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时序》篇，是刘勰讲历代文学的演变的，它可跟《明诗》等篇结合起来看，因为两者都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立论的，前者是总论文学的演变，后者是分体来论诗歌体的演变的。研究刘勰的创作理论，为什么要从《时序》以及《明诗》等篇来探讨呢？因为刘勰讲创作理论的文章，从《神思》到《物色》，对于作品是反映时代，反映政治，以及创作同学术风气的关系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论述。如《神思》里提到“神与物游”，这个“物”指什么，提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物色》里提到“诗人感物”，这个“物”是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的自然界的变化。但刘勰讲的“神与物游”的“物”，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景物，在《时序》里表达得很清楚，这是一。刘勰讲到“文之枢纽”，提出“原道”、“征圣”、“宗经”，好像他讲创作，是宗法儒家经典的。所谓《宗经》、《征圣》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用儒家的思想来写作呢？从《时序》里可以得到回答。在《原道》里，刘勰提出“自然之道”，这种“自然之道”应该是从道家来的。那么刘勰是不是主张在创作里吸取道家思想呢？这也可以从《时序》里得到回答。这是二。那么从《时序》里探索刘勰的创作理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刘勰的创作理论看得更全面些、更深入些吧。
《时序》一开头就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出文学的演变同时代有关，这就显出作品不光是写山海等自然景物了。《时序》里总结文学的演变，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这里把“世情”同“时序”并提，说明两者和“文变”及文学的“兴废”有关。
先看“世情”。刘勰讲“文变染乎世情”，是承接“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来的，即承接东晋的清谈来的。因此，所谓世情，就是指当世的情状，主要是当时的学术风气。当然，刘勰讲的世情，不限于东晋玄谈。他指出“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屈宋的作品，可以笼罩《诗经》中的雅颂，实际上就是超越《诗经》。为什么？原来他们文辞的光彩、命意的奇特，是出于纵横家的诡俗。“纵横家的诡俗”就是“世情”，屈宋的《楚辞》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即认为屈宋在文学创作上的新变，可以盖罩《诗经》的，是由于受到纵横家的影响。这是刘勰的创见。这个创见，不仅刘勰以前的作家看不到，就是刘勰以后的作家也很少注意到，直到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里指出《诗经》的“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这就说明《诗经》的比兴讽喻，怎么发展为纵横家的诡俗。这个说明有助于解释刘勰的话，弄清楚怎样造成屈宋的笼罩雅颂。如《物色》里讲到《诗经》中的描状，“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只用一个字或两个字；“及《离骚》代兴”，“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用了类聚群积的很多的形容词，这是《诗经》的发展。在比兴讽喻上，《离骚》运用善鸟香草以及神话故事，比《诗经》更有很大发展，正像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大大推衍了春秋时外交官的诵诗喻义。《招魂》里夸张四方怪异和宫廷生活，不正像纵横家在游说时极力夸张四方形势的险要，物产的丰盛吗？《诗教上》指出：“战国者，纵横之世也。”“出乎纵横之诡俗”，正说明屈宋文学的新变，是“染乎世情”。当然，他们也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用来抒写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飞腾的想象，故能有新的发展。
《时序》里又说：“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这又是一种世情，即“渐靡儒风”，受到儒家学派的影响。这是由于后汉“明章迭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皇帝提倡儒学，故有“渐靡儒风”的结果，影响到创作上又怎样呢？“自安和已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所谓“存而不论”，当然不是完全否定后汉的作品。像《明诗》里推重《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诠赋》里推重“孟坚《两都》”，“张衡《两京》”，“延寿《灵光》”。那么为什么说“存而不论”呢？原来“存而不论”的是“渐靡儒风”的作品，至于《古诗十九首》同《两都赋》、《两京赋》等是在“渐靡儒风”以外的。“渐靡儒风”可以造成鸿儒，却不易产生大作品，所以“存而不论”。
刘勰总结创作经验，不满意于“渐靡儒风”，认为接受儒家影响不利于写出大作品，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写《征圣》、《宗经》呢？原来“渐靡儒风”是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与《征圣》、《宗经》是两回事，《征圣》是“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就是反对写内容空洞的文章，要写政化、事迹、修身，要写出有内容的、跟政治教化结合的文章，要学习“繁略殊形，隐显异术”的修辞手法。《宗经》主要是讲“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就是对作品提出写作上的要求，也包括风格上的要求，并不要用儒家思想来写作。所以《诸子》里称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这同韩愈论文不同，韩愈《原道》要宗法儒家思想，所以要辟佛老，刘勰认为佛老都是“入道见志”，并不排斥佛老，这正说明他并不要求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他的《征圣》、《宗经》只是反对当时浮靡的文风，要求写出有内容的、具有完美风格的作品，所以他不满意于“渐靡儒风”。
《时序》里又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里讲创作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以致“世极迍邅”，而作品写得“辞意夷泰”，不能反映时代风貌。所以《明诗》里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这里指出用道家老庄思想来写作，即柱下旨归，漆园义疏，或“诗杂仙心”，就写得“浮浅”，写得“辞趣一揆”，“溺乎玄风”。但他这样说，并不完全反对道家。在《原道》里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提倡的“自然之道”，即本于道家，这正同于他提倡《宗经》而不满意用儒家思想来写作一样，并且说得更明确。
屈宋（屈原、宋玉）的“出乎纵横之诡俗”，同后汉的“渐靡儒风”，江左的“溺乎玄风”，都是“文变染乎世情”，都是作品受到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同样“染乎世情”，为什么赞美“出乎纵横之诡俗”，不满意“渐靡儒风”和反对“溺乎玄风”呢？这就联系到“兴废系乎时序”了。
再看“时序”，时序就是指作品所受时代的影响，因为“蔚映十代，辞采九变”，从十代的次序说，所以称时序。《时序》里说：“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这里指出作品是反映时代和政治的，乱世和治世，政治清明或政治浊乱，作品中所反映的情调不同。“德盛”“化淳”，诗就“勤而不怨”、“乐而不淫”；政治浊乱而国势衰微，诗就怒而哀。时代和政治会影响到作品。在这里，刘勰明确地提出作品和时代及政治的关系，用风动和波震来作比，有力地说明“神与物游”的“物”是离不开时代和政治的。
从“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看，《明诗》里又指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正由于刘勰主张作品要反映政治，所以他不主张“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不仅提出“诗言志”，还提出“诗者，持也”来。“持”就是“义归无邪”，用无邪作标准，合乎标准的就赞美，不合的就讽刺，这就是“持”。所以“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这样，作品不仅跟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更要发挥歌颂成功、怨刺败德的作用。从“政化贵文”，到发挥美刺作用，就更进一步了。要发挥美刺作用，更要注意“情信而辞巧”，不光要求文辞巧妙，还要写出真实感情来。
《时序》里讲到建安文学，提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明诗》里又指出建安文学“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同样把作品同时代联系起来看，同样讲到乱世，但能够注意各具特色。周末是“幽厉昏”，“平王微”，所以作品是怒而哀；建安虽是乱世，但“区宇方辑”，魏武方平定北方，形势不同，所以当时的作品“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注意时代的特色表现在作品里。
从“兴废系乎时序”来看，刘勰还结合时代，提出文学的兴废来。他指出“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在战国时代，齐楚两国“颇有文学”，其他各国都不如齐楚。这同君主的提倡有关。但灵帝“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那么还得看提倡什么，要是提倡的是浮靡浅陋的文风，那还是不行。还得看招集的是什么人，齐国在稷下招集的像孟轲、荀卿那样著名的学者，在散文创作上很有成就。像曹操父子所招集的，“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因此灵帝招集乐松之徒，还是不行。
就“兴废系乎时序”说，又跟“文变染乎世情”结合着。“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这是文学的兴盛，它跟“出乎纵横之诡俗”有关；后汉的“文章之选，存而不论”，跟“渐靡儒风”有关；江左的“因谈馀气，流成文体”，同“溺乎玄风”有关。何以同样是染乎世情，有的有助于文学的兴盛，有的造成文学的衰落呢？在《诸子》里透露了这个消息。“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又《论说》里说：“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论之英也。”“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
刘勰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创作要求“师心独见”，有创造性，要求“自开户牖”，自己开出路来。要是“多抽前绪”，按照老庄的思想来创作，“类多依采”，依傍儒家思想来写作；虽则“明乎坦途”，不像“自开户牖”那样艰苦，走的是平坦的路，但免不了“体势浸弱”；虽则也有新见，但还是“溺乎玄风”，先秦诸子所以高于两汉以后的作者，由于前者是“自开户牖”，后者是有所依傍；嵇康等人的所以胜于江左群谈，由于前者是“师心独见”，后者是“多抽前绪”。这就说明，同样是“文变染乎世情”，何以有的有助于文学的发展，有的造成文学的衰落。屈宋的创作，“出乎纵横之诡俗”，受到纵横家的影响，不是按照纵横家的思想来写作，是吸取纵横家的夸张声貌来写作，把纵横家游说的手法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去，另开出一条创作的路，这是创造，所以能够“笼罩雅颂”，不跟着《诗经》走，使文学创作得到了发展。至于后汉的“渐靡儒风”，江左的“溺乎玄风”，是依傍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来写作，对创作不利，甚至于使创作脱离了时代，这正是违反刘勰认为作品要配合时代，要“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要“顺美匡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刘勰对文学创作的认识确实是深刻的。
刘勰一方面赞美“师心独见”，不满意“渐靡儒风”和“溺乎玄风”，一方面又提出《征圣》、《宗经》和“自然之道”；一方面不要依傍儒家和道家，一方面又要宗法儒家和道家，这里显出他有辩证观点。前者是创作的需要，后者是挽救浮靡文风的需要。创作要配合时代和政治，做到“顺美匡恶”，不要有所依傍；挽救浮靡的文风，要求写出有内容和风格健康的作品，反对做作，要求自然。这两者相辅相成，是并不矛盾的。
总之，刘勰在《时序》里指出：在“染乎世情”方面，创作要像屈宋吸取纵横的诡俗那样，吸取当世的学术风气，来扩大创作范围，丰富创作手法，有助于文学的新变；不要“渐靡儒风”，“溺乎玄风”，有所依傍，要“师心独见”，但同时又要吸取儒道两家的所长，反对浮靡的、矫揉造作的文风，来建立正确的文风。在“系乎时序”方面，创作要求联系政治教化，像“风动于上波震于下”，而且要“顺美匡恶”，发挥积极作用，那就得“情信而辞巧”，要写出真实的感情；作品的风貌也要求和时代相应，像建安文学那样，要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就要“不求纤密之巧，唯取昭晰之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