长沙国南境与南越相接这一极为明确的史实。
长沙国缩小到基本上仅限于《汉志》所载那么大一块地方，那是景帝以后的事。《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所谓长沙“无南边郡”，就是说把原来长沙国的南部地区相当于《汉志》桂阳、零陵二郡之地，从长沙国划出，改为直属于汉朝的桂阳郡。
如上所述，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知道汉初的长沙国远比《汉志》里的长沙国为大，其南境基本上辖有《汉志》桂阳、零陵二郡。但我们只能说基本上，却不能说其南界与《汉志》桂阳、零陵二郡的南界完全一致，因为并没有什么资料足以证明这条界线没有变动过。因此，汉初长沙国南边的具体疆界，尚待进一步探讨。
洭，今本《史记》及《汉志》桂阳县下误作“汇”，据《说文》洭字及《水经·洭水篇》改。洭水一作湟水，见《水经·溱水注》，《汉书·南粤传》即作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湟溪关即得名于在湟水上。
“下横浦”，《汉书·武帝纪》作下浈水，这是说通过横浦关后循浈水顺流而下。
《南越列传》讲到赵佗在秦末开始搞割据时的第一步措施是：他以行南海尉事的名义，“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下文讲到武帝元鼎四年，令“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明年，汉发兵分道击南越，其中由路博德率领的一军即“出桂阳，下洭水” 。此外又有“出豫章，下横浦” 的，又有“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的。《史》《汉》所载有关汉初长沙与南越之间边界的资料，就是这几条。
横浦关即今大余县西南大庾岭上小梅关，见《通典·州郡典》《方舆纪要》。阳山关“在阳山县西北四十里茂溪口”，见《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茂溪口不见今图。唐宋阳山县治即今治，西北四十里约当在今阳山县与连县（今广东连州市）分界处稍南。湟溪关不见唐宋以前古地志。清人钱坫以为《汉志》南海郡中宿县下“有洭浦官”，官当作关，洭浦关即湟溪关（《新斠注地理志》卷十四）。据《水经·溱水篇》及《洭水篇》，洭浦关在洭水（今连江）与溱水（今武水及北江）交会处，当在今英德县（今广东英德市）西南连江口附近。杨守敬、王先谦、丁谦则以为在今连县西北湟水（连江）发源处（杨氏《前汉地理图》、王氏《汉书·南粤传补注》、丁氏《汉书两粤传地理考》）。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认为南越北界当略循五岭山脊，置关当在岭道要害处而作出的推断，非别有所据。
传文提到的豫章是郡名（郡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零陵是县名（故治在今广西兴安县东北；元鼎六年始置零陵郡，治泉陵）。桂阳则在汉代既有此郡名（治郴县，即今湖南郴州市苏仙区），又有此县名（治今广东连州市）。“屯桂阳”、“出桂阳”指的是郡还是县？这是一个首先要弄清楚的关键性问题。若是指郡，则湟溪关有可能在湟水发源处今粤湘边界上，汉初的长沙、南越之间的界线起湟溪关至横浦关这一段也有可能大致即以五岭山脉即今省界为界。阳山关在这一条线之南，便应是湟溪关后面的第二道关。若是指县，则县南的阳山关应是边关，湟溪关即不可能在这个县的西北，当然也不存在一条大致符合于五岭山脉的长沙、南越边界。单凭《南越列传》的记载，我们只能倾向于是县，因为桂阳县是南临洭水的，却不能断然排除有是郡的可能，因为汉兵从桂阳郡的其他地区出发，也未始不可以取道洭水南下。所以尽管《元和志》《寰宇记》都说连州在秦为长沙郡之南境，杨守敬等人都不予理会，竟把南越所据的湟溪关定位于连州西北。
这幅汉初长沙国深平防区图的出土，断然肯定了《南越列传》“出桂阳”指的是县。图上画的有桂阳县。按照本图幅的图例，凡南越境内的郡县一概不予注记，则桂阳县显然应在长沙国境内，这就证实了杨守敬等置湟溪关于湟水发源处是绝对错误的，汉初长沙、南越之间这一段疆界并不以五岭山脉为界。
桂阳县既在长沙境内，则桂阳县东南的阳山关，应在长沙、南越界上。湟溪关应从钱坫说，即《汉志》《水经》的洭浦关。但这个关远在阳山关东南二百余里，不可能也在界上。若在界上，则阳山关又不可能是南越的边关了。按元鼎五年汉兵一军“出桂阳，下洭水”，这是取道阳山关旁的水路。一军出豫章，逾横浦，下浈水，这是取道横浦关路。独不见有取道湟溪关的，即此亦可证阳山、横浦二关在界上，湟溪关不在界上。虽不在界上，但地当逾五岭出溱、洭二水南下的冲要，故赵佗在策划割据岭南时，有必要聚兵扼守此关。
从阳山关东至横浦关之间，据《元和志》有任嚣（赵佗之前的秦南海尉）城，在韶州乐昌县（今广东乐昌市）南五里，据《舆地纪胜》有赵佗城在韶州仁化县北九十里城口村（见今图，北去湘粤省界约六里），故汉初长沙、南越间边界，当在此二城稍北。任嚣城之北约当以今乐昌县（市）西北之乐昌峡为界。赵佗城之北当即以今省界为界。
按秦取楚江南地在始皇二十五年，此“三”字当作“五”。
汉初长沙国南界自阳山关以东至横浦关一段，文献资料不算很少，但我们在未见到这幅图之前，仍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易解决，已如上述。至于阳山关以西，则在文献资料中可考者唯有湘、漓发源处一点。据上引《南越列传》元鼎五年汉兵一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一条，可知零陵县应在当时桂阳郡境汉初长沙国境内。又据《元和志》桂州全义县（今广西兴安县）：“故越城在县西南五十里，汉高后时遣周灶击南越，赵佗据险为城，灶不能逾岭，即此也。”《舆地纪胜》静江府：“古秦城在兴安县西南四十里。”又引《桂林志》：“秦城，在兴安县，秦始皇二十三年筑以限越” ，则零陵西南的汉初长沙国南界，应在秦城与越城之间，亦即今兴安县西南四十余里处。秦始皇时所凿沟通湘、漓上源的灵渠，在今兴安县西，全长六十里，渠的大部分应在长沙郡境内，小部分在桂林郡境内。这是和《寰宇记》桂州兴安县下“昔秦命御史监禄自零陵凿渠至桂林”这一条记载相符合的。
从湘、漓发源处这一点东至阳山关之间的长沙南境边界的走向，绝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马王堆这幅图刚好可以补文献之不足。图中将深水南岸的支流一一画出，还在这些支流的两岸画了不少乡里，其中临水即今萌渚水的乡里，一直画到水源萌渚岭的山脚下。按图例，这些地区应该在深平防区之内，可见当时长沙国南境是直抵今湘粤间的分水岭。据《水经·湘水注》，冯水和萌渚水的上游都在苍梧郡冯乘县的辖境之内，这应该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割据势力以后改划的郡界，不是汉初的旧界。
作者自校：小梅关当为唐开元四年张九龄开大庾岭新道后所置关，唐以前旧关不应亦在此。附图上横浦关位置不知何据，亦非小梅关。
总上所述，我们把文献资料与这幅图中所显示的情况结合起来，可作一线西起秦汉零陵县西南，东南行穿灵渠，越海阳山、都庞岭，经图中□鄣约当今江永县治之南，循今湘桂省界折南折东，又东经连县南抵秦汉阳山关，折东北穿乐昌峡，折东循今湘粤、赣粤省界东至大庾岭上秦汉横浦关（即今小梅关 ），大概就是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的边界。它既不是以五岭为界，也不同于《汉书·地理志》里的桂阳、零陵二郡南界。
汉初这条两个诸侯王国之间的边界，应该是沿袭秦代的长沙郡与南海、桂林二郡之间的郡界而来的。因为赵佗乘秦末之乱起而割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他当然不会放弃任何原属于这三郡的土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南越列传》记载看来，他也并没有侵占原来属于长沙的土地，只是在高后时曾一度“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边界未尝因而有所改变。
图6-4 秦汉初长沙郡国南界示意图
那么秦王朝在划分郡界时为什么不按照自然区划以五岭为界，而要把五岭以南的一部分土地划归长沙呢？这绝不是无意识的。秦代的郡是一级行政区，全国只分成三四十个郡。有些郡的辖境可以大到相当于今天一个省，甚至还大于一个省。因此，在那些边远地区，若完全按大山大川来划分郡界，一旦天下有事，这些山川所形成的险阻，岂不正好为地方割据势力所利用？秦始皇、李斯等想必是有鉴于此，采用了“犬牙相入”的郡界划分法。在平定南越之后，便把岭南的桂阳一带划归了岭北的长沙郡。这无疑是一项有利于巩固统一、防止割据的重要措施。虽然后来赵佗乘秦末“豪杰畔秦相立”之机，凭借南海僻远，还是割据了南越三郡，可是由于他未能全有岭南之地，他的北边防线始终是不很坚固的。文帝时大概他曾经提出过希望把岭南的长沙郡境划归南越的要求，这就是文帝给他的信中所提到的所谓“欲定地犬牙相入者”。文帝说这是“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所以“朕不得擅变焉”。“介”，颜师古解作“隔也”，不妥。应作疆界、界划解，即《诗·周颂·思文》“无此疆尔介”之介，此处作动词用。“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意即这是高皇帝划给长沙的土地。实际划定者应为秦始皇，汉制是沿袭秦制而来的，不过汉文帝不便说前朝所划定的不可更改，因托之于高皇帝而已。
2．汉初长沙国西南边区的八个县治
编者按：据《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已改释为泠道。
这幅图在其主区和近邻区范围内画着八个县治：营浦、舂陵、炩道、南平、龁道、桃阳、观阳、桂阳，这是当时长沙国西南边区的一部分（可参阅图6-2《马王堆三号汉墓舆地图主区及近邻区山川县治在今图上的位置》）。其中营浦、炩道、桃阳三县见《汉志》零陵郡，南平、桂阳二县见《汉志》桂阳郡。但见于《汉志》只能说明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时有这几个县，不能说明这以前有没有。这幅图的出土，说明了这五个县最迟在汉文帝时代业已设置。炩道，《汉志》作泠道；桃阳，《汉志》作洮阳。可能是本作炩、桃，后改泠、洮；也可能是本作泠、洮，制图者有所忌讳而改用炩、桃。
此外舂陵、观阳、龁道三县，不见《汉志》。其中舂陵见《汉书·王子侯表》：武帝元朔五年，封长沙定王子买为舂陵侯。据《后汉纪·光武纪》及《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买封于泠道之舂陵乡。传至孙仁，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故《汉志》列舂陵侯国于南阳郡下。图中见舂陵，一方面证实了《后汉纪》《后汉书》所载舂陵侯国原在《汉志》零陵郡境内是正确的，一方面又校正了买初封于“泠道之舂陵乡”的错误。因为图上舂陵二字外加方框，这是县治的符号，可见舂陵在元朔以前早已是县，并不是泠道的一个乡。按《续汉书·郡国志》泠道下刘昭注补“有舂陵乡”。袁宏、范晔盖因舂陵侯国内徙南阳后，舂陵旧地改为隶属于泠道的一个乡，遂误认为元朔以前旧制也是如此。
观阳 历代各种地志皆从《宋书·州郡志》说作始置于孙吴。今既见于此图，可见汉初已有此县，西汉末年以前罢，孙吴系复置而非创置。但沈约对西汉郡县建置的知识也只限于《汉志》所载，汉初已有此县他是不可能知道的，故径作“吴立”。
龁道 不见于汉以来任何记载，包括各种地方志。若没有这幅图出土，谁也不可能发现九嶷山区二千一百年前曾经建立过这么一个县这一历史事实。
在图的主区范围内，《汉志》又有属于零陵郡的营道一县，不见此图。龁道县的罢废与营道县的增置，皆当在此图制作年代之后，平帝元始二年以前，确年无考。
由于图的主区部分画得很精确，近邻甲区也画得相当准确，因此，在这一范围内，图中的县治方位，往往可据以补正文献记载，或确定不同说法的是非。
营浦 据《水经·深水篇》和《湘水注》，只知道营浦县治在东北流的深水北岸，无从确定方位。据《元和志》《寰宇记》《方舆纪要》，汉县即唐宋以后道州，今道县治。《清一统志》引旧志则谓在州北营阳乡，地名大汉。两说歧异。而旧志所谓大汉，亦不知其确切方位。这幅图上将营浦县治画在营、深二水会合处的稍下游，深水折北流处的上游，由此可见，旧志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州北应作州东北。距今县里程虽无法确定，估计不会很远，因而《元和志》等书不予注意，径作古今同治。今县治东三里有一村落以东门为名，疑即古营浦城的东门，则古城约在今城东二里许。
炩道 《水经·湘水注》：泠水“出九疑山，北流径其县（指炩道）西南，县指泠溪以即名。”似县治应临近泠水。《寰宇记》更明确说“其县临泠道水为名”。《舆地纪胜》引《晏公类要》同。又据《旧唐书·地理志》《寰宇记》，古城在唐延唐县、宋宁远县即今宁远县治东南四十里。《寰宇记》另一条记载及《纪胜》引《晏公类要》又作“东四十里”，知正确方向应为东偏南。但泠水西去宁远不过二十余里，故治若确是临泠水，则不可能在今县东偏南四十里。可能就是由于传统说法有这一点矛盾，因此近代地方志上又另创故城在县东南三十里萧韶峰下之说，还说是“故址尚存”。1961年《湖南省志》即采用此说。究竟以何说为正，这幅图为我们解决了问题。炩道县治离泠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其方位正在今宁远县东偏南约四十里。可见《旧唐志》《寰宇记》所载的故城方位是正确的，而《寰宇记》《晏公类要》所谓县临泠道水则并不可靠。至于说什么东南三十里“故址尚存”，更可以断言是无稽之谈。
南平 《寰宇记》：蓝山县“本汉南平县也，今县东七里有南平故城存”。宋蓝山县治即今治。《舆地纪胜》作南平古城在蓝山县东五里，是由于计里大小不同，实同指今县东北七里“古城”。这种说法是和《水经·钟水篇》经注所载钟水流经南平县东至钟亭，漼水（即桂水）发源桂阳县（今广东连州市）北界山北流来会相符合的。钟水即今蓝山县城东钟水，漼水（桂水）即今发源湘粤界上北流至古城东十余里注入钟水的毛俊水。但近代地方志却别创汉县故城在今县东北五十里土桥墟附近一说，论据是土桥墟附近一带地属南平乡。《湖南省志》亦采用此说。此说本不能成立，因为明清时代的乡名，本未必袭自汉代的县名；且钟水自土桥墟以下，根本不存在一条发源于湘粤边界北流入钟的水道，又显与《水经》及郦《注》不合。这幅图里的南平县画在炩道县南偏东，相当于古城的位置，而不在正东土桥墟的位置，又为肯定古城说、否定土桥墟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舂陵 《水经·湘水注》只说都溪水（今西江河）径舂陵故城西，无从确定方位。唐宋以来《元和志》《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纪要》作在今宁远县北五十里，《清一统志》作在县西北，近代地方志包括《湖南省志》作在县北六十里柏家坪，杨守敬《水经注疏》作在县东北。今按：《汉志》桂阳郡耒阳：“舂山，舂水所出。”舂水上游即今新田河，则舂山即今宁远、新田界上之山，舂陵故城应在今舂水流域舂山东麓不远处，西南去宁远里距应从唐宋旧说为五十里。这幅图上的舂陵城很明显在今宁远县东北，宁远、新田界山东麓，可以证成此说，从而否定县西北及县北柏家坪等说。
今本《元和志》《寰宇记》作“奔巢水口”。据《清一统志》引旧志及光绪《湖南舆图》，宁远有源出九嶷山的巢水，北流会瀑水后又会莽水，知“奔”系“莽”之字误。莽巢水口在今县东南三十余里，其南正对九嶷山，与《汉志》及《续汉志》所载“营道，九疑山在南”符合。
主区和近邻甲区所画五县，四县都产生了补正文献记载、确定故城方位的作用，只有龁道一县，因为后代不存在这个县，当然不可能具有此种作用。从图上的方位看来，县治故址约当在今蓝山县南偏西大麻营的钟水东岸。这个龁道县在九嶷山的东麓，《汉志》营道县的故址则在九嶷山北麓的莽、巢二水会口，见《元和志》《寰宇记》 。又炩道县也距离九嶷山东北麓不远。汉承秦制，“凡县主蛮夷曰道”，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可见在西汉时代，九嶷山周围的少数民族地区，已在一统王朝所设置的郡县管辖之下。
在绘制这幅图以前的汉初三十余年间，承秦末战争之余，户口耗减，一般说来，增置县治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图中八县，我们有理由把它们看成都是秦代已经有了的县。这八县的地区在《汉志》时代只有六县，由此可见：
（1）前人认为秦代在《汉志》时代之前二百余年，各地区的县治设置应较少于《汉志》中所载。杨守敬在《嬴秦郡县图》的序文里，即曾以巴、蜀、汉中地区为例，推定秦县约比汉县少三分之一。这种说法是不一定可靠的。既然这幅图告诉了我们长沙郡的西南部分秦县可以反而比《汉志》的县多，其他地区应该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否定秦县的总数应少于汉县。
（2）长沙郡西南部分地处僻远，置县如此之多，可见秦王朝是很重视边地的经营管辖的。此点亦可在文献中得到印证。如始皇三十三年将河套地区从匈奴手中夺回后，即一下设置了三四十个县，见《史记·始皇本纪》及《匈奴列传》。又如燕地北边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在汉高祖时共有七十九县，见《绛侯周勃世家》。高祖时的县数当然更该就是秦的县数。而《汉志》此五郡合计仅得七十五县，秦县反比汉县多四县。或疑《世家》所载渔阳二十二县应为十二县之误，因为渔阳在《汉志》里只有十二县。即使果属如此，秦县亦仅比汉县少六县，不到十分之一。
（3）八县中有炩道、龁道二县，更可见秦始皇在削平六国完成统一后所建立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其统治所及，不仅包括所有“华夏”地区，也包括了僻在南方山区的少数民族地区。
3．水道名称的演变
水道注记也是这幅图所提供的一项弥足珍贵的古代地理资料。因为在这一地区内的水道，既为前乎此图的先秦文献、后乎此图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所不及，就是在更后的《水经》和郦《注》里，虽然是记载到了，仍不及此图详细。并且所注水名往往与见于后代记载的水名不同，可据以推究其演变过程。下面试就可以辨认的几个注记，一一阐述其史料价值。
今本《说文》“营”下有“道”字，依段注删。根据《说文》这条记载，可知龁道罢废后，深源一带即改隶南平。
见段玉裁注《说文》深字、杨守敬《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等。
见《嘉庆重修一统志》永州府山川营水、潇水等条，光绪《湖南全省舆图说》等。《湖南省志》同。
深水 潇水是湘水上游的一条大支流，而潇水之名，唐代始见[1]。在唐代以前，《水经·深水篇》的深水和《湘水注》里的营水，都是北流经泉陵（今湖南零陵）城下入湘的，与唐以后的潇水同。这两个水名究竟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后起，源流是否完全相同，清代的考据学家有两种意见：（1）根据《汉志》有营浦、营道县，认为《汉志》虽不载营水，此水在汉代实名营水。深水之名则见于《说文》《水经》，较营水为后起。（2）根据《说文》“深水出桂阳南平，西入营” ，《深水注》引晋吕忱《字林》深水“导源卢溪，西入营水，乱流营波，同注湘津”，认为深水实为营水上源之一，深水入营后营水下游虽然一直到入湘都可以通称为深水，但毕竟应以营水为正称 。这种看法表现在《一统志》、地方志里，便直称潇水古名营水，根本不提深水 。
清人戴震认为《水经》作于三国时人，这个论断是不妥当的。《水经》各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应根据各篇的具体内容，分别推定其写作时代。《深水篇》应写定于《说文》以前。
这幅图上的注记，完全否定了清代考据家的看法。在这幅图里，很明显，现在的潇水及其上游沱水，当时都叫深水。在驻军图里则称为大深水。这条水在图上从发源九嶷山起直到进入《水经·湘水注》所谓营阳峡，画成逐步由细到粗，可见深水的注记虽写在今道县以南，下游今道县以北无疑也是深水的一部分。营水、 水都注在这条水的两侧支流上，可见这条水在受营受 以后，不会以营水、 水为名。受 以后更无其他较大水道来会，下游直到入湘当然都是叫深水。看到了这幅图，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条水名称的演变过程考定如下：深水是这条发源九嶷山南麓，绕流西麓，折北流入湘水的水道在今天可以考见的最古的名称。这个名称应起自这幅图的制作年代以前，一直到《水经·深水》一篇写定的时代犹未变 。到了东汉中叶许慎著《说文》时，深水已仅指上游，下游与营水合流以后已改称营水。晋吕忱撰《字林》时仍然如此。到了北魏郦道元《湘水注》中，则不仅下游，连上游九嶷山麓今之沱水也一概被以营水之名了。到了唐代中叶柳宗元文章中，下游又改称潇水。但在《元和志》里，道州以上仍称营水。到宋初的《太平寰宇记》里，才改称这一段为沲（沱）水。
营水 《水经注》《元和志》中的营水，不是今道县城西的营水。这条营水不见于《水经注》《元和志》，始见于《寰宇记》。在看到这幅图以前，人们很容易认为营水一名在宋以前指今之潇水、沱水，到宋以后才移指这条水。《清一统志》馆臣厚古薄今，所以在永州府山川下的营水一条，竟专指沱、潇水而不及此水，别称此水为濂溪水。但近代图书多数虽改称此水为濂溪水，仍有沿袭营水旧称的。现在看到了这幅图，才知道原来西汉初年的营水正是指的这条水，两千多年来水名未变。而现今的潇水下游和沱水被称为营水，倒是西汉以后演变的结果。
图中营浦县治不在营水之浦而在深水之滨，这并不足以证明深水受营水后已改称营水。若已改称，营水二字注记应在营浦下游。盖营浦初置县时本在营水之浦，其后迁治深滨，而县名未改。营水在深水支流中本不是很大的。何以深水之称不为较大的临水、 水、 水所夺，却为较小的营水所夺？大概就是由于营浦这个县治迁治深滨所致。先是将县治附近一段深水改称为营水，其后又逐渐向下向上扩展，终于到了郦道元时代，营水之称遂被于深水全流。
营浦县治不在营水之浦是可以理解的，但《汉志》的营道县治在莽、巢水口，去营水甚远，为什么要以营道命名，则尚待索解。
水 注记有二：一在水口，一在水源。这条水不见宋以前记载，在南宋的《方舆胜览》里始被认为潇水的上游。近代方志和地图里或称潇水，或称九疑（或作嶷，或作凝）河。此水发源宁远九嶷山北麓，西北流至道县东境，泠水自宁远东境西流经县治南，合北来的都溪水，又西流来会，又西流至清口与沱水相会，同为此下潇水的上游。泠水和都溪水源流都不比九疑河短小，因此，自清口以上，三条水中哪一条算是干流，历代地志所载不一。《水经·湘水注》以都溪水为干流，泠水入都溪水，不提九疑河。《舆地纪胜》同。《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只提到泠水（一作泠道水），不及其他二水。就是自《方舆胜览》以九疑河为潇水上游以来，明清和近代方志和地图里也还有不用其说，仍以泠水为干流，九疑河、都溪水为支流的。这幅图上的“ 水”注记，既为这条水提供了一个远在《方舆胜览》所提“潇水”以前一千几百年前的古名，又说明了《胜览》虽在《水经注》《元和志》之后，其以潇水而不以 水、都溪水为干流，倒是符合于汉以前古人的看法的。
泠水 泠水是深水、营水以外又一为后代所沿用的水名。由于《水经注》《元和志》《寰宇记》《九域志》等北宋以前地志只提到出自九嶷山的泠水，而不提到今之潇水（九疑河），而始见于《方舆胜览》的今之潇水，也出于九嶷山，《清一统志》遂谓古之泠水，即祝穆以为的潇水。王先谦《汉书补注》、杨守敬《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等皆从其说。图中泠水也有水口、水源两个注记，很清楚就是《水经·湘水注》中源出九嶷山，北流注于都溪水的泠水，也就是今之泠水。而相当于今之潇水的，则是图中的 水，足见《清一统志》认为古泠今潇二名同指一水，是绝对错误的。
舂水 《汉志》桂阳郡耒阳县下和《水经·湘水注》皆以出于舂陵乡附近的今新田河为舂水（一作舂陵水）上游。《水经·钟水篇》经注皆以出于九嶷山东麓东北流经今蓝山、嘉禾二县东的那条水为钟水。新田河至今亦称舂水，钟水之名至今不变。但图中的舂水却不是《汉志》《水经注》的舂水，而是《水经》和《注》的钟水。就这一点而言，有可能《汉志》、郦《注》的舂水倒是原始的舂水，而这幅图上的舂水，则是由于舂水与钟水会合以后，下游先被称为舂水，后来又由下游推及上游，钟水遂兼有舂水之称。这种演变的情况是和上面讲到的营水初指今道县西营水，继而推到道县以下的深水，再后又推到道县以上的深水，是一样的；惟其演变历程则犹在深水改称营水之前。
参水、临水、罗水，即《水经·湘水注》中的冯水、萌渚水、都溪水。垒水、 水，不见于宋以前记载，明清以来地志作泡水、淹水，图中的注记要比文献上的水名记载早七百年乃至千数百年。
除上述三方面外，图上还反映了图幅的主区和近邻区的地区开发、政区划分和陆路交通线等方面的情况。但由于同墓出土的驻军图也画到了这些方面而具体内容尤为详细，所以得等待驻军图的拼接复原工作完成后，再行提出讨论。
[1]“潇湘”作为一个语词，在《山海经·中山经》中已见“潇湘之渊”，《淮南子》中已见“弋钓潇湘”；但这个“潇”字是一个形容词，作深清解，不是一条水名，“潇湘”犹言深清的湘水。“潇”字《说文》作“ ”，“深清也，从水，肃声”。《水经·湘水注》“潇者，水清深也”，引罗含《湘中记》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其纳潇湘之名矣。”郭璞注《中山经》始以潇为水名，注云：“今所在未详也，潇音消。”还说不出潇水是哪一条水（段玉裁注《说文》，认为古籍中潇字皆本作 ，其字读如肃，亦读如萧，自郭璞别潇、湘为二水，读作消，后人遂改古籍自《诗·郑风》“风雨 ”以下诸 字皆作潇）。唐柳宗元谪居永州，才在他的文章里称永州（治零陵，即今县）城下之水为潇水（《柳河东集》卷二四《愚溪诗序》），称永州地区为“潇湘”（同上卷三六《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这是把这条水叫做潇水见于记载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