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漱溟全集》中的《思索与领悟辑录》里收录了著者有关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思索所得。这类文字多是三言两语，个别也有二三百字的。现将其中谈论儒佛道及东方学术问题的选录于此，供参阅。——编者
关于儒家
孔子毕生以实践乎人生为学，“学之为言，觉也；觉悟所未知也。”自十五志学以迄七十之年，既逐有进境不已，基于人类生命亲切所体认者深矣、彻矣。其拈出一“仁”字以为提示指点，所以言之反复不舍、变化多方者，正以人类生命之体用固如是耳。且因人施教，言语贵中当机，因为如是耳。后之学者拘执于一言一句，罔不失之。
罗近溪集中语：“十五而志于学，学何学也？学以成乎其人者也。‘为仁由己’，此己得为己私耶？‘古之学者为己’，此己得为己私耶？‘克己’者由己而健行之也。孔门宗旨只在求仁， 仁者人也，此人字不透，决难语仁。”
人之所以为人者，其在人心乎。“仁，人心也。”人心究是如何的？此即非有形相可指之物，必须自家体认乃得。为了指点人们去体认，今且说两个方面：内一面是自觉不昧，主观能动；外一面是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感通若一（痛痒相关，好恶相喻）。试从此两面潜默体认去，庶几乎其省悟。
人性善云者，谓人类心理上倾向于善也。性是性向，是跃然活动的趋势，不是呆板的面貌。
一切善出于仁，一切恶由于不仁。不仁只为此心之有懈而已，非有他也。恶固非人所固有；不仁之外，求所谓恶者更才可得。是即人性之所以为善也。世俗徒见人之易流于不仁，不仁之事日接于耳目，辄不敢信人性善之说，正坐不自识其本心故耳。
自觉时而暗弱、时而明强者常人也。孔门学问正在此心之常明。何以能常明不失？则更能觉识得此自觉，非止如常人徒有其与生命俱来的自觉而已。所谓“默而识之”，识此也。识得是根本，不失是功夫。孔子称颜回“不贰过”，“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孔子自云“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此知即自觉之觉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此第五个“知”字正指内蕴之自觉而言。人心内蕴之自觉要明朗，要昭昭然当空四照。
《大学》之所谓明德，正指此心自觉而不容自昧者言也。
心失其用于两方面。一、放失于外物（名利声色之类）诱惑。二、蔽于见闻之陋，囿于习俗之隘。
《大学》所云明德，即指自觉不昧者。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语在今人殆难得其解。今人念念驰向外去，方且以区区数尺者为己，盖久不知有己矣。吾人浑然与物同体，痛痒之情何所不到，己只是当下痛痒亲切处， 非谓此身。切己近里（切问而近思）有以自得，是为学之道也。 痛痒不明乃以利他为言，驰骛于外乃以知识相标榜，总是孟子所谓放其心而不知求者，可哀莫大焉。
人禽之别：心为形役与形为心役。
我们必须晓得人与其他高等动物虽若类人猿之属极为相近，却亦划然有根本区别在。此即它们——类人猿之属——仍然同于一切生物那样尽瘁于个体存活、种族蕃衍两大问题，而人类生活则超出了此一范畴。它们似亦具有头脑心思活动，但其作用既微弱暧昧，更且根本上是心为形役。人类却反之，上达于形为心役之境。人有形为心役之可能，抑且大有可能。此即是说，莫认为人类活动总在谋生之中，应知其间显著另有两大类型高尚活动：（一）理智方面的科学研究活动。（二）情感方面的宗教出世行为。这两大类的活动极大地吸引着人类生命力，显示出人类生命的特征，远非任何其它动物之所有。要知道，从原始单细胞微生物进达人类之出现，贯乎全宇宙是浑然一大生命体，方在无休止地向前发展创造中，莫知其前途之所届。生命是没有时空限制的，然人类生命既为其顶峰焉。
禽兽是头脑为其身体而用的，亦即心为形役。吾人的生命反之，即形体为役于头脑，为役于心。心有一息之懈便落于形体中，局限而失其通焉。——以上意义具详于《人心与人生》一书。
动物为身而生活，是心（头脑）从属于身的，正所谓“心为形役”。人应当不如是。人心超于其身，不为所拘，不受其累， 是可能的，却不是必然的。应当自问：是心从属于身，抑或是身从属于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世界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的路的先觉；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按此语为四十年前所说，今日看来待酌。）
1982年加批：右两个先觉的话见于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所云佛是逆着去解脱本能的路者尚无误，所云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的路一语则未善，应当说：一般动物依从本能生活，心为形役，而人类却有形为心役的可能性。亦即是说：人心是超乎其身的，主宰乎其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全在于此。此是可能的，而非必然，所以可贵。
孔子之学全在乎身体力行。孔子之学是实践乎人生大道之学。后之人以求教古人虽不得不资藉书册文字，却不容泥滞文字，玩弄语句，竟忘其必须还元到具体事物和实际问题上。申言之，即必须反躬从自家生命上来体认古人说的话果何所指。于此，躬行实践其又为体认之本乎？不能切己反求，不能身体力行，辄以浅表妄臆强为生解，安于不知以为知，如荀子所谓其学在口耳数寸之间者则甚无谓。
汉学家所为经籍训诂之学、古文物制度考据之学大都为学术所不可少的辅助工作，却与孔子所说的仁，曾未及深入体认之，岂不明白？宋明儒者于此，自是胜于汉唐解经之儒，以其志于孔子所志之学，切己反求，力行不怠，便在自家生命上有所体认而不虚也。至于其体认之为浅为深，为偏为全，又待另论。
绝不自称为神所使，或受神启示。没后弟子亦未奉之为神。
孔子之言论有贯注人身，如光透过玻璃，使人立地省悟者。 其所以至此，实因其清明厚重恰合人心之故，绝非因其以感情动人、宗教动人，或示人以损己利人之意，令人感动。
问此非保守主义乎。孔子所关心者在人与人相处，而不在人对自然之利用。不问利用之程度高低，而人与人相处相得终是和人生直接有关的问题。于此问题应求善道，应不断用功夫。 对自然之利用他不反对；你去问别人好了。在人与人关系上儒家亦非保守而有理想，不满意现状。
关于佛家
刹那为梵语之音译，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经九百生灭，此即刻刻不停地变化流行之谓，生命如是，宇宙如是。曰九十，曰九百，以九代表其数之多耳。“宇宙”、“生命”是一事非二，莫以为吾人时刻在空间中生活，要知道空间只涵括在时间内。大化流行，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生生不息”。生命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俗以为今天的我犹是昨天的我，便是常见，俗以为人死如灯火灭去，不复存在，便是断见。常见断见皆非也。
世间是所谓生灭法，一切事物皆在发展变之中。故云没有一成不变之局，亦没有无所从来之事。凡事均可向上追寻，向下料度，但你不应求所谓最初与最终。初终是有的，但没有最初与最终，即是说：没有究竟之初，穷极之终。何以故？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小内外皆分别对待之词，不适用于浑一绝对之宇宙。科学家尽可无休止地去作追究工作，但不必设想其为究极之事耳。
佛法信乎为出世间法，然善学善用者通达无碍，又不异乎世间法，贵在大心大愿，出而不出，不出而出。每见不善学者落于执着一偏，转失之矣。可胜惋惜！（往者梁任公先生推崇佛法，恒偏于救世之一面，忽于其出世间义。）
古人云“道不用修，但莫染污”。（“道不用修”是禅宗马祖的话。）习俗“修道”之云，含有很大错误。所以发生修的问题者，只为落在习染中，隔离了道。但习染是虚幻不实的，你当下能空得了它；就空了它。当下若未能空，那么，它虽虚幻而你此时却未免坐实了；只有慢慢地从自己习染的虚幻圈套里脱出来才行。此即修道之说的由来。
儒佛的分别：前者只破“分别我执”，后者兼破“俱生我执”。因此儒家的圣贤仍然只是个“人”，而成佛却超出“人”的范畴了。儒家因不破“俱生我执”所以未曾离开生物的个体生命立场；而以其没有“分别我执”，所以能与其他人或物在情感上相联通。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以至仁民爱物即由此而来。反之，在佛家则超离个体生命，直通于一切众生，所以开口众生闭口众生，而不谈伦理了。儒佛两家虽然相通，但分别是主要的。
对自己应当责志，看人则应客观些。即是从“身”来把握“人”。人处身在社会中，各有其一定的立场不同。如所谓阶级立场者是。——个别的人或须活看，一般人，多数人必如此，几乎是“身”决定了“心”的。但主观能动性或曰自觉能动性者，是人类的特征，人要自己争取主动则必自身从属于心始，毋使心有所蔽。一切之蔽皆由身来。儒佛皆在去蔽，无他玄妙新奇也。（心身关系当看我《人心与人生》一书。）
关于道家
既不要心受困于身——心为形役；亦不要心脱离乎身，自私而用智。应该是：心不越乎身，即身即心，心身抱一。理智融合于本能，任天而动。道家旨趣似如此。
道家以自然为宗，其自然即指生命之自然，而所云生命又涵括宇宙万有为一大生命也。唯其任天而动，肯定生命，便与佛家指出生命是在迷妄中者大异其趣。——以生物总离不开我法二执能所二取故。
儒家似与任天而动者稍异。任天之天是一种升华了的本能（融合了理智），仍然靠近于身体。儒家则要从乎心，或身涵于心中。从心之心则是本体昭朗应物之用也。（儒家富于主动意味，道家反之。）
关于东方学术
东方之学不是求客观规律之学，而是主观方面向内自求了解之学，不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是改造自己生命的学问。——这里世界既指外在的大自然界，亦复指社会人事。这里所云改造自己生命大抵在提高主观能动性，从被动中超脱出来。因此不能以研究客观现象的态度来研究东方古人之学。这有如不能站在远处坐在屋内从书本上研究游泳一样。要学游泳只有跳下水里试着去活动一番。儒家之学必首（在）立志，佛家之学必先发心者以此。
古印度人的否定人生，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上不免起着阻滞作用。我一向持世界文化三大系之说，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古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在复兴中国文化之后将是古印度文化之复兴。人类文化的推进恒从量变而质变（即量变之后继以突变），其核心关键则在人生态度之转变。其转变之大，几为人情所不料，而实又极其自然。儒家代表中国古文化，而代表古印度文化者则佛家是也。西洋和中国皆为世间法，印度反之，自古便是出世间成风。人类文明和文化之前进，恒有赖于革命，即旧物的否定。否定之最大者，莫如否定人生，亦即出世间。世间者，生灭也；出世间者，不生不灭也。佛家六波罗密中有忍辱波罗密，又有冤亲平等之说教，其阻碍革命亦即阻碍社会前进昭昭然。人类不达到末后阶段所不应有，而达于末后又不能不有者，非此义乎！