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经问题
有一种看法，认为刘勰把《五经》看做是文学活动的指南，如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宗经》），而把《诗经》作为创作典范是不行的。葛洪《抱朴子·钧世》就指出：“《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 博富也。”“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鲁颂· 宫》），何如王生之赋灵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乎？同说游猎，而《叔畋》（《郑风·叔于田》）、《卢令》（《齐风·卢令》）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上林赋》）乎？”刘勰认为不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再看刘勰在《辨骚》里指出《离骚》“同于风雅”和“异乎经典”的两个“四事”，就能看到儒家思想束缚着刘勰了。以上这种看法，有不少作者不同程度地提出来讨论过，这里只想对这种看法，提出点商榷意见。
这里第一个问题是“宗经”，刘勰是不是把“宗经”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南呢？就我来看，是的，也不是的。为什么说是呢？他在《序志》里说：
惟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他提出“宗经”，这里说的有两点：一点是要求写出有内容又实用的文章来，像五礼六典以及有关君臣军国的文章；一点是要求纠正浮诡讹滥的文风。就他的文体论看，有很多是属于当时的应用文，这类应用文自然要求写得有内容又实用，反对浮华空洞，他这样来提出宗经，是无可非议的，要是抛开了他的文体论，抛开了他列举的很多应用文，抛开了当时浮华空疏的文风，光就创作诗赋来说，批评他的“宗经”，恐怕是不符合他的原意的，即要求纠正当时的文风，写好各种应用文。
抛开应用文，专就创作诗赋散文来说，他是不是要求用宗经来指导创作呢？回答还是是的，又不是的。刘勰在《征圣》、《宗经》里除了要求写出有内容又实用的文章外，还提出了什么呢？他在《征圣》里提出：“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即“繁略殊形，隐显异术”，学习繁略隐显四种写作法。他在《宗经》里又要求学习什么呢？他指出经书有“言中事隐”的，有“文意晓然”的，有“藻辞谲喻”的，有“章条纤曲”的，有“婉章志晦”的；还是学习各种写作手法。那么他的征圣、宗经，实际上是要从经书中学习各种写作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在《宗经》里又提出：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这是六个写作的标准，这六个标准是正确的，也是无可非议的。
那么他的宗经是不是限制了文学创作呢？没有。第一，他不同意用经书的思想来写作。他在《宗经》里说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说经书中的思想是至道鸿教，是装门面的话，不是他论文的要求。他在《诸子》里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他认为圣人文王、孔子，还要向鬻熊、老子访问请教，说明诸子也懂得道，他们知道的比圣人还多。更重要的，他指出：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西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
六国以前的诸子，是不依傍经书来写作的，所以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西汉以后，儒家定于一尊，依傍儒家思想来写，就体势浸弱，不如六国以前的诸子了。这是明显地指出不能依傍儒家思想来写。那么用道家思想来写怎样呢？他认为也不行。《时序》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用道家思想来写，不能反映时代的面貌，也不行。为什么他宗经而反对依傍儒家思想来写呢？《论说》曰：
详观兰石之《才性》（傅嘏《论才性》），仲宣之《去伐》（王粲《去伐论》），叔夜之辨声（嵇康《声无哀乐论》），太初之《本无》（夏侯玄《本无论》），辅嗣之《两例》（王弼《易略例》上下），平叔之二论（何晏《无为论》、《无名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论之英也。
他认为立论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不能依傍儒家；要“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把各种言论综合起来，经过研精，提出创造性的独见，才能够成为名论。换言之，他是主张创造，不主张依傍经书的。
那么能否用经书的文字来写作呢？他在《征圣》里说过经书是“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他在《宗经》里又提出“文丽而不淫”。可是经书的文章，除《诗经》外是比较朴素的，同文丽的要求不合。他对文辞的要求，写了《情采》、《声律》、《丽辞》，要讲究辞藻，声律、对偶，同经书的文章不一样，所以他也不要求用经书的文字来写作。
那么他要不要学习经书在风格上的特点呢？也是否定的。他在《宗经》里称美《诗经》是“藻辞谲喻，温柔在诵”，即谲喻和温柔。可是他在《明诗》里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他推崇汉代五言诗，并不用谲喻和温柔来要求它。他在《明诗》里又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可见他认为《诗经》的风格是雅润，五言诗的风格是清丽。他提出写作的标准六义里，有“风清而不杂”，“文丽而不淫”，即要求清丽，根本不提雅润。他不仅不用《诗经》的风格来要求创作，反而要以当代五言诗的风格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这样看来，他的宗经要求写出有内容又实用的文章，来纠正当时浮靡的文风，从经书中学习各种写作手法，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他不主张依傍经书的思想来写，不主张用经书的语言来写，不主张用《诗经》在风格上的特点写，也是正确的。
那么《宗经》里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是说，赋颂歌赞是从《诗经》来的，好比从根本抽出枝叶来。就上面所说，他并不要求五言诗学习《诗经》，自然更不要求赋颂歌赞学习《诗经》了。他在《颂赞》里讲颂：“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讲赞说：“本其为义，事生奖叹”，“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是提出不同要求的。
二、辨骚问题
刘勰的《辨骚》是不是要用经书来要求《离骚》呢？回答是：是的，也不是的。
说是的，刘勰指出《离骚》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是“同于风雅”。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是“异乎经典”。这正是用经书来要求《离骚》，辞有褒贬，所以说《离骚》是“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认为《离骚》不如《诗经》。这正像他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好像认为五言不如四言，可是他又称五言“清丽居宗”，符合他提出的写作标准，这矛盾怎样看呢？原来刘勰有的话是装门面的，有的话是真心的。他说“四言正体”是装门面的，所以实际还推重五言为清丽。这里说《离骚》是“雅颂之博徒”，是装门面的，实际上是推重它为“辞赋之英杰”。
说刘勰实际上推重《离骚》有什么凭证呢？一、他在《辨骚》里说：“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说“轹古”，不是压倒《诗经》吗？说“绝艳”，不是超过《诗经》的文采吗？“难与并能”，不是《诗经》难跟它并能吗？二、他在《时序》里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这里说“笼罩雅颂”，不是说《离骚》可以罩盖《诗经》吗？三、他在《诠赋》里说：“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这里把《离骚》同《颂》都认为是鸿裁、雅文。这三处不正证明在刘勰的心里，把《离骚》同《诗经》都认为是雅文，并认为《离骚》压倒《诗经》吗？
刘勰在这里讲的，是不是专指《离骚》的文采呢？不是的。他在《辨骚》里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又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可见他讲的，包括内容的情志和怀抱在内，不光是指文采。那他为什么又要说四事“异乎经典”呢？看他所举的四事。一讲诡异，指“丰隆求宓妃，鸩鸟谋娀女”；二讲谲怪，指“康回倾地，夷羿 日”，都是神话。他对神话并不真的反对，如《诸子》说：“按《归藏》之经，大明遇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认为经书里也有神话，所以用神话不足怪。他在《正纬》里说：“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认为神话对写作有帮助。所以他讲《离骚》或《楚辞》中用神话的缺点，是装门面，并非真心话。三讲狷狭，指“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即屈原投江自杀，对这点的批评，也不是真心话。他在《哀吊》里说：“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称贾谊的《吊屈原文》是首出之作，肯定他对屈原的哀悼，而没有批评屈原的狷狭。四讲荒淫，指“士女杂坐，乱而不分……娱酒不废，沉湎日夜”。这是指《招魂》说的，王逸认为《招魂》是宋玉作，刘勰对此没有表示，可能同意王逸的看法，那么这点不是批评《离骚》的。这样看来，他提这四点，实在是勉强找出来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为了宗经。所以要宗经，正像《宗经》里说的：“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他要纠正当时浮靡的文风，使它归本，回到正确的路上。这种文风，是从楚艳汉侈来的，从而造成流弊。这点，他在《辨骚》里也讲了：“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他在这里是不是认为屈原有不正和失实的毛病，要用《诗经》来补救呢？没有。他在赞里说：“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他称屈原“壮志烟高”，是肯定他的志趣的，不过认为要研究他的情理实是辛苦的，因为他往往借美人香草和神话来说，所以费力。正由于这样，所以一般人只看到它的文采，忽略了它的情志，从而产生流弊。所以要提出宗经，要用雅颂来补救。补救的是后人只看到《离骚》的文采，看不到它的情理的流弊，不是《离骚》。既然要宗经来救弊，不得不从《楚辞》中硬找出一些不足处，这些是硬找出来的，是门面话，实际上他认为《离骚》是压倒《诗经》的。
在这点上，再可以举例来说。他在《时序》里提到一个创作的规律：“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他提出文变、兴废，是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的。在《序志》里说“变乎骚”，可见他的真心是通过《离骚》来说明文学作品的变化的，《辨骚》只是门面话。从这种变化里看出兴废，是系乎时序的。时代变了，文学也跟着变，新的文学兴起了，旧的就会废去。废只是就新的时代说的，《离骚》适应时代的需要兴起来了，人们很少用《诗经》的体裁来创作了。刘勰的眼光卓越处，既看到了《离骚》压倒《诗经》的一面，也看到了《诗经》还有它可取的一面，要纠正当时的文风，还要宗经，这正是他的卓越处。他又提出“染乎世情”，就是他在《时序》里说的：“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纵横诡俗是战国时代的世情。《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者，纵横之世也。”“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诙奇焉。”把这种敷张扬厉而加诙奇的世情运用到创作上去，有助于构成《离骚》的文变。战国策士的辩说，多讲一国的形胜，从东方到西方南方北方，《楚辞·招魂》也从四方有什么怪异来说，是不是受到这种世情的影响？再说楚地本富有各种神话，形之于民歌，像原始的《九歌》。把楚地的神话和想象融会到《楚辞》中去，这也是“文变染乎世情”。这些正是刘勰“变乎骚”的看法，是他特别推重《离骚》的看法。
这里就接触到辞赋问题，《诠赋》说：“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既然刘勰提出《楚辞》“笼罩雅颂”，那么葛洪提出《诗经》的华采不及辞赋，就同刘勰的看法一致了。不过葛洪不如刘勰的地方是，葛洪只提《诗经》的华采，看不到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出“风雅比兴”，即《诗经》的美刺作用。刘勰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他在《明诗》里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他在《比兴》里说：“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斥言即指刺，托讽即指“后妃方德”，“夫人象义”，对德义的赞美，这种美刺作用，已经和白居易讲的风雅比兴说一致了。
刘勰在《诠赋》里举出荀卿、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对宋玉称“宋发夸谈，实始淫丽”，大概指《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但他还是认为宋玉为辞赋之英杰。下面说：“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他既认宋玉淫丽，承认扬雄说的赋不过是雕虫篆刻，是劝百讽一，那么在这十家中只有像荀卿、贾谊可称丽则，有风轨，益劝戒了。其他劝百讽一的都不行，何必称为辞赋之英杰呢？肯定他们是辞赋之英杰，这种英杰又表现在哪里呢？刘勰的意思，认为辞赋有的“举要以会新”，有的“繁类以成艳”，有的“致辨于情理”，有的“穷变于声貌”，有的“明绚以雅赡”，有的“迅发以宏富”，有的“构深玮之风，”有的“含飞动之势”，因为有这些成就，所以是辞赋之英杰。他们虽然劝百讽一，但并没有减损他们以上的种种成就。
这样评价，跟当前文学史的评论有些相似。比方有一部文学史，谈到司马相如的辞赋说：“篇末有所谓曲终雅奏，寓一点规陈之意，但实际是‘讽一而劝百’，读者所注意的还是在于它所极力铺陈形容的东西。”这就是“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他又说：《子虚》、《上林》“这两篇赋的主要内容实际是描写帝王贵族田猎之威，描写皇帝势力范围之大。费那样大的力气来描写这些，社会意义不很大”，这跟雕虫雾縠的说法有些近似。又说：“但在客观上反映出了一个时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的一些面影。”这是新的，为刘勰所不可能看到的。“而且它用力地写出了自然景物之美，这都是值得重视的。”这同刘勰对十家辞赋的赞美是一致的。刘勰对辞赋的看法，能够同当前的文学史有这样一致的地方，是值得称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