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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日本语，除语助词和语尾变化用假名（日本的注音符号，其功用和我国的注音字母同）写着外，大部份都用汉字。在古代的日本书里假名用得很少，有的竟全用汉字，所以一向中日有“同文”之号。但日本语虽大部用汉字表出，读法是不同的。用罗马字音把“长崎”读作Nagasaki，把“人”读作hito（训读）jin或nin（音读），把“物”读作mono（训读）或butsu（音读）才是日本语。如果把“味の素”（ajinomoto）读作“味四素”，便不成话。把“铃木内阁”（Suzuki naikaku）读作“铃木内阁”，虽然成话，究竟仍不是日本语。在西洋人的报章或日语上遇到日本的人名、地名或日本特有的名词时，必以日本语原音拼出了来表示。如“广田”做hiroda，“神户”做kobe，“浮世绘”做ukiyoe，他们没有汉字，不得不用日本原音，虽然麻烦，倒和日本语相合。我们因为有汉字之故，往往依汉字的读音来说，结果所说的仍是中国语，就和日本语相差很远。
这情形古人似乎早知道，古籍中曾有把日本原音记录下来的，如《后汉书·东夷传》：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馀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 。（章怀注云，按今名邪摩推，音之讹反。）
行来渡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 ，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 不谨，便共杀之。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 ，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
“邪马台 ”（按《隋书》和《北史》均做“邪靡台”）当是“大和”yamato的译音，这依章怀注，“马”读“摩”，“台”读“推之讹反”更明显。“持衰 ”疑是“持斋”jisai的译音，把“斋”写做“衰”，目的似为保存原来的语音。至于“卑弥呼 ”当然是直接的人名音译了。此三语实为日本语见于汉籍之最早者。
次之，是《三国志·魏书》中的《倭人传》，为倭人设专传，始于《三国志》，记述较《后汉书·东夷传》详得多。那里有许多地名人名，尤可注意者是官名。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圃，七千馀里始度一海，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 ，副曰卑奴母离 ，所居绝岛，方可四百馀里。……
据日本某考证学者说，“卑狗”读作hiko，“卑奴母离”读作hinamori，是对马，壹岐地方的官名。
到了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之间交通更频繁了。日本语流入中国者当更多。可是在史传中所新见到的也只是寥寥数语。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 ，字多利思北孤 （按《宋史·日本传》作“名自多利思比”），号阿辈鸡弥 ，遣使诣阙。……王妻号鸡弥 ，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 。无城郭，内官有十二等……有军尼 一百二十人，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 ，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 属一军尼 。
——《隋书·倭国传》
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四面小岛五十馀国皆附属焉。其王姓阿每 氏。
——《旧唐书·倭国传》
日本皇室无姓，这里面的“阿每”，据日本某学者说，当是“天”ame之译音。“鸡弥”疑是“君”kimi之译音。“利歌弥多弗利”、“伊尼翼”、“军尼”均未详。
以上所举，都是史传中的记录。其实隋唐以后，中国人与日本人交通机会益多，如果民间有人把日本语记录下来，其数目当远在史传所收者之上。试看宋时罗大经所作的笔记《鹤林玉露》卷四中就有一段记录，收罗着二十个日本语。
余少年时，于钟陵邂逅日本国一僧，名安觉。自言离其国已十年，欲尽记一部藏经乃归。念诵甚苦，不舍昼夜，每有遗忘，则叩首佛前，祈佛阴相。是时已记藏经一半矣。……僧言其国称其国王曰天人国王 ，安抚曰牧队 ，通判曰在国司 ，秀才曰殿罗罢 ，僧曰黄榜 ，砚曰松苏利必 ，笔曰分直 ，墨曰苏弥 ，头曰加是罗 ，手曰提 ，眼曰媚 ，口曰窟底 ，耳日弭弭 ，面曰皮部 ，心曰毋儿 ，脚曰又儿 ，雨曰下米 ，风曰安客之 ，盐曰洗和 ，酒曰沙嬉 。
这段记录，很足重视。其中如“僧曰黄榜”（obo），“笔曰分直”（fude），“墨曰苏弥”（sumi），“头曰加是罗”（kashira），“手曰提”（te），“眼曰媚”（me），“口曰窟底”（kuchi），“耳曰弭弭”（mimi），“雨曰下米”（ame），“盐曰洗和”（shio），现在的日语读法完全相同。也有大同小异的，如砚曰“松苏利必”，今则读suzuri，无“必”字音，“酒”今读sake，不读“沙嬉”（sashi），这也许是日本语本身古今有变迁，或所注中国方言语音，因空间时间有不同的缘故。其馀未详。
用汉字的音来注日本语，原是不得已的办法，当然不能十分准确。前人所加的音注，我们念起来容易走样。如果用日本的假名来注音，就不会有这毛病了。日本的四十八假名，流入中国的年代不可考。最初的记载，见于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的《书史会要》，称之曰“以路法”（今称“伊吕波”）。据说陶氏在禅寺中邂逅一个名叫克全字大用的日本僧，“以路法”的读音，就从这位僧人习得的。陶氏在《书史会要》也曾附收着“天地山水”等十个日本语。
把日本语重视，加以讨究，广泛介绍到中国来的，要算明代中叶。明代受倭寇的刺激，故在嘉靖万历间有不少关于日本研究的书。这些书于叙述日本地理、风俗、习惯以外，还附带介绍日本的语言，把日本语分门别类，作成一部语汇，以便检查。如：
《日本考略》（薛儁著） 收日语二五八个 分十五类
《音韵字海》（周钟等著） 收日语三八九个 分十五类
《日本考》 （李言恭、郝弈著）收日语一一八六个 分五十六类
《日本一鉴》（郑舜功著） 收日语三四〇一个 分十八类
《武备志》 （茅元仪著） 收日语三五八个 分十五类
这些书的著作，目的全在通晓倭情，冀收防寇之用，原不是研究日本语的专书。可是在四百年后的今日，我们翻阅之馀，其精博颇为可惊，想不到古人在四百年前已有这样的成就。
试就《日本考》一书来看。该书共五卷。第一卷为日本国图与倭国事略。第二卷述日本的官制、风俗、产物等。第三卷为以路法字样与歌谣。第四卷为语音。第五卷为文辞、诗赋、山歌、琴及象棋、围棋、双陆等技艺。第三卷第四卷固然全是属于言语方面的不消说了。其馀各卷的记载，也都随处用着日本的原语音，如第二卷《时令》一篇说：
新正曰少完之 ，正字呼为少 ，完之 即月。……朔日贺岁，口称红面的例 。……元宵曰默之寿五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曰设孤 ……端午曰少蒲 ……于七月半中元节，大家小户，皆拽升天灯于高竿，名曰拖录 ……
“少完之”读作shogutsu，“红面的例”当是“红面的倒”Omedeto之讹。“默之寿五”读作mochijugo，“设孤”即节句（令节之意）读作sekku，“少蒲”即菖蒲，读作shobu，“拖录”，即灯笼toro之译音。
书中对于一般的叙述，尚这样地保存着日本语，至于直接介绍语言的部份，当然可知了。为使读者一窥原书的样子计，把原书二面制图附入。第一图从卷四中选出，是语汇的一部份，第二图从卷五中选出，上面写着一首山歌。
明人对于日本的研究，在言语方面有如此的成就，不消说由于防卫上的需要。最近五十年来，日本侵华，咄咄逼人。我国赴日本留学的先后达数十万人，到日本考察，在日本经商的更不知有多少。可是关于日本的研究，除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戴传贤的《日本论》等寥寥几本外，可举的有几？比起日本人研究我国的著述来，数量上真有天渊之差。至于论到语言研究方面，懂日语的人也不算少了，竟没有甚么像模像样的东西，甚至连一本字典也找不出，真是可以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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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刊《新语》第四期（194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