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论文，章学诚推为“《文心》体大而虑周”（《文史通义·诗话》）。谭献称：“并诗则《诗品》让能，后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复堂日记》）皆极推重。今不具论，姑就其局限性谈谈。
一、论作家的局限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张湛注列子》，称：“《文心雕龙·诸子》篇先以‘孟轲膺儒’与‘庄周述道’并列，及乎衡鉴文辞，同道孟荀而不及庄……《时序》篇亦称孟荀而遗庄，至于《情采》篇不过借庄子语以明藻绘之不可或缺而已。盖刘勰不解于诸子中拔《庄子》，正如其不解于史传中拔《史记》，于诗咏中拔陶潜；综核群伦，则优为之，破格殊伦，识犹未逮。……韩愈《进学解》：‘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复以庄周、屈原、司马迁同与‘善鸣’之数；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举古来文人之雄，庄屈马赫然亦在……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这是钱先生指出刘勰“破格殊伦，识犹未逮”。今再补说几点。
二、论文论乐的局限
刘勰《序志》称：“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他论文原道，他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那他论文原道，应该从圣人之文来求道。倘这样来原道，就同韩愈《答李翊书》相似了。韩愈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讲的是求至于“古之立言者”，即古之立文辞者。先求作为仁义之人，即论文求道，道得而文辞随之，这是韩愈讲的论文求道。这个文指文辞，亦即“圣因文而明道”的文。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这个文指文章，这个道指圣人之道。而刘勰的《原道》却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此盖道之文也。”这个文指形文，这个道指自然界。因此，这个“道之文”，非“圣因文而明道”之“文”，这个“道”，也非“圣因文而明道”的“道”。因为“与天地并生”的“道之文”，当时还没有人，没有圣人，没有“圣因文而明道”的道之文。刘勰讲的“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声发则文生矣”。这个“声文”，也不是文辞。刘勰讲的形文、声文，是自然界的形和声，不是人类作的文辞。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形文、声文，与人类创作的，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刘勰却把两者等同起来了。又说：“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三才指天地人。《易·说卦》：“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刘勰论文原道，谈到三才，却抛弃了立人之道，不谈仁义，却谈形文、声文，为什么？原来刘勰论文原道，论的是骈文，骈文要讲对偶、声律、辞藻，所以讲形文的“玄黄色杂，方圆体分”；讲声文的“泉石激韵，和若球锽”；讲“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用来说明骈文的讲对偶、声律、藻采是道之文。其实自然界的形文、声文、藻采，是自然界的文采，与人类的文辞是不同的，与刘勰所称的《征圣》、《宗经》的道之文也不同。《说卦》里说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个“道”才是刘勰说的“圣因文而明道”的“道”，不是刘勰讲的形文声文为“道之文”的“道”。刘勰讲的“道之文”的“道”，是客观存在，“圣因文而明道”的“道”是主观认识。刘勰讲的形文、声文的“文”，也是客观存在，跟“圣因文而明道”的“文”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相同，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是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那时天地还未分，怎么会有人文？大概刘勰认为那时已在酝酿天地，有天地就有“玄黄色杂，方圆体分”的形文，所以说成“人文之元”了。
刘勰在《情采》里又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在这里，形文的五色、声文的五音，都不是文辞。他把形文、声文跟辞章的文混而为一，这同《原道》论文，把自然界的形文、声文跟人类所作的文辞混而为一一样。他把自然界的道和“圣因文而明道”的道混而为一一样，称为“神理之数”，即把客观存在的形文、声文和主观意识构成的文辞，都看做是神理所造成的，这就是他论文的局限了。
刘勰在《原道》里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前一句重在从圣人求道，所以要《征圣》，后一句讲从圣文明道，所以要《宗经》。韩愈《答李翊书》讲：“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仁义之人，而从圣人求道，求得圣人之道，成为仁义之人。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秀才志于道，道苟成则勃然尔，久则蔚然尔。”也是先讲求学道。刘勰《征圣》，不是讲从圣人学道，是讲从圣人学文，认为“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这是讲从圣文学写作法，所以纪昀评：“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那么他的《征圣》不能通过圣人来学道，把《征圣》说成《宗经》也有不足处。再看他的《宗经》，是承“圣因文而明道”来的，则宗经正所以明道，但刘勰宗经，归于论文，未能明道，宗经而明道，还有待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本之《书》以求其质（质朴），本之《诗》以求其恒（恒久之道，即孔子讲的“兴观群怨”），本之《礼》以求其宜（合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判断，即褒贬），本之《易》以求其动（变化）：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这才是因文明道。刘勰又论《诗》，称“温柔在诵”。《论语·阳货》篇，孔子称“诗可以怨”，《毛诗序》称“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刘勰只称：“温柔在诵”，不免片面。
刘勰《乐府》篇，称“雅声浸微，溺音腾沸”，又崇尚“中和之响”。他称的“雅声”与“中和之响”，即指《鹿鸣》等古乐。因此称汉代的“《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因为这些是汉代新制乐曲，不用古乐，所以认为非中和之音。纪昀评：“《桂华》，《安世房中歌》之一也，尚未至于不经，此论过当。《赤雁》等篇，亦不得目之曰靡。”
刘勰又称曹操、曹丕的乐府诗：“观其北上众引（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秋风列篇（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按曹操的《苦寒行》里写行军的辛苦，曹丕的《燕歌行》写思妇的情思，都是乐府名篇。就音律说，是《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的遗声，称为正声，那为什么要把它们贬低为郑曲呢？因为刘勰认为它们不用古乐和中和之音，所以加以贬低。其实古乐和中和之音，到了汉魏也有发展，不可能再继承古乐和中和之音了，刘勰用古乐和中和之音来贬低汉魏新作，显然是落后的。因此在《乐府》篇里，他对于汉魏民间的乐府名篇，皆视而不见，不再作“选文以定篇”了。
三、辨骚的局限
刘勰在《序志》篇里提到“文之枢纽”，把“变乎骚”特别提出来，与“体乎经”相对，认为骚与经不同，这是好的。但在《辨骚》中还有用对于经的要求来辨骚，好像忘记了“变乎骚”的“变”，这是受到了宗经的局限，是不足的。
在《辨骚》里，刘勰认为“淮南作传”，王逸作章句，“汉宣嗟叹”，“扬雄讽味”，“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他这样评论，实际上已有宗经的思想，即认为经高过骚，所以“四家举以方经”，是褒扬太过；这已受宗经思想的局限，忘记骚与经不同，不能用宗经来评价了。
刘勰把《辨骚》放在“文之枢纽”里，不放在文体论里，是有“变乎骚”的看法的。他认为从文学发展的观点看，是因时而变的。所以变乎骚属于“文之枢纽”，不属于文体论，所以《辨骚》放在《明诗》前，即放在文体论前。他在讲文学发展的《时序》篇里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 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他讲的“屈平联藻于日月”，也就是“淮南作传”，称《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淮南作传”里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这就是刘勰说的“举以方经”，他认为褒美过实。但他称《楚辞》“笼罩《雅》《颂》”，即超过《诗经》，不是更超过“举以方经”吗？再看他称：“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按王逸的说法，认为《离骚》可以比经。其实就王逸所举例看，是《离骚》写得胜过经书。如《周易·乾卦·彖传》：“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大明指日，日以昼夜为终始。六位，指天地四时。天地四时的寒暑变化因日照而成，故称“时乘六龙以御天”，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离骚》里写的：“驷玉虬以乘翳兮”，这是想象自己用龙和凤凰驾车飞行，去找寻贤人，来共同挽救楚国危亡。这样的含义，自然超过《周易·乾卦·彖传》的“时乘六龙以御天”的比喻了。又《离骚》称：“邅吾道夫昆仑，路修远兮周旋。……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也是到处找寻贤人来救楚国的危亡，表达他的爱国精神。《禹贡》的“禹敷土”，指大禹治水后分土地为九州，也没有《离骚》所表现的爱国精神。至于“汉宣嗟叹”，见《汉书·王褒传》，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即认为《离骚》与古诗同义，亦是“举以方经”。刘勰都认为褒扬过实，即用宗经角度来立论，忘掉了“变乎骚”了。
在《辨骚》里对《离骚》的评论主要是：“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一段全面评价《离骚》，不论是“同于《风》《雅》”的四事，或“异乎经典”的四事，都是用宗经的观点来立论的。在这里，他已忘了“变乎骚”了。这是宗经观点所造成的局限。
《辨骚》中又论及《楚辞》的成就，称：“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瓌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这里指出“气往轹古”，即压倒《诗经》，“难与并能”，即“惊采绝艳”超过经典，即认为《楚辞》是“变乎骚”，不能用宗经来衡量了。但《离骚》里主要讲的“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还是忘了“变乎骚”，用宗经的观点来评论，显示出宗经的局限性。
四、论史的局限
刘勰在《序志》里论及“文之枢纽”，提出“变乎骚”来与“体乎经”相对，看到骚和经的不同，但没有提到变乎史，提出《春秋》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的不同，是不足的。《春秋》记事如新闻标题，要明白《春秋》记事的内容，要看《左传》。《左传》好比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已与新闻标题不相同了。《左传》详于记事，《战国策》还详于记人，与《左传》又有不同。《史记》则有人物传记，又记典章制度，与《战国策》又有不同。刘勰没有在“文之枢纽”里提出变乎史来，是有不足的。刘勰在《史传》中评论司马迁《史记》，说：“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对于班彪论《史记》的话，好像全部接受，不加辨别。班彪论《史记》的话，见于《后汉书·班彪传》，说：
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
这篇评论，说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这是对的，如《陈涉世家》“客曰：黟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是《史记》也记俗语，但质而不俚。至于批评《史记》，说：“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按此当指司马迁从经传中采摭材料，编成人物传记，这正是他的创作。把分散在经传中的事，采摭出来编成人物列传、帝王本纪、诸侯世家，把适用的材料加以取用，不适用的材料弃而不取，这正是司马迁创作传记文学的成功处，班彪却批评他：“甚多疏略，不如其本。”要把经传中的材料照原本列入，那怎么能创造人物传记？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又批评他“多闻广载”，正是他创作传记文学生动翔实处，班彪的批评也是不恰当的。又批评他“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按“崇黄老而薄《五经》”，这是司马迁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迁写老子，列在《老庄申韩列传》中，连个专传都不给他，把孔子列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这样尊崇儒家，所以这个批评张冠李戴，也不对。又说：“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按儒家是轻视货殖的，《论语·先进》，孔子称：“赐不受命而货殖也。”倘如班彪的议论，“同圣人之是非”，即《货殖列传》就不能写了。其实司马迁创作《货殖列传》，正是看重经济发展的特识，班彪批评他“轻仁义而羞贫穷”。按《货殖列传》称：“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是羞也。”他认为从事农业生产致富，是本富；从事商贩致富为末富，次一点；作致富为奸富，最下。至于“无岩处奇士之行”，处在山岩中间的奇士，有的像卓氏用铁致富，像程郑亦冶铸，像孔氏，用铁冶为业。倘没有这些本领，“而长贫贱，好语仁义”，既不能出来做官，又不能聚徒讲学，不能有所作为，空讲仁义，“亦是羞也”。司马迁在这里不是“轻仁义”，是认为一无所能而空讲仁义为足羞。班彪又批评他“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按《游侠列传》称：“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这说明他没有“贱守节”。《游侠列传》又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为了救士之厄困，而不爱其躯，这样救人的精神，并不是“俗功”。
班彪又就《史记》的体例，“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因此批评司马迁“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按《史记·项羽本纪》末“太史公曰”，称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另为‘霸王’”。那他把项羽列入本纪，并无不合，又《陈涉世家》末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那么把陈涉列为世家，并无不合。又《淮南衡山列传》末，太史公曰：“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尊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既然“父子并亡国，各不终其身”，就不是“世家”了，列在列传，有无不合？班彪对司马迁的批评，有的是班彪思想落后造成的，有的是不切实际的。刘勰却不加辨别，称：“叔皮论之详矣。”这里显出刘勰论史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