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有“西昆体”，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晏殊 [1] 、杨亿 [2] 、钱惟演 [3] 、宋祁 [4] 、宋庠 [5] ，皆宋初诗坛著名人物。
彼等所继承晚唐的是什么？
晚唐诗人特点是感官发达，感觉锐敏，易生疲倦的情调。就生理说易感受刺激，结果是疲倦；就社会背景说，国家衰乱，生活困难，前途无望，亦使人疲倦。
晚唐诗带了疲倦的情调，可以说是唯美派，近似西洋的颓废派（decadent）。诗有“觉”、“情”、“思”，晚唐“觉”特别发达。“觉”应是个人的，同时又得是共同的，不能太特别，又不能太通俗。西昆体，他们的感觉不像是他们自己的，而像是晚唐的，这就失掉了诗人创作的资格。一个作家要有他自己的“思”、“觉”、“情”，传统的势力极大，但大诗人能打破传统的束缚范围。唐之诗人一人有一人的面目，韩退之学老杜，而仍是退之不是老杜；义山学长吉，致尧学义山，亦然。
西昆体落在传统的范围里未能跳出，但却又作成一范围——即修辞上的功夫。北宋而后，几无人能跳出这一范围。西昆体的思想感情无非传统，而其未始不像诗。看看篇篇像诗，估一估笔法有诗，就在其修辞上的功夫。西昆文字修辞上最显著的是使事用典。晚唐虽用典，用的是譬喻，以故实作譬喻，而所写诗是他自己的感觉。西昆体则不然，他们用典只可说是一种巧合（勉强也可以说是譬喻，但绝非象征），也可以说是玩字，没有意义。（现身说法，余自己作诗也不能不用典，仍跳不出传统的圈子，其故是才短、偷懒。）除了修辞功夫，西昆体并没有什么新建设，不读西昆诗无损。
宋诗建设，始自何时？
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至仁宗初年，宋诗才萌芽。时有二作家：苏舜钦子美、梅尧臣圣俞。欧阳修甚推崇之，虽欧与二人识也只因感情，彼盖感觉到西昆体的腐烂，苏、梅等至少不欲再作西昆那样的诗，而作出“生”的诗——惜非生气（朝气），而是生硬。生硬究竟也是病，如同西昆之使事成了风气，生硬也成了宋诗的特色，没人能跳出去，这恐怕还是矫枉过正之故。苏、梅二人确是宋诗开路的先驱，在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然其作品亦可不读）。此北宋诗萌芽时期。
其后宋诗发育期，有欧阳修——宋文学史上之重镇。欧阳修是古文家（复古的革新）。宋初文还是承晚唐之风，好四六骈文，欧氏要改骈为散。其写文学退之，但绝非退之，桐城派 [6] 说退之是阳刚，永叔是阴柔 [7] ，是也。他是成功的，其古文以及《五代史》甚而至于《归田录》等小笔记也有其作风。欧氏影响后世较退之在唐朝更大，盖其政治地位高也。
永叔写文学退之，不像但成功了；写诗倒有些像，但没写出他自己来，失败了，坏在“以文为诗”。（宋人的律诗、绝句还有好的，古诗没有好的。）西洋有散文诗，中国乃有韵的散文，而这也成为了风气。欧氏曾作《庐山高》，且说自己之《庐山高》非太白不能为也，这样自负。自负还好，自负才能有生活的勇气，但也要有自己的反省。欧阳修的诗虽不好，但其词则真高。
此后是王安石。苏东坡看了他的词，说其为“野狐精”。 [8] 余以为王荆公无论政治、哲学、文学……无一非此，皆写出他自己了，但缺乏共同性。
元遗山论诗绝句云：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论诗三十首》其廿二）
若说唐诗到晚唐是成熟，宋诗到苏、黄则只是完成了，并未成熟。
在文学史上看来，凡革新创始者，是功之首亦罪之魁。人总是人，难免有缺陷，自己尽有长处、优点可遮盖其短处。苏、黄想在唐诗之外辟一通路，而后生弊。后来人只学了他的短处，长处是学不来的。古语云：“法久弊生。”故“沧海横流”，苏、黄可不负责。
东坡书画，人评之：“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东坡亦有云：“问君无乃求之欤，答我不然聊尔耳。”（《送颜复兼寄王巩》）人的发展没有止境，但人之才力终有限制，文学的创作最是如此。想东坡未必不用功，只是才力止于此，终不能过。
东坡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东坡诗里所表现之思想，绝非判断是非、善恶之语。东坡虽是才人，但其思想并未能触到人生的核心。他只是机趣，碰巧劲。宋诗好新务奇，此其特点亦其所短。东坡此诗亦如此。陶渊明写饮酒是“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十个字调和，音节好；看其感觉，酒与其肠胃并无抵触，与其精神融合为一。苏诗饮酒“空肠得酒”，不舒服，“芒角出”，抵触，作怪。（记起一首打油诗：“年时爱吃烧羊肉，□□□□ [9] 半生熟。新来病胃患不消，饱后肠满胃反复。”）东坡前四句所说和次四句感情、思想俱浮浅，只是奇；而奇不可靠，此类奇尤无味。但东坡还可以承认其为诗人者，乃因彼在宋人中其诗还算最有感觉的。
东坡诗有觉而无情，何故？欧阳修词极好，有觉有情，但诗则不成；大晏写西昆体的诗也不成。苏、欧、晏之词，如诗之于盛唐，而诗何以不成？
苏东坡有《别子由三首兼别迟》，其一云：
知君念我欲别难，我今此别非他日。
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
三年磨我费百书，一见何止得双璧。
愿君亦莫叹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
“子由”，东坡弟辙；“迟”，子由之子。“风里杨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老杜即对兄弟骨肉之外的人感情也极深切，而东坡兄弟之别竟如此淡然、寡情。其第二首云：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
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
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情如鹄。
苏东坡看了王安石的诗，说其为“野狐精”。图为明仇英《东坡寒夜赋诗图》（局部）。
没感觉，没味。其第三首云：
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以盐车压千里。
这是批评的、教训的、说明的、传统的说理，不深不厚，浅薄。这在诗里是破坏。单学他这，以为便是“沧海横流”，就坏了。这正是东坡失败处。
诗不妨说理，要看怎么说法。
理，哲学（人生），基本于经验、感觉，这种理可以说。若是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便损害了诗的美；要紧的还是要表现，不要是说明。如老杜诗：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此是景；而老杜不为说这些，说的是“哀鸣思战斗”，此是情。此乃其人生态度、人生哲学，但却非说明、教训、批评，乃是表现，借景表现情。
唐诗说理与宋人不同，宋人说理太重批评、说明，而且有时不深、不真，只是传统的。
北宋诗人多是木的头脑，南宋简斋成就不大，但还有其感情、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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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晏殊(991—1055)：宋朝文学家，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尤长于词，被誉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有《珠玉词》。
[2] 杨亿(974—1020)：宋朝诗人，字大年，建宁浦城(今福建浦城)人。
[3] 钱惟演(977—1034)：宋朝诗人，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4] 宋祁(998—1061)：宋朝诗人，字子京，宋庠之弟，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称“小宋”。
[5] 宋庠(996—1066)：宋朝诗人，字公序，宋祁之兄，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称“大宋”。
[6] 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为安徽桐城人，故名。桐城派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
[7] 姚鼐《复鲁絜非书》：“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8] 《历代诗余》引《古今词话》语：“金陵怀古，诸公寄调于《桂枝香》者，凡三十余家，惟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所谓“野狐精”，盖指其人之言行做派虽非正宗，但十分精灵。
[9] 按：原笔记“半”字上缺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