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辅政制度——宰相
一、前代宰相之失权
魏仍置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然皆不预朝政，故徐邈称“三公论道之官”（《魏志》本传）。高柔上疏云：
公辅之臣……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魏书·高柔传》）
此亦仅备顾问而已，不复希望恢复旧制也。
晋初除三公外又有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八公并置，亦特顾以虚名而已。
汉末以降又有相国、丞相之官，魏武居之以篡汉，司马氏居之篡魏，其位尊崇，“多非人臣之职”，惟蜀汉诸葛亮等少数人为例外。北朝初期亦有丞相，后期为权臣之任，如尔朱荣、高欢、宇文泰、杨坚皆然，至唐高祖以大丞相之职篡位，为最后一次。
在这一时代，无论南北，三公丞相皆非宰相之任，宰相之任乃尚书、中书、门下之长官；然其权力，亦因时代因南北而不同。
二、尚书——录、令、仆
汉世，尚书台本为皇帝秘书机关，至魏有改变。《魏志·陈矫传》：
迁尚书令。明帝……车驾尝卒至尚书门，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返。
此明为政府行政机关，非皇帝秘书之职。
大臣位尊者，则以他官录尚书事，最为重任。此通魏、蜀、吴、两晋及南北朝皆然，齐、梁录甚少见，惟权臣居之。令、仆亦渐优崇之职，不甚理政，至陈更甚。
《宋书·百官志》述录尚书之职云：
录尚书职无不总。王肃注《尚书》“纳于大麓”曰：“尧纳舜于尊显之官，‘使’大录万机之政也。”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
此见其权之重。《宋书·谢晦传》，文帝将即位，司空录尚书事徐羡之以荆州重地，恐文帝至或别用人，“乃亟以录命除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此其一例。然比之前代宰相，其权有分割有削弱：
A. 录事往往数人分任，各录若干条事，如晋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又云每置二录，各掌六条事。（《宋书·百官志》）
B. 对于百官监督考课权之削弱。
C. “谏诤”、“被咨询”权自为门下之侍中所分。
三、中书——监、令
汉世尚书若以中人为之，则称中尚书，省称中书，故中书实即尚书。魏晋中书则别有来源。《晋书·职官志》云：
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监令盖自此始。
按：《初学记》卷一一引谢灵运《晋志》：“以其总掌禁中书记，谓之中书。”《御览》卷二二〇引《晋令》：“中书为诏令，记会将相事，作文书也。”则《晋志》中书之职不仅掌尚书奏事，亦“为诏令”“典作文书”也。再观刘放之见宠于魏帝，正为其善文词，则掌诏令起草，当自魏已然，不始于晋。
由此看来，尚书之外又有中书，是因为曹操以魏王而专朝政，故于王府置秘书令，以亲信为之，以典朝廷尚书台之奏事。及曹丕篡位，遂移秘书之职于朝廷，更名中书，遂夺尚书喉舌之任。《隋书·百官志》谓中书“管司王言”是也。
若以表列则可参下图：
《通典》卷二六云，西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桓帝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阁书属太常，“以其掌阁图书秘记，故曰秘书”。此与中书之起源不相干。
《蜀志·郤正传》正为秘书令，“起草书诏”，此则与魏中书同职。
职司王言，故亲信有权势超过尚书。《晋书·荀勖传》：荀勖由中书令迁守尚书令，甚惘怅，有贺之者，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邪！”可见晋世士大夫已视尚书不如中书。至宋武帝世，傅亮为中书令，“任总国权”，每日车常数百辆，其权势可见。
南朝后期中书职重，然权又下移至中书舍人，而令监亦与尚书令仆同样失去权力。
《南齐书》卷五六《幸臣传序》云：
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指西晋言）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建武（齐明帝年号）世，诏命殆（百衲本作始）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莫非左右要密……万机严密，有如尚书。
《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上》云：
陈……定令，尚书置五员，郎二十一员。……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
北朝中书权较轻。东魏时，高欢以儿子澄领中书令，“移门下机事，尽归中书”，此暂时事。可见北朝权不在中书。
四、门下——侍中
南朝权在尚书，北朝权在门下。侍中本侍从之职，且多为加官，然因在皇帝左右，故任遇渐重。晋武帝时任恺为侍中，“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是直如宰相。但在南朝尚不甚重。北朝则远较南朝为重，如元义以侍中执权，录尚书事者亦多为侍中。高阳王雍曰：“诏旨之行，一由门下。”雍亦“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孝静帝诏曰：“门下向背有祸福之机……轨物成务，咸必由之。”
侍中在西汉只掌乘舆服物（孔安国曾为侍中，只管“吐壶”即吐痰之事），可见西汉时侍中地位低，权力小；东汉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本在禁中，章帝以后，始居禁外；魏晋以下，更进而掌谏诤，备咨询，拾遗补阙，多种上下文书，皆得签署，其权益重。此仅就法制而言。事实上，侍中亲近皇帝，往往因咨询谏诤而参决大政，实分宰相之权。北朝侍中特重，参决大政，尚书省反变为承受执行机关。
五、宰辅制度结论
（1）三公为尊养之官，不负行政责任，故位尊而无职权。丞相相国除极少数外，多为权臣篡夺之阶。
（2）魏至宋、齐，宰相之任主要者为录尚书事及尚书令，录较令为尊重。齐孝武帝以后，不常置录，以令为主相。至陈则令亦无权任。
（3）魏、晋、南朝，中书监、中书令，及侍中亦参掌机密，但不能亲为正相。就中，中书监、令较侍中为权要。然末叶，中书省之权在舍人，不在监、令。
（4）北朝权在门下。北魏虽亦以尚书令录为宰相正官，然侍中亦为宰相之任，几与令录并牟，故有小宰相之称。其后侍中之权转重。至北齐，侍中之权更重，为正宰相，尚书令仆反受承行政而已。至于中书之权，则远较南朝为弱。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分职机关
——尚书诸部与九卿
一、魏晋南朝之九卿
（1）魏晋时代，九卿与汉略同。
（2）东晋以下常有省并，如光禄勋、卫尉、太仆、宗正等时省时置。惟太常、廷尉、大司农最经常置。桓温即谓“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之位”，故主张省并九卿，诸卿省并多在温当政时期。
二、魏晋南北朝尚书诸部曹
尚书通常分为六部或五部。各统若干曹郎中，最多三十六曹，最少十五曹。
三、魏晋南朝尚书部曹下侵九卿职权，侍中亦侵诸卿之职
西晋荀勖已云：“九寺可并于尚书。”《御览》卷二〇三引《桓温集》，表云：
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故重九棘也。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之位；惟太常、廷尉，职不可阙。
东晋省并诸卿正在温当政时期。
按：汉代尚书仅四、五曹，最多六曹。魏晋南北朝时代尚书职权扩展，分为五、六部，分统十余曹，多至三十六曹，职务已繁琐。不但侵夺前代宰相之决策权，亦下侵九卿之执行权。
（1）宋、齐尚书部曹下侵九卿职权之显例：
武库令，本属执金吾，宋、齐隶尚书库部曹。
车府令，本属太仆，宋、齐隶尚书驾部曹。
上林令，本属少府，宋、齐隶尚书殿中曹。
材官将军，主工匠土木之事，本汉代左右校令之任，宋、齐隶尚书起部曹及领军。
公车令，本属卫尉；大官令，本属少府；太医令，本属少府或太常；内外骅骝厩，本属太仆，宋皆改隶侍中，齐皆改隶尚书。
（2）梁代尚书复以部分卿属职权归还九卿，然车府署仍领于尚书驾部，南北武库仍领于库部，公车、太官、太医等署及骅骝厩则领于门下侍中。
四、北魏尚书部曹与九卿
北魏前期，尚书分部之可考者有殿中、太官（宰官）、南部、北部、西部、吏部、右民、仪曹、祠部、礼部、乐部、主客、驾部、库部、都牧（牧曹）、虞曹、都官、太仓、金部等尚书，各辖若干曹。
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即北魏后期，令仆下有左右丞，辖六部三十六曹，其中二曹不可考（见下图示）。
观前期尚书各部之名称，即知其多不仅掌奏事与政策，亦掌事务之执行。如《魏书·伊馛传》：真君中，“转殿中尚书，常典宿卫”。《宋书·毛修之传》：“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常在太官，主进御膳。”此皆明属事务，非政务。《南齐书·魏虏传》称其“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乐部尚书知伎乐角史伍伯”。《通典》称：“后魏有左民右民尚书，多领工役。”皆属事务执行之任，于汉皆为九卿之职，而魏皆尚书下行之也。尚书诸曹郎为各部尚书之下属机关，自更多行九卿所属诸署之事。至于中书省之与九卿，例如太常卿仍沿汉制置博士，但魏之中书省领国学，有中书博士、助教，中书学生百余人，是亦太常之职。（关于尚书，详见《北魏尚书制度》，刊《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编；《北魏尚书制度考》，刊《史语所集刊》第18卷。）
五、北齐三省与九卿
北齐六部与九卿职权之干涉与划分，尚未详考。但门下省别领六局（左右局、尚食局、尚药局、主衣局、斋帅局、殿中局）皆为事务机关。中书省别领伶官数部，皆应属卿署之职。
六、结论
（1）汉代九卿之职，上与君相参定本卿分职之政策，即下本卿直属各业务机构（署）执行之，故其权极重，地位亦高。尚书只是皇帝秘书机关。东汉尚书虽已参与大政决定政策，但不管政策之执行，更不直接领辖事务机关。侍中只是侍从，亦绝不领任何事务机关。故尚书、侍中与九卿职权绝不相涉。
（2）魏晋南北朝时代，不但尚书省之长官（录、令）正式成为宰相正官，与皇帝决定大政方针；即其所属之各部尚书亦代替九卿，协助宰相，拟定政策，且或领辖若干原属九卿之事务机关。门下省亦常领辖若干事务机关。北朝之中书省亦有类似情形。因此，九卿不但丧失——至少削弱——其协助君相参订政策之权，即政策执行权亦有一部分被三省所剥夺，形成三省与九卿职权干涉混乱之局面。
（3）到隋唐时代，三省皆不领事务机关，尚书六部只协助宰相制定本部政策，除铨叙与科举等最重要事项外，皆下诸卿诸监执行之。至此，尚书六部与九卿之职权又能划清，但九卿诸监已失其上与君相参决政策之重要权力，故地位大不如前。（此点在第四编论之。）
（4）演变示意表
第三章 地方行政制度
魏晋南北朝之地方行政制度，因军政情势之演变而异于汉代者，有下列五事：（北魏特别，不计）
第一，州刺史之地方官化，形成州、郡、县三级制。
第二，都督制度之形成，都督府各统若干州，形成府、州、郡、县四级制。
第三，州府僚佐之府、州双轨制。（两个组织系统）
第四，长官拥带部曲制。
第五，地方豪族把持地方政治。
（看本书附录《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九节《约论》 ）
中国史上之行政制度有汉、唐两种重要典型。唐型制度与汉型制度虽差别极大，但唐型乃由汉型慢慢演化而来，此由前文所述论之辅政机构与中央政务分职机构两种制度之演变，已可作例证说明汉型制度演变为唐型制度之过程，但最好之例证仍为地方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已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专书可看，兹仅就唐型系由汉型制度演化而来之一观点，列举数事如次。
一、州郡之增置与整理
汉行郡、县二级制，州仅为监察区。汉末大乱，适应军事上之需要，州演变为统郡地方行政区划，州刺史为地方最高行政官。及魏晋南北朝时代，又适应时势需要，州、郡增置日多：
注1：是汉代政治稳定时期，甚少变动。经三国至西晋，州增二分之一，郡增三分之一。
注2：是南北朝初期，视西晋州、郡各增一倍；末期视西晋，州为十四倍半，郡几四倍。
注3：南北朝末期，州为汉之二十一倍，郡为汉之六倍，县数则所增不多。如此增衍之故有二：其一分割酬庸，其二流民侨置。
州、郡增置太多，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行政效率反而低落。《北齐书·文宣帝纪》天保七年诏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遂一举“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三镇二十六戍”。可谓气魄很大之一次改革。隋文帝继之，尽废诸郡以州统县，凡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三百四十八，遂开唐制。
二、都督区与都督府
汉末为军事需要而置都督，各统若干州军事，后因统军而兼统民政、司法、财政，成为州以上之最高级行政长官。其督区至东晋亦制度化。
东晋、南朝前期通常有十余个都督府，北朝亦有十余个，后同称总管府。隋统一天下，经常建置之总管府三十个，此即唐以后府制之来源。唐代节度使制实亦来自于魏晋南北朝之都督制，并非一特别之制度。
三、镇之起源与演变
镇本为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后所兴起之军事镇摄制度，故可称为军镇。五胡乱华初期已有之。北魏之初，建置稍多。太武帝开拓疆土，遍置军镇，其辖境之西北部仅置军镇，不置州郡。东南华（汉）人区则镇、州兼置，而镇将或兼统若干州，故镇将地位权力在州刺史之上。孝文帝锐意华（汉）化，逐渐废除军镇，所保存者，地位亦渐低。其后渐与郡为比，又后而县之比。唐代之镇多统于县，是如乡之比而较重要耳，然仍为军事而设。因军镇而会市，故至宋以后，镇即乡聚之繁荣者耳。故镇常与市联称为“市镇”，与北朝本与军联称为“军镇”者大异。
四、州府僚佐组织
汉代州佐吏之重要者有主簿、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簿曹从事史、兵曹从事史、部郡国从事史等，皆由州刺史自由辟用本州之人为之。刺史本为丞相府派出之丞相史，故跟从刺史者，只能称“从事史”（亦有临时之意），然职名皆称从事史，成为一个组织系统，可称为“州吏”。
魏晋以下，州刺史往往加将军加都督，将军开府置佐，故此时诸州除没加将军都督的刺史，仍仅“州吏”系统之佐吏外，一般加将军都督之州刺史，其佐助吏皆有“州吏”与“府佐”（将军府佐）两个系统。至若州境有蛮夷者，刺史又带“蛮夷校尉”。如荆州刺史带南蛮校尉，雍州刺史带宁蛮校尉，宁州刺史带镇蛮校尉。凡带此校尉者，另置校尉府佐，称为小府，故此等州长官之佐吏有“州吏”、“将军府佐”、“校尉府佐”三个系统。例如：宋世爨龙颜为宁州刺史，加龙骧将军，领镇蛮校尉，今传世宁州刺史爨龙颜碑阴（《金石续编》卷一，《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皆收此刻）僚佐题名分为三组：
（龙骧）府长史 镇蛮长史 （州）别驾（从事）
司马 司马 治中（从事）
录事参军 录事参军 主簿
功曹参军 功曹参军 西曹（书佐）
仓曹参军 仓曹参军 门下（曹）
户曹参军 户曹参军 录事
中兵参军 中兵参军 户曹（从事）
府功曹 蛮府功曹 记室（从事）
主簿 主簿 省事
朝直
麾下都曹
书佐
干
宁州为僻远小州，府州置佐皆简，上列员额可视为一般州府之最基本佐吏。府佐皆由中央除授，但长官有推荐权；凡州佐吏仍承汉制由长官自由辟用本籍人士为之。
军府始置，本理军务，地方行政仍归承汉来之州吏掌理。然积时既久，军府佐官渐夺州佐吏之行政权。至南北朝时代，地方行政（军事、民事）全归府佐，而自汉以来相承之州吏转处闲散，为地方人士禄养仕进之阶。此种转变，其原因有三：
第一，州佐吏虽承汉制由长官辟用本地人，然长官莅任人地生疏，兼以此时地方豪族势力强大，竞相推荐，故名虽自辟，而情实疏间，不能得到长官之信任。至于府佐，或由君主简派腹心，或由长官推荐亲信，挟除授之势，恃亲信之权，自较州佐吏为强。
第二，战事频繁，军事第一，府佐势必占优势。
第三，府主有缺，或因事他行，军府上佐之长史，地位远高于州吏之别驾，故为刺史之法定代行人，称为“行事”。加以宋、齐君主猜忌特甚，方镇之任（即州刺史）不任大臣，常以皇子领其名，而以长史为“行事”，实掌军政，与都督刺史无异。甚至亦不任上佐（长史），而以小吏典签，阴制州府之政令。长史、典签皆为府佐，则府佐一系之得势，自不待言。
如此一来，至南北朝末期，地方军民行政全由府佐处理，州佐吏等于虚设。因为他们为本籍人，故有“乡官”之称，隋文帝废乡官，即指此佐官而言。故隋唐时代州长官之佐官又只有一个系统如次：
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司功参军、司仓参军、司户参军、司兵参军、司法参军、司士参军、参军事……此类皆由中央除授，不一定为本籍人。此类职名与汉世州属吏全异；由中央除用，不限本地人，亦异。其交替演变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而由隋文帝整理完成之。
五、魏晋南北朝地方制度之结论
——以地方改制度为例证，说明中国政制由“秦汉型”转变为“隋唐型”之过程
魏晋南北朝时代，因为政局过分动荡，影响各种制度不能成一定型。然中国政治制度上有两个最重要的典型制度——“秦汉型”与“隋唐型”。此两型制度完全不同，并非有一人革废汉制另创唐制，只是秦汉型制度因情势推移，逐渐变为完全不同之隋唐型。此种转变过程当于最纷乱之魏晋南北朝时代求之，而地方行政制度之演变尤其为标准之例证。
第一，最明显且为一般人所知者：汉行郡、县两级制，州为监察机构，为数只有十三个。唐世州代替汉代郡的地位，而为数多至三百余。此乃因魏晋南北朝时代为适应军事需要，州变为行政区。又以侨置、酬庸与开发之故，数目逐渐增多，致一州仅统数县，权任不及汉代之郡，而当时之郡吏卑微成为不必要之机构，故隋文帝废之，遂成以州统县之局。
第二，最能显示“秦汉型”与“隋唐型”交替变化者，当为州佐吏之组织与任用。汉代州吏称为“从事”，由刺史自由任用本州人为之；唐代州佐称为“参军”，由中央任用，不限本籍（大抵以外籍为原则），其转变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魏晋之州本承汉制，置州吏诸从事。然刺史常加将军，故置长史、司马；中央又时遣员参其军事。至东晋始形成军府，恒置长史、司马、诸曹参军。于是州将置佐，有“州吏”、“府佐”两系统，一治民事，一治军事。“州吏”仍承汉制，由刺史辟用本州人，而府佐则由中央任命，不限本州人。积时既久，“府佐”渐夺“州吏”治民之权，“州吏”遂转处闲散，为地方人士禄养仕进之阶。盖此时地方豪族方强，州长官虽自辟州吏，然多被动辟用，情实疏间，而府佐或由时君简派，或长官推荐亲信为之，挟除授之势，持亲信之权，以凌疏间之吏，则州吏一职，势必退处闲散。况战争频繁，军事第一，更予府佐侵权之机会。及隋文统一，不必顾虑地方豪族势力之反对，遂毅然废除无实际权责之州吏，仅存府佐诸参军一系统。此系统本由中央任命，故自隋以后，一命以上，皆由中央。非隋文特意作此集权式安排，实由历史演变之必然结果。交替状况可略示如下图：
第三，唐初都督府制本承南北朝而来，即中叶以下之节度使制，亦即承仿都督而来；唐代方镇拥带部曲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亦已早有先例。又如汉代县之下早有“乡”，而唐代县之下有“乡”、“镇”并列，镇亦由北魏特制之军镇制度逐渐转变而来。
六、补北魏地方统治政策
北魏疆域东至于海，西至天山南路，南抵淮水、汉水，北有内蒙草原，土地广大，民族复杂，若自和龙（今朝阳县）向西南，经平城（今大同市）、太原、龙门，横过渭北经天水至嘉陵江上源划一斜线，将北魏疆域划分东南与西北两区：东南区，大抵为华人区，非华人杂居者甚少；西北区大抵为非华人区，华人杂居其间者亦不算多。北魏（尤其前期）之统治方法，因地区、因民族而异。东南华人区，仍采取华人旧传统之州、郡、县制度。西北地区，其鲜卑聚居地，或早期降附诸部族聚居区，以“领民酋长制”统治之；其汉人以外之被征服民族聚居地则以“护军制度”统治之，但似非全部如此。而在全国遍置军镇，东南地区置镇若干，各统数州，如南朝之都督府。西北地区既不置州郡，故置军戍，参杂于“领民酋长”与“诸部护军”之间，其上亦置镇以统之，著名之北边六镇，即是此类。其统辖情形略如下图：
第四章 人才选拔制度
一、九品中正制成立之背景
九品中正制度对于巩固门阀政治起了很大作用，但其建立之背景以及当时创立者之本意，却非为巩固门第。沈约《宋书·恩幸传》云：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藉世资，用相陵驾。
此论创立本意与结果适得其反，甚为肯綮。至于其产生之背景约有数端：
（1）兼顾乡举里选的旧传统与战乱中人士流移之新环境。此为过去一般的说法，《晋书》卷三六《卫瓘传·请废九品中正疏》云：“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可为代表。
（2）汉末乡议已由少数人主持。东汉郡国察举虽由郡守国相选拔，但其选举标准已往往取决于地方上少数人的评议。如《郭太传》注引谢承书云：“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又如《许劭传》：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又云：“天下之拔士者，咸称许、郭。”可见少数名士之评论对于察举制度之影响。魏世设立中正只是此种情形之官式化。
（3）魏政府争取主动，将评议权由地方上之个人移归政府。乡闾清议与地方大族相结合助长大族声势。曹魏推行法家政治，欲建立中央集权政府，自不容有大族清议之存在。然乡闾评议已有长久历史，此种社会情势不易铲除，故率性将乡闾评议移归中央政府，既可显示对旧传统的社会风尚予以支持，又可藉此加以控制。《晋书·刘毅传》疏云：“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意在统一清议，即寓控制之意。
（4）“九品”之名当本之于《汉书·古今人表》，但不知汉末郭、许等评题是否已分为九等。
二、九品中正制之影响与时人对于此制度之态度
此制度加速门阀社会、门阀政治之形成，并巩固大族对于政治社会之统治，自不待言。另外附带形成的官品制度，一直维持到清代。
当时人士对于此制度之态度前后颇异，在魏晋时代尚有很多人反对此种制度，如卫瓘、刘毅、段灼，皆见《晋书》。此因为当时世族统治尚未巩固。等到南北朝时代，世族统治门阀社会已完全巩固了，时人认为士庶之别为理所当然，所以就无人反对，如《梁书·杨公则传》云：
湘俗单家以赂求州职，公则至，悉断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此外，《魏书·刘昶传》孝文帝曰：
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然……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
其本意只在提高鲜卑族在政治社会上之地位，实行鲜卑贵族与汉人高门对人民之联合统治。
三、附录：州郡察举制度
《宋书·百官志》下云：汉州举秀才，“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魏复曰秀才。晋江左，扬州岁举二人，诸州举一人，或三岁一人，随州大小，并对策问”。
《晋令》云：“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晋书·华谭传》载，太康中，谭举秀才，至洛阳，武帝亲之。所问正是五策，皆为时务经国之计，与汉世策问贤良方正相类。又《晋书·孔坦传》谓太兴三年奏议云：“秀才虽以事策，亦氾问经义。”然东晋以下，其制渐弛。
《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二月己丑，“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
《齐书·武帝纪》谓永明四年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举秀才”。
《隋书·经籍志四》集部有《宋元嘉策秀孝文》十卷、《梁孝秀对策》十二卷。
《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六月即位，八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其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下郡三岁一人。”
《魏书》卷六六《崔亮传》刘景安书规亮曰：“朝廷贡秀才，只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按：时在灵太后世，肃宗神龟二年。
《魏书》卷六五《邢峦传》：“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按：此为孝文帝诏书，在迁都后。
《通典》卷一四述北齐策试之告：“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隋书·礼仪志四》作“集书策考贡士”，盖“策孝……”之讹），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此由中书、集书、尚书分任其职，而《北齐书·文苑·樊逊传》谓梁州举秀才，天保三年正月，制诏策问“尚书擢第，以逊为当时天下第一”。
《隋书·李德林传》举秀才，“（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擢第，罕有甲科”。按：《北史》曰传时杨为尚书令，考德林为上策。
由上文可注意两点：
（1）南朝大族固有中正制为进身之阶，但地方豪族，似仍以秀、孝为进身之阶；但大族势力大，故秀、孝发展机会少，故其制似不重要。北朝秀、孝为汉人出身之阶，汉人渐得势，故此制显得比南朝重要。
（2）《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举孝廉不就，而自诣州，力求诏州特举秀才。“乃诣州，求举秀才。举秀才例取文士，州将以其纯儒，无意推荐。敬德请试方略，乃策问之，所答五条，皆有文理。乃欣然举送至京。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可见已有自求举送者，为隋唐制自进之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