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讲气，是从论文角度来讲的，与前人的讲气，有的含义不同，有的一致。因此，他讲的气，就作家的正义感说，相当于正气；就作家的血气说，相当于气质；就作家的体质说，相当于体气；就作家的才力讲，相当于才气；就作家的气势或气概讲，相当于气势；就作家的情志说，相当于志气或意气；就作家的语气说，相当于辞气。同一个气字，在刘勰的文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都跟论文有关。
先说讲正义感的正气的气。这个气本于孟子的“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种“浩然之气”，后来宋朝的文天祥，称它为“正气”，是用正义来培养成的，它是与道义配合的。有了这种正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无所畏惧，不为利诱，不怕威胁，不怕牺牲，所以至大至刚。这种正气，要一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见了不义的事才能迸发出来，不是突击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所能取得的。只要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事，就泄气了。孟子讲这个“浩然之气”，文天祥讲这个正气，都是讲一种道德修养。具有这种道德修养，才可以保持人格的尊严，无所畏惧，不是讲作文的。刘勰论气，也讲到这种正气。但刘勰不用来讲道德修养，而用来论文，这是他论气的特色。
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说：“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霓。”东汉末年，臧洪在酸枣地方，会集众诸侯结盟，讨伐董卓。他歃血致辞：“齐心一力，以致臣节。陨首丧元（头），必无二志。”表达了一种正气。这种正气，刘勰称它可以截断云霓。这种气，是讲臧洪的歃辞，是论文，不是讲道德修养。这样论文讲气，指要根据强烈的正义感来写作，写出来的文章，义正辞严，具有感人的力量，是比较重要的写作论。
再看刘勰讲气质的气，本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个气，是论文讲作家的气质。“气之清浊”，据郭绍虞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注：“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又说：“本文所说的‘齐气’，就属于柔浊的一种。”这是指下文讲的“徐干时有齐气”，指徐干的风格柔婉。又说：“应玚和而不壮”，指应玚的风格柔和。“刘桢壮而不密”，指刘桢的风格刚健。曹丕在这里讲气是论文，与刘勰的论文讲气是一致的。不过刘勰讲气，比曹丕有了发展。曹丕只讲“文以气为主”，注重气质。刘勰就不同了。他在《体性》里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他认为一种风格的形成，要靠才、气、学、习，一方面靠“情性所铄”，还要靠“陶染所凝”，不是光靠气质来决定的。这样讲比较全面了。曹丕光讲“文以气为主”，指出气质为主，但光有这个主还不行。好比要做一个歌唱家，要有一副好嗓子，这是对的。但有了好嗓子，缺乏名师指导，缺乏刻苦练习，不努力提高水平，还不行。比方唱的歌，有庸俗的，有优秀的，有浅薄的，有深刻的，有正确的，有淫靡的。所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这些要能够分辨，学习好的，才能成为一个歌唱家。说明光有好的气质还不够。所以刘勰的讲法有了很大发展。再说曹丕讲作家的风格，提到“齐气”即柔缓，提到“和”、“壮”，即和缓、壮健。刘勰在讲作家风格上也有了发展。他在《体性》里讲作家风格，讲了贾谊、司马相如等十二位作家，对每一位都就他的个性和文章两方面结合起来立论，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这样立论，也比曹丕的讲作家风格，有了发展。这样讲气，对于培养正确的风格论，是很重要的。
再看讲体气的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认为意志专注会影响体气，如专心于某一问题，会对外界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体气有问题也会影响意志，像跌倒和奔跑，会影响体气，跌伤了不便写作，赛跑后要心神安定一下才好思虑。这个气指体气。孟子讲这话，说明要坚持自己的意志，不要使体气影响意志。还是讲个人的修养方面。刘勰把它用到论文创作方面。《文心雕龙·神思》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这里讲到“志气”，即意志和体气。古人认为精神活动由心主宰，心在胸内，所以说“神居胸臆”。精神活动的关键，由意志和体气来统辖；意志跟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有关；体气跟精神活动能否集中注意有关，体气有病，就不易集中注意了。外物通过耳目的观察，用语言来表达。语言表达这一关打通，外物的形貌就无法隐遁。作为关键的意志和体气受到阻塞，如心愁身病，对外界事物就不能作深入观察，也不能作出正确反映。这里讲的气，指体气，好比病了就无法去调查研究。刘勰讲体气，还是结合文论来的。
刘勰结合体气的气来讲创作，还写了《养气》专篇。他讲“养气”，也是有所继承的。他在《养气》里说：“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按王充《论衡》里已经没有《养气》篇，当已亡失。只在《自纪》里讲到养气：“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不思不闻，不为外事操心），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即导引，指徒手操），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即只求多活几年，保养精神，不管外事。王充的养气，跟刘勰的养气不同。刘勰是结合文论来讲养气的。
刘勰《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这里还是根据孟子讲志和气的说法。耳目鼻口是为生存服务的，这是讲体气；心思言辞，对精神起作用，这是讲意志的。就写作说，要心意和顺，就理路明白心情舒畅，可以写作，有了理和情把它写出来就是了。要是钻研过分，使得精神疲惫气力衰耗，就不宜写作了。“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这是说抒写文辞，专在调节疏导，使内心清明和顺，体气调和舒畅。心烦乱就放开，不让思路阻塞，文意成熟便用笔抒怀，文思潜伏便放下笔不再思索，逍遥自得来苏息疲劳，谈笑风生来赶走倦意，常常有空暇来培养才华的锋芒，在写作上保持多余的精力。他完全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讲养气的。这样讲养气，对于写作前的准备工作，写不出不要勉强写，讲的是恰当的。
刘勰论文讲气，有相当于才气的，这又有他的特点。《文心雕龙·总术》讲当时认为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刘勰论文宗经，照当时的说法，经书除《诗经》是有韵为文以外，别的经书都是无韵的，不当称文。颜延之认为经书是言，连笔都算不上。因为笔也有文采，很多经书没有文采，只能称言。那不是跟刘勰的论文宗经相矛盾吗？经书主要是言，那么论文就不应该宗经了。因此刘勰要说明经书是文，不是言。他认为经书是有文采的，有文采的经书也可以称文，不一定要有韵的才称文。经书怎么算有文采呢？他在《征圣》里说：“精理为文，秀气成采。”精微的道理作为文章，卓越的才气构成辞采。这里的气指才气，认为精理和才气可以构成文采，经书有精理秀气，即有文采，所以可以称文。刘勰论文，在《情采》里提到“情文”，认为有情采的都是文，所以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怎么从圣贤的经书里证明它有文采呢？就从“精理为文，秀气成采”来作证明。这里的理指情理，包括情在内，这里的气指才气，近于才华。有了情理和才气，就得称文。按照现在的看法，《中国文学史》中讲先秦的散文，有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像经书中的属于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部分，都可称为文学。不过今人认为经书、子书、史书中有形象的文辞为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也是文学。没有形象的文辞，不是散文，不是文学。萧统认为经、子、史不是文，不是文学，看得比今人狭隘。刘勰认为经、子、史都是文，比今人看得过于宽泛。不过刘勰的“精理为文，秀气成采”之说，是可取的。经书中的文辞，有精理秀气的，可以称文；没有精理秀气的，就不宜称文了。
刘勰论文讲气，有相当于作家的气势或气概的。如《明诗》里讲建安文学，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里“气”和“才”对举，“才”指才华，“气”就指气势。建安文学写得慷慨激昂，所以有气势。再像《杂文》：“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这个“气”和“藻”相对，“藻”指才藻，“气”当指气势。刘勰讲气，也有相当于意气的。如《乐府》：“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这个“气”和“才”相对，又称爽，当指豪爽，那这个“气”当指意气。又《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这个“气”跟上文的“志”相关，当指志气。刘勰讲气，也有讲辞气的，如《诏策》：“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这是指辞气。刘勰讲气，又有指生气的，如《风骨》：“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指形体的具有生气，有生气，文章就写活了。这样讲气，要文章写得有生气，写得活，对于写作的艺术性，是有作用的。
刘勰讲气，虽然对气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就论文说，一个是讲风格的“气有刚柔”，后来姚鼐在《复鲁絜非书》里提出：“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桐城派论文讲阳刚阴柔，就从刘勰的“气有刚柔”来的。这当是刘勰论气最重要的论点。刘勰又写了《养气》篇，讲保养体气和写作的关系。在《神思》里，又讲了志气和精神活动的关系。讲到志和气的关系，是从孟子来的。孟子又讲了“养气”，孟子的“养气”与道义结合，培养正气。这实际跟写作有关，刘勰对此没有阐说，因此他的《养气》篇，从写作讲，就不如韩愈写得深。韩愈《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盛指气势旺盛。气势旺盛怎样来的？“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行仁义就是孟子在养气中讲的“集义”，集义才能培养正气。气盛又和言的短长与声的高下有关，像对于不义的事，进行申讨，迸发出强烈的正义感，不论写文章或发表演说，声调的抑扬高下和话语的长短，由强烈的感情来决定，即决定“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就把气和文密切结合起来了。这是古文家讲的养气，不是骈文家刘勰讲的养气。古文家讲的养气，从集义来讲，要理直气壮，气跟理结合，跟文章的情思结合，讲得深。骈文家讲声律，不讲气盛言宜，所以养气讲保养体气，体气的强弱不跟文章的情思直接有关，所以讲得浅。
韩愈讲养气，就行仁义说，跟个人的修养结合，用来论文。到苏辙就把养气的含义扩大到阅历。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里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有了丰富的阅历，文章才有博大的规模。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其间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观之，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模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这里讲的养气，与苏辙讲的相通。要规模大，除了增加阅历，同时也要扩大见识。这样讲气，可补刘勰讲气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