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心雕龙·序志》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变乎骚”列入“文之枢纽”，认为是文学理论中的关键部分。《楚辞》作为文学理论上的关键，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变”上。刘勰在《通变》里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文辞创作，只有因时变化，才能长久发展下去。又说：“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要讲究通变，就要酌取新声，酌取新声不光是形式问题，还要吸取不竭的源泉。这个源泉是什么？在《时序》里说：“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就像“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即是反映时代和政治的变化。所谓“变”，就是要酌乎新声来反映这种时代和政治的变化。这也就是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里说的“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意思。这个新变，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刘勰把“变乎骚”列在“文之枢纽”里。
刘勰为什么要用《楚辞》来作为文之新变的代表呢？《辨骚》里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他指出《楚辞》是继《诗经》而起的“奇文”。这种奇文，在两方面显示了文学的新变：一方面是“酌于新声”，在形式上是新的；一方面是“饮不竭之源”，在反映时代和政治的内容上是新的。但同时又有“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对《诗经》又有继承关系，正符合通变的要求。他在《时序》里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这就更明确地说明《楚辞》的新变。一是艳说，在文辞上与《诗经》不同；一是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正是结合着当时的时代和政治，在内容上和《诗经》不同。这样的新变，才能笼罩《诗经》，把《诗经》盖罩了。这是从“变乎骚”来理解刘勰对《楚辞》的看法的。
现在有一种看法，着眼在《辨骚》的“辨”字。如《文史哲》1979年第1号发表的《〈文心雕龙·辨骚〉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说：
他（刘勰）认为：《离骚》有同于《风》、《雅》的“典诰”内容，是“辞赋之英杰”。……同时他又批评了《离骚》有“异乎经典”的“夸诞”现象，是“《雅》、《颂》之博徒”，并提出“倚《雅》、《颂》”，“驭楚篇”的“变乎骚”的做法，从这一点说，他对《离骚》所代表的文学倾向是不同意的。如果我们再从《宗经》篇所说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定势》篇所说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这些话看，刘勰重视和批评《离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他之前的作家，大都“效《骚》命篇”，以致文学上出现“艳逸”之“流弊”，刘勰为了纠正文学上这种“讹滥”现象，使其“正末归本”，因而他提出了一项“变乎骚”的写作原则，并把它列入自己文学理论的“枢纽”之中。同时，刘勰又依据这一原则，写了辨别《离骚》两个不同方面的《辨骚》篇，作为他对《离骚》的评论，并以此指导后世作家的“效《骚》命篇”。
所谓“变”，即《辨骚》篇所说的“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的原则要求，和“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具体做法。从这个要求和做法来看，刘勰主张作家对待《离骚》的态度是：应当坚定地以儒家经典作为指针，来指导自己解决“效《骚》命篇”这个在写作上的重大问题，即是说作家必须在自己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以儒家经典为准则、为模式；在作品的表现形式方面，适当采取《离骚》“奇”“华”的描写手法，使辞艳丽起来；但是二者的关系却不能超越“倚”和“驭”二字所表达的根本界限。那么，所谓“变”，即作家在“效《骚》命篇”的具体做法上，要在思想内容方面排除其“异乎经典”的“夸诞”，而在表现形式方面装饰或点缀些“新奇”，也就是“奇”“华”的辞藻，如此而已。这就是刘勰之所谓“变乎骚”的意义。
按照这种理解，是不是有两个前提：一个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一定要用儒家经典为准则，不合乎儒家经典的就要排除；一个是作品的内容和辞采可以割裂，像《楚辞》中不合乎儒家经典而需要排除的部分，这部分的辞藻可以采用。这两个前提，看来都不符合刘勰的文学理论。刘勰论文，不但不主张用儒家思想来写作，还对用儒家思想来写作的加以贬低。他在《论说》里，称“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论之英也”。刘勰赞美这些论文，由于它们是师心独见，不是用儒家思想来写的。其中像嵇康、夏侯玄、王弼、何晏都不是儒家，他们的理论倾向于道家，是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可见刘勰论文，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对于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并不排除。这正像他在《诸子》里赞美“庄周述道以翱翔”，《列子》“气伟而采奇”等一样，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来排斥百家。赞美不受儒家影响的先秦诸子为“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贬低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品为“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可见刘勰是懂得作品要求有创造性，要师心独见，不同意用儒家思想来写作的。他的《宗经》，并没有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只是要求写作要情深不诡、风清不杂、事信不诞、义直不回、体约不芜、文丽不淫，是对内容和风格上提出要求，不是要用儒家思想来写作。因此，上面立论的第一个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刘勰在《情采》里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刘勰要求的文采，不是饰容的铅黛，是生于淑姿的盼倩，不是装点的华藻，是本于情性的辩丽，所以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理和文辞是不可分割的，作品的文采是从作品的情理中来的。他反对离开了情理的文采，“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因此，上文的第二个前提，有取于割裂内容的文采，正是他所反对的。
这两个前提都不符合刘勰的文学理论，建立在这两个前提上的对《辨骚》的解释，能符合刘勰的文学理论吗？刘勰的文学理论是体大思精，通贯全书，不能割裂的。这种把刘勰的理论加以割裂的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吧。
二
我们在开头指出“变乎骚”是结合《楚辞》来讲文学的新变的，那又怎样联系《辨骚》来看呢？《辨骚》里指出《楚辞》里有四事是合乎经书的，即“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有四事是异乎经书的，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他这样分辨的用意是什么呢？上面既然指出他不是要求用儒家的思想来写作，那何必这样分呢？《通变》里说：“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望今是新的、变的，但不能离开参古，也有继承的一面。同乎经书的四事，是不是指参古，指继承；异乎经书的四事，是不是指望今，指新变。那么为什么说：“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体宪（取法）于三代”，指合乎经书的四事，“风杂于战国”，指不合经书的四事，前者指继承，后者指新变，也就是“出乎纵横之诡俗”。正因为有“风杂于战国”，所以它不如《诗经》的纯正，但并不贬低它，紧接着说“辞赋英杰”，加以赞美。
具体地说，异乎经书的四事，像“诡异之辞”、“谲怪之谈”，指的是“托云龙”，“丰隆求宓妃”，“康回倾地”，“后羿射日”，都是神话。刘勰是不是反对在作品里用神话呢？看来不是。他在《正纬》里说：“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要是说这些还不算神话，那么他在《诸子》里说：“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他认为殷代的《易经》里也有神话，这说明他不排斥神话，虽然他认为神话是踳驳之类。再像“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对这两点，他是有贬义的。不过这是他的误解。其实屈原的投江自杀，是有对楚国统治者抗议的含义，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不是什么“狷狭之志”；《招魂》是招楚怀王之魂，所以写了楚王的宫廷生活，也不是什么“荒淫之意”。刘勰所提的这两点批评是并不确切的。
那么刘勰是不是根据这两点不确切的批评，来否定《楚辞》中有关这两点的作品呢？看来不是。他说：“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什么叫“骨鲠”、“肌肤”呢？他在《附会》里说：“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骨髓”就是“骨鲠”，不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是指“事义”，就是作品中引事引语，即用典；那么为什么称“义”呢？《事类》说：“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说明“事义”即引词引事。在这里他没有讲作品的思想内容，讲《楚辞》中的用典和辞采，“虽取融经意，亦自铸伟辞”。那么他有没有讲到《楚辞》的内容呢？有。“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这里提到志和情，接触到思想内容。在《骚经》、《九章》里就有他认为的“狷狭之志”，他有没有排斥它们呢？没有。不仅没有排斥，反而赞美它们“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什么叫气呢？《神思》里说“而志气统其关键”，《体性》里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并性情所铄”，气同志并称，属于性情所铄的，可见气同思想内容有关，思想内容决定风格的刚柔。气往轹古，同笼罩雅颂一致，即这些作品压倒《诗经》。可见刘勰并不因为这些作品里有他所认为的“狷狭之志”或“荒淫之意”而加以贬低，还是赞美它们“气往轹古”，“难与并能”的。
既然刘勰认为《楚辞》“气往轹古”，“难与并能”，“笼罩雅颂”，也就在文学发展上超过《诗经》，那么为什么又说《楚辞》是“雅颂之博徒”，用神话是“踳驳之类”呢？原来他提出的“宗经”，虽然说“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是说作品要写得内容充实和风格清新，不是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但他也免不了受宗经的局限，即认为异乎经书的四事，从“宗经”的角度来要求，不够纯正。但他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又认为这些不够纯正处并不影响创作的成就，所以还是推崇它们“笼罩雅颂”。这里就牵涉到刘勰认为《楚辞》不够纯正的理解问题，牵涉到对《辨骚》里“奇”、“华”和“真”、“实”的解释问题。
《质疑》一文提出：“什么是‘奇’呢？《辨骚》篇所谓‘语其夸诞则如此’的‘夸诞’即是刘勰之所谓‘奇’。”“《正纬》篇‘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史传》篇‘爱奇反经之尤’，《定势》篇‘奇正虽反’，‘逐奇而失正’，‘执正以驭奇’。”“‘奇’的本质就是‘反经’的；‘奇’的表现就是‘不正’的；《体性》篇‘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之所指，就是刘勰之所谓‘奇’的特征。”“‘奇’和‘真’既是同一范畴中相互对立的概念，而‘奇’是‘反经’的、‘不正’的，那么‘真’就应当和‘正’、‘雅’意义相同。”“至于‘华’，《定势》篇说‘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颂赞》篇说‘不入华侈之区’，《风骨》篇说‘习华随侈’，《议对》篇说‘穿凿会巧，空骋其华’，那么，‘华’当指艳逸、淫靡、侈巧之类的辞藻而言。刘勰既然认为《离骚》是‘夸诞’之文，‘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那么‘华’也就和‘奇’是相同意义的概念。既然‘华’和‘实’是同一范畴之中相互对立的概念，那么所谓‘实’，也就应当和‘正’、‘雅’、‘真’的意义相同。”
按照这样的解释，那么“酌奇而不失其［真］贞”，就是“玩华而不坠其实”，因为“华”就是“奇”，“实”就是“真”；也就是酌不正而不失其正了，因为“奇”就是不正，“真”就是正。既然酌不正，那又怎么会不失其正呢？不是自相矛盾吗？原来“奇”还有别的意思，如《通变》里的“望今制奇，参古定法”，这个“奇”同“法”相对，“法”是成法，“奇”是新奇，这就没有不正的意思。其实，上举的几个“奇”字，有的也不是不正而是新奇，如“执正驭奇”，是用正来驾驭新奇使不失正，不是驾驭不正；“新奇者”更是指新奇，不是不正，因为它没有“执正以驭奇”，所以趋向诡异。因此，“酌奇而不失其［真］贞”，就是酌取新奇而不失其正，这才是新变的要求。在这里，奇和正不是相反的，有取于新奇才有新变，对新奇的还要“参古定法”，即不失其正。“华”“实”跟“奇”“正”不同。“奇”指内容的新奇，“华”指文采，采和情结合所以要求“实”。“华”“实”并不相反，是指在创作上的情采结合，不是相反。因此，“酌奇而不失其［真］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正是对《楚辞》在文学创作上的新变的赞美而不是贬低，正是“变乎骚”的要求。
三
那么怎样来理解“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呢？是不是要用《诗经》做标准来衡量《楚辞》，认为合乎这个标准的才是“真”和“实”，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失真坠实，要不得呢？看来不是的。这几句话应该和下文结合起来看，下文是“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就是指司马相如和王褒的辞赋，有酌奇而失真、玩华而坠实的缺点，要是能够取法于《诗经》和《楚辞》就可以纠正这种缺点，不必去向司马相如、王褒的辞赋学习了。就是认为《诗经》和《楚辞》都是奇而不失真、华而不坠实的。关于“酌奇而不失其真”的“真”，唐写本作“贞”，“贞”即正，奇正相反。刘勰往往奇正相对来用，作“贞”是对的。不过这点关系不大。问题是怎么证明刘勰认为《楚辞》是“酌奇而不失其贞”呢？《物色》里称《诗经》“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形容词用得少；《楚辞》“重沓舒状”，形容词用得多；“及长卿之徒，诡势瓌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认为司马相如的辞赋才是“丽淫而繁句”，用个“及”字把他同《楚辞》分开；《诗经》是“丽则而约言”，即不失贞，司马相如是奇而失贞；《楚辞》介于两者之间，也是“奇而不失贞”。《情采》里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诗经》是为情，是写真，即不失贞；司马相如是为文，是失贞而淫丽。《楚辞》介于两者之间是真而不滥，丽而不淫，奇而不失贞。那么刘勰有没有明确地指出《楚辞》不失贞呢？有。《诠赋》里说：“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这里明确地指出《楚辞》是“雅文”，“雅”即正，即贞，是他认为《楚辞》“酌奇而不失贞”的有力证明。那么所谓“凭轼”、“悬辔”的意义就清楚了。“凭轼”是致敬，表示尊重，要尊重《诗经》的“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悬辔”是要掌握好，掌握好《楚辞》的“酌奇而不失其贞”。因为《楚辞》界于《诗经》的为情者和司马相如的为文者之间，只要一偏到为文者就会陷于淫丽而泛滥，所以要悬辔。但《楚辞》本身还是“奇而不失贞”，“华而不坠实”，是雅文。所以赞美《楚辞》“惊才风逸，壮采烟高”，对它的志也加以肯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既然刘勰认为《楚辞》有“狷狭之志”、“荒淫之意”的缺点，为什么还要全面肯定它呢？那么他对作品思想内容的要求又是怎样的呢？《情采》里指出诗人“为情而造文”，反对“后之作者，采滥忽真”，提出为情要真实，反对说假话，像“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认为“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因此，他即使认为《楚辞》有“狷狭之志”、“荒淫之意”，但它是真实的反映，还是好的。那么他对于思想内容又有什么要求呢？他从创作的角度来立论，对思想内容的要求比较宽。在《诸子》里，他认为用儒家思想写可以，用道家、法家、墨家等各种思想写也都可以，他认“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认为各家都入道。在思想内容上他只反对两点：一是“弃孝废仁”，一是“白马孤犊”的诡辩。因为这两点不利于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要反对，所以他也要反对。他对于思想内容的要求比较宽，所以并不认为《楚辞》里有失贞坠实。那么他在《宗经》里提出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同《定势》里提出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又怎么讲呢？他认为《楚辞》“惊采绝艳”，所以效法《楚辞》的归于艳逸是自然的。他认为《楚辞》界于《诗经》与汉赋之间，但《楚辞》同汉赋还有区别，所以称“楚艳汉侈”，他认为楚艳的流弊会造成汉侈，他并不认为楚艳本身已经是淫侈了。正因为《楚辞》的流弊会造成淫侈，所以要“悬辔以驭楚篇”。所以这两处的话，并不能证明刘勰在否定《楚辞》。因此，《辨骚》并不是要用儒家思想来否定《楚辞》不合于经书的部分，并不是要把《楚辞》的情志和辞采割裂开来，不是对于它不合于经书的部分去掉它的情志只取它的辞采。
最后，《质疑》称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对屈原的评价，认为是最正确的，是评论中的典范。鲁迅说：“……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拿刘勰的话同鲁迅这段话相比：“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同“惊采绝艳，难与并能”一致；“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同“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时序》）一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与《诗经》的“以少总多，情貌无遗”，“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色》）一致；“其思甚幻”即指运用神话，与“诡异之辞”、“谲怪之谈”一致；其影响“甚或在三百篇以上”，与“气往轹古”，“笼罩雅颂”一致。鲁迅的评论不是和刘勰的评论相一致吗？既然对鲁迅的评价《楚辞》推为最正确的、是典范，那么对刘勰的评价《楚辞》既与鲁迅的评价有这样多的一致，就不必把它说成是贬低《楚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